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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 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60X(2006)05-0082-07
“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这是陆游脍炙人口的传世名作《剑门道中遇微雨》。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冬，陆游由南郑(今陕西汉中)王炎幕府前往成都任安抚司参议官，调任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这首诗就是自南郑赴成都途经剑门时所写。既然是上任，理应骑马才对，陆游为何骑驴呢？第三句“此身合是诗人未”问得奇，第四句“细雨骑驴入剑门”答得妙。虽然是诗人的自问自答，却意味深长，引人思索。陆游之前唐宋两代的许多诗人如李白、杜甫、陈子昂、高适、岑参、白居易、苏舜钦、苏轼、黄庭坚等，都与入蜀有关；而诗人和骑驴又有什么关系呢？驴这种动物是如何与诗人走到一起的呢？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话题。
一、驴与文学以及知识分子的结缘
许慎《说文》中说：“驴似马，长耳；蒙，驴子也。”驴之为物，长得像马，但出身、个性和才干都无法与马相提并论。它与文学结缘，可追溯到秦汉时期的诗赋创作中，如《楚辞·七谏·谬谏》：“驾蹇驴而无策兮，又何路之能极？”《楚辞·九怀·株昭》：“骥垂两耳兮，中坂蹉跎，蹇驴服驾兮，无用日多。”将“驴”称为“蹇驴”，对其不堪重用持鄙视态度。诗中的蹇驴与骐骥形成鲜明对照，二者同为寓托之物，作为自然的独立的生命个体，与作者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驴在文化史上的命运可谓坎坷，它一进入文学作品，就受到文人的轻贱，后来，由于偶然的机缘，境况渐渐改变。正如顾炎武所说：“尝考驴之为物，至汉而名，至孝武而得充上林，至孝灵而贵幸。然其种大抵出于塞外，自赵武灵王骑射之后，渐资中国之用。”[1] 这可以从汉代的诗赋文章中得到证明：
司马相如《上林赋》：其兽则麒麟角端，騊駼橐驼，蛩蛩驒騱，駃騠驴骡。
桓宽《盐铁论》：骡驴骆驼，衔尾入塞；脾奚騵马，尽为我畜。
《后汉书·五行志》：灵帝于宫中西园驾四白驴，躬自操辔，驱驰周旋，以为大乐。于是公卿贵戚转相仿效，至乘辎軿以为骑从，互相侵夺，贾与马齐。
驴本非中原正统所有，一开始就带着“野”的色彩，但在前后两汉进入皇宫苑囿，为天子百官所重。这样，驴和人就有了某种直接的对应关系，它显示了人的喜好，成为人的主体意志极度张扬的标签。如果抛开汉灵帝的种种昏庸无道以及爱驴嗜好中所包含的玩物丧志、玩物丧国等等重大的政治历史内涵，单就物和人的关系而言，简直可以说是魏晋风流的先声。
魏晋时代，是人觉醒之后极度重视自我、满足自我的时代。任情任性、风流自适，齐万物、尚自然，是魏晋人物共同的生命样态和生存哲学。中国历史的其它任何一个时段，都没有像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那样，将个体生命张扬到极致，纯任性情自然发作，而不加任何伪饰。雅就雅到极致，诗酒高会，曲水流觞，江山风月，这是真风雅；俗也能俗到极致，喝酒，打铁，捉虱子，学驴鸣，又何尝不是真风流？这一时期的文献中记载着两则人学驴鸣的故事：
《世说新语·伤逝》：王仲宣好驴鸣，既葬，魏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作驴鸣。
《晋书·王济传》：孙楚哭(王济)毕，向灵床曰：“卿常好我作驴鸣，我为卿作之。”体似声真，宾客皆笑。
两个故事都发生在丧礼过程中。驴叫起来并不好听，可王粲、王济生前爱听，自然是性之所好；而曹丕和孙楚竟以学做驴叫来表达对友人的悼念之情，就算在任性任情的魏晋时期，依然是惊世骇俗的。但他们的态度行为却非常严肃认真，他们不在乎世俗的眼光，心中只存一份真情：对已经消逝的生命作最后的告别。在他们看来，这样的方式比唱挽歌、诵哀诔更直截了当，更朴素真挚。魏晋风流的典型代表阮籍和驴也有一段因缘，据《世说新语·任诞》篇载：
晋文王亲爱阮嗣宗，阮从容言：‘尝游东平，乐其土风，愿得为东平太守。’文王从其意。阮骑驴径到郡，至则坏府舍诸壁障，使内外相望，然后教令，一郡清肃。十余日，复骑驴去。
相同的故事也载于《晋书》本传中。人家做官是走马上任，而阮籍偏偏骑驴上任，任上十日，清肃一郡，然后又骑驴悠然离去，只留下一个耐人寻味的风流潇洒的背影，供后人追忆怀想。李白《赠闾丘宿松》写道：“阮籍为太守，乘驴上东平。剖竹十日间，一朝风化清。偶来拂衣去，谁测主人情。”经过与魏晋名士的磨合，驴成为表现名士风流的道具，成为任情任性挑战权威的人格精神的表征。南朝时期，宋人袁淑写有《庐山公九锡文》，尊称驴为“庐山公”，对驴极尽其赞美之能事，可谓一篇奇文。总之，魏晋以来，驴的文化内涵日渐丰富。
二、诗人骑驴形象的完成及其流变
魏晋时期和驴有关的诗人如王粲、曹丕、阮籍等，或者并没有骑驴，或者即便骑驴，也与作诗、做诗人无关。初盛唐的诗人很少骑驴，即使有，也只是魏晋风流的接续和发扬。孟浩然终身未仕，风流自赏，其《唐城馆中早发寄杨使君》诗中说，“访人留后信，策蹇赴前程”，一大早拜会朋友，与杨使君道别后，就骑驴上路了。写的是闲适的隐逸生活，与作诗无关。李白的骑驴形象，则活画出蔑视权贵、傲岸不羁的个性风采。据《唐才子传》载：
白浮游四方，欲登华山，乘醉跨驴经县治，宰不知，怒，引至庭下曰：“汝何人，敢无礼！”白供状不书姓名，曰：“曾令龙巾拭吐，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天子门前，尚容走马；华阴县里，不得骑驴。”宰惊愧，拜谢曰：“不知翰林至此。”白长笑而去。”[2] (卷二)
李白人生中最为辉煌也最为失落的就是待诏翰林，帮闲文人的角色使他心灰意冷，而啸月醉酒、狂放傲诞的性情却日益见长，于是恳求还山，浪游四海。以上所引就是李白赐金放还之后，游华山骑驴经过华阴县衙的故事。我们从李白骑驴的形象中看到了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绝不卑躬屈膝、摇尾乞怜的傲岸，看到了一位身怀绝世才华而不为世用的天才对政治权威和社会秩序的无声抗议。李白的骑驴形象明显带着魏晋名士的风流狂放色彩。
杜甫而后的中晚唐，骑驴的诗人多了起来，这些骑驴形象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
首先，骑驴与仕途蹭蹬，沉沦下僚，生活艰难有关，以杜甫为典型代表。查全部杜诗，写到骑驴的有四首，其中三首写的是诗人自己骑驴，展示了长安时期穷困潦倒的生活苦况：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
《示从孙济》：平明跨驴出，未知适谁门。权门多噂沓，且复寻诸孙。
《偪侧行赠毕四曜》：自从官马送还官，行路难行涩如棘。我贫无乘非无足，昔者相过今不得。……东家蹇驴许借我，泥滑不敢骑朝天。
第一首写于天宝九载(751)。杜甫怀着“致君尧舜”的政治抱负，到长安求仕，却遭遇坎坷，不仅入仕无门，连基本生活也毫无保障。长安的大街上，车水马龙，尘土飞扬，一派喧闹繁华的皇都景象，而胸怀远大理想、身负绝世才华的诗人，却骑着驴，从早到晚到处游荡，乞讨生活。而且，这驴一骑就是十三年，诗人在驴背上尝尽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在对困顿生活的陈述中，寄寓着无穷的辛酸和感慨。第二首写于天宝十三年(754)秋天，杜甫当时居住在长安的下杜城，生计异常艰难。他一大早就骑驴出门，到他的堂孙、家境也不富裕的杜济家去蹭饭吃，其潦倒之苦况可见一斑。第三首写于乾元元年(758)年春天，当时杜甫任左拾遗。虽然有了不算小的官职，但生活依然窘迫。本来配了官马，又因为平叛献给了公家，穷得连驴也买不起，只好朝东邻借了一头。杜甫而外，唐诗中写到驴与穷困潦倒相关的，还有卢纶的《赠别李纷》：“头白乘驴悬布囊，一回言别泪千行。”白居易《酬寄牛相公同宿话旧劝酒见赠》回忆自己以前的潦倒经历：“日暮独归愁未尽，泥深同出借驴骑。”姚合《喜贾岛至》感慨贾岛，“布囊悬蹇驴，千里到贫居”。驴，既是寒士阶层的坐骑，同时也带有落拓不偶的象征意味。
其次，骑驴与仙道及在野隐居、不愿出仕有关。《唐才子传》中记载了陈抟还山后骑驴游华阴市的故事。[2] (卷十)唐诗中也有直接吟咏仙道骑驴形象的，如李贺《苦昼短》：“何为服黄金，吞白玉。谁似任公子，云中骑碧驴。刘彻茂陵多滞骨，嬴政梓棺费鲍鱼。”慨叹人生不永，而骑驴云游的神仙生活实在令人艳羡。仙道人物之外，普通的在野隐居之士也喜欢骑驴，王建《送山人二首》其一云：“山客狂来跨白驴，袖中遗却颍阳书。人间亦有妻儿在，抛向嵩阳古观居。”这位抛妻别子、骑驴行走于溪桥荒寺之间的山人，必为在野之人。
第三，骑驴与诗歌创作、凝思苦吟有关，以贾岛为代表。贾岛早年堕入空门，以隐者自居，还俗后并不得意，晚年沉沦下僚，生活艰难，一贫如洗，临终之时，陪伴他的只有病驴和古琴。贾岛一生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作诗，他在《戏赠友人》一诗中表达对诗歌创作的痴迷与热爱，“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将自己的全部身心投放在写诗上，给后人留下了许多骑驴苦吟、凝神推敲的佳话。“当其苦吟，虽逢值公卿贵人，皆不之觉也。一日见京兆尹，跨驴不避，謼诘之，久乃得释。”[3]《唐才子传》的表述更为细致生动：
虽行坐寝食，苦吟不辍。尝跨蹇驴张盖，横截天衢，时秋风正厉，黄叶可扫，遂吟曰：“落叶满长安。”方思属联，杳不可得，忽以“秋风吹渭水“为对，喜不自胜。因唐突大京兆刘栖楚，被系一夕，旦释之。后复乘闲策蹇驴访李余幽居，得句云：“鸟宿池中树，僧推月下门。”又欲作“僧敲”，炼之未定，吟哦引手作推敲之势，傍观亦讶。时韩退之尹京兆，车骑方出，不觉冲至第三节，左右拥到马前，岛具实对，未定推敲，神游象外，不知回避。韩驻久之曰：“敲字佳。”遂并辔归，共论诗道，结为布衣交，遂授以文法，去浮屠，举进士。[2] (卷五)
贾岛在驴背上推敲诗句，两次冲撞京兆尹都浑然不觉。这种我行我素自我陶醉的心态，这种无视权威和外界干扰完全沉醉于自我诗境的风流狂放，既是诗人本色，也是名士做派。贾岛而外，李贺的骑驴觅诗也很有名，“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4] 诗人骑驴的形象屡屡出现在中晚唐诗人的笔下，元稹《酬张秘书因寄马赠诗》：“减粟偷儿憎未饱，骑驴诗客骂先行。”张籍的《赠殷山人》：“策驴秋尘里，吟诗黄叶前”。但给人印象最深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贾岛骑驴，张籍《赠贾岛》：“蹇驴放饱骑将出，秋卷装成寄与谁。”王建《寄贾岛》：“尽日吟诗坐忍饥，万人中觅似君稀。僮眠冷榻朝犹卧。驴放秋田夜不归。”贾岛苦吟求工，诗歌意境奇绝，令数十百计的诗人顶礼膜拜，其影响之大，连闻一多都惊叹“晚唐五代为贾岛时代”[5]。诗人骑驴吟诗的形象也深深嵌刻在后人心中。李洞《赋得送贾岛谪长江》：“敲驴吟雪月，谪出国西门。”晚唐诗人安錡在《题贾岛墓》一诗中说：“骑驴冲大尹”。如此可知，诗人骑驴形象是由以贾岛为代表的苦吟诗人最后完成的。从此，诗人、骑驴与吟诗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人生样态和审美整体，包含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和美学意味。骑驴吟诗成为诗人的象征性形象，后来，以至竟将诗人称为“骑驴人”，清张问陶的《题画》诗云：“我亦长安车马客，几生修到骑驴人。”
据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七载：“唐相国郑綮，虽有诗名，本无廊庙之望。……或曰：‘相国近有新诗否？’对曰：‘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背上，此处何以得之？’盖言平生苦心也。”由材料可知，晚唐郑綮将诗人骑驴的形象进行抽象，将其升华到创作理论的高度，认为雍容闲逸的廊庙生活很难启发诗人的创作灵感，而只有亲身体验了灞桥风雪的艰难环境和驴背上的羁旅生涯，才能写出动人的诗篇。
唐而后，孟浩然、杜甫、贾岛、郑綮等人的骑驴形象渐渐被凝固下来，不断为宋元以来的诗人诉诸歌咏。比如，人们把孟浩然《途中雪诗》和《长安道中雪》等诗中所创造的意境与他骑驴踏雪寻梅的传说关联起来，从而构想出孟浩然骑驴雪中吟诗的浪漫形象。晚唐唐彦谦《忆孟浩然》已有“郊外凌竞西复东，雪晴马背兴无穷”的诗句，到了苏东坡写的《大雪青州道上有怀东武园亭寄交代孔周翰》和《赠写真何充秀才》两诗，都使用了孟浩然雪中骑驴吟诗的典故，前者曰“又不是襄阳孟浩然，长安道上骑驴吟雪诗”，后者曰“雪中骑驴孟浩然，皱眉吟诗肩耸山”。明代的文徵明《题冬景诗》中说：“骑驴客子清如鹤，恐是襄阳孟浩然。”而元代的马致远甚至还写了《风雪骑驴孟浩然》的杂剧。另外，苏轼的《续丽人行》“杜陵饥客眼长寒，蹇驴破帽随金鞍”，用的是杜甫骑驴的故事。王冕《题贾浪仙骑驴图》“雪花打帽风搅雪，宽衣破靴骑蹇驴”，所绘所吟就是贾岛骑驴的形象。而灞桥风雪、驴背吟诗的佳话也一再进入诗人的篇章，如黄庭坚《奉和慎思寺丞太康传舍相逢并扶沟程太丞尉氏孙著作二十二韵》：“不似灞桥风雪中，半臂骑驴得佳句。”清代归庄《有冬后五日访徐昭法于灵岩山下》：“不须鞭策灞桥驴，哪怕冻死东郭胫。”等等。这些诗作，有的属于客观的吟咏，如苏轼的《续丽人行》、王冕《题贾浪仙骑驴图》；有的则出于一种趋同心理，即在精神上寻求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如苏东坡的《大雪青州道上有怀东武园亭寄交代孔周翰》和《赠写真何充秀才》、文徵明《题冬景诗》、黄庭坚《奉和慎思寺丞太康传舍相逢并扶沟程太丞尉氏孙著作二十二韵》和归庄《有冬后五日访徐昭法于灵岩山下》等。
诗人骑驴形象还一直影响到明清小说：
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引《梁父吟》：一夜北风寒，万里彤云厚。长空雪乱飘，改尽江山旧。仰面观太虚，疑是玉龙斗。纷纷鳞甲飞，顷刻遍宇宙。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
曹雪芹《红楼梦》第五十回芦雪庵联句：野岸回孤棹，吟鞭指灞桥。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一滦阳消夏录一引罗洋山人诗：“骡纲队队响铜铃，清晓冲寒过驿亭。我自垂鞭玩残雪，驴蹄缓踏乱山青。”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四 滦阳续录六引卓悟庵诗：野水平沙落日遥，半山红树影萧条。酒楼人倚孤樽坐，看我骑驴过板桥。
这些小说或用灞桥之典，如《红楼梦》；或用诗歌塑造出新的诗人骑驴形象，这些形象，不管是雪中骑驴、过桥吟诗，还是骑驴缓缓走过残雪犹存的山岭，抑或是悠然潇洒地骑驴过桥，都带着在野的隐逸色彩。而这些形象与中晚唐诗人的骑驴形象已经有了很大的差距，原来觅诗苦吟的执著已经不见了，而代之以倜傥潇洒的风神；原来的落拓或清狂也不见了，它们已完全消解在怡然自得和从容淡泊的幽美境界中。这些形象，可以看作创作主体，也可以看作审美客体。作者以第三者的笔触将其写入诗中，使骑驴过桥、骑驴吟诗的诗人形象脱离自我，进入审美系统，风味翛然，具有尘外之致。从中既可以看到贾岛、郑綮等人的影响，也可以看到二者的明显区别：诗人骑驴，在前者是一种创作实践或人生道路的选择，在后者更多表现为一种审美对象。
三、诗人骑驴的合理因素
如前所论，诗人骑驴的形象完成于唐代，确切地说是中晚唐。这并非出于偶然，实在是有着非常合理的因素。
首先，从生理因素来看，诗人适合骑驴。盛唐以前的诗人是很少将自己的多病写进诗里的，检全部唐诗，“多病”一词共出现163次，初盛唐只有两例，祖咏《汝坟别业》云：“独愁常废卷，多病久离群。”孟浩然《岁暮归南山》云：“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而一部杜诗，“多病”一词就出现了25次之多。之后的中晚唐诗人屡屡将自己的“多病”写入诗中，钱起《县内水亭晨兴听讼》：“负恩时易失，多病绩难成。”皇甫冉《闲居作》：“多病辞官罢，闲居作赋成。”秦系《春日闲居三首》其三：“中年曾屡辟，多病复迟回。”耿湋《赠韦山人》：“无机狎鸥惯，多病见人稀。”戴叔伦《行营送马侍御》：“故人多病尽归去，唯有刘桢不得眠。”卢纶《冬夜赠别友人》：“连年客舍唯多病，数亩田园又废耕。”李端《江上喜逢司空文明》：“非夫长作客，多病浅谋身。”王建《照镜》：“发缘多病落，力为不行衰。”诗人的多病总与瘦弱连在一起，“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李白《戏赠杜甫》)杜甫的瘦也是很出名的，李贺“为人纤瘦”[2] (卷五)，许浑“有清羸之疾”[2] (卷七)。身体条件这样糟糕，骑马不合适。一般而言，马善于奔走，诗人骑乘确实困难。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引《山堂考索》云：“唐漕制，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1] 由此可知，驴和人的步行速度大体相同，骑驴既可避免劳乏身体的步行，又不会遭受狂奔颠簸之苦，舒适稳当。很适合诗人骑乘。
第二，从经济因素来看，诗人适合骑驴。韩愈《荆潭唱和诗序》说，“欢愉之词难工，穷苦之音易好”。唐代诗人尤其是中晚唐诗人，多出身寒门，宦途不达，生活艰难。卢仝“家甚贫，惟图书堆积”[2] (卷五)；刘叉“常破履穿结，筑环堵而居休焉”[2] (卷五)；孟郊“拙于生事，一贫彻骨”[2] (卷五)；贾岛穷得临终只剩下病驴和古琴。这些寒士诗人身体既已病弱，经济上又困难，骑马不合适更没有条件。中晚唐大小战乱不断，马匹缺乏，非常昂贵，绝非一贫如洗的寒士阶层所敢奢望的，能买头毛驴已经相当不错了。而买驴与买马相比，要经济实惠得多，价钱不说，草料也吃的少，很适合寒士诗人豢养。
第三，从创作角度来看，诗人适合骑驴。古人写作诗文非常重视江山之助，诗人出游，需要脚力，最合适的就是毛驴。《后汉书·五行志》中说：“夫驴乃服重致远，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驴是一种极有耐力和韧性的动物，上山过河，样样都行，正适合放浪山水的浪漫壮游。诗人可以盘桓流连于林泉之下，自由而逍遥。在缓缓的驴背上，可以悠然而细致地欣赏风景，绝不会产生走马观花式的遗憾；可以从容而投入地构思诗文，推敲词句，使作品更加精工，像贾岛那样；面对着亘古如斯的美丽江山或艰难曲折的崎岖山路，还可以深沉地思考宇宙、社会和人生，生发出无限的感慨或牢骚，然后再将它们统统诉诸诗文，连同自己骑驴的形象，从而为文学史留下一道永远也说不尽回味不尽的风景，像陆游那样。因此，诗人要感受自然，寻找灵感，骑驴比骑马、坐车要好得多。
四、诗人骑驴形象的文化阐释
前面探讨了诗人骑驴形象的完成以及诗人骑驴的合理因素，而实际上，古代的知识分子很少一开始就愿意骑驴做诗人，他们对人生有更高的心理期许。“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6] 三者都可以使人生永垂不朽，但价值不同，境界不同。知识阶层普遍认为，人生的最高理想就是立功，即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走上仕途，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出于这样的人生思考，他们一面凭借占有文化的优越感，以王佐之才自期自许，热烈地追求“济苍生”、“安社稷”的政治理想。李白说：“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杜甫说：“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另一方面，即使再文弱的士人也都怀有一种英雄情结，渴望着立功边塞，封侯万里，“匈奴今未灭，画地取封侯。”(杨炯《紫骝马》)“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李贺《南园》)“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陆游《诉衷情》)在他们看来，只有这样，才算是莫大的功业，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与这样的人生价值观相应，他们首先是看不起文学之事。扬雄晚年对年轻时的赋作非常后悔，认为“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法言》)。曹植《与杨德祖书》视词赋为小道，表示自己有更为远大的政治抱负，“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颂为君子哉？”韩愈以恢复道统为己任，其《和席八十二韵》说，“馀事作诗人”。这种轻视诗赋文章的心理，除了价值观念的因素之外，还有深刻的政治原因。齐武帝萧颐告诫儿子萧子懋说：“及文章诗笔，乃是佳事，然事务弥为根本，可常记之。”[7]《南史·恩倖传》载：“武帝常云：‘学士辈不堪经国，唯大读书耳。经国，一刘系宗足矣。沈约、王融数百人，于事何用！’”认为知识分子没有政治才干，其用处只是为朝廷装点一些文化气氛而已。汉武帝对待司马相如，唐明皇对待李白，也都是俳优蓄之。这就是那些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不甘以文人诗人自居的重要原因。
其次，因为功业意识和英雄意识浓厚，知识分子大都爱马。马是社会地位的标志，古代骑马之人，非显达，即富贵。士人中了状元进士，要跨马游街，坐了官，要走马上任。《说文》中说：“马，怒也，武也。”马又是驰骋疆场、建功立业的倚仗，“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文学中的咏马是一个不衰的主题。曹植《白马篇》“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游侠骏马抒发报效朝廷的功业理想；马是英雄的象征，“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杜甫《房兵曹胡马》)。单薄瘦弱的李贺写有《马诗二十三首》，韩愈为马打抱不平，写有《马说》。这些作品，无不寄托着诗人自己的人生理想和功业追求，传达出积极用世的人文精神。
由上可知，古代的知识分子，一个个怀有经邦济世的宏伟之愿，但他们所面临的往往是命运坎坷、功业无成的冷酷现实。四杰名著而职小，李商隐“虚负凌云万丈材”，陆游心在天山，身老沧州，辛弃疾“都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官场失意，马上功名也彻底无望。“可知年四十，犹自未封侯。”(岑参《北庭作》)“大小百馀战，封侯竟蹉跎。”(陶翰《燕歌行》)封侯已不可能，不仅自己已是老而多病之躯，连马也不是当年的龙马了。它们或老或瘦或病，已经疲惫不堪，“穷猿号雨雪，老马怯关山”(杜甫《有叹》)，“马依秋草病，柳傍故营摧”(窦巩《老将行》)，“瘦马恋秋草，征人思故乡”(刘长卿《代边将有怀》)。况且无论自己如何血战疆场，都得不到天子的召见，“欲言塞下事，天子不召见”(陶翰《古塞下曲》)。马背上的功业理想已完全化为泡影。
既然文不能坐致卿相，高中科甲；武又不能定国封侯，画图凌烟。若想垂名不朽，何不退而求其次，立言。文王拘乃演周易，孔子厄乃有春秋，屈原放逐而赋离骚，司马迁遭宫刑而撰史记。先贤既已做出了榜样，后生完全可以效法，“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已将采史官之实录，辨世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名山，将以传之同好，此要之白首，岂可以今日定乎！”这就是曹植为自己选择的人生退路。当然，曹植选择的不是著述，是诗文创作，正是诗文为他赢得了“建安之杰”的千古美誉。杜甫弃官华州以后，越来越重视诗艺了，“晚节渐于诗律细”。贾岛干脆倚诗为业，“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戏赠友人》)。孟郊说，“至亲唯有诗，抱心死有归”(《吊卢殷》其四)。骑驴作诗成了知识分子的另一种人生选择，第二条人生道路。他们放弃了马背，选择了驴背；放弃了将相之梦，选择了脚踏实地做诗人。当然，这种选择仍透着彻骨的悲哀与无奈，“少年跃马同心使，免得诗中道跨驴”，贾岛的诗句，隐然流露出对骑驴做诗人的心犹未甘，表达了对“少年跃马”生活的留恋与向往。元稹的《酬乐天喜邻郡》一诗，对这种凄凉和无奈表达得更为直截了当：“蹇驴瘦马尘中伴，紫绶朱衣梦里身。符竹偶因成对岸，文章虚被配为邻。”他们是在人生理想落空之后，迫不得已才向骑驴做诗人倾斜的。驴文化的在野色彩、傲诞意味以及贫贱不偶的符号意义，诗人社会角色的边缘性质，容易使那些悲愤不遇的知识分子产生心理上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诗人骑驴形象已远远超出了骑驴做诗的创作范畴，而具有士不遇的历史文化内涵；另一方面，诗人骑驴形象是知识分子出于无奈给自己的角色定位，有理想有才华的人被闲置在野，骑驴做诗，这本身就是对社会政治和用人制度的极大嘲讽。
在对诗人骑驴形象的外缘内质进行剖析之后，让我们重新回到陆游的诗作。陆游首先是一个抗金志士，一生致力于恢复中原，但却屡遭排挤。他的诗作中多次出现诗人骑驴的形象，如《夜闻雨声》“我似骑驴孟浩然，帽边随意领山川”，以孟浩然的骑驴形象比况自己；而《谢王子林判院惠诗诗编》“骑驴上灞桥，买酒醉新丰”、《耕罢偶书》“灞桥风雪吟虽苦，杜曲桑麻兴本浓”、《雪意复作》“灞桥策驴愁露手，新丰买酒聊软脚”等诗，皆使用了郑綮灞桥风雪的典故；《春晚》“蹇驴闲后诗情减，阵马抛来髀肉生”，直接将骑驴与作诗、骑马与战阵两种不同的人生状态放在短短的两句诗中。除了骑驴吟诗以外，陆游还骑驴行医，如《山村经行因施药》诗中写道：“驴肩每带药囊行，村巷欢欣夹道迎。”但无论是吟诗还是行医，都不是诗人的初衷，这些形象中寄寓着壮志落空、襟怀不展的无奈与愤懑。这首《剑门道中遇微雨》写在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冬由南郑赴成都途中，此时的陆游已从汉中前线调往后方成都担任闲散官，由原来的马背换到驴背上，英雄无用武之地，痛苦可想而知。因为无法排解，只好借酒浇愁，他由南郑前往成都，经过剑门，然而一路上的山川风光处处惹人伤心，“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简略的笔墨活画出诗人极度潦倒的精神状态，为后面的反问做了必要的铺垫。“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联想诗人“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的人生遭遇和临终前“但悲不见九州同”的深沉遗憾，就会理解诗里抒发的是壮志未酬的感慨，作者并非向往做诗人，而是不甘心只做诗人。由上可知，诗人的反问已超越了个体人生的狭隘意义，而代表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共同的悲剧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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