论新的社会阶层形成和发展的深层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阶层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的社会阶层形成和不断成熟，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必然产物，是当代中国社会发 展的显著标识，是当代中国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是当代中国社会走向世界的重要动力 ，是当代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是当代中国社会走向未来的重要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当代中国新的社会阶层认定、估量和探讨中，现在依然存在很多 不同的看法，这些分歧在学术领域具有重要价值。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从江泽民2001 年的“七一”讲话到200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对于新的社会阶层界定已经有了 相当成熟的判断。无疑，这种判断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被赋予新的内涵，但是这种判 断在目前以至今后的一个时期里都具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因此，我们的研究可以在这 个判断的基础上去做进一步探讨。依据上述历史性文献所作的判断，当代中国新的社会 阶层主要是指：“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 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 六个群体。这些群体同其他五个原已存在的基本社会阶层即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 部和军人一同构成了中国社会阶层的整体框架。
新的社会阶层形成已经是当代中国社会中的一个事实。在对这个事实的评价上有分歧 ，甚至还会有较长时间的分歧。但是，在对这个事实的认定上，则无根本性的歧义，尚 没有哪一个人或哪一种学派说当代中国社会没有产生新的社会阶层。问题在于，新的社 会阶层是如何产生、如何界定、如何分类、以及如何估量其价值和影响及未来的趋势和 走向，则会有很多不同看法。但是，有一点应有共识，即新的社会阶层的发生有复杂的 、深刻的、多样的社会原因，其中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时代的或历史的原因等。下 面，我们着重从社会的角度(当然包括社会经济、社会政治、社会文化等)去讨论新的社 会阶层产生的一些重要原因。
一、新的社会阶层是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变革中出现的
任何一种新的社会阶层出现往往同社会变革有直接或间接关系。这种社会变革不一定 是爆发式的、不一定是对抗性的，有的时候在缓和的、协调的氛围中也可以发生深刻的 社会变革。当代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就是这样一种意义上的社会变革，它没有带来剧烈 的社会动荡，没有导致灾难性的社会后果，它基本是在一种可以维护的稳定状态下有序 发展的，但它的意义极其深刻和深远。因此，在当代中国近一二十年的时间里，在令人 有点目不暇接的场景中涌现了一批新的社会阶层(我们现在界定出六种)，其形成的深层 原因必须到改革开放的社会变革中去寻找。初步看，这种深层原因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第一，改革开放为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提供了一种必然性的理由。在改革开放的新时 期里，不仅需要有新的社会阶层，而且也促使新的社会阶层必然产生了。就是说，不但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不可避免地发生的，而且在改革开放中产生新的社会阶层也是不可避 免地发生的。这里提出了两种必然性，即改革开放的必然性和新的社会阶层产生的必然 性。显然，两种必然性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对于前一种必然性，已有很多论著作 了阐述。对于后一种必然性，它的意义在于：改革开放中发生的新的社会运动需要有新 的力量；发生的新的社会分工需要有新的载体；发生的新的社会整合需要有新的媒介。 新的社会阶层就是这样一种力量，它在社会转型中形成了改革开放所必需的力量；在社 会转轨中形成了改革开放所必需的载体；在社会转变中形成了改革开放所必需的媒介。 因此，新的社会阶层既是应运而生，又是大势所趋，也是顺理成章的结果，有其深刻的 理由。
第二，改革开放为新的社会阶层出现提供了一种可靠性的条件。从民营科技企业的创 业人员和技术人员看，他们作为一个特定群体出现于社会生活中必须具备特定的条件。 这种条件包括民营科技企业产生的条件、创业人员产生的条件和技术人员产生的条件， 以及三者结合形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的条件。显然，这个条件在改革开放前是不可能有 的，因为那时民营科技企业没有生存的理由，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也迈不进民营的大门 。是改革开放的大潮推动了民营科技企业的产生，推动了一批人去创办民营科技企业和 发展民营科技技术，因此才逐步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而且，在不同的地区由于客 观条件的差异，民营科技企业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群体形成的状况也有明显差异，这种 差异更表明条件的重要性。
第三，改革开放为新的社会阶层出现提供了可行性的机制。从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 技术人员看，这个群体形成需要有两种机制：一种是外资企业创办和运营的机制，一种 是外资企业与管理技术人员双向选择的机制。这两种机制在改革开放以前是一片“空白 ”，改革开放不仅填补了这块空白，而且使两种机制不断完善和成熟。一方面，我国为 外资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一系列优惠条件，促使大批外资进入我国，并在“入世”以后进 一步享受国民待遇；另一方面，我国也为人才流动和人力资源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充分 的空间，从而促使很多人进入外资企业从事管理技术工作，并为发展这种属于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系内的企业作出重要贡献。现在，两种机制越来越进入稳定的运作状态。
第四，改革开放为新的社会阶层出现提供了合法性的支持。从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这 两个新的社会阶层看，他们是在改革开放中问世的，他们的问世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改革 开放方针政策的支持，尽管其中不乏曲折和艰难，但是支持的大势没有逆转过。尽管在 不同的地区，在支持的力度和效果上有明显区别，但是支持的主流没有动摇过。而且， 从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看，这种支持的突出特征表现为合法性越来越充分。特别是通过 改革开放期间已经完成的三次修宪，为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根本的 理由和根本的支持。现在，任何对这两个新的社会阶层合法权益的侵害都是违法的，如 果违法活动是立法、执法或司法行为，那么就将是违宪的行为。所以，新的社会阶层已 经从根本意义上获得了充分的合法性支持。
第五，改革开放为新的社会阶层出现提供了持续性的保障。这里面对的是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为，改革开放的大业对于新的社会阶层而言是一种保障，这一点人们的体会和 理解是越来越明确和坚定了；另一个问题为，改革开放对于新的社会阶层所提供的保障 是不是持续的。这里从根本上涉及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持续性问题，实质是改革开放的进 程会不会中断或逆转的问题。我们在近几年进行的社会舆情问卷调查中发现，城乡居民 中对改革开放的信心是很大的。这种信心源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根本上难以逆转这样一 种客观性，这种客观性越来越深刻和稳定地体现出来了。所以，新的社会阶层在改革开 放中所得到的保障具有持续性应是没有疑义的。
二、新的社会阶层是我国社会阶层的结构发生新变化的体现
新的社会阶层不是个别地、孤立地产生的，而是作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整体结构发 生变化的一个重要体现和结果而出现的。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整体变化突出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原有的基本社会 阶层发生重大变化和分化。例如，工人群体不再局限于公有制企业中，不再局限于第二 产业中，也不再局限于“城市”中；农民群体在既离乡又离土的大潮中发生重大分化， 特别是农村工业化和人口城市化的大潮使农民群体的结构发生重大调整；知识分子和干 部群体的分化也很大，他们有的完全脱离了原来的群体，有的则在单位、岗位方面发生 重大跳动。二是各个社会阶层的联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和调整，这种变化源自从计划经 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源自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与此相关的行政体制改革和干 部人事制度改革。在这些改革中，出现了很多新的社会联系渠道、桥梁和媒介，特别是 社会中介组织的产生更为拓展社会联系提供了新的机制和途径，同时也直接导致了新的 社会阶层出现，即社会中介组织从业人员群体的出现。三是社会阶层结构的整体功能也 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功能的变化突出表现为人们的权力、义务和维护权益的行为方式都 有了新的表现和新的效应，从而使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与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整体变化直接有关。具体看有以下几种 突出的情形：一是直接分化的结果。如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大都是从原来的几种基本的 社会阶层中分化出来的，其中有的原来曾是工人，有的原来曾是农民，有的原来曾是知 识分子或干部。二是直接转型的结果。如民营科技企业中的技术人员和受聘于外资企业 的技术人员，他们原来就是技术人员，现在也是技术人员，但是同为技术人员，身处的 社会阶层却发生了转变，从一个阶层转到了另一个阶层，转变后“技术人员”的特征没 变，但阶层属性却变了。三是直接再生的结果。如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 原来社会上基本没有这种职业，也构不成为一个群体，但是社会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 文化体制的深入改革，直接造就了一种新的职业，进而造成了一种新的群体，接着造成 了一种新的组织，使他们构成了两种新的社会阶层。
总之，新的社会阶层是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体现，同时新的社会阶层产 生又使我国社会阶层形成了新的整体结构，而且前后两种整体结构在运作规律和运行机 制上都大不相同了。
三、新的社会阶层是我国社会流动频率程度加大的反映
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中国的社会阶层在整体结构上经历了几次大的波动。每一次波动 都有特定的历史原因，但是在前几十年里，由于户籍制、单位制和身份制(如工人、农 民等职业使绝大多数人的身份固定化了)的实行，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和阻碍了中国社 会阶层的正常分化和整合的发生。虽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做法曾使中国社 会阶层发生较大动荡和混乱，但是并没有导致比较成熟的新的社会阶层产生。例如，不 能说有一个“造反派”阶层或“走资派”阶层。所以，新的社会阶层正式面世还是改革 开放以来的事，直接的动因之一就是社会流动频率程度的加大。
社会流动有两种取向，即横向流动和纵向流动。所谓横向流动，是指在社会发展的同 一水平内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上下流动，如在社会的同一发展水平内从农民阶层向工人 阶层的流动，从工人阶层向干部阶层的流动，以及“动乱”年代是在知识分子阶层和工 人、农民阶层之间的异常流动等。所谓纵向流动，是指处于某一社会发展水平内的社会 阶层向另一发展水平内的社会阶层流动，如从一贫困地区农民阶层向另一发达地区农民 阶层的流动，显然仍处于同一阶层，但发展水平已有显著变化甚至飞跃；或从低水平内 一种阶层流向高水平内另一种阶层等，都是属于纵向流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流动的显著特征是流动频率大大加快了。所谓流动频率是指 单位时间内的流动人次。当然，改革开放以前也有过较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如“三线建 设”或“油田开发”都使较多的人口进入社会流动过程。但是总的看，那时的社会流动 频率是不多的。改革开放后，种种束缚社会流动的清规戒律逐渐被打破了，大量的人口 从农村流向城市，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从北部流向南部，从西部流向东部，后来 又随着“西部大开发”而从东部流向西部，甚至从国内流向海外。其人数和规模都是历 史上所不曾有的。在一个可以预期的将来，中国社会流动的频率仍有加快发展的迹象和 趋势，因为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全球化的潮流，以及某些行业的产业化趋势，将 会进一步推动社会流动加快发展。
社会流动频率加快的直接结果(或后果)之一就是造就了一批新的社会阶层。例如，民 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不仅是社会人口横向流动的结果，同时也是纵向流 动的结果。其中，由于横向流动，使一批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干部相继成长为企业 家；同时由于纵向流动，使一批北方人或南方人到南方或北方进行投资建厂，从而迅速 成为新的企业家。其他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人也都有类似的经历，或横向、或纵向参与了 社会流动，或同时参与纵横交错的社会流动，从而为新的社会阶层走向成熟发挥了重要 作用。
当然，社会流动频率程度加快有深刻的复杂的原因。其中，有深刻的经济原因，因为 市场经济要求人们自由流动或“自由人”的流动，在某种意义上没有人口的“自由”流 动就没有市场经济。同时，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因素也起了重要作用，其中包括政策调 整和观念更新等，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流动频率程度的明显加大。
四、新的社会阶层是我国社会成员职业经常变化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前，人们的职业也有变化，但变化的太慢了，变化的范围和规模太小了， 变化也太难了。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职业有了大的变化，而且变化的太快了，变化的范围和规模太 大了，变化的也比较容易了。
职业变化有两种不同的情形：一种是有职业与无职业之间的变化，一种是有职业与有 职业之间的变化。前一种变化的结果称为就业或失业，后一种变化的结果称为重新择业 。需要指出的是，近一二十年里，上述两种变化都大量出现，甚至交叉出现了。
一般而言，职业变化多了是一种好事，它反映了社会的活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 一个缺乏职业变化的社会很可能是一个经济体制僵化的社会。当然，职业变化过大也有 潜在的危险，如失业就有一个警戒线，超过这条线可能导致社会的不稳定或经济发展的 不稳定。但是，在能够有效预警的情况下，还是应充分看待职业变化的积极效应。
职业变化的积极效应之一是有利于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阶层结构的调整。由于“人往 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观念的影响，正常情况下，人们总要选择更好的职业。更好的职 业不仅有利于人们收入的增加，而且对提高人们的素质也提出更多的要求，从而有利于 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职业变化的主流和大趋势还会把更多的人推向“ 中间阶层”，即处于富裕和贫困之间的阶层。这个阶层类似于国外的中产阶级，但中国 的中间阶层又不等于国外的中产阶级。这个阶层的扩大不仅有利于整个经济发展水平的 提高，也有利于整个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因此，职业变化在主流和本质的意义上是一 件好事。
事实上，新的社会阶层出现大都处于社会“中间阶层”的范围内，他们的出现为社会 “中间阶层”的壮大增添了很多力量，也为“中间阶层”的成熟提供了有利的基础。所 以，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不仅是社会职业经常变化的结果，而且也是社会职业正常变化和 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例如，社会中介组织从业人员的产生不仅是职业变化的 结果之一，而且又为职业正常变化提供了新的机制和手段。可见，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以 及由此导致社会“中间阶层”的扩大，既是改革开放的积极成果，又反过来为改革开放 的顺利推进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总之，我们要全面评估职业经常变化的积极效应与新的社会阶层出现的积极效应。现 在可以越来越清晰地看出，两种积极效应之间有内在的联系，这种内在联系既是因果关 系，又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我们要从积极的角度揭示两种效应之间的关系，既看到职业 经常变化促进了新的社会阶层的产生，又要看到新的社会阶层产生反作用于职业的正常 变化，从而使整个社会处于充满活力的状态之中。当然，积极效应与消极效应是相辅相 成的，在肯定积极效应时，不能忽略消极效应滋生的可能性和危险性。但是，只要有正 确和恰当的预警意识和举措，就可以化消极效应为积极效应。
五、新的社会阶层是我国社会成员身份连续变化的标识
我国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发展处于新旧不同的两个历史时期，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重 要区别表现为社会成员身份的僵化与变化上。
在改革前的历史时期，人们的身份也有一些重要变化，特别是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导 致不少人(及其家属、甚至亲朋好友)的身份发生天地悬殊般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不 正常的、不合理的、甚至是不合法的。而对于广大工人、农民而言，社会主体成员的身 份基本上没有变化，甚至难以发生变化，从而使社会成员身份基本处于僵化状态。
在改革后的历史时期，人们身份的僵化状态被打破了，对于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而言 ，身份都可能发生变化，甚至可能发生连续变化。例如，对于越来越多的农民而言，他 们将有更多的人进入其他社会阶层；对于很多工人而言，也将有不少人进入其他新的社 会阶层。那种身份一经注定就跟随一生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那种个人身份将随着个人自 身价值的实现程度而接连变化的生活开始了。这是一种正常的变化、合理的变化、而且 是合法的变化。虽然在总的变化过程中也有不公正的现象发生，但是公正已成为变化的 基本规则，因为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的不断实现，将使公正成为社会成员身份连续 变化的基本规则。
社会成员身份的变化与新的社会阶层产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身份的连续 变化过程就是新的社会阶层产生的过程。身份的变化中使不少人进入工人行列，尽管很 多人不是进入国企工人行列，而是进入混合经济、股份经济、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的企 业工人行列。但是，同时又有大批的人进入另外的行列，特别是属于新的社会阶层各种 职业行列，从而使大批人员的身份同新的社会阶层直接连结起来。另一方面，新的社会 阶层产生又推动了社会成员身份的连续变化。须知，新的社会阶层成员的身份也是一种 示范，它表示了这种身份在经济繁荣、社会进步中的价值和地位，从而吸引了更多的人 调整和改变自己的身份。社会管理体制的变革，也为人们身份的变化提供了合法性支持 ，使身份的变化不再是高不可攀或高不可越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新的社会阶层产生与 社会成员身份的变化就是一种相互促进的事了。
当然，社会成员身份的连续变化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使新的社会阶层不断扩充和 趋向成熟；另一方面，它又使新的社会阶层处于不稳定之中，有的社会阶层由于社会成 员身份的变化而导致社会影响和社会地位的波动。例如，当有更多的人选择了社会中介 组织从业人员的身份之后，这个阶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会骤然提升。但是，当社 会中介的从业人员由于诸种原因而发生信誉危机，并导致这种人员身份的社会价值滑坡 时，同样也会给这种新的社会阶层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所以，我们必须全面估量新的社会阶层与社会成员身份连续变化的相互关系，要注意 防止身份变化的负面效应影响新的社会阶层的成熟，也要防止新的社会阶层由于信誉危 机而导致社会成员身份变化的混乱，这样才能使新的社会阶层走上有序的发展道路。
六、新的社会阶层主要是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而形成的
新的社会阶层形成不仅同“劳动与工作”的争议联系在一起，而且同是否“诚实守信 ”的争议联系在一起。前一种争议涉及新的社会阶层形成的属性和本质，后一种争议涉 及新的社会阶层形成的机制和规范。
对于前一种争议而言，如果说在一段时间里还有人怀疑新的社会阶层是否在“劳动与 工作”中形成的话，那么现在持这种怀疑态度的人已经不多了，因为每一种新的社会阶 层形成都同“劳动与工作”联系在一起，这是他们生长的历史必由之路，即使是私营企 业主也不例外。
对于后一种争议而言，如果说在很多时间里就有关于新的社会阶层中有不少人靠假冒 伪劣发家的说法，那么近一时期社会信用危机的加剧更使人对新的社会阶层在“诚实守 信”问题上的定位有相当大的保留。应该说，上述现象的存在，同新的社会阶层自身的 问题不无关系。但是，把不诚实守信的帽子戴到整个新的社会阶层头上，确实有失公允 。因为，新的社会阶层生长的主流是遵守了诚实守信规则的。
诚实守信，不仅是一种社会道德准则，也是一种经济规则，或经济伦理规则。如果说 在社会生活中“诚则灵”的鼓噪是一种宣扬迷信的手段，那么在社会经济活动领域，“ 诚实守信则灵”则是一种有效的规则。那些靠假冒伪劣起家的人只能得逞于一时，那些 靠诚实守信起家的人才能坚持久远。在经商问题上，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从这个意义上 说，新的社会阶层历经一二十年改革开放的洗礼，最后成为社会阶层整体结构的重要组 成部分，从根本上离开诚实守信是做不到的。
问题不在于新的社会阶层是否做到了诚实守信，而更在于他们是怎样做到诚实守信的 。全面地看，这不是一个自发实现的过程，甚至也不是能够自发实现的，实现这个目标 需要两种机制的协同作用，一种是自律的机制，一种是他律的机制。所谓自律的机制， 是在行业内部的自省机制，通过对于公共道德和职业道德的学习实践，逐步形成一种新 的行业风气，一种具有较高道德水准的风气。所谓他律的机制，是在行业外部的强制机 制，通过对于市场准入和市场经营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使任何一种行业行为都 受到有序的制约，任何一种违规行为都要受到相应的处罚，甚至被取消经营资格。显然 ，只有把两种机制结合起来，才能实现诚实守信的目标。
新的社会阶层就是在自律与他律的相互制约中发展起来的。这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 ，也是一个艰难进步的过程，其中饱含了大量的教训。尽管某一虚假失信行为的后果曾 给整个社会造成恶劣影响，但虚假失信的后果最终仍要由相应的群体来承受。因为虚假 失信的直接后果就是失去市场，失去市场的苦果必然要由有关群体去吞咽。总之，正反 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教育了人们，并最终使人们觉醒和成熟起来。这个历经多方觉醒 而最终走向成熟的过程，就是新的社会阶层选择诚实劳动和工作道路的根本标识。
七、新的社会阶层主要是通过合法经营而形成的
新的社会阶层都同经营有密切关系，有的是直接从事经营活动，有的是间接从事经营 活动。因此，社会上难免就要出现他们的经营是否合法的议论，这是一种正常的议论， 也是一种值得重视的议论。
经营，是新的社会阶层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一种普遍行为。对于有些新的社会阶层而言 ，他们主要就是从事经营性活动，例如，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以及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 等阶层。当然，在主要从事经营的阶层成员中，具体的经营方式又有明显区别，如个体 户的经营方式中就不同于私营企业主的经营方式，而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在经营上又以 从事中介活动为主。对于另一些新的社会阶层而言，他们同经营的关系则有不同情形， 如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有的担任经理(主要指从事管理的人员)工作，有的担任营 销(营销人员也习惯称为经理)工作，不论是经理还是营销，都同经营有直接关系。但民 营科技企业的技术人员和受聘于外资企业的技术人员，往往不直接从事经营，但他们从 事的技术工作必须是有市场效益的技术，因而也同经营有密切关系。
经营是否合法，始终是新的社会阶层生长过程中需要重视的一个问题。其原因在于， 在新的社会阶层中一些人确有违法经营的行为发生，并且这种违法经营的行为还不限于 一时一地，而是在新的社会阶层生长的各个阶段都曾发生的问题，有时规模和影响还比 较大。其原因还在于，违法经营的行为对整个社会和对新的社会阶层都带来严重的危害 。对于社会而言，违法经营是一颗毒瘤，它对社会群体的侵害是极其严重的，人们的反 感和反对也是很强烈的。对于新的社会阶层而言，违法经营是一颗苦果，它不仅败坏了 新的社会阶层中一些群体的声誉和形象，而且最终还要自己吞下这颗苦果，从而有害于 自己的身心健康。
合法经营，是新的社会阶层生长过程的主流。尽管存在如上述所讲的那种不良倾向， 但是从整体和长过程而言，新的社会阶层主要是在合法经营中生长起来的。这种结论的 依据，首先是由新的社会阶层经营实践来验证的。应该看到，随着经营群体的素质不断 提高，随着行业自律规范不断健全，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法规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经 营者逐步走上合法经营的轨道。尽管非法经营的现象还随时都有发生，但是违法经营的 意识和行为已不占主导地位了。否则的话，新的社会阶层就不会走向成熟，市场经济秩 序也不会得到维护和健康发展。
新的社会阶层形成机制与合法经营机制有区别又有联系。有区别表明合法经营只是新 的社会阶层形成机制之一，并不是新的社会阶层形成的全部机制；有联系意味着合法经 营是新的社会阶层形成的必要机制之一，离开了这个机制就要阻碍和危及新的社会阶层 的形成。所以，一定要紧紧把握住合法经营的环节，从而促进新的社会阶层走向健康发 展之路。
总之，在估量新的社会阶层与合法经营的关系时，一定要把握本质和主流。所谓本质 ，是指他们的经营在基本属性上是合法的，他们的行为在主体意义是正当的。
八、新的社会阶层是在为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贡献的过程中形成的
这里要回答的根本问题是：新的社会阶层究竟走的什么道路?这个问题的答案关系到新 的社会阶层是社会主义成员，还是非社会主义成员?由于新的社会阶层形成已是既定事 实，那么就要回答其行为和效果的根本属性问题。
为了判断新的社会阶层根本属性，需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新的社会阶层是不是在为 社会主义做贡献；二是新的社会阶层是不是为社会主义做出了贡献。如果新的社会阶层 在主流的、本质的意义上要为社会主义做贡献，并且确实做出了贡献，那么就有理由断 定他们的社会主义属性了。
对于新的社会阶层是不是在为社会主义做贡献，在某种意义上不是一个“原则”问题 ，而是一个事实问题。从事实上看，每一种新的社会阶层都是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 。具体看，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他们所创办和致力的民营科技企业， 不是隶属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企业，而是隶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企业。 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他们所供职的企业，尽管来自于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 ，但是一旦扎根于中国，就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联系起来了，从而成为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其他诸如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们 所隶属的经营单位或企业，在本质属性也都是这种情况。所以，整个新的社会阶层成员 的行为在本质上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行为。
对于新的社会阶层是不是为社会主义做出了贡献，也是一个需要由事实来回答的问题 。现在看，不仅是做出了贡献，而且贡献很大。第一，他们是突出的纳税人，为国家税 收的重大增长做出了显著贡献；第二，他们是重要的就业促进人，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 就业岗位，从而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第三，他们是观念转变的重要带头人，在 他们的头脑中，更多地具有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新观念和适应时代发展新需 要的新观念；第四，他们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促进人，这种促进不仅体现在越来越热 心的政治参与中，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他们所争取和维护的社会公正原则；第五，他们是 先进文化的重要支持者，特别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新道德规范，既是他们生长的导向， 又是他们发展的动因。可见，他们追求和力行的东西，在主流意义上都对社会发展起了 重要促进作用，因而贡献是无疑义的，这种贡献突出地表现为对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和 其他事业所做出的贡献。
进一步看，新的社会阶层形成与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新 的社会阶层产生需要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又 推动了新的社会阶层形成。特别是“贡献”推进“形成”的问题，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进 步机制。这种机制不仅表现为“贡献”行为向新的社会阶层形成提供了有力的理由与合 法性，而且表现为“贡献”行为对新的社会阶层形成提供重要途径和手段。所以，在为 社会主义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过程中，也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即同属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新的社会阶层。
九、新的社会阶层是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形成的
新的社会阶层与原来的基本社会阶层有本质上的一致性，也有一些显著差别，其中重 要的特征在于，新的社会阶层从根本上看是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形成的，是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受益者，特别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方针政策的受益者。
全面地看，新的社会阶层不仅仅是党的某一种方针政策的受益者，而是党在新的历史 时期里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直接受益者，是党的整个方针政策 体系的受益者。所以，在估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于新的社会阶层形成的指引作用 时，一定要有一个全面的估量。但是，在党的整个路线、方针、政策中，有的方针政策 对于新的社会阶层形成作用又更突出一些。例如，改革开放的方针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系的战略决策，对于新的社会阶层形成具有更大的作用。同时，还有一种方针政 策的作用不能低估，这就是党在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对新的社会阶层形成 也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党关于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中的知识分子政策，直接引导和促进一系列新的社会阶层 形成。一方面，这种政策对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广大知识分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坚定的保障，同时在使知识分子群体作为 基本社会阶层得以继续发展的过程中，也推动不少人分流到一些新的社会阶层中去，成 为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成为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成为一 批具有“儒商”特征的私营企业主，也成为不少有作为的中介组织从业人员和有优势的 自由职业者。当然，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的基本社会阶层不仅发生“分流”，也得到 大量充实，因为同时有很多的人从其他社会阶层进入这个基本社会阶层，使这个阶层的 素质和功能得以显著提高。
党关于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中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也直接引导和促进了一系列新的 社会阶层形成。一方面，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这两个新的社会阶层形成直接受益于党的 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正是这一政策为这两个新的社会阶层提供了形成和发展的支持和保 障；另一方面，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也直接促进了其他新的社会阶层形成，其中，不 仅促进了民营和外资领域中新的社会阶层顺利生长，而且也促进了中介组织和自由职业 领域里新的社会阶层顺利生长。所以，新的社会阶层的整个成员，都是党的统一战线政 策的直接受益者，不仅仅受益于非公有制经济政策，也受益于其他统一战线政策。
进一步看，党关于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政策对于新的社会阶层形成的影响，突出地表 现在以下几种途径上：一是为新的社会阶层健康成长和规范发展提供了正确导向和支持 。新的社会阶层生长道路是一条健康道路，否则的话就不会有新的社会阶层顺利成长。 这里，恰恰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为这条道路指明方向时起了突出作用。二是为新的社 会阶层中代表人士的健康成长提供了正确导向和支持。由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主要是做 代表人士工作的，因此这种方针政策对新的社会阶层的作用，也突出地体现在对代表人 士的支持和扶持上，进而通过代表性人物而促进整个新的社会阶层生长。三是为全社会 公正评价新的社会阶层提供了一种正确导向和尺度。由于新的社会阶层生长过程中各种 原因造成社会评价的多样性，其中的消极评价和负面评价不利于新的社会阶层生长。党 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为正确引导和恰当把握这种评价，从而造成有利于新的社会阶层生 长的有利环境和平台，实实在在地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总之，新的社会阶层 是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显著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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