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铃与中国人的情欲：东南亚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孙来臣著 杨瑜译 沈海梅译校*
摘 要： 本文运用大量中国和欧洲的历史文献与文学作品，讨论16世纪末至21世纪初缅铃（入珠）在中国的传播。迄今为止，这一话题尚未得到学界的充分研究。文章将详述缅铃传播每一阶段背后的社会因素，中国人对这一东南亚习俗的改造，以及对缅铃物理构造的描绘。该研究为审视东南亚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一新的视角，并突出东南亚文化对中国社会和性行为的影响。同时本文也提出，像其他商品一样，缅铃这样的催情用品在亚洲历史上亦有其适当的地位。
“缅铃，为媚药中第一种。其最上者值至数百金，中国珍为异宝。”
——沈德符（1619）①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补遗》卷4，第927页。术语“媚药”在广义上包括性辅助物品。这是译者根据中文内涵的翻译，除非另有说明。
“缅铃”字面意思是缅甸的铃铛，是指近世（“early modern era”，约14-19世纪）流行于东南亚的一种阴茎镶嵌物（又称“入珠”）。当时中国和欧洲的使节、旅人和商贾都曾对此有过观察、记录与评论，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但支离破碎的信息。现代学者继续关注这一话题，试图弄清其物理构造和历史意义。② Tom Harrisson, World within: A Borneo story , London: The Cresset Press, 1959, pp.59, 61-62;Harrisson, “The ‘Palang’ its history and proto-history in west Borneo and the Philippines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enceforth as JMBRAS), Vol.37, No.2 (1964), pp.162-174;Harrisson, “The ‘Palang’: II.Three further notes”, JMBRAS , Vol.39, No.1 (1966), pp.172-174; Harrisson,“Equatorial island of the Pacific Basin”, in Philip Rawson (ed.), Primitive erotic art, New York: Putnam Sons,1973, pp.256-257, 271-275; Harrisson, “The palang concept extended: Ma Huan, 1433 AD” JMBRAS , Vol.48,No.1 (1975), pp.89-90; G.N.Appell, “The penis pin at Peabody Museum, Harvard University”, JMBRAS ,Vol.41, No.2 (1968), pp.203-205; Friederich M.Seltmann, “Palang and Puja: An analysis of studies of the use of penis-pins and related paraphernalia in certa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an initial treatment of their former ritualistic use in Java”, Tribus , No.24 (1979), pp.67-78; Donald E.Brown et al., The penis inserts of Southeast Asia: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with an overview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Berkeley: Center for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8; Anthony Reid,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 Vol.1,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146-151; Donald E.Brown, “The penis pin: An unsolved problem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sexes in Borneo”, in Vinson H.Sutlive, Jr (ed.), Female and male in Borneo: Contributions to gender studie s,Williamsburg, VA: Borneo Research Council, 1991, pp.435-454.但在西方学者中，没有人认真讨论过缅铃与中国的联系，甚至一些人还推测“入珠”源自中国，由中国传入东南亚。① Brown et al., The penis inserts of Southeast Asia , p.59; Harrisson, “The ‘Palang’ its history and proto-history in west Borneo and the Philippines ”, pp.172-174; Harrisson, “Equatorial island of the Pacific Basin”, pp.271, 273; Harrisson, “The palang concept extended: Ma Huan, 1433 AD”, p.90; Eugene A.Hammel and Diana S.Friou, “Anthropology and demography: Marriage, liaison, or encounter”, in David I.Kertzer and Tom Fricke (eds.), Anthropological demography :Toward a new synthesis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p.184.这些推测染有中国中心主义的弊病，根本就站不住脚。而一直为外界所不知的是，中国学者（主要是从事文学研究的）始终关注缅铃这一话题，在1925年至2006年间发表了12篇相关的论文、札记。缅铃的起源问题已无太大的争议，学者们大都认同其源自缅甸，后传入中国。② 柴小梵：《梵天庐丛录》，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245-1246页；姚灵犀：《金瓶小札：勉子铃》，见姚灵犀编：《金瓶梅硏究论集》，香港九龙：华夏出版社，1967年，第154页；李承祥：《缅铃》《文史杂志》1945年第5卷第9-10期，第62-66页；吴晓玲：《金瓶梅勉铃释》，《文献》1990年第4期，第62-63页；王春瑜：《缅铃趣谈》，《今古一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写于1990年），第155-156页；施蛰存：《勉铃》，《施蛰存作品集七十年文选》；梅节：《说缅铃》，见陈子善、徐如麟编：《明报月刊》1991年第8期，第26-30页；刘以焕：《角先生兹致——从缅铃说开去》，《学术集林》1997年第12期（写于1992年），第320-335页；潘建国：《勉铃新考》，《文献》1996年第1期，第265-269页；王汝梅：《缅铃的功能及其在古代性文化中的真面目》，《中国性科学》2004年第9期第13卷，第29-30页；王汝梅：《铃的蕴含——<金瓶梅>校读札记》，《金瓶梅研究》2006年第8期；傅憎亨：《关于勉子铃的探讨》，《<金瓶梅>解语微言》，《金瓶梅研究》2006年第 8期。此外，日本学者金关丈夫于1976年发表了重要文章《缅铃》，收录于他的著作：Otsukisama ikutsu 
，东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80年，第2-23页。到目前为止，西方学者只附带提及缅铃，参见Robert Hans van Gulik, Erotic colour prints of the Ming period: With an essay on Chinese sex life from the Han to the Ch’ing dynasty, B.C.206-A.D.1644 , Vol.1, Leiden: Brill, 2004, pp.146-147; Robert Hans van Gulik, 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 A preliminary survey of Chinese sex and society from ca.1500 B.C.till l644 A.D. , Leiden: E.J.Brill, 61, pp.165-167; Andreì Leìvy, Fleur en fiole d’or [金瓶梅词话], Vol.1,Paris: Gallimard, 1985, pp.1137-1138, n.1; David Tod Roy (trans.), 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or, Chin P’ing Mei , Vol.1,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521 n.6。
按照相关规则,按照税法规定外国企业以及外国企业收入,相关企业包含三例:在资金、运营、购销等方面，存在直接或间接地操控或具有联系;直接或间接地同为第三者所操控或具有;以及有其他利益上的相相联系。
尽管与东南亚“入珠”有关的其他问题仍值得关注，③ 例如，本文作者将单独撰文论述入珠起源于海洋东南亚地区的观点。 但本文仅聚焦入珠从东南亚向其他地区的传播，特别是自缅甸、暹罗（泰国）向中国的传播。文章尝试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更深入的探讨。
首先，文章向中国以外的学者介绍了有关缅铃的中文文献。中国学者虽已收集到许多相关的中文文献，但远未完整。本文共呈现了关于缅铃的29条史料和9条文学资料，其中一些迄今已被忽略，但对于阐明这个问题却极具价值。曾于 1975年感叹“东南亚大陆（有关入珠）的材料少得可怜”的已故学者哈里森（Harrisson），如地下有知获悉这些材料，一定会兴奋不已。
其次，除了材料不足，中国学者的研究还存在另外两个更大的缺陷。一是因为大部分学者都是从文学材料着手，缅铃向中国传播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往往被忽视。二是缅铃的研究在中国尚未被置于广阔的并与欧洲研究资源共享的脉络中进行。除了常规的史料，本文还采用了文学资料（主要是明末至清初）④ 它们被用作有价值的半史料（semi-historical sources）。例如，参见黄仁宇：《从三言看晚明商人》，《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74年第1期第7卷，第133-154页。 和现代互联网中关于中国阴茎（阴道）镶嵌的信息（为简洁起见所有网站引用均省略）。本文引用的资料均非出自缅甸或其他东南亚国家，因为 20世纪以前入珠根本不为东南亚任何土著文字资料所记录。为什么所有东南亚国家都从未记录这一习以为常的风俗，至今仍是不解之谜。
第三，传入中国的缅铃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仍然余音袅袅。有中国学者对20世纪末入珠传到中国只是一笔带过，却忽略了其社会经济背景。本文聚集了这方面相对丰富的信息。为了较好地说明其现代传播，本文将其与近世阴茎（阴道）镶嵌进行了比较。通过新旧入珠的比较，这个问题就能从邈远的历史长河中清晰可见。
那么，在 16世纪末缅铃有没有可能是由海路，特别是通过海上贸易来到中国的呢？这方面的证据是缺乏的（仅有18世纪初的一条材料讲到了这种可能性，见下文）。相反，现有资料都一边倒地指向了云南的陆路通道。缅铃也有可能是在明缅战争爆发后的第一个10年间（1573年至1583年）就被带到中国，但1584年应更为确切。这将会被证明是对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
缅铃初到中国
尽管中国人早在 14世纪下半叶就已从暹罗人那里获得了入珠使用的知识，但却从未对入珠的流行表现出兴趣，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2个世纪，直到16世纪末才有所改变。入珠传入中国与一个时代、一条道路、一场战争和一个商人密切相关。
现代入珠大约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通过船员或海外劳工从泰国传到台湾。② 梅节，第29页；台湾的杨光辉在交谈中肯定地说，现代入珠不可能早于1981年。他认为是在沙特阿拉伯的台湾工人学习了泰国工人的做法，才将其传播到台湾。 泰语和汉语中对入珠有相同的含义，这一点既重要又有趣，因为它再次显示，台湾的入珠一定是从泰国习得。放入珠子和入珠让我们想起马欢记录中的“（嵌）入（锡）珠”，意思是嵌入锡珠，酷似中国现代汉语术语。人们可以推测，如果暹罗人在 15世纪初已使用术语“fang muk”，那么马欢应是借用了暹罗的这一术语。
暹罗国：其风俗男子皆割阴嵌八宝，人方以女妻之。② 周致中：《异域志》，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3、71-72页。
犬前列腺脓肿发病和许多因素有关。该病的发生与日常管理和饲料的突然变更有直接的关系，主要是刺激性食物以及温、热性和油腻食物所引起的。当然，前列腺脓肿可能继发于前列腺炎。前列腺炎是中、老年雄性动物常见的一种病症。如果犬患前列腺炎时没能及时治疗，使少量细菌潜伏在前列腺的腺泡里，当自身的抵抗力下降时，细菌会再次增殖而引发炎症。如此反复持续发作，就会引起前列腺的增生或脓肿。此外，雄性动物正常的性活动可以起到引流前列腺液和排毒的作用，而在城市饲养的宠物，往往单个散居，缺乏正常的性活动，会引起前列腺液蓄存腐烂，严重的形成脓肿。
第二条资料是马欢写于1433年较为人熟知的文献：
男子年二十余岁则将茎物周回之皮，如韭菜样细刀挑开，嵌入锡珠十数颗皮内，用药封护，待疮口好，才出行走。其状累累如葡萄一般。自有一等人开铺，专与人嵌焊铢，以为艺业。如国王或大头目或富人，则以金为虚珠，内安砂子一粒，嵌之行走，玎玎有声，乃以为美。不嵌珠之男子为下等人，此最为可怪之事。① 马欢：《瀛涯胜览校注》，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0页；Ma Huan, Yingya Shenglan :The overall survey of the ocean's shores , trans.J.V.G.Mills, Cambridge: The Hakluyt Society, 1970, p.104。Mills翻译并稍作修改。
这段宝贵的记录告诉了我们镶嵌入珠者的年龄、手术过程、一个以此谋生的行业，以及实践这一习俗的社会阶层。当时出现了一个职业群体，专门以提供入珠镶嵌手术为业。这一情况并不足为奇，因为如果一个国家大多数男性都跟从入珠的风尚，那么需求将是巨大的。正如下文所示，甚至有的从业者可能是妇女。
明朝的性革命
中国明代晚期发生了一场“性革命”。按照中国社会学家潘绥铭所言，这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性革命。这场性革命始于正统（1436年至1449年），盛于成化（1465年至1487年）的明朝中期。它起源于宫廷对于“房中术”兴趣的兴起。直至万历（1573-1620）年止，特别是在正德（1506年至1521年）、嘉靖（1522年至1566年）时期，种类繁多的“媚药”② 也称“戏药”，参见笑笑生：《金瓶梅》，新加坡南洋出版社，2003年，第19章，第163页。最流行的中文名为“春药”。 和淫器③ 《金瓶梅》，卷38，第341页；卷78，第774页。 （或淫具）得到中国统治者的高度推崇。为了博得皇帝的欢心，大臣、官员、“专家”、僧侣等，都争相把自己拥有的媚药配方和催情用品呈献给皇帝们。嘉靖皇帝就收到了数量最多的媚药配方。作为回报，这些人得到皇帝加官进爵的奖励，甚至有一些是高官职位。最好的例子是：“陶仲文以仓官召见，献房中秘方，得幸世宗，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传少保，礼部尚书。……子为尚宝司臣，赏赐至银十万两……”④ 沈德符：《万历野获》，卷21，第541-550页；《补遗》，卷3，第890页。
这场性革命从京城蔓延到中国其他地区，尤其是如江南（长江下游区域）等经济发达地区。虽然超出了本文论述的范围，但这里仍不得不提，性解放表现为几种形式：顺从人性欲望而解放心灵和肉体；为春药和性具而狂热；卖淫、娈童和同性恋的普及；发行大量淫秽色情小说；重要的是，沉迷于实际的性行为。⑤ Van Gulik, Erotic colour prints of the Ming Period ; Chu-shu Chang and Shelley Hsueh-lun Chang,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ociety, 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Li Yü’s world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2, pp.1-2, passim; 吴存存：《明清社会性爱风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朱浒：《中国风化图史》，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1，明清卷12；刘达临：《中国古代性文化》第7章；潘绥铭：《性社会学讲义》；Zheng Yangwen, The social life of opium in China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ch.1；吴存存认为它更像是一种“男性性放纵”而不是性革命，因为男性性放纵伴随着女性的性禁欲主义，见吴存存：《清社会性爱风气》，第5-7、108-109页。
在这个城市有好几家出售荒诞和色情物品的商店，在这些商店只有女人卖这种我们称之为“铃”的东西，因为他们会发出像铃一样的响声。这些铃由金、银或铜制成，形状大小如坚果。男人在娶妻之前都要到卖“铃”的女人那里去做入珠手术（否则婚姻将会破裂）。手术时，切开男性生殖器的皮肤，在皮肤和肌肉间放进12个“铃”（数量或根据喜好而定）。缝合切口，数天后愈合。做过这种手术的男性可以满足女性放纵的情欲，因为这些手术后膨大的部位在性交中能使女性获得极大的满足。部分人还延展了它的用途，当他们走路时就会听到两腿间的铃声……① John Winter Jones, Lincoln Davis Hammond, trans., Travelers in disguise: Narratives of eastern travel, Poggio Braciolini and Lodovico de Varthem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14.
在此，我们仅从持续不断地寻求和广泛使用春药和性具方面来关注这一问题。尽管中国人从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5年）起就已经熟悉性具，但直到明末的性革命，许多种类的性具（包括假阳具）才被广泛地使用。⑥ 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版，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434-450、450-457,457-468页；朱浒：《中国风化图史》，第304-410页。 应当指出的是，不仅是男性，女性也成为了这些性具的使用者，如被剥夺性生活的宫女、尼姑和寡妇也通过使用性具自慰以获得性满足。
其结果是，春药和性具作为商品广泛流通，其中许多是来源于国外。例如，在明末一部关于河南开封的史书中就写道：在市中心有许多商店售卖广东假阳具（广东人事）和“房中术”手册。“广东假阳具”另外一个名字可能就是：“广东膀”。① 佚名：《如梦录》，郑州：郑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38页；《株林野史》，卷3。 学者们强调它们来源于国外，很可能是来自印度等国，经广东进口到国内。事实上，据一部明末小说描写，来自国外的性具，包括胶膫和角先生（也许就是《爱经》中的Jalaka，一条孔道贯穿两端）都可能从商店购买。一些类似的小说也提及像缅铃和“圆珠”（走盘珠，但它们的功能没有任何中文资料可查）等产于西洋国的性用品。这里所说的西洋国应是指印度。
此外，其他类型的性玩具，如托子（《爱经》中的臂环或VaLaya环）、双托子（《爱经》中的“双人”或 Sanghari）、白绫带子（《爱经》中的“手镯”或 Chudaka）可能都起源于印度。② 刘以焕，第320-325页；《海陵佚史》，卷1；《金瓶梅》，第38章，第341页；第78章，第775页；李零，第453-455页；Richard Burton, trans., The Kama Sutra of Vatsyayana ,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02,Part 7, Ch.2, pp.185-186.其他来源的性用品还有密宗欢喜佛像和日本的色情画（春画）。中国历史和文学资料也记录了包括中亚人（色目人）、外国或印度僧人（胡僧）等引入房中术和春药的外国人，③ 沈德符，卷21，第547页；卷26，第659页；《金瓶梅》，卷49，第437-441页，卷78，第775页，卷79，第792页；吕天成：《绣榻野史》。 通过中国的性用品市场建立了中外之间更多的联系。很显然，明末巨大的性用品需求吸引了大量来自亚洲各国的性商品涌入中国。但鲜为现代学者们所知的是，古老的滇缅通道在春药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滇缅通道：鸦片“不胫而行中国”
从 15世纪中叶起，对于房中术的兴趣已影响了中国文人的思想和写作，因此他们对于与性有关的事和物表现出极大关注。据云南楚雄一位曾于 1499年前后去过缅北孟拱旅行的医生讲述：“小孟贡江产鲃鱼，食之日御百女，故夷性极淫。无论贵贱，人有数妻，然不相妒忌。山有产弯姜，饵其刀圭，终世绝人道，土人以饲牡马不宦也。”这位医生还谈到当地的蟒蛇胆囊被中国皇帝求之入药。④ 杨慎：《滇程记》，见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 5卷，第811页。也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1，第550页。 他对于性药的盎然兴趣并没有让我们感到惊讶，因为中国明末的许多医生也都对春药的话题津津乐道，其中包括著名的李时珍。⑤ 郑阳文：《社会生活》，第19-22页。
中国人使用的性用品与今天缅甸的某个地方是有关系的。《金瓶梅》和《金瓶梅词话》都提到从市场上购买的“景东人事”。有学者认为景东即今天的孟艮（中国古代对缅甸景栋的称呼），位于缅甸东北部。晚明文学作品《六十种曲》记载：“景东人事八寸长。”⑥ 《如梦录》，第62页，注释42；《金瓶梅》，第19章，第163页。 但是，我们不能确定这里的景东指的就是孟艮。而且，尽管掸语中Jengtung与云南地名景东的发音非常相近，可中国的史料从未把缅甸Jengtung称为景东。
然而，仅从将鸦片作为春药这一点就可以肯定中国与缅甸是有关联的。郑阳文指出，鸦片自 1483年起已演变为男性的催情药。明朝廷在海南、福建、浙江、四川、陕西和西域等地区大肆搜寻鸦片。16世纪末及17世纪初，在北京以及其他地方，流行一种臆想，认为用鸦片制作成的“金丹”可以控制射精，增强性功能。① 郑阳文：《社会生活》，第11-13、19-21页（引于第21页）；见吴志斌、王宏斌：《中国鸦片源流考》，《河南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第35卷，第29-33页；龚缨晏：《关于鸦片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若干问题》，《文史》2000年第1期，第187-204页。 更多的中国和欧洲资料显示，16、17世纪及以后，有大量鸦片（也被称为乌香或阿片）通过海路（坎贝湾、孟加拉湾、马六甲、爪哇和暹罗到达中国东南沿海）进口到中国。② 郑阳文：《社会生活》，第 15-17、41-48页；苏智良：《中国毒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章；张燮：《东西洋考》，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42、144页；《明史》，卷324，第8401页；卷326，第8447页；严从简：《殊域周知录》，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86页；屈大钧：《广东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卷15，第429-430页；Henry Yule and A.C.Burnell, Hobson-Jobson ,New Delhi: Rupa & Co., 1994, p.641, 引自Barbosa of 1516.最早出现乌香（wuxiang）的记录也许是《明实录》之《太宗实录》，卷25，第462页。《明史》和《明实录》是基于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网络版（http://www.sinica.edu.tw/ftms-bin/ftmsw3），于2007年1月26日从网站获取。
但学者们未关注的是，鸦片同时也沿着连接西亚、印度的古老滇缅通道由云南进入中国内地。鸦片发源于地中海东部和西部地区，在8世纪初传到印度。14世纪初，梵文医学资料就首次纪录了作为外来药物的鸦片。或许正是在这段时间甚至还更早，可提制鸦片的罂粟就已流传到缅甸，随后又传到了云南。③ 缅语鸦片一词“bein”，可能源自巴利文或印度化的阿拉伯语afyun（因此中文翻译为阿芙蓉或哈芙蓉），但更可能直接来自波斯语apyun或abyun，汉语“鸦片”和“阿片”也由此而来。因此，从对音上讲，缅语的bein：相当于汉语的pian（片）。参见Yule and Burnell, Hobson-Jobson, pp.640-1; 龚缨晏：《关于鸦片》，第 187-188 页，尤其是第 193 页；”The war on drugs: Myanmar’s efforts for the eradication of narcotic drugs” （网络资料）。 关于鸦片，找不到任何相关的缅甸资料，但中国的资料却显示，从14世纪后期开始，罂粟就因其花朵色彩艳丽而被云南多地所种植，例如昆明和楚雄。④ 陈文：《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校注》，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207、220页。 更重要的是，根据1463年兰茂的《滇南本草》记载，鸦片壳（罂粟壳）在云南入药，用于治疗腹泻、咳嗽、肠出血等疾病，罂粟花用于治疗遗精等病症，这种方法一直流行至 16世纪末。⑤ 兰茂：《滇南本草》，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69页。也参见李元阳：《嘉靖大理府志》，大理：大理自治州文化局，1983年，第71页；刘文征：《滇志》，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13页。兰茂关于鸦片药用价值的第二条信息几乎逐字摘录自李时珍1578年编撰的《本草纲目》（兰茂著作卷1的第296页提及李时珍的著作）。 这条信息非常重要，因为在所有的明代资料中，《滇南本草》是国内最早记录鸦片在性生活中具有特别使用药效的史料。这表明：在中国人对于鸦片作为催情药的认知方面，云南起到了重要作用。鸦片在云南的消费意味着大部分来自西亚和印度的鸦片有可能通过缅甸传入。
公元1567-1586年间欧洲的资料表明，大量鸦片被葡萄牙和西亚贸易商从麦加和坎贝湾进口到缅甸南部的勃固。在接下来的世纪，荷兰人积极将鸦片从坎贝、达卡和印度东北的巴特那贩运到缅甸。虽然一部分鸦片就在缅甸被消费（1551-1581在位的缅王莽应龙的一个儿子，就死于吸食鸦片），⑥ Caesar Frederike, “Extracts of Master Caesar Frederike His Eighteene Yeeres Indian Observations”, in Samuel Purchas, Hakluytus posthwmws, or Purchas his pilgrimes: Contayning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sea voyages and lande travells by Englishmen and others , Glasgow: James MacLehose and Sons, 1905, Vol.10, pp.90,127-128;Ralph Fitch, “The voyage of Master Ralph Fitch…”, in Purchas, Hakluyus posthumus , p.191; Wil O.Dijk, personal communication; G.E.Harvey, History of Burrma,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1824: The beginning of the English conquest , London: Frank Cass & Co., 1967, p.315.但绝大多数鸦片被运到了中国，以满足中国人对春药的需求。这段资料虽然写于1621年，但它反映了16世纪末的情况：① 谢肇淛：《滇略》，见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6卷，第688、700页。
哈芙蓉，夷产也，以莺粟汁和草乌而成之，其精者为鸦片，价埒兼金，可疗泄痢、风虫诸症，尤能坚阳不泄，房中之术多用之；然亦有大毒，滇人忿争者往往吞之，即毙……诸夷所产琥珀、水晶、碧玉、古喇锦、西洋布及阿魏、鸦片诸药物，辐辏转贩，不胫而走四方。
这条关于中国西南鸦片的资料之所以弥足珍贵，是因以下几个原因使之价值不菲。首先，这段记录强调鸦片来源于外国，主要通过贸易传入中国供中国人消费。正如其他商品一样，鸦片经缅甸传到云南后，又远销到北京等地。其次，它表明了鸦片主要功能是用来作为春药的事实，支持了郑阳文“鸦片在明末实现了从药材到春药的转化”的观点。第三，虽然在许多中医配方中鸦片都作为一味药使用，② 郑阳文：《社会生活》，第19-21页；吴志斌和王宏斌，第29-30页；龚缨晏，第190-194页。 但它只有与一种在中国被称作“草乌”的乌头类作物混合后才具有药效，这种作物本身就有剧毒。这就是为什么这种云南配方的混合物可能比其他配方毒性更大的原因。第四，经常有人因吵架而服下它致死的事实表明，鸦片的使用在云南已普及并随时可用。
李顺明：广西财经学院教授，现任经济与金融财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广西财政学会理事，全国高校财政教学研究会理事，广西财政厅预算绩效管理评审专家
一场战争、一位商人与缅铃
正当为获取更多的春药而苦苦寻觅之际，一场战争的推动，终于让中国人与缅铃邂逅相遇。这场明缅边境之战发生于万历登基的 1573年。战争详情在此略述。笔者只想说的是，中国军队打死并俘获了许多佩戴缅铃的缅甸和泰（掸）族士兵。正是通过这种接触，中国人才发现了缅铃。随后，云南西南部和东南亚北部缅铃的使用情况于 1583年第一次见诸记录：
缅人……阳物嵌缅铃，或二或三，三宣（南甸、干崖和陇川）六慰［阿瓦、勐信、清迈、车里（西双版纳）、兴威和兰桑］酋目亦有嵌之者。③ 佚名：《西南夷风土记》，见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5卷，第490页。
其实，包括缅族和孟族在内的缅甸人，早在 14世纪后期就已开始佩戴阴茎铃（见下文），但直到16世纪70年代的战争爆发之前并未引起中国人的关注，以致1583年前没有文字记录有关情况，尽管当时中缅之间同样有着密切的联系，包括军事冲突。这就不得不让我们得出这样一个论断：由于性革命和寻找春药才使中国人发现了缅铃。
（5）以展示为基础的自我表现活动。需要是幼儿心理发展的内在动力，而自我表现是幼儿成长的基本需要之一。每个幼儿都有实现自我价值和得到他人肯定的需要，经历活动的内容为幼儿的发展而存在，与幼儿的需要紧密联系，因此，园所可以开展形式多样的自我表现活动，使幼儿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充分发挥智能优势，培养兴趣爱好，满足个体发展需要，促进幼儿富有个性地发展。如小班“才艺宝宝比赛”，中大班“讲故事比赛”“踢毽子比赛”等，形式多样的展示活动使幼儿获得了成功的体验，培养了幼儿的自信与勇气。
上述记录很重要，因为它告诉我们，除缅甸外，泰、掸、老挝以及云南和东南亚北部的傣首领都普遍使用入珠。在欧洲和韩国的记录中，更多的证据表明兰桑/南掌（今老挝）人也有此习俗。④ John Bulwer, A view of the people of the whole world , London: William Hunt, 1654, p.347; 见第16页脚注③。岳凤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岳凤的祖父和父亲都因经商从江西抚州迁到云南西南部的陇川。岳凤本人可能就出生于陇川并能讲泰（傣）语。一条中文资料记述：“凤本华人入缅，性淫多侈，装饰诡异，肌肤刻画异锦”。特别是，（岳凤）“阳道亦嵌数缅铃于首”⑤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30，第765-766页。 显然，岳凤已完全泰族化。他可能跟随祖父和父亲的足迹经商了一段时间，但在政治上也野心勃勃。
图2 显示了儒家社会规范对囚徒困境收益的改变。当A不合作而B合作的时候，A的收益从4变为4-ax；当A合作而B不合作的时候，B的收益从4变成4-by。这里，x和y表示儒家社会规范对不合作行为的“客观”惩罚，或者是参与各方的一个“客观”成本，a和b则可理解为当事人对这种惩罚的心理感受程度，因此,ax和by可以理解为A和B感知到的成本。显然，只要ax>1，和by>1,4-ax<3,4-by<3，儒家社会规范就可以使得“合作”变成一个纳什均衡。
岳凤投靠缅方并获得了陇川最高指挥权的奖赏，实现了他的抱负。从 1573年起，他和他的儿子指挥缅甸军队反复入侵云南。然而，他们于1584年2月向明军投降。同年10月，岳凤、其子以及其他泰（傣）族的缅甸俘虏在北京被处以死刑。故事到此本应结束，却因为一个情节又上演了续集：当岳凤尸首被肢解时，人们发现他的阴茎装有缅铃。不久“寻为行刑者割去，并以重价售于勋臣家”。①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30，第766页。 中国人与缅铃不期而遇的这一史实得到了许多历史和文学资料的印证。
据万历年间（直至1621年）曾供职于云南行省的谢肇淛记述：“（缅铃）秘不外售，杀夷取之始得。”② 谢肇淛：《滇略》，见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6卷，第693页；谢肇淛：《五杂俎》，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卷12，第256页。 据《金瓶梅》描写，缅铃（勉子铃）③ 汉语的“勉”与缅甸的“缅”同音，意为“缅甸”或“缅甸人”。 “原是番兵出产，逢人荐转在京。”④ 《金瓶梅》，第16章，第137页。 毫无疑问，“番兵”就是缅甸士兵。《金瓶梅》的描写与史料相吻合，也有力证明了小说的作者从16世纪70-80年代及以后的中缅边境战争得到了相关的信息。应该指出的是，在1584年岳凤被处决后，明朝与缅甸之间的边境战争并没有结束。直到17世纪初，双方进行了更多的战斗，造成更多缅甸和掸族士兵死亡，因此中国人得到了更多的缅铃。⑤ 关于《金瓶梅》写作年代一直有争议。一些学者认为是在嘉靖时期（1522-1566），更多的人则认为是在万历（1573-1620）时期。本研究表明，小说中“缅铃”的叙述只可能写于 1573年的明缅战争爆发后，因此支持万历说的观点。
由于地理上毗邻，云南的官员们更容易获得缅铃。“滇中文武上下，以缅铃相馈遗，登之简牍，曰太极丸。”因为大有市场，缅甸和云南都制造假缅铃。正如谢肇淛曾提及：“滇人伪者，以金作蒺藜形，裹而摇之，亦跃，但彼不摇自鸣耳。”⑥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3，第890页；卷4，第927页；谢肇淛：《滇略》，第693页；谢肇淛：《五杂俎》，卷12，第256页。 因此，我们可以想见，在云南乃至中国，真假缅铃都有巨大的市场。
更重要的是，至今为止，没有任何研究能如此深入地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文化互动的角度来触及中国阴茎（阴道）镶嵌的问题。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因为大多数对中国和东南亚之间历史关系的研究，都是强调中国对东南亚的影响。无论在政治、社会、人口、经济、宗教还是技术等方面，中国对东南亚产生影响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① 例如, John K.Whitmor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overnment in fifteenth century Vietnam , Ph.D.diss,1968; Alexander Barton Woodside, Vietnam and the Chinese model: A comparative study of Vietnamese and Chinese governmen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Cambridge, MA: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 1988; Sun Laichen, “Chinese military technology transfers and the emergence of norther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c.1390-1527”,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Vol.34, No.3 (2003), pp.495-517; Sun Laichen, “Chinese gunpowder technology and Dai Viet: c.1390-1497”, in Nhung Tuyet Tran and Anthony Reid (eds.) Viet Nam: Borderless histories ,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pp.104-159;Sun Laichen, “Shan gems, Chinese silver, and the rise of Shan principalities in northern Burma, c.1450-1527”,in Geoff Wade and Sun Laichen (eds.), Southeast Asia in the 15th century: The Ming factor , Singapore: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即将出版。而东南亚对中国影响的实例却是凤毛麟角。本研究表明，总体来讲，东南亚文化确已影响了中国，尤其是在性行为和性文学方面。因此，本文希望能刷新人们对近世及现代东南亚与中国相互影响的认识。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如上所述，中国人风行寻求春药尤其是缅铃的高峰期正值被安东尼·瑞德称为“贸易时代”⑦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 ,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Vol.2.鼎盛期的16世纪末。中国的性革命是与亚洲的贸易时代紧密相连的。中国人对春药的需求为以性用品为主要商品的贸易增添了动力，让古老的滇缅通道复兴。现存的记录让我们相信，这条道路见证了商品流通规模空前的 16世纪——这个鸦片和缅铃“行走四方”⑧ 另见孙来臣：《明朝与东南亚大陆的相互作用》，博士论文，密歇根大学，2000年，第5章。 的时代。这个时代让我们认识到，春药对贸易时代具有特殊意义，同时对亚洲历史也具有普遍意义。
中国有关缅铃的记录
中国人刚刚发现缅铃之后就迅速将其用到了房中术上。虽然中国性革命高潮期有关缅铃使用的历史资料缺乏，但文学资料有效弥补了这一不足。明末的8部小说都描写了这一时期缅铃如何深受上层社会的追捧，成为使用最广泛的性具（见表1）。
表1 有关缅铃的中国小说
明末的性革命于 1644年清朝统治中国后终结，但缅铃在中国的影响仍在继续，只是程度有所减轻。倪蜕于 1719年左右这样记述：缅铃已不仅是从缅甸（经云南）传入，也随印度和欧洲的船只从“西洋”舶来中国。倪蜕强调：“（缅铃）亦从西洋海船来，非缅制也。”① 倪蜕：《滇小记》，见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11卷，第129页。 这非常有趣，因为它表明了这一时期缅铃也通过海路抵达中国（尽管迄今我们尚不能确定，它们是不是印度或欧洲生产的“缅铃”）。《姑妄言》这部写于 1730年的小说就讲述了两个特殊的缅铃被从云南带到北京的故事。根据 1785年汇编的可靠的史料证实，从缅甸进口到云南的缅铃，② 宣世涛编纂：《永昌府志》，1785版，卷23，第6b页。 不仅产自缅甸，也产自老挝。一段朝鲜的一手资料用古汉语记述了 1790年在乾隆八十寿辰庆典上，一位老挝（南掌）使节就试图将缅铃卖给朝鲜使节。③ 李圭景：《五洲衍文长笺散稿》，首尔：明文堂，1982 年，卷 45，第 471-472 页；柳得恭（1748-1807）：《缅铃辩证说》，见《滦阳录》，奉天：辽海书社，1934年。虽然柳得恭与南掌的特使见面了，但是《滦阳录》中并没有记录这件事。在另一部著作《燕台再游录》（奉天：辽海书社，1934年）中，柳得恭记录了于1801年的另一次北京之行，但也没有提及南掌的缅铃。也许这是柳得恭又一部引用李圭景的著作。
大约在同一时间，清代著名学者赵翼在文中写道：“余归田后，有人以一（缅）铃来售，大如龙眼，四周无缝，不知其真伪。而握入手，稍得暖气则铃自动，切切如有声，置于几案则止，亦一奇也。余无所用，乃还之。”④ 赵翼：《簷曝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55页。 1799年，云南学者檀萃记述：“缅铃，石类也，出永昌外诸土司地。一具值百金。”① 檀萃：《滇海虞衡志》，见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11卷，第180页。这里回想起沈德符所言，“其最上者值至数百金，中国珍为异宝。”晚明小说《杏花天》与此相呼应，讲述贫穷的妇女和家庭无力享用缅铃。清初资料《簪云楼杂说》（见表2）记载，云南的缅铃非常昂贵难求。因此，在《金瓶梅》中“每个缅铃的价格是 4-5两银”应该是四到五（百）两银。缅铃的价格绝对是制约其在中国传播的因素。
总之，从14世纪中期到1885年，中国和朝鲜作者记录的入珠史料有29条（见表2），② 表2中所附资料来源包括：鞏珍，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3页；黄省曾，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58页；郑晓，引用张燮，第35页；严从简，第285页；罗曰褧，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50页；谢肇淛：《滇略》，见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3卷，第693页；第4卷，第779页；徐应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0、27页（也引自潘建国：《缅铃新考》，第267-268页）；包汝楫，台北：译文印书馆，1968年，第9b页；谈迁，上海：达达图书，1935年，第2卷，第89页；李调元，引自Yi Kyu-gyong（李圭景）, Kugyok pullyu, p.471；陆凤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69页；曹树翘，引自柴小梵，第1245-1246页；王崧，见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11卷，第540页；朱翊清，引自李承祥，第64页；刘尉三，见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13卷，第212页；刘毓珂，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22卷，第6页。1926年，邓之诚在其著作《骨董琐记》（引自施蛰存，《缅铃》）中也摘录了陈尚古的缅铃名目。其中大多是缅铃。另外，如上所述，明末和清中期的 9部色情小说都提到作为性具的缅铃。很明显，缅铃足以让中国人着迷，难怪沈德符称赞它“为媚药中第一种。”
表2 中文和韩文关于缅铃的史料
缅铃的构造和中国人的改进
缅铃究竟是什么形状？它与马欢笔下的暹罗入珠又有何关系呢？随后的中国、朝鲜和欧洲的文字记录资料可以带给我们答案。
虽然有人猜想，缅甸人的阴茎镶嵌至少像暹罗一样始于14世纪，但他们却没有记录，直到15世纪初威尼斯旅行家尼科洛·达·孔蒂（Nicolo de Conti）于1435年游历了阿瓦后才留下首次记录。他的观察（第三者讲述）记录资料被后人逐字引用：
坝体防渗心墙顶高程按不低于水库正常运行最高水位2981.7m（30年一遇设计洪水位）设计；坝顶高程2982.7m，坝顶路面及垫层厚度0.4m；本次设计沥青混凝土心墙顶高程2982.3m（高于正常运行最高水位0.6m），直接位于坝顶路面垫层之下，并与防浪墙连接成整体。
孔蒂以及后来的中国人都称他们为“铃”，因为它们响声如铃。有趣的是，这些妇女不仅出售缅铃，还提供镶嵌手术服务。② 在 19世纪中叶的阿萨姆邦，妇女们也在市场上售卖包皮上的小象牙戒指。参见 John McCosh,Advice to officers in India , London: Wm.H.Allen & Co., 1856, p.200, cited in Brown et al., p.48.
据孔蒂以及其他欧洲及中国的众多资料显示，缅铃的大小尺寸繁多，大到直径一英寸，形有的像黄豆、龙眼核、榛子、小核桃、子弹或鸡蛋等不一（表 3）。① 表3中所附资料来源包括TomeÌ Pires,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ei Pires..., London: The Hakluyt Society,1944, p.102; John Huyghen van Linschoten, The voyages of John Huyghen van Linschoten to the East Indies …,NewYork: BurtFranklin, 1970, Vol.1,pp.99-100,引自Brown et al., p.46; 《金瓶梅》，第16章，第137页，（梅节，《说缅铃》，第26页，包含一张西门庆向小说中女主角潘金莲展示的缅铃草图）；Fitch, “Voyage”, p.196;Carletti, My voyage around the world,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4, p.181; 陈尚古,引用李承祥，第63页;Louis Petit de Bachaumont, Mémoires secrets pour servir à l ′ histoire de la république des letters …, A Londres: Chez John Adamson, 1784, 引自Havelock Ellis, 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 , Philadelphia: F.A.Davis Company,1920, Vol.1, p.168n; 柴小梵，第1245页。柴小梵在日本看到了一些按照中国式样制作和使用的缅铃（如阴道球，见下文）。正如柳得恭（Yu Tuk-kong）和赵翼所述，缅铃呈圆球状，“浑圆无孔”和“没有任何接缝”。欧洲、中国和朝鲜的信息也基本上认为，他们是用金、银、铜、铁、或铅制成。柳得恭通过对老挝缅铃的观察，就缅铃的制作情况撰文：“铁金铜三物，镕打九九八十一片。缝合中有小丸唧唧者，小丸转也。”倪蜕还呼吁关注“小球”的作用：“缅人以铜为之，内藏小轮，循环不已。”
表3 缅铃尺寸
在所有描述缅甸人使用缅铃情况的中国和朝鲜作者中，谢肇淛是唯一能正确解释缅铃是如何镶嵌入阴茎以增强性交能力的人。
在这一点上，它适合用来考证另一条欧洲人关于17世纪勃固缅铃情况的真实性：
它比步枪子弹大一点，直径约为一英寸。这种金属具有我们所不知道的特性，它由金、铜两部分构成，呈完美的圆形，并发出悦耳的声音，远远胜过我们熟悉的钗钹等打击乐声。嘶嘶作响的音律让我觉得它里面有一副干燥的蝰蛇状小舌。正如历史学家所言：它的凹面始终处于闭合而不打开的状态，正像我们的小铃铛。好奇心真会让我们产生想拆解它一探究竟的冲动。使用过它的先生告诉我们，他们把三粒或四粒缅铃镶嵌在龟头和包皮之间，并让它们一直保持稳固，不掉出来……① Bulwer, p.349.原文拼写是由这位作家标准化的。
有趣的是，虽然一张缅铃（或球，因为他们也被称为“码球（yard-balls）”，“码”在这里指的是阴茎）的草图被附注到这段叙述中，但没有任何解释，我们还是得不到答案。在上面这段叙述中，有几点与中国的记录恰好一致。它的大小，“比步枪子弹大了一点，是直径约为一英寸”，对应于表3，中国和欧洲的记录一样，其状也一样（“浑圆”）。“悦耳的声音”或“嘶嘶的音律”是由干燥的蝰蛇状舌头在缅铃内产生的。朝鲜作者柳得恭所称的“小球”（小丸）和倪蜕所称的“小轮”同出一辙，这一点可以确定（《金瓶梅》和柳得恭二者都还介绍了缅铃如何像蝉一样鸣叫）。是否因为用金属制造就具有这样的特性我们不得而知，但金与铜2:1的比例调和是如此完美，以致于它坚固异常。
由于中文“缅铃”一词强调其声响功能，很少与暹罗语“珠”一词相伴使用，甚至现代学者仍然强调“铃”和“珠”二者间的不同。② 梅节，第28页。 尽管在汉语中“缅铃”应该是比“珠”大得多（笔者在研究初期也有同样的看法），但实际上，它们是相同的东西。马欢称作“入珠”，在暹罗称作“珠”。他的描述（“空心微珠，有沙粒放于其内……发出叮当声。”）清楚地表明了暹罗语的“珠”也就是“铃”。佛罗伦萨商人弗朗西斯科·卡勒蒂（Francesco Carletti），虽从未去过泰国，但肯定亲眼见过缅铃，而且还在澳门向暹罗水手购买过入珠。他于1600年报道说：
那些人使用的这项古老发明是由女王设计的，其初衷是为了纠正和防止男性用身体不正当的部位进行性交，命令男性成员每个人都必须在皮肤和肌肉之间缝进2-3粒大如榛子、圆形或椭圆形的铃。在我所见过的这些铃中，颗粒是由金或铁制成的。摇动铃，就会发出沉闷的声音，因为它们是无孔的，就像两扇贝壳固定吻合在一起，精致而巧妙。正是因它们里面有这些小颗粒并能发出声音，所以得名“铃铛”。
卡勒蒂这段目睹的记录非常有价值。他使用了一个不同的名称：“铃铛”，并提供了新的信息（“小球铁”和“一个沉闷的声音，因为它们无孔”）。所有这些与马欢的“暹罗珠”和前文讨论的缅铃特点密切吻合。因此，从制作工艺上看，不论中国人给予何种不同的名称，在缅甸和泰国，入珠皆为同一物。此外，卡勒蒂可能受孔蒂描述的影响，也可能是从暹罗水手处得知，强调了在为男人镶嵌入珠方面，女性是专家（“女人是放置和调整这些铃铛的主角”），并声称缅铃为妇女发明，由暹罗人向勃固人习得。① My voyage , pp.181-183.最后一点也很重要，因为这条独一无二的材料证明了勃固人的缅铃传给暹罗人的事实。
还有更多的证据表明，铃的形式仅存在于东南亚大陆。欧洲资料中，“铃”和“球”（或“码球”）交替使用，都是指缅甸、暹罗和老挝（南掌）的入珠。这清楚地说明，这些国家所有入珠皆属于同一类型。② Fitch, “The voyage”, p.196; Antόnio Galvâo, The discoveries of the world , first edition, 1601, reprint, p.1601; reprint, Amsterdam: Theatrum Orbis Terrarum, 1969, pp.43-44; Bulwer, pp.347-349.大约在1515年，托梅·皮雷斯（Tomei Pires）得知：“在暹罗，像勃固人一样佩戴缅铃的男人不在少数。”据 17世纪初荷兰人的观察，北大年的暹罗人在阴茎上佩戴金铃以制造一种美妙的声音。③ Pires, p.104; Reid, Vol.1, p.150. 其他欧洲作家也强调，阿瓦、勃固和暹罗铃能发出“铃声”。孔蒂使用的术语是“铃铛”，而葡萄牙著名诗人路易斯·德·贾梅士（Luiz de Camoes）在其诗文中称之为“发声的铜铃”。④ Brownet al., p.32 (Camões, 1950); Pires, pp.102, 104; Duarte Barbosa, The book of Duarte Barbosa… ,Nendeln, Liechtenstein: Kraus Reprint, 1967, Vol.2: p.154; Antόnio Galvão, A treatise on the Moluccas (c.1544) ,Rome: Jesuit Historical Institute, 1971, pp.119-121; Thomas Herbert, A relation of some yeares travaile, begvnne anno 1626 , London: W.Stansby and J.Bloome, 1634, pp.195-196 (Brown et al., p.41); Bulwer, pp.347-348, 394;Manuel de Faria e Sousa, 1666-1675 (Brown et al., p.35).约在1511年，阴茎铃也在丹那沙林（Tenasserim）和马达班（Martaban）被提及，1724年又在阿拉干（Arakan）被报道。⑤ Galvão,Discoveries of the world, p.44; Francois Valentijn (1724; cited in Brown et al., p.58)提到，阿拉干（Arakan）男人们在阴茎上嵌入了“小银球或镀金的木头”；G.E.Harvey,History of Burma , London: Frank Cass & Co., 1967, p.314（暗指铃或球）.Harvey认为，阴茎发出的声音是为了吓跑邪灵。实际上，早在1586年后不久，“缅铃”已经传播到明代中国。一位中国学者使用了中国名字“鋔铃（缅铃）”以称呼泰国的入珠，可见在他心中两者并无区别。⑥ 罗曰褧：《咸宾录》，第 150页。虽然中文词“鋔”发音为 wan，但是作者罗曰褧的原意一定是Mian （缅）。朝鲜外交官柳得恭将老挝的入珠称为“缅铃”，因此，中国的名称“缅铃”是准确的。
使用这一词应不足为奇，因为是缅甸人（可能是孟族人）首先介绍了这一词汇。据拉尔夫·费奇（Ralph Fitch）记述，勃固（缅族或孟族人）人称阴茎铃为selwy，是因为它们很小并发出响声就像个“小铃铛”。有趣的是，缅甸语中的se:le:就是“小铃”的意思，通常指佛塔上的铃铛（与此相反，缅语中“大铃”一词为khaung:laung:）。⑦ Myanmar-English Dictionary , Yang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1998, pp.63, 142.
现在我们讨论中国人对缅铃的改造。除了周致中和马欢外，很可能由于其他中国人只是缅铃和镶嵌手术的间接观察者，因而从几个方面对缅铃产生误解（相反，欧洲人是基于实际观察而得到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例如，“缅铃，相传鹏精也。”（谢肇淛）；“缅铃，石类也，……”（徐应秋和檀萃）；缅铃出缅佃国。彼中三四岁小儿，便将一颗嵌置茎物（包汝楫）；缅铃由81片金属制成，最初用来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后来变成了性用品（柳得恭和倪蜕）。① 这里将缅铃理（误）解为一种保健品很有趣。Donald E.Brown提示作者，中国的“保定铁球”或更流行的名称为“健身球（jianshen qiu）”的东西可能与缅铃有关。这个问题很有趣，值得进一步研究。 不过，檀萃的评论更有意思：“哈芙蓉者，鸦片也，亦助兴如缅铃。……而滇免缅铃之祸者，以其值贵（一具值百金）。不易得也。”
中国人不仅误解了缅铃的几个特点，在使用中也发生了错误。对于如何使用缅铃，只有明末小说提供了一些见闻。此外，除了一则记录，几乎所有其他的中文历史都失于记载。唯一一则关于中国人使用缅铃的历史记录，其作者是清初学者陈尚古。据他介绍，缅铃（尽管他没有用这个词）“相传闺闱密用”。这似乎指明：在中国，缅铃是为妇女所使用。这样的观点也得到了文学资料的证实。
可见，国际商事法庭能克服国际仲裁的一些局限性，两者具有互补关系。中国建立国际商事法庭源于国际商事仲裁弊端频现，国际商事法庭是中国健全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重要举措。
基于作者收集的有限资料，可见台湾是入珠主要的流行地之一（此外还有泰国和日本）。在台湾，入珠变得更加商业化，更加为公众所知。在高雄、台北、斗六等主要城市，都有提供纹身服务的专业人员同时也提供入珠镶嵌服务（我们可以称他们为“入珠镶嵌师”）。这种情形堪比马欢所描述的 14-17世纪的东南亚：“自有一等人开铺，专与人嵌焊铢，以为艺业”。这些店铺宣称，他们的客户来自日本、东南亚以及台湾的不同地方。
缅铃嵌入阴道的事实也得到欧洲史料的佐证。据理查德·F·伯顿（Richard F.Burton）所述：
2017年广州日报应势而动，主动针对印务板块调结构、去产能，实施整合优化。在削减报纸印刷产能的同时，加大书刊印刷、商业印刷市场的拓展力度。未来的广州日报会坚持两手抓，全力拓展线上传播，同时坚守传统影响。“只要能触达用户，一切应用皆是媒体，信息传播载体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用户对资讯的消费需求是多层次、多样化的，未来的传播会是全方位、多渠道到达的复合形态。”郭献军反复强调。
19世纪中叶，当北京遭到欧洲军队的掠夺，后宫藏有若干比老式步枪子弹稍大的小球。这些小球很像响铃，用薄银制成，内装有松散的铜颗粒。这些性物被妇女放置在阴唇之间，随着在床上的翻云覆雨能给女性产生愉快的搔痒感，此刻没有什么能比这种感觉好的了。③ Richard Francis Burton, The book of the thousand nights and a night, New York: Heritage Press, 1934, Vol.6,p.3770.另一条材料引自 Kanaseki, “Menlen”, p.23.事实上，这些仍然是铃，因为它们内装铜制的松散颗粒。
这种性具经中国妇女传到了越南。雅各布斯博士（Dr.X.Jacobus），因其在生殖泌尿医学上的专长被派往法属印度支那工作，他记录了“自慰球”在堤岸（西贡华人聚居区）的使用情形：
野生菌是大山赋予云南人特有的美食，如何让野生菌的“野性”得以发挥，怎样的烹饪能够还原大自然的味道，这样的保存能够传递大自然的气息……山大王的主人李志勇不断让展厅里的展品丰富，以期通过味觉让更多的人记住云南，让家乡富裕。
另一个给中国女性带来乐趣的发明，是由一个长球（更确切地说应是形如鸡蛋）组成，用银或象牙制成，尺寸如小鸡蛋大小，长宽几乎相等的东西。它中间有旋钮，拧开可见几乎一半填充有水银，旋拧后再合起，润滑效果好。女性将其塞入阴道，然后坐在摇椅上前后摇动。在移动过程中，水银从蛋的一端晃动到另一端，带动球在阴道内来回滚动，产生一种感觉奇妙的自慰效果。我们需补充说明，蛋的厚端，即它被放入阴道的一端是圆形的。另一端更尖细，为了让女性起身时，器具能容易地滑出。我所拥有的蛋中就有一个长的，是一个在西贡堤岸的中国商人送给我的。① Dr.X.Jacobus（一位法国军队的外科医生）,Documents on medical anthropology (未被重视的人类学领域), 1st edition, 1898; reprint, Huntington, New York: Robert.E.Krieger Publishing Company, 1972, Vol.1, pp.98-99.
纤锌矿结构GaN基材料具有禁带宽、热导率高及化学稳定性好等诸多优良属性,使得GaN基半导体器件在紫外探测和光显示等领域显现出极大的潜力[1-5]。与传统的CsI和Cs2Te紫外光电阴极相比,GaN光电阴极具有量子效率高、日盲响应和宽光谱响应等优点,使其成为满足微弱紫外探测需求的新型紫外光电阴极。如何制备出长寿命、高灵敏度和强稳定性的新型紫外光电阴极一直都是探测领域的研究热点[6-9]。
正如《绣榻野史》中的描写，在中国式的缅铃中，常使用水银。事实上，比起铃来，这时的中国式缅铃内虽有更多的小球，但它们的声音制造功能已不突出，或者它们根本不再有此功能。因此，缅铃从阴茎铃摇身一变，成了阴道球，这大概是为了迎合中国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性别规范。显然，中国男性都不愿意像东南亚人一样，为了使性伴侣得到更大的快乐而经历这种痛苦。② 梅节，第28-29页，详细讨论了这一点；Brownet al., p.14.也可能是正统文化中女性必须尊从和侍奉男性的等级社会秩序观念成了中国男性的桎梏，而且，儒家学说也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为金科玉律。
缅铃在当代中国的回响
1885年，关于缅铃的最后一则中文记录仍然述及传统缅铃来自缅甸和东南亚大陆（表2）。这是中国人所迷恋的缅铃早期时代的终结。从那个时候起，中国人对缅铃的关注呈现出了不同的形式，缅铃的名称也大不相同。
一般来说，中国大陆对缅铃的关注常常与政治和社会经济状况相关联，我们通过对《金瓶梅》这部描写了缅铃的著名色情小说研究历程的观察，就可略见一斑。这部被称为“古今第一淫书”的小说，自清代、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延续至今都被列为禁书。现代对这部小说的研究可以分为3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从20世纪初至1949年，这时大量的研究已开始进行。1949年至1978年为第二个时期，此时由于政治气候的原因，研究停滞不前。第三个时期是从1978年至今，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力推进了对该小说的研究。③ 梅新林、葛永海：《<金瓶梅>文献学百年巡视》。
在初中数学教学中要利用好网络技术，展开在线教学，建立互联网化学习、研究、教学平台，让学生可以通过网络听课、互动、学习等，还可以建立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互联网学习小组，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比如开设“网络课堂”“名师讲堂”等，另外教师还可以将课堂教学内容延伸到网络上，根据所学内容展开解题竞赛，将题目上传到网页，让学生在课后可以登录解答，最后将每位学生的解题思路共享，并展开针对性讲解，让学生了解不同的解题思路，从而更好地拓宽学生的解题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
对缅铃的研究也与这3个时期非常契合。在第一时期，学者有更多的政治和学术自由，对讨论性和研究情色小说并不忌讳。因此，在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出现了一些关于缅铃的研究成果。在第二时期，1949年至1978年（延续到1988年），国内（甚至国外）学者没有一项关于缅铃的研究。在中国大陆，革命的政治意识主导了中国社会文化，对性和相关事项的研究成为禁忌。正如福柯的理论，“性”的话语在中国“被驱逐，被拒绝，被减少直至沉寂”后，被迫“转入家庭”。④ The hisitory of sexuality ,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8, pp.3-4.这就是为什么那30年被一些中国的社会学家称为是“无性年代”、“无性文化”和“反性的社会秩序”的原因。1978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和性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性研究获得了更多的学术自由。研究《金瓶梅》不仅成为可能，而且越来越受欢迎。1989年，中国首个《金瓶梅》学术团体——中国金瓶梅学会成立。对小说的兴趣影响了对缅铃的学术研究。从1989年到2006年，就有7位中国学者（含香港）发表了8篇关于缅铃的文章（见第9页脚注②）。2003年该学会解散，但2005年重新成立，使金瓶梅的研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并催生了“金学”。
除了学术关注，大众对缅铃的兴趣也猛增。这表面上只是中国人对性行为和性本身产生的兴趣，骨子里却是中国社会文化深刻变革的一部分。所以社会学家认为：中国这场“性革命”蕴藏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之中，盛行于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① 例如，黄小伟：《新革命性革命》，《新闻周刊》2002年第25期；潘绥铭：《当前中国的性革命》，2003年10月22日；李银河：《中国处在性革命的前夜》，2004年2月；刘芬：《社会学家称中国正在发生“性革命”》，《北京科技报，》2005年3月17日；徐兆寿：《性革命真的到了中国吗?》。 这场性革命表现为中国人性行为的根本性变化（出现不断寻找性目标、婚前性行为、婚外情、高离婚率、宽容同性恋和最近兴起的“换妻俱乐部”等现象）。与此同时，“性革命”也被另一场巨大的技术革命——互联网革命有力地推动着。互联网创造了一个人们可以更自由地释放自我的空间。事实上，中国人经历了“无性年代”后，现在终于可以公开和相对自由地谈论性的话题，特别是在互联网上。还应当指出的是，“无性年代”（1949年至1978年），也是一个食物匮乏的年代。经济改革后，在具备了“幸福”的物质条件下，中国人已开始寻求“性福生活”。他们可以在互联网上任意发布明清和现代的情色小说，而不会像传统的出版商那样受限于严格的审查制度。正如先辈一样，中国人开始借助性具以创造幸福的性生活。互联网使这些变得更容易，如性玩偶公司就可以在互联网上肆意广告他们的产品。这些变化发展全都与我们关注的缅铃有关。
⑦[英]苏立文：《山川悠远——中国山水画艺术》，洪再新译，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5年，第54页。
例如，云南一位业余历史学家在互联网上发表题为《岳凤、缅铃和西门庆》的文章，概述了 16世纪晚期缅铃在中国的传播。其他专业和业余作家也在互联网上发表的色情小说中描写了作为性具的缅铃。② 这些作家在互联网上发表了大约10篇文章。 此外，人们还在互联网上传播关于缅铃的知识。例如，在台湾网站的一个留言概述了缅铃的历史，并指出是日本人复兴了缅铃，并把它改进为可以插入阴道或肛门以获得性满足的“电动跳蛋”。
中国人并不只局限于谈论缅铃，还生产和使用它们。一些在中国的性爱玩具企业（基地设在深圳、南京、上海、北京、吉林等地）在互联网上出售阴道球，声称它们是根据古代缅铃的原理制造，其中一些内装有小球，另一些装有水。这些广告通常都配有功能说明，以及中国文学（例如《金瓶梅》和《绣榻野史》）、历史著作对缅铃的描述和记载。由于没有正宗的缅铃实物从明、清两朝留传下来，现代缅铃都是根据这些记载制作而成。③ 在有联系网址的广告中可以找到一些例子（2007年1月29日最后一次访问）：（1）http://www.feeltime.com/web/product_show.aspx?ID=FDd0055；（2）http://www.100ye.com/sort/shop/goods/index1-goods.aspfid=16 20668&member_id=132466；（3）http://www.18ab.com/Products/Product.asp?id= 971；（4）http://www.jbsex.cn/e business/gb/product_detail.asp?catalogid = 7&productid=20。
虽然现代中国对改进缅铃或阴道球重燃起强烈的兴趣，但更有趣的却是，把东南亚阴茎球正品引入中国的，有可能正是泰国，这个有关东南亚入珠文字记录最早来源的国家。经过约3个世纪（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漫长的沉寂，入珠终于在二战后的泰国复兴（另外一种可能是，这种习俗也许从未完全消失）。最早关于“入珠”的报道见于1953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入珠开始蔓延到中国和其他国家。在泰国，阴茎球镶嵌被称为“fang muk”（fang放入；muk珠子），而在中国被称为入珠。下文将聚焦现代入珠在包括中国内地、香港、澳门，特别是台湾在内的中华文明圈的状况。① 笔者即将发表的《东南亚入珠对全球的影响》一文将对入珠从东南亚到中国以外的国家的传播作专门论述。
大源园林生态园是诸城市工商资本参与林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今年，诸城市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撬动工商资本参与林业发展，推动农村产业振兴、生态振兴。今年财政已投入6100万元，吸引50多家工商企业投资林业项目，带动社会资本5.7亿元。华欣铸造、金盛园地产、大源园林、万兴集团、东方园艺等企业建设特色经济林园区，新种植榛子、矮化苹果、大樱桃、优质板栗、核桃等1.5万亩，带动2万农户发展经济林。
中国最早一条关于入珠的资料其作者是周致中。他是 14世纪上半叶元末的一名朝廷官员。除了知道他曾6次出使外国，谙悉国外的民情和习俗外，关于他的其他情况，我们知之甚少。但是，现在还不能确定他是否曾经出访过暹罗。他的描述可能是基于自己的观察，也可能是从一些曾出使元朝廷的暹罗使节处听闻：
有8部中国小说都提到缅铃，其中的6部或多或少地透露了如何使用缅铃。所有这些都表明，无论是作为性爱或手淫，缅铃（名称各异，见表1）在性交前就被嵌入阴道。这些小说着重描写了缅铃的刺激效果是如何深得女性（而非男性）的喜爱。《绣榻野史》还对它们的构造做了说明：“里边放了水银，外边包皮皮了金子一层，烧汁一遍，金子一层，这是七层金子包皮皮的，缅铃里边水银流出，震的金子乱滚。”这就是为什么《浪史奇观》称之为“水银铃”的原因。在1730年《姑妄言》这部小说中描写了其他有趣的细节：“侯捷的大管家私下孝敬了姑老爷两个缅铃。一个有黄豆大，是用手攥着的。一个有榛子大，有鼻如钮，是妇人炉中用的。宦萼大喜，赏了他二百两银。当日晚间便同侯氏试验，叫他手摸着一个，阴户内送进一个。侯氏遍体酥麻，乐得哼声不绝。次早，用丝绵包好，如宝贝一般收贮候用。”据了解现代性玩具的学者解释，鼻钮应为系线绳用，缅铃放入阴道，线留在外牵引，以防被子宫吸入。② 王汝梅：《缅铃的功能》，第30页。
现代科技的发展带来先进的镶嵌手术。据这些镶嵌师介绍，手术安全，快速，无痛苦。台北一家店铺声称他们拥有与医院相同的手术设备。一位记者描述了把珠子嵌入龟头的过程，并认为这与嵌入阴茎的过程相同：“从两面打通皮肤，以力拉至中间，让开毛细血管找一个点，用消过毒的穿刺杆穿透，在穿孔中嵌入一个珠子，弄平皮肤，这样就完成了手术”。镶嵌一个珠子用时不到两分钟，疼痛也仅仅是一秒钟。6个珠粒（每个直径约1厘米）就这样嵌入了龟头。
另一个镶嵌师声称仅需要20秒就可嵌入一个小珠，并可在一次手术中嵌入珠子达20粒之多。一个镶嵌师建议最少应嵌入4粒珠子，分别嵌于顶部、底部、左侧和右侧，以扩大阴茎，最好是 8-16颗。接受手术者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愈合（与拉尔夫·费奇所述手术方法、治愈时间均一致）。入珠的价格取决于材料：在一个店铺1颗玛瑙珠花费是2000新台币（NTD）（约70美元），而一颗纳米钻石珠费用是5000新台币。
由台湾镶嵌师创造出“活珠”和“死珠”的分类，可能是缅铃在现代的另类发展。在性交时“活珠”可滚动，而“死珠”不动。没有资料显示是否有东南亚国家曾经实行过这种类型的镶嵌。
台湾已经在公众场合越来越多地显露了入珠的情况。专门从事入珠的商店在报纸和互联网上公开做广告。电视台也有节目讨论这种行为。例如，现代纹身（店名）的老板被邀请到脱口秀节目，与医务人员和学者谈论入珠的话题。此外，报纸也对做了入珠的罪犯进行报道。医生还发表文章告诫人们，尤其是囚犯，不要做入珠手术。
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人需要用这种方法来改变自己的阴茎呢？入珠主要为囚徒、罪犯和黑社会（在台湾被称为“道上兄弟”）等人群所追捧。入珠也被称为“入龙珠”，这个名字实际上是从“入笼珠”（入笼子[监狱]者镶嵌的珠）演变而来。
入珠在台湾监狱中相对普遍，且在南部的囚犯中比例更是高达20%。因此，入珠已成为黑社会的象征。嫖客大多为镶嵌入珠者。除了囚犯，入珠镶嵌者还包括水手、海外劳工（这两类人应是台湾入珠的引入者）、男性性工作者（午夜牛郎）、白领阶层、商人、学者、以及有性功能障碍的男性和男同性恋者。男性入珠镶嵌者的年龄大多在20-35岁，这正好与马欢所述的“年二十余岁”和拉尔夫·费奇所说的“25-30岁”的年龄相吻合。
与早期相比，台湾镶嵌入珠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已发生了变化。在近世的东南亚地区，入珠是一个为社会接受的习俗，正如一位现代缅甸学者的所说：“是显而易见的日常之事”，① 引自Reid, Vol.1, p.xv. 生活于世俗的人（从国王到普通人）都镶嵌入珠。而在现代社会，入珠已经转入地下，主要为社会边缘群体和较低阶层的人群所采用。他们是少数人群，属于亚文化，其行为不为社会主流所接受。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幅截然不同的画面。600年前，入珠在东南亚是一种地位身份的标志。有关这一点，请参考马欢上文的记载；巴博萨（Barbosa）也说：“当他们走动时，因缅铃发出的响声成为他们与其他人的区别而令人羡慕，且铃声越响越显荣耀。”② The book of Duarte Barbosa , Vol.2,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21, p.154.而今天，入珠在大多数情况下却成了罪犯的象征。这就是为什么中空铃铛（hollow bells）被固体球或珠取代的原因。这也正如明末清初缅铃被转化为阴道铃（球）一样，在现代社会，缅铃被阴茎球所取代。这种情况不仅只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入珠发源地——东南亚大陆。
入珠传到台湾 10年后，又传播到香港、澳门及中国大陆。据香港《太阳报》报道，1995年左右入珠成为香港囚犯中流行的时尚。2004年，一位香港著名演员做了入珠手术被广泛报道。一位定居于珠海的镶嵌师为珠海、澳门、香港地区的人提供专业入珠镶嵌。他声称，他做的是台湾式无痛镶嵌，选材是缅甸玉石，花费为每台手术（或每个珠？）人民币1200元。
入珠店总是依附于纹身店而存在，这种情况也出现在中国大陆的主要城市，包括珠海、福州、沈阳、武汉和北京。在福州（福建省）的入珠店声称，它拥有 12家连锁店遍及全国。其创始人曾于1991年和1995年间在日本、台湾和马来西亚接受培训，并于1996年开始了他的事业。2001年开业的沈阳东阳纹身俱乐部，也引用了台湾技术（材料包括玉石、翡翠、玛瑙、珍珠，起价为每个珠子2000元人民币，约250美元）。因此，很显然，入珠从东南亚蔓延到台湾、香港、珠海、福建等沿海地区，现在正向中国内地渗透。相较于台湾，入珠在中国大陆尚属新鲜事物，只有少部分人对其有兴趣。例如，在中国各地的纹身店当中，只有3家店在其网站上宣传，提供入珠服务。
结 论
本文讨论了东南亚的入珠以及其从16世纪末到21世纪初在中国的传播。入珠可能起源于东南亚沿海，并于14世纪首先传播到缅甸和泰国，然后再传到除了现在越南以外的其他地区。① 因为与海洋区域频繁和亲密的关系，占城有充分理由得到入珠，特别是在近世时期，这一点可能性极大。见 Anthony Reid, “Chams in the Southeast Asian maritime system”, in Reid, Charting the shape of early modern Southeast Asia , Chiang Mai: Silkworm Books, 1999, pp.39-55, esp.pp.43-49.缅铃被介绍到中国的第一阶段是正处于性革命期间的1584年。而中国人将缅铃改变成了阴道球。第二阶段始于 1978年。那时，中国发生了另一场性革命。中国人不仅恢复了对缅铃的学术研究兴趣，还亲身尝试使用，特别是阴茎球。
这两次浪潮的冲击有着相似社会背景。在这两个阶段，以政治自由为前提的性革命驱使中国人走上寻求“性褔”之路；外国（以及国内）春药和性玩具都发挥显著作用。在第一次浪潮中，印度式的性玩具和日本色情文学、西亚鸦片这些像缅铃一样的东西都深受中国人喜爱。而在第二次（现还在进行）浪潮中，古老的中国式缅铃（即阴道球）重获新生，阴茎球得到传播，其他国外与性有关的产品（日本色情电影、受美国和其他国家所喜爱的伟哥，以及日本和德国根据缅铃原理制造的阴道球）已经充斥中国社会。这似乎是历史的重演。
但也需指出两次浪潮也确有差别。明末及清代，阴道球只被上层女性使用，而当代（1978年至今），在这种阴道球继续被女性使用的同时，男性也已开始采用入珠这种真正的东南亚方式。昔日中国的阴道球属于上层社会的性文化，而当今的入珠只被边缘和少数群体使用，这包括囚徒、罪犯、黑社会成员、男同性恋者，以及水手和蓝领等处于社会经济底层的人群。此外，先进的医疗技术也已提高了现代的入珠镶嵌水平。
最后，让我们回到东南亚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这一本文研究的主题。大多数关于中国和东南亚之间的关系和互动的现代研究，都一边倒地强调中国在政治、社会、文化、经济、人口和技术等方面对东南亚的影响，而东南亚对中国的影响却很少被讨论和探讨。迄今为止，文化影响图景所呈现的几乎就是一条从中国向东南亚流动和传播的单行道。
本研究通过近500年来东南亚风俗对中国人性行为和文学的独特影响挑战了以往的研究范式。感谢笑笑生（真名仍未知）这位《金瓶梅》的作者，使得缅铃在中国文学和文化中永存。尤其在政治和道德管控松动的时期，这些为中国人所使用的阴茎球证实了东南亚习俗已深深地渗入了中国社会。这种持久、深刻和广泛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却被中国以外的学者们忽视，而在中国也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这值得关注和更多探究。
缅铃曾引领了中国人的思想并且影响了中国性文化这么长的时间，这一事实本身就具有深远意义。实际上，中国历史上还有许多物品是从东南亚舶来，但他们中的大多数早已被中国人遗忘。一些因来自东南亚而得名的物品，如占城稻、吕宋烟、爪哇铳、以及越南火枪（交枪）等，除了一些学术研究外都没有留下永久的痕迹。但缅铃则不同且独树一帜：他们舶来后就从未离开，而且随着新名称产生出更多的名符其实的品种式样。中国人对缅铃的兴趣不仅在于使之恢复，更在于使之发扬光大。是什么原因让中国人对缅铃产生如此大的兴趣呢？当物质（如大米，烟草等）和技术（如枪支）可以因社会变革发展而被取代时，性行为却亘古未变。如今，中国人正经历巨大的变化：他们享用着更好的食物；品尝着名牌香烟；拥有着更强大的武器（包括核军备），但他们也从未停止过对更美好的性生活的追求，正如很久以前中国圣人孟子曾言：“食色性也”。① 另一部中国经典《礼记》表达了同样的意思：“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将这些与性学家Havelock Ellis的话相比较，他认为“性是生命的中心问题”和“性乃生命之源”，参见Havelock Ellis,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 Vol.1, p.XI。每当政治气候和社会经济条件允许时，中国人总是不忘追求更满意的性生活。正是因为这一点，性具总是受到期待和追捧。这就是为什么缅铃一直被保留，而其他东南亚产品却早已被遗忘的原因。② 东南亚的另外两件事物就是例外。一个是15世纪中叶舶来后就一直为中国人所着迷的缅甸玉石（中国人常称之为“翡翠”或偶尔称之“缅玉”）。另一个是槟榔，一个拥有真正的东南亚名字（槟郎一词源于马来语词“pinang”）的东西，影响了中国南方大约两千年。有关缅甸玉，参见拙著《从宝石到翡翠：清朝-缅甸玉石贸易（1644-1800）》，见Eric Tagliacozzo and Wen-Chin Chang (eds.), Chinese Circulations: Capital, Commodities, and Networks in Southeast Asia（《中国的流通：资本、商品与贸易网络在东南亚》）,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203-220.
应该明确指出，东南亚入珠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不应被夸大，因为入珠只被一小部分人所采用。所以，无论过去和现在，它只是作为一种亚文化而存在，并在未来仍会维持其边缘地位。本研究在表明反对中国中心论观点的同时，并没有否认中国文化对东南亚具有显著影响力的意图。基于中国文化较强地影响了东南亚文化的事实，现在是应承认东南亚文化也影响了中国文化的时候了。入珠比其他任何方式都更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作者致谢： 感谢蒋斌提醒作者注意当代台湾的入珠；芭芭拉·安达雅（Barbara Andaya）、吴小安、关小宁帮助查找资料，杨光辉提供信息；安托尼·瑞德（Anthony Reid）和郑阳文提出意见；特别感谢维克多·李伯曼（Victor Lieberman）和3位匿名评审，及杨慕璋（Yong Mun Cheong）的建设性意见，维尔·戴克（Wil O.Dijk）提供荷兰文献，刘序枫核对中文文献，向井正树在日本获得资料，苏富魁允许作者使用其网站上的资料，杜若明帮助解释术语，尤其是唐纳德E·布朗（Donald E.Brown）和安东尼·普劳莱特（Anthony Plowright）给予批评和持续帮助，并提供有价值的资料。
译者致谢： 感谢孙来臣教授、周鑫、左娅、叶少飞对译文提出的建议。
（原载新加坡国立大学《东南亚研究》[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07年第38卷第2期）
*作者孙来臣为加州州立大学富勒顿分校教授；译者杨瑜为云南民族大学助理研究员；译校沈海梅为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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