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善治中互联网运用及其价值
文/赵秀玲
21世纪以来，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革命性影响的，恐怕非互联网莫属。有人说，在这个新的电子空间，充满电视、电影、录像、传真、电子邮件、超文本，以及国际互联网，它彻底改变了社会组织结构：自我、家庭、工厂、大学，还有民族国家的政治。据统计，1997年中国上网用户为62万，到2006年网民人数已达1.23亿，2017年网民人数为7.72亿。每隔十年的增长速度惊人。在长久封闭的中国广大农村，互联网发展速度更快，2006年网民还不到2000万，2017年底则为2.09亿。除用手机浏览新闻、玩游戏、上社交媒体，不少农民还通过电商平台做生意。互联网正以超乎想象的方式影响包括乡村治理在内的中国乡村。基于此，目前出现不少关于互联网与乡村治理的研究成果，但其局限在于，个案研究和现象分析多，缺乏整体、全面、富有学理性的梳理和研讨。
探索创新乡村互联网治理模式
党和国家出台的各项方针政策，都强调互联网重要性及其运行机制，这对乡村治理意义重大。它从根本上为乡村治理确立大政方针和有效途径，也成为乡村治理的有力推手和坚强后盾。不过，从顶层设计到乡村治理实践还有很大的空间，如无乡村实践作为探索创新，再好的顶层设计也无济于事。因此，在顶层设计理论和方法指导下，乡村治理如何运用互联网进行创新发展，就显得非常重要。
一是用互联网进行乡村治理监管。众所周知，中国广大乡村地域广大，居住地点分散，面临的情况千差万别，这也是长期以来难以有效管理的关键所在。然而，互联网相当程度地克服了这一局限，以超时空的科技力量实现了历史性突破，这是各地形成制度创新的有力保障。较有代表性的是山东潍坊农村社区用互联网进行“四务公开”的民主监督，取得显著效果。早在2006年3月，潍坊建成开通“寒亭区村务公开民主管理信息网站”，这是全国首家发布村务公开民主管理信息的官方门户网站。随后，实现了党务、政务、村务、财务的“四公开”。其突出特点是公开的全面性、真实性、长期性和互动性，更重制度机制和规范化建设，尤其强调在虚拟互联网语境下的信息来源与传播的真实性问题。成都大邑也运用互联网进行监管，在2017年以来创新“雪亮工程+微权力”治理。大邑县更充分发挥互联网大联动、微治理的特点，使乡村治理更加细化和深入，是一个特色鲜明、效果显著的制度创新。可见，以往不好监管的广大乡村，通过互联网达到了全覆盖、全民参与、全程监督，效果显著。
二是将互联网用于服务乡村民生。中国共产党是以执政为民为基础，但真正要将这一宗旨落到实处并非易事，且在乡村治理中难度更大。因为除了干部易陷入形式主义泥潭，还有政策上承下达的困难，技术的难以操作和失效情况也多有发生。互联网大大提高了乡村治理的服务功能、广度、深度和效果。江苏徐州梁寨等镇的“民情信息”动态管理网，是乡村治理的一项制度创新。“民情信息网”是指用现代互联网技术进行日常工作管理，这在全国具有领先和示范作用。它具有数据管理、工作跟踪、网络传输、监督评估四大功能，真正做到让“群众小跑腿，数据多跑路”。通过互联网为乡村治理所做的民情信息动态传播和科学管理，改变了传统乡村治理思维方式。互联网如一个魔棒，将以往很难甚至无法达到的服务民生瞬间改变，乡村治理实现历史性跨越。
三是以互联网助推乡村反腐。小官大贪甚至村官巨腐成为当下乡村治理的瓶颈问题，因为不少村官就是土皇帝，各种监督往往对他们失效，加之不少乡村干部上下其手和巧妙腾挪。然而，互联网的引入让许多腐败者无处藏身。如安徽“清风涡阳”的微信平台反腐就是一种创新。2018年，涡阳县纪委监委网站全面改版升级，并同步推出“手机站”，这是安徽涡阳以互联网思维反腐的典型案例。大数据还能将各式各样的隐形腐败呈现出来，像许多违规冒领救济金的村民，就是通过互联网大数据审查出来的。四川巴州白庙乡成为中国网上首个“全裸乡政府”，白庙乡通过“网晒”政务、财务等细致内容，深化了乡村反腐，是通过互联网进行乡村治理创新的经典案例。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互联网安全，2014年2月成立“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习近平在会上强调，“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2015年12月，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强调“保障网络安全，促进有序发展”。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又说，要“坚持政策引导和依法管理并举”，“加强网络立法进程，完善依法监管措施，化解网络风险”。可见，当前互联网所面临的安全问题十分严峻，也亟待解决。就目前乡村互联网的安全看，主要有四大隐患。第一，恶搞与黄赌盛行，既导致社会道德水平下降，又破坏社会治安稳定。在互联网盛行前，广大乡村也存在不健康风气，但都是局部或有限的；互联网风行一时，恶搞视频、线上黄色、手机赌博在不少乡村甚嚣尘上，形成了恶劣的社会风气。网络直播与互联网各种不健康信息大肆泛滥，严重影响社会尤其是青少年身心健康。第二，网络传教和迷信活动猖狂，社会影响和危害性极大，对广大乡村影响很大。第三，网上信息失真。互联网信息传播有其长处，但最大问题是易失真，即上传的信息本来就不真实，这直接造成了乡村治理的虚假性基础。第四，互联网信息容易丢失。基于此，应加强对包括乡村在内的国家网络安全的制度建设，尤其要加强互联网实名制、监督检查制度和诚信体系建设，使每个网民的行为都处在法制化、制度化规范中。除此之外，还要建立互联网信息的多种备份机制，尤其不能简单放弃传统资料的收藏与贮存方式，即将互联网信息与传统信息的贮存方式相结合。
互联网乡村治理的价值意义
以往的乡村治理虽强调村民自治，一些治理内容和形式都获得现代思想意识的提升。不过，由于技术方法落后，也由于条件所限，致使其民主化程度颇为受限。以村民自治选举为例，由于许多地方的村民外出打工，遇到选举时无法保证参选比例，所以先是非直接选举，后是直接选举，再后来是代替性投票和电话投票，有的村庄为达到参选率，甚至花重金让外出打工的农民乘飞机回乡投票。即使如此，参选人数一直是村民自治选举的难题。然而，互联网将这个矛盾化解于无形。只要选民动动手，点选举键，手机投票就能立即跨越以往参选率低的瓶颈。互联网手机投票最大的进步是选民真正获得自主性和民主性，是间接选举、代理投票等无法比拟的。另外，乡村选举以电子表决系统代替原来的数豆豆、写票、计票方法，最大优势是速度快，节约人力、物力、财力，也不易出错，这种更科学有效的办法是一种历史性跨越和革命性进展。在此，浙江省率先在县级人代会上全面推行电子表决系统建设，是典型的革新例子。事实上，互联网给乡村治理提供了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平台，广大干群都是参与者和监督者，并发挥主体作用，这是以往乡村治理很难做到的。
（一）互联网有开拓视野和弥补短板之功，真正为乡村治理注入活力
以传统纸媒或电话广播进行乡村治理，主要遵循的是线性方式。由于线式治理的距离感与时有中断的风险，为乡村干群带来巨大困难。互联网的平台性、数字化、虚拟化、智能化为乡村治理打开全新天地，不论身在何处，只要动一下指头和按一下键面，所有信息就会扑面而来。这就是互联网的魅力，也是互联网思维的神奇。尤其当“互联网+”成为乡村治理的思维变革，它就会获得无限增殖的可能。互联网思维的大数据观念也至为重要，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乡村治理的内容与形式。一些地方的农业生产完全用互联网大数据控制，在浇水灌溉、温度湿度、防病虫害、高效高产等方面完全靠数字管理，避免了感觉式种植的局限与人力资源的高成本投入。也有地方用大数据对垃圾和环保进行管理，哪个地方不到位，有网上进行监控，还有手机随拍随传上网，以便起到警示作用并及时得到整改。互联网思维从根本上撬动了传统乡村治理模式，使其在一个新的起点、高度，以互联互动、直接快捷、智慧有效的方式实现了创新性发展。
为准确、快速了解当地违法猎捕情况，积极与当地乡镇政府、边防派出所协调、沟通，在共同努力下，实现了综合部署、联合巡逻、定点蹲守多措并举，为执法行动提供了有力保障。执法人员不畏山路艰险，经常在凌晨2点到重要林区进行蹲点守候，并不定时到宾馆、饭店、市场、码头等开展突击检查，确保无漏网之鱼。
（二）互联网改变乡村治理的内容和形式，使管理、决策、监督更科学
对于中国广大乡村而言，互联网毕竟是个新事物，它很难在短时间彻底改变其惯性和面貌。不过，也不能因此忽略互联网对于乡村治理的价值意义，而应看到其革命性质，这是推动未来乡村治理更好更快发展互联网的关键。
（三）互联网有助于反腐，成为乡村干部腐败的预警、过滤和监督网
醒脑静注射液联合改良去大骨瓣减压术对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术后颅内压及血清炎性因子水平的影响 … 陈 波等（5）：674
（四）互联网思维改变乡村干群思想意识
长期以来，由于一直存在城乡差异，广大农村幅员辽阔，交通极为不便，所以要进行乡村善治十分困难。互联网解决了这些千百年来困扰广大乡村的难题：电商可轻易进行物流交换，各种物品再也不会因交通不便无法送达；通过互联网信息可直接让外面游客深入大山深处；远程教育可迅捷到达，身在大山也同样能通过互联网得到最优秀的培训教育；视频可直接与外面甚至高层会议相连，享受身在会场的感觉；微信群可将距离哪怕是遥远的距离转化为零，让情感贴近与对话交流变得简便易行；即使坐在遥远的山乡家里，也可通过互联网视频了解外面世界的精彩。可以说，因互联网引入，一向封闭、落后、保守的中国乡村得到改变。因电商和互联网物流的便利，广大乡村开始脱贫致富，从边缘走入中心，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的人们走进乡村，哪怕是远离都市的偏远乡村，都会感到现代化、信息化、市场化、智能化的深刻影响。
本节通过一个算法问题，运用计算思维解决问题的一般方法模型来体现如何培养计算思维的运用能力。十个评委的打分中，去掉一个最高分、一个最低分，计算剩余的平均值，这即为选拔性比赛的一般规则，现在需要为这项规则设计算法。
互联网在乡村治理中也有负面影响，尤其要看到它深含的隐患。不解决这些问题，互联网的正面效能就会受到限制甚至被抵消。我们认为，有以下方面值得引起高度重视，并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破解乡村互联网治理难题
由图5可以看出，当菌粉与奶果混合液1∶1000（质量浓度比）混合发酵时，酸奶凝乳最好，感官评分为86分；而在菌种添加量递减过程中，酸奶品质随之下降；当添加量为菌粉∶混合液=1∶2500时，酸奶凝乳不均匀，香味不明显，口感稀薄，综合品质最差。因而可得，菌粉最佳添加量为1∶1000。
腐败和反腐一直是乡村治理的重中之重，因“小官巨贪”与乡村治理发展同体共生，也成为乡村治理的恶疾与死结。在传统治理方式下，乡村干部腐败具有隐蔽性、串通性、复杂性的特点，它很难被发现和清除。然而，互联网以其独特价值优势，对乡村干部腐败起到极大的抑制作用，甚至成为腐败的克星。2007年，全国不少监察部门开通举报网站，有的县纪委也建立和开通网上举报，还开通手机短信举报。事实上，通过网络反腐确实将不少腐败分子挖出，而在这些腐败中，乡村干部所占比例较大。互联网为基层尤其是农村基层反腐提供了极重要的科技手段，突破了以往因各种条件所限而带来的不便和困局，是一次具有革命性质的进展。
（一）应将互联网安全作为乡村治理的重点
以互联网推动乡村治理的创新模式远不止于此，影响较大的还有上海的“农民一点通”，即村民一点“涉农信息三大平台”，电子政务、村务公开、三农服务等多个业务系统都可为之服务，极其方便快捷，无需进入复杂操作和输入程序。还有培育电商、厘清政商、扶持到位的浙江“遂昌模式”，以及“农民办事不出村”的湖北恩施的“巴东模式”，为村庄插上互联网翅膀的贵州黎平“铜关模式”。可以说，是一个个富有特色的探索创新，汇聚成乡村治理与互联网融合的海洋，而所有这些又成为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伟大基础工程。
（二）通过制度建设为“互联网+乡村治理”打下坚实基础
目前，国家已出台一些互联网的制度规定，这对于包括乡村治理在内的国家治理意义重大。但站在农村基层看，国家至今还较少出台关于乡村互联网的专门制度，这就势必影响乡村互联网治理的广度和深度。党和国家应在乡村振兴前提下，深入研究互联网之于乡村治理之得失，从而找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对策，尤其要重视制定一系列针对乡村互联网的制度，加强乡村互联网治理的法制化建设。要按以下方式建章立制：既让乡村通过互联网接通国家文化发展，又要基于自身优势特点建设富有特色的乡村网络文化。还有，应从乡村互联网治理的具体问题、细节入手，建立有针对性和行之有效的专门规定，以丰富从顶层设计角度对国家互联网所做的有关设计规定。当然，还应鼓励省、市、县尤其是乡、镇、村制定适合自身互联网治理的具体规定，在制度创新引导下，促进乡村互联网治理不断走向具体和深入。
（三）努力解决当前乡村互联网治理的失衡状况
当前，乡村互联网治理虽已在全国范围铺开，但真正做得好的并不多，且主要集中在广东、浙江、福建、四川、安徽、山东、贵州等有限省份，以及比较有代表性的探索创新乡村单位。这就要求在继续扩大创新性省、市、县、乡、村外，做好互联网在乡村治理的普及工作。首先，加快加大对于落后省、市、县、乡、镇、村的互联网建设速度力度，以便使互联网达到全国更大范围的覆盖面。其次，加强省、市、县、乡、镇、村多层次的互联网治理联动，这不仅包括信息平台建设和共享，也包括加强统一领导、检查和监督，还包括乡村的横向互动与联通，以发挥其双赢共进效用。再次，强化多部门、多领域、多项目以及多种形式的互联网治理合作，以突破单一甚至互相掣肘的不足。最后，乡村干群在互联网治理中还需进一步融通合作，以避免彼此隔膜和产生离心力，从而达到更好的匹配度和默契。总之，互联网在乡村治理的运用一定要克服失衡与短板状态，否则就很难达到整齐有序、互动共赢、积极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美国翻译家奈达指出，“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3]这说明翻译要将本土文化和异域文化结合起来，要是离开文化背景去翻译，是不可能实现两种语言之间的真正交流。因此，文化之间的差异带来的困难是不容忽视的，“这种差异往往会引起文化意象的失落或扭曲”。[2]20比如很多译者都认为双关语的翻译是很难用目标语完整而传神地表达出原语的意义。
（四）大力发展和加快培育乡村互联网治理人才
在互联网时代，乡村人才的困境与瓶颈远比以前来得突出和急切。乡村互联网治理所需人才甚多，也有较高专业要求，这是需要积极推进和进一步拓展的。首先，通过优惠政策大量吸引优秀人才到乡村创业，不少地方进行特色小镇建设就是一个吸聚人才的好思路和好做法。其次，培育当地干群，使之具有更好更快实行乡村互联网治理的能力水平。因为再多的外来人才对中国乡村来说都是杯水车薪，只有立足内生人才培育和成长，乡村互联网治理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最后，鼓励本地大学生和退休人才回乡发展创业，既可满足叶落归根的家乡情感，又可达到服务家乡社会的目的，还可使其所学与才华得到充分发挥。总之，应将乡村互联网治理人才队伍建设放在首位，这是实现根本突破和跨越式发展的关键。
未来互联网乡村治理在中国的发展一定会迅猛异常，甚至会超出想象。互联网将如一个支点真正撬动乡村治理的坚硬板块。因之，应早做预案、统筹安排、立足长远，深入研讨，强调互联网在智能化和思维方式的乡村大脑功能，从而改变当前整体上互联网在乡村治理中的外在化特点，赋予其内在动能与活力。因此，表面看互联网只是一项新技术，其实最重要的是理念、思维、智慧，只有抓住这一点，乡村互联网治理才会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摘自《社会科学辑刊》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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