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方言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云南论文,方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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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云南方言形成于何时
云南自古是西南土著各族生息繁衍的地方，汉族人民来自内地。所以，要研究云南方言的历史必须同云南汉族移民的历史紧密联系起来。
据历史文献记载，最先进入云南的内地人民是战国末期庄
及其所带领的队伍。他们在滇池地区建立了“滇”国。但是“变服，从其俗”（《史记·西南夷列传》），与土著部落相融合了。
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为开发西南边疆， “以兵临滇”，并在“滇”国管辖的地方设置了益州郡，从此内地的汉族人民，主要是戊边军人和屯田农民，陆续进入云南。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又在滇西地区设置了永昌郡，汉族移民进一步深入到滇西。
两汉以后，历代有内地汉族移民进入云南，然而，元代以前的汉族移民也都象战国时期的楚人那样，“变服，从其俗”，先后与土著各族相融合了。云南地方史专家方国瑜先生对云南汉族移民的历史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说：
“在元之前，汉族人口迁徙至云南者，历代有之。惟数量比原住各族人户只是少数，汉族移民与原住各族人民错杂而居，共同劳动生产，久之汉人融合于各族；虽汉人之生产技术、生活方式以及文化广泛传播于各族社会，然无长期保持汉族特征之人们共同体。”（注：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97年10月第一版， 下册第1132页。）
汉语是汉族的重要特征之一，汉族移民与土著各族相融合，汉语就在云南逐渐失去了口头交际的作用。在历史文献中可以偶而看到一点有关夷汉语言互相影响的记载，如晋人常璩说：
“夷中有桀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论议好譬喻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注：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
移民中的学者在言谈中尚且“半引夷经”，那么一般的汉族移民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又据《通典》记载，滇西洱海地区的汉族移民，“自云其先本汉人。有城郭村邑，弓矢矛铤，言语虽稍恶舛，大略与中夏同；有文字，颇解阴阳历数，而以十二月为岁首。”（注：《通典》卷一八七。）
这些汉族人后代显然已经与土著相融合了，他们所说的话：“虽稍恶舛，大略与中夏同”，可见汉族移民的语言由于受土著语言的影响已经发生了变化。
同样，土著语言也受汉语的影响。唐人樊绰说：
“言语音，白蛮最正，蒙舍蛮次之，诸部落不如也。”（注：樊绰：《云南志》。）
白蛮、蒙舍蛮都是洱海地区的土著部落，唐人说白蛮音最正，那就是说白蛮的语言与汉语最为接近。
虽然口头形式的汉语逐渐丧失了交际作用，但是，汉字和书面汉语仍在云南有相当大的影响，例如流传至今的南诏德化碑、大小爨碑等都是用地道的书面汉语写成的。有的民族还以汉字为基础创制过文字，如业已失传的白文。土著各族十分重视汉文化，如南诏时期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派遣大批贵族子弟到成都等地学习儒学，大理段氏在与内地通商时也十分注意采购汉文书籍，由此可见一斑。
元代以前的情况如此，元代以后又如何？
元代进入云南的移民既有蒙古人、色目人等，也有汉人。他们直到明初都还能保持各自的族属。省城昆明及其它地方办学都到“荆、益、关、陕”等地去聘请教师，学校就成了传播汉语的场所。但是总的来说，元代进入云南的汉人还不太多。明代大批汉族移民迁入云南，掀起了规模空前的移民高潮，于是汉族人口剧增，并逐渐上升至首位，汉语通行的范围就越来越广了。
在明初的汉族移民中，军人及其家属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按明代兵制，军事上实行“卫所制”，卫所制既是军事机构，也是屯田组织。军人戍边要带家属，甚至其后代也要隶军籍。因此，军人及其家属就构成了一只庞大的移民大军。他们主要分布在卫所周围。汉族移民把内地的生产技术带进云南，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于是卫所驻地逐渐发展成以汉族居民为主的城镇，这些城镇既是政治、军事的中心，也是经济、文化的中心。城镇的兴起与发展对汉语的传播以及云南方言的形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官话在云南各地传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变化，这可以从明代中叶本悟改编的《韵略易通》中得到证明。据见远刻本《韵略易通》前言的记载，该书问世于“万历丙戊岁次”，即公元1586年，正值明代中叶。原著《韵略易通》是由兰茂编辑而成的，据钱曾述古堂书目记载，该书问世于“正统壬戊九月”，即公元1442年。那时大批汉族移民才迁入云南不久。兰茂编撰韵书是为了帮助读者正音，该书所反映的语音系统与元代《中原音韵》的语音系统基本一致。可见兰茂的原著的语言基础是明代的官话。但是，本悟改编本所反映的语音系统却与原著有所不同，如声母上精（z）、见（g）两组在细音字中相混，也就是颚化为舌面前音jqx，韵母上鼻尾韵系统简化，首先是－m尾韵消失，－m、－n、－ng三套鼻尾韵合并成两套，其次，－n尾韵和－ng尾韵也开始相混， 如en／eng，in／ing普遍相混，an／ang也在一部分地方相混等等。 （注：本文用汉语拼音字母注音。）总之，本悟改编本反映的语音系统同明初的官话音系相比有明显的差别，但是同现在的云南方言音系相比却基本一致。这说明，明代中叶在云南各地传播的官话音系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为云南方言音系。语音是方言的表现形式，云南方言音系的形成也就是云南方言形成的标志。因此可以认为，今天的云南方言大约是明代中叶开始形成的。
不过，各地的发展情况并不平衡。明初，明王朝只在腹地建卫，一般是府、卫并设。有的府虽不设卫，但仍开军屯，如广西府，（今师宗县、弥勒县一带）、澄江府等。然而边境地区就不同，那里仍归土司管辖，因而不设府卫改设宣卫使司、宣抚司、御夷州等。边境地区的开化府（今文山一带）、普洱府都是清初才建立起来，那里本来“俱系夷户”，汉人极少，设府之后，才有大批汉人迁入。因而边境地区云南方言的形成就要迟一些。不仅如此，就是腹地内也有一部分地方直到明末还只有土著户，没有编丁的汉民户，因而把这些地方称为“土方”、夷方”。（注：《天启滇志·赋役志》之《民役》。）有的地方，明初虽有汉人，但是后来为土著所融合，如丽江，徐霞客明末游丽江时在日记中写道：
“其他土人皆为磨些（今纳西族），国初汉人之戍此者，今皆从其俗矣，盖国初亦为军民府，而今不复知有军也。”（注：朱惠荣：《徐霞客游记校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一版下册第938页。）
显然，这些地方形成的云南方言也要迟一些。
二、云南方言是在什么基础上形成起来的
明初进入云南的汉族移民来自南北各地。首先，留驻的军人就来自南北。《明太祖实录》载：
“上渝傅友德等，以云南既平，留江西、浙江、湖广（今湖北、湖南）、河南四都司兵守之，控制要害。”（注：《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三，洪武十五年三月丁丑。）
后来为征讨滇西土著“麓川军”，又不断调四川、湖北、湖南、陕西、山西、河南等地的军队进云南从征或戍守。
除了军人及其家属以外，还有大批民屯和商屯移民，其中有不少人来自南方，据文献记载：
英（沐英）还镇（公元1398年），携江南（江苏和安徽一部分）、江西人民二百五十余万入滇，给予籽种、资金，区别地亩，分布于临安、曲靖、武定、大理、姚安、鹤庆、永昌、腾冲各郡县。”（注：《滇粹》，云南世守黔宁王沐英传后嗣略。据文献记载，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云南省的人口也才一百五十万左右。因此说明初二百多万江南、江西移民迁入，可能有所夸大，不过大批移民来自南方，则是事实。）
移民来自南北各地，他们的方言自然会在云南各地产生一定的影响。不过，明初的政治中心在南京，不久后又迁都北京，因此官话作为共同语言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在云南，官话也广泛通行。省城昆明及其周围地区自不必说，就是离省城较远的地方，也是如此，如清道光《普洱府志》说：
“平川居者多嶍峨（今峨山）、石屏、江楚籍贯，男女皆官语。”（注：《道光普洱府志》，卷九。）
普洱府设置于清初，新平、峨山、石屏等地都靠近普洱，清代从那里迁入普洱府的男女移民都说“官语”，可见早在明代，官话就已在新平、峨山、石屏等地广泛通行了。
由于官话在云南各地广泛通行，它自然就成了移民们互相进行交际的共同语。
但是说官话的移民也来自西北、北方、长江中下游等不同地区，这些官话在云南的影响不尽相同，这在本悟的改编本《韵略易通》中就有所反映。本悟所指出的语音变化，有些反映了各地官话的共同性，如精、见两组声母在细音字中颚化为jqx，－m尾韵与－n尾韵合并等， 但有些则不是，如en／eng相混，an／ang相混等，只出现在一部分官话方言中。可见，不同的官话对云南方言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是有差别的。由于历史上的原因，以南京话为代表的江淮官话曾在明代对云南方言的形成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云贵总督肇淛在万历末年时说：
“高皇帝既□滇中，尽徒江左良家闾右以实之，及有罪窜戍者，咸尽室以行。故其人，土著者少，寄籍者多，衣冠、礼法、语言、习尚，大率类建业（南京）。二百年来，薰陶渐染，彬彬文献，与中洲埒矣。”（注：谢肇淛：《滇略》，卷四。）
明初确有大批南京移民迁入云南，据历史文献记载：
“春（沐春）镇滇春七年（公元1392—1398），再移南京人民三十余万。”（注：《滇粹》，云南世守黔宁王沐英传后嗣略。据文献记载，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云南省的人口也才一百五十万左右。因此说明初二百多万江南、江西移民迁入，可能有所夸大，不过大批移民来自南方，则是事实。）
顾炎武也说过：
“初明太祖之下金陵也，患反侧，尽迁其民于云南。”（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十三。）
可见，来自南京的移民确实不少，直到现在云南各地的汉人差不多十有八九都说自己的祖先来自南京，便是明证。
明初，南京是京城所在。内地的生产技术以及文化、语言在云南传播了二百年，到明代中叶，云南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逐渐接近内地的水平。“衣冠、礼法、语言、习尚大率类建业”，可见南京话在云南影响之大。
明代的南京话早已从吴语变成官话，所以南京话的影响实质上也是官话的影响。但是南京话也有一些不同于其他官话的特点，这些特点对云南方言的形成与发展也可能产生一定影响。例如云南大约有一半左右的地方不分an／ang，这在西南官话中极为少见。可见， 云南出现这样的变化不可能是由于受了其他西南官话影响结果。但是以南京话为代表的江淮官话既不分en／eng，不也分an／ang，由此推测，云南一部分地方之所以不分an／ang，很有可能是由于受了江淮官话影响的缘故。
云南地处西南，在地理上与湖广、四川等地关系密切。明初留驻云南军人中就有一部分湖广兵，后来为征讨滇西土著“麓川军”而调进的军队中也有许多人来自湖广、四川。但是，明代的移民来自南北各地，其中尤江南、江西移民为最多。那时湖广等地的方言虽在云南有一定影响，但其影响并不十分显著。
清代以后，情况发生变化，迁入云南的汉族移民主要就来自湖广、四川、贵州等地，边境地区更为突出。如道光《广南府志》说：
“广南向止夷户，楚、蜀、黔、粤之民，携挈妻孥，风餐露宿而来，视瘴乡为乐土。”（注：《广南府志》，卷二。）
道光十六年稽查流民，开化府知府魏襄、广南府知府施道生禀称：
“开化所辖安平、文山，广南所辖宝宁等属，因多旷地、川、楚、黔、粤男妇流民，迁居垦种以资生计，其来已久。”（注：转引自《中国西南地理考释》，第1232页。）
开化府靠近广西，所以有一部分说粤语的广西人迁入，但其人数并不多。
又如普洱府，道光《普洱府志》说：
“国初改流，由临元分拨营兵驻守，并江左、黔、楚、川、陕各省贸易客民，家于斯焉。”（注：《普洱府志》，卷九。）
那么多移民来自西南官话区，他们的方言肯定会在各方面对云南方言生产很大的影响，从语音看，这种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声调上。早期云南方言有入声，入声逐渐消失后就要与其它声调归并。其它西南官话的入声普遍与阳平归并，云南方言也如此。这样的变化显然不是巧合，而是受了其它西南官话的影响而生产的结果。
其次，西南官话区大多数地方的四声调值比较相近，以湖北、四川、贵州、广西、云南一部分地方为例：
武汉成都 贵阳桂林昆明
阴平 55 5555 44 44
阳平213 2121 21 31
上声 42 5353 53 53
去声 35 213
212 35 212
这些地方彼此相距甚远，但四声调值却惊人的相近。这显然也不是巧合。
古入声归阳平，这是西南官话不同于其它官话方言的主要特征。云南方言的声调系统与其它西南官话一致，这就足以表明，云南方言也是西南官话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明代迁入云南的汉族移民虽来自南北，但官话是他们的共同语。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云南传播的官话逐渐发生变化，最终变成了一种新的地域变体——云南方言。可见，云南方言是在官话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但是说官话的移民也来自不同地区，各种官话在云南的影响也不尽相同。由于历史和地理上的原因，以南京话为代表的江淮官话以及湖广、四川等地的西南官话曾先后在明、清两代对云南方言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过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