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哲学二百多年的兴衰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兴衰论文,二百论文,哲学论文,多年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59(2002)02-0102-04
经济哲学源于经济学理论的困惑与危机，其自身一直在近乎悖论的处境之中充当“清道夫”，一方面以“科学”的标准裁定经济学是非曲直并指出其纰漏与“应如何”，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学的复杂性而显示其“标准”的粗糙与简陋，进而不断显示自身的肤浅与粗心。经济哲学在这种悖论的处境之中兴衰，走过低谷迎来高潮。
一、经济哲学研究第一次高潮与“斯密革命”
经济哲学与经济理论共生互惠，经济理论的危机与不足少不了哲学的分析与考察。18世纪中后期，重商主义危机与重农主义的缺陷已障碍经济的发展。斯密于1776年3月9日出版《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国富论》共五篇，第一篇是“论劳动生产力增的原因并论劳动生产物自然而然地分配给各阶级人民的顺序”；第二篇“论资财的性质及其蓄积和用途”，这两篇几乎包含了斯密整个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三篇“论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相当于发展经济学；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这篇他着重批判了重商主义并评论了重农主义，这实际上是经济哲学；第五篇“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相当于财政学。这本书他写了近10年也是他一生中发表的唯一经济著作。《国富论》问世后立即引起轰动，被许多国家翻译，世界各处都把斯密看成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国富论》在经济学史上的影响空前未有，因此形成经济学的“斯密革命”。
斯密时代最主要的任务是清除重商主义所奉行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束缚，为英国经济迅速发展创造一个适宜的充分自由的条件以促进经济的增长，其体系的核心——经济自由主义、“看不见的手原理”与“经济人假设”正是应时代的要求产生的。斯密通常被看成为宏观经济学家，虽然他也论述过价值论与分配论等微观问题，但其中心是财富增长与经济发展，这方面与重商主义十分相似，但其观点与重商主义相反。重商主义认为金银是唯一财富，对外经贸是财富的唯一源泉，主张国家对经济生活实现全面管制，反对经济自由；而斯密认为一切劳动产品都是国民财富，而经济自由则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唯一途径，因此主张经济自由，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斯密说：“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有利于社会的用途。”（注：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一版1981年第三次印刷第25页。）他认为基于个人私利的竞争不仅使效率最大化而且会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高度繁荣。其理论极大地推动了英国经济的发展。斯密理论深受其老师哈奇森哲学的影响，哈教给学生的原则是“道德上的善的标准在于增进他人的幸福。”（注：约翰·雷《亚当·斯密传》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第13页。）他还创造性地提出了“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注：约翰·雷《亚当·斯密传》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第13页。）这一名言，并主张一切合乎理性的自由。斯密的经济理论有两种含义：一是经济政策的原则与目的，即经济自由放任；另一个是研究经济实践的理论与“模式”。经济自由放任政策是其经济哲学思想的直接引申和结论。斯密的经济哲学思想带来了经济哲学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其经济成就也带来了经济学上的“斯密革命”。
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施蒂格勒在评价斯密时根据“一种理论分析，如果它成了后继者们充满活力的经济学的一部分，这就是一项成功；如果某种理论（不管是否由斯密所创立）日后的运用是受到斯密理论的强烈影响的话，那么这种成就也应归之于斯密。”（注：施蒂格勒：《经济学家和说教者》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0年版第212页。）把斯密的成就归结为4个方面：首先，“他把在竞争条件下个人追求私利的行为的系统分析置于经济学的中心地位上。这个理论是《国富论》王冠上的宝石，它成了（而且至今仍然是）资源分配理论的基础。”其次，“斯密提出的著名的引起工资率和利润率表面上（而非实际上）差异的成本因素——训练、难易程度、职业安定程度和信任度，100年以来一直为他的继承人所接受，而且实际上常常被逐句引用。这个材料是马歇尔著名的工资理论和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直接起源。”第三，就是“他对重商主义的评击”，第四，是“他对工资基金理论所作的论述。这个理论用支付劳动的基金（工资基金）对雇用劳动者人数的比率来表明短期的平均工资水平。”（注：施蒂格勒：《经济学家和说教者》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0年版第213-215页。）可见，经济哲学研究的第一次高潮来自斯密的第一与第三项成就，而这4项成就一起带来了经济学史上的“斯密革命”。
二、经济哲学研究第二次高潮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经济学自“斯密革命”以后，其理论仍屡遭危机与困惑，“清道夫”使经济理论向科学方面发展功不可灭。斯密之后，李嘉图、萨伊与马尔萨斯等特别是马克思对经济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李嘉图1817年出版《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原理》的结构大为逊色于《国富论》，但并未损害《原理》的重要意义，全书所提问题明确尖锐，所用方法一贯彻底并大大超过《国富论》，《原理》共32章。马克思说“李嘉图的理论完全包括在他这部著作的前6章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84页），因最初6章是：第1章“论价值”，第2章“论地租”，第3章“论矿山租金”，第4章“论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第5章“论工资”，第6章“论利润”。因第1章还论述了工资、利润与商品价格理论，故马克思又说“李嘉图的全部著作已经包含在它头两章里了”（同上书第186页）。萨伊1803年出版其最主要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其副标题“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把斯密的经济学分为三部分：生产、分配和消费，他论述了“效用价值论”、“分配论”的三位一体公式：土地——地租，资本——利息，劳动——工资，和著名的销售论中的“萨伊定律”。《概论》评论了《国富论》，因此其部分内容本身就是经济哲学。萨伊在西方大受赞扬被誉为斯密的继承者和普及者，实质上他只是庸俗化了的斯密理论。马尔萨斯的主要著作有《论人口原理》(1798)，《地租的性质与发展的研究》(1815)，《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价值的尺度》(1823)。其“人口理论”最为著名，他被西方吹为第一流学者。马尔萨斯发动了对李嘉图学说的进攻，以后英国经济学界就围绕李嘉图学说展开了激烈争论。一派抓住李嘉图学说中理论与现实的矛盾力图推翻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另一派则竭力维护李嘉图学说并通过注释与解说来同反对者进行论战。因此马尔萨斯的经济学理论包含了丰富的经济哲学内容。
尽管李嘉图、萨伊与马尔萨斯等为经济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资本论》（《资本论》本身无疑就是经济哲学专著）的出版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得以诞生，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引发了经济哲学研究的第二次高潮：一派激烈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责其不是接近而是远离“科学”，另一派则大为赞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欣赏其全新的“历史唯物主义”称赞其公开的阶级性，而且称赞其使“空想社会主义”成为科学，使无产阶级有了全新的奋斗目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为无产阶级指明了奋斗的方向，而且被世界发展的实践所证实。
三、经济哲学研究第三次高潮与“边际革命”
边际革命（注：准确地说“边际革命”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过程，因“边际革命”经历的时间比“斯密革命”与“凯恩斯革命”要远远长得多。）通常指19世纪70年代初期杰文斯（第一次在1862年“英国科学促进会”上使用“边际”概念但未引起注意）、门格尔（1871年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中第一次使用“边际效用”概念）与瓦尔拉（1874年在《经济学要论》中第一次使用“边际效用”）差不多同时但分别在曼彻斯特、维也纳与洛桑且各自完全独立地发现的边际效用递减原理，这是一种全新的静态微观经济学的基石。“边际”概念的引入与普及带来了西方经济学思想的革命。边际思想引发了经济哲学研究的第三次高潮，而边际方法则带来了经济学理论的革命。“边际”概念怎样引发经济哲学研究的第三次高潮？又怎样给经济理论以重大影响，而被称作“革命”？本文重点分析前者。
对“边际革命”的哲学考察历来有两种视角：内部视角与外部视角（注：狄仁昆：《走向大学科的经济学——经济学的哲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边际革命”的主要发动者杰文斯、门格尔与瓦尔拉分别在英、德、法三个国家，三国的经济、社会与文化背景有较大差异，我们无法将他们共同的学术成就归结于不同的外部原因。从内部考察“边际革命”又分两个层次：一个是知识发展层次，另一个是经济学发展层次。从知识发展层次考察，“边际革命”针对的问题是经济学知识在概念上的非一致性与经验上的不可操作性，“边际革命”的目标是实现经济学知识的逻辑一致性和可检验性。不管“边际革命”是否实现了这一目标，哲学首先考察的是：经济学是否应该有这一目标？当时争论异常激烈，并且争论最终上升为关于经济学学科的性质的评估和争论。从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层次考察又涉及两个问题：“边际革命”是否标志和推进了经济学学科的成熟？“边际革命”是否使经济学成为科学了？首先，成熟学科是消除或者避免了常识缺陷的学科，即具有逻辑一贯性和经验符合性品格的学科，当这类学科出现非一致性和不符合情况时，就被认为出现了概念问题与经验问题，但成熟学科的概念问题与经验问题总是能被解决的，并且正是对概念问题与经验问题的解决才不断推动学科的发展。这表明成熟学科发展的根据在学科内部、成熟学科的根本标志是独立自主性。如果“边际革命”提高了经济学学科的独立自主性，它就促进了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和成熟。其次，一方认为“边际革命”已经使经济学从一种艺术变成一门日益严密的科学，另一方则认为经济学根本不可能成为科学；随着哲学考察的深入，争论又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经济学应该是一门普遍科学还是一门历史科学？二是关于是否要区分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的问题？三是直接关于理论检验及其方法的评估。因第二个问题直接涉及到“什么是科学的？”的理解，而无统一标准的衡量当然根本无法获得一致的答案。
四、经济哲学研究第四次高潮与“凯恩斯革命”
1929-1933年世界经济爆发大萧条大危机，不仅粉碎了“看不见的手”与“边际分析”工具的全能美梦，而且也使以马歇尔为代表的以“均衡”为中心和以信奉萨伊定律为理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陷入全面危机。凯恩斯，师从马歇尔，完全是一个新古典经济学家，但是“一战”后直到30年代，他在政策、观点上逐渐背离新古典经济学派，创立并最终完成了自己的凯恩斯经济学。其成就主要体现在著名的凯恩斯“三部曲”中，即1923年的《货币改革论》、1930年的《货币论》和1936年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通论》是凯恩斯一生最主要的代表作，此著提出了以财政干预为主导的需求管理方案，并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宏观经济理论。在西方有的学者甚至把《通论》誉为与斯密的《国富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相提并论的名著。因此，人们把凯恩斯对经济学的贡献称为“凯恩斯革命”。但凯恩斯自己明白，他的文字蹩脚、条理不甚清晰的《通论》并没有消除自“边际革命”以来暴露出的经济学内部矛盾，他也并不认为自己提供了一种分析现实世界经济的革命的新逻辑方法（注：参见查尔斯：《经济学的贫困》，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页。）。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凯恩斯还颇令一些经济学家失望和费解地宣称：自己并不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
凯恩斯经济学产生后，对“看得见的手”的分析评估不仅是经济学界的一项紧迫课题，也是经济哲学界对经济学知识性质及其功能进行分析评估的一项紧迫课题。《通论》出版以后，凯恩斯经济学不但为西方经济学界所接受形成凯恩斯主义，而且逐渐得到英美等国的官方认可。1944年英国提出就业政策白皮书，后由工党政府通过，1946年美国国会通过就业法案。这实际上是通过法律的规定，把政府调节经济、干预经济的责任和权力固定下来。“看得见的手”在理论与实践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世界经济危机导致“看不见的手”失灵，对“看得见的手”的哲学考察引发了经济哲学研究的第四次高潮，其内容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区分，一是关于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可行性和优劣。首先，实证经济学一词由凯恩斯作为经济学三重划分中的一部分首次正式引入，弗里德曼在他的芝加哥实践宣言《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中采纳了这个词，后来，利普西又写了《实证经济学导论》，实证经济学概念才逐渐流行开来。规范经济学的基本成果是“帕累托最优原则”的提出，“帕累托最优原则”不允许有一个人或者几个人获益而牺牲他人利益。“帕累托最优原则”的最大缺陷是无法改变初始收入分配，因此它是不充分的。对规范经济学的评估现在有三项：第一，评价一种经济状况应该通过它运行的结果；第二，对商品在人们中的分配而言，个人是商品与劳务如何影响福利的唯一裁判；第三，评价经济结果综合的或社会的善恶，仅仅依靠对个人幸福相互一致的估价，而不是依靠一个社会或国家的评估概念。从这三个原则不难发现：规范经济学的评估原则其实建立在实证基础之上，规范经济学价值取向也是一元的“功利”价值取向，而现实价值观是多元的。此外，尽管实证与规范的区分显示了经济学研究的进展，但这种区分是相对的：实证的困难在于它必然包含并且必然归属到规范去，规范的困难又在于它必然包含并且必然以实证为基础。正因为如此，公平与效率、通货膨胀与失业是经济学内的不解之谜。其次，计划与市场之争由米塞斯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1920)挑起，其基本观点是：只有通过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在商品市场中形成的货币价格这种工具，才能进行计算并合理地分配资源。在大量反对者中，兰格是主要代表，他在《经济研究评论》(1936-1937)上发表了《社会主义理论》（上、下），对反驳米塞斯的观点作了总结，并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的设想。对计划经济，除无穷大信息量的计算和信息传递滞后外，哈耶克还作了两方面的分析：一是在社会科学涉及的知识分散于一种社会制度的所有方面，只有允许单个行为者在总法则范围内追求各自的目标时，这些分散的知识才能被最有效地利用；二是必须以个人自由为前提。如果“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法律，他就是自由人”（康德），而真正的自由人还必须以私有制为前提。
五、经济哲学研究第五次高潮与经济理论新生长点
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滞胀问题日益严重，政府在利用凯恩斯经济学理论干预经济时，会遇到通货膨胀降低、失业率上升（经济萧条）的二难，这向凯恩斯经济学提出了挑战。不仅从经济学上而且从哲学上考察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成了一项紧迫的课题，经济哲学研究的第五次高潮正是对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分析与评估，考察分凯恩斯经济学内部之争与外部之争，经济理论的新生长点正是出现在激烈的争论之中，并且经济哲学研究的第五次高潮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
凯恩斯学派内部之争从“是谁背叛了凯恩斯”开始，以萨缪尔森、索洛等人为代表的美国麻省剑桥为一方，他们坚持认为理论是从理想的亦即均衡的经济世界出发的，它是经济世界的一般；以琼·罗宾逊为代表的英国新剑桥派为另一方，他们坚持认为理论是从不确定的非均衡的现实经济世界出发的，一般指的是现实存在的非均衡状态。新剑桥派的领头羊琼·罗宾逊一方面要求经济研究必须能够具体的把握实际观察到的现象，必须能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并且为了实现这一要求，不仅要注意过去决策的不可逆性意义、未来的不确定性意义和预期的意义，甚至还要把有关制度上的细节包括在理论研究中；另一方面她又不得不降低这些具体要求，即只要不与历史事实发生冲突，就不需要详细地描绘实际历史要求。这是一种近乎悖论的处境。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1947)是麻省剑桥派的奠基性著作，导致了一系列意料之外的经济学观点（应用最大化范式的方式）和新的经济学研究方式（导致了实证方法论）。两个剑桥之争，除了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有可能取得一致见解外，在根本问题上难有结果。因为双方看待经济世界的范式不同，规范经济现象的语言不同。长期以来，存在于经济学界的“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局面的主要原因也正在这里。
来自凯恩斯学派外部的批评，最有力的是新自由主义者。他们以货币主义为主体对凯恩斯经济学在两方面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和指责：一是关于经济学知识的意义问题，这个问题集中在标准的经济分析究竟在何种程度上传播了有关现实世界的知识，集中在现代均衡分析中存在的只经受内在一致性检验趋势问题的评估上：一是均衡概念的明确含义问题。论战给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带来了震惊与反省：整个经济学的科学基础是可疑的，整个实证经济学方法存在严重缺陷。“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来说仍然处在未完成状态中”（库普曼语）。经济学应该向科学继续前进。
在争论与后现代主义的催化下，后经济学流派不断崛起，其中最有成效的是后凯恩斯制度主义，即新制度学派，其突出特点是把经济制度纳入研究对象，认为市场是不断发展中的制度结构，它有一个开端，并由此一直处于变化过程之中。这样，经济实际上是一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进化体系，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市场当作分析经济的不变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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