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与超越：大众化时代的精英高等教育——读《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精英论文,世纪论文,时代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916（2005）09—0005
大学作为探究高深知识的场所，长期以来一直推崇单一和精英化的学术培养模式。然而，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兴起和普及，高等教育在民主化和入学机会均等的社会思潮的驱使下，其规模得到了急剧扩张。数量的扩张又引起了质、量的变化，在质量互变、交互影响的双向互动过程中，高等教育步入了大众化甚至普及化阶段。而在大众化或普及阶段，精英教育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是风采依旧的“精神贵族”，还是堕入了庸俗的世界，成为“失去的乐园”？这始终是一个值得关注和令人深思的问题。近读美国原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校长克拉克·克尔先生的鸿篇巨制高等教育文集之一——《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作者宽广的视野、渊博的学识、缜密的思维和多学科的分析视角使笔者受益良多。
在传统对抗变革的复杂世界中，精英高等教育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矛盾和冲突也是高等教育“不能回避的历史的一部分”。在第二编“传统对平等和优秀”中，作者浓墨重彩，并专设“普及高等教育的世界的精英高等教育”一章，深入分析和阐发了精英高等教育和大众化、普及高等教育相互矛盾、冲突和促进之处。
一、重新审视精英高等教育的涵义
长期以来，作为人类精神的家园，大学一直把学术自治、大学自由等古老而崇高的理念奉为至上原则，用“闲逸的好奇”对高深知识进行独立自由地探索。这一时期，精英高等教育一直是高等教育的全部。而当高等教育由精英阶段进入大众化阶段之后，大众化高等教育与精英高等教育并存，精英教育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中的比重越来越小。值得注意的是，“精英”教育与原来精英阶段之“精英”这两者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与前一阶段相比，在大众化高等教育时代，“精英”、“精英教育”已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数量概念而获得了一些质的规定性。正像克拉克·克尔所说：“我曾经采用精英高等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和普及高等教育的标准术语。这些术语反映历史发展的阶段，有一个限制是精英高等教育并不全是精英——有时只是人数较少。”[1](P84) 所以，克尔在论述这一问题时采用了一个“更具体性的术语”：那就是，高度选择型、选择型和非选择型的高等教育。传统的精英教育体现为一种“量”，它培养的并非都是真正意义上的精英。大众化时代的精英教育，其衡量尺度不仅有量的成分，同时更应该有质的标准，那就是是否拥有极高深的学问，是否处于知识学习和研究的最尖端。可以说，“精英教育，它既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某种专门的教育模式，也不能简单地归类于某种特定的教育层次，如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研究生教育层次与精英教育等同。精英教育，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渗透性的教育思想，一种超越性的价值追求”[2]。
二、精英高等教育与大众、普及高等教育的辩证关系
在大众化阶段或普及高等教育阶段，精英高等教育是“失去的乐园”吗？精英高等教育与大众和普及高等教育是否构成必要的矛盾呢？答案并非如此。精英教育和大众、普及教育都有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从逻辑角度来看，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之间并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包含关系，精英教育是大众化阶段的高等教育。马丁·特罗在《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中就提出要“防止误解的若干说明”，其中特别强调“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普及教育阶段转变，并不意味着前一阶段的形式和模式必然消失或得到转变，相反事实证明，……前一阶段的模式仍然保存于一些高等教育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中”。“在大众化阶段，精英教育机构不仅存在而且很繁荣”[3]。克拉克·克尔也进一步明确了这一观点。他说，精英时代的黄金部门已经丧失，但在很多国家，“精英高等教育仍旧比以往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处于比较好的条件”[1](P78)。
从精英型向大众型高等教育转变的过程中，不同阶段的教育形态和制度同时存在。但不管在精英、大众还是普及高等教育阶段，精英教育都有其长期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是民族、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文化机构。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有赖于高深学问，所以我们必须致力于精英高等教育机构的保存，使高深学问得到长久保存和有效发展。就是在美国学者罗尔斯所构建的比较完善的公正世界中，精英教育也是必需的。罗尔斯认为“‘差别原则’具有普遍的合法性，在差别原则下，凭优秀挑选的某些个人将给以比其他人更高水平的训练和使用这种训练的机会。”① 而大众高等教育是为更好地满足教育民主化的需求，为适应社会上日益兴起的越来越多的行业的职业需求，培养各种应用型，职业型和实用人才。所以，精英高等教育和大众高等教育都担负着不同的角色和职能，两者不能相互取代。
但是，在大众化过程中，精英高等教育应扮演什么角色？是否应承担大众化的任务？从世界范围来看，大众化和普及高等教育的实现大致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美国、加拿大等国为代表，由社区学院和“技术和继续教育”机构来承担大众化的任务；另一种是以意大利为代表，用精英高等教育机构的扩张来完成大众化的历程。结果表明，在美国，“今天的哈佛、加利福尼亚大学比他们在没有大众化部门时更加精英化了”，而意大利的高等教育系统以前十分优秀，现在情况却令人堪忧，“试图把大众化高教和普及高教的学生都容纳在精英框架之内，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错误”[1](P82)。由此可见，保持精英教育机构的精英性非常必要，就是在大众教育的利益驱动之下也要为其精英性做出理性的选择。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既存在相互矛盾，又有相得益彰之处。首先，大众教育可能从精英教育拿走资金，在获得经济资助方面展开竞争；其次，大众教育可能给精英教育部门带来陷入政府严格控制的不利趋势；再次，大众教育对精英教育引进具有潜在破坏力的内部管理形式提供可能；最后，大量学生涌入精英机构，很可能淹没精英高等教育院校的设备等[1](P80—81)。然而，除了相互矛盾和冲突之外，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也有相得益彰的正向联系。“大众化高等教育和普及化高等教育能够帮助鉴定新的才华转学到精英部门；能够使精英部门变得更加精英成为可能，比它们在没有大众化部门时更为精英化。而且大众高等教育和普及化高等教育能够在一个民主国家建立社会分层的基础，减少受教育的阶级和没有受教育的群众之间的尖锐区分和潜在的愤恨，并有助于软化阶级区分和阶级对抗”[1](P154)。克尔认为，现代高等教育系统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原则是功能的分化，从功能的分化延伸出财政资助的分化和管理的分化。这种分化在世界范围内表现出一种趋同性。高等教育系统的诸多功能是由类型不同、层次各异的高等学校来完成的。同时，高等院校自身的职能也得到了分化和拓展。值得注意的是，不同高等教育机构职能的分化，并不表现出一种“均质化”的趋势，而是在深度和广度上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对此，克尔非常明确地提出：“如果发展一个有效的功能分化的制度，精英部门未必需要被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兴起破坏。”建立一个功能分化的高等教育系统是保证精英教育机构正常发挥功能的重要基础。精英教育不能满足越来越多的学生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也不能承担高等教育对社会应发挥的所有功能。因此，“无论如何，传统的研究型大学本身不能完全容纳新来的学生和新的功能，因为那时它将不再是传统的研究型大学，大众化高等教育和普及高等教育的入学者不能仅仅灌进它的‘外壳’而没有激烈的后果”[1](P86)。
马丁·特罗曾提出高等教育系统分化的若干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一个高度选择型的官方的部门；第二是独立的个别大学；第三是在一所较次选择型的大学内部设置一个高度选择型的层次；第四是在较宽的选择型的特殊单位设立高度选择型的部门。高等教育系统分化的几种方法，虽各有利弊，但对我们因地制宜地进行高等教育系统功能分化提供了选择的可能。因此，只有建立一个功能有效分化的新系统，使各种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各安其位，各谋其事，才能使精英教育更好地发挥作用。如果将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安排在同一机构，那么，“更高级的智力功能更像被拉下，而不像它们应该把其他功能拉上”[1](P108)。
总之，在大众化或普及化高等教育阶段，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并不构成必然的矛盾，但两者却存在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可能；而精英教育和大众精英相得益彰正向的联系则很少被人们意识到。使精英教育和大众精英和谐发展的关键是建立功能分化的高等教育系统。
三、对中国的借鉴和启示
对我国来说，高等教育目前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系统也面临着新的挑战，需要重新分化和组合。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如何在新的系统中合理共生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克拉克·克尔关于高等教育系统的分化和精英教育、大众教育的辩证关系不仅给我们带来了观念的更新，也对中国的改革有相当重大的实践意义。
伴随着院校合并和高校扩招，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达到了大众化的最低目标，出现了诸多与其他国家在向大众化转化过程中相似的问题。但作为“后发外生型”的国家，中国高等教育出现的问题和危机也似乎更为复杂。高等教育系统不仅没有理论上所设想的那样出现系统的分化，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系统功能的紊乱。一方面，精英教育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大众化的趋势，多数一流大学规模急剧扩大，原先教育部直属的30余所大学的在校生多数在15000人以上，有些经过合并，学生数已达三、四万人。还有的大学制定的“十五”发展规划，计划在2005年将在校生增加到30000人。精英型大学普遍出现了向大众型大学转变的趋势，高等教育日益失去精英性。同时，精英型大学不仅在数量上急剧扩张，而且也通过举办各种二级学院、网络学院等大众教育形式与大众型学校竞争高等教育资源。另一方面，大众型的专科院校和高职院校也有向精英大学转型的倾向。在办学目标方面，它们不是朝向大众型教育的特色发展，而是在盲目的“升格热”中朝向学术性研究型的大学迈进，呈现出向上的“学术漂移”现象。另外，无论是在教学目标和培养模式还是管理方式等方面上，也与精英大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高等教育，一直缺乏精英教育之超越的价值追求和不凡气度，而在向大众化转化的过程中，更是出现了与大众化相近的“均质化”倾向。导致出现“均质化”的原因复杂多样，除了我国高等教育在理念与制度上的先天不足，文化传统中的崇尚统一、缺乏多样的文化因子之外，恐怕也与理论的指导和政策规范的缺失有关。要解决高等教育系统分化这一复杂的问题，除了系统的自组织演化之外，还需要人为的设计干预和制度安排。马丁·特罗在最近的文章中也谈到这一问题：“在精英型研究大学向大众高等教育机构过渡、调整或创立新结构的过程中，会出现多种问题……，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需要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在面对迅速暴露的问题和诱发因素是能够迅速而有决断力的采取行动。”[4] 如果借鉴他所提出的系统分化的四种方法，那么对中国来说最合适的应该是第一种：建立一个高度选择型的官方部门。在我国，这一官方部门相当于公立的研究型大学。保持这类学校的精英性在我国目前显得尤为紧迫。这需要政府、社会和大学的共同努力，才能使这些大学拥有卓尔不凡的办学理念，采用科学有效的内外部管理模式和严格选拔的招生模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教育变革的潮流固守精英特色。
在发展精英教育的原则和措施方面，克拉克·克尔认为：“拯救一个高等教育的高度选择型部分的最好办法是扩大较次选择型和非选择型部分并提高他们的地位；使高度选择型的部分为了保持它最高水平的知识贡献而失去它在学生总人数和财政资助总数的统治地位。”[1](P91) 他这一大胆而富有新意的建议对我国发展大众教育很有启发意义。其实，发展大众教育既是为了适应社会的职业需求，也是发展和保持精英教育特色的重要手段，只有大众教育得到了更好更快的发展，才能减轻对精英教育的压力，才能为精英教育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总之，精英教育在大众化时代面临着崭新的情况，时代要求我们必须更好地保持和繁荣精英教育，使其超然的价值追求得以彰显，更好地发挥知识生产、文化批判和服务社会等不可替代的功能。在高等教育系统分化的前提下，在与大众教育的积极互动中，在永恒的适应与超越中不断提升精英教育的品质。
收稿日期： 2005—07—30
注释：
① 参见厦门大学高教所编《高等教育思想研讨班参考资料》：马丁·特罗：《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防止误解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