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时期史传文学的嬗变轨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汉论文,先秦论文,轨迹论文,时期论文,史传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93 （2000）02—0108—08
先秦两汉时期，是史传文学的萌芽、成长、成熟时期。从总的倾向来看，它的嬗变轨迹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由简单的记事向复杂的写人发展
历史记载是在文字产生之后出现的事情。《周易·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中国最早的文字，当是殷商时期的甲骨文，这是王室占卜的记录，少则几个字，多则百余字。殷商时出现的金文，记事也都简短。到西周时逐渐有了较长的文字，记事较为完整。如毛公鼎铭文长达497字，记述周宣王告诫、 鼓励大臣毛公
的言辞；大盂鼎铭文291字， 详细记载了周康王二十三年策命大臣盂并赐他奴仆之事。这类文字大体上分为记言、记事两类。毛公鼎、大盂鼎以记言为主，属训诰式语言，很像《尚书》中的诰词。记事类的铭文，比起甲骨文记事比较完整，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过程四要素基本齐全。商周时期的历史记载除甲骨文、金文外，最重要的就是《尚书》中的《商书》、《周书》。它们以记言为主，包括誓、命、训、诰等，属政府文告性质。也有一些篇章颇具叙事特点，如《周书》中的《顾命》等。从史传文学发展的角度看，甲骨文、金文记事简短，所以还没有人物形象可言；《尚书》在记事方面有了一定的发展，因而其中个别篇章已有人物形象了。《春秋》的出现，在史传文学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它把甲骨卜辞那种零散的记事变成了一部有系统的著作，将所有事件纳入一定的时间、空间范围之内；而且，事件的主宰是人而不是神，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但它只是一句话的新闻标题，排列出大事年表。由于记事十分简略，我们看不到事件的详细经过，也就看不到人物形象。
在史传文学史上，真正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是《左传》。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的自身价值得到了肯定，人们对历史事件的内在因素有了较全面的认识，因此，大事年表式的历史记载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代之而起的是像《左传》这样完整记事的著作。由于记事完备详细，因而就有了较清晰的人物形象。《左传》最大特点是在叙事中刻画人物形象。如僖公三十二年、僖公三十三年，作者通过记叙秦晋殽之战的过程，刻画出一意孤行的秦穆公、老成持重的蹇叔等形象。僖公二十七年、僖公二十八年晋楚城濮大战，刻画出雄才大略的晋文公、有智有谋的先轸、刚愎自用的子玉等形象。即使小的战争，如僖公二十二年宋楚泓水之战、庄公十年的齐鲁长勺之战，也刻画出迂腐的宋襄公、富有远见的曹刿的形象。《左传》是编年体叙事，一个人的事迹往往由许多片断组成，这些片断就相当于一个典型事例，也能表现出人物个性。有些片断在写故事时有了纪传体的雏形。最为突出的是襄公二十五年、襄公二十七、襄公二十八年的齐国“崔、庆之乱”。崔杼弑齐庄公、庆封灭崔氏、齐诸公子之党灭庆氏是三个紧密相联的事件，故事紧张激烈，波澜起伏，在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刻画了崔杼、庆封两个阴谋家的形象。这种写法，可以说是后来纪传体中“合传”的滥觞。总之，《左传》体现了由简单记事到复杂记事，由复杂记事向初步写人方向发展的演化过程。
与《左传》同期的《国语》，是以记言为主的国别体著作。《鲁语》中的《里革更书逐莒太子仆》、《里革论君之过》等章，生动刻画了一个敢于“以死奋笔”来违抗君命的直臣里革的形象。《国语》虽以记言为主，但也有简略的叙事插入其中。如《周语上》中的《邵公谏厉王弭谤》。当然，《国语》从总体上来说不如《左传》人物形象鲜明，但有些篇章还是很有特色的，如篇幅最长的《晋语》，9卷之中有4卷详细叙述了晋献公及其几个儿子争位的故事，作者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刻画了晋献公、骊姬、申生、重耳等形象，尤其是重耳流亡生活的叙述可以与《左传》相媲美。《国语》中的《吴语》、《越语》主要叙写吴王夫差与越王勾践争霸天下之事，在人物描写方面也很突出，夫差、勾践、申胥、文种、范蠡等形象都很有个性，基本上把记言与记事结合在一起。但从总体上说，《国语》由于是国别体例，一件事往往分为若干段落，而这些段落又缺乏内在联系，所以，影响了人物形象的刻画。
《战国策》在史传文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它也是在记事中表现人物个性。每件事都有相对的独立性，故事完整，且富有戏剧性，因而人物形象鲜明突出。如《邹忌讽齐王纳谏》、《赵威后问齐使》、《鲁仲连义不帝秦》、《触龙说赵太后》、《唐且不辱使命》等。更进一步来看，《战国策》中的许多篇章已经是向着写人方向发展。《苏秦始将连横》，刻画出一个聪明、自信、刻苦、能言善辩而又极力追逐功名利禄的策士形象。《冯谖客孟尝君》选择冯谖为孟尝君收债、使孟尝君复位、固位三件事情，刻画了冯谖长于计谋的形象，如同一篇冯谖传，所以清人浦起龙《古文眉诠》卷13说它“为史传开体”。总之，《战国策》是由简单记事向复杂写人、由编年体的“借事明人”向纪传体的“以人明史”发展的一个桥梁。
汉代司马迁的《史记》，继承了前代史传传统，又进行大胆创新，形成了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形式，它完成了由简单记事到复杂写人的转变。《史记》的产生，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史传发展的必然结果。季镇淮先生认为，春秋战国以来社会急遽变化，“士”的阶层极为活跃，个人的作用显得突出起来了，这给司马迁以人物活动来反映历史提供了历史的前提，而《左传》、《国语》和《战国策》等历史著作中，也往往具体生动地描写了春秋战国时代人物活动的片断形象。这对司马迁历史人物传记，无疑也有所启发。特别重要的是汉王朝已经统治了100年， 产生了一代新的历史人物，更有及时记述的必要。[1]（P116 ）这个分析是精当的。《史记》一书，上起黄帝，下到汉武帝，将3000年历史形象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这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世界，事件的选择完全服从于刻画人物的需要。在《史记》的影响之下，《汉书》也采用纪传体形式，展现西汉一代各个阶层人物形象，成为与《史记》并驾齐驱的著作。
综上所述，先秦两汉时期的史传文学，由甲骨文、金文、《尚书》、《春秋》那样简单的记事记言，逐步发展到《左传》、《国语》、《战国策》那样在记事中刻画人物形象，并向以写人为主的方向发展，再到《史记》、《汉书》，形成了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文学，人物形象愈来愈鲜明，这是先秦两汉史传文学演进的一个轨迹。
二、人物类型由上层逐步向下层扩展
先秦两汉史传文学的发展经历了由神到人的转变过程[2]（P48），这个过程的完成就在先秦两汉时期。由神到人，这是史传文学迈出的第一步。但是，我们不难看出，这些史传中所出现的人物，都是上层人物，人的范围还相当狭小。史传文学中的群体的增大，不仅仅是史传文学本身的问题，它与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密切关系。随着人在社会历史中价值的被认识、肯定，越来越多的不同阶层的人都逐渐进入传记行列。
春秋战国时代，是人们价值观念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最突出的就是人的价值被逐渐认识，人的生命意识逐步改观。当时，郑子产喊出了“天道远，人道迩”[3]（《左传·昭公十八年》）的时代强音， 孔子也有“问人不问马”[4]（《论语·乡党》）的大胆举动， 这些与殷商时期天支配人、马比人贵（“匹马束丝”可以换取五名奴隶）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时，孔子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4] （《论语·子罕》）对个体人格的追求，也体现出人的尊严。到孟子，更是追求一种“大丈夫”式崇高人格，以至升华到最高阶段——“舍生取义”。孟子还提倡人们之间应该互相尊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5]（《孟子·梁惠王上》）。 对残酷的君主大加指斥，称桀纣为“一夫”。庄子也在追求人格的独立，“无君于上，无臣于下”[6]（《庄子·至乐》）是他的理想， 荀子在当时提出“制天命而用之”[7]（《荀子·天论》）的思想更具有进步意义， 把人突出到相当重要的地位。以上所举，旨在说明春秋战国时代人的地位明显提高。正因此随之而起的史传文学，也已注意到了人的活动。在人的类型方面，它大大超过了前代的历史记载，从周天子到诸侯王，从诸侯王到卿大夫、外交家、商人，甚至于妇人，形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春秋时代，周天子名存实亡，“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一统局面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形势所改变，所以，《左传》中的周天子只是一个挡箭牌，各诸侯国的活动成为《左传》的主体。诸侯之间你争我夺，都想称霸天下，所以，《左传》以大量篇幅写了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等霸主的活动。到了春秋中后期，诸侯国内部也在进行激烈斗争，大权逐渐落到卿大夫的手里，因而《左传》又特别注意写了鲁国三桓、齐国的陈氏、晋国的六卿专权情况，勾勒出“政自大夫出”的形势。而这些卿大夫之间，又激烈争夺。春秋时代，各国内部矛盾复杂，出现了一些著名的政治家，他们的活动也引起了《左传》作者的关注，如郑国的子产、齐国的晏婴、晋国的叔向等，都是《左传》重墨所写的人物。而当时战争不断，外交活动也十分频繁，所以《左传》中就有许多军事家、外交家，他们或在战场上驰骋，或在各国之间穿梭往来，使《左传》中的人物显得丰富多彩。即使一些下层人物如“竖”、“寺人”、“侍人”等也有不凡的表现。庄公八年记载，齐襄公时，公孙无知作乱，侍人费、石之纷如、孟阳三位小人物都为保护齐襄公而死。《左传》中还有许多妇人形象，如隐公元年郑庄公母亲姜氏、僖公四年晋献公宠妃骊姬、僖公二十四年叔隗、季隗、齐姜氏（重耳妻）、僖负羁之妻、赵衰之妻、介之推之母、闵公二年的许穆夫人等等，给《左传》增色不少。
战国时代，是一个巨变的时代，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士，这一阶层特别活跃，成分也比较复杂，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中把它划分为四种类型：学士、策士、方士或术士、食客。最能体现这些人（尤其是策士、食客）纷繁活动的史传是《战国策》。它的产生，又把史传文学向前推进了一步。人物的类型更丰富，小人物也更多。在这些人物画廊中，上有“年九十余”的白发老人唐且，下有“年方十二”的髫令稚子甘罗。有朝秦暮楚、到处游说的政客（苏秦、张仪之流），也有不畏强暴的高义之士（鲁仲连等人），既有以养士出名的贵族公子，也有鸡鸣狗盗、引车卖浆之徒，还有那些嬖臣宠姬，游侠刺客，充分体现了战国时代的特征。从中可以看到，随着社会的剧变，天下已成为“士”的天下，只要有才能，就能受到各国诸侯的重用，这些人对事件的发生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史传作品在扩大人物类型方面具有首创之功的话，那么，《史记》则是后来居上，超越前代。历代的帝王，贵族，各种大小官僚、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经学家、说客、策士、刺客、游侠、商贾、卜者、俳优，都涌现在司马迁的笔下。《史记》描绘出推动历史巨轮的人物形象以及他们的思想与行动。司马迁给历史人物立传，有明确的标准。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扶义俶傥，不令已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他不只着眼于社会地位，更重要的是看他的社会作用，正因此，那些虽有高官厚禄、但对社会毫无贡献的人也不能入传。《张丞相列传》后面，作者附列了陶青、刘舍、许昌、薛泽、庄青翟、赵周等好几位丞相的名字，这些丞相虽然“列侯继嗣”，但他们“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因此，未被列入传记之中。相反，一些社会地位低下，但有一技之长，或对社会有突出贡献，或在当时有某种代表性的人物，如医生、商人、刺客、游侠等等，却载入史册，并对这类人的精神、品质进行称赞，表现出卓越的见识。再如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把陈涉与汤、武、孔子那样的大圣人并列。在《陈涉世家》中，完整记述了陈涉在灭秦过程中的历史作用，这样的见识也是非凡的。
《汉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不像《史记》上下3000年人物类型那么丰富，但作为一代之史，它把西汉一代上下各阶层的人物基本上都展现出来了。本纪记西汉一代12位国君（包括吕后）；列传从秦楚之际的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写起，一直到王莽篡权。其中楚汉战争以及汉初至武帝时的人物，大都与《史记》相同，但有些地方与司马迁的思想大不一样，如同样写游侠人物，司马迁对游侠予以肯定，班固则认为游侠“不入于道德”，说他们“以匹夫之细，窃生杀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同样写货殖人物，班固则把衰世之敝归罪于货殖。由于《汉书》的目的在于“宣汉”，所以，除了与《史记》相同的《儒林》、《循吏》、《酷吏》、《外戚》以及民族史传外，班固特别注意忠于汉室的功臣人物。《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就是他列举的汉代人物的“群芳谱”：
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
，其余不可胜纪。……孝宣承统……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将相则张安世、赵充国、魏相、丙吉、于定国、杜延年，治民则黄霸、王成、龚遂、郑弘、召信臣、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严延年、张敞之属，皆有功迹见述于世。
通过这段论赞，我们不难看出《汉书》的人物类型。班固也正是通过这些人物，以显示汉帝国的强大生命力。因此，《汉书》作为一代之史，从人物类型方面看，也是值得肯定的。
从以上发展线索可以看出，史传文学在摆脱了神人杂糅的状态之后，不断地向人靠拢，又不断地向各个方面伸展，史传文学中人的群体不断地增大，表现了人类生命活动中各种人的各种生命现象。传记，不再是神话和传说，也不再是神与人交织的网络，而且，也不只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它成为整个人类所拥有的一个生命的载体。这个载体与每个时代的社会历史有密切的关系，与每个时代人对自身价值的认识也有密切的关系。反过来，我们可以从传记这个生命的载体上看到每个时代的社会土壤和人对自身价值的认识。
三、作者感情由隐而显
早期的史官，对天及天子非常敬畏。史官只能毕恭毕敬地记录天子的行事，不可能表达个人的思想感情，甲骨卜辞不用说，即使《尚书》亦是如此。
春秋以后，随着社会的变革，神权、王权思想受到冲击，史官有了一定的独立意识，即使杀头，也要记下历史的真实面貌。齐国大夫崔杼杀死国君，太史记载“崔杼弑其君”。崔杼杀了太史，太史的两个弟弟仍然这样写。南史氏听说太史兄弟被杀，执简而往。听说已书载此事，才放心回来。足见史官已有了强烈的独立意识。《春秋》一书已具有了作者的思想感情，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与情感寄寓在每一个字上。司马迁曾指出：“（《春秋》）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8]（《史记·孔子世家》）。由于《春秋》褒贬感情体现在每一个字里，所以，显得比较隐蔽。后来的史传，大都继承了这一传统。
《左传》、《国语》的思想感情总体上也是寄寓在叙事之中，但比《春秋》要明显得多。读者能从叙事中感受到作者的情感。尤其是《左传》，在春秋争霸的时代，对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等霸主都有赞颂之情。作者对于历史人物的褒贬有时用当时人及后人的评论来体现。郑子产执政时，大胆改革，刚开始遭到人们的非议。三年之后，卓有成效，众人颂之。传中先后用“舆人诵之”来体现子产在当时的胆识和声誉。作者有时也直接站出来，旗帜鲜明地以“君子曰”表明自己的褒贬态度。如宣公二年“郑败宋师获华元”章，战前华元杀羊食士，未及羊斟。因此，在战斗中羊斟故意捣乱，驱车深入敌阵，使这次战斗失败。作者评论说：“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败国殄民，于是刑孰大焉！诗所谓‘人之无良’者，其羊斟之谓乎？残民以逞！”贬抑之意溢于言表。而隐公四年石碏“大义灭亲”、襄公三年“祁奚荐贤”，作者则以“纯臣”、“能举善”大加表扬。《左传》这种褒贬人物的方式，对后代史书产生很大影响。
《战国策》大部分篇章的褒贬感情已趋明显，而且很有份量。明君贤臣、高义之士受到热情洋溢的歌颂；昏君佞臣、谲诳之士受到无情讽刺。燕昭王求贤若渴，筑黄金台招纳人才，复兴国家；赵威后问齐使，以民为本；鲁仲连宁赴东海以死而义不帝秦；唐且出使强秦，义正辞严，不辱使命；颜斶不畏权势，不图享乐富贵；荆轲赴秦，义无反顾。这些都是作者极力褒扬的人物。齐闵王、燕王哙、楚怀王等，则是作者讽刺的对象，他们或者残害忠臣，以致众叛亲离，国亡身死；或者想重演一幕尧舜禅让的历史闹剧，结果自取灭亡；或者昏庸无能，慑于强秦之威，受欺于说客，身死他国，为天下笑。《秦策二》对宣太后欲用幸臣魏丑夫殉葬的记载，不仅表现了统治者的蛮横、荒淫，也暴露了古代社会罪恶的殉葬制度。《战国策》对人物的褒贬，或从字里行间体现出来，或是在篇末用“君子曰”评价，或是借别人之口来说话，或是用概括性语言写出事件的重大影响。《触龙说赵太后》章用子义的话表达了作者的思想：“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犹不能恃无功之尊，无劳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邹忌讽齐王纳谏》章结尾用“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来称赞齐威王纳谏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史记》中的作者感情不再是隐蔽式的，司马迁将自己的全部血泪灌注在作品中，因而感情色彩非常浓厚，鲁迅先生称之为“无韵之《离骚》”不为过分。《史记》的爱和憎以及抒情韵味，既得之于史家秉笔直书之传统，也行之于屈原之骚情，正如刘熙载《艺概·文概》所说：“太史公文，兼括六艺百家之旨。第论其恻怛之情，抑扬之致，则得于诗三百篇及《离骚》者居多。”因此，《史记》既是第二部《春秋》，也是第二部《离骚》。司马迁的爱憎感情深深地渗透在历史人物的刻画上，几乎每篇都是基于一种感情去写的，整部《史记》，处处时时都有司马迁这个抒情主人公的存在。[2]（P109—111）对此，拙著已有详论，不再赘述。
与《史记》相比，《汉书》的感情色彩较为轻淡。《后汉书·班固传》云：“若固之叙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所谓“不激诡，不抑抗”即不偏激、不任意抬高或压低之意。《汉书》基本上以客观叙述为主，不动声色，因此，史传文学中的感情色彩到《史记》达到高潮后，又出现了新变化，作者感情由明显转向了隐蔽。固然，这样有利于客观记载历史，但同时也就削弱了文学的力量。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多方面原因：从时代氛围来看，班固时期儒家思想已成正统思想，个人思想受到禁锢，不可能像司马迁那样发表一家之言；从写作目的来看，班固是要为巩固王权而服务，因此，激烈批判的味道没有《史记》那么浓了，对于帝王将相大都采用歌颂态度；从作品来看，班固更注重历史文献材料，收载经世之文，因而不大动情。当然，《汉书》中也有些篇章感情充沛，如《李陵传》、《苏武传》，清人赵翼《廿二史劄记》说：“《史记》无《苏武传》，盖迁在时，武尚未归也。《汉书》为立传，叙次精采，千载下犹有生气，合之《李陵传》，慷慨悲凉，使迁为之，恐亦不能过也。”《汉书》对人物的感情虽较隐蔽，但每篇后面的“赞曰”也可以看出作者的褒贬态度。如《王莽传赞》：“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涂，俱用灭亡。”作者对王莽深恶痛绝之情于此可见。《文帝纪赞》：“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所以，《汉书》虽然感情不外露，但我们把传记、赞曰和《叙传》结合起来，就可以解班固对人物的感情态度了。
四、风格由简朴、单一向纵恣、多样发展
史传著作在它的萌芽初期，由于记事简略，所以，风格简朴而且单一，《尚书》及《春秋》就有这样的特色。
《左传》开始，史传著作文学性加强，风格也有了变化。它将《春秋》经文的一句话，发展为一段完整的故事。有些篇章相对独立，在叙事中刻画了人物形象。尽管也有简朴的风格，但总体上向着纵恣、多样化发展。以写战争而言，一些小战如庄公十年齐鲁长勺之战，宣公二年宋郑大棘之战（郑败宋师获华元）等，由于战争本身没有牵连更多的人和事，所以，写得简练，风格质朴。而一些大战情况就不同了，由于参战国家多、矛盾多、人物多、乃至于时间长，所以，作者在描绘时，尽可能写出各方情况，以揭示战争的因果关系，因而呈现出纵恣、开拓的风格。如僖公十五年秦晋韩之战，僖公二十七、二十八年的晋楚城濮之战，僖公三十二、三十三年的秦晋殽之战，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成公二年齐晋鞍之战，成公十六年晋楚鄢陵之战等，作者的视线在关注交战两大国各自的内外情况时，还特别留意其他与战争有关的国家的活动，并且注意在战争的叙述中刻画人物形象。以写人而言，《左传》也呈现出多样风格。或紧张激烈（如在战争叙述中写人），或波澜起伏（如重耳走亡等），或疏密相间（如子产从政的许多片断），或冷热相济（如郑伯克段于鄢，前半部分隐含杀机，后半部分则雨过天晴），或艳丽（如写国君的荒淫无耻），或冷峻（如写宫廷内争权夺利之事等）。总之，风格因人、因事、因地而异。以说话人的语言来看，也是风格多样，或委婉含蓄（如僖公三十年烛之武退秦师）；或针锋相对（如僖公四年齐伐楚盟于召陵）；或义正辞严（如成公十三年吕相绝秦）。虽都属于外交辞令，但不同的言辞体现出不同人的面貌。
《国语》风格总体上不像《左传》丰富多彩，但它也由简朴向纵恣发展，尤其是《晋语》、《吴语》、《越语》等，风格独特，既有古朴之风，又有宏肆之气，避免了单一风格。
《战国策》记载战国时代策士们的言行，此时，人们思想活跃，不受传统约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遮不掩。纵横家到处游说，或合纵，或连横。因而，《战国策》呈现出纵横驰骋的风格。或大肆铺陈，如苏秦、张仪游说各国时，“大王之国，东有……西有……北有……南有……”，一一铺陈，显示出该国的强大；或极力夸张，游说家每到一处，把该国国君夸得伟大、英明，以使他们的合纵连横策略得以实行；或在激烈冲突中展示人物性格，如聂政、荆轲等刺客，仗义行刺，气魄豪迈，显示出不可屈服的威力；或唇枪舌剑，反复辩论，如鲁仲连义不帝秦、虞卿折楼缓，等等；或如赵威后问齐使，一口气连问十几个问题，形成畅达的气势。《战国策》在纵横驰骋的总体风格下，又有一些委婉细腻之风格，如邹忌讽齐威王纳谏、触龙说赵太后等。
司马迁的人物传记，继承了先秦史传文学的优良传统，又有新的发展。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汉代鼎盛时期，汉武帝雄心勃勃，不可一世，其《求茂材异等诏》就是一例：“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驰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君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气度可谓不小，司马迁受时代的感染，也颇有雄心壮志，想实现建功立业的宏愿。但是，由于为李陵辩护而受宫刑，奇耻大辱，令人心寒。这样的时代，这样的遭遇，使司马迁对四种人特别注意：一种是建功立业、扬名后世的人，二是“隐忍就功名”的“烈丈夫”，三是那些想作为而不能的悲剧人物；四是那些处于社会下层但却有奇特事迹的奇人，如游侠、刺客等。正因此，《史记》人物传记呈现出雄奇奔放的风格，但又不局限于一种，而是多姿多彩。宋代的马存曾结合司马迁的经历对《史记》多样化风格进行了概括：“其文奔放而浩漫”，“停蓄而渊深”、“妍媚而蔚纡”、“感愤而伤激”、“雄勇猛健”、“斩绝峻拔”、“典重温雅”。[9]（P12）清代桐城派代表人物刘大櫆《论文偶记》用“奇”、“大”、“远”、“疏”、“变”来称赞《史记》风格。他们的评论很有见地。总之，由《左传》开创的史传文学风格到《史记》这里蔚为大观，后人很少企及。
《汉书》人物传记以细密周严见长，在《史记》风格之外，以繁富凝重另辟一条蹊径。刘知几《史通·六家》曾评说：“言皆精练，事甚该密”。《霍光传》、《王莽传》足以代表这种风格。《霍光传》写霍光一生，他一方面对汉朝忠心耿耿，具有安定社稷之大功，接受武帝遗命，废立昌邑王，辅佐汉昭帝，谨慎小心，不失分寸；另一方面权欲薰心，在主持朝政的二十多年里，子弟姻亲皆为朝廷显贵，即使皇帝对他也“虚已敛容，礼下之已甚”。传记还写了他与上官桀等人的斗争以及死后霍家的败亡过程。整个传记波澜起伏，极为细腻。《王莽传》不仅是《汉书》，而且是整个正史列传中最长的一篇（约4万字）， 由王莽年轻时“折节为恭俭”写起，直到篡权、被杀，展示极有个性的大奸巨滑的形象。清人李景星《汉书评议》评此篇说，全篇围绕“以诈立心”来写，分三个层面：“外交英俊”、“内事诸父”、“匿情求名”。“而又每叙一事，前必有提纲，后必有收结，绝无平铺直叙之弊。更步步昭应，处处点醒，如常山之蛇，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位，击中间则首尾俱应，是以篇幅虽长，读之者不厌其烦。”以此可以看出《汉书》详赡严密的风格。《汉书》语言以凝炼见长，并喜欢用古字，而且向着骈偶方向发展，尤其是传后的赞语，改变了《史记》那种参差不齐的长短句，大都由单而复，整齐划一，这对后来的史传论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先秦两汉史传文学的风格，由简朴而纵恣，由单一而多样，篇幅由短而长，文辞由简趋繁，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文学本身发展的结果。
以上我们分四个方面论述了先秦两汉时期史传文学的嬗变轨迹。由这个轨迹可以看出，在文学自觉时代到来之前，文学与史学杂糅一体，史学著作中文学色彩不断增加，人物形象愈来愈清晰，这与魏晋以后的史传文学发展是不大一样的。
收稿日期：1999—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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