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的张力：从拯救社会学到公共社会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社会论文,张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9
在社会科学领域，所有的分支学科都有自己的专属领地，虽然现今存在着越来越多的交叉领域和交叉学科，但它们当中没有一个学科会像社会学这样，对学科本身的关心一直居于核心位置。埃里克森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学最关心的主题就是社会学本身。①直至今天，社会学仍在为自己寻找新的方向和出路，20世纪末以来应接不暇的各种终结和转向，便是这门学科的独有特色。布洛维公共社会学的提出可以视为对社会学的一次重新定向。早期的布洛维主要从事劳工研究，并以劳工社会学家著称。布洛维将社会学分为专业社会学、政策社会学、批判社会学和公共社会学。专业社会学是社会学的基础，它为社会学提供了方法、知识和概念框架；政策社会学是为某个目标服务的社会学，它为我们面临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批判社会学是对专业社会学的反思；公共社会学则使社会学回到社会中，在社会学家和公众之间建立对话机制。
公共社会学这一概念出自布洛维在2004年美国社会学会年会上的主席演讲，随后在社会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众多学者参与了对公共社会学的讨论，继而引发了2006年布莱恩特纳主持的英国社会学界对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在中国，单提平摘译了布洛维涉及公共社会学的论文，以《公共社会学的批判转向》为题，发表在2006年第9期的《国外理论动态》上。由此，公共社会学的概念被正式引入中国。2007年，布洛维来到中国，并在清华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作演讲。同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公共社会学》为题，出版了布洛维的论文精选集。
自20世纪50年代的黄金时期到世纪末，西方社会学，特别是美国社会学在社会科学领域发生了由核心到边缘的位移，作为一种西方社会学在重新定向时作出的选择，公共社会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然而在中国的语境之下，我们在对待公共社会学的时候，不能仅仅将其视为潮流并紧随其后。本文旨在探寻西方社会学现代时期的历史轨迹，揭示公共社会学提出的历史背景及意义，探寻更好地理解这一概念的途径。
一、西方社会学的兴盛与危机
社会学是作为一项现代性计划提出来的，用布洛维的话来说，早期的社会学渴望成为历史的天使，在现代性的碎片中寻找秩序，寻求进步承诺的解救。因此，马克思将社会主义视为异化的解救办法；涂尔干将有机团结从失范和利己主义中解救出来；尽管韦伯预示了一个“冰冷漆黑的极夜”，但依然从理性化中发现了自由，并从祛魅中萃取意义。②在那一时期，对人类而言，宗教意义上的拯救之梦被科学意义上的理性之梦取代了。社会学像科学一样，对现代性许下一个宏伟诺言，同时也埋下了日后危机的种子。
进入现代阶段，大批由于战争而流亡至美国的学者促进了美国社会学的发展，欧洲社会学的中心地位被美国所取代。帕森斯于1937年发表的《社会行动的结构》尽管最初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在20世纪中叶变得如日中天，并最终确立了他在美国社会学的重要地位。20世纪50年代也是美国社会学的鼎盛时期，从当时的学术格局看，存在三个中心：(1)哈佛大学的帕森斯。他以结构功能主义闻名，不仅大量出书，还培养了一大批学生。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在帕森斯的主持下成为社会学中心的中心。(2)哥伦比亚大学的默顿和拉扎斯菲尔德。默顿为过于宏大的结构功能主义寻找出路，提出中层理论的方法。拉扎斯菲尔德则以复杂的定量方法著称。(3)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传统融合了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包括从事都市研究的芝加哥学派和米德的符号互动论。③
古尔德纳将20世纪50年代称为社会学的中年时期，他如此描述这一时期的社会学：大量面向公众的社会学平装书出现了，它们在药店、火车站、机场、宾馆和杂货店中出售。④通过古尔德纳的描述，我们可以想象在社会学的壮年时期，其影响力到底如何。
然而，社会学欣欣向荣的表面现象很容易使人忽略社会学内部长久积压的问题。理论上结构功能主义一统天下，方法上则存在严重的方法论崇拜。帕森斯的显赫地位一直持续到了60年代中期，到了70年代开始出现对结构功能主义的批判。尽管帕森斯之后的各种理论——交换理论、冲突理论等等——可以视为对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补充，但是随着中心的瓦解，社会学进入了一个碎片化的阶段。在方法上，方法论崇拜使得很多社会学家使用越来越复杂的方法来研究微不足道的主题。这样做的后果是，不能被定量分析的事实甚至被当作是不值得研究的。⑤就整个社会思潮而言，科学至上主义受到了普遍质疑。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引发的问题比它们解决的还要多，而且这些问题几乎全在社会领域而非物理学中。⑥理性之梦最终变成了理性的梦魇。⑦科学主义所受到的冲击直接影响了社会科学的代表学科——社会学的命运。⑧社会学从一开始便以自然科学为参照，并将生产科学的知识当作自己的目标。对于一个致力于解决问题而自身又充满问题的学科而言，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同时也对社会学造成了很大的打击。
1959年，米尔斯在西方社会学尚处繁荣期的时候便以《社会学的想象力》表达对西方社会学现状的不满。到了1970年，古尔德纳在《西方社会学即将到来的危机》中，给社会学贴上了危机的标签，危机终于被社会学家自己提了出来。在吉登斯看来，作为对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不满，古尔德纳的《西方社会学即将到来的危机》和50年代末的米尔斯共同代表了社会学的一种激进立场。也许在米尔斯和古尔德纳的著作中，他们论述更多的是理论的危机和方法的危机。并且，1970年古尔德纳所预言的西方社会学即将到来的危机，更多的是指美国社会学的危机，因为此时的欧洲社会学发出了越来越多的声音。考虑到美国社会学的霸主地位，以及欧洲社会学更多的是“社会理论”上的繁荣，声音虽多，但在昔日的正统共识丧失它所享有的中心根基之后，社会理论似乎已陷入无可救药的混乱之中，⑨这并不能挽救社会学在知识领域中整体下滑的局面。
理论和方法的危机终于成为学科的危机，1999年在《社会学研究》(Sociological Inquiry)上出现的“拯救社会学”专题成为整个社会学界对这门学科危机的反应。“危机”已经成为社会学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于是“拯救”成为社会学新的主题。
二、拯救社会学：面向市场还是走向公众
社会学承载着现代性的拯救之梦，旨在针对现实问题为社会提供新的整合方案，但到了世纪末，终于发现需要被拯救的原来竟是社会学自己。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繁荣，社会学在80年代遭遇了挫折。在作为整个社会学重镇的美国，华盛顿大学和罗彻斯特大学先后撤销了社会学系，哈佛大学的社会学也在帕森斯地位一落千丈之后风雨飘摇。社会学家从中体会到了强烈的危机感，认识到社会学本身的脆弱性。它一方面过于依赖大学而存在，另一方面在学科内部又争议不断、问题不断。范式的缺乏、学科的碎片化、科学性表现差、有限范围的应用、在校园外缺少职业机会的环境等等，这些问题依然长期困扰着社会学。
同时，社会学的听众群体也在萎缩，听众局限于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精英，这和50年代社会学无所不在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形式的严格追求必然导致非人格特征的出现。定量研究提供的数据表格和愈来愈依靠技术手段的分析，使得社会学越来越像一门技术，难以为公众所接近。社会学在公共领域中的边缘化，显然同社会学不能提供含义深刻、韵味无穷的故事有关。⑩听众的丧失不仅意味着社会学的形式化制造了社会学和公众之间的分离，同时还意味着社会学家在叙事上的无能。
世纪末的“拯救社会学”分析指出了当时社会学的问题，并提出了两种有代表性的拯救方案：其一是发展应用社会学，其二是社会学走向公众。在发展应用社会学的代表罗西看来，需要拯救的不是社会学，而是学术社会学(academic sociology)，应用社会学(applied sociology)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发挥影响，对社会学作出了重要贡献，既提供了研究工具，又避免社会学成为自我孤立的学术活动。“应用社会学在过去拯救了社会学，并作出一个承诺，在将来也会拯救社会学”。(11)通过应用社会学来拯救学术社会学，罗西实际上指出了社会学内部发展的一种失调，这种失调是社会学知识的生产与应用之间的失调。在罗西看来，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是社会学理论的建构不足，对社会学实用性和经验性的关注不足。他指出，学术社会学存在两种主流趋势：其一是对古典社会学家和古典社会学文本的解读仍在继续，文本分析和评论是主要的学术活动，对实用性和经验研究不屑一顾；其二是对认识论的关注仍处于主流位置，社会科学家最关心的问题莫过于对我们如何知道我所知道的这一问题的回答。上述两种趋势都远离了对社会学实用性的关注。对社会学的未来而言，应用社会学是一个有前景的方向。应用社会学可以分为三种：第一，在罗西看来，社会批判是最早的应用工作，它是对公共政策、制度和社会思潮的批判，古尔德纳和科尔曼都是这类学者。并且，所有的社会批判都是以学术为起点的。第二是对政策和项目相关问题的经验研究。在这里，社会批判和应用研究经常是交叉的。第三是诊断工作，即对公共、私人机构和各种商业组织进行分析诊断。
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并不需要拯救，而只需要向公众回归。这种观点的代表布莱克(Black)认为，即便社会学系在一部分大学取消了，但是总体上来说常年不断的招生以及算得上稳定的入学率，使得目前的社会学看来还是比较稳定的。另外社会学在分支学科方面取得了发展，犯罪学和应用社会学吸引了很多的学生，看不出社会学有什么地方需要拯救。社会学唯一要做的，同时也是社会学的当务之急，正如他文章标题呈现的——走向公众。(12)应用社会学的地位在布莱克看来仅仅是社会学适应市场的结果。虽然美国本土哲学实用主义思想对美国社会学传统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布莱克认为美国社会学总是在培养一种改革者的敏感性，如在20世纪初占主导地位的芝加哥学派，它侧重于将社会学应用于公共问题，通过寻求对社会生活的理解，以此引导社会改革，这是应用社会学无法完成的目标。
应用社会学的兴起是20世纪末社会学的新气象，在美国校园市场化的浪潮中，它确实给社会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在罗西看来，应用社会学的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市场调查和政策评估，他将社会批判、政策项目研究和组织诊断都归入应用社会学的范畴。特别是将以学术为起点的社会批判归入应用社会学的范畴，这种分类无疑对应用社会学在学科内部的合法化起了关键作用。布莱克承认应用社会学对学科的积极作用，但他认为这会改变社会学的公共取向，虽然应用社会学同样也解决公共问题，但是它的适用范围非常狭窄——针对政策问题尝试使用各种方法和技术分析，它的听众限于那些技术和管理精英们。并且，为政府基金会从事的研究使社会学的独立性难以保证。
三、身份的困惑：市民还是专家
不管学者为“拯救社会学”提出的对策是什么，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却是共同的：学科的知识和应用存在分裂，学科发展受到了市场的驱使，社会学的听众在日益萎缩。究竟是通过应用社会学来拯救学术社会学，还是社会学回归公众，社会学家们在拯救社会学的同时，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谁能代表公共维度的社会学？
布莱克所提倡的社会学走向公众包含下列举措：社会学扩大与公众的交流，介入公共问题的讨论，校园应该将社会学的公共性工作制度化。最为重要的是，面对20世纪80年代大学校园的市场化风潮，大学的运作受市场驱使越来越像一个公司。社会学不仅没有抵制，反而在顺应这股风潮。大部分社会学家忽视了自己作为在面对市场对校园和其他公共空间的侵蚀过程中的批判者角色。按照布莱克的观点，社会学应该对自己内部的应用社会学持批判态度，因为后者正是这门学科适应市场的结果。
谁能代表公共维度的社会学？对于一门内部存在众多传统和分裂的学科，可能无力回答这一问题。通过对比布洛维和罗西对社会学的内部分工可以看出，二者对社会学内部的类型学分工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但是其中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80年代兴起的被认为与市场和社会很好地契合了的应用社会学和布洛维的公共社会学，究竟谁代表了社会学的公共性。应用社会学包括批判社会学和政策社会学的内容，在布洛维那里，政策社会学和批判社会学却是各自独立于公共社会学的领域。究竟“公共”和“应用”哪个才更有公共性呢？前者使社会学回到社会中，在社会学家和公众之间建立对话机制；后者同样包含了使社会学回到社会中，并特别强调为社会提供专业的服务。
我们无需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纠缠，与其讨论谁能代表社会学的公共维度，不如反问社会学家是否有必要代表公众。霍尔姆伍德(Holmwood)认为社会学家具有一个双重身份，他是一个社会科学方面的专家，同时又具有市民身份。作为专家从事专业实践，社会学家可以发出任何声音；作为市民，社会学家的声音必然受到市民责任的限制。(13)布洛维的公共社会学，正是基于社会学家的市民身份，“呼唤社会学的公共关怀和道德担当”。(14)
但是，当社会学强调自己迈向公共的时候，这种提法必然和社会学固有的传统和规范发生冲突。韦伯在《以学术为业》中强调科学的超然态度，不带有前提或预设，不涉及终极关怀。传统的社会学也一直以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自居。尽管古典社会学家都试图为混乱的世界寻找新的整合方案，但在科学的名义之下，公共关怀和道德担当仅仅是社会学的一种“潜功能”而已。即便如此，在赛德曼看来，过去国家公共道德和政治讨论以及社会冲突是社会学理论和公共生活之间的联结，是古典社会理论保持魅力的地方，在今天这种联结却断裂了。塞德曼呼吁重新恢复这种联结，只有这样，社会学家才可以成为使公众严肃思考道德和社会关注的催化剂。(15)然而，专业化总是以和公众形成距离为代价的。专业化带来的自主性使得社会学家在从事研究的时候可以避免外界的干扰，但是在研究中确立的各种规范却可能是沉重的负担，并且这种自主性的获得，是以社会学在公众中的孤立为代价的。(16)作为一门创立之初以实证主义为指导方针、在社会研究中贯彻自然科学方法的学科，社会学的传统包含了价值中立的教条以及被视为科学的研究方法所设的各种规范。这些传统和规范划定了作为专家的社会学家和公共问题之间的距离。公众不可能具有社会学家那样的知识储备，对专业学术知识的追求，必然使得这门学科在公众中缺席。在现代社会中，公共知识分子作为沟通学术与社会的桥梁，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社会学所作的贡献却不多，这显然和市民与专家之间的角色张力有关。
四、公共社会学：社会学的公共定向
在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其最兴盛的时代，恰恰也是危机开始的时代。对科学和专业知识的追求使得社会学偏离了公共的轨道。事实上，公共社会学的提法可以追溯到1959年的米尔斯，甚至更早时候的马克思。米尔斯社会学想象力的目的，便是通过它去完成由个人焦虑到公共问题的转换，公众也不再漠然，而是参与到公共论题中去。1991年赛德曼呼唤社会学理论回归过去曾滋养它的社会冲突和公共讨论。1999年布莱克为拯救社会学开出的药方是走向公众，社会学不能仅仅依靠大学而存在，而需要回归公众。2002年冈斯呼吁更多的社会学家应该成为公共社会学家，对公众发出社会学的声音。(17)
既然一直以来便存在讨论，正如克拉伯格(Kalleberg)所说，他虽然赞同布洛维对公共社会学的提倡，但是担心大家对公共社会学的理解并非一致，比如它可能被“普及”、“公共话语”和“公共启蒙”等概念联系起来，这造成了理解上的混乱。(18)在米尔斯的时代，他通过社会学的想象力批判了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学专注于建立宏大理论和抽象经验主义研究，忽视了对公共问题的关心。1991年，赛德曼批判了误入歧途的社会理论，认为它日益远离过去曾经滋养它的社会冲突和公共讨论，超然物外只与理论家相关，并愈发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1999年布莱克面对的情况是20世纪80年代大学校园的市场化风潮。市场正在侵蚀公共空间，大学校园的运作越来越像一个公司，社会家应该承担批判者的角色，扩大与公众的交流，介入更多的公共问题讨论。2004年布洛维面对的情况则是，引用他那句著名的话来概括——社会学正在向左，而世界正在向右。社会学已经无法把握快速变化的世界。在谈论公共社会学的多样性的时候，布洛维指出，公共社会学的事业就是要使不可见的变得可见，使私人的变成公共的。前者来自对冈斯的继承，后者则是米尔斯社会学想象力的目的。2004年布洛维是以美国社会学会主席的身份，在社会学年会上为公共社会学发言，从这个意义上说，布洛维对公共社会学的贡献显得意义非凡。但是，正如布洛维所指出的，我们对公共社会学越渴望，实现也就越困难。公共社会学首先需要创造公众，其次社会学家自己也应该建构为一个在政治场域行动的公众。布洛维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社会学家和公众之间的沟通机制应该如何建立，他反过来强调社会学家和公众之间的对话正如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19)很难达成，却依然需要发展，乃至最后将社会学的学生当作了潜在的公众，而这正是布莱克在1999年呼吁社会学走向公众并使这一做法制度化的举措之一。
可以肯定的是，布洛维的公共社会学对上述学者都有借鉴。公共社会学并非始自布洛维，也不会终结于布洛维。“公共”一直是社会学的追求，从今天的布洛维到米尔斯，甚至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典时期的社会学家。社会学发展至今，回归传统已成为有前景的方向，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学在追求公共性的时候，必须面对社会学市场化的压力以及社会学家角色张力的双重挑战，这是西方社会学，特别是美国社会学在寻求社会学公共性时遭遇的问题。中国自1978年重建社会学，引进了大批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在接受社会学知识洗礼的同时，我们更应该保持自己的立场和自觉。通过了解公共社会学提出的含义，批判地学习和继承，避免将引进知识变为引进危机。
注释：
①Kai Erikson,Drawing Boundaries,Contemporary Sociology,Vol.18,1989,p.512.
②Michale Burawoy,2004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Presidential Address:For Public Sociology,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Vol.56,2005,p.260.
③Peter Berge,What Happened to Sociology? First Things,Vol.126,2002,p.26.
④Alvin Gouldner,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New York:Avon Books,1970,p.4.
⑤Peter Berge,2002,pp.27～29.
⑥〔美〕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张强、陈永强译，三联书店，2001年，第14～15页。
⑦〔美〕杰夫瑞·亚历山大：《世纪末社会理论》，张旅平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⑧吴小英：《社会学危机的涵义》，《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1期。
⑨〔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33～34页。
⑩成伯清：《走出现代性——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重新定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53页。
(11)Peter Rossi,Saving Academic Sociology,Sociological Inquiry,Vol.69,1999,pp.110～120.
(12)Timothy Black,Going Public:How Sociology Might Matter Again,Sociological Inquiry,Vol.69,1999,pp.257～275.
(13)John Holmwood,Sociology as Public Discourse and Professional Practice:A Critique of Michael Burawoy,Sociological Theory,Vol.25,2007,p.47.
(14)闻翔：《社会学的公共关怀和道德担当——评介麦克·布洛维的〈公共社会学〉》，《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1期。
(15)Steven Seidman,The End of Sociological Theory:The Postmodern Hope,Sociological Theory,Vol.9,1991,pp.131～146.
(16)Scott John,Who Will Speak,and Who Will Listen? Comments on Burawoy and Public Sociology,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Vol.56,2005,pp.406～407.
(17)Herbert Gans,More of Us Should Become Public Sociologist,Footnotes,Vol.30,2002,p.10.
(18)Ragnvald Kalleberg,What is "Public Sociology"? Why and How Should It Be Made Stronger?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Vol.56,2005,pp.389～390.
(19)Michale Burawoy,2005,pp.266～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