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安大明宫建筑丛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建筑论文,大明宫论文,唐长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205(2014)03-0102-11 唐长安城大明宫内建筑物的地理方位，多见于《长安志》《长安志图》《雍录》《类编长安志》《唐两京城坊考》等书的记载。然而以上诸书的记载仍有缺漏，即使已有的记载亦有不少的错误，而且对宫内建筑物的功能多未记述，因此有必要重新进行研究。本文主要针对御史北台、待制院、舍人院、京兆尹院、灵符应圣院以及左、右藏库等机构的地理方位与职能，做一初步的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御史北台 关于御史台在大明宫所设之机构，《长安志》《雍录》《类编长安志》等书皆无记载，宋元时期所绘的大明宫图也无一标绘。惟清人徐松的《唐两京城坊考》卷一《大明宫》载：“月华门外中书省，省南为御史台”。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在大明宫中设御史台机构较晚，故诸书阙载。另据《玉海》卷一六一《唐朝堂》条载：“舒元舆《御史台新造中书院记》：御史府故事，于中书之南，常有理所，太和四年于政事堂直阡之南选地以作之，号中书南院。院门北辟，向朝廷也，观者命为御史北台。”文中提到舒元舆所撰的《御史台新造中书院记》一文，现收于《文苑英华》卷八○七，节录如下： 是以御史府故事，于中书之南，常有理所。先时惟中丞得专寓于南舍一院，若杂事与左右巡使，则寓于西省小胥之庑下。遇大朝会时，吾属皆来，则分憩于杂事、巡使之地。既寓于小胥，则我实客也。每亡事而去，则主人必坌而入，喧哗狼籍。其态万变，向之霜棱，尽为涕涶矣。岂吾君以天下纲纪属之于我意邪！上元二年，侍御史刘儒之作《直厅记》，初拜仪云：谢宰相讫，向南入直省院候端长。又《入中书仪》云：到直省院，入门揖端公讫，各就房。呜呼！以御史之贵重，而前时作者之记，恬然以直省院为记，君子未尝有非之者。……大和四年岁次庚戌八月十六日丁巳记。据此来看，在中书省之南原有御史中丞院，只是其余御史入宫则无栖息之处，于是只好在中书省(西省)的胥吏庑下权坐，又受到这些胥吏的蔑视。其实这些御史不仅在中书胥吏处权坐，有时也在门下省直院后檐下权坐，情况十分狼狈。 另据《唐会要》记载： 太和四年三月，御史台奏：三院御史尽入，到朝堂前无止泊处，请置祗候院屋。知杂御史元借门下直省屋后檐权坐．知巡御史元借御书直省屋后檐权坐。每日早入，至巳时方出，入前后并本所由。自门下直省院西、京兆尹院东，有官地，东西九十尺、南北六十尺。请准长庆元年八月(敕)，于中书南给官地，度支给钱。① 可知这年三月，经御史台奏请，文宗同意在中书省南建造御史北台，于这年八月中旬建成，于是才有了时任侍御史的舒元舆的这篇文章。上引《唐会要》之文疑有脱漏，御史台的奏章中提到门下直省院西有空地，可是在奏章之末却又请求在中书省南给官地，其中必有缘故，只是这段文字没有说清楚而已。由于其建在中书省南，故称中书南院，实际并非中书省的机构，因此俗称“御史北台”。所谓“缙绅观者，命为御史北台”。②关于御史北台的建筑结构，舒元舆的这篇文章所记甚详，由于文字甚长，而徐松根据舒元舆所述总结得甚为简练，录之如下：“于中书省南廊架南北为轩，由东入院，门首为中丞院，次西杂事院，又西左右巡使院。门皆北向，故曰御史北台，亦曰御史台中书南院。见舒元舆《记》。”③即在原中丞院之外，增建了杂事院与左右巡使院。 不过并不能就此认为御史台在大明宫中的机构始建于文宗太和四年(830年)，其中御史中丞院早已有之，此次新建的不过是杂事院和左右巡使院而已。 大明宫之所以设置有御史北台，主要原因是御史台的许多官员都需要到宫中处理各种政务，于是便需要一处办公理政的场所。这一场所就是前面所引舒元舆之文说的：“是以御史府故事，于中书之南，常有理所”。只不过这里所谓的“理所”，是指御史中丞院，其他人员皆无专门的场所。舒元舆之文还说：“上元二年，侍御史刘儒之作直厅记，初拜仪云：谢宰相讫，向南入直省院候端长。”说的是新任侍御史面见宰相后，再从中书省向南进入直省院拜会端长。这里所谓的“直省院”就是指御史台中书南院，也就是御史北台，只不过这里仅有中丞院而已。所谓“端长”，是指掌管御史台日常事务的侍御史，称知公廨、知杂，亦曰台端、端公。舒元舆之文又曰：“到直省院，入门，揖端公讫，各就房”。是说新任侍御史与端公见面后，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说明在中丞院内亦给少数御史安排有房间，大概是此类房间甚少，不足以容纳全部御史，于是才有了太和四年的这次兴建行动。 御史中丞与侍御史之所以在宫中有办公理政之处，与他们本身所具有的职能有着直接关系。如武则天于垂拱二年(686年)初置铜匦之时，就规定“理匦以御史中丞、侍御史一人充使”。开元时编撰《唐六典》，仍以御史中丞为理匦使。后来虽然一度也任命他官为理匦使，但御史中丞并没有因此被完全取代，如德宗“建中二年，以御史中丞为理匦使”。④直到唐后期，当时人仍然说“匦使常以御史中丞及侍御史为之，台中人吏强干，首列百司”云云。⑤ 众所周知，唐后期御史大夫不常置，以御史中丞为御史台实际长官，所谓“缘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为宪台之长”。⑥贞元二年(786年)八月一日，“御史中丞窦参奏：准仪制令，泥雨合停朝参。伏以军国事殷，恐有废阙，请令每司长官一人入朝。有两员并副贰，亦许分日。”⑦既然要求诸司长官入朝，则必然给他们安排相应的办公场所，这种场所称之为直院。 唐朝审理大案，有所谓三司使，分为大小，大者指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和大理卿，小者指刑部员外郎、侍御史和大理寺官员。大历十四年(779年)六月三日敕：“御史中丞董晋、中书舍人薛蕃、给事中刘迺，宜充三司使。仍取右金吾厅一所充使院，并于西朝堂置幕屋，收词讼。”⑧实际情况是以上三种官员轮流在朝堂接受词讼，平时则在直院办公。需要说明的是在更多的时候，是由侍御史与上述两类官员在朝堂受状的。由于以上原因，遂使御史中丞不得不经常在大明宫内办公理政，由于其地位尊贵，所以才为其专置一厅(院)。其实在皇城的御史台，原来是两位中丞共处一厅，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时，“二中丞遂各别厅”。⑨因此，在大明宫内为其专置一院亦不奇怪。 侍御史也经常在宫中办公理政，“其职有六：奏弹、三司、西推、东推、赃赎、理匦”⑩。在这六种职能中，有两种职能与宫中有关，这就是三司与理匦，关于理匦的职能已见前述，下面就谈谈三司受事的职能。侍御史4人，以入台院先后排序，第一人为端公，第二人知弹奏，第三、四人知东西推。知东推的侍御史，兼理匦使；知西推者同时理赃赎、三司受事，号曰副端。因此，这两位侍御史在很多时间内都是大明宫中办公的。所谓三司受事，是指侍御史、中书舍人与给事中在朝堂接受讼状。除了上面所说的大小三司外，这三种官员组成的三司不仅接受讼状，亦可审案。《唐六典》卷九《中书省》在记述中书舍人的职能时写道，“凡察天下冤滞，与给事中及御史三司鞫其事。”这是指来自于这三部门的官员，同时亦指这三个部门，如《唐六典》卷一三《御史台》载：“凡天下之人有称冤而无告者，与三司诘之。”原注云：“三司：御史大夫、中书、门下。大事奏裁、小事专达。”此外，侍御史还有一种职能，即监事，所谓侍御史“除三司受事及推按外，每日，侍御史一人承制，诸奏事者并监而进退之。若所谕繁细，不宜奏陈，则随事奏而罢之。”(11)胡三省说：“监奏御史，意即殿中侍御史也”。(12)明显有误。元和十五年，御史中丞崔直奏云：“元和十二年，御史台奏请：知弹侍御史被弹，即请向下人承次监奏，或有不到，即殿中侍御史于侍御史下立，以备其阙。”因为知弹侍御史通常负责监奏，如果其被人弹奏，则以殿中侍御史补监奏之责，可见监奏乃是侍御史的专责。综上所述，可知侍御史也经常在宫中履行职能，故其在直院中有房亦在情理之中。 关于太和四年御史台要求在宫中增建院舍的原因，舒元舆说得十分清楚，也可以视为北台职能的一种反映，原文如下： 盖百司坐其署，但专局而已矣。入于朝与启事于丞相府，亦不出乎其位，是以朝罢，而各复其司，以无事于朝堂与中书也。若御史台每朝会，其长总领属官，谒于天子。道路谁何之声，达于禁扉。至含元殿西庑，使朱衣从官传呼，促百官就班。迟晓，文武臣僚列于两观之下，使监察御史二人，立于东西朝堂砖道以监之。鸡人报点，监者押百官由通乾、观象入宣政门。及班于殿廷前，则左右巡使二人分押于钟鼓楼下。若两班就食于廊下，则又分殿中侍御史一人为之使以莅之。内谒者承旨唤仗入东西閤门，峨冠曳组者皆趋而进，分监察御史一人，立于紫宸屏下，以监其出入。炉烟起，天子负斧扆听政，自螭首龙墀南属于文武班，则侍御史一人，尽得专弹，举不如法者。由是吾府之属，得入殿内。其职益繁，其风益峻。故大臣由公相而下，皆屏气窃息，注万目于吾曹。吾曹坐南台，则综核天下之法，立内朝则纠绳千官之失。百官有滞疑之事，皆就我而质。故乘舆所在，下马成府，厘朝廷之纲目，与坐台之判决者相半。(13)引文中所谓“南台”，指设在皇城内的御史台本部。这段文字主要强调了御史台在宫中事务繁忙，与其他部门不同，认为御史台之务有一半体现在宫中，皇帝所在之处，御史台就应“下马成府”，即建立相应的机构。此次增建了两院，即左右巡使院与杂事院，就顺应了这种实际情况。 左右巡使院是专为左右巡使兴建的办公之处。唐制，以殿中侍御史二人分知左、右巡，称左右巡使。各察其负责区域内的不法之事，一般是左巡使知京城内，右巡使知京城外，一月调换一次。最初是以监察御史分知左右巡，其后才改为殿中侍御史知其事。左右巡使巡察的范围也包括宫廷在内，如“文宗时，宫中灾，左右巡使不到，皆被显责”。(14)上述舒元舆之文也提到百官班于殿廷前，“则左右巡使二人分押于钟鼓楼下”。上面所说的火灾，是指文宗太和二年(828年)昭德寺发生的那次火灾，“公卿内臣集于日华门外，御史中丞温造不到，与两巡使崔蠡、姚合等。各罚一月俸”。(15)可见他们都是应该到场而未到场。至于杂事院则是在宫中办事的其他御史们(如监察御史等)的办公之处。 二、待制院 关于侍制院在大明宫中的方位，宋敏求《长安志》卷六《大明宫》载：“月华门西有中书省，省北曰殿中内省，西有命妇院，北有亲王待制院”。又曰：“紫宸殿后有蓬莱殿，次东有含象殿，后有延英门，内有延英殿……殿相对思政殿、待制院”。《雍录》卷八《待制次对》载：“阁本图待制有院，在宣政殿之东，少阳院之西，盖仿汉世待诏立此官称也。武后名曌，故凡诏皆改为制，而待诏亦为待制也。”《六典大明宫图》、《长安志图·唐大明宫图》、《陕西通志》、《唐两京城坊考》等图籍，多未有记载。《阁本大明宫图》标绘有待诏(制)院，未有亲王待制院；《关中胜迹图志》有亲王院，却未有待制院。《雍录》说待制院在宣政殿以东，是指大的方位，其依据来自《阁本大明宫图》，此图将其标绘在弘文馆以东。徐松之书亦是如此，将待诏(制)院确定在弘文馆以东，但其书所附《西京大明宫图》却标绘在少阳院以西，在弘文馆以东标绘了史馆，正文与图并不一致，而且正文称待诏院，图上却标绘为待制院，尽管两者并无本质上的不同，但作为同一部书应该是统一的。而且仅绘了一处待制院，删去了《长安志》所记的亲王待制院。 徐松之书在待诏院下的注文说：“盖此待制院候宣政殿引对者也。思政殿侧之待制院，候延英殿引对者也。待诏院在史馆西，据《大典》及《阁本大明宫图》订。”(16)在这一段文字中，待诏院与待制院同时出现，说明徐又承认大明宫有两个待制(诏)院，其中一个应为《长安志》所说的亲王待制院。从其文义看，他所说的宣政殿引对者的这处待制院，应该是他正文中所说的待诏院，延英殿引对者的这处应是待制院，也就是《长安志》所载的亲王待制院。不过徐松并没有使用亲王待制院这一名称，而是直接称待制院，又把另一处称待诏院，以便有所区别。徐松的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因为唐后期形成了延英召对的制度，宰相在延英殿面见皇帝退出后，皇帝还要召见待制官员，因此这些官员必须有一处等待召见的场所。而亲王不是待制官，是不参加此类召对活动的，故不能称亲王待制院。此外，唐朝皇帝在宣政殿举行完常朝朝会后，也会召见待制官员，详情后述，所以也必须有一处待制官等待召见的场所。因此大明宫内应有两处类似的场所，故《长安志》的记载绝不是空穴来风，只是不知何故将前者称为亲王待制院，这其间肯定有讹误存在。 关于这两处待制院的方位，《长安志》说亲王待制院位于命妇院之北，而待制院位于思政殿以东。徐松将后者定在弘文馆以东，其依据是《阁本大明宫图》，应该是比较可靠的。如按《长安志》的记载，则其位于与延英殿相对的思政殿以东。这里所谓“相对”，是指东西相对，因为延英殿的东面为紫宸院，之西为含象殿，显然这里的“相对”，是指东西对称之意。如此思政殿肯定位于中轴线之东，其东为待制院。这才是宋敏求的本意。如果这样的话，待制院就距离宣政殿较远了，不如弘文馆以东距宣政殿近便，且如果其位于思政殿以东的话，则已处于内宫了，故应以弘文馆以东为准。 至于所谓亲王待制院，《长安志》说其位于命妇院以北，而集贤院也位于“命妇院北，本命妇院之地”。(17)说明其与集贤院靠得很近，史载：代宗永泰元年(765年)三月，敕“尚书左仆射裴冕、右仆射郭英
、太子少傅裴遵庆、太子少保兼御史大夫白志贞、太子詹事兼御史大夫臧希让、左散骑常侍杨瓘、检校刑部尚书王昂、检校刑部尚书崔涣、吏部侍郎李季卿、王延昌，礼部侍郎贾至、杞王傅吴令圭等，并集贤待制”(18)。故《文献通考》卷五四《职官考八》说：“永泰时，勋臣罢节制，无职事，皆待制于集贤门，凡十三人，特给餐钱，以优其礼。”就是指上面这些人。该书还记载说：“永泰元年，敕裴冕等并集贤待制，此始有待制之所，然则盖唐设官也。”意即集贤门是待制之所。此话也不算错，但马端临却没有细究唐朝的待制之所的变化。另据《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上》载：大历十四年六月，“举先天故事，非供奉侍卫之官，自文武六品己上清望官，每日二人更直待制，以备顾问，仍以延英南药院故地为廨。”这才是专门为待制官设置的待制院。延英门南有殿中内省、命妇院、集贤院，这些机构的南面便是中书省。药院当位于殿中内省的地盘内，史馆也建在尚药局药院，时在开元二十五年，(19)此次又在药院故地建待制院，除了说明药院所占地盘甚大外，也说明待制院紧靠着史馆。至于待制院具体位于史馆的哪个方向，徐松之书说“待诏院在史馆西”。这句话肯定是有依据的，只是徐松把史馆的位置定在了弘文馆以东，于是便产生了混乱。实际上史馆应在中书省以北、延英殿南的药院故地上，这样我们便可以确定待制院的方位就在中书省以北、史馆以西的位置上。 需要说明的是，徐松之书的这段注文错讹颇多。其既然已将弘文馆以东的待制院作为宣政殿待制之处，又说思政殿以东的待制院是延英殿待制之处，可是思政殿位于大明宫中轴线以东，而延英殿却位于中轴线以西，两处相距甚远，如何等候召对？这就说明徐松把宋敏求《长安志》的内容理解错了。至于徐松所说的：“待诏院在史馆西”。姑且不论史馆的正确方位应在中书省之北，即使如此，这种说法与其书所附的《西京大明宫图》也不相合，在此图上他将待诏院标绘在少阳院以西、门下省西北。徐书讹误之多，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可知大明宫有两处待制院，一处在史馆以西，大历十四年(779年)设置，为延英殿待制之处；另一处在弘文馆以东，为宣政殿待制之处，虽不知置于何时，但肯定要早于前一处待制院。 关于待制院的用途，徐松曰：“唐初，仿汉立待诏。后以武后讳，改诏为制。每御正衙日，令诸司长官二人奏本司事，谓之待制。贞元间，又令未为长官而预常参者亦每日引见，谓之巡对，亦谓之次对。”(20)只是徐松说得并不全面，所以有必要略加论述。 关于唐朝待制官的制度，据《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二》载： 初，太宗即位，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门下两省，以备访问。永徽中，命弘文馆学士一人，日待制于武德殿西门。文明元年，诏京官五品以上清官，日一人待制于章善、明福门。先天末，又命朝集使六品以上二人，随仗待制。永泰时，勋臣罢节制，无职事，皆待制于集贤门，凡十三人。崔祐甫为相，建议文官一品以上更直待制。其后著令，正衙待制官日二人。 先天时的所谓“随仗待制”，就是指在宣政殿待制，因为在这时只有宣政殿举行的朝会才有仗。上面引文的最后一句是指德宗大历十四年(779年)六月的一道敕令，即“举先天故事，非供奉侍卫之官，自文武六品己上清望官，每日二人更直待制，以备顾问”。(21)所谓正衙，即指宣政殿。这种在宣政殿朝会后召见待制官的制度后来又有了变化，元和元年(806年)三月，武元衡奏：“‘正衙待制官，本置此官以备问。比来正衙多不奏事。自今后请以尚书省六品以上职事官、东宫师傅宾詹、王傅等，每坐日令两人待，退朝，诏于延英候对。’从之。”(22)即皇帝在宣政殿退朝后，再在延英殿召见待制官员。 其实皇帝在延英殿召见待制官并不限于正衙朝会后，其在延英召对日，与宰相议政结束后，亦召见待制官。如唐德宗“贞元七年诏，每御延英，引见常参官二人，访以政道，谓之次对官，所以广视听也。”(23)之所以叫次对官，是因为其在召对宰相之后，故谓之次对官。次对官也叫巡对官。“(贞元)七年十月诏：‘自今已后，每御延英殿，令诸司官长二人，奏本司事。’俄又令常参官每日二人引见，访以政事，谓之巡对”(24)。关于次对官也叫巡对官的史料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此外，唐朝还规定其他官员如有事需要上奏，可于前一日进状请对，然后再在延英殿外等待皇帝召见。当时面奏的必然是大事，非大事则不须面对，之所以规定前一日进状请对，就是要在状上说明请对缘由，这样做就是为了避免大小事务都一窝蜂地去找皇帝。这一种制度当时叫做延英转对。关于待制官的起源及演变情况，《唐会要》卷二六《待制官》有详细记载，可以参看，就不多说了。 三、舍人院 舍人院即中书舍人院的省称，唐朝在西内太极宫与东内大明宫中皆置有舍人院，其中大明宫中的舍人院方位，《长安志》《雍录》《类编长安志》以及《阁本大明宫图》皆无记载，只能从传统文献中寻找其相关情况了。 据《旧唐书》卷一一九《常衮传》载： 无几，杨绾卒，衮独当政。故事，每日出内厨食以赐宰相，馔可食十数人，衮特请罢之，迄今便为故事。又将故让堂厨，同列以为不可而止。议者以为厚禄重赐，所以优贤崇国政也，不能，当辞位，不宜辞禄食。政事堂有后门，盖宰相时到中书舍人院，咨访政事，以自广也，衮又塞绝其门，以示尊大，不相往来。 常衮任首相是在德宗建中年间，这一时期政事堂早已搬到了中书省内，而中书省位于月华门以西。这一段记载没有具体的时间，另据《唐会要》卷五三《杂录》载： (建中)四年，常衮为中书侍郎平章事。政事堂旧有后门，盖宰相过中书舍人院，咨访政事。衮欲自尊大，乃塞其门，以绝往来。 唐代的廨署之门通常都是南向，即以南面为正门，但是大明宫中的机构却不完全是这样，因此这里所谓政事堂后门，还是需要有明确的记载以证实之。另据《新唐书》卷一五○《常衮传》载： 政事堂北门，异时宰相过舍人院咨逮政事，至衮乃塞之，以示尊大。 综上所述，可知舍人院设在中书省内，位于政事堂的北面。元和年间，白居易曾任中书舍人，写了《西省北院新作小亭》《种竹开窗》《东通骑省》《与李常侍隔窗小饮》等诗歌作品，记述了其在舍人院的生活情景。徐松曰：“盖中书省中之舍人院东接右骑省直舍，南面有户，而北无之，乐天故于省北创亭以通骑省牖也。”(25)徐松的这段话实际上是抄自程大昌《雍录》卷八《唐两省》条，由于徐松的话比程大昌的话更加明确，故引之。文中所谓“右骑省直舍”，是指右散骑常侍在中书省的办公之处，这就说明舍人院的东面为“骑省直舍”，即散骑常侍院。这样就使今人得以知悉唐中书省的内部结构情况，即政事堂北有舍人院与右散骑常侍院，其中舍人院在西，右散骑常侍院在东。 中书舍人与右散骑常侍均为中书省的重要职官，前者置6员，正五品上，后者置2员，从三品。唐朝在门下省与中书省各置有散骑常侍2员，前者在官名前加“左”字，后者加“右”字，以相区别，就品阶而言，他们在本省是仅次于其长官的官员，职能是侍从皇帝，规谏讽喻，顾问应对。由于其品阶崇高，地位尊贵，故在各自的省内置有直院以为办公直宿之处。 其实在中书省最重要的职官应是中书舍人，关于职能情况史书记载较详，下面将《旧唐书》记载的其职能情况，录之如下： 舍人掌侍奉进奏，参议表章。凡诏旨敕制，及玺书册命。皆按典故起草进画；既下，则署而行之。其禁有四：一曰漏泄，二曰稽缓，三曰违失，四曰忘误；所以重王命也。制敕既行，有误则奏而正之。凡大朝会，诸方起居，则受其表状而奏之。国有大事，若大克捷及大祥瑞，百僚表贺，亦如之。凡册命大臣于朝，则使持节读册命之。凡将帅有功及有大宾客，皆使劳问之。凡察天下冤滞，与给事中及御史三司鞫其事。几百司奏议，文武考课，皆预裁焉。(26) 可见中书舍人权任之重，在如此之多的职能中最重要的有两项，即起草诏敕与五花判事。正因为中书舍人具有五花判事的职能，为宰相们决策提供参考，所以宰相经常要到舍人院向其“咨访政事”。常衮杜塞政堂事北门的行为，不仅是其个人自大之故，实际上反映的是唐后期“五花判事”制度遭到破坏的事实。故唐穆宗在元和十五年(820年)即位时云：“中书舍人职事，准故事，合分押六司，以佐宰臣等判案。沿革日久，顿复稍难，宜渐令修举，有须慎重者，便令参议。知关机密者，即且依旧。”由于穆宗对此事的态度不甚坚决，故当时并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于是在会昌四年(944年)，宰相李德裕又再次奏请“复中书舍人故事”，即恢复了五花判事的制度。(27)估计在这种情况下，常衮所塞之政事堂北门应当重新打通了。 据宋人记载：“唐制，节度使除仆射、尚书、侍郎，谓之纳节，皆不降麻，止舍人院出制。”(28)所谓“纳节”，即交出节钺；这里所谓“降麻”，特指使用白麻纸书写制书，不降麻即不用白麻纸书写制书。胡三省曰： 唐故事，中书用黄、白二麻为纶命轻重之辩。其后翰林学士专掌内命，中书用黄麻，其白皆在翰林院。……宋白曰：唐故事，白麻皆内庭代言，命辅臣、除节将、恤灾患、讨不庭则用之；宰臣于正衙受付。若命相之书，则通事舍人承旨，皆宣赞讫，始下有司。翰林志：凡赦书、德音、立后、建储、行大诛讨、拜免三公、宰相，命将日，并使白麻纸，不使印。(29)由于舍人院起草的制书均用黄麻纸，而白麻之制则由翰林学士院所掌，故“止舍人院出制”一句，言下之意就是以上这些官员的除授只能出自舍人院，即用黄麻纸书写制书了。可见在唐代白麻远比黄麻更为重要，既然如此，为什么“不使印”呢？这是因为皇帝的印玺掌握在门下省手中，舍人院起草的制书经门下省审议通过后，则加盖皇帝印玺，而学士院起草的白麻无须经门下省审议，所以“不使印”。由于重要的制书不盖印，类似于墨敕，有些不伦不类，于是在唐后期专门铸造了“书诏印”，由学士院掌之。 四、京兆尹院 京兆尹本为京师地区的行政长官，其府廨署在长安外郭城光德坊东南角，但是在大明宫内亦有京兆尹院，为其在宫内的办公场所。关于京兆尹院在大明宫中的方位，诸书皆无记载，存留至今的几幅有关大明图的古图也无标绘，现能见到的唯有《唐会要》中的一条记载，原文如下：“太和四年三月，御史台奏：……自门下直省院西，京兆尹院东，有官地，东西九十尺。南北六十尺。……”(30)门下省位于宣政殿东廊的日华门外，而其直院当在其省的西面。这条记载虽然没有清楚地说明京兆尹院的方位，但从其描述这块官地的方位看，其在门下省直院以西，京兆尹院以东之间，则京兆尹院一定位于门下省直院的西面。门下省位于日华门外，即此门之东，京兆尹院不可能建在日华门内，据此可以断定，其一定在日华门外，在其东隔了这块官地便是门下省。换句话说，京兆尹院建在日华门与门下省之间的位置上。 京兆尹作为长安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自然属于地方官员系列，但由于其毕竟是在京师地区任职，所以又具有朝官的性质，这种双重性质决定了京兆尹在宫中也有许多事务需要办理。首先，京兆尹与其他朝官一样也要参加朝会，和朝廷公卿一样可以讨论朝政。其次，京兆尹还承担了许多为宫廷生活服务的角色，如上巳、重阳、皇帝诞日等，大多由京兆府供食。宪宗元和九年(814年)十一月诏曰：“如闻比来京兆府每及腊日，府县捕养狐兔，以充进献，深乖道理，既违天性，又劳人力，自今已后宜并停。”(31)此外，王府官、诸卫率行香，通常也由京兆府按廊下食例供食。公主出降、公卿谒陵、曲江赐宴等，京兆府或负责供给食料，或提供帷帐。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活动，京兆府往往也要参与其中，如“旧制，节度使受命，戎服诣兵部谒，后寝废，(郑)注请复之，而王璠、郭行余皆踵为常。是日，度支、京兆等供帐。”(32)太和二年(828年)，大明宫昭德寺发生火灾，“宰臣、两省、京兆尹、中尉、枢密，皆环立于日华门外，令神策兵士救之”。(33)说明京兆尹有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在宫中，否则不可能及时出现在火灾现场。在京及宫中的其他部门也与京兆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工作关系，遂使得京兆尹不得不花费很大的精力在宫中处理相关事务。 在唐代京兆尹往往兼任京师或宫中其他部门的职务，在唐后期则更多地兼任一些使职，如孟皞在大历四年(769年)，以京兆尹兼勾当神策军粮木炭使；裴武于元和九年(814年)，以京兆尹兼充岐阳公主出降礼会使；乾宁二年(895年)，李知柔以京兆尹兼诸道盐铁转运随驾置顿使；天复三年(903年)，郑元规以京兆尹兼六军诸卫副使。所有这些事务都或多或少地与宫廷发生着关系，从而使京兆尹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于这些方面。设在大明宫中的京兆尹院，便是京兆尹在宫中的办公机构。 五、灵符应圣院 在唐朝诸帝中，唐武宗是最尊崇道教的一位皇帝，他最早在大明宫中建造的道教建筑物就是灵符应圣院。史载：“武宗会昌元年三月，敕造灵符应圣院于龙首池”。(34)关于灵符应圣院的具体方位，《长安志》卷六《禁苑·内苑》条载：“灵符应圣院在龙首池东，会昌元年造”。关于龙首池的具体位置，史书中有明确记载，所谓“东苑中有龙首池，言其资龙首渠水以实池也”。(35)东内苑的龙首池岸边除了灵符应圣院外，还有龙首殿，大和九年(835年)八月，文宗“幸左军龙首殿”。(36)之所以如此表述，是因为东内苑内驻有左神策军。因此灵符应圣院也在左军的防区范围之内。据载：唐僖宗崩于灵符殿。(37)徐松说：“僖宗崩于灵符殿，疑即此院之殿”。(38)此说甚是。另据记载：“武宗以刘玄静为崇玄馆学士，号广成先生，入居灵符殿，帝就传法箓。”(39)可见灵符应圣院确是一处道教建筑。宋敏求《长安志》卷六亦载：“天宝中，明皇命周尹愔为崇玄馆学士。值禄山兵乱，馆宇浸废。至武宗特诏营创，置吏铸印，以刘元静为崇玄馆学士，号广成先生，入居灵符殿。”据此来看，武宗时期的崇玄馆就设在灵符应圣院内。 除了以上固定的道教内道场外，在大明宫中还有不少临时性的道教道场，如长生殿内道场、三殿(即麟德殿)内道场、仪鸾殿内道场等。(40)这一切都充分地反映了李唐皇室尊崇道教的情况，道教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有唐一代的宫廷生活，并与政治发生了密切的关系。 六、左藏库与右藏库 左藏库与右藏库为国家正库，所以并不全设在宫廷之中，在长安至少有5个库同时并存。据《唐六典》卷二○《太府寺》载：“太府寺管木契七十只：十只与左藏东库合，十只与左藏西库合，十只与右藏内库合，十只与右藏外库合，又十只与东都左藏库合，十只与东都右藏库合，各九雄、一雌。九雄，太府主簿掌；一雌，库官掌。又，五只与左藏朝堂库合，五只与东都左藏朝堂库合，各四雄、一雌。”可知在长安的左、右藏库为左藏东库、左藏西库、右藏内库、右藏外库、左藏朝堂库。这5个库的具体位置要全部考证清楚，由于史料缺乏之故，难度很大，只能尽力而为了。 左、右藏库在西内太极宫与东内大明宫中皆有设置，其中西内的方位有人考证左藏库在东宫广运门内，右藏库在太极宫安仁门(即崇义门)内，并认为唐朝本无东、西二左藏库。(41)关于西内左、右藏二库的方位考证，笔者认为很有道理，但说唐本无东、西二左藏库则值得商榷。一是上引《唐六典》明确记载有东、西二左藏库，而且明确记载太府寺有木契70只，对应的府库也都十分清楚，恐怕不能轻易怀疑；二是唐人也有东库、西库这种说法，如元和时，李绛任户部侍郎、判本司事，“上问：‘故事，户部侍郎皆进羡余，卿独无进，何也？’对曰：‘守土之官，厚敛于人以市私恩，天下犹共非之；况户部所掌，皆陛下府库之物，给纳有籍，安得羡余！若自左藏输之内藏，以为进奉，是犹东库移之西库，臣不敢踵此弊也’”(42)。又，《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载：“皇家左藏有东库、西库、朝堂库，又有东都库。”实际上建在西内的左藏库即为西库，建在东内大明宫的左藏库即为东库，至于朝堂库亦应在太极宫内。据《唐会要》卷七二《军杂录》载：贞元“四年三月，自武德东门筑垣，约左藏库之北，属于宫城东城垣”(43)。这里所谓的“武德东门”，即指太极宫武德殿院落之东门，在其门外筑了一道墙，经过左藏库的北面，直达宫城东城墙。据此而断，可知这座左藏库应位于这道墙的南面，其方位应在武德东门的东南方向。这座左藏库与位于东宫的左藏库显然不是同一座库，又在武德门外，距西内东朝堂不远，很可能就是所谓左藏朝堂库。 关于大明宫内左、右藏库的方位，诸书记载颇为混乱，宋敏求《长安志》卷六《大明宫》载：“右银台门、内侍省、右藏库，次北翰林门，内翰林院、学士院。”胡三省说：“余按《雍录》：太极宫中东左藏库，西左藏库；东库在恭礼门之东，西库在安仁门之西。大明宫中有左藏库，在麟德殿之左。又有右藏署令，掌邦国宝货杂物”(44)《阁本大明宫图》在右银台门内，内侍别省西北、麟德殿西南的方位上标绘有左藏库。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一《大明宫》所载与《阁本大明宫图》略同，并认为“‘左’，《长安志》作‘右’，误”。综上所述，在右银台门内，内侍别省附近确有一座仓库，只是《长安志》记载为右藏库，其他诸书记为左藏库而已。另据《次柳氏旧闻》载：“玄宗西幸，车驾自延英门出，杨国忠请由左藏库而去，上从之。望见十余人持火炬以俟，上驻跸曰：‘何用此为？’国忠对曰：‘请焚库积，无为盗守。’上敛容曰：‘盗至，若不得此，当厚敛于民。不如与之，无重困吾赤子也。’命撤火炬而后行。”玄宗从延英门出，经左藏库而去，必出右银台门，然后出禁苑之延秋门，(45)奔上西行之路。据此可知徐松的说法是正确的，此处应为左藏库，即所谓左藏东库。 至于大明宫中的右藏库的方位，诸书皆无记载。考古工作者曾在大明宫西夹城内发现了一处建筑遗址，并认为应是学士院之遗址。(46)针对这一观点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推测有三种可能，即内侍省或内侍别省、右藏库、掖庭宫。(47)笔者认为其应是右藏库遗址之所在，理由如下：关于内侍省或内侍别省的方位，文献记载与《阁本大明宫图》均载其在右银台门内，而不在西夹城内，故可能性不大。至于掖庭宫，文献中从未记载大明宫还置有此宫，其宫人均居住在野狐落，故可能性也不大。唯一的可能性，则西夹城内应是右藏库之所在，一是这里曾出土过大量的封泥；二是这里封闭性甚佳，适合建库；三是此门门道较宽，且“在两道门槛的中部都凿有车轨的沟辙，宽度为1.35米，这与玄武门门槛的车轨宽度基本相同”。如是学士院或掖庭宫，则不会出土大量的封泥，也不需要如此之宽的门道。就其方位而言，也正好在左藏库之右。由于其没有建在大明宫内，故很可能是《唐六典》所谓的右藏外库，而太极宫安仁门内的应为右藏内库。 左藏库既为国家正库，故不可能仅区区数座库便能满足收贮国家财政之需，仅长安城内还置有一库，如《长安志》卷七载：“安上门街，街东第一少府监，次东左藏外库院”。即此库设在皇城之内。一般而言，左藏的库藏规模要大于右藏，故史书中有关左藏的兴建或修葺记载相对较多，如杨国忠在天宝中，“又贱贸天下义仓，易以布帛，于左藏库列造数百间屋，以示羡余”(48)。“裴次元为太府卿，元和五年上言：‘左藏库置修屋宇本钱二百万。’从之。”(49)仅修屋本钱就达200万，可知其规模很大，故需要如此之多的经费支持。 左藏库与右藏库分别归左藏署与右藏署掌管，它们都隶属于太府寺，每个署置有令、丞为正副长官，下有府、史、监事、典事、掌固等官吏。其中左藏署掌“掌邦国库藏”，实即国库之所在；右藏署掌“国宝货……凡四方所献金玉、珠贝、玩好之物，皆藏之”。(50)左、右藏既然为国家库藏之所在，所以必须接受尚书省户部的政令指导。两者关系是：户部掌管国家财政的收支，左藏与右藏收贮之钱物的调出或调入，必须有户部的公文方可进行，否则不能擅动一分一毫；左、右藏的主要职责就是妥善保管好各自的库藏之物，防止丢失或损毁。按照唐制，左、右藏库物的出纳，除了必须有户部公文和太府寺的木契外，太府卿和殿中侍御史也要到场监察。负责监察此事的殿中侍御史称监左藏库使，责任十分重大。 此外，左、右藏每季还要上报库藏数字的变化情况，并接受尚书比部的审计，一旦有误，将会受严厉的惩处。因此，左、右藏虽有库设在宫内，但其性质仍然是国家库藏，与皇家内库不同，即使皇帝动用库物也要经过相关部门的同意。 唐代宗时第五琦任度支、盐铁使，掌管国家财政，“京师多豪将，求取无节，琦不能禁，乃悉以租赋进入大盈内库”。这样虽然杜绝了这些跋扈将帅的求索，但却使国家库藏落入皇帝之手，皇帝另外委派亲信宦官掌管其事，而负责国家财政的相关部门却不知库藏多少，无法调节国用，安排财政收支。而皇帝因为取用方便，也乐得如此。唐德宗即位后，任用杨炎为相，他决心改变这种状况，遂向德宗进言曰：“夫财赋，邦国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理乱轻重皆由焉。是以前代历选重臣主之，犹惧不集，往往覆败，大计一失，则天下动摇。先朝权制，中人领其职，以五尺宦竖操邦之本，丰俭盈虚，虽大臣不得知，则无以计天下利害。臣愚待罪宰辅，陛下至德，惟人是恤，参校蠹弊，无斯之甚。请出之以归有司，度宫中经费一岁几何，量数奉入，不敢亏用。如此，然后可以议政。惟陛下察焉。”这一番话入情入理，同时也保证了皇家的开支，从而获得了德宗的赞同。故旧史称赞说：“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议者以为难，中外称之。”(51)这样遂使唐朝的财政管理体制又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上。 七、结语 综上所述，可知大明宫中的御史台应称御史北台，包括御史中丞院、左右巡使院和杂事院，其中中丞院原已有之，后两院始建于太和四年(830)。御史北台的方位在中书省南。 大明宫中有两处待制院，一处位于弘文馆以东，是皇帝在宣政殿坐朝时，待制官等待召见的场所；另一处位于史馆以西，大历十四年(779)设置，为皇帝在延英殿时，待制官等待召见的场所。 舍人院为中书舍人院的省称，是中书舍人们的办公之处。其位于中书省内，具体方位在政事堂后门外，即位于政事堂的北面，舍人院之东与散骑常侍院相邻。 京兆尹院为京兆尹在大明宫内的办公理政之处，其方位在日华门以东，门下省之西。 灵符应圣院为大明宫的道教建筑之一，始建于会昌元年(941)，武宗时期的崇玄馆就设在灵符应圣院内。其具体方位在东内苑的龙首池以东。 大明宫内的左藏库和右藏库，相对于太极宫内的左藏库和右藏内库而言，应称左藏东库和右藏外库。其中左藏库的方位应在右银台门内，内侍别省以东；右藏库的方位应在大明宫西夹城内。
、 唐大明宫部分建筑平面图 ［收稿日期］2014-02-18 注释： ①《唐会要》卷六二《杂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82页。 ②《文苑英华》卷八○七舒元舆《御史台新造中书院记》，(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4265－4266页。 ③［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一《大明宫》，(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1页。 ④《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207页。 ⑤以上未注出处者，均见《唐会要》卷五五《匦》，第1124页。 ⑥《唐会要》卷六○《御史大夫》，第1235页。 ⑦《唐会要》卷二四《朔望朝参》，第543页。 ⑧《唐会要》卷七八《诸使杂录上》，第1702-1703页。 ⑨《唐会要》卷六○《御史中丞》，第1236页。 ⑩《唐会要》卷六○《侍御史》，第1239页。 (11)《唐六典》卷一三《御史台》，(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80页。 (12)《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唐玄宗开元五年九月条胡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728页。 (13)《文苑英华》卷八○七舒元舆《御史台新造中书院记》，第4264－4265页。 (14)《新唐书》卷二○八《宦者传下》，第5886页。 (15)《唐会要》卷四四《火》，第922页。 (16)《唐两京城坊考》卷一《大明宫》，第20页。 (17)《唐会要》卷六四《集贤院》，第1320页。 (18)《唐会要》卷二六《待制官》，第591－592页。 (19)《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载(第1852页)：开元二十五年，“史官尹愔奏移史馆于中书省北，以旧尚药院充馆也。” (20)《唐两京城坊考》卷一《大明宫》，第20页。 (21)《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21页。 (22)《旧唐书》卷一五上《宪宗纪上》，第417页。 (23)《册府元龟》卷一○七《帝王部·朝会一》，(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280页。 (24)《唐会要》卷二六《待制官》，第593页。 (25)《唐两京城坊考》卷一《大明宫》，第21页。 (26)《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第1850页。 (27)以上均见《唐会要》卷五五《中书舍人》，第1111－1112页。 (28)［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六《官职仪制·纳节不降麻》，第329页。 (29)《资治通鉴》卷二三五唐德宗贞元十一年二月胡注，第7567页。 (30)《唐会要》卷六二《杂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82页。 (31)《册府元龟》卷一六○《帝王部·革弊二》，第1929－1930页。 (32)《新唐书》卷一七九《郑注传》第5316页。 (33)《旧唐书》卷一六五《温造传》，第4316页。 (34)《册府元龟》卷一四《帝王部·都邑二》，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明刻本，无“于龙首池”4字。《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所载亦有此4字，说明四库本在此处要好于明刻本。 (35)［宋］程大昌：《雍录》卷六《唐都城导水》，(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18页。 (36)《唐会要》卷二七《行幸》，第610页。 (37)《资治通鉴》卷二五七唐僖宗文德元年三月条，第8376页。 (38)［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一《西京·三苑》，(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9页。 (39)［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卷三《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95页。 (40)王永平：《论唐代道教内道场的设置》，《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第13－19页。 (41)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16页。 (42)《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唐宪宗元和六年二月，第7682－7683页。 (43)《册府元龟》卷一四《帝王部·都邑二》，第159页，所载相同。 (44)《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玄宗天宝八载二月条胡注，第6893页。 (45)《新唐书》卷二○六《杨国忠传》载(第5851页)：“帝出延秋门，群臣不知，犹上朝”。 (46)马得志：《1959－1960年唐大明宫发掘简报》，《唐大明宫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64页。此文原载《考古》1961年第7期。 (47)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38页。 (48)《册府元龟》卷五一○《邦计部·希旨》，第6117页。 (49)《册府元龟》卷六二○《卿监部·举职》，第7460－7461页。原文在“太府卿”后有一“奏”字，为衍文，笔者已删之。 (50)《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第1890页。 (51)以上见《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第3420页。
标签：中书省论文; 大明宫论文; 唐朝论文; 唐两京城坊考论文; 唐会要论文; 御史台论文; 雍录论文; 旧唐书论文; 唐六典论文; 中书舍人论文; 门下省论文; 京兆尹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