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通货膨胀的一个基本理论分析框架——基于状态空间时变参数模型的实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性论文,实证论文,通货膨胀论文,基本理论论文,框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2)02－0013－11
一、引言
通货膨胀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复杂的、综合的宏观经济现象，是宏观经济领域最为引人注目的话题，也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重点课题。我国通货膨胀的背后蕴含着复杂的经济机理，传统西方经济学无法完全解释，尚有系列谜团需要解开。第一，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3年以后我国经济出现了一轮上升周期，期间我国通货膨胀不能完全由需求拉上说、成本推动说、供求混合说等通货膨胀理论来解释，为何通货膨胀呈现典型的结构性特征；第二，结构性通货膨胀为何从农副产品的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上涨开始，从实体经济视角，结构性通货膨胀与我国的部门经济结构关系怎样；第三，从货币视角，货币流动性过剩对结构性通货膨胀如何发挥作用；第四，部门经济结构、货币流动性与结构性通货膨胀存在何种数量关系，流动性如何影响结构性通货膨胀；第五，当前宏观经济首要任务是保持物价水平总体稳定，如何启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整部门经济结构，调控货币流动性，控制结构性通货膨胀。为了回答上述系列问题，对结构性通货膨胀、部门经济结构、货币流动性亟需构建一个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并试图用计量模型来进行实证分析。这对深入理解国家调整部门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政策，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更好地做好本职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对结构性通货膨胀的研究文献综述
(一)我国通货膨胀呈现明显的结构性特征
2003年到2008年9月次贷危机爆发，我国经济步入一轮上升通道，经济呈现快速增长态势，物价具有上涨压力；全球经济危机后，我国价格总水平自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逐步回升，2010年下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以来价格上涨压力明显加大，通胀预期管理难度增强。危机前后，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衡量的物价总体水平保持平稳，没有出现大幅上涨，而粮食、蔬菜、肉蛋禽等农副产品价格出现较大幅度的上涨。
以农副产品价格上涨带动的结构性通货膨胀成为我国物价上涨的明显特点，主要表现是食品、农副产品价格上涨一枝独秀，其他商品价格保持温和上涨。2003－2010年，食品价格上涨幅度平均超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6.6个百分点。2007年的食品价格上涨12.3％，其中猪肉价格上涨尤其明显，带动牛肉、羊肉、鸡蛋等食品价格上涨，当年的通货膨胀有83％源于食品价格上涨。2008年，这种由食品价格拉动整个消费物价上涨的状况未发生改变，当年的食品价格上涨达到14.3％，超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8.4个百分点。同期，其他商品价格温和上涨，烟酒及用品、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涨幅都在3％以内，而交通和通信、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衣着等价格还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2010年以来，我国食品中的蔬菜、豆类产品价格出现大幅上涨，仍然呈现结构性通货膨胀的特点。
(二)结构性通货膨胀的研究文献简述
通货膨胀理论是伴随着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以货币中性是否成立为分水岭，宏观经济学可分为均衡学派和非均衡学派。均衡学派通货膨胀理论是以新古典学派理论为基础，以市场完全竞争与价格均衡为一般前提条件的通货膨胀理论，该理论主要代表是货币数量论、自然失业率理论、货币主义学派等；非均衡学派通货膨胀理论指的是那些主要以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理论为基础，以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中一系列不完全竞争、非价格均衡或结构变动等为一般前提条件的通货膨胀理论。非均衡学派通货膨胀理论较均衡学派理论更具优势，因为非均衡学派理论与现实经济更具有贴近性：均衡学派理论绝大多数的基本假设与当代经济运行的现实相去甚远，均衡学派反通货膨胀药方多是治标不治本，通货膨胀率下降是以经济的严重衰退为代价的。非均衡通货膨胀理论主要包括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后凯恩斯主义学派以及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等。[1]
结构性通货膨胀论者从经济结构入手，辅之存在于商品与劳动力市场上的各种非市场因素。结构性通货膨胀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Streeten(1987)、Streeten和Bruton(1999)[2－3]和Baumol(1967)[4]的著述。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试图将价格水平的长期趋势同结构性因素联系起来。作为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原型的鲍莫尔模型，根据劳动生产率的特征将经济分为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进步工业部门和劳动生产率不变的保守服务部门。[5－8]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希克斯(Hicks,1974)奠定了结构性通货膨胀的理论基础。[9]由于实际工资并不是由市场决定的，而是由隐含在契约理论中的持续性所体现的公平性原则决定的，因而两个部门的货币工资都按相同的速率增加。这样服务部门面临持续的工资压力，通过加成定价方式，服务部门将会把这种持续的工资压力转化为经济中的通货膨胀。[10－12]奥德·奥克鲁斯特(Aukrust,1977)利用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通过把经济部门分为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将结构性假说的基本原理同开放小国联系起来，创立了纳维亚模型，用于分析研究小型开放的北欧国家的经济问题，使结构性通货膨胀从理论走向实践。[13]
国内学者也对结构性通货膨胀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李晓西(1994)首次基于部门结构的视角分析认为中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国有部门与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关系是结构性通货膨胀的主体部分，主要原因是为维持和解决国有企业生存所存在的国有企业资金陷阱，即对通货膨胀压力较大的贷款；另一个原因是国有部门职工收入对非国有企业收入的攀比，促成了物价上涨压力。[14]郑超愚(1999)分析通货膨胀的结构性原因包括价格体系合理化过程中的比价关系调整。只要价格体系不具有完全弹性从而基准价格无法充分下降，比价关系合理化必然导致结构性通货膨胀。[15]2007年以后，结构性通货膨胀在我国成为普遍接受的观点。而关于我国结构性通货膨胀的讨论，则是根据物价指数编制的分类商品价格之间的不同变动趋势，来测度不同类商品价格变动对物价总水平的影响，更多观点认为CPI中的八大类商品价格有升有降，不是全部上涨，因而是“结构性的”(刘煜辉，2007；姚景源，2008；余根钱，2011；张卓元，2011)。[16－19]万光彩等(2009)发现我国的通货膨胀率内生于两大产业部门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并在农民收入追赶机制和“潮涌现象”的总需求效应机制的作用下被强化推高。[20]
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离不开货币这一根本性因素，学者普遍认为货币流动性充足甚至流动性过剩是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李斌(2010)认为结构性通胀表现为一部分商品价格持续上涨的同时另一部分商品价格上涨较慢或基本不变，其价格水平总体看仍然是上升的。如果货币总量或其流通速度不变，不会出现结构性通胀。[21]吴剑飞等(2010)利用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型(BVAR)进行了计量检验，发现货币供应量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都是诱发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22]方勇等(2009)运用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样本外预测模型分析了中国通货膨胀的诱发因素，发现本轮通货膨胀的最主要原因是近年来中国货币过度发行，而外部冲击则是次要原因。在外部冲击中，国际食品价格变化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较大，国际石油价格变化影响较弱。[23]李占风等(2010)利用状态空间模型验证了货币流动性越大，消费价格指数越高；影响消费价格指数的综合变量与预期变量的调查数据相关性较强。[24]
前述国内外结构性通货膨胀的研究，对于理解我国通货膨胀具有启发性。但是，上述文献多数是基于部门结构或者流动性过剩角度单独分析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本研究在总结吸纳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创新性将货币流动性和部门经济结构结合起来，构建了一个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基本分析框架，利用状态空间时变参数计量模型验证了该理论框架的客观存在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更加有说服力地解释了我国结构性通货膨胀现状，也利于启发后来研究。
三、结构性通货膨胀的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学术界对结构性通货膨胀的解释虽然没有统一定义，但我们接受最普遍认可的一种结构性通货膨胀概念，即通货膨胀是在全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处于均衡状态下，因部门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和货币工资增长率保持一致的矛盾所引起的物价总水平上涨。部门发展结构的不协调是结构性通货膨胀的经济实质，而部门间物价涨落幅度的差异程度则是结构性通货膨胀的表现形式。
(一)实体经济视角的部门瓶颈制约模型
我国的结构性通货膨胀有其特殊诱因，主要在于部门经济结构，而不是比价结构、消费结构、地区结构等。我国农业部门市场化程度较低，并往往伴随着垄断(包括行政干预)，这构成了结构性通货膨胀的主体部分。农业这个瓶颈部门提供的产品，其需求弹性比较固定，因此通货膨胀取决于其供给弹性。农产品供给弹性又与资源约束程度负相关，与市场化程度正相关，产品供给弹性过低主要受制于资源约束。这个假定与我国的实际相符合。
我们根据部门瓶颈制约模型来阐述部门经济结构和通货膨胀的机理。该模型假定将经济部门划分为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两个部门的产出增长函数如下：
(二)货币视角的资产市场均衡模型
部门瓶颈模型对结构性通货膨胀的解释，很大程度上属于成本推动型的物价上涨。不过，无论是需求拉动型还是成本推动型以及混合型通货膨胀，其背后都离不开货币这个根本性的决定因素，因为所有商品的价格都需要用货币来衡量。
我们借鉴Abel和Bernanke(2005)的资产市场均衡模型[26]来全面掌握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形成原理。
当货币供给大于货币需求时，就会引起非货币资产供给小于非货币资产需求，非货币资产出现价格上涨，货币供应量越大，非货币资产价格上涨就越快，价格越高。
当货币供给大于需求，经济主体持有货币的意愿不足，人们更倾向于用货币购买非货币资产，超额货币供给就会流向非货币资产市场，从而引起非货币资产需求上升，进而导致其价格上涨。人们选择非货币资产的决定性因素在于预期，人们对于未来经济前景的预期分为两种，一种是乐观预期，另一种是悲观预期。若居民对未来社会经济采取乐观预期，出于保值增值目的，既有投资需求又有投机需求，就会增加非货币资产需求，非货币资产价格上涨，从而呈现通货膨胀。
四、结构性通货膨胀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的建立
1.变量选取及数据处理
本文选择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作为衡量通货膨胀的指标，该指标与国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也是政府和公众最关注的指标。本文使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定基比价格指数，即以1996年3月(第1季度)为基期的季度定基比指数。按照国家统计局计算年度价格指数的方法，构造累计平均价格指数的方法进行计算。具体如下：季度环比价格指数=本季度各月定基价格指数之和/上季度各月定基价格指数之和×100％；季度定基指数＝季度环比指数×上季度定基指数。
本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选用1996年第1季度到2010年第4季度，样本数据共60个，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景气月报》。样本区间理由如下：一是我国的货币供应量指标从1996年开始统计，二是1996年以后我国通货膨胀由剧烈波动转变为振幅减小的结构性特征明显。我国经济已经由短缺经济变为绝大部分产品过剩的经济，我国在总体生产率和制造能力持续大幅提高的状况下出现剧烈通货膨胀的可能已经较小，其波动幅度也将变小，而通胀主要呈现由农副产品上涨引起的明显结构性特征。
从实体经济角度，根据部门瓶颈制约模型假设，我们选取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INC)、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PRI)刻画农业部门农民工资、劳动生产率对物价总水平的影响。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作为农业部门农民工资收入，将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累计数换算成季度数。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PRI)＝农业部门增加值/从业人员(元/人)，[27]农业部门增加值用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增加值替代，按照时间权重将累计值折算成年度值；从业人员因只有年度数据，假定当年内农业部门从业人数不变。数据来源于中经信息网数据库。
从货币角度，流动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内货币流动性总体状况，另一方面是国际货币流动性对国内货币流动性的影响。国内外研究惯用广义货币供应量(
)与国内生产总值(GDP)比率来反映国内货币流动性(LIQ)，即LIQ＝/GDP，货币流动性也用来衡量经济货币化程度，如果实际的货币供给量高于经济增长的需要就导致了流动性过剩，该指标也反映流动性变动情况。、GDP数据来源于中经信息网数据库。国际货币流动性对我国影响主要通过贸易顺差引起的外汇储备(RES)大量增加，[28]是我国输入流动性的最主要形式。[29]外汇储备主要是美元，并且用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换算成人民币，这种处理方式充分考虑人民币汇率变动因素，更加符合实际，也具有科学性。2006－2009年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数据来自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网站，1996－2005年的汇率数据来自中国银行网站，通过每日外汇中间牌价算术平均计算出月度数据，再用同样方法换算出季度数据。
INC、PRI、RES通过以1996年第1季度为基期的CPI进行平减，变成实际的INC、PRI、RES，再进行季节调整以消除季节波动因素。CPI季节调整后仍用CPI来表示。LIQ因为是个比值，使用的、GDP都是名义数据，包含相同的价格因素，它们的比值可以消除价格因素，故不需要平减，对、GDP进行季节调整即可。季节调整后的各变量再取对数分别表示为LNCPI、LNINC、LNPRI、LNLIQ、LNRES。
2.状态空间时变参数模型的建立
我们建立状态空间模型来研究部门瓶颈、货币流动性与结构性通货膨胀的关系。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LNCPI作为被解释变量，农业部门人均工资LNINC、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LNPRI、国内货币流动性LNLIQ、国外货币流动性LNRES等指标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如下模型：
量测方程：
(二)实证分析
1.协整检验
为了避免伪回归，对于非平稳时间序列，状态空间模型要求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为此，在建立状态空间模型前，采用ADF检验来检验各变量的平稳性，使用Eviews6.0软件对相关数据检验的结果如表1所示，各变量原序列为非平稳，在对各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后呈现平稳，即都是I(1)的序列。
通过Johansen协整似然比检验方法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在线性确定趋势的假设下，在最初差分的滞后间隔是1，根据表2可知，迹检验和最大特征根值检验给出了相同的检验结果，在5％显著性水平下拒绝没有协整关系的零假设，故可以认为变量之间有且仅有一个协整关系，这表明我国农业部门经济结构、货币流动性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一个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建立的状态空间模型不会出现伪回归。
2.状态空间模型估计
利用卡尔曼滤波算法估计式(8)—(10)的模型，经过反复测算，得到状态空间模型估计结果，见式(11)－(13)。
量测方程：
极大似然值＝－1.8E＋308，AIC＝6.0E＋306，参数估计的p值均小于1％，两个状态方程的p值均小于1％，这说明量测方程中的状态变量是显著的。该模型的残差检验是平稳的，证明该模型是有效的。
3.模型解释
(1)考察农业部门人均工资、劳动生产率对物价的影响
首先，农业部门工资系数为4.08，农业部门工资水平对物价弹性为正，这说明农民收入增长并不直接导致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没有起到降低物价总水平的作用。换句话说，相对于工业部门，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客观导致了物价上涨。与制造业工人工资相比，农民人均纯收入代表农业部门的人均工资，1996－2010年两部门绝对工资差距由3715元扩大为23498元，工业部门、农业部门工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2.86％、9.87％，而相对差距由2.93∶1扩大为4.26∶1。如前所述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国家推进的工资制度改革，拉大了二者间的收入差距。工农业生产资料剪刀差仍然存在，农民为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只能提高农副产品出售价格，这样引发了结构性通货膨胀苗头。
其次，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弹性系数为－9.04，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对物价上涨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说明应进一步提高相对落后的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1996－2010年，工业部门、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年均分别增长10.46％、9.37％，长期以来工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差近1.1个百分点，两大部门劳动生产率呈现非平衡增长。我们应深入分析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差距(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轨迹，其呈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劳动生产率差距由2003年的8.17∶1降至2010年的5.96∶1，但是仍然高于1996年的5.19∶1。两大部门劳动生产率差距一定程度的缩小，一个重要原因是农业部门从业人数减少。1996－2010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增加值年均分别增长7.87％、12.97％，两者差距达到4个百分点以上，同期两大产业部门从业人数年均分别增长－1.36％、2.27％，一升一降，结果导致差距缩小。因此，在保障农业充足劳动力的前提下，应进一步扩大农业资本、科技投入力度，提高农产品产量，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工资、劳动生产率非均衡增长在我国沿海开放地区、大城市表现更加明显。我国的加工工业多为外向型经济，劳动生产率提高快，工资整体水平高，很多工厂工人为农民务工人员，其带动了从事农业的农民向加工工业工人工资看齐，引起农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引发部分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同时，农业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农业劳动力投入相对不足(目前农村农业劳动力多为老人妇女，青壮年劳动力去沿海、大城市打工就体现了该命题)，农业产出增长相对缓慢，农业部门的瓶颈制约明显，加上农业部门生产流通各环节受到行政控制较多，当需求短期迅速增长形成农产品价格上涨，从而推动农业部门工资水平上升，形成工资—物价的螺旋式的结构性通货膨胀。
(2)分析货币流动性对物价的影响
首先分析国内货币流动性时变参数SV1对物价弹性的变动趋势。1996－1997年，SV1骤降骤升；1998－2010年波动幅度变小，呈现U型，先由高点下降至2006年阶段性底部后再逐渐上升。
1996－1997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我国实行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加紧投入货币防止经济大幅下滑的危险，国内货币流动性对物价的弹性波动较为剧烈，流动性对物价影响于1998年第1季度达到7.76的极大值，期间增速保持在15％以上。之后，我国经济出现了通缩压力，为了经济软着陆，1998－2002年，货币政策取向是增加货币供应量，期间多数时间增速保持在15％左右，货币流动性对物价的影响表现为继续下行。2003－2007年，经济呈现了新一轮上升周期，年均GDP增速都在10％以上。国家为了控制经济增长过快，适当紧缩银根，进行了流动性管理，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增速控制在20％以下，至2006年第4季度物价对流动性变动弹性达到U型极小值－12.44，国家在治理流动性防通胀方面的作用明显。次贷危机爆发后，2008年7月至2008年底，GDP增速呈现了快速下降，由2007年上半年的14.5％，一路下行，最低降到了2009年第1季度的6.5％。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加剧，2009－2010年实行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规划的约束，并引导商业银行扩大贷款总量。同比增长连续五个季度超过20％，最高达到29.3％，国内流动性充裕，流动性对物价的弹性也一路上行至2010年第4季度的－7.75。2003－2010年是流动性过剩与结构性通货膨胀突出表现的重叠时期，国内货币流动性对物价弹性一直呈明显上行趋势，呈现了显著的助推作用。
其次，国外货币流动性对物价弹性的变动趋势为：1996－1998年迅速上升；1998－2010年波动幅度变小，呈现倒U型，先由低点上升至2006年第2季度阶段性顶部后再逐渐下降。
解释外汇储备对物价变动的影响需要结合我国外汇管理体制变迁过程来分析。1994年我国开始了外汇体制改革，实行了强制结售汇制度。外汇储备快速增加，1994、1995、1996年外汇储备同比增长率分别为143.5％、42.6％、42.7％，外汇储备对物价弹性迅速上升至1997年第4季度4.75的极大值。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得外需下降，1997年第3季度外汇储备增速降至5.2％，相应的外汇储备对物价作用下降，1998年第1季度降至2.93。1998年之后，外汇储备逐渐增加，同比增速在20％以上，对物价的弹性逐渐攀升，直至2006年第2季度3.87的极大值。国家已经看到外汇储备过多的问题，2005年7月我国实行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之后，对物价的弹性逐渐降低至2010年第4季度的3.45。2010年6月开始，我国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外汇储备增速也随之降低。2005年7月汇改以来至2010年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25％，对欧元汇率累计升值14％，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测算，至2010年末，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升值14.8％、实际有效汇率升值22.6％。总体上看，我国外汇储备对物价的作用弹性绝大多数时间为正，表明外汇储备对物价上涨的推动作用显著，这是导致国内货币流动性被动增加的重要来源。
货币流动性过剩对结构性通货膨胀不可或缺的助推作用可以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现象作印证。2003年开始我国经济处于上行周期，流动性充足，公众预期乐观，看好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公众持有货币机会成本增加，倾向于选择保值增值的农产品、原油等初级产品，因受保存期限制约，投资者更愿意保有期限更长的金融资产，例如原油期货等非货币资产价格上涨。2008年7月次贷危机爆发后，公众预期悲观，公众愿意持有货币、甚至实物金银形式。经过2009年、2010年上半年，我国应对次贷危机措施见效，公众预期又转向乐观，由于农业部门供给瓶颈和劳动生产率差异，农产品又受到追捧，投资商轮番疯炒大蒜、绿豆、玉米、猪肉等农副产品。
五、总结和政策选择
本文试图对近年来结构性通货膨胀、部门经济结构、货币流动性给出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本文以实体经济的部门瓶颈制约模型、货币决定性因素的资产市场均衡模型为基础，建立结构性通货膨胀的理论模型，对我国经济利用状态空间模型计量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农民收入增长未起到降低物价的作用，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对物价上涨有一定抑制作用，但因工农业部门之间的工资、劳动生产率的非均衡增长，农业相对工业呈现部门瓶颈制约，产品供给弹性低，当需求短期内增加，农业劳动力工资、农产品价格上涨，呈现结构性通货膨胀特征。当货币供给大于货币需求的流动性过剩，经济主体更倾向于用超额货币购买非货币资产特别是购买供给弹性低的稀缺资产，当出现农产品价格上涨的结构性通货膨胀时，充足的流动性会将结构性通货膨胀推向更高水平，国内货币流动性、外汇储备对结构性通货膨胀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可见，基于上面的分析框架，鉴于部门瓶颈制约、货币流动性充足等因素仍客观存在，我们提出如下治理结构性通货膨胀的政策选择。
一是努力增加农业投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加大财政扶持力度，配合支农信贷资金，加强农业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业发展后劲，奠定农业发展基础。稳定粮食播种面积，优化品种结构，提高单产水平，不断增强扶持粮食力度。加快发展畜牧、水产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油料等经济作物生产。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多渠道筹集资金，建立农业科技创新基金，整合科研资源，重点支持农业关键领域、重要产品、核心技术的科学研究，加大研发力度，加快推进生物新品种培育。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确保对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实行减税政策，减轻农业企业负担以扩大有效供给，减轻通货膨胀压力。
二是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继续实施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增加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并相应提高补贴标准。继续实施重要农产品临时收储政策，保障农民务农获得正常收益，让农民享有更多实惠。提高粮食等农产品最低收购价，保持农产品价格合理水平，适时加强调控，灵活运用多种手段，努力避免农产品价格下行，防止谷贱伤农，保障农业经营收入稳定增长。继续推行家电下乡，提高农民购买彩电、电冰箱、手机、洗衣机等直接补贴标准，并适时增加新补贴品种，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加快农村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低保社会事业发展，努力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创造农民农村就业良好生存环境。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就业潜力，拓展农村就业空间，鼓励农民就近就地创业，减轻农村从事农业经营企业税赋负担，扩大对当地农民劳动力吸纳能力，有效扩大农业有效供给，增加务农和劳务收入。
三是充分利用货币政策工具，不给物价上涨提供货币条件。加强窗口指导，引导货币信贷适度增长，保持信贷平稳适量投放；适时上调存款准备金，运用差别存款准备金方式；合理运用公开市场操作，科学设计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组合，形成短期国债、长期央票期限互补，把握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和频率，灵活适度加强通货膨胀和流动性管理。
四是继续推进汇率体制改革，降低外汇储备对通胀的压力。加强对短期投机资本的监测和管理，防止热钱大规模流动给国内经济造成大的冲击。加强对经常项目外汇收支的贸易交易背景真实性审查监管，加强对个人经常性转移的监管，规范个人资本项目下外汇交易。加强和改进外债管理，鼓励和引导境内机构更多地使用国内资金。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进一步支持符合条件的境内机构对外金融投资。贯彻执行出口企业收入存放境外政策试点，减轻外汇储备管理负担。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范围，满足企业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实际需求，减轻外汇过多压力。
收稿日期：2011－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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