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义利”观与领导决策
◎任俊华 胡丹丹
[摘 要] 《孟子》延续子思一脉，主张“仁政”。首章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中，提出了一对矛盾的伦理范畴——义与利。古往今来，如何妥善地处理“义”“利”的关系，是执政者们做关键决策和重大战略时需要面对的价值选择。孟子的义利观提倡先义后利，以道义为先导原则获得合理的利，其中包括“正人心而存仁义”的立民观、“不与民争利”的守位观、“仁民而爱物”的财用观、“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共享观。
[关键词] 《孟子》；义利；决策
孟子名轲，战国时期邹国人，鲁国贵族孟孙氏之后。根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孟子曾“受业子思之门人”。子思是孔子的孙子，由此奠定了孟子在儒家学脉中的继承者地位。孟子乐于以孔子继承者自命，曾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一生，与孔子有很多相似之处，都经历了读书、游历、教书三个阶段，被后世尊称为“孔子之后第一人”。他的言行被集中整理在《孟子》一书中。孟子的“义利”观是其“仁政”思想的具体体现。通过对“仁”“义”“利”的思想阐发，孟子将儒家的政治思想落实到具体的政策制定之中，建立起一套立民、养民、乐民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
一、“正人心而存仁义”的立民观
孟子的仁义思想，与《周易》的“立人之道”思想一脉相承。《周易》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一部哲学专著，冠居“群经之首”。《周易·说卦传》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首次提出了“仁”“义”思想，并将“仁”“义”作为挺立人道运行的伦理基础。圣人以阴阳立天道，刚柔立地道。“阴阳”“刚柔”表现为一种物质属性，而挺立人道的“仁”与“义”，包含了人类社会独有的伦理道德属性。《周易》将此作为建立人类社会基本秩序的根本价值准则。
对于清代文献传承而言，朱彝尊编撰、整理之著述，大大丰富了古代文献的内容。朱氏也以其繁富之著述，跻身清初文献大家之列。其著述以编撰为主，因此对于保存前人著述，尤其是易代人物之著述，功不可没。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古人著述或见解因水火兵燹而逐渐沦亡、散佚，幸而能于朱氏著述中，存其大体或部分片段，使今人尚得以管窥一二。执此以论，朱彝尊对于保存、传承文献而言，可谓成就斐然。兹举一例：《经义考》卷二百一十一论语类“《古论语》”一条，引“谭贞默曰”：
缺少水利信息系统建设规划指引，缺乏使用信息资源的服务意识和对信息资源的协调管理。建设分散、管理分散、资源分散的问题普遍存在。信息资源量不足、信息内容更新不及时、管理维护不到位、网络平台交互性差的问题普遍存在。这些问题直接导致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程度低。
孟子延续儒家一脉，以“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思想构筑其“仁政”思想的基本内核。《礼记·学记》云：“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学的涵义并不是狭隘的课堂教学模式，而是在社会的政策制定、公共宣传、社会舆论、社会教育等各个公共领域挺立起“仁义”之道，用道德“立民”，匡正人心，弘扬伦理。儒家思想将“教以立民”作为政治治理的最高目标。孔子到卫国，冉有为夫子驾车。孔子感叹道：“庶矣哉！”是说人口已经很多了。冉有问夫子，人口已经很多了，接下来该做什么？夫子回答“富之”。冉有接着问夫子，百姓生活富裕了之后呢？孔子回答“教之”。百姓的基本生活得以保障之后，就要重点致力于教化工作，从道德品质、思想情操上引导百姓挺立起高尚的人格。
孟子以“性善”的人性论为理论基点，对“仁”“义”思想进行了具体的阐发：“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知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孔子云“仁者爱人”，恻隐同情之心是“爱人”的发端，如同孺子入井，人人都会不假思索地去阻止孩子掉入井中。本性纯善而推己及人，是人心本有的能力，也是一切美善德性得以建立、显发的根本点。“义”之端点，来自于“羞恶之心”，欲知羞耻，必先明了善恶是非、人伦正道，自知行之不正，才会产生知过、悔过、耻于行恶的念头。仁、义两端，不仅是人区别于禽兽的立身之本，也是为政者“立民”之本，舜王就以“仁义”之道治理天下。因此，挺立起百姓本有良善人格是政者教化百姓的基础，也是政治治理的最终归宿。
孟子提倡执政者通过“善教”安定民心。孟子曰：“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以强制性的手段迫使百姓遵守政策命令，百姓只是因为畏惧受到惩罚而遵循之，并非发自内心地做事，所以并不能得到“民心”；要使百姓心悦诚服，只能通过“善教”。执政者制定仁义为核心的教育内容，通过大众喜闻乐见的方法引导百姓，规劝百姓导之向善，顺应人之本有善性而不致其失，这是得民心的重要途径。教育是百姓安身立命的方法，如果失去了教育一环，人们“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教育的目的，在于使百姓在满足生存需要的基础上，重视德性的修养，“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孟子·尽心上》），修养己性，把道义作为行事的根本价值原则，在生活的点滴中涵养高尚的道德情操。
当地群众作为县级电视台的主要受众，他们是否认可和喜欢，将直接影响到电视的收视率。为此，乡镇电视台无论是在采编新闻，还是制作新闻，都应立足于最广大群众的利益，学会站在群众的角度思考问题，让县级新闻不仅符合党的方针和政策，更能获得群众的认可和青睐。可见，乡镇电视台的新闻内容应以群众的意识和需求为切入点，制作一些能够获得群众支持并和他们产生精神共鸣的新闻节目，才能使乡镇电视台得以长久、稳定、可持续发展。
二、“不与民争利”的守位观
“义”，古注有“合宜”的意思。四季轮回，天道运转，万物有其生长的时节环境。人们顺应自然规律，就是以万物的生命节奏为根本依据制定相关农事政策，合其时宜。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林木不可胜用，是视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提出的条款虽然不多，但却带有根本性质。不违农时，是保证谷物生长的根本；不竭泽而渔，使鱼类保持旺盛的繁殖能力，是鱼鳖不乏的根本。至于禁止乱砍滥伐，不仅是木材供应的保证，更是生存环境的保证。
孟子重义，并不是不要义，而是在利的获取上，同样要以“义”为先导原则。为政者要使百姓乐而无忧，根本还是要先解决温饱问题，使百姓能够生活。如何才能使民温饱，孟子从三个方面阐发他的观点。
孟子在这里说的不言利，实际上是说不能倡利。如果国家的领导者一味言利，提倡利，鼓吹利，乃至争利，就会造成“上下交争利”的争夺倾轧局面，国家就会瓦解。那么是否可以完全不要利而只讲义呢？不是，孟子主张的是先义而后利，并不是有义而无利。只是义利的先后次序不能颠倒。“苟为后义而先利”，就会形成公开的争夺，因为不掠夺别人，自己就无法满足。这就叫“不夺不餍”。权位是最能满足个人欲望的，因而也就成了优先抢夺的对象。故国君倡利就可能自失其位。
为政者以仁义之道立民，需反求于己，从自身做起“由仁义行”。孟子在文中多次提到“君仁”的重要意义：“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离娄下》）君主如果仁爱待人，那么人人都心向仁爱、友善待人。君主为人正义，人人都会效而法之实践道义，维护社会正义。对待身边的大臣，也要行仁义之道。“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君主以手足之情对待臣下，臣下就会把君主当作腹心；君主把臣下当作犬马一样使唤，那么臣下就会把君主当作平民；君主把臣下当作狗或马，臣下就会把君主当作仇敌。为政者自身实践仁义大道，从而影响到身边的大臣，乃至百姓，由此达到“其身正，不令而行”的决策效果。
在社会尚未进入民主的时代，在民主制度不完善的国度，权位就是资产，而且是一种万能的资产，就像钱币作为一种通货一样，随时可以转化为自己需要的商品，乃至并非商品的商品。而这种资产的限额，又是由掌管权位大小的人来决定的，权位愈高，资产愈大。大夫掌管一地，拥有一地的资产；诸侯掌管一国，拥有一国的资产；天子掌管天下，拥有天下的资产。这样，位与德的关系被扭曲成位与利的关系。唯其他是被扭曲了的，非正常的，历史上无时不处不有因位地利，同时又因利丢位乃至丧生的事例。所以，孟子守位的另一要诀是不与民争利。不仅不能争利，而且也不能随便言利。
孟子的主张和《易》的德位观点是一致的，因为义是德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过通过利的反面的义来表现罢了。这里的义与利是作为道德范畴的一对矛盾提出的。不少人曲解了孟子的思想，以为孟子只讲义，不讲利，只要精神，不要物质。这些人实质上是把生存需要和道德需要混为一谈了，最终混淆了人与动物的区别。人和动物都需要生存条件，但人的获取是必须符合义的原则的，只有动物的获取才会不择手段。然而动物不择手段的获取又随时可以成为另一动物获取的对象，这就是权位力得而不能力守的原因所在。
三、“仁民而爱物”的财用观
孟子认为重利轻义，是产生争夺、交战的根本原因。孟子回答梁惠王：“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利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
(一)以爱惜万物为政策制定的原则，顺应动植物的生长节奏，维持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孟子传承孔子的思想，将孔子的“仁”“义”思想进一步吸收、发展和完善，成为“仁政”治国战略的核心要义。战国时期政治动乱，礼崩乐坏，各国君主去“义”而趋“利”，为了扩大自身的领土而发动无休止的战争，导致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这样的背景下，“义”“利”之争成为君主治国战略价值选择的主要矛盾。梁惠王见到孟子远道而来，见面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吾国乎？”可见对自己国家有利是当时君主战略决策的基本原则。
历史的经验证明，大凡一个地区、一个国度的灾荒，往往直接间接地与执政失误有关，或因战争，或兴土木；或荒淫嬉戏，或任意指点。而这些都直接关系到民众的生活，乃至他们的生死存亡，执政者做决策，是不可不慎重的。一旦能慎，也就是“王道之始”，就不必担心权位不保了。
3)基于成本考虑，本设计中开关阀的反馈并没有接入PLC控制系统，因而无法直观反应现场气动开关阀实际是否开到位或者关到位，如果把反馈信号接入系统中，更有利于生产操作。
（二）制定“置民恒产”的土地政策，安定民心
为了实现国家的安定富强，发展农业生产是孟子考虑的重要问题。为了实现“养民”的目的，孟子提出了“置民恒产”的主张。《孟子·滕文公上》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恒产”是可以长期恒久占有的私有财产。“恒心”，指安定之心。在孟子看来，人们拥有一定数量的私有财产是巩固社会秩序、保持社会安宁的必要条件。人民之所以“放辟邪侈”，在物质层面上讲，是人们缺少长期拥有的基本资产，在生活得不到基本保障的情况下，放逸、乖僻、不正当的行为随之产生，扰乱了和谐的社会秩序。于是提出要“制民之产”，在政策上保障人民一定的个人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置民恒产的具体内容，孟子是这样规划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明显意识到，家庭的富足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和基础。一家兴安，推而广之，则一国兴安。每一个家庭的老人都能得到赡养，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人伦和睦，衣食无忧，这个国家得不到兴旺，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三）制定“省刑罚、薄税敛”的财政政策，节用而富民
政治权力是把双刃剑，可益民，也可害民。如果权力应用不恰当，通过横征暴敛的手段满足执政者个人的私欲享乐，这就是“以刃与政”“帅兽食人”。孟子说道：“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帅兽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饥荒的年代，执政者丰衣足食，百姓却四散逃荒，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种极端的差异不得民心。“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孟子·梁惠王下》）灾荒年岁，国家的粮仓殷实，库房充足，有关官吏不把这种情况向上报告，这就是身居上位的人怠慢而残害百姓。执政者以怎样的态度对待百姓，最终百姓也会以怎样的方式回馈执政者。孟子引用了曾子的话：“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所以只有实施仁政，减去不必要的刑罚，轻薄税赋，重视农耕，用伦理道德实施教化，百姓才会从心里亲近、感恩他们的上级，上级制定的政策才能得以顺利贯彻实施。这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百姓的生活富足，家庭和睦，社会安定，这个国家就王道大行“仁者无敌”了。
四、“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共享观
孟子的王道政治思想，致力于通过保民、养民、教民的措施达到政治清明、百姓富足、社会有序的治理局面。要实现这个目标，最重要的是执政者善于站在百姓的角度思考问题，制定政策，使官民一体，双方齐心协力维系良好的社会秩序。孟子说道：“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执政者与百姓同忧乐，百姓就会以执政者的忧乐而忧乐，努力响应执政者的号召，实现官民的良善互动。反之，执政者为了满足私欲，无节制地享受财用带来的快乐，将此建立在聚敛民财的百姓痛苦之上，政治权位就会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
贤良的执政者发布命令、制定政策，以百姓之忧乐为先，与民同甘共苦。孟子引用齐景公与晏子的一段对话，向齐宣王阐释何为“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从前齐景公向晏子问道：“我想到转附山、朝儛山去转转，沿海向南，直到琅琊山，我该怎么做才能达到与古圣贤王出游一样的效果呢？”孟子回答说：“这个问题问得好呀！天子到诸侯国去叫巡狩，诸侯来朝见天子叫述职，都是正事。天子巡狩，春天就考察耕作的情况而补助贫困者，秋天考察收获的情况补助收成不足者。夏代的谚语说：‘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意思是说，我王不出来走走，我怎能得到休养？我王不出来转转，我怎能得到补助？我王出游，行恩布德，可以为诸侯的法度。）如今却不是这样，而是兴师动众，聚敛粮食，饥饿的人吃不上饭，劳苦的人得不到休息。人们侧目而视，怨声载道，百姓开始作乱。这样的出游叫做‘虐民’。”景公听了很高兴，“大戒于国，出舍于郊，于是始兴发补不足”。景公听了晏子的话，出行前在国内大行戒备，预备补助之事，出舍于郊外，开仓放粮，赈济贫民。天子出游，目的在于体察民情，对每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进行实地考察，救助贫苦百姓，给人们减少忧愁，带去喜乐，这样人们就真诚地爱戴天子，翘首期盼执政者的到来。
自从我国成功研发出这两种食品香料后，中国就开始成为多国的含硫香料进口地，而我国也彻底摆脱了纯粹依赖进口的局面，成为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能够生产这两类香料的国家之一。
[中图分类号] D26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270(2019)03—0108—04
[作者简介] 任俊华，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室主任、教授、博导；胡丹丹，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王 乐）
标签：《孟子》论文; 义利论文; 决策论文;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室论文;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