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增长的结构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因素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结构变动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新古典的传统观点认为，要素市场是均衡的，经济制度有足够的灵活性以维持均衡价格，无论从生产者还是从消费者的观点来看，资源都存在着长期的有效配置（帕累托最优状态）。因而，所有部门的劳动和资本都能带来同样的边际收益；在任何既定的时点，部门间劳动和资本的转移不可能增加总产出，资源的重新配置的效益仅发生在经济扩张时期。根据以上观点，新古典理论把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看作是资本积累、劳动力增加和技术变化长期作用的结果。据此，他们把经济增长因素归纳为四个方面：资本积累、劳动力质和量的提高、中间投入的增加、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以上思想集中反映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新古典模型的基本公式为：
G(,V)=G(,A)+β(,K)G(,K)+β(,L)G(,L)
式中的G(,V)、G(,A)、G(,C)分别为总产出、全要素生产率、 资本和劳动的增长率。β(,K)、β(,C)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
丹尼森、格里利克斯和乔根森开创了增长因素经验分析方法，其主要进展来自对资本和劳动类型的细分，以及根据它们的收益，对之进行加权。他们对资本资产的不同类型，对影响生产率各类劳动的不同特点（教育程度、年龄、性别等）都进行了细分，并提出了一个研究发展中国家增长因素的公式：
G(,V)=β(,L)G(,L)+β(,L)∑wi/w(L(,i)/L)+β(,K)+β(,K)∑r(,j)/r(K(,j)/K)+G(,A)
式中，系数wi／w和r(,j)／r代表不同收益对不同类型的资本资产和不同质的劳动的影响。
总之，新古典理论以竞争均衡假设为前提，把各种投入划分为资本和劳动两大类，而总产出增长同资本和劳动加权平均增长的差额，则构成整个经济中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数量。
以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为代表的一些结构主义经济学家认为，经济是非均衡的。产生非均衡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劳动市场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表现尤为突出。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是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在传统部门存在着大量的不能为现代部门所吸收的非熟练劳动力。产生非均衡的另一个原因是不能有效地再配置资源以增加出口或替代进口从而导致国际收支长期逆差。
经济的非均衡性，说明不能以资源最优配置作为分析问题的假设前提。由于经济是非均衡的，这也意味着劳动和资本使用在不同的方面收益会有差异。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减少瓶颈和再分配资源（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无疑会加速经济增长，因此，经济增长是结构转变的一个方面。根据以上看法，在经济增长因素上，结构主义者就在新古典所分析几个因素上，加上了结构因素，这包括资源配置，即资源自低生产率部门向较高生产率部门的转移；规模经济及边干边学；内外部瓶颈减少。
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结构主义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钱纳里、鲁宾逊、费德等经济学家在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加进一些结构变量，以统计分析的方法研究了结构变量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这一研究所设立的多元回归方程和一般式为：
G(,V)=a(,0)+a(,1)(1/Y)+a(,2)G(,L)+a(,3)X(,3)+a(,4)X(,A)+a(,5)X(,E)+a(,6)X(,F)+a(,7)F(,D)
式中，I／Y：投资同GNP的比率（资本存量增长的替代变量）；G(,L)：劳动力的增长的度量；X(,3)：劳动质量（或教育）的度量；X(,A)：劳动或资本自农业转移的度量；X(,E)：出口增长的度量；X(,F)：国际收支逆差的度量；X(,D)：发展水平的度量。
钱纳里等人运用以上回归方程，根据1950～1973年期间3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统计数据，经过大量的回归分析，结果在几乎所有的例证中增加结构变量均显著引进了对不同发展中国家增长率区别的说明。
现代经济增长历史也充分表明，经济总量的高增长率总是和产业结构的高变动率联系在一起的。产业革命以来，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产业结构中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之间相对比重迅速消长。在一个世纪里，农业部门的产值份额从40%以上下降到10%以下，工业部门的产值份额则从22～25%上升到40～50%。如果从劳动的部门份额变动来看，结构变动更为明显。总量的高增长率和结构的高变动率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就像国民经济的左右两个主动轮，驱动着一个国家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二战以来，日本以及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经济增长的事实也说明了结构因素和经济快速增长密切相关，如日本在二战以后，面临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等要素严重不足的困难，之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其关键就在于充分发挥了结构因素对增长的作用，从推动产业结构合乎规律的转换中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过程也充分说明了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被人称为继50年代后我国经济的第二次“起飞”。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来自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据统计， 我国乡镇企业产值从1980 年的656.90万元增加到1991年的11621.69万元。增加了16.69 倍（据《中国统计年鉴·1992》），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85%。全国乡镇工业产值占国内总产值的比重由1980年的9.76%上升到30%以上。正是由于我国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多方面效应（如农民人均收入提高所导致的购买力增强，乡镇企业以工补农所导致的农副产品产出的增长，等等），推动了中国经济80年代的腾飞。
我国乡镇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充分显示了产业结构变动（资源再配置）的巨大效应。因为乡镇企业是在没有国家投资的情况下，农民利用政府的宽松政策，完全依靠自身的投入发展起来的。它是资源再配置，即劳动力从第一次产业向第二、三次产业转移的结果。据推算，我国每个农业就业人员提供的净产值，在1981年分别只及矿业的15%，制造业的14%，初级基础设施部门的17.8%和服务业的37.1%。也就是说，每向非农产业转移一名农业劳动者，即可平均增加净产值1979.4元。据此计算，我国乡镇企业从业人数从1980年到1991年净增加达6604.44 万人，也就等于增加净产值1307.68亿元。 可见资源再配置效益何其巨大。
以上分析表明，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结构变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增长因素。作为一个二元经济转化中的发展中国家为推动经济起飞，不仅要重视资源的投入，而且还应重视结构的调整，即遵循产业结构变动的内在规律，不失时机地促进产业结构的变动，在结构变动中求速度，求效益。
结构变动和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
为什么结构变动能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呢？这是由现代经济增长的特点决定的。
经济增长是一种投入产出关系，虽然大量的资源投入是经济增长的基础，但其投入的产出效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结构的状况。因为各种要素投入总是要与特定的企业、行业、产业部门结合在一起，最终凝结成或体现在特定的产业部门之中，从而形成一定的产业结构。而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各产业之间存在着广泛的投入产出关系，每一个产业通过“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与其它产业形成一种互为供求的紧密关系。这样，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就决定了各种投入的产出效益。如果，一定时期的产业结构与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及技术的发展相适应，主导部门的选择是合适的，那么资源配置就是合理的，一定的资源投入就能取得较好的产出效益，从而推动经济的一定增长；反之，如果产业结构严重失衡，那么大量的资本和劳动投入将得不到合理配置，或严重降低资源配置的效果。即使短期的高增长能以高投入、高物耗为代价而实现，但也只能是昙花一现，最终会因结构制约而难以持续下去。特别是在现代经济条件下，社会分工日益细化，产业部门不断增多，部门之间的依赖性日益扩大。产业结构是否合理也就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
当一个国家经济总量达到一定水平以后，在一定条件下，结构调整本身就构成经济增长的一个源泉。如在总供求矛盾突出，产业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而出现大量闲置性资本时，通过存量资本的调整而无需新增资本的投入也能提供出大量的有效产出，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又如由于体制等原因，导致社会各产业部门生产率高低悬殊的情况下，通过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资源配置）也能推动经济增长（这一点正是钱纳里等结构主义者所分析和看重的）。
现代经济的又一个特点是科学技术的大量应用，科技的发展和应用是现代经济中高生产率以及由此产生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增长率的最终原因。但是，新的科技不可能在现有的所有生产部门平均分布，它总是首先出现在特定生产部门，并首先引起这一部门的快速增长，然后再通过产业之间的关联效应（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扩散到国民经济各部门，从而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显然，技术创新的扩散只有在产业结构较为合理的状态才能顺利地发生。而在产业结构扭曲的情况下，结构关联将发生断裂，必然使技术创新扩散受阻，从而使经济增长难以实现。
以上分析说明，结构变动之所以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由现代经济增长的特点决定的。那么，结构变动本身又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呢？美国经济学家库茨涅兹、钱纳里，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马场正雄等一大批经济学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这一问题，并进一步揭示了经济总量增长和结构变动的内在依存关系。这种依存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经济总量增长必然引起结构变动。这是因为：（1）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产品和劳务的需求结构必然发生重大变化（如恩格尔定律所揭示的那样），这就必然引起产品和劳务的供给结构，即产业结构发生相应变动。具体来说，这引起资源从低收入弹性的部门向高收入弹性的部门流动，从而导致产业结构变化。
（2）人均收入提高到一定程度也会使产业结构所面临的要素供给状况发生变化（如原来廉价的劳动力现在变得昂贵，而原来十分稀缺的资金现在变得较为丰裕），要素供给状况的变化引起产品生产相对成本的变化。另外，技术进步速度的产业差异也引起产业间生产相对成本的变动。这样必然引起资源从相对成本高的产业向相对成本低的产业流动，从而推动着产业结构的变动。
2.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依赖于结构转变。任何产业都有产生、发展、成熟、衰落的过程，当原有产业结构的部分产业（特别是主导产业）走向衰落时，如果没有具有较高增长率的新兴产业的出现，即没有产业结构的变化，那经济总量增长必然下降。而产业结构变动实际上是具有较高收入弹性、较低相对成本（即较高生产率）的产业不断取代原有的已走向衰落的产业部门的过程。这一过程势必出现产出增大、成本下降的经济效益，从而促进国民经济更快增长。
3.总量增长越迅速，要求结构变动率越高，结构的高变动率又推动总量更快增长。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越迅速，需求结构变化也越快；同时产业结构所面临的要素供给状况的变化也越快。这样必然要求产出结构随之加快变动。当然结构的高变动率也反过来促进着经济更快地增长。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动存在着一种内在依存关系。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过程，也就是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动互相促进共同推动着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而当前一些难以“起飞”的发展中国家，正是由于总量和结构处于一种互相制约的恶性关系之中，即总量的低增长甚至停滞使落后的结构难以改变；而落后的结构又反过来制约着总量的增长。因此，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关键，也就是易经济增长和结构的恶性关系为互相促进的良性关系。
那么，在总量和结构的相互关系中，发展中国家应该从哪一个环节入手来加快发展进程呢？即是首先通过资源的大规模投入，使总量在低结构中有所突破，还是首先改善结构，在调整结构中求速度求效益呢？对此库茨涅兹、钱纳里等经济学家分析认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总量和结构的相对地位是不同的，因而解决问题的重点也不同。
1.初步工业化阶段
在这一阶段，产业结构处于从传统农业向工业化结构转化的前期，第一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有相当比重（一般在50%左右），农业劳动力在全社会劳动力中的比重更大（70%～80%）；社会供给总量尤其是工业制品往往存在短缺；多数产业处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成长期，还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及具有出口竞争能力的主导产业。
这一阶段的以上特征决定了本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初步工业化，使国民收入中工业的比值大大上升，并初步建立起一个独立的、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因此，这一时期，总量矛盾（即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矛盾）往往是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经济增长主要靠增加投入来实现。产业结构中的一些结构性矛盾通过资本增量的调整来解决，即对某些短缺产业增加投资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增加供给，使局部的供需矛盾得到解决。
2.持续高速增长阶段
在这一阶段，社会供给总量已达到一定规模，人均国民收入上升到较高水平（以1958年美元计一般在人均300～2000美元之间）。 在这一阶段，二元结构开始出现重大转化，第一次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劳动力就业比重都有较大下降，第二次、第三次产业高速增长，并在国民经济中占主要地位；同时在第二次产业内部结构变动加快，处于结构高变动率时期，加工度与附加值较高产业、特别是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比重将不断上升。
这一阶段产业结构的以上特征决定了结构矛盾一般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因为，当人均国民收入上升到这一阶段，需求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以满足温饱为中心的必需品消费阶段向非必需品消费阶段转化，原有的产业结构对需求结构的迅速变化已难以适应，因而这一时期的资本存量往往存在大量的结构性闲置。如果不在实行资本增量调整的同时，进行资本存量调整，则不但供给将难以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且，总量增长也会因缺乏动力而增长缓慢。因此，在这一阶段，需要不断进行大规模的结构调整，只有通过这种结构迅速转换才能推动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3.稳定增长阶段
在这一阶段，人均国民收入达到2000～3000美元以上（1958年美元），经济成长进入“群众性高消费阶段”，与此同时，产业结构逐步具有“后工业化”社会的特征，主要表现为第二次产业增长相对缓慢，第三次产业在GNP中的比重迅速上升；在第二次产业内部， 重化工业比重逐渐下降，技术密集型工业比重上升。在这一阶段，结构矛盾仍然是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因为，不少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规模经济的效应已达到极限，生产的迅速扩张开始受到市场空间的阻碍，它们正进入成熟期和衰退期，其增长开始逐步减缓，甚至出现负增长，因此，只有及时实行结构转换，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并为总量增长提供新的推动力。
综上所述，对于那些刚刚开始工业化建设的国家来说，主要任务是通过大规模的投入推动总量的增长；而对于那些已经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化已初具规模，经济总量也已达到一定水平的国家，结构性矛盾已是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因此，推动产业结构变革，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在结构变动中求速度、求效益是加快经济发展的正确途径。
加快我国的结构变动，推动经济腾飞
我国的工业化经过40多年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较为完整的工业化体系也已基本建立。目前正处于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快速增长阶段）。根据本文以上的分析，这一阶段也正是产业结构变动最剧烈的时期，因而在总量和结构的相互关系中，结构问题更为突出。因此，为了保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除了重视投入外，更应重视结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经济起飞时期的结构变动也称之为产业结构成长，它表现为两个方面：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也就是产业结构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发展，它至少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在整个产业结构中，由第一次产业占优势的比重，逐渐向第二、第三次产业占优势的比重发展；（2）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优势的比重逐渐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占优势的比重发展；（3）由制造初级产品产业占优势的比重逐渐向制造中间产品、最终制成品的产业占优势的比重发展。产业结构合理化主要包括各产业之间在生产规模上比例关系的日趋均衡和产业之间关联程度的不断增强。产业结构变动是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统一，虽然高级化以合理化为基础，但合理化只有在高级化的动态进程中才能实现。因此高级化是产业结构变动的主旋律。
从以上产业结构高级化内容中可以看到，高级化其实质也就是资源的再配置过程，它包括三次产业之间的资源再配置和第二次产业（制造业）内部的资源再配置。由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特殊性，高级化中三次产业之间的资源再配置更显困难。
三次产业之间的资源再配置其主题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即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流动。目前，我国第一次产业劳动力比重仍高达60%，这和工业化国家10%以下的比重相差甚远。因此，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仍然任重道远。这个问题在当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都将是我国结构变动的重点任务。同时，这个问题的解决本身也构成我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源。钱纳里曾着重从劳动力流动的角度考察了资源配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他用总配置效应（TRE）来测量这种贡献的大小。 他发现在人均收入100美元至5040美元这个阶段内，总配置效应都是正的，并且经历了一个最初加速尔后放慢的过程。
根据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总配置效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人均收入100～2100美元的区间内部是上升的，而且在560～1120美元阶段上出现加快上升的状况，并且在人均收入1120～2100美元阶段内达到最大值（11%）。这一阶段也正是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转化的关键阶段。农业劳动力转移主要在这一阶段完成。总配置效应在人均收入2100美元之后开始下降，这表明由于农业生产率的极大提高，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在要素收益率方面的差距日趋缩小，从而作为经济增长源泉的从农业中游离出来的资源日趋枯竭。这种状况也表明二元经济转化已近完成，产业结构变动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钱纳里以上的分析表明在我国当前到今后的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即我国经济起飞的整个历史时期），农业劳动力转移都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因此，加快农业劳动力转移也就意味着加快我国的经济增长和现代化进程。
我国当前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在农村兴办乡镇企业，农民就地从事非农产业；二是农民直接进入各类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当前， 这两条途径的转移都出现了一些困难。 我国的乡镇企业在80年代的强劲增长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进入90年代后，乡镇企业出现了机制退化、生产率下降，城市化滞后等问题，已面临着“第二次创业”。从80年代后期开始，农民直接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规模不断扩大。据统计，目前在全国各类大中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工”有5000多万人。这些人主要集中在建筑、纺织、市政、商业服务以及家庭服务等行业。他们干的是城市人不愿干的脏、累、苦、险工作，为城市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没有城市户口，他们的身份是“农民工”，现有的体制和政策不承认他们是市民，他们也难以在城市安家。因此，这些“民工”只能象候鸟一样在城乡之间来回奔走，从而形成引人注目的“民工潮”。
为了解决农业劳动力转移中的各种问题，首先我们应该从我国整体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高度来看待农业劳动力转移，而不应仅仅把它看作是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途径。这样，才有利于克服一些人由于怕乱而对劳动力流动采取卡、堵的手法。其次采取一些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如进行城乡管理体制改革，消除乡镇企业适度集中，以及农民变为市民的障碍以解决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问题；进行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以解决机制退化的问题；消除对乡镇企业（特别是私营、个体企业）的歧视性政策，以利于它们扩大规模，吸收更多农业劳动力就业，等等。我们可以相信，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农业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必将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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