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后期社仓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后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中后期，社仓得到空前发展，逐渐成为民间重要的仓储制度。探讨明中后期的社仓，有利于我们深化对明代救荒史的研究。但迄今尚未见专文论此，本文拟对明中后期社仓的推行情况、谷本来源、散敛制度、管理方式及其作用作一初步探讨，以就教方家。
社仓创设于隋朝，隋度支尚书长孙平曾“奏令民间每秋家出粟麦一石已下，贫富差等，储之闾巷，以备凶年，名曰义仓”（注：《隋书》卷四六《长孙平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此即社仓之始，但它后演变为官仓。至宋孝宗之世，朱熹又倡立社仓，并奏请行之于诸道。但由于不少地方“不愿置立去处，官司不得抑勒”（注：朱熹：《崇安社仓记》，俞森：《荒政丛书》卷一○（上）《社仓考》，宣统三年文盛书局石印本。），故南宋社仓实际只在部分地区设置。元代虽亦立社仓，但仍未普遍推行。明初，个别州县也设社仓。比如，“唐邑明初有太安仓、社仓、预备仓”（注：平鄗鼎修、李璜纂：康熙《唐县志》卷二《建置志·仓库》，康熙三十五年刊本。）。但在明朝前期，国家重视和支持预备仓建设，积谷备荒几乎全赖州县预备仓，绝大多数州县不立社仓。史乘中关于明初社仓的记载十分少见。
及至明中后期，社仓建设逐步受到明廷和各级地方官的重视。成化二十一年（公元1485年），根据辽东巡抚马文升的奏请，明廷“令各郡县立社仓备赈”（注：谈迁：《国榷》卷四○成化二十一年三月癸巳，中华书局1958年版。）。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明廷又“令各抚、按设社仓”（注：张廷玉：《明史》卷七九《食货（三）·仓库》，中华书局1974年版。）。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江西巡按沈越请敕户部申行各府州县：“令乡各有仓，仓各有积。抚、按每岁稽其成功、验其勤惰以行赏罪，开报吏部、课殿最以行黜陟。”（注：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一《户部（十五）·仓储（附库储）》，台湾学生书局1964年《中国史学丛书》本。）社仓建设之所以在明中后期受到重视，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
首先，在预备仓走向衰败的情况下，明朝迫切需要依靠社仓积谷备荒。明代预备仓政在洪武以后开始走下坡路。“自洪武以后，有司杂务日繁，前项便民之事率无暇及。该部虽有行移，亦皆视为具文。”因此，官府经营的预备仓管理混乱，仓谷多被侵盗、挪用，致使永乐年间官仓储谷已“十处九空，甚者谷既全无，仓亦无存”（注：杨溥：《请预备仓储疏》，《御选明臣奏议》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影印《四库全书》本。）。正统年间，明廷虽采取了一些措施力图重振预备仓政，但由于中央财政不再出钞为预备仓籴谷备荒，预备仓积谷日少的状况难以改观。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明廷又诏令实行州县定额积谷之制：“限州县十里以下积万五千石，二十里积二万石，其上以是为差。至八百里以下，限积十九万石。”同时，将各州县积谷情况作为考核各州县官政绩的重要内容。州县官“考满之日，稽其多寡以为殿最，不及三分者夺俸，六分以上者谪官”（注：龙文彬：《明会要》卷五六《食货（四）·预备仓》，中华书局1956年版。）。但由于吏治败坏，纲纪不立，法度尽弛，加之定额太高，难以实现，因而它对预备仓积谷并未起到积极推动作用。比如，弘治年间，江西各州县预备仓积谷并不多，“湖口县不及一千石，彭泽县不及六百石，石城县仅二千有奇，泰和大县，亦仅八千有奇，其余积蓄俱少”（注：林俊：《请复常平疏》，《明经世文编》卷八七，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湖广各地“惟武昌等府，崇阳、澧州、随州、襄阳四州县足原拟之数，余多不及”（注：《续文献通考》卷二七《市籴考·常平、义仓和籴》、卷三○《国用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四库全书》本。）。及至明后期，“奉行者多不究心遵守，徒为虚文。一遇水旱，即行请发内帑”（注：张萓：《西园闻见录》卷三四《户部（三）·积贮》，杭州古籍书店1983年据1940年哈佛燕京学社本影印。）。至崇祯朝，“天下皆无复有预备仓”（注：俞森：《荒政丛书》卷九《义仓考》，宣统三年文盛书局石印本。）。预备仓江河日下的现实使统治阶级深刻认识到，官办官营的预备仓已不能承担积谷备赈的重任，民办民营的“社仓、义仓不可不广”（注：《明神宗实录》卷五六六万历四十六年二月戊戌，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
其次，饥荒引发的社会危机迫使统治阶级重视社仓建设。明中后期，国家财政日益困难，预备仓政逐渐废弛，但天灾兵祸却日益频繁。据统计，明朝在15世纪共发生自然灾害272次，在16 世纪发生的自然灾害又剧增到504次（注：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93 年影印本，第54页。）。同时，由于倭寇入侵和蒙古、后金军队的南下骚扰，明朝战乱繁兴。天灾兵祸使饱受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的农民雪上加霜，贫民不仅“遇凶年饥，丰年亦饥也”（注：杨景仁：《筹济编》卷三○《裕仓储》，光绪四年诒砚斋刊本。）。饥年大批农民背井离乡，造成明中期大规模的流民运动。正统年间，爆发了叶宗留、邓茂七领导的闽浙赣山区农民起义。成化年间，爆发了刘通、石龙、李原领导的荆襄流民起义。正德年间，刘六、刘七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曾多次进逼北京。连绵不断的农民起义使统治阶级进一步认识到：社仓“不特救小民之困厄，实可以舒大君之忧心……故恤国费者，此仓宜建；欲免剿贼者，此仓宜建；善培国本者，此仓宜建”（注：陆曾禹：《钦定康济录》卷二《先事之政·建社仓以便赈贷》，同治八年湖北崇文书局开雕。）。尽管社仓“有限蓄储未能供无穷食指”，但在预备仓普遍空虚的情况下，社仓的广建多设，使“猝遇灾警，少觉有备，亦足安辑人情”（注：蔡懋德：《修复社仓议》，俞森：《荒政丛书》卷一○（下）《社仓考》。），能有利于防止农民起义的爆发，巩固明朝的统治。
明廷重视社仓建设，使得名称杂异的社仓在明中后期异军突起。有的地方设乡会仓，有的地方建保赤仓，有的地方兴义仓，有的地方立翼富仓。虽名称不同，但其实一样。明中期，一些州县的乡村已遍设社仓。如，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武陵县“通县四十一村，每村各立一囤……其时每年尚积谷五千余石，米若干”（注：陈洪谟纂、王俨校：嘉靖《常德府志》卷四《建设志》，上海古籍书店1964年影印本。）。至明后期，社仓在全国得到普遍推广。各州县社仓林立，“在城居者，或设仓于祠堂以周宗族，或设仓于近境以济邻人；在乡居者，或各堡创设之，或一都合力为之”（注：汤来贺：《劝设义仓序》，俞森：《荒政丛书》卷一○（下）《社仓考》。）。这种发展势头一直持续到明朝末年。
二
南宋社仓主要靠官府提供谷本，由“州县量支常平米……收到息米十倍本米之数，即送原米还官”，同时也通过劝捐和劝借的方式，面向富民，筹措谷本。而明中后期，因“州县常平空虚”（注：沈鲤：《社仓条议》，俞森：《荒政丛书》卷一○（下）《社仓考》。），社仓谷本不再由官府提供，而主要由民间自积。
社仓通过上述两种方式筹措谷本，但其范围已由富民扩大到社内各户。凡社内有诸如生子、娶妻、祝寿需请客送礼者，以及敬神烧香者，皆劝其节省花费，捐谷社仓。为鼓励社内各户捐谷，各地都采取了一些奖励措施。比如，有的地方规定：“愿输二石入仓者，纪善一次；四石者，纪善二次；十石者，纪大善一次；二十石者，纪二大善；三十石者，纪三大善，州县掌印官奖赏；输五十石以上者，该府暨州县送匾，书‘好义’二字；输百石以上者，本道送匾，书‘施仁’二字，照例给与冠带；输至二百石以上者，准给冠带优礼，本道及两司送匾，书‘乐善’二字；其输四百石以上者，申请两院送匾，书‘积德’二字，给与冠带，仍优免杂泛差役，犯罪不许加刑。此外，若输粟八百石以上者，申请两院照例奏请竖坊表里。”（注：汪道亨：《修举社仓事宜》，俞森：《荒政丛书》卷一○（上）《社仓考》。）其劝借之法，民户“每年积之零星，十余年后却能收之整顿。在贫者既可抵正务之需，而在富者亦足为高深之助”，因而易于为所有社众所接受。
明中后期还沿袭前代之制，令社众按定额向社仓输谷。或履亩劝民输谷，比如，“腴产亩输米二升，中产亩输米一升，下产随其便。或遇大有，下产亦宜劝输”（注：沈鲤：《社仓条议》，俞森：《荒政丛书》卷一○（下）《社仓考》。）。或按税粮多少劝民输谷，比如，“每粮一石，令加纳五升”（注：张萓：《西园闻见录》卷三四《户部（三）·积贮》，杭州古籍书店1983年据1940年哈佛燕京学社本影印。）；或“富者以石计，贫者以升斗计”。这些筹谷方式都具有明显的摊派性质。贫民若不输谷，则饥年“义谷、官粮俱不准与”（注：张朝瑞：《图书编·社仓议》，俞森：《荒政丛书》卷一○（上）《社仓考》。）；富民若不向社仓输谷，则“即书某人名加以‘顽吝’二字，贴社仓内”（注：汪道亨：《修举社仓事宜》，俞森：《荒政丛书》卷一○（上）《社仓考》。），并“罚令出粟，倍于常格”。同时，为鼓励社众积极按定额输谷，荒年各地社仓普遍允许“中等之家仰贷无资者，照数拨还社仓原积”。“其不愿领归原积者，听存贮本社，以济本里极贫之民及惠孤惜寡之用”（注：沈兰先：《社仓议》，俞森：《荒政从书》卷一○（下）《社仓考》。）。
明中后期，社仓还采取了新的筹措谷本方式：一是将罚谷收入社仓。比如，“其各社有乡约演礼不到、保甲直牌怠玩及一切违犯稍轻者，听约正、副酌处罚谷。其有本社小事口诉不平者，听约正、副量剖曲直，罚谷使之平息，以省赴告及株连干证之费。或赴告而自愿和息者，该有司酌量罚谷。输之该社，取具仓收免罪。情轻者，批约正、副查处量罚”（注：汪道亨：《修举社仓事宜》，俞森：《荒政丛书》卷一○（上）《社仓考》。）。或“例重情轻者，可量纳谷本社，从轻宥免……其犯罪应记惩订扁而知悔改者，愿输谷若干石，姑免载惩恶簿”；二是将无主耕田收充社本。如杭州府推官蔡懋德曾令“本乡绝产为奸里影占者，可清出即充本社谷本”（注：蔡懋德：《修复社仓议》，俞森：《荒政丛书》卷一○（下）《社仓考》。）。
社谷由民间自积，有利于维护社仓的民办民营性质，减少和尽可能避免官府对社仓的操纵。社仓面向社众多渠道筹措谷本，使社谷的来源较为丰富且有保证，从而为社仓的广建多积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
三
社谷散敛是社仓管理的重要环节。为了使社谷的散敛进一步合理化，明中后期各地纷纷采取一些新的措施，加强对社谷散敛的管理。
首先，严格控制社谷的使用。南宋社谷主要由官府供应，因而难免被官府挪用，往往遭吏胥侵渔。明中后期，社谷完全由里社之民自输自积，故“惟此里之人得用之，而不以泛及其他”（注：沈鲤：《社仓条议》，俞森：《荒政丛书》卷一○（下）《社仓考》。）。“官司不得借贷支动，经过军马不得强行占取”（注：沈兰先：《社仓议》，俞森：《荒政从书》卷一○（下）《社仓考》。）。如“上官以公事勒借，他方以缺籴告通者，皆须死争不应”。只有丰年方许将本坊平粜所余社谷按时价“发粜他村坊”（注：倪元璐：《翼富仓叙》，俞森：《荒政丛书》卷一○（下）《社仓考》。）。至于社谷的使用方式，明中后期改变了南宋时期只用借贷的偏颇，实行借贷、平粜、赈济三法并用。若概用借贷，恐贷者一旦迁去，使社本尽失。因此，在封建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尤其是城市地区，社仓“断宜兼用平粜一法”（注：沈鲤：《社仓条议》，俞森：《荒政丛书》卷一○（下）《社仓考》。）。若概用赈济，恐易散难聚，故赈济之法主要适用于饥年，尤其是大饥之年。荒年救饥，一般极贫赈济，次贫借贷，稍贫平粜。社谷的合理使用，使社仓的有限积储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救饥济贫的作用。
其次，切实加强对借贷的管理。为防借多难还，社仓普遍对民户借谷定有限额。比如，对“力稍不足者，每户贷米五斗，多至一石”。贷者须托人担保，或由“贴邻五家共立一票，稍寓保结之意”（注：陈梦雷等编《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卷一○八《荒政部·纪事（五）》，中华书局1934年影印本。）。贷者必须具有偿还能力，并通过资格审查。出借之时，社正、副等“会同集议，量其可偿，方准托保关借”，并批立合同，登记簿籍。对游手无赖、刁顽无信、强豪不驯者，“不得轻与。如或轻与以致负骗者，俱在保人及收管人名下追赔”。凡“过时不还，或还而湿恶不堪者，送官重治，后次不准再借”。若“收管之人捏开诡名，冒领私取规利者，许人讦告，另行追罚”（注：汪道亨：《修举社仓事宜》，俞森：《荒政丛书》卷一○（上）《社仓考》。）。社谷借贷管理的加强，有利于防止因借贷而陷失谷本。
其三，实行分期分批出陈易新的制度。明中后期，少数社仓常年“不许敛散，恐难催收”（注：吕坤：《实政录·民务》卷二《积贮仓庾》，嘉庆二年宁陵吕氏重刊本。），以致社谷积久变质，无法食用。有鉴于此，绝大多数社仓每年都要出陈易新。但在出陈易新的同时，必须保持一定的粮食库存，以便临荒救急。社仓初年积谷不多，为取息而普遍放多存少。比如，倪元璐所倡办的翼富仓，“初年每五百石量留百石”。但若息谷增多，则需留足一年救饥之用，或“权饥口，扣留平籴百日之资为备”。社仓一般每年春夏出放一部分陈谷，若干年出陈一遍。初年谷少，“须六月中旬以后，几及秋成之时，方可出仓”（注：倪元璐：《翼富仓叙》，俞森：《荒政丛书》卷一○（下）《社仓考》。）。若五、六月份出现灾荒，则停止出放。其后谷数渐增，则可随时出放，但一般“每年于二月起，至三月、四月止”。“其交还月分，自九月起，至十月止，不得延挨，以致谷价渐贵，输纳惩期”（注：汪道亨：《修举社仓事宜》，俞森：《荒政丛书》卷一○（上）《社仓考》。）。有的社仓每年分春夏和秋后两次出放陈谷，一年出陈易新一遍。秋后出放，主要采用平粜之法，“须八月万宝告成，然后发粜……即时回籴新谷”（注：倪元璐：《翼富仓叙》，俞森：《荒政丛书》卷一○（下）《社仓考》。）。社仓出陈易新制度的完善，使备荒救饥之用有了保证，有利于防止临荒无谷现象的发生。
这些措施的施行，使明中后期社仓的散敛制度进一步健全，有利于充分发挥社仓的备荒救饥作用，从而推动社仓的发展。
四
南宋社仓须受官府直接监督，由“县丞检察其欺弊”（注：赵汝愚：《乞置社仓疏》，俞森：《荒政丛书》卷一○（上）《社仓考》。），并由“县官一员监视出纳”（注：朱熹：《崇安社仓记》，俞森：《荒政丛书》卷一○（上）《社仓考》，宣统三年文盛书局石印本。）。而明中后期，官府对社仓的监督明显弱化。社仓散敛“悉听于民”（注：弘昼监、鄂尔泰修：《钦定授时通考》卷五六《蓄聚·社仓》，光绪壬寅年富文局石印本。），不受州县官吏监督。社谷放出收完，只需将收放之数登记造册，上报州县。州县每年五月将放过若干、年底将收过若干，报府管粮厅备查。同时，社仓“不受上司查盘”（注：邵潜：《州乘资》卷一《杂志·社仓》，扬州古旧书店1961年钞本。）。府州县每年仅查簿一次，“但查积多者旌奖，不积者督责”。虽然一些州县鉴于社仓不如实上报收支之数，每年要盘查社仓一次，但官府的查盘均与社仓新老管理人员的交接查盘同时进行，并不另行查盘。一般说来，“惟是朝觐升迁，与署官见斗交盘一次，明白方许离任。其余查盘，官止取册结”（注：吕坤：《实政录·民务》卷二《收放仓谷》。），即取“掌印官及新旧斗级保结”（注：吕坤：《答毕东郊按台》，《明经世文编》卷四一六。），并不与预备仓一例盘查。
在官府弱化对社仓监督的情况下，社正、副的贤否，关系社仓的兴衰，因而各州县普遍重视社正、副的选任。社正、副“须素有忠信，又稍有身家之人”担任，“若家力甚贫，纵有忠信者，恐其急时那散，不得徇情与之轮管。庶无侵用，而事可久行”（注：汤来贺：《劝设义仓序》，俞森：《荒政丛书》卷一○（下）《社仓考》。）。在一些地方，社正、副必须由“贤良先达及孝廉庠序中忠厚廉洁之士”担任。社正、副的选任，须由社众推荐，并由“有司察其行实”（注：沈鲤：《社仓条议》，俞森：《荒政丛书》卷一○（下）《社仓考》。）。社正、副“务要敛散公平，登报清核，为里中服从。三年，官给扁奖赏，并优免杂差，以示劝励。如不称者，许讲约时里众公禀选换，甚有武断生事，欺侵仓谷者，按法治罪”（注：蔡懋德：《修复社仓议》，俞森：《荒政丛书》卷一○（下）《社仓考》。）。
同时，各地还普遍采取一些切实有力的措施，建立和健全社仓内部自我约束机制。首先，从本乡本里选人监督社仓之管理。比如，有的社仓由“府县给印文簿，付乡约正、副，每岁稽查”（注：张朝瑞：《图书编·社仓议》，俞森：《荒政丛书》卷一○（上）《社仓考》。）。有的社仓由“致仕及冠带之义”者“往来防闲其奸息”（注：唐锦纂、韩福修：正德《大名府志》卷五《公宇志·惠政》，上海古籍书店1966年影印本。）。有的社仓“监以都耆”（注：张云璈总纂：嘉庆《湘潭县志》卷一七《积贮》，嘉庆二十三年刊本。）。有的社仓“正之以各社之有行谊者”（注：刘昭文纂修：嘉靖《南康县志》卷四《建置·仓储》，嘉靖三十四年刻本。）。其次，建立和健全社仓管理人员的权力制衡机制。社仓一般设社正（或称社长、义正、社首）一名，社副（或称义副）一二名，社杰（或称社干、斗级）若干名，社直若干名。他们分工明确，互相牵制。虽然“凡社中事务，皆听”社正裁决，但其它管理人员与社正“俱要犬牙相制”。比如，“社长专管封锁。社副二人，一管出簿，一管入簿”（注：汪道亨：《修举社仓事宜》，俞森：《荒政丛书》卷一○（上）《社仓考》。）。至于“征收银米，出纳钱谷，开写册籍，策应公务”等事，则由社干负责。而“凡社中应举应废之事，社直得调停之，不公不正之事，社直得纠正之”（注：沈鲤：《社仓条议》，俞森：《荒政丛书》卷一○（下）《社仓考》。）。其三，实行社仓管理人员更代盘查制度。明中后期，一些社仓的管理人员并无明确的任期，往往“称则勿易，不称易之”（注：管大勋修、刘松纂：隆庆《临江府志》卷四《建置·仓储》，上海古籍书店1962年影印本。）。但多数社仓的管理人员有明确的任期，一般“一年一换，一换一交。须旧役收完之时，方可交代。其不完者，还责成旧役”（注：吕坤：《实政录·民务》卷二《收放仓谷》。）。新老管理人员交接之时，双方须共同盘查仓粮，并登记造册，具结为凭。因此，“新者于旧者欠一升不收，旧者于新者作一弊不得”（注：吕坤：《答毕东郊按台》，《明经世文编》卷四一六。）。
明中后期官府对社仓监督的弱化，实质上避免了官府对社仓散敛的操纵，防止了官吏对社谷的侵渔。官府对社正、副选任的重视，以及社仓内部自我约束机制的建立和健全，减少了社仓管理人员的徇私舞弊。这对确保社仓的民办民营性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五
明中后期，随着社仓在各地的普遍推广和仓制的进一步完善，与预备仓、常平仓相比，社仓的优势越来越明显，从而在积谷备荒和巩固封建统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政府财政日益困难的明中后期，社仓起到了广积多储的作用。预备仓、常平仓的谷本主要由官府筹集，政府财政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它们的兴衰。明中后期由于国家无力出钞为州县预备仓籴谷，因而预备仓积谷日少，仓政渐坏。常平仓也因其需由官府提供谷本而发展迟缓。而社仓完全由民间自积，其发展不受政府财政状况影响。因而尽管中央财政“自正德后，出多入少，国用尽，不支矣”（注：《续文献通考》卷二七《市籴考·常平、义仓和籴》、卷三○《国用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四库全书》本。），但社仓发展的强劲势头有增无减。同时，与官仓相比，社仓的谷本易于筹措。靳学颜曾说：“官仓，盖发官银以籴者，此必甚丰乃可以举……社仓，盖收民谷以充者，此虽中岁皆可以行。此两仓者，社仓举之甚易，而效甚捷。”（注：张萓：《西园闻见录》卷三四《户部（三）·积贮》，杭州古籍书店1983年据1940年哈佛燕京学社本影印。）明万历年间的大臣沈鲤进一步说：“官赈不过一二所，社仓则逐里各有建置，积之多方，备之无穷”；“官赈者，官自为之也，其势独。社仓者，里人合力为之也，其势分。分则集其力于众，独则总其劳于己。众力易举，独力难周，则任独不如任众。”社仓不需政府出资，却能收到广积多储的效果，因而其在明中期能够异军突起，发展迅猛，并成为明后期各地备荒积谷的主渠道。
在荒年救饥方面，社仓具有预备仓、常平仓所没有的优点，是官廪之赈的必要的有益补充。沈鲤曾对社仓和官廪之赈作了一番比较，他说：“官赈必须凭里甲报举，而里甲诸人皆素以渔猎自资者也，报者未必贫，贫者未必赈，反使公家积贮徒以惠奸，则赈施文具耳。社仓则有公正好义、众所推服者为有司分任其事，而又有贤人君子可备咨访，故本里居民孰贫孰富、孰上孰下，一一皆有真见，粒粒皆有实惠也”；“官赈必须按里甲次第，较户口贫富多寡，逐一审问。有司或有他务相妨，则势又不能速审，旷日持久，遂使枵腹垂毙之民日望倒悬之救，或不及一餍以死者有矣。社仓则各济各坊，随投随给，其周之若烛照，而予之如取携”；“官赈不免有盘拨转运之烦，有需索使用之费，有斗斛高下之分，有推挽负戴之劳。而社仓则悉无此累”；“官赈率不过一二所，而境内饥民嗷嗷待哺者常千万计，骈肩聚集，沴气薰薰，多有他虞。社仓则各里各坊分局自济，散而不聚，自无他患。”（注：沈鲤：《社仓条议》，俞森：《荒政丛书》卷一○（下）《社仓考》。）可见，社仓救济弥补了官仓救济的不足，对救饥活民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即使一些社仓因积谷不多而救济有限，但其作为官仓救济的有益补充，仍是十分重要而不可或缺的。比如，正德年间，长垣县预备仓“规模之大，足以超越社仓之法”，但饥年救急，“非社仓亦不可也”（注：唐锦纂、韩福修：正德《大名府志》卷五《公宇志·惠政》，上海古籍书店1966年影印本。）。
社仓与保甲，乡约相辅相承，有利于巩固明朝的统治。明代州县预备仓、常平仓的创办和经营均依赖官府，因而对保甲、乡约之推行促进不大。而社仓则不然。首先，社仓的普遍设置，带动了保甲、乡约的推广。社仓之创办，须依托保甲、乡约。只有行“十家牌法以联属其民，则民志一，而诸政可举”（注：刘昭文纂修：嘉靖《南康县志》卷四《建置·仓储》，嘉靖三十四年刻本。）；“必先立乡约，讲明德义，人皆乐输，又为法简便易行。如乡约未能立，仍须劝置。大凡勉强之事，一时即或奉行，久之终归废坏。”（注：沈兰先：《社仓议》，俞森：《荒政从书》卷一○（下）《社仓考》。）社仓之经营，也须依托保甲、乡约。否则，“司事者无人，举报者无人，贤否无由而别，虚实何从而知？”（注：陆曾禹：《钦定康济录》卷二《先事之政·严保甲以革奸顽》。）因此，社仓的推行，使保甲、乡约的设置更为必要和紧迫。明中后期，保甲、乡约之所以能够在全国迅速推广，社仓的促进作用功不可没。其次，社仓的推行，有利于充分发挥保甲、乡约之作用。保甲以弭盗保富为宗旨，“然富者得以保其财，而贫乏何能以自给？”（注：陈梦雷等编《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交谊典》卷二七《乡里部》，中华书局1934年影印本。）因此，保甲只有与社仓并行，方可安贫以保富。且保甲“为弭盗而设，是以治之之道编之也。人情莫不偷安，故其成之也难”。它如与社仓并行，则是“为赈济而设，是以养之之道编之也。民情莫不好利，故其成之也易”（注：陆曾禹：《钦定康济录》卷二《先事之政·严保甲以革奸顽》。）。至于以教化为务的乡约，其作用之发挥，亦离不开社仓之佐助。沈鲤曾说：“如社仓之法行，则里中之善恶贤愚，孰可用，孰不可用，皆得周知之。是政教之助又在此矣”；“社仓既立，则里闬共为有无，必蔼然有同室之义、一体之情。盖不但缓急相周，即百姓亲睦，民德归厚，亦且由此。”（注：沈鲤：《社仓条议》，俞森：《荒政丛书》卷一○（下）《社仓考》。）社仓之救济，亦具有励俗正风之作用。社仓一般“先给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之窘乏者，次则老羸之无告者，次则良农之缺食者。惟不孝不友、败常乱俗事确名著及游食不事生业之人，咸勿给焉”（注：汤来贺：《劝设义仓序》，俞森：《荒政丛书》卷一○（下）《社仓考》。）。社仓之设有力地推动了保甲、乡约的有效施行，从而对巩固明中后期的封建统治有利。
明中后期的社仓也存在着一些弊端，从而影响了其作用发挥。其弊端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官府干预虽弱化，但仍存在，这种官方的监督，干预影响了社众积谷的积极性，“额定报数，无异正供之征收；归官督催，顿失大贤初意。以致征募之先，人不乐有大户之名，恐将来本里有事得指名妄报。虽有仁心，废然自沮。积蓄之后，又恐官府那借，将农夫手足胼胝、民间锱铢积累者一朝乌有，则遵行之念又息”（注：沈兰先：《社仓议》，俞森：《荒政从书》卷一○（下）《社仓考》。）。由于社众尤其是富民输谷的积极性不高，多数社仓积谷数量有限，后劲不足，往往散后难以再积。其次，社仓散敛生息、自我积累的机制不尽健全。在一些地区，“士民一输谷入仓，即为官物，封贮不动，有耗无增。人安得常乐施？廪安得有余积？盖袭社仓之美名，而失社仓之妙用，所以间行而不能经久也”（注：蔡懋德：《修复社仓议》，俞森：《荒政丛书》卷一○（下）《社仓考》。）。其三，侵盗、挪用使社本渐失。社仓之兴，贵在得人，“但民之诚伪不一，而官司之意向不同”，“奸民或因之以滋侵渔负骗之私，官司或移之以补官仓积贮之数”（注：张朝瑞：《图书编·社仓议》，俞森：《荒政丛书》卷一○（上）《社仓考》。）。且社谷多无专仓贮存，往往借民房、废寺、庵观暂贮，或贮存于“预备、常平之剩廒，空闲公署之余屋”（注：蔡懋德：《修复社仓议》，俞森：《荒政丛书》卷一○（下）《社仓考》。），易于被侵盗、挪用。这些弊端的存在，使一些社仓时兴时废，难以经久。一些社仓甚至徒具形式，有名无实。比如南通州社仓在明末“并未有穷民借支，亦未有丧葬借助”（注：邵潜：《州乘资》卷一《杂志·社仓》，扬州古旧书店1961年钞本。）。因此，对明中后期社仓的作用不宜评价过高。
总之，明中后期的社仓在前朝社仓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其谷本来源得到扩大，散敛制度进一步健全，官府之干预明显弱化，施行范围遍及全国城市乡村，在荒年救饥和巩固明朝统治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而成为各地备荒积谷的主渠道，具有必然性和进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