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完成貌句式和佛经翻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句式论文,佛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汉语完成貌标记“了”产生的过程,王力先生有过描述。“终了”、“了结”意的动词“了”,出现于汉代,晋代以后常见,唐人诗句中已见虚化。梅祖麟提出“动了宾”的前身是“动宾了”,“动宾了”的前身是南北朝时期的“动宾+完成动词”。(梅祖麟,1981)唐五代表完成貌的“动词(+名词短语)+了,动词+名词短语”句式起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动词(+名词短语)+完成貌动词,动词(+名词短语)”。
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表完成貌的句式产生和发展的根源,所存在的两种不同意见是值得注意的。(注:梅祖麟先生认为,汉语完成貌句式是从汉语自身发展而来,并不受翻译的影响。何莫邪先生认为它是从佛经翻译而来。)梅祖麟先生(1999,285-294)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V(+NP)+CV,V+NP”句式源于汉语的内部发展而不受梵语影响,Harbsmeier,Christoph(1989,475-504)则认为这种句式就是从翻译而来。为此本文从汉语内部演变和梵汉对勘两个方面入手,对汉语表完成貌的“V(+NP)+CV,V+NP”句式的来源进一步进行讨论。
一 “V(+NP)+CV,V+NP”句式源于汉语本身
梅祖麟先生曾明确提出,现代汉语完成貌句式来源于唐五代“V+NP+了”,唐五代“V+NP+了”源于魏晋南北朝“V+NP+CV”,魏晋南北朝“V+NP+CV”又源于战国时期汉语自身的演变。(1989,1999)他对完成貌动词“已/竟/讫/毕”做了全面考察,用大量语言材料证明从战国到魏晋南北朝存在“V+NP+CV”句式。但是在从魏晋南北朝至唐五代的材料选择上他存在不周密的问题。下面是梅先生用来证明公元1世纪至9、 10世纪存在“V+NP+CV”句式的材料。
3世纪:《佛说鹿母经》(译于公元284-297年)1例。
4-5世纪:《世说新语》(公元403-444年)17例,《增壹阿含经》(译于公元385年)5例,《法华经》(译于公元406年)1例,《大庄严论经》(译于公元401-403年)1例,《出曜经》(译于公元374年)1例,《太子须大拏经》(译于公元385-431年)1例,《贤愚经》(译于公元386-534年)1例。
6-10十世纪:《六祖坛经》(公元638-713年)1例,《敦煌变文集》和《南史》(都出于晚唐五代)共6例。
3世纪到5世纪这段时间里,在他所选取的八种材料中,汉译佛经占了七种,本土文献就仅只占一种。为了证明完成貌句式源于汉语本身,我们有必要更进一步地加强三至六世纪这段时间内的本土文献材料。
在表1战国至西汉时期的三部文献中,完成貌句式共26例,完成貌动词有“已/讫/毕”。这些动词的语义很明显,作句子的谓语。它们出现的频率以“已”和“毕”为最高,分别是10次和15次,“讫”1次。完成貌动词前面的成分由名词、动词和述宾词组组成,句子中的动词是持续动词,有“誓”、“说”、“饭”、“读”、“钻”等。句子结构共四类,其特点是句式后面都会出现一个小句。从语义上看,它是表示前一个动作行为或事件完成之后,接着又有另一个与之相关的动作行为或事件出现,前面动作行为或事件发生的时间相对较长。(a)“N+CV,V+NP”句式,11例,如例(1);(b)“V+NP,CV,V+NP”句式,3例,如例(2);(c)“V(+NP),V(+NP)+CV,V+NP”句式,4例,如例(3);(d)“V(+NP)+CV,V+NP”句式,5例,如例(4)。如:(例(3)引自梅祖麟,1981)
表1 战国至唐五代本土文献表完成貌“V(+NP)+CV,V+NP”句式的使用
上古汉语 中古本土文献
战国、西汉东汉 两晋至南北朝唐五代
史记纵横战国汉书论衡太平三国世说②齐民入唐敦煌
已 5
2
3
0
7
5
000 4 83
竟 0
0
0
2
0
2
015
3 0 0
讫 1
0
0
0
0
0
05102
8 67
毕 15
0
0
9
0
0
18
21
131813
了 0
0
0
0
0
0
004 3480
总数
21
2
3 11
7
7
18
41
122
64243
注释:
②《世说新语》和《齐民要术》的用例转引自蒋绍愚(2001)《〈世说新语〉、〈齐民要术〉、〈洛阳伽蓝记〉、〈贤愚经〉、〈百喻经〉中的“已”、“竟”、“讫”、“毕”》,《语言研究》第1期,第73页。
(1)天子从昆仑道x,始拜明堂如郊礼。礼毕,燎堂下。(《史记·孝武本纪》)
(2)告者复至,孝成王不应,已,乃使使者言……(《战国策·赵策》)
(3)魏亡晋国,犹重秦也。与之攻齐,攻齐已,魏为□国,重楚为□□□□,重不在粱(梁)西矣。(《战国纵横家书》)
(4)医药已,其病之状皆何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东汉时期的三部作品中,完成貌句式共25例,与战国西汉时期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完成貌动词用例最多的仍然是“已”和“毕”,分别是12次和9次,“竟”4次,“讫”0次。谓语动词以非瞬间动词为主,句式与战国西汉时期相同,也是四类。a式9例,如例(5);b式1例,如例(6);c式5例,如例(7);d式10例,如例(8)。如:
(5)虽然,王之疾已,则必杀挚也。(《论衡》第二十五)
(6)先为宾客设膳食,已,驱以刃杖。(《论衡》第七)
(7)庄入为寿,寿毕,曰:“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因拔剑舞。(《汉书·高帝纪》)
(8)思之当先睹是内神已,当睹是外神也,或先见阳神而后见内神。(《太平经》卷七十二)
两晋至南北朝时期与东汉相比,三种材料中完成貌句式的数量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共有117例,但完成貌动词分布并不均匀,“已”为0次,“竟”为18次,“讫”和“毕”最多,分别为107和52次。句式承传于东汉,也是相同的四种句式:
a.“N+CV”,“V+NP”句式,这种句式数量已经很少,只有16例。“CV”充当谓语成分,“N+CV”是背景事件,充当背景时间信息。“V+NP”是前景事件,充当前景时间信息。整个句式表示前一事件或动作完成之后紧接着发生后一事件或动作。如:
(9)时先君在学写石经古文,事讫,去。(《世说新语·言语》)
b.“V+NP,CV,V+NP”句式。这种句式数量也不多,仅21例。两个“V+NP”都充当施事的主要事件或主要动作的发生。“CV”是后面动作的背景事件,充当背景时间信息,它的动作性很强。如:
(10)暖汤净疏洗,去鳞,讫,复以冷水浸。(《齐民要术》卷八)
c.“V(+NP),V(+NP)+CV”,“V+NP”句式。这种句式出现得最多,共101例。“V+(NP)”出现两次,第一次作为施事的主要动作行为的身份出现,第二次是在其后加上完成貌动词,作为背景事件的身份出现。如:
(11)存时为何上佐,正与謇共食,语云:白事甚好,待我食毕作教,食竟,取笔题白事后云。(《世说新语·政事》)
(12)至正月、二月中,以犁作垄,一垄之中,以犁逆顺各一到,埸中宽狭,正似葱垄,作讫,又以锹掘底。 (《齐民要术》卷五)
(13)慈引马至城下堑内,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射之毕,径入门。(《三国志·吴书》)
d.“V(+NP)+CV,V+NP”句式。这种句式也频繁出现,共54例。它跟b式比,有不同之处,“CV”前的“V (+NP)”,由简单的动词或简单的动宾词组来充当,表示背景事件或背景动作,“CV”紧接在谓语性动词后面。它跟c式比,是c式的省略形式,“V(+NP)+CV”结构前面的“V(+NP)”因不属于重要信息而被省略,下面例句中括号里的内容是被省略的。如:
(14)脔肉,(洗之,)洗讫,则盐和糁。(《齐民要术》卷五)
(15)取小麦,(净淘之,)净淘讫,于瓮中以水浸之,令醋。(《齐民要术》卷八)
(16)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之,)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世说新语·雅量》)
以上a、b、c、d四种句式都是东汉完成貌句式的继承和发展,c和d两种句式中的完成貌动词的语义较a和b两种句式要虚。在《齐民要术》中出现了4个“V+NP+了,V+NP”句子,“了”的功能和“讫”相同。如:
(17)五月,毛床将落,又铰取之。(铰讫,更洗如前。)八月初,胡葈子未成时,又铰之。(铰了,亦洗如初。) (《齐民要术》卷六)
晚唐五代的完成貌句式承传于魏晋南北朝,《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和《敦煌变文集新书》两书“已/竟/讫/毕”共193例,“了”字共114例,“已/竟/讫/毕”相对减少,其原因是“了”逐渐替代“已/竟/讫/毕”。
梅祖麟(1999:285-294)认为晚唐五代的完成貌句式是从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演变发展而来,从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来看,他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一些学者认为魏晋南北朝佛经中出现的完成貌句式源自于佛经的翻译。我们再看下面佛经的例子:
(18)忉利天上诸天人,持天华、名香、捣香、泽香、杂香、烧香、天缯、华盖、幢幡、伎乐,持用供养娱乐佛,供养已,皆白佛言……(后汉《道行般若经》,8/439b)/说是偈已,而白父言……白已,即坐七宝之台,上升虚空高七多罗树。(姚秦《法华经》,8/53b)
(19)咒愿福无量,令女归三尊,食毕,洗手漱口。澡钵已,还掷水中。(后汉《修行本起经》,3/470a)/若有婆罗门道人,行求金翅鸟意,奉金翅鸟行,求全翅鸟,死已,即生金翅鸟中。(西晋《大楼炭经》,10/289a)
佛经中没有a式和b式,只有c式和d式,c式如例(18),d式如例(19)。这两种式子在本土文献都被普遍使用,译经僧侣就是拿c式和d式去翻译梵文佛经的。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汉译佛经中完成貌句式的出现,不是佛经翻译才产生的。Harhsmeier,Christoph(1989:475-504)认为该句式是从佛经翻译而来。这说明何先生仅看到翻译对这种句式受影响的一面,却还没有看到汉语内部固有的一面。
二 “V(+NP)+CV,V+NP”句式新特点的产生与佛经翻译
蒋绍愚先生(2001)认为,正因为佛经翻译才有中古汉语“V(+NP)+CV,V+NP”句式中“已”的虚化,才有唐五代“V(+NP)+了,V+NP”句式的产生。我们在将中古汉译佛经和本土文献进行比较时发现,汉译佛经中完成貌句式主要有以下三个突出特点:
其一,完成貌句式使用频率高。
我们先看下面表格中两类文献完成貌句式的使用情况:
表2 中古本土文献和译经文献表完成貌“V(+NP)+CV,V+NP”句式的使用
注释:
③《贤愚经》的次数转引自蒋绍愚(2001)《〈世说新语〉、〈齐民要术〉、〈洛阳伽蓝记〉、〈贤愚经〉、〈百喻经〉中的“已”、“竟”、“讫”、“毕”》,《语言研究》第1期,第73页。
④“笔记小说”共13万字,包括《谈薮》八卷宗,隋阳芥松撰,《启颜录》十卷,隋侯白撰,《旌异记》十五卷,隋侯白撰,《古镜记》一卷,隋王度撰。
从表上的统计数目来看,各个朝代译经中完成貌句式的使用次数比本土文献都要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本土文献中总用例只有156例,而译经却高达2849例。两种文献完成貌句式在使用次数上存在的差异是有目共睹的。对于产生这一差异的原因,张洪年(1977)、Harhsmeier,Christoph(1989)、朱庆之(1993)、辛嵨静志(2000)、蒋绍愚(2001)、朱冠明(2005)等都曾有类似的推测,认为这一句式和原典文有关。我们进一步进行梵汉对勘发现,这一句式的大量使用是受了翻译的影响造成的。
我们以姚秦鸠摩罗什译的代表作《法华经》为例,将译文和原典文梵文进行穷尽性的对勘,发现“V (+NP)+CV,V+NP”句式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A.来自梵语独立式。
梵语独立式的构成有两类,第一类是非复合动词用独立式后缀-tvā,字根像在-ta前一样处理;第二类是复合动词用独立式后缀-ya,字根不变。第二类有其特殊规则,即以短元音收尾的字根用-tya等。独立式的功能是表明其动作是在谓语所表示的动作之前发生,其语法形态是在动词后面加后缀-tvā或-ya。《华法经》中共有114例用于“V(+NP)+CV,V+NP”句式(“已”113例,“毕”1例),其中有83例是从独立式的后缀-tvā(如例20)、-ya(如例21)和-tya(如例22)翻译而来。如:
(20)尔时,世尊四众围绕,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为诸菩萨,说大乘经……佛说此经已,结加趺坐。(《法华经》,9/2b)
此例中“说此经已”中的“说……已”从梵语翻译而来,词根是“说”的意思,-tvā是独立式非复合动词的后缀,“已”译自后缀-tvā的语法意义,表明“说”这一动作是在谓语“结加趺坐”这一动作之前完成。“已”译自后缀-tvā的再如:“闻已”(同上,9/30c)来自梵语rutvā,“苦切责之已”(同上,9/29c)中的“责……已”来自梵语paribhāsayitvā,“佛知是已”(同上,9/19c)中的“知……已”来自梵语viditvā。等等。
(21)日月灯明佛於六十小劫说是经已,即於梵魔、沙门、婆罗门、及天人阿修罗众中,而宣此言……(《法华经》,9/4a)
此例中“说是经已”中的“说……已”从梵语翻译而来,词根是“说”的意思,-ya是独立式复合动词的后缀,“已”译自后缀-ya的语法意义,-ya所表示的语法意义和-tvā相同,也是指前一动作的完成。“已”译自后缀-ya的再如:“解是义已”(《法华经》,9/50a)中的“解……已”来自梵语avabudh-ya,“作是念已”(同上,9/12b)中的“念已”来自梵语,“起已”(同上,9/29a)来自梵语utthā-ya,“到已”(同上,9/22c)来自梵语upasamkram-ya,“行此诸道已”(同上,9/5c)中的“行……已”来自梵语cīmnā-ya。
(22)头面礼足,绕佛毕已,一心合掌,瞻仰世尊(《法华经》,9/22c)
此例中“绕佛毕已”中的“绕……毕已”从梵语翻译而来,复合动词有“作礼”的意思。其后缀加-tya,表示动作的完成。“毕已”是两个同义单音节组成双音节,功能与单音节的相同。“毕已”译自后缀-tya的语法意义。再如:“赞佛已”(同上,9/22c)中的“赞……已”来自梵语abhistutya,“已”从复合词abhistu后缀-tya的语法意义译来。
B.来自过去分词。
梵语过去分词是在动词词根后面加上后缀-ta或-na。它的动词有及物和不及物之分,及物动词的过去分词表示过去,带有被动意义,有时表示完成;不及物动词的过去分词只表示过去。除了独立式之外,还有过去分词也译作汉语完成貌句式“V(+NP)+CV,V+NP”。如:
(23)是诸王子,供养无量百千万亿佛已,皆成佛道。(《法华经》9/4b)
此例中“供养无量百千万亿佛已”中的“供养……已”译自梵语。该形式是过去被动分词,词根(供养)后面带有中性复数业格格尾-ta。“已”译自的过去被动分词后缀-ta的语法意义,表示动作的完成。再如“诸佛灭度已”(同上,9/8c)也是这种情况,“灭度已”译自梵语,“已”译自的过去被动分词后缀-ta的语法意义。“既得此已”(同上,9/17b)中的“得……已”来自梵语labdh,“已”译自词根labh(得)的过去被动分词的语法意义(该词是不规则形式,不用后缀-ta)。
C.译自现在时和现在时主动分词。
梵语现在时的构成是动词在现在时语干后面加上人称语尾。它的构成形式非常丰富,有类别、语气、语态、人称等诸多变化。其功能可以表示现在时间、不久的将来和过去时间。当表示过去时间时,是指动作或事件的过去发生。现在时主动分词是现在分词的一种,其构成手段是将后缀叫-t(-at)或-nt(-ant)加在现在时语干上。它可以表示现在时间和过去时间。在《法华经》中,除了上述两种情况以外,还有现在时和现在时主动分词也被译成汉语完成貌句式。共6例。如:
(24)世尊悉知已,当转无上轮。(《法华经》,9/23a)
此例中“知已”译自梵文jānāsi,用于现在时,动词“知”译自词根的词汇意义,带有陈述语气主动语态第二人称语尾-si,表示动作的过去发生,译经僧侣用“已”来表示该语法意义。
(25)思惟是已,驰走而去。(《法华经》,9/18a)
此例中“思惟……已”对应的梵语是,此形式属于现在时的主动分词,词根cint(思惟)加第十类动词现在时语干aya,其主动语态后缀-nt表示动作的过去发生,译经用“已”来翻译。再如“分别知已”中的“知已”也来自现在时主动分词,词根(示)的主动语态后缀-nt译作“已”,表示过去发生。
梵语是一种态(voice),它的时体范畴主要是通过在动词后面出现不同的形态变化来体现。如独立式表示动作发生在谓语动作之前发生,是通过加后缀-tvā或-ya来表达,过去分词是通过在动词词根后面加 -ta或-na来体现。而汉语是一种式(form),主要是通过在动词前后附加不同的词形来体现。如汉语表示完成的动结式就在谓语动词后面加一个完成貌动词。梵语的独立式、现在时、现在主动分词和过去分词都可以表示该动作的过去发生。译者在把这些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时体范畴翻译成汉语时,采用的方式之一就是在谓语动词后面添加一个完成动词,构成“V(+NP)+CV,V+NP”句式。我们所调查的《法华经》中,114例完成貌句式,来自独立式的就有83例,约占总数的73%。如果把译自现在时、现在分词和过去分词的11例都计算在内的话,那比例就会更高。梵语特别是古典梵语中,独立式的应用甚为普遍,有时一个句子里出现好几个独立式。从句法上看,所修饰的成分既可以是句子,又可以是词;从成分上看,既可以是谓语,又可以是主语或宾语。正因为这样,译者把大量的独立式译成了完成貌“V(+NP)+CV,V+NP”句式,造成了汉语完成貌句式的迅速增加。在表2中,我们从本土文献看到的完成貌句式是149例,译经文献是2849例。显然,佛经翻译给汉语完成貌句式所带来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二,“已”字的数量异常出现。
从我们调查的材料来看,在“V(+NP)+CV,V+NP”格式中出现的完成貌动词有“已”、“竟”、“讫”、“毕”,出现的次数分布不均。相对而言,在本土文献里“讫”和“毕”次数最多,“已”和“竟”最少;在译经文献里却以“已”最多,“竟”、“讫”和“毕”最少。从表2的对照来看,本土文献的四部作品中,“已”字一次也没有出现,但在译经文献的四部作品中,“已”字却出现了2613次。显然译经占绝对优势。假如依照语言规律来看待这种情形的话,那就说明中古时期“已”字出现了异常。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情况呢?当然佛经翻译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正如前面所说,由于梵语独立式的普遍使用,才使完成貌句式迅速发展。在这一大前提下,对于所有表完成貌的词语来说,就好比是一场竞争,“已”战胜了“竟/讫/毕”而占了上峰,势必导致“已”的使用频率高于“竟/讫/毕”。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语义限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已”、“竟”、“讫”、“毕”意义相同或相近,但“竟”、“讫”和“毕”还是侧重于“终了”之义。明确表示完成义的只有“已”字,《广雅·释诂》“已,成也”。“已”是译经僧侣认为拿来对译独立式语法意义最为稳妥的词语。
背景基础。战国中晚期汉语表示完结义的“既”趋于消退,表示完成义的“了”却还不具备产生的条件。汉语要求有一个和“既”同语法功能的词来接替。在这种情况下,“已”、“竟”、“讫”和“毕”便早于“了”进入了这一结构。战国以前“已”用作动词,战国中晚期以后,发展为表“完结”和副词“已经”义,“完结”义的产生成为“已”进入完成貌句式的重要条件。东汉译经出现之际,这四个词中“已”字最为常见,在本土文献作品中“已”字频繁出现。当时的注释作品也普遍倾向于用“已”字为其他三字作注,如“竟,已也”,“讫,已也”,“毕,已也”。“已”字因为是常语而被译经优先选用。
佛教语言要求。佛教流传的目的是为了普惠万民,在语言上都倾向于使用人们最乐于接受的口语,这是佛经语言的一大特点。如《法华经》汉语译文中助动词以当时最为常见的“能”、“得”、“当”、“应”出现的频率最高,约占助动词总数的80%。否定词以当时最为常见的“不”字出现的频率最高,约占否定词总数的 64%。(龙国富,2005)就表完成貌的四个词语而言,“已”字的口语性最强,人们倾向于使用口语性强的“已”字。加上佛教信仰追求对佛教经典的虔诚,僧侣唯恐违背经典,在内容上力求真实,语言上力求质朴和稳定。用于完成貌的“已”字在译经之初一旦被选用,它就在译经中处于非常稳定的地位。
第三,“已”字的性质发生变化。
如前所述,译经文献中不出现a、b两种句式,只出现c、d两种句式,例见(18)(19)。再如:
(26)时夜叉鬼食妻子尽,为说一偈……说是偈已,王大欢喜。(北魏《贤愚经》,4/349b)
(27)日月灯明佛於六十小劫说是经已,即於梵魔、沙门、婆罗门、及天人阿修罗众中,而宣此言……(《法华经》,9/4a)
例(26)是c种句式,即“V(+NP),V(+NP)+已,V+NP”句式。“V(+NP)+已”中的V作谓语动词,“已”不作谓语动词,它的前面也不出现副词,只表示动作行为的完成。如例(26)“说是偈已”中的“已”表示的是“说是偈”这一动作的完成。(蒋绍愚,2001)例(27)是d种句式,即“V(+NP)+已,V+NP”句式,它是从c式省略得来。如果根据梵文佛经直译的话,此例应该是“日月灯明佛,於六十小劫,(说大乘经,名《无量义》,教菩萨法,佛所护念,)说是经已,即於梵魔、沙门、婆罗门、及天人阿修罗众中,而宣此言……”括号里的内容表示前一动作的过程,原梵文是存在的,译者为了强调结果而把它省略了,变成了d式。例(27)中“已”字的语法意义和例(26)相同。从事件类型来看,“已”表示下小句谓语的背景时间信息,与上古汉语的“既”相当;从情状类型来看,“已”表示动作的完成或实现,与近代汉语的“了”相当;从关系时制来看,“已”表示谓语的先时关系,与现代汉语的“之后”相当;从语义功能上看,“已”表示时间兼事理顺序,前面动作的实现是后一动作的前提,具有连接词的功能,与上海话作复句连词的“咾”相当。(刘丹青,2003:244)可见译经文献中“已”字的语法化程度比本土文献更高。所以,蒋绍愚(2001)认为,从性质来说,“已”字应该分为“已1”和“已2”,“已1”是动词(完成貌动词),“已2”已高度虚化,只起语法作用,已经不能看作动词。汉译佛经中c、d两种句式中的“已”都应该看作“已2”,佛经翻译导致了“已”字语法性质发生变化。
在语言接触的状态下,不同语言或方言之间的语言演变往往因某种语言成分的使用频率高而发展迅速,因某种语言成分的使用频率低而发展缓慢。(Yue-Hanoshimoto,1993)在一个语法化的句法环境里,对一个词语来说,如果出现的频率越高,其语法化的程度也就越高。(Hopper and Traugott,1993)汉译佛经中“已”字高频率出现加快了它的语法化进程,其根本的原因是佛经翻译。
通过上面对汉译佛经中完成貌句式新特点的分析,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中古时期这种句式的形成不仅仅是其自身单线条历时层次的反映,还包括语言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汉语比似式在历时发展中接受过阿尔泰语(主要是蒙古语)比似式的影响。(江蓝生,1999)元代直译体文献中的助词“者”、“有”等特殊用法,也是因受过蒙式汉语的影响而渗透到元代北方汉语里。(祖生利,2002)
三 余论
语言之间的接触会导致“句法影响”(syntactic influence),是句法演变的外因。(Cerritsen & Stein,1992),可能影响原有的语言形式或进程。(Bemd & Tania,2005)佛经翻译的过程是梵语与汉语相互影响的过程,佛经翻译是汉语完成貌句式发展的一个重要外因。
中古时期汉语完成貌语法意义通过动补形式表达。其主要特征表现为:(a)语序上是“先行动词V(+宾语NP)+完成动词CV,谓语动词V+宾语NP”的线性结构;(b)语义上表示先行动作是在谓语所表示的动作之前发生;(c)表示完成貌的标记有“已”、“竟”、“讫”、“毕”,且都是动词;(d)“已”、“竟”、“讫”、“毕”前面的动词都是持续动词。等等。这是汉语使用者对完成貌句式范畴化(categorization)的一种编码模式。梵语是一种屈折语,独立式语法意义通过在动词后面加语尾来实现。它的主要特征表现为:(a)公元一到九世纪梵语基本上没有固定的语序,独立式的基本语序是“先行动词V+后缀tvā或ya+谓语动词V”的结构;(b)语义上表示先行动作是在谓语所表示的动作之前发生;(c)表示过去的标记由后缀tvā或ya构成; (d)一般作状语,或和别的词语组成状语性词组,修饰谓语或整个句子,表示动作发生的时间、原因、方式等。这是梵语使用者对独立式范畴化的语言思维方式。两种语言思想范畴化的内容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是语序和语义,不同的主要是标记形式。这两种语言因为接触而发生变化,熟悉梵汉两种语言的译经僧侣通过语言思维,对两种不同的范畴化模式进行逐步调整、改造,实现重新范畴化 (recategorization),使之纳入汉语语法体系,其结果是完成貌句式越来越多。标记“已”越来越稳固,“已”字越来越虚化。这一接受汉语语言思维的过程就是语言重新编码的过程。(瞿霭堂,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