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民国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民国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儒学与民国政治结有不解之缘。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为揭露统治者利用儒学维持其反动政权，对儒学较多地予以批判，后因形势变化而转为有区别、有分析的继承。北洋政府时期，袁世凯、张勋先后演出了尊孔复辟的闹剧，汤化龙、康有为等人则在教育界和舆论界紧相呼应，鼓吹读经，宣扬儒教。这股逆流虽然鼓噪一时，热闹一阵，但在政治上惊觉了人们。蒋介石上台以后，为推行封建买办专制主义，反对共产主义，便在三民主义的掩盖下掀起了两次尊孔高潮。综观儒学在民国时期的政治命运，是和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密切相联的。
儒学是中国封建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与封建主义政治密不可分，形成了儒政合一的儒家政治。中国自进入近代以来，封建制度开始瓦解，资本主义获得发展，社会主义兴起，社会处在新旧交替的转型时期，孔子儒学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受到极大挑战，而逐步走向衰落。然而作为封建思想的儒学与封建主义制度一样具有强大的传统力量，决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不断变换花样并依托各种旧势力维护自己的地位。儒学与民国政治关系的发展，就充分证明了这点。儒学与民国政治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特点，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加以剖析。
一 儒学与孙中山、辛亥革命、民主主义
近代民主主义运动的兴起，与维护封建制度的孔子儒学发生了严重对立、有时甚至是尖锐的矛盾冲突；然而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先天不足及其与封建主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中国民主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既有与儒学的对立斗争，又有一定的吸纳融合。两者形成了一种复杂的矛盾关系，铸就了中国民主主义的历史特色。
孙中山是受西方教育的现代派人物。他的主体思想是自由、平等、博爱，民治、民享、民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在同盟会与辛亥革命时期，如列宁所评价的，孙中山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三民主义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①。这时期孙中山批孔较多。他在严厉批判“君主专制”“帝王思想”的同时，也要求对“一切旧思想”“扫除净尽”②，并尖锐批判儒教，揭露封建统治者“假借名教，盗窃仁义，锢蔽天下，使无异志”③，认为儒学把“君臣主义，立为三纲之一，以束缚人心。此中国政治之所以不能进化也”④。可见孙中山对儒学的批判，主要是揭露当时的反动统治者如何利用儒学维护其反动政权，阻碍中国社会发展。这和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对孔子批判的本意是一致的。
五四运动以后，孙中山对孔子儒学的态度，由较多的批判转为较多的继承。但这种继承不是无区别、无分析的。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三民主义对儒学优秀部分的直接继承。孙中山积极继承了儒学的民族思想，包括爱国主义与民族气节等；也积极继承了儒家的爱好和平观念与大同理想。他把孔子的“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与他的民生主义思想联系起来，成为他的民生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渊源。
（二）三民主义对儒学某些部分的具体运用。孙中山常用某些儒家教条来褒扬某些社会现象，如称赞辛亥革命志士的“杀身成仁”与向革命出资者的“以义忘利”；有些国际友人也“具怀仁慕义之心”，支持中国革命。孙中山还常把儒学与其三民主义联系起来，为三民主义寻找历史根据。他说：“共和者，我国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遗业也。”⑤在论述民权主义时说：我国古昔“有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有所谓‘民为贵，君为轻’，此不可谓无民权思想矣”⑥。
（三）三民主义对儒学伦理思想的改造、新释。孙中山对儒学继承中最可称道的是他对儒家伦理思想的新释与改造，为其三民主义服务。如他在讲“智、仁、勇”时指出，所谓“仁”就是博爱，“能博爱，即可谓之仁。”由此他把“仁”分为“救世之仁”、“救人之仁”与“救国之仁”。“救国之仁”，就是志士仁人“专为国家出力，牺牲生命，在所不计”。近代中国许多壮士为国牺牲，“此所谓舍生以救国，志士之仁也。”⑦孙中山认为这种“成仁而死，极有伟大之价值，纵使前仆后继，牺牲多数人之生命，而能博得真正共和，即亦无所吝惜”⑧。
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创建了民国。但辛亥革命并没有消灭封建制度，民国初建即被窃夺。究其深层原因，恐怕与孙中山对儒学的态度不无关系。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曾对孔子儒学进行过一定批判，以确立民主主义思想。这种批判是很可贵的，然而这些批判是有限的，没有能从孔子儒学的思想体系上，也没有能从孔子儒学是封建主义的灵魂、理论基础与精神支柱的高度上，对其进行批判；况且这种批判也没有能形成群众性的文化思想运动，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孙中山的批孔，力量很微弱。它没有能从思想领域批倒孔子偶像。孔子儒学仍在思想领域占统治地位。这样，辛亥革命没能消灭封建制度、没能打倒封建主义，也就可以理解了。而民国初建时，孙中山又把总统职位、把民国政权让给封建主义的新代表袁世凯，虽然原因有种种，但也不能说与孙中山所受的儒家思想影响无关系。可以说在这件关系民国命运的重大问题的处理上，孙中山的儒家“仁让”思想害了他，给袁世凯蓄谋窃夺民国大权以可乘之机。
二 儒学与袁世凯、北洋政府、军阀封建专制主义
辛亥革命虽然不彻底，但它毕竟推翻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给封建主义以沉重打击；同时也正由于辛亥革命不彻底，封建主义才有力量在其受到沉重一击后进行疯狂反扑。这便出现了辛亥革命后的黑暗政治：尊孔与复辟。这是对辛亥革命的反动，是北洋军阀政权怪胎中生下的一对畸形孪生子。
袁世凯窃取政权后不久就蓄谋复辟帝制。在中国要复辟就要尊孔，只有尊孔才能复辟，两者谁也离不开谁。所以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活动紧锣密鼓地进行，尊孔闹剧也一幕接一幕地拉开。全国弥漫在一片尊孔与复辟的乌烟瘴气之中。
（一）“总统”袁世凯尊孔复辟的升级
自1912年3月袁世凯窃夺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到1913年7月“二次革命”的一年多时间里，是袁世凯准备复辟、开始尊孔的时期。这时由于辛亥革命的民主空气基本上还继续保留着，袁世凯与孙中山民主派还没有公然决裂，所以袁世凯还不敢公开复辟，但已开始为随后的复辟作舆论准备——逐步掀起全国的尊孔高潮。1912年9月，袁世凯发布《崇孔伦常文》，宣称：“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儒教“八德”乃“人群秩序之常”；命令全国人民“恪循礼法，共济时艰”⑨。1913年6月，袁世凯发布《尊孔祀孔令》，宣扬孔子是“万世师表”，其学说“放之四海而皆准”，命令全国“尊孔祀孔”，“以正人心，以立民极”⑩，在全国掀起了尊孔风。
1913年7月至1914年12月，是袁世凯尊孔活动猖狂、即将复辟的时期。这时由于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自觉地位已经巩固，便与孙中山民主派撕破脸皮，公开敌对，并加速复辟、疯狂尊孔活动。1913年10月，在袁世凯的操纵下，宪法起草委员会通过定孔教为国教，载入《天坛宪法草案》。他们想把定孔教为国教用宪法这一根本大法固定下来。1914年9月，袁世凯率文武百官至孔庙，穿着古装祭服，行三跪九叩的祀孔礼，演出了民国以来第一出大规模的祀孔丑剧。12月，袁世凯又进一步恢复了清朝的祭天制度，身穿祀孔的怪装，模仿封建帝王的礼仪，登天坛祭天，做了一次复辟帝制的演习。
1915年1月至1916年6月，是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期。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承受帝位，旋改国号为“中华帝国”。称帝必更要尊孔。1916年1月，袁世凯以新上台的皇帝身份加封“衍圣公”孔令贻“郡王”衔，以取得儒家的更大支持。然而，袁世凯这种尊孔复辟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1916年6月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继任者宣布恢复国会与民国。
袁世凯由尊孔到复辟，由复辟到进一步尊孔的丑恶表演，对说明近代中国儒学与政治的关系具有典型意义。它既是封建君主制灭亡的最后挣扎，也是孔子儒学与封建政治结合共同挽救君主专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最后一次表演。
（二）武夫张勋的尊孔复辟闹剧
北洋政府时期的武夫督军，不少人目不识丁，但却都是尊孔的急先锋。他们一方面积极推行“忠义”治军那一套，用“愚忠”“侠义”要求下级军人，使他们对军阀长官盲目服从、绝对忠义；一方面这批武夫督军又在全国鼓噪尊孔，成为袁世凯尊孔复辟的重要支持力量与社会基础。
张勋是武夫督军尊孔的典型代表。1913年2月，他就以武卫前军军统的身份搞《上大总统请尊崇孔教书》，说什么“国体初定，民情浮动，欲谋统一，明教为先”；颂扬孔子是“吾国宗教初祖，道冠为王”；其学说“有如日月之行天，江河之流地，增之未形其高，抑之未见其损，犹之布帛菽粟，为人生日用之所必需，而不能须臾离者。”随后他积极支持袁世凯尊孔复辟，率“辫子军”镇压“二次革命”；在袁世凯尊孔复辟失败后，他又于1917年7月在北京发动复辟政变，拥戴清废帝溥仪为皇帝；并发表文告，要维护“以纲常名教为精神之宪法，以礼义廉耻收溃决之人心”(11)。然而张勋复辟失败得更惨，仅闹腾了12天就夭折，被历史讥讽为最短命的复辟丑剧。武夫督军也热衷于尊孔复辟活动，这是近代中国军事、政治一大特色；说明苟延残喘的各种封建统治力量都想抓住孔子儒学这根救命稻草！
（三）教育界汤化龙等的尊孔读经
反动统治者搞尊孔复古，一般都要使学校尊孔读经。他们平日根本不问教育，唯独在搞尊孔上，他们没有忘记学校。1912年初，南京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下令公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随之他又发表《对教育方针之我见》一文，批判了清朝的以“忠君”、“尊孔”为核心的所谓“钦定”教育宗旨；主张道德教育应以“自由、平等、亲爱（博爱）”(12)为中心。可是不久，袁世凯窃取民国政权后就立即改变教育方向，把教育转向了尊孔复辟的轨道。1912年7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决定把“孔子诞日”列入学校自定仪式中。10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国，规定“孔子诞日”举行纪念活动，“以表诚敬”。1913年9月，北京教育部通电全国，将孔子生日“定为圣节”，放假一日庆祝。由诞生纪念日到庆祝“圣节”，这在尊孔读经道路上进到一个新台阶。10月，北洋政府又将尊孔列入宪法，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这就是说，学校要以孔子儒学作为根本指导思想，并以国家根本大法规定下来，这在民国以来的历史上是仅见的。在这一时期，北京政府教育总长汤化龙，几次上书提出恢复小学读经，得到袁世凯的支持。其后，中小学一律恢复读经。1915年2月，袁世凯直接颂布《教育纲要》，规定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以“尊孔为端基”(13)。至此，全国学校从教育宗旨到课程设置，完全回到了清朝“尊孔忠君”的轨道上去，即在教育上完全复辟了封建主义。
（四）御用文人康有为等人的孔教会活动与尊孔谬论
袁世凯要搞尊孔复辟，北京、上海、山东等地的一些尊孔文人便心领神会，纷纷组织孔教会（或孔道会、宗圣会），建立全国机构，出版《孔教会杂志》，开展各种形式的尊孔活动。1913年9月，孔教会代表二三千人齐集山东曲阜，召开第一次全国大会，鼓噪进一步尊孔。大会推康有为为会长、陈焕章为干事长。康有为成了全国尊孔派的首领、鼓吹尊孔的急先锋。如果说上述三种情况的尊孔都多是行动的话，那么康有为等人的尊孔则有较多的所谓“理论”色彩，对袁世凯的尊孔复辟起了重要的舆论作用。现将康有为与孔教会的主要尊孔理论分述如下。
1.尊孔救国论。康有为首先提出儒学“国魂”说。他认为中国虽然经济上不如欧美，但中国“自有国魂主之，乃能以永久而不蔽矣。”而中国之“国魂”“曰孔子教而已”。在康有为看来，“自共和以来，教化衰息，纲纪扫荡，……五千年未有斯极。”(14)自然这都是辛亥革命“革”了中国数千年之“命”所致。他对此极为不满不忍。随后康有为办起《不忍》杂志，以发泄他对“纪纲之亡绝”、“人心之堕落”、“教化之陵夷”、“国粹之丧失”等“不能忍也”(15)的情绪。因此，他认为当时中国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道德问题。“今欲救吾国人于洪水中，必先起道德之心。”“尊孔子为教主是也。”(16)康有为的观点很明确：只有尊孔崇儒才能救中国。为此，康有为还专门发表《中华救国论》，以尊孔救国立论，认为“今者保救中国之亟图”，在“孔子之道”；提出“欲活人心，定风俗，必宜遍立孔教会。”(17)
2.立孔学为孔教论。康有为等人既然把“救国”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孔子儒学身上，把孔子看作救世主，那么下一步的尊孔升级自然就要把孔学宗教化了。本来孔子儒学在历史上已具有半学术半宗教的色彩。汉董仲舒以“天人感应”说、宋朱熹以“天理”主宰论已经把孔子神化，把儒学变成了儒教，以进一步锢蔽民心，维护封建主义制度。但从根本说，孔子儒学仍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在民主主义革命兴起、封建主义旧厦即将土崩瓦解的新形势下，康有为等人亦学古贤，不遗余力地制造孔学宗教论。康有为本来早就把儒学称为“孔教”，认为“孔子之道，实以仁道为教”，饮食男女“皆在孔教中”；特别在当前情况下“必有大教为之”(18)方可。陈焕章还在1912年11月就将所著《论孔教是宗教》与《论中国今日当昌明孔教》两文合印成《孔教论》一书，积极鼓吹应立孔学为宗教。继之他又著文把孔子吹捧为是中华所有各民族“无不有所奉之教主”，“中国特出之教主”；孔教之为宗教“超越”世界任何宗教。康有为等人为何这样积极推行立孔教为宗教？张东荪说得明白：他们“一则欲以宗教挽回人心，二则欲以保有东方文化固有之文明。”(19)而其根本目的还在于以此维护军阀封建专制主义统治。
3.立孔教为国教论。康有为等人在制造孔学救国舆论、提出定孔教为宗教后，尊孔升级的第三步就是要立孔教为国教，以使孔教作为宗教合法化，并取得有国家保护、定于一尊的地位。还在1913年3月康有为就鼓吹，中国数千年来孔子就被“奉为国教”，并对民国成立以来对孔教“未定为国教”提出批评(20)。8月，孔教会代表陈焕章、梁启超等上书《请定孔教为国教》给参众两院，声称孔子一直是中国的“国教教主”，现在民国仍以孔子道德为根本精神，“故中国当仍奉孔教为国教”，而“只有定孔教为国教，世道人心，方有所维系”(21)。在此请愿书影响下，全国各地尊孔组织、军政要员也纷纷上书，要求“定孔教为国教”。1914年4月，康有为发表《以孔教为国教配天地议》一文，再次鼓吹定孔教为国教。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封建统治者更强调定孔教为国教的必要。1916年9月，参众两院中坚持定孔教为国教的百余议员，组建“国教维持会”。各地督军、政客也纷纷上书请定孔教为国教，特别是张勋等13省督军、省长致电北洋政府，请国会定孔教为国教，并编入宪法，永不得再议。1917年3月，山东等16个省的尊孔会社，在上海组建“全国公民尊孔联合会”，推张勋、康有为为名誉会长，派代表进京请愿，“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至此，尊孔派的定孔教为国教的活动达到了顶峰，成为民国以来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这股尊孔复辟逆流，虽然鼓噪一时，热闹一阵，但其结果却是尊孔派们所始料未及的：它虽然也维护了封建主义统治势力，但却从政治上教育了人民。人们从如此猖狂、如此过分地尊孔闹剧中惊觉了起来，逐渐认识到封建主义势力在辛亥革命后如此这般尊孔的反动目的，也进一步认识了孔子儒学与封建主义政治的一体化密切关系。于是在国内外各种条件的促成下，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兴起了新文化运动，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掀起了一场空前激烈的反帝反封建与批判孔子儒学的群众运动。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吴虞等一大批反封建先进分子，尖锐地批判旧制度、旧文化、旧道德，揭露了“仁义道德”是“吃人”礼教的本质，指出孔子儒学已不适用于当时的时代精神，抨击了反动统治者利用儒学作君主专制政治的“护符”，以把孔教列入宪法作为反对民主主义的手段等“怪诞之事实”。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还把孔子儒学与中国社会经济基础及经济变动的关系联系起来，揭示了孔子儒学作为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从而对“尊孔”现象给予了深层的、科学的解释。五四运动既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也是一次彻底批判孔子儒学的思想运动。经过五四“打倒孔家店”的震撼，孔子的威信开始动摇，孔子偶像也从一些人的脑海中搬掉了。孔子之道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开始瓦解，一种新的思想——社会主义逐渐取得了思想领域的领导地位。
三 儒学与蒋介石、南京国民党政府、封建买办专制主义
蒋介石和袁世凯都尊孔，如果说两者有不同的话，那么袁世凯尊孔的主要矛头是指向民主主义，蒋介石的尊孔锋芒则主要是针对共产主义；袁世凯是公开尊孔复辟，蒋介石则是在三民主义掩盖下尊孔。这是时代不同的缘故。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时期出现过两次尊孔高潮，而每一次都与封建买办专制主义统治的加强密切相关。
（一）封建买办专制主义的推行与尊孔
蒋介石第一次尊孔高潮发生在疯狂“剿共”的土地革命时期。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帝国主义支持下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具有浓厚封建性与买办性的专制独裁政权，残酷镇压革命人民，疯狂“围剿”革命根据地。1931年，蒋介石开始提出并推行专制主义。这种专制主义是现代垄断资产阶级的野蛮性与长期羁绊中国人民思想的孔孟之道的欺骗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结合，是把德国法西斯主义与中国封建礼教这些中外反动思想融为一炉。因此蒋介石在推行专制主义的同时，不遗余力地煽动封建复古思潮，推行尊孔读经活动。在蒋介石的带头鼓动下，一批蒋派人物与御用文人，在“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叫嚣中，成立一些什么“中国文化学会”组织，发表什么《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用儒家伦理思想诱导全中国人民去绝对信仰与服从中国法西斯专制主义。1934年，南京国民党中央通过尊孔祀圣决议，通令全国学校每年举行“孔诞纪念大典”，强令学生“尊孔读经”。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在全国发动所谓“新生活运动”，打着“新生活运动”的招牌，推行尊孔复古活动。蒋介石在《国旗意义与新运要旨》中就直言不讳地说：“新运的根本精神，即在恢复我们民族五千年流传下来的固有美德和礼义廉耻”。如“‘礼’就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与整齐严肃的行动。”(22)所以“新生活运动”的基本内容就是要在“衣食住行”日常生活中，贯彻“礼义廉耻”，使全国人民“规规矩矩”地服从蒋介石专制独裁统治。
蒋介石第二次尊孔高潮发生在掀起三次反共高潮的抗日战争年代。1938年蒋介石把战略重点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实行投降、内战、独裁三位一体的反动政策，并再次掀起尊孔热潮，强化专制统治。1939年蒋介石在党政训练班发表《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讲话，打着研究三民主义的旗号，对封建买办专制主义作了全面阐述。1943年春，蒋介石又抛出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大谈要继承中国法统，维护中国旧的伦理道德，发扬中国固有精神文明，公开贩卖封建专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疯狂攻击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使其专制主义理论系统化，并与传统儒学进一步结合。
封建买办专制主义成为蒋介石、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也成了南京国民党政权的主要特征。
（二）封建买办专制主义的理论与儒学
儒学与专制主义的结合，突出地表现在蒋介石的国家政治观、伦理道德观和哲学观上。
1.专制主义与儒家国家政治观。蒋介石专制主义中充满了孔孟之道。他首先极力吹捧儒学，把它说成是中国现代的主体思想、根本精神。他宣称，以孔子为中心的儒家学说是“几千年来中国思想界的大动脉”；而三民主义“使儒家思想大放光明，而成为现代中国思潮的主流”(23)。所以儒学也就自然成了现代国家的根本精神。蒋介石认为国家也是一个“完密的生命全体”，也有“国魂”；要“救国”必先“昭苏国魂”；而“全民族历史文化之传统的根本精神”，就是“中国魂”。他又认为，以孔孟为代表的“中国固有的人生哲学”，“比之世界上任何派别的哲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24)。由此他攻击西洋文明，特别是共产主义与民主主义思想，认为这些思想都不适合中国；只有孔孟之道才是现代中国应发扬的指导思想。
蒋介石又把儒学看成是维系中国社会组织、维系中华民族的纽带。社会组织与儒学结合，可以自发收到修身、齐家、治国的实效。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所以能形成密切关系，他认为这也是“中国固有的德性”加以“维系”的结果。这种“固有德性”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与礼义廉耻。他认为在这“八德”“四维”熏陶之下，中华民族则具有了知仁知义、明廉知耻和忍辱负重的“德性”。这样，他把儒家思想当作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与指导思想。
蒋介石很推崇“《大学》之道”，认为“《大学》之道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哲学”，是孔子“道德思想学术系统的结晶”；而三民主义与“大学之道”有密切关系。他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完全是体认《大学》”；并认为中国的事情没有“做好”，“就是因为大家做事，……不合《大学》之道”(25)。因此他提出：“要决心革命，便要信仰三民主义，要认识三民主义，更须要深明三民主义根本思想之渊源是大学之道”(26)。蒋介石就是这样用宣扬封建专制思想的“大学之道”来推行其封建专制主义。
2.专制主义与儒家伦理观。蒋介石极力美化儒家的封建伦理哲学，并用此来进行他的所谓“伦理建设”。在专制主义的“伦理建设”中，他特别推崇儒家的所谓“四维”“八德”，认为它是中国“固有德性”的主要内容。在四维八德中，蒋介石最重视“忠孝”，认为“四维八德中又以‘忠孝’为根本”(27)。他要求人们要为他及其专制主义“尽全忠”，“尽大孝”(28)；并要人们为此而做出牺牲：“每一个尽忠尽孝的国民，必敢任他人所不敢任的任务，受他人所不能受的痛苦。”(29)这是在露骨地鼓吹愚忠思想，宣扬新忠君论。
蒋介石还很重视“五伦”关系，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关系。他认为中国由于重视“五伦”关系，所以中国社会组织才能很好地发展；社会组织虽然不断发展，而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道，上下尊卑、男女长幼之序，则是社会生活不变的常理。他要用这种“五伦”关系，来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蒋介石认为所谓政治就是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他重视孔子的“仁政”思想，把“仁政”作为他的重要道德规范，宣扬超阶级的“人性”，但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却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不敬不孝”、“不讲礼义廉耻”，所以要用专制主义消灭共产主义。他举起儒家“仁”学的大刀，向共产主义疯狂地砍去。这就是蒋介石宣扬儒家伦理的专制主义实质。
3.专制主义与儒家哲学。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提出关于“心理建设”问题，说“心理建设”就是国民精神建设。这是最根本的建设。他强调“革命必先革心”；“革心”就是要根据三民主义改变国民的精神，即发扬中华民族固有的文明，奉行“智仁勇”三道德。蒋介石认为“智”就是“知仁”；“仁”就是“博爱”，实行“八德”；“勇”就是“笃行”，不惧一切地去“行仁”。
蒋介石特别强调“行”，认为“行”可以创造一切、支配一切，是整个宇宙所以存在的最后根源。因此“行”的哲学是“唯一人生哲学”。他还把他的“行”的哲学与孙中山、王阳明关于“行”的学说联系在一起。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是根据某些革命党人“不知则不欲行”、“知之又不敢行”的缺点，并针对古代传统的“知易行难”说提出来的；主张“以行求知”，“因知而进行”，鼓励人们在革命中克服困难，勇往直前。这种思想具有积极意义。而蒋介石却把“知难行易”中的“行”字单独抽出来，加以绝对化。这是对孙中山学说的歪曲。蒋介石的“力行哲学”倒揉和了孙中山曾予以批判过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王阳明否认实践，使“行”脱离实践，认为理念发动处便是“行”，把知与行统一于内心活动中，并把“行”绝对化。这是一种典型主观唯心主义观念。蒋介石就是把“行”先天化、神秘化，认为“行”是生存本能，而知则大可不必。他的格言是：“知”“不必人人去求，只在人人去行”。求“知”是少数“先觉”者的事情，多数“后觉”者只要去“行”就够了。其目的就是要人们不要“知”，只要盲目地去“行”。这是一种十足的“愚民哲学”。
蒋介石又把“力行哲学”与“诚”的哲学联系起来。他在《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一文中指出，“诚是行的原动力”。“力行的起点在于‘诚’”。他认为智仁勇“合拢来说，就是一个诚字”。陈立夫也解释说：“智、仁、勇三德均统于诚，诚是智、仁、勇三德之源。”(30)因为要真正做到智、仁、勇，就必须朴实诚笃。蒋介石强调，“诚”是中华民族德行的结晶。“惟有至诚，始可以无妄而达于真知；惟有至诚，始可以无息而且见诸力行；惟有真知力行，始可以不瞻顾，不迟疑，勇往直前，笃实践履。”(31)蒋介石这样起劲地宣扬“诚”，目的就是要人们毫不动摇地、甚至达到迷信程度地去信仰专制主义，并盲目地为专制主义去“实干、敢干、快干”，而且“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亦是甘之如饴，无所畏惧。”(32)
对蒋介石推行专制主义与尊孔的倒行逆施，马克思主义者曾对其作了严肃批判。1940年毛泽东发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新民主主义论》，在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后，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对待包括孔子儒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他指出：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吸收优秀的古代传统文化，是发展我们民族新文化、提高我们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同时他又强调指出，我们尊重历史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更“不是赞扬任何封建毒素”；我们要继承历史遗产，但“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而应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33)。这些科学论述，既是对蒋介石集团尊孔复古的有力批判，也给全国人民如何正确对待祖国传统文化，包括正确对待孔子儒学，指明了方向，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历史意义。
自此以后，孔子儒学随着它所依附的蒋介石集团的失败而失去了在全国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1949年以后，在港台地区又兴起了新儒学，但这都是学术界对孔子儒学价值的新探讨，已不是当年蒋介石集团统治大陆时期几次掀起的尊孔高潮那样的性质与规模了。
四 几点认识
总结孔子儒学与民国政治关系的历史发展，对我们深刻认识孔子儒学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与民国政治的本质等许多重大历史问题有许多启发，对我们今天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如何正确认识孔子儒学也不无启示作用。
（一）社会转型、新旧交替时期的孔子儒学问题显得特别重要。包括民国在内的近代中国，是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封建主义处于不断崩溃瓦解之中。孔子儒学作为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与精神支住，与封建主义处于同样的命运之中。封建主义要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就拚命抓住孔子儒学这根救命草不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要维护其专制主义统治也求助于孔子儒学；革命的阶级，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后来的无产阶级则为推倒封建主义、封建买办专制主义反动统治而坚决批判孔子儒学。这样，孔子儒学便处在近代中国革命与反革命的风口浪尖上，成为思想领域革命与反革命关注的中心，也成为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焦点问题之一。孔子儒学在民国政治中的作用，与近代其他时期相比，从来没有这样重要过、这样显著过。
（二）孔子儒学与民国政治的结合，突出体现在与袁世凯北洋军阀政权、蒋介石南京国民党政权的结合上；结果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产生了两个怪胎畸形儿——军阀封建专制主义、封建买办专制主义。孔子儒学在这两个政权、两种政治主义中占有极大比重，成为这两种反动政权镇压人民、维护其反动统治的重要工具。因而孔子儒学也就成了上述两种反动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成为包括民国在内的近代中国政治的重要特征。
（三）由于孔子儒学与反动政治的结合，所以包括民国在内的近代中国的一切反动阶级都尊孔，一切革命阶级都批孔。革命阶级批孔具有历史的正义性。这不仅是由于孔子儒学与反动政治结合为一体，也由于孔子儒学自身所具有的保守主义性质而适合于社会稳定，却不利于社会革命。所以要稳定就尊孔，要革命就必然批孔。不批孔就不可能从封建思想网罗中解放出来，从而也就谈不上什么革命。历史证明，对孔子儒学批判得越彻底，反封建的革命也就越彻底，反之亦然。
（四）一部包括民国在内的近代中国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部尊孔与批孔的斗争发展史。近代中国历史上政治最黑暗的时期、反革命最猖獗的时期，往往都是尊孔复古高潮时期；而反帝反封建革命高潮时期又往往是批孔比较集中的时期。随着革命与反动斗争的起伏与曲折发展，批孔与尊孔也往往一起跟着起伏发展：辛亥革命批孔，失败后袁世凯尊孔；五四运动批孔，“五四”后又出现对“五四”的反动与尊孔复古风；北伐战争打倒尊孔的袁世凯、也批孔，大革命失败后与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又出现蒋介石集团的尊孔；解放战争取得全国胜利，封建主义被彻底打例，孔子儒学的统治地位也告结束。这种尊孔与批孔的历史发展，也成了近代中国一种奇特的政治与历史现象。
（五）由于时代性质所决定，孔子儒学在包括民国在内的近代中国，其消极作用在政治方面得到充分发挥，因而大大阴碍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而孔子儒学的积极作用，特别是经济方面的积极作用没有能发挥出来。原因很简单，民国时期的主要领导人除了孙中山在一个时期关注过经济建设外，谁也没有注意去发展经济，都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加强独裁专制统治、如何镇压人民与发动内战方面；特别是由于旧中国处在外国帝国主义的严密控制下，根本无政治与经济独立可言，如海关等大权都操纵在帝国主义手中。所以在民国时代，不存在孔子儒学在经济领域发挥积极作用的环境与条件。
（六）在革命与战争年代，不管革命者还是反革命者往往都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因此对待孔子儒学也往往都是从政治角度加以审视。无论是批判还是继承都是从政治出发，都是政治的需要。所以革命者对孔子儒学的批判主要是从历史范畴的政治批判；反革命者对孔子儒学的继承也主要是政治的继承。那时不可能对孔子儒学作非政治性的学术上的批判或继承。只有在政治稳定时期，才有可能从学术上对孔子学说进行批判继承，使其对经济建设发挥积极作用。所以对孔子儒学的批判继承，有宏观与微观之分，也有政治与学术之别；一般在革命与战争年代，革命与反革命各方都是从宏观角度、从政治上看待孔子儒学；只有在政治稳定与建设时期，才能从微观角度、从学术上对待孔子儒学。
注释：
①《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24-425页。
②③《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85、96页。
④《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8页。
⑤《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2页。
⑥《孙中山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0页。
⑦⑧《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页、23页。
⑨《袁大总统文牍类编》，《评孔纪年》，第5页。
⑩《政府公报》1913年6月23日，《评孔纪年》，第18页。
(11)《东方杂志》第四卷，第8号，1917年7月。
(12)《东方杂志》第八卷，第8号，1912年4月。
(13)《时事新报》1915年3月24日。
(14)《中国学报》第6期，1913年11月。
(15)(16)《不忍》创刊号，1913年3月。
(17)《康南海文集》第1册，《评孔纪年》，第8页。
(18)《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2号，1913年3月。
(19)《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8号，1913年8月。
(20)《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2号，1913年3月。
(21)《不忍》杂志第3期，1914年4月9日。
(22)《蒋介石言行录》，第22页。
(23)张其昀：《党史概要》第二册，第617页。
(24)(27)(28)(29)(31)《中国之命运》，第69、133、133、134、163页。
(25)(26)《总裁言论选集》(1)，第237、365页。
(30)陈立夫：《生之原理》，第146页。
(32)蒋介石：《行的道理》，《团长训辞选读》(2)。
(33)《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67-6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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