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视域下孟连县芒沙村佛寺教育探析
张智林
（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 傣族源于古代百越族群，长期居住在云南西南部，主要信仰南传佛教，而佛寺作为信仰的主要载体，其传统功能主要是祭祀诵经、教育教化，以一种教育空间的形式展现。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和人群观念的转变，当代的佛寺功能已从传统教育空间转变为象征符号，这种转变的过程同时反映出佛寺作为符号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学校教育的发展历程，文章在分析、比较二者的关系中论证佛寺教育的象征符号化。
关键词： 佛寺教育；象征符号；学校教育
关于南传佛教佛寺的研究成果很多，涵盖各个领域，但大部分都是围绕西双版纳地区，对其他地区的探究零散无几，并且从教育的角度出发，以人类学视角为出发点的更是寥寥无几。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人才作为其支柱力量的地位日趋上升，教育事业越来越受到重视，那么以“寺学合一”（传统傣族的象征，传统傣族地区人们接受教育主要依托的就是佛寺，所以佛寺除了具备宗教性功能之外还兼具学校的作用）为标志的边疆傣族是如何应对变化的呢？佛寺的功能又是如何在现在的傣族社会发生作用的？带着这些疑问笔者对中缅边境的孟连县芒沙村进行了田野调查。
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在云南省西南部，北纬 22° 05′-22° 32′，东经 99° 09′-99° 46′。北靠西盟县，东北、东南和澜沧县相连，西南和缅甸接壤。国境线长133.399公里，全县总面积1893.42平方公里，距离普洱市230公里，距离云南省昆明市746公里[1]。孟连，傣语又叫“勐丙”，意为“寻找到的一个好地方”，据说孟连傣族的祖先是从德宏勐卯迁徙而来，属“傣泐”支系。芒沙寨是一个典型的傣族村，隶属孟连县勐马镇芒海村民委员会。
一方面律师调解的公信力不足。调查情况表明，双方当事人同意接受调解的案件，律师调解的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法院委托调解案件遭到近三分之一的当事人拒绝，说明律师调解作为一种新生事物，社会认可度不高。原因在于，诉讼仍然是公众普遍认同的最终的、甚至是唯一的纠纷解决途径，这表现为相当多的当事人对非诉讼解纷方式的不认同、不参与。而律师一直以来扮演的是一方当事人利益守护者的角色，这与调解律师的中立身份是相悖的，当事人受以往思维定势所限，难免对“不是自己的律师”主持的调解有抵触心理。也正基于此，一些律师受法院委托进行调解时经常以法院工作人员身份联络当事人，以避免当事人不信任的尴尬。
一、历时的佛寺教育
学校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和过程，并不是唯一的濡化形式。家庭教育、社区实践活动、同侪互动活动等非正式的教育过程往往与正规学校教育形影相伴，在传统的乡民社会，情况尤为如此[2]210。而在傣族社会中最有特色的莫过于传统佛寺教育，在当下国民教育兴盛的形势下，佛寺教育如何处理与学校教育之间的关系？是冲突还是妥协？又或者是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情绪郁闷或者人显浮躁的时候，我就点个香，把微信调静音，用毛笔抄抄心经，特别有用，抄的时候什么都不用想，因为你也看不懂。
韩忠太曾在《缅寺与傣族男性的传统社会化》提到“社会和个人希望男性通过在缅寺的学习成为一个具有傣族心理和行为规范的、有利于傣族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人。每个男性在缅寺社会化的程度则直接影响他们日后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3]可以看出傣族佛寺教育对于傣族男子的影响是贯穿一生的，其表现形式分外在和内在，任何一种教育对于人的内在影响都是终生性的，所以为了继承傣族文化，传承芒沙地区傣族的特色，促进当地传统教育发展，佛寺在每个傣族村都是必不可少的，时下的佛寺虽具有教育功能，但其表现出的作用已远不如以前。
表1 佛寺人员组成表①
传统傣族社会人群一般都需接受佛寺教育，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传统教育形态，而且还是宗教、民族文化传承和传播的载体，在人们心中有着特殊的神圣性，当然其主要依托就是佛寺。勐马镇芒沙小组1986年修盖佛寺，1999年翻新，2004年修缮围墙，墙上的壁画都是专门请普洱画师画的，其内容主要是关于傣族的一些故事、传说和历史。2008年村委会组织村民对其进行维修，保存完好并一直沿用至今。当前寺内人员组成有佛爷1人，大和尚（从缅甸请来的）2人，小沙弥2人，共5人（见表1）。
佛寺教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从原来占主导地位到逐渐弱化为与学校、家庭教育并重。芒沙村正是这样一种发展形式，据A某②口述：“小时候上学就去佛寺里，升小和尚之后每天都很忙，在寺里除学习佛经之外还会学习傣语、傣文和一些汉话，而且每天还要早起念经、打扫，都要做功课。除此之外，还可以学习很多在社会上生存需要的技能。当然学得好就可以靠此为生，一般由于建立家庭之后用处较少也就逐渐淡忘了，现在只能记住傣语和当小和尚时学习的一点东西，因为当时佛爷对我们管教比较严格，但是傣文随着年纪变大加上不常用也不会写。还有很多人因为家庭问题都没有学完就中途回家承担家庭重担了。”其中可以看出，传统时期的佛寺教育相对严格，并且涉及的内容和范围广泛，不仅传播傣族传统文化、知识，而且传授安身立命的本领，所以得到傣族人的支持和理解，其影响和作用在当时的傣族社会中可想而知。
另外，笔者访谈得知传统佛寺教育不仅注重传授技术和知识，而且更重视对人格、品质的教育，佛爷以身作则，为小沙弥树立榜样，通过环境熏陶促进其完善人格的建立。作为佛寺教育空间中的代表人物，其行为表现了传统傣族外在行为和内在文化，对傣族社会的影响具有潜移默化的特点。但村里并非所有人都受过佛寺教育，毕竟当时的教育状况受客观因素影响很大，由于社会和家庭问题而辍学的人较多。这也就导致了芒沙教育事业发展的停滞，佛寺教育再次发展始于佛寺重新修建。
在教育体系中，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最大的辅助力量，D.Corson在《政策与课程中的权利与话语》一文中认为，家长自己对学校教育的信心会对其子女产生积极影响，教师与家长之间的合作可以消除对学生有害的陈旧观念[7]。芒沙村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教育型”和“随他型”。“教育型”是大家都普遍接受的，因为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受传统文化影响，从思想上都比较重视教育，但是边疆傣族却有着他们自己的观念：“随他型”。对此笔者开始也无法理解，但是后来就知道缘由了。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一种象征符号的形成必须获得社会群体的普遍认同和理解，才能具有相应的象征意义，成为传递信息、表达观念的媒介或载体，而佛寺教育正是傣族的象征符号和介质。由上述可知，佛寺的教育功能已经转变为一种象征符号和象征资本。象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表征了符号的多重意义和特征。列维·斯特劳斯认为：“每种符号都从经验领域中汲取一些潜在的特性，是从它所处的背景环境中，从它与其他那些也只具有相对含义的象征符号的关系中，获取了它的意义。”[6]54佛寺教育正是由于处于傣族社会才显示出其独特的象征意义，是傣族的社会给予其象征的力量。
比较两组治疗前后的肝肾功能、血脂、糖化血红蛋白(Hb A1c)、CK、ET-1、TXB2水平,其中ET-1、TXB2采用放免法检测(西安凯普公司FM2000γ免疫计数器)。
传统时期佛寺教育在他们心目中有着崇高地位，因为它在傣族社会中的作用非同小可，无论是对傣族人自身的发展、传统傣族文化的传播、傣族社会秩序的稳定，还是傣族社会结构的转变。传统佛寺教育作为傣族传统文化的载体和介质，通过自身的特点使得傣族文化得已延续和传承，无形中提升着傣族文化延续的张力。佛寺功能的转型不仅仅受到其自身的影响，作为一种社会空间，它更与其周边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因为象征符号不是孤立存在于社区中，而是通过另一种符号的对比使之彰显。从教育的视域出发，佛寺功能的变化主要受到国民学校教育的牵制，处在同一个场域中的两个空间不可能相互独立，因此分析佛寺功能的转变必须对芒沙的学校教育进行调查了解。
符号可以是一种象征意义、一种精神甚至是一个人或物，它是精神内在外化的表现形式，将其放在一个整体中它的作用才会显示。赵毅衡在《重新定义符号与符号学》一文中将“符号学”定义为：“符号是关于活动意义的学说，是被认为有携带意义的感知：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反过来说，没有意义不可以用符号表达，也没有不表达意义的符号。”那么佛寺作为一种象征符号必须将其放到社区内，这样才能体现出其价值。象征符号只有在它们彼此间建立起关系时才具有一种意义。这些象征符号的意义不存在于绝对之中，它们只是“占据了位置”[6]268。所以佛寺教育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它作为一种象征符号促进了民族和文化认同，给了边境傣族一个“标志”，赋予文化以张力。正是因为这种对以前标志进行的刻划而不是涂抹，历史群体能够扩展其旧的意蕴的疆域，以适应它们变化的需要。
二、现时的学校教育
傣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始于清朝末期，从整体看起步不晚，但每个地区的发展特别不平衡，主要集中在德宏地区。勐马镇芒沙小组的学校教育也是经历了从无到有，一路反复的历程。笔者从与村长④访谈中得知，过去他们村的孩子上小学都是在隔壁的芒海村芒海广伞小学，但是从政府实施“撤点并校”之后，村里的孩子便开始去镇里的中心小学学习。过去的学校改造成监狱，沿用至今。2000年9月，芒海村广伞小学撤并勐阿完小，芒海村实现一村一校。2010年，芒海完小撤销，所有在校生并入勐马镇中心完小。中学是一直在镇里，芒沙村大部分小孩都在红塔中学学习，高中就读学校视中考成绩而定。随着教育体制的变化，1999年5月，勐马镇实现普及六年初等义务教育。1999年勐马镇有37所小学校，100个班，招生471人，毕业305人，在校生1 888人。2000年孟连县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全面启动，2003年11月勐马镇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通过验收⑤。
① 表格数据资料来源于2017年暑假田野调查。
表2 芒沙村受教育状况调查表①
目前，村里的家长特别支持孩子接受学校教育，很多父母都会用给钱的方式来鼓励自己的孩子学习。村里D某⑥曾说过“如果孩子每科考过100分就奖励100元。”但她丈夫说：“如果超过100分就奖励1 000元，好好鼓励他学习。”家长认为自己是农民没有学问，所以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因此他们将希望寄托于学校教育而不重视佛寺教育，仅将佛寺教育作为一种形式。村中的人提到过他们的苦衷：“并不是不想让孩子去佛寺当小和尚，只是因为现在的社会环境下‘没办法’，因为只有去学校学习才能让孩子们走出山村，有更好的未来。”从中体现的不仅是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带来的压力，更重要的是自身观念的转变。
③徐飞.情理兼融，偏重阐释——2017年江苏高考作文题简析及备考启示[J].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17(19):72-74.
另外，笔者发现村里的学生大部分到初中就辍学，而且其中大部分是男孩，他们很多都飙车或者整天抱着手机。辍学原因很少是因为家庭生活压力，相反却是经济富裕导致的。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村子里男孩5岁就开始买手机、玩游戏，无论初衷如何，任其发展下去，孩子的心思不会放在学校或学习上。其次，村里男孩都有自己的摩托车，心思全都在玩上根本不会想学习。村长说：“我们村里每家的孩子不多。”他们对于生孩子的看法是：无论生多少最后有一个人养老就行，所以他们不会多生，这就导致他们对于孩子的管教松懈、过于溺爱孩子，这就解释了村子里的人平均受教育水平低的问题。反思传统佛寺教育，虽然弱化了，但在傣族社会秩序的稳定中是必不可少的，毕竟它能从无形中规范人的行为和思想，因为一种象征符号，它所做的是在人们中间建立强有力的、普遍的和持续长久的情绪及动机。
笔者访谈过村子里一个传奇人物——老会计家的女儿⑦。她爸爸的教育理念是：“刀不磨会生锈，人不学会落后。”所以老会计让女儿提前上学、严加管教，并且为让她拥有好的受教育条件，经济上投入了很多。她也特别争气，从小学、中学到现在考上大学都没有让爸爸失望。她谈到自己学习上的收获，就是拓宽自己的知识面，认识了更多新的人和事，自己社交圈也更广了。除此以外，最主要的是为了以后更好的生活，创造优质的生活条件，不要像现在父辈们一样如此辛苦，她的理想是去泰国并在那边定居。所以无论一个人的发展方向如何，我们必须考虑到家庭教育带来的影响，开放包容又积极引导孩子的家庭对孩子一生发展是难以估量的。其实这就反映出了家庭的经济资本是如何运用到教育中去的，其实当我们在教育领域中思考这一问题时，我们没有注意到家庭的经济资本已经部分地转化为了文化资本，从而对一个人在学校中所取得的成绩甚至对他未来在社会取得的成就产生影响。她在谈到学校教育时提到过佛寺教育：“其实现在很多父母都会送自家小孩去佛寺学习，但是他们有的是出于面子，有的是出于传统习惯，并没有特别重视，毕竟学校教育在他们眼中是第一位的，去佛寺学习只是为了提升他们的人格品质，并且约束他们的行为，避免他们节假日没事惹麻烦。”通过与她的交流，不难看出傣族人思想观念的转变，重点已从佛寺教育转移到学校教育，而在两种教育形式的对比中，佛寺教育已衰落为传统傣族文化的象征符号和傣族身份象征。克拉克洪认为：“象征有如隐喻，它或者借助于类似的性质，或者通过事实上或想象中的联系，典型地表现某物，再现某物，或令人回想起某物。”
1986年芒沙村民共同出钱修建佛寺，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文化重新起步期，村干部对教育也有了新的认识，更加重视知识的力量，所以促成了佛寺的修建。这体现了佛寺教育的发展受社会环境和群体价值观变化的影响，同时显示了学校与地方政治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袁同凯曾提出：“教育的发展与地方政治和经济基础密不可分，三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任何一方的滞后都会牵制其他两方面的发展。”[2]244佛寺的重建不仅仅是一个建筑的恢复，更是文化的重构、精神的复苏、象征的再塑，所以佛寺教育作为一个“衔接点”，为傣族社会的断裂带架起了重生的“桥梁”。文化重构是人类文化的重要实践活动，是文化再生产的一种方式，文化重构与文化自我创造一样，成为人类实践的一种基本形式[4]。佛寺重构、佛寺教育苏醒表现出傣族人和傣族社会对其认同，反映了佛寺教育作为一种行为趋于标准化和代表性。佛寺重建后村民继续接受佛寺教育，大佛爷③说：“以前没有学校，孩子们都来佛寺接受教育，所以当时管教非常严格。如果没有学会佛经或不会念佛经，晚上惩罚他不让他睡觉。但是现在大家都去学校学习，所以再严格也没办法，必须让他们去学校上课。随着社会的发展，村里人们的思想也开始变化，所以佛寺的地位没有原来那么重要了。”从佛爷的话中不难得知虽然佛寺教育还在，但只是变成了当地的一种文化象征符号和傣族身份象征，到佛寺学习已开始失去传统的作用和价值。费孝通曾说过“文化本来就是一种传统，无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的”[5]。因此，佛寺教育无论怎么弱化，它作为一种民族的象征和符号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永远不可能消失，否则我们失去的将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文化载体而会是整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因为佛寺教育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其存在是必然的，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是该民族成员世代传承相沿的共识符号，是族群内部整合和凝聚力的象征[2]271。
排长⑧家的孩子（五年级）学习成绩不好，当笔者问到排长时，他很无奈的说“随他吧，本来男生就调皮，然后我们又不能帮他，就看他自己了。”笔者很诧异的是，他们的父母不会因为成绩不好，不爱学习而打骂他们，就是让他们随意发展，这种情况在大部分地区是不会发生。边境教育条件差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笔者问过好多父母为何不给孩子们报辅导班，他们说：“不是不报而是没有。”兴趣班要去镇里上，家长没有时间来回接送他们，又不能让他们自己去。各种原因共同构成了家长的“随他型”理念。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教学点布局不合理、规模小的问题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边远少数民族山区具有普遍性。少数民族自然地理环境，制约和影响着包括少数民族学生在内的整个少数民族成员的经济文化生活，给少数民族学生的身心、性格造成了重大影响。“教育型”边疆和内陆的家长在观念和行动上并没有太大差距，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作为父母来讲，他们也渴望自己的孩子向上流社会流动，走入精英阶层[2]256。从家庭教育出发我们可以了解一个家庭乃至整个社区的教育观点。家庭是一种具有共同居住、经济合作及生育等特征的社会群体[2]253。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家庭教育对学校教育和整个社会的驱动和调节作用。
总之，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家庭环境等都会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学校教育的发展。云南傣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关系到边境民族团结、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关系到云南建设国际大通道的实施[8]。为此，必须抓住国家对西部教育政策倾斜的机遇，加强和改善傣族的学校教育。作为一条隐藏的线索，学校教育是影响傣族佛寺教育最重要的环节。
三、结语
随着社会发展，佛寺教育与学校教育正在矛盾、并存中前进，但受社会冲击，佛寺作为教育场所的功能下降，作为民族象征和文化资本的地位上升，学校则支撑起了教育事业的大旗。正如笔者在村子里访谈到的“周末和假期在佛寺里学习念经，而平常则到学校学习”，这正是大部分傣族地区的一种现状，但是传统时期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无论是历时的佛寺教育发展的“明表达”，还是学校教育兴盛的“暗相关”[9]，都反映了佛寺作为教育空间的作用减弱，象征功能逐渐提升；作为神圣空间的地位下降，世俗的表征越来越明显，佛寺教育俨然已经变成了一种象征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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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2008年的6月，我刚从武汉某著名大学的法律系毕业，在律师事务所实习的时候，邂逅了一个叫崔仁浩的男子。他比我大一届，也是从我们大学毕业的。在实习的过程中，他给了我很多帮助，加上他穿着、谈吐都颇为考究，让出身农民家庭的我产生了莫名的好感。不久，我们就恋爱了。
注释：
目前芒沙村里共有72户336人。平均受教育水平在小学、初中，爷爷那一代基本都是小学或者文盲，父辈这一代大多是小学也有个别的初中或专科，现在孩子们这一代由于受到九年义务教育影响，大部分是初中毕业，也有很多高中毕业，大学生在村子里比较少（见表2）。原来村子里学生辍学是因为经济条件差或者家庭需要劳动力，所以只能让他们辍学回家，还有一些主动辍学回家是为了给家庭减轻经济负担。现在村子形成了以橡胶和蔬菜为依托的经济链增加了收入，然而好多孩子也并没有选择上大学。
人肝癌细胞株HepG2（ATCC），用含10%胎牛血清、1×105U/L青霉素和100 mg/L的DMEM培养基，置于37℃、5%CO2培养箱中常规培养。取对数生长期细胞用于实验。当细胞生长密度在75%左右时加药处理。Danu母液终浓度为50 mmol，用新鲜DMEM培养基配制不同浓度的溶液。浓度效应实验药物浓度设为0.01、0.1、0.5 μmol，作用时间24 h。时间效应实验设4、8、12、24、48、72 h组，Danu浓度0.5 μmol。
② 访谈对象：AY，男，傣族，56岁，芒沙村村民，访谈时间：2017年7月17日。
③ 访谈对象：大佛爷，男，傣族，45岁，芒沙村村民，访谈时间：2017年7月18日。
④ 访谈对象：村长，男，傣族，50岁，芒沙村村民，访谈时间：2017年7月19日。
⑤ 数据来源于《勐马镇志》等相关资料。
⑥ 访谈对象：玉罕，女，傣族，36岁，芒沙村村民，访谈时间：2017年7月20日。
⑦ 访谈对象：玉罕章，女，傣族，21岁，芒沙村村民，访谈时间：2017年7月19日。
⑧ 访谈对象：岩旺，男，傣族，38岁，芒沙村村民，访谈时间：2017年7月21日。
参考文献:
[1]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政府网[EB/DL].http://zhengfu 5565.e-fa.cn/introducel.
[2]袁同凯.教育人类学简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
[3]韩忠太.缅寺与傣族男性的传统社会化[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49-53.
[4]孙丽莉.少数民族文化重构中的民族认同[J].贵州民族研究，2016（3）：51-54.
[5]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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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嘉日姆几.族群关系的仪式表达[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2）：63-74.
An Analysis of the Buddhist Temple Education in Mangsha Village of Menglian Coun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
ZHANG Zhilin
(Yunnan Ethnic Studies Institute,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Dai people originates from ancient Baiyue groupmainly living in Yunnan southwest and believing in Buddism.Buddhist temples are the landmarks of the belief and its main functiontions are sacrifices, reading scriptures and education.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structure and ideas changes, the functiom of temple shift from education to symbolic signs, reflecting temple's meaning and value of signs.The paper compares and an anlyzes school education and temple education to testify the symbolization of temple education.
Key words: Buddhist temple education; symbol signs; school education.
收稿日期： 2018 - 05 -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周边邻国对云南边境国门学校的反应与我国的对策研究（16XGJ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智林，男，山东潍坊人，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民族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 B94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 - 9200（2019）01 - 0039 - 06
（责任编辑 娄自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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