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半个世纪以来五四运动史研究的若干情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半个论文,史研究论文,情况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运动是不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以后，论五四的言论和书籍就出现了。在学联的通电等文字里就有了“五四运动”的提法。罗家伦在《每周评论》的一篇文章里也使用了这个概念。后来罗家伦去了台湾，曾是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的主任。但在五四运动中他做的有些事情，我们并不否定。当年五四游行扛大旗的是傅斯年（总指挥）；五四当日的《宣言》有两个，文言的是许德珩起草的，白话的就是罗家伦起草的。
五四运动过后不久，关于五四运动的书马上就出来了，《青岛潮》、《学界风潮纪》等一些小册子，大都是1919年出版的。书出的很多，但是从来没有人说五四运动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包括从文学运动，文学史的角度，也没有人这样讲。抗日战争初期在延安，张闻天主持编写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也还没有写五四运动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一次把五四运动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加以论述的，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我感到，如果没有这样一本书，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的制定，也就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这本书，这样一个理论的制定，是经过血的代价，即经过一次右倾，三次“左”倾，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毛泽东认为既不能按旧民主主义那样搞，也不能按社会主义苏联那样搞，而是搞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就是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里讲的很有名的一句话：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依据这个理论制定的政策，在实践中迅速发挥作用，党不仅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而且在全国解放战争中以3年左右的时间打败蒋介石， 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在《新民主主义论》这本书中，毛泽东讲了历史。他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919年到1921年；第二个时期，1921年到1927年；第三个时期，1927年到1937年；第四个时期，是1937年他写作的那个年代。当然现在我们不这样划分。但是显然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放在五四运动，而且作为一个时期来看。
1948年华北大学成立，吴老（即吴玉章）当校长，给中央写报告，说学生应当学习党史，学习革命史。后来中国革命史成为一门主课，由胡华来讲，讲义也是由胡华来写；于是准备写《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当时我做他的助手。在写讲义的过程中，组织座谈会讨论。曾经有一位刚到解放区，搞现代文学史的学者叫李何林。过去他写过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那时还意识不到按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路写中国现代文学史，还是从资产阶级新文化的角度看问题。他不同意把“五四”看作新民主义革命的开端。但是他对范老（当时范文澜是华北大学副校长兼研究部主任、中国历史研究室主任）很尊重。范老讲了一句话他听进去了。范老说，虽然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多，但是从各种思潮看，马克思主义质量高，从发展看，成了主流。1950年胡华的书经中宣部审订，正式出版，发行几百万册。
干部和高等院校包括高中都在学习这本书，随之产生了一个问题：谁领导了五四运动？
许多信件寄到《人民日报》，提出这样的问题。1950年4月29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邓拓的一篇文章《谁领导了五四运动》，就“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在新民主主义学习中的一些问题，其中，第一类问题就是‘谁领导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仅仅是一个文化运动还是在政治上、思想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等等”做了回答。邓拓认为是李大钊领导了五四运动；因为李大钊写了许多文章，影响了好多人。《人民日报》发表了邓拓写的文章，影响很大，议论慢慢平息了。
现在看这样说还不够，没有说服人，所以这个问题又反复出现。
那时争论的问题在于，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在领导权问题，旧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本阶级的政党才能领导革命，而那时还没有无产阶级政党，又怎么领导五四运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讲了，那时虽然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有了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尽管没有直接讲是他们领导了五四运动，从中可以推论出是他们领导了五四运动。人们是沿这样一条思路回答问题的。 1942年，毛泽东曾经说过：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我写《五四运动史》时考虑到这个问题，注意既不能简单化，又要符合毛泽东的思想。我回答这个问题考虑到这样两条，一条是有了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一条是与以往的情况不同，六三以后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斗争的舞台，起了巨大的作用，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因而五四运动已经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延续，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我是用相当多的材料说明这个问题。1989年上半年，又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且提得很细，写出考证文章，问当时够得上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人有几个？只有李大钊一个，没有一大批，又怎么领导啊？当时我就两个问题作了些回答。一是对什么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我认为只要具备了这样两点就够得上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人：一点是拥护十月革命，一点是有朦胧的共产主义思想意识，即建立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总之，不能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来要求。当时有这样思想的人绝不是一两个，而是一大批。另一个是对“五四”的界定。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往往是因为使用的时间概念不一样。毛泽东讲的是五四时期，即1919年到1921年，而不是只讲五四这一天，这是发生争论的一个重要原因。1989年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一次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座谈会上，我在发言中谈到，我们讲的五四运动是什么，它的时间界限是什么，是不是就指5月4日这一天，决不是；我们今天讲的五四运动是指1919年到1921年这一时期，毛泽东讲五四运动也是讲一个时期，而不是一天。所以有没有一大批，是讲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把五四运动与党的成立联在一起，说“五四运动时期，实际上也是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准备时期”。我认为，这样解释符合毛泽东的原意。
二、五四运动是理性的运动，还是非理性的运动
这个问题国内外的学者都有人提。我在1989年为社科院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供的一篇论文《论五四时期的理性精神》，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
日本东京大学的一位研究五四运动的青年学者斋藤道彦认为，五四运动是感情冲动的非理性的运动，因为五四运动只反日，不反英美和其他帝国主义，不是彻底的反帝运动，是一种感情用事。五四只反亲日派，并不反对整个政府，也不是彻底反封建。
由于“五四”所反对的是日本借机侵占中国的领土山东，所以理所当然地把主要矛头对准日本侵略者。但当巴黎和会做出无理决定时，其矛头不只是反日，而是也反对维护日本利益的其他帝国主义者了。同样，运动开始是对准亲日派卖国贼，但当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被罢免后，群众就提出改造政府，另起炉灶的问题。这也是理所当然的，群众说如果政府还是一个卖国政府，仅罢免几个人有什么用呢！
还有的人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使传统文化断裂的非理性的运动，甚至说五四运动是与义和团运动、与“文化大革命”一脉相传的；为什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因为他参加过五四运动，是彻底反传统文化。这样就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否定了。在祖国大陆，特别是在台湾，一些自称为新儒家的大都持这样的观点，五四运动破坏了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造成了文化的断裂，其影响一直到今天。
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在五四运动70周年时就出现了。当时我与一位美国学者交换过意见，直到最近在《光明日报》座谈五四精神时，我仍然坚持这样的看法，说五四运动破坏传统文化是缺乏分析的，有些是非混淆了。什么叫传统？传统是不是就叫儒家文化？从孔夫子到今天，儒家文化是不是就是绝对正确，一成不变？这些问题要具体分析，否则解决不了问题。我看到一本书上说过去能连传三代的东西就叫传统，那传统就多了。“五四”精神是不是应该算传统？传统里面有没有是非，有没有精华和糟粕之分？无疑是有的。不分精华和糟粕，笼统地讲，问题就讲不清。儒学是不是就等于传统？我认为不是这样，起码是不准确。现在人们有一种观点，似乎儒学就是传统。在古代，诸子百家都在传统以内。所以把儒家与传统文化划等号，这是一种误解。另外，没有看到孔子学说的变化，也是认识上的一种误区。五四时期，李大钊承认孔子在当时的时代是一代哲人。但是从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经过改造以后，到了宋明理学，中国封建社会走下坡路，儒学不再促进社会发展，而是起反面的作用。到了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思想家，他们的启蒙思想是与五四运动相联系的。在五四时期，孔教会的人还要把封建统治阶级改造后的孔夫子学说当作宗教去崇拜，企图立为国教来束缚人们的思想。五四运动反对的就是这个。如果把这些搞清楚，五四运动反对什么也就清楚了。仔细读《新青年》，也可以回答这个问题。1920年，李大钊写《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他在文章里说，孔子是“一代哲人”，但不是“万事师表”。这话讲得很辩证。孔夫子死后，他的学说变化很大。历代皇帝都拿他的学说作为巩固自己统治的工具。“万事师表”是谁封的？是康熙皇帝封的，现在的曲阜孔庙就立着康熙亲书的几个大字。陈独秀在《答俞颂华》这位读者的信里，就宗教与孔子问题表达了这样的见解：“孔教为吾国历史上有力之学说，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鄙人皆绝对承认之，而不丝毫疑义。盖秦火以远，百家学绝，汉武独尊儒术，厥后支配中国人心而统一者，惟孔子而已。以此原因，二千年来讫于今日，政治上、社会上、学术思想上遂造成如斯之果。设若中国自秦汉以来，或墨教不废，或百家并立而竞进，则晚周即当欧洲之希腊，吾国历史必与已成者不同。好学深思之士，谅不河汉斯言，及今不图根本之革新，仍欲以封建时代宗法社会之孔教统一全国之人心，据以往之成绩，推方来之效果，将何以适应生存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乎？”陈独秀的话反映了五四时期先进思想界的状况和要求，反对用孔教统一全国的人心和思想，是对的。五四时期的反孔教推动了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使一大批人，特别是青年摆脱了封建思想的束缚，促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所以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说成非理性的，是不对的。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们，从陈独秀、李大钊到鲁迅、胡适等，他们对旧学都有深厚的根底，对传统文化都做过不同程度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当然，五四时期也有过形式主义的偏向。这些偏向后来如何发展、纠正，以及中西文化又是如何结合的，那是另一个问题，需要专门讨论。
三、五四运动中救亡和启蒙相互促进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1989年五四运动学术讨论会之前就产生了。首先由李泽厚提出。1987年，他的论文集《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出版，首篇文章《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提出了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争论。首先反对这观点的是金冲及。1988年12月5 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他的文章《救亡唤起启蒙》，例举戊戌维新运动中崛起的一代启蒙先驱梁启超等人思想变化的史实，阐述了“中国近代历史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即每一次群众性救亡的运动的兴起，总是能有力地唤起或促进一次伟大的启蒙运动的到来。
事实也是这样，陈独秀等办《新青年》也是为挽救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危亡局面而引起的。1915年兴起的以创办《新青年》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使青年们获得极大的思想解放。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出现了很多研究新思潮的社团，也出现了很多模仿《新青年》而办的刊物，这些社团、刊物的负责人和成员，当五四运动兴起时，大都成了运动中的骨干。另一方面，五四时期的救亡运动又促进了启蒙。巴黎和会帝国主义的分赃决议传到我国，5月4日学生游行；6月10日曹、章、陆被罢免；6月11日陈独秀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提出改造政府的问题；7月1日上海群众大会上工人阶级提出要另起炉灶，只驱除几个官员不行，要根本改造政府。
正是在这种“根本改造”的民众普遍要求之中，寻求救国救民的途径，继续向西方寻找真理，马克思主义传进我国，异军突起。到了五四运动的后期，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比较广泛的传播，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但仍然是一种启蒙运动。也可以说是救亡运动又促进了启蒙运动。那种把马克思主义排斥在科学和民主之外，排斥在启蒙运动之外的看法，是很不全面的。马克思主义所要“根本解决”的是反帝反封建这两大任务，根本谈不上救亡压倒启蒙。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如领导的二七罢工，工人散发的宣言就高呼，“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难道这里就没有启蒙吗？还是在相互促进和发展吗！在革命根据地里，抗日根据地里，不仅有启蒙，而且从未间断。老百姓选举，在背后投豆的方式，也是一种民主，也是一种启蒙的方式。那时的口号叫抗日民主运动，根据地也叫抗日民主根据地，要抗日，要民主，这正是救亡和启蒙的相互促进与结合。所以说，历史表明，中国近代以来不是什么救亡压倒启蒙，而是两者相互促进。
李泽厚的思想和研究，有一个发展过程。在7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一书中，他高度赞扬太平天国运动，高度赞扬辛亥革命和孙中山。那时他曾说：“一定要推翻满清政府才能救中国”。还引用毛泽东的话加强这一论断：“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民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他曾沿着毛泽东的这一思路研究，认为“反帝是中国近代一个基本命题，中国人民革清朝的命，以后革袁世凯的命，革北洋军阀的命，革蒋介石的命，也是因为他们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到1994年底在上海《学术月刊》和北京《东方》两杂志同时发表《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公开说：“我认为，辛亥革命是搞糟了。”认为保留腐朽的清王朝可以使中国“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公开表示革命在中国不是好事情；说“革命容易使人发狂，丧失理性”。他已经忘记了自己曾推崇过的五四“启蒙运动”，也是一种文化革命。否定一切革命，事实上也就否定了事物从量变到质变这一普遍规律。邓小平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3页）否定了革命，也就否定了今日的改革。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今天也可以说，改革是历史的火车头。
李泽厚说，李大钊和胡适的争论现在可以画句号了。意思是李大钊错了，胡适对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五四运动到建立新中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恰恰证明李大钊是对的，胡适改良主义失败了。胡适从美国回来以后，五四时期就搞自由主义。20年代办《努力周报》，30年代办《独立评论》，一直到台湾后支持“自由中国”，一贯搞自由主义。搞了一辈子改良主义其结果又怎么样呢？也没有实现，1962年，71岁时，死在台湾。我到台湾访问，见到胡适的墓。在北京，我常去李大钊的墓，凭吊这位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所以在胡适墓前，我想到这两个人，到底谁胜利了？1927年，李大钊惨遭北洋军阀杀害，为革命，为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慷慨捐躯。60年代，胡适在台湾中央研究院酒会上心脏病猝发而死。虽然李大钊英年早逝，但是从二人的不同理想、事业来看，不是胡适而是李大钊胜利了。李、胡二人的争论，这个句号早在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时就画了。解决问题还是离不开主义，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一个一个问题解决的希望。历史就是这样。
李泽厚以西方的民主的观点看待救亡和启蒙的关系，后来又以所谓传统文化的观点看待救亡和启蒙。公开接受和承认自己是新儒家，这就与启蒙没有什么关系了。所以说，“告别革命”也就告别了“五四”。
四、关于几个问题修改的意见
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二章五四运动这部分，我提出几点意见，供同志们修订时参考。
第26页一段文字，陈独秀“所说的科学，是指自然科学，也是指某些从西方传入的唯心主义理论。”我觉得这里对科学的解释不够全面、准确。五四时期所讲的科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是可以的，但后面说“也是指某些从西方传入的唯心主义理论”，就不够准确了。《新青年》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是《敬告青年》，对科学做了这样的解释，“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这是说主客观统一。这样解释科学就不仅仅指自然科学，也包括对社会科学的认识。自然科学家在自然观上是唯物主义者。所以我认为没有必要写上“唯心主义理论”，应当把陈独秀对科学解释的原文引上。
我认为这本书引文太少，特别是原始材料太少，注解也少。作为教材可以，作为学术著作，就有所欠缺。文字上也应该生动活泼，加强可读性。
第27页，“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先后聘请提倡新文化的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为教授，”笼统地讲，这样还可以。但是联系到第32页“6月11日，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李大钊、 高一涵等人到前门……”就产生一个问题，这时李大钊不是教授，是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当教授的时间是1920年6月，北大正式发出聘书， 正式上课时间是1920年9月。在此之前，五四运动期间， 李大钊是北大图书馆主任，不是教授。而这点后来写五四运动的人往往忽略了。我查过北大的校史档案，有明确记载。
第33页，引了1919年6月11 日一张传单《北京市民宣言》上的一段话，“我等学生商人劳工人等，唯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这张传单是陈独秀起草的。这张传单在当时报纸发表时漏掉很重要的一个字，“军”字。原文是“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我在北大校史档案查到了原件。我写《五四运动史》引用的是原件，并附上了这张传单的照片，上为中文，下为英文（由胡适翻译的）。现在一些写五四运动的文章，用的是原来报纸上的话。这点应当改过来，特别是象《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这样重要的书。
同页，谈到巴黎和会签字的情况是这样说的，“……和约签字前一天的6月27日，包围中国代表团陆征祥的住地，强烈要求拒绝签字， 总代表陆征祥终于不敢出席和会签字。”当时的中国代表团没有签署巴黎和约，是五四运动的一个重大成果，也是中国近代以来破天荒的一桩大事。应该多写几笔，作为宏扬爱国主义思想的好材料，应当写得生动些。除报刊和档案外，《顾维钧回忆录》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情况。那时存在南北两个政府，顾维钧和陆征祥是南北两个政府各自派出的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到了巴黎后，由于国内反对北洋政府非常强烈，陆征祥有些害怕，就躲起来了，借病休养，把和会的事都推给顾维钧，所以当时的中国总代表实际上是顾维钧，陆征祥只是挂名而已。关于在巴黎的中国群众代表威胁中国代表不准签字的情况，可以参阅《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一卷第207页）。
第34页，有这样一段话，“尽管当时还没有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但是斗争的目标是反对西方列强制定的巴黎和约……”在当时，直接的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还没有。但是“帝国主义”这个概念，而且是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帝国主义的概念已经有了。1919年元旦，李大钊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的文章中提出了帝国主义的概念。他认为，大亚细亚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这是近代以来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的概念。既然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那么是否也包含着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呢？我认为可以做这样的解释。所以，我认为34页的这段话，如何表述，可斟酌一下，不要说的那么绝对，一点回旋的余地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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