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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执行 张成龙
双面中影
成为一家优秀的国际电影公司有多难？
在中国电影集团公司（下称：中影）成立后的第7个年头，中影董事长韩三平开始体验个中滋味。
1999年2月，在广电总局的主导下，原中国电影公司、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中国电影器材公司、电影卫星频道节目中心、北京电影洗印录像技术厂、华韵影视光盘有限责任公司等8家单位组成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凭借国家的行政力量，合并后的中影，随即从单纯的电影发行公司变身为业内拥有最完整产业链条的电影公司。
2007年初，此前是中影集团总经理的韩三平升任集团董事长。上任伊始，这位老电影人提出中影的“六面出击”，要在“制片、制作、营销、发行、院线、后期开发”六大环节锻造竞争力。同年，这家长期以来“整而不合”的集团公司，开始业务整合，并宣布重启集团上市计划。
不过，在此之前，中影需要先回答的是：成为一家纯粹的电影公司有多难？
“长子”
作为中国电影产业中唯一的“国家队”，中影集团拥有众多优势资源。但正如家中的嫡长子，在拥有“家产继承优先权”的同时，往往要管教弟妹，行使部分家长的职能。这就决定了中影很难期望得到跟上影、西影等“地方队”一样的自由度，更无法与华谊兄弟、保利博纳这样的“俱乐部队”相比。
2005年，中影曾经谋求在香港主板上市，被有关部门叫停，原因是“文化安全”。对中影而言，“文化责任”的影响并不止是体现在这次上市之中。
对于中影而言，公司的目的并非仅仅只是“为股东创造利润”，而公司的概念也并非仅仅是“创造客户”的组织体。如何平衡公司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对民营电影公司和国外同行来说不算问题的问题，对于中影集团来说，却是决定进退速度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中影内部，长期存在一套独特的“会计制度”。2004年，开始实施一套影片效益的综合考核标准，这是中影集团的CFO姜涛的创意。在这套标准中，判断一个影片的效益采用“票房+社会效益”的计算方式。
“我们将获得政府及协会的各种奖项量化成创造的收入，你获单项奖我给你算多少钱，你获金鸡奖我给你算多少钱，得最佳演员、最佳导演奖算多少钱，这套体系都有详细指标。”按照这套办法，票房亏损了100万的影片，如果获得了相当于100万的政府奖，就算是没有亏损，如果被海外公司花10万买了版权，按照鼓励输出的政策，这个收益可以算成20万或30方。当时得到了公司的认可。
“这些毕竟都给中影集团创造了社会效益，创造、树立了正面的影响。”姜涛补充道。
除了“文化责任”外，中影集团全资子公司中影新农村数字电影发行有限公司（下称：中影新农村）、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电影进出口分公司（下称：电影进出口分公司）等机构，还代表电影局承担着部分行政职能。中影新农村负责代表电影管理局购买农村题材电影，再交由国家电影数字管理中心推向农村市场，电影管理局副局长毛羽告诉记者，电影管理局2007年拨给中影新农村的经费是300万元人民币，2008年会提高到500万，“每年基本上维持刚刚好够的水平”。所以这部分业务，目前没有太大的盈利可能。
而电影进出口分公司则垄断了每年20部国外影片的进口权，则让中影拥有“超越竞争”的优势，例如国外电影公司更倾向于选择中影作为合拍片的中方合作者。在某种程度上说，由一家电影公司负责进口的做法有其道理所在，一名中影的员工告诉记者，“在台湾，只要美国大片商一来，台湾的院线老板们就都到飞机场排队欢迎，争取获得发行权。现在美国片商到大陆来，得乖乖打着出租车到中影门口，如果有了竞争，美国大老板的肚子就挺起来了。”
事实上，行政垄断从来不会成为一家公司可持续的竞争力。中影的垄断优势，存在被削弱的风险。毕竟，在2003年8月，继中影之后，国内第二家拥有进口影片全国发行权的机构——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挂牌成立。而在去年，中影集团在数字院线独家经营权的垄断地位也宣告结束。
这些问题，随着韩三平宣布在2007年重启中影上市计划而重新摆上了台面。据了解，目前各相关机构已经进驻中影。对于韩三平此举，易凯资本首席执行官王冉的理解是韩希望借助上市带来的外部推力完成对集团内部的体制改革。那么，双面中影将如何厘清包括制片在内的、各个环节中重叠着的官商身份？
“我们是集团整体上市。但是合拍业务不能上、进口业务不能上、电影频道不能上。”对于上市，姜涛不愿意透露更多的信息。
资“识”
2002年，姜涛从中影全资拥有的电影频道，调回总部任财务总监，在主管集团财务的同时，还从当时的分管制片的集团副总经理韩三平手中接过了一个任务，就是主管中影旗下的5家制片公司。用他的话说，在此后的五年里，他用“80%的时间在制片，20%的时间在管财务。”如今姜涛是中影的CFO。
事实上，与其说姜涛“制片”，不如说姜涛“引资制片”。
2003年开始，中国开始文化产业改革，尝试推行多元化股权结构。通过政府主导而诞生的行业旗舰中影集团，首当其冲要成为变革急先锋。1999年成立以来，规模庞大的中影集团一直处于“整而不合”的状态，毕竟原来的8家单位各有历史。“合并之前，北影厂、中影公司、童影厂、合拍公司就都有制片能力，合并之后，一是鼓励产权结构多样化，二是作为国有企业还要考虑到人事安排，所以就将这些制作部门变成了并行的5个制片公司。”姜涛说。除了四家电影制片公司以外，北影厂的电视剧制作部单独出来，成为了第五制片公司。
引入多元资本，无疑可以推动实质性的整合。同时如果引资得当，也将解决资金不足和管理僵化的问题。
不过，事后诸葛地审视这段变革历程，可以说，站在起点就能望见终点，中影并没有系统地论证引资的战略目标和执行方案。
5家制片公司成为引资试点。当时的中影集团管理层决定，让旗下的五大制片公司自行寻找并吸纳新的股东，上报集团批复。此后，包括中信国安、央视远图、鹿泉市第二建筑公司、四川峨影在内的来自各个行业的十余名股东进入了中影的制片业务。
一时间，中影集团内部出现群雄逐“资”的格局，引资路径，则五花八门。其中第二制片公司引进的是鹿泉市第二建筑公司的投资，而第三和第四制片公司，则牵手国际电影大亨。
姜涛代表集团亲自接洽的，是中影旗下的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下称：儿影）和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下称：合拍公司）的合作方，也就是第三、第四制片公司的合作方。儿影的合作对象确定为专门从事动画制片的加拿大英瑞奇集团(EAE Group Inc.)，成立了中影动画产业有限公司，理由是当时中影没有自己的动画部门，必须依靠国外的技术和力量。而为第四公司引进的，则是引资改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合作者——来自美国的华纳集团和浙江的民营企业浙江横店集团。注册资本800万美金的中影华纳横店影视公司的产生，则更多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姜涛最基本的判断是，“三方都拥有不错的资源”。
“当时的谈判很有意思，华纳方面，英语说得很快，中文比大山还好；横店的代表说浙江话，比外语还难懂；他们都可以在桌上讨论，只有我们说什么他们全能听懂，讨论时只能躲到门外去。”姜涛笑道。虽然“语言”不通，但却目的明确。
“华纳希望通过跟中影的合作打入中国市场，在他们看来中国是美国电影唯一没有染指的地方，我们之间签的是排他协议，横店则希望通过合作向上游延伸。”姜涛说。而作为中影，除了通过改制带来活力外，还希望能够通过华纳打入海外市场。按照合同，中影、华纳、横店之间的股份比例是4:3:3。“这在当时成为业内的重点新闻，还受到了政府的表彰。”姜涛说。
但即使如此，改制后中影集团的制片业务“经济方面考量都不是很理想”。
以中影华纳横店为例，合资后的大制作——《面纱》，票房惨败。单笔1480万元人民币的投入，最终只回收了80万。在合资公司内部，三个股东都有权推荐影片，是否立项，要靠投票决定。“《面纱》的问题出在故事不吸引人。当时中影已经推荐过几个项目，三方都同意，效益也不错。随后华纳方面推荐了《面纱》，虽然包括韩总在内，我们都觉得不太好，但还是通过了。”姜涛解释道，这主要是出于希望合作继续的考虑。最终票房证实了中影的市场判断。
对市场的不同理解只是合资公司遇到的问题之一，此外，股东间在主旋律影片的投入上也存在分歧；更重要的是，合资后的5家制片公司规模都在20人左右，虽然编制不大，但都分别配有发行和市场部门。虽然背靠中影集团的大树，但是与攥指成拳的华谊兄弟等民营公司相比，力量相对分散。特别是2005年起中影开始涉足包括《投名状》等大片的拍摄时，更大的投入和更长的周期让规模较小的合资公司难以控制，而更大牌的合作者也希望能够直接跟中影集团对话。
在赵海城看来，上述因素客观地促成了制片分公司的产生。
变阵
2007年年初，中影华纳横店影视公司总经理赵海城被召回中影集团总部，此前，这家成立于2003年的合资公司刚刚投资拍摄了宁浩导演的《疯狂的石头》，不到300万的投入带来逼近2000万的票房，创造了小成本商业片的票房奇迹。
随后，韩三平将集团策划部、制片部、制片财务处三个部门整建制建立了中影制片分公司，全面负责中影集团的制片任务，赵海城被任命为制片分公司总经理兼总经理助理。
“权责更加明确，力量更加统一，是当时决定成立制片分公司时的基本目的。”中影集团总经理助理兼中影制片分公司总经理赵海城告诉记者。
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制片分公司的成立，都可以视为中影改变公司治理结构的代表性举动。这可以从细节中得到印证，例如，前文提及的姜涛所设计的绩效考核标准，将不会在制片分公司中推行。因为“制片分公司是在集团的整体产业链中的，它的效益要通过后面的营销和发行实现，对制片分公司的考核要纳入集团产业链的角度的。”
“我特别明白，成立制片分公司，是集团希望找到一个打板子的人。”赵海城笑道。制片分公司成立之前，合资公司的影片创作生产不同流程，分别由集团的三个不同管理部门负责，其中，策划部管剧本，制片部管生产管理，制片财务处管资金投放和资金安全。小项目尚可，大项目做起来，就难免会出现扯皮、权责不清的现象。
“本身按照这个产业的规律，业务就是有交叉，比如，你很难说立项是策划部管还是财务处管，作为职能部门大家可以推脱。但成立了制片分公司，对不起，就是你制片公司管，集团领导找下来，总不会找到发行公司去。”赵海城笑道。“现在要是出了问题，可以直接找分公司，找赵海城。”
不少中影的员工习惯将制片分公司叫做“第六制片公司”，但是对于中影集团而言，分公司的位置显然不止是“第六”而已。虽然韩三平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那些以前参股的制作公司，中影的影响力将只限于董事会层面，有好的项目中影还是会投资。但是据一合资公司负责人表示，制片分公司成立后，已有至少三家合资公司以效益不佳，不希望影响集团上市为由，申请解散。除中影动画产业有限公司外，由于华纳方面收缩其在中国的业务，目前仍有项目运作的中影华纳横店也不排除解散的可能。
“九龙治水不如一条龙呢。”面对原合资公司人员是否会编入新的制片分公司的问题，姜涛如是回答。
协同
“随着电影产业本身的发展和集团发展思路的明确，去年中影专门成立了营销分公司。每一部电影从立项开始，营销分公司和发行分公司就会直接参与进来，什么阶段要送给对应部门看，什么阶段要把相关团队召集起来讨论，都形成了固定的流程。让各方的利益达成一致，找到最佳的契合点和方式。”在2007年中影投资的两部商业大片《投名状》和《长江七号》中，营销的作用已初步显现。
“衡量一个公司的制片能力，主要有三个标准，要与一流的创作人员有比较稳定的合作、再有就是完善的管理体系。还有就是他的制片力量得益于他的营销发行等环节的支持，如果把产业链上的其他环节放弃的话，中影的制片力量也会受到影响。”赵海城强调。“从项目开发到后面的发行，中影集团的优势就是我们的优势，无论是原创还是合拍，后面有一整条产业链在支持我们。”
对于中影集团的核心竞争力，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兼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尹鸿做出的判断代表了行业内大多数人的看法：“中影是国内最好的电影公司，产业链非常完整，天时地利人和。”无疑，在电影这个极为需要上下游协动能力的产业中，完整的产业链至少意味着更大的主动性、更强的话语权、更低的成本以及更小的风险。
如果说完整的产业链是合并给中影带来的最大好处，那么，中影集团过去18个月中在制片、制作、营销、发行、院线、后期开发六个环节的诸多举措，则是试图通过公司组织架构改革，让这个链条变得更加牢靠。其中较为关键的，就是在各个环节上成立直属集团、权责明确的分公司。
用韩三平的说法，中影目前在做的，就是“把中国电影集团公司从原来的‘大’做成‘又好、又大’，这恐怕是我们追求的一个基本目的。”
电影大亨华谊兄弟的商业蒙太奇
如果不出意外，在即将登陆A股的上市公司中，或许最风光的一刻将会留给两位年龄相差十岁的兄弟。尽管他们的公司最终市值可能远比不上很多国有企业，在A股所有上市公司中也将位列中小型，但由于其身处在中国最活跃、最有潜力的娱乐产业，必将迎来更多的镁光灯和喝彩。
但对于将要到来的这一刻，主角王中军和王中磊似乎并没有特别的期待——前者认为这只是公司的一种选择，而后者也只是将之当作公司发展中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相反这两兄弟更加看重的是下一部电影、下一部电视剧的拍摄和制作。
或许，这种相对冷静的态度有其道理。事实上在华谊兄弟传媒集团之前，已经有内地对手在资本市场道路上走得更远。今年7月，橙天娱乐通过收购香港老牌电影公司嘉禾近90%的股份，而间接成为内地第一家娱乐业上市公司。而在华谊兄弟之后，同样涉足影视投资和制作的光线传媒也在重新筹划上市之路；老对手新画面影业则在筹划下一部作品。此外，其他影视制作类公司也在资本的推动下迅速成长，比如靠电影发行起家的保利博纳就得到了红杉投资的青睐。
在这种“前后夹击”的情况下，关注公司和产品本身自然是比单纯注重资本市场更为理性的做法。作为中国内地成名最早的民营传媒公司，华谊兄弟也的确有足够理由让自己的整体表现而非只是某一方面超越同行——它是中国最早有意识以投资方式进入电影行业的民营公司，很多作品足以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代表作；它同样也是最早进行资本运作的传媒公司，同时也将公司实行集团化运作，旗下的子公司有华谊兄弟广告、华谊兄弟影业投资、华谊兄弟文化经纪等六家，涵盖了产业链上影视投资、经纪、广告、发行、音乐等各个环节。
先知先行和多方位布局的做法，无疑让外界有意识地将华谊兄弟视为中国娱乐行业的代表者。事实上，正是华谊兄弟的早期对贺岁片市场的投资和开发，才逐步改变了中国电影行业单一由政策主导的模式，中国电影也开始注重“档期”的概念。另一方面，在政策开放的前提下，由于华谊兄弟的成长过程也伴随了资本的力量，因此一批批新的资本也开始关注这个行业，并将中国电影乃至娱乐产业视为下一个金矿。
因此华谊兄弟没有理由停下脚步。在过去三年，华谊兄弟已连续保持100%的增长率， 占据了国内制片市场40%的份额、电影发行市场30%的份额。2007年税后利润近1亿元人民币。现在华谊兄弟还在全面扩大业务规模。比如其成立的影院投资公司，将首轮斥资约5亿元人民币在国内一线城市进行影院建设，到今年年底就将有2至3家影院开幕。在此之后，公司还将继续追加投资，对二线城市进行开发。
此外，华谊兄弟还将于今年投资3亿至4亿元人民币于电视剧制作领域，旨在实现内容多元化，扩大企业规模，完善资金链。
“谦虚归谦虚，华谊兄弟不光是拍了些好电影，还在中国电影行业、文化行业走在前面，也为他人铺了路。”王中军对记者说。
影响力第一
现在，王中军会在每天的中午前后抵达他丰联广场的办公室，坐在自己颇有些富丽堂皇的沙发上看报纸——“这沙发时间越久坐着越舒服”，他说。他的短发梳得根根支棱起来，看上去很是精神。尽管戴着金属框眼镜，但是没有衬出太多文质彬彬的气质，反而越发难掩身上的江湖气，讲话慢条斯理，语气和面目肌肉都有一种坚硬的感觉。他已经连续在这个办公室坐了11年，翻看秘书放在桌上的报纸。他说自己的大部分工作都不是在办公室完成。从他每天早上5点后起床，游完泳，浑身一激灵开始，这些工作就散落在电话中、饭桌上、咖啡馆内和他的宝马车上等待他。
王中磊则把自己的办公室搬到了机场附近的一大片树林中。他每天要在自己办公室内召开无数会议，拨打无数电话，他的助手说，他每天只能睡5个小时。在为本刊拍摄照片的间隙，他一个人坐在摄影棚内的沙发上，低着头皱着眉头在拨弄手机，衣着入时，英俊但有些腼腆。我问他在公司里面做什么，他开始大笑，对他的助手说：“你说我应该怎么告诉他……我，什么都做……”他后来说他发现自己的名片后面可以印上一系列头衔，在总裁这个职务的后面，可以列上从媒介公关到市场推广的一连串职务。
手机和电脑是王中磊最重要的工具。“我最离不开的就是电脑，我每天都要处理很多电子邮件。”王中磊说。但是王中军则完全不用电脑。每天他到办公室之前，王中军的秘书都会帮助自己的老板把他要看的网页在电脑上打开，以便王中军只需要动动鼠标就可以浏览网页。同事，包括中磊发给他的电子邮件，秘书则要打印出来交给中军看。
王中磊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方法是开会。和大多数老板一样，在会议上，中磊是一个激情四溢的演讲者，会议的大部分时间可能都是中磊在宣讲。而中军则对开会厌烦透顶。“他是一个非常不喜欢开会的人，更不喜欢把会开得很长。他从来没有主动要求和我开过会。每一次我叫他开会，他基本上只参加前40分钟的会议，如果他觉得会还会继续开下去，他就走了。”王中磊说他哥哥。
对于中国公司而言，华谊兄弟去年1亿元的利润不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但是王氏兄弟所获取的影响力和占据的公众注意力资源却是惊人的。他们投资拍摄的电影和电视剧人们大都耳熟能详。王中军很自信地说，华谊投资拍摄的电影中，不乏有能够写入中国电影史的作品。媒体的载体正在悄然轮换，一家影视公司占据着更多的眼球和注意力，而不是其他的大众媒体形式。
因此王中军可以说，华谊的所有资源都可以拿来换钱，从它的明星资源到品牌甚至某个城市在电影画面中的一次出现。以正在拍摄的贺岁片《非诚勿扰》为例，“去杭州拍政府给钱，去海口当地也给钱……海南省领导跟我吃饭，说中军你一定要改到我们海口拍，我说我改不了了。我们跟杭州合同也签了，钱也付了，”最后实在没办法，王中军说，“那我们加一句台词，让舒淇说一句话，就说‘能陪我回趟家吗？我家在海口’。一句话，200万。”“这部电影的影响非常大，每一部这种大的贺岁片，对产品的帮助也非常大。”王中军是在他的车上接完一个马云打来的电话时说的。淘宝网也想要成为这部电影的赞助商。“所以电影有意思，”王中军沉思了片刻，“娱乐产品有意思。”
王氏关系网
对未来的公众投资人来说，对华谊兄弟最大的疑问是，作为一家兄弟创业的公司，哥哥王中军性格沉稳，弟弟王中磊自信豪爽，两者在工作上如何进行互补，尤其是在引入了江南春、马云等外部投资方进入董事会后，如何能平衡好兄弟之间和投资人的关系。
对此，王中军解释说：“我干轻松的，中磊干复杂的。我的工作占据的物理劳动时间相对少，他的工作需要的物理时间相对多。”
具体而言，王中磊的时间往往被频繁的会议填满。从他刚开始进入华谊，他就开始学习去运营一个公司，但是这是由很多琐碎的细节构成的，在2004年之前他的工作集中在具体操作的层面，每一件事可以做到非常细致，甚至某一个发布会活动背板的设计、安装，到流程中的细节。
而王中军则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公司战略、资本结构、政府关系和股东关系”上，这其中有董事长这一职务字面意义上的职责，也有中国特色的公司领导者应该担负的义务。
“关系”对于这家公司来讲异常重要。在回答华谊为何能够一直生存到今天，并且能够成为国内民营影视公司的头名时，王中军将原因归结为：运气、团队、良好的现金流，以及至关重要的“关系”，“公司不是所有的时候现金流都好，我一个电话三五千万都能借到，借我钱的朋友太多了。”他说。在他这些好朋友的名单中，包括用友软件的董事长王文京、亚信科技的前CEO张醒生、亚信科技的创始人丁健等。
这似乎是王中军和其他民营传媒公司创始人最大的不同。在过去几年，王中军热衷于参加各类活动，认识了不少中国商界主流的企业家，或许在外界看来，这有作秀成分，但这种关系，却给王中军带来了很多收益。
最明显的莫过于通过认识这些企业家，让两兄弟开始明确自己要变成什么样的公司。王中磊认为，正是这些聚会上认识的企业家帮助哥哥拓宽了思路，才决定要将华谊兄弟从单纯的影视投资公司，变成公众的传媒公司。
因此王中军也不断将有分量的人物拉进董事会，除了马云、江南春，还包括鲁冠球的儿子鲁鼎伟等。借助资本的力量，华谊兄弟才能够在2004年之后取得如此迅猛的增长。
同样重要的关系还有同导演、演员的关系，比如颇为人称道的王中军和冯小刚的关系；以及，可能更为重要的，同政府的关系，同各个地方电视台的关系。
不过在这千万重关系中，同样重要，甚至最重要的一点，或许还是作为创始人，这两兄弟之间的关系。在商业史上类似的兄弟创业，或者兄弟共同执掌一家公司，但是最终以分裂告终的故事数不胜数，比如阿道夫·达斯勒和鲁道夫·达斯勒创立的阿迪达斯和彪马；或者，最近的例子，全球市值最高的地产公司，香港新鸿基郭氏兄弟在董事会的斗争。
风格看起来完全不一样的两兄弟如何避免这一点？
尽管是兄弟，但是王中军和王中磊无论从衣着还是在性格上，都有差异。热衷于艺术的王中军给人的感觉更为强硬，而一直在负责公司运营的王中磊则显得害羞而柔和，他的外表也更为时尚，更像一个经常出现在聚光灯下的明星。
在公司员工看来，王中军的风格是直来直去，这从他讨厌开会、快人快语可以看出。他会直接对记者说，我们不要谈论这个问题了；在华谊早期投资电影和电视剧时，需要和一些投资者一起开会，王中军在第一次开会时就直接说，希望大家心里想什么就赶紧说出来，不用开好几次会，最后才讲。而王中磊的风格则是：“我有时候不太会选择直接表述，我希望用其他的方式或者比较讲究讲话艺术的方式把事情说出来。”
此外，曾经梦想成为画家的王中军热衷于收藏艺术品，包括为他的企业家朋友提供艺术品和建筑方面的建议；王中磊读书时候觉得世界上最牛的职业就是唱片店的老板，因为可以最先听到最新的音乐CD，现在他则沉浸在制造影音作品中，并且认为自己从中得到了极大的乐趣，做这家公司，“开始时候是求生的需要”，接下来是“勤劳致富的手段”，现在则是“能够从中获得乐趣和成就感”。
但所有这些差异，在兄弟两人看来，都不是问题。“我们是亲兄弟，从小就没有分开过，彼此之间在一些细节、生活习惯和对一些事情的态度上很早就特别了解。”王中磊说。在不少人看来，王中军是一位导师，而王中磊则是他在商业上热心栽培的学生。对此，王中磊也承认这一点。
“我们随时可以保持工作状态，因为周末家里人也会约在一起吃饭。”王中军说。但这是在早期，这些年来兄弟两个经常一个月只见一次面，“平时各忙各的，”王中磊笑着说，“我们生活早就独立了。”
“我们同其他公司相比，除了我们之间的配合更为默契之外，没有什么不同。”王中磊说。兄弟之间的关系，或者，按照华谊内部对他们的称呼，“大王总”和“小王总”之间的关系，难以用某种特定的词或者词组来描述：兄弟关系、导师和门徒的关系、董事长牙口总裁的关系、创业伙伴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所有这些关系的微妙的混合体，而他们两人在性格、做事风格和交际圈上又存在着互补——无论这种互补是先天生成，还是后来有意无意间调整而成。
“董事会对我们的配合非常满意……我觉得由于外部监控，我们跟其他公司也没什么差别。”王中军说。即将到来的上市，则会进一步淡化公司的家族性质，并且将华谊兄弟置于更严格的外部监控之下。
借力资本
应该说，华谊兄弟能够得到外部投资人足够的信任，并建立了一个相对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过去几年华谊兄弟不断和资本打交道而积累下的丰厚经验有关。
1998年，前身是广告公司的华谊兄弟开始投资电影，而且一口气就投了《没完没了》、《鬼子来了》和《荆轲刺秦王》三部后来口碑都很好的片子。王中军和王中磊开始了自己的娱乐大亨生涯。“其实当时投资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华谊会变成一家电影公司，变成娱乐传媒公司。那时候只是觉得公司需要新的出路，如果一直走之前的老路，路只会越走越窄。”王中磊说。电影只是碰巧成为这对兄弟在商业上的工具。“我们投资拍电影10年，11年前我还不知道拍电影是怎么回事儿。”王中军解释道。
其间，王中军曾和主营地产和金融的太合集团合作，在2000年3月各出资2500万元，组成了华谊兄弟太合影视投资有限公司，王氏兄弟持有50%的股权。2001年王氏兄弟又从太合控股回购了5%的股份。通过这笔投资，华谊兄弟至2004年年底，投资了一大批叫好又叫座的电影，并开辟了中国贺岁片的模式，而票房收入，也从《大腕》开始，到《天下无贼》一路高涨。
而在演艺经纪方面，华谊兄弟2000年底买下了一个经纪公司，经过几年发展，其签约演员已包括周迅、李冰冰、黄晓明、陈道明、胡军、王姬等40多位。
但此时，靠单纯的自身积累已经无法满足王氏兄弟的胃口，而且由于电影属于高投资、高回报行业，前期需要大量资金作为杠杆投入，因此王中军还是利用自己和一些企业家熟络的关系，引入新的投资方。比如在2004年到2005年前后，就引入了TOM集团、雅虎中国、分众传媒等传媒集团和其他金融投资机构。与合资时相比，王氏兄弟的财技已然提升。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融资过程中，华谊兄弟均采用了国际流行的“股权融资+股权回购”的手法操作，公司先从其他原股东手中溢价回购股权，再向新投资者出售股权融资，由此不仅保全了影片版权的完整性和两人对公司的控股权，也强化了外部资金的流动性，以便其获利后安全退出。
这意味着在融资后，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王氏兄弟并没有像其他公司那样，在引入投资人的同时稀释了自己的股份而减少了对公司的控制权，相反他们通过引入新股东，而加强了自己对公司的控制。
而另一方面，华谊兄弟也开始尝试利用更多的资金进入电影的大制作领域，比如投资过亿的《夜宴》；同时也尝试和海外同行启动合拍机制，与索尼—哥伦比亚、香港英皇等欧美、港台片商合拍了《功夫》、《情癫大圣》等。
紧接着，华谊兄弟开始了多元化的进一步尝试。比如在电视剧领域，其通过收购，签约了知名制片人张纪中。相比电影，电视剧的营利模式简单、回报快，能够提供稳定的现金流，这对电影业绩的起伏能起到平衡作用。电视剧的回收周期夜两年左右，比电影起码快一倍。据分析，如果年产量达到华谊兄弟设定的800～1000集的目标，以平均20%的行业利润率计算，一年后每个季度都能为其带来可观的现金回报。
到了2005年年底，华谊兄弟又进行了一轮融资。再次获得资金后，王中军以换股方式收购了冯小刚电影工作室和张纪中影视制作公司，冯张两人因此成为华谊兄弟在电影和电视剧方面最重要的人物。
2007年，华谊兄弟迎来了迄今为止最大的投资者分众传媒。后者联合其他投资者向华谊兄弟注资2000万美元。这轮融资也被外界视为王中军借力资本整合行业，同时为上市作中刺的最后准备。
对此王中磊也对记者总结说：“从2004年开始，资本的力量在华谊的理念中变得非常重要。”
华谊DNA
或许对大多数在中国娱乐产业的玩家来说，要复制华谊兄弟的融资模式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只要有足够丰富和精彩的作品，以及开放的股权结构，在外部资金蜂拥而入的情况下，选择权一般都在公司自身而非投资者。
真正难以复制的，还是王中军和王中磊兄弟之间早期的创业经历。而这段经历，正是华谊兄弟能够每次都转型成功，并朝中国内地版的“邵氏兄弟”或“华纳兄弟”迈进的核心动力。
1994年，王中军从美国回来。他已经34岁，曾经当过兵，做过公务员，也在国内做过小生意，1989年到了美国去读传媒。后来，他总喜欢跟人说在美国的经历对自己影响不大，“其实就是混。我不认为我是海归，我读书读得不正经，在美国那段时间，转过三次学，每次转学的目的都是那个地方容易打工。”
但是在1994年，从美国回来的中国留学生仍然是稀缺品。“既然敢从美国回来，在美国打工一年赚几万美元，在国内赚不到几万美元怎么跟朋友交代？”王中军回忆说。他在美国就开始思量，自己回国之后应该做什么事情。回去的前半年，他就开始同国内的亲戚和朋友们联系，打听如何注册公司。他对自己的兄弟们说，我留学回来，要到国内创业。
王家的四个兄弟坐在一起，开始听他们中的老二描述自己的创业梦想。“很简单，我用了一个多小时向他们说自己的想法，怎样从美国回来创业，那不像面对VC，不用做报告，就是口述。”王中军游说他的兄弟们投资他的公司。结果显示，王中军说服人的能力相当杰出，正像他和他的公司在日后一轮一轮的融资中表现出的那样。虽然当时既拥有餐馆，也拥有出租车公司，并且最有钱的大哥也明确表示没有兴趣，但是两个弟弟都很踊跃于二哥的新梦想。大弟弟王中方当场就表示虽然没有钱投入，但是他愿意辞掉工作加入二哥的公司。王中军也慷慨地赠送了5%的公司干股给他。小弟王中磊则投入了十几万元人民币给哥哥的新公司——后来，王中方在一次车祸中不幸丧生，王中磊有一次很悲切地对别人说：“他就死在我怀里。”
王中磊当时是个刚刚辞职的公务员，之前供职于国家物资总局机电司。“虽然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但是管的文件，上面的数字动辄就是几个亿十几个亿；全国的钢材、木材、石油、汽车，所有紧俏资源都归这个部门管，到各个省去，真是太有面子了。”王中军回忆说。这个小弟帅气聪明又招人喜欢，虽然他们兄弟进入国家机关，都要依靠家庭的人脉关系，但是王中磊似乎格外顺利，“我听爸爸说，那个处长面试完中磊，当场就定了。爸爸说，处长可喜欢小磊了。”在大多数时候，王中军叫他的弟弟“中磊”，但也有一些时刻，难以抑制的疼爱之情会流露出来，他会说小磊如何如何，“我当兵回来小磊小学还没毕业，他第一次跟同学去北戴河玩儿，我给了他70元钱，他觉得自己简直太有钱了，还请同学吃饭。”
于是，王中军拿着自己东拼西凑来的钱，带着大弟弟王中方——王中磊的角色则是一个纯粹的投资人，开张华谊兄弟广告公司。后来算起来，王中军是1994年2月10日回到北京，而5月16日公司就已经开业，效率高得惊人——王中军很准确地告诉了我们这两个日子，丝毫没有犹豫。
1994年5月16日那天，华谊兄弟广告公司的三十多名员工在国际饭店搞了个开业仪式。“我们弄了个PARTY，叫了PIZZA，买了红酒，非常洋气”。在外界看来，这几个小伙子一定奢侈得惊人。他们在《北京晚报》刊登了通栏广告，办公室也选在了国际饭店。他们在国际饭店租了一个套房，每次开会时，窗台上就坐满一圈人。王中军后来解释说，这么做有很多原因，“首先就是面子问题，因为这种公司，位置一定要好”。当然，王中军也托了人，打了折。这家公司的股东是王家的三个兄弟，以及王中军的太太——“因为我出那80万元是我和我太太一起打工赚的。”
王中磊没有加入哥哥的生意。他从国家物资总局（后来的物资部）离开之后，同自己的朋友一起，利用自己在物资总局积累下的人脉资源，做一家贸易公司，“那时候全民经商”，他在回忆时笑着说。
但这是一家短命的公司，以至于王中磊在回忆时，全部的记忆都浓缩到两个字，“垮了”。公司垮了。“突然公司没了，突然我就有空了，我就跟女朋友说，咱们结婚吧。结完婚大概度了10个月的蜜月，也就是说，失业了十个月”。后来，王中军就对弟弟说：“要不你先来公司，我这儿也挺忙的，你就当来帮忙。”那是1995年。
后来王中磊回忆说，那一年，也可以说是公司的一个转折点，“当时我们的广告公司突然找到了一个赢利方法，从养家糊口变成发家致富。当时国外广告公司进来，占据了所有的客户资源，这时候华谊把CI扩充到下游，我们帮大公司做完CI方案之后帮它落实和执行，甚至能扩充到制作安装的环节。那时华谊就变成了一个制作公司或者工程公司，最大的部门是制作工程的部门，它也是工作量最大、赢利最高的部门。”
而正是这个赢利最高的部门，成为日后14年华谊兄弟成长为中国最大民营影视公司的真正起点。“我觉得运气是第一，第二，仔细想还是运气。”王中军在总结华谊兄弟这十几年的历程时，突然严肃地说。
电影投资新浪潮中的“投机者”
十年前，派格太合环球传媒公司董事长孙健君就在为中国电影的产业化摇旗呐喊，因为孙健君心中有电影情结。然而，在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孙健君都游离在电影产业之外，或者说与电影产业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直到2006年他才下决心投资拍摄第一部电影。
在中国电影业陷入低谷的漫长年代，支持电影业发展的中坚力量是中影集团的韩三平、华谊兄弟的王中军、新画面的张伟平、万达集团的王健林等人，他们或专攻电影制作，或擅长电影的发行，或投资于电影院线，是他们推动了中国电影业从低谷逐步走向复苏。
统计数字显示，2003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10亿元之后，已经连续4年保持了20%以上的增长。2007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超过了33亿元。同期，电影的综合收入也在稳步增长。
电影投资的财富效应吸引了更多资本纷纷进入该领域，这其中比较成功的是和电影相关行业的资本。例如，春秋鸿原来是广告行业的黑马；派格太合则是举办大型活动和制作电视节目出身；而中凯文化则是音像行业的霸主。他们沿着产业链或上溯、或下移，将自己固有的能力与电影业相结合，都通过投资电影掘到了真金白银。
然而，不可否认，他们投资电影也具有明显的投机性。今后一段时间内，他们投资电影的常态很可能是：有机会就进、没机会就撤。春秋鸿董事长刘岩对此的解释是，“中国电影还没有建立起常态的盈利系统，也就无法把它作为投资重点”。虽然郭子龙表示要继续投资电影业，但中凯文化近期并无投资电影的具体项目和具体计划。派格太合则是因为傍上了中国移动，其“呼叫转移”系列电影最主要的服务对象其实是中国移动。
对此我们不能过分苛责。因为，正是他们在用独到的眼光，用自己的理念和行动诠释着电影产业的商机，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参与，才使得中国电影业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刘岩：改变初衷
刘岩说话慢条斯理的，偶尔会有较长时间的停顿，当你觉得他已经停下来，忍不住要问下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又开始讲述。
“2005年12月，春秋鸿成立之初，我曾经告诫自己和公司员工，3年之内不要投资电影，因为我觉得投资电影风险太大了，直到我认识了中影集团总经理韩三平。”在刘岩眼里，韩三平是个做事认真而且执著的人。通过和韩三平的交流，刘岩认识到中国电影大有希望，于是主动找到韩三平，希望投资韩三平担任制片人的电影，并买下影片的商务开发权。
而韩三平也认为，春秋鸿可以发挥自己在广告领域的特长，在投资的同时，对影片展开深度营销，双方一拍即合，于是便有了春秋鸿对《长江七号》和大片《赤壁》的投资。
两部电影投资运作下来，春秋鸿已经成为国内电影营销的头牌，刘岩也自信地认为，“在电影营销和商务开发领域，我们是国内做得最好的。”
一个智者的成长历程
2008年8月，刘岩坐在他位于北京大屯路的大办公室里，优雅而且从容地接受记者的采访。然而，时间如果闪回到二十年前的1988年8月，那时候的刘岩却在四处求职，辛苦奔波，挥汗如雨。
那一年，刘岩18岁。
走出高中校门的刘岩，没有上大学，而是选择了直接就业。由于没有文凭，刚开始，他只能栖身于一些小的广告公司。
然而，其后的经历让刘岩一直都认为，虽然没有上大学，但自己受到老天眷顾，比别人更幸运。
靠着自己的勤奋努力，刘岩25岁的时候就已经担任北京某广告公司的副总经理。积累了一定的客户资源之后，刘岩决定下海，自己开办公司。1995年，刘岩借了50万元，成立了绎春秋广告公司。
据一个和刘岩交往多年的朋友介绍，“刘岩的成长历程可以说是一个传奇，刘岩是一个厚道的人，一个追求多赢的人，无论对客户还是对员工都是如此。”
绎春秋广告公司成立之后的第一桶金，来源于做中央电视台一套儿童节目大风车的广告代理。当时，央视所有的节目中没有插播广告。在刘岩等人的策划争取之下，大风车率先开始在节目中插播广告，效果非常好。当时除了儿童用品，甚至有很多家电企业找到绎春秋，要求在大风车节目中投放广告。这些企业的理由是插播广告的形式新颖，到达率高。另外，据这些企业调查，儿童节目很多是由家长陪着孩子一起看的。
在代理大风车节目广告期间，刘岩认识了很多有进取心的企业家，这其中就包括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刘岩深得宗庆后的信任。
其后的十几年时间里，娃哈哈的品牌策划都是由刘岩带领他的团队来做的，而刘岩策划的很多知名的广告案例，也和娃哈哈有关。
例如，景岗山版娃哈哈纯净水的广告把明星、品牌、产品和歌曲——“我的眼里只有你”等娱乐、营销元素，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短短半年时间里，使景岗山成为炙手可热的明星，专辑销量高达60万张，娃哈哈纯净水也一举成为纯净水行业的第一品牌。
2002年，娃哈哈推出茶饮料。当时康师傅等品牌的茶饮料已经深入人心，而娃哈哈想进入中国茶饮料市场的第一梯队。刘岩重任在身，他策划了“沏杯茶”广告，然后力邀周星驰、冯小刚两位喜剧明星联袂演绎。“沏杯茶”广告推出之后，娃哈哈茶饮料迅速闯入了茶饮料市场的前三强。
2003年前后，绎春秋拥有娃哈哈、蒙牛、念慈庵、奇正等多家全案代理的广告客户，年利润在1000万到2000万元之间，成为中国最挣钱的广告公司之一，刘岩本人也被中国策划师协会评为“中国最佳策划师”。然而此时，刘岩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
遇到百分之百的韩三平
在广告行业摸爬滚打了十几年之后，刘岩想转行了。
按刘岩自己的话法就是，“广告业钩着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广告业竞争日趋激烈，利润也越来越低。2003年的时候，我不想干广告了，想彻底转行。”
但最初的两年，绎春秋处于眼高手低的困境之中。2003年，刘岩投资成立了一家艺人经纪公司，由于经营不善，这家公司很快就倒闭了。同期绎春秋还举办过几次明星演唱会，但收入都很低，这让刘岩陷入了更深的迷茫之中。
2005年年底，刘岩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春秋鸿文化投资公司。公司成立之后，与中影集团合作，投资拍摄了一部三十集的电视剧，名字叫《女人的选择》，这部电视剧的总制片人是韩三平。
通过这个机会，刘岩结识了韩三平。韩三平告诉刘岩，中国电影市场已经摆脱了低谷，2003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10亿元，2004年达15亿元，2005年国内电影市场总票房为20亿元，电影院线建设正在逐步完善，电影营销和衍生产品开发的市场空间也非常大。
韩三平不但用语言，而且用行动来诠释自己的理念，即便是制作一部投资不多的电视剧，他工作起来也非常认真，一丝不苟。韩三平正是中国电影业的脊梁。从韩三平身上，刘岩看到中国电影业的希望所在，于是他放弃三年内不投资电影的初衷，下决心投资电影。
刘岩找到了韩三平，当时韩三平正在为《长江七号》融资，影片由周星驰执导并主演，春秋鸿介入了《长江七号》的投资。刘岩不肯透露春秋鸿在《长江七号》中具体投入了多少钱，只是表示他们在总投资中占有较高的比例。
在大手笔投资的同时，春秋鸿也采取了降低风险的措施，刘岩以投资商的身份买断了《长江七号》的商务开发权，由春秋鸿来做这部电影的广告运营及版权开发。凭借自己多年来在广告营销领域的经验，刘岩相信自己能够做好整部电影的营销推广工作。
可圈可点的是，春秋鸿把《长江七号》一条30秒的贴片广告卖出了250万的高价，比当时电影贴片广告的均价高出了整整一倍。而《长江七号》前五分钟的贴片广告卖出的总价钱，也是当时中国大片中最高的。
刘岩的具体做法是，充分为客户考虑，为客户设计，切实帮助客户通过电影来提升其品牌形象。例如，《长江七号》是一部有着科幻色彩的喜剧片，刘岩和他的团队设计了“长江七号的神奇力量，来自于英特尔酷睿双核”的活动，推动了芯片厂商英特尔和《长江七号》的互动营销。
春秋鸿还在《长江七号》影片版权形象的授权使用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春秋鸿通过授权某品牌在促销中使用《长江七号》影片中的形象，获得了一个亿元人民币左右的版权形象置换。刘岩承认，“春秋鸿通过电影营销获得的收益，要远高于作为投资方获得的票房分成收益。”
紧接着，春秋鸿参与投资了由著名导演吴宇森执导，梁朝伟、金城武、林志玲等明星主演的电影《赤壁》，并且将《长江七号》的营销经验成功复制和放大，应用到了《赤壁》的整合营销当中，《赤壁》一条30秒的贴片广告被春秋鸿卖出了350万元的天价。
投资重点告别电影
经过十几年的打拼，刘岩已经拥有了5家公司，包括两家广告公司、一家文化投资公司、一家演艺经纪公司和一家娱乐行销公司。刘岩预计，2008年公司在影视投资方面的收入将首次超过广告收入，成功实现转型。
不过，刘岩的生活并没有因为公司不断变大、资产不断增加而改变。按刘岩自己的说法就是“没有娱乐，只有工作，或者说工作和娱乐结合在一起了。”
刘岩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则透露，“刘总每天睡觉的时间只有四、五个小时，一旦有灵感了就会给下属打电话，他的下属几乎都在下班时间接到过刘总的电话。”
春秋鸿演艺经纪公司总经理田甜评价他的老板有三个特点，其一是非常睿智，能够洞察很多事情的发展规律。刘岩2006年年底曾经接受过《中国新时代》记者的采访，当时就谈到投资和营销推广《长江七号》、《赤壁》，谈到了对公司未来发展的设想，其后这些设想基本上都实现了。
“刘岩还很善于学习，他看了很多书，包括自学了大学本科和MBA的课程。这两年要投资影视剧，他把这些年有影响的影视剧作品都拿来做了研究。”田甜说，“刘岩不但善于向书本学习，还善于倾听别人，向别人学习；还善于在工作中学习，这两年他主要是将广告经营和影视营销相结合，做到了投资和营销的双赢。”
田甜透露，刘岩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执行力很强，决定要做的事情，就要做好。《长江七号》、《赤壁》播放期间，刘岩均亲自去电影院查看，他不关心票房，而是重点查看5分钟的贴片广告播放了没有，客户的宣传品在现场摆放和张贴了没有。
据刘岩介绍，接下来，春秋鸿将再投资一部电影——《爱情36计》，该片已经在国家电影局立项，预计是一部投资上千万元的电影。
虽然有过投资大片并成功的经历，并且还要继续投资电影，但现阶段，刘岩并不看好电影投资。他的理由是，尽管2007年中国电影已经有了33亿的票房收入，但引进大片占据了一半左右的市场份额，国产影片中能够确保盈利的只有几位大导演拍摄的影片，而这些大牌导演不能保证每年都拍一部影片。中国电影还没有建立起常态的盈利系统，春秋鸿也就无法把它作为投资的重点。
刘岩表示，接下来春秋鸿的投资重点在电视剧领域。今年上半年，春秋鸿投资了一部电视剧——《谍影重重之上海》，该剧打算拍上百集。
近日，刘岩又从他的老朋友王朔那里，拿到了小说《过把瘾就死》的电视剧改编权。此前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过把瘾》，由江珊和王志文主演，曾经风靡一时，此次翻拍更名为《再过把瘾》，刘岩计划把它拍成一部30集的电视连续剧。
孙健君：期待做电影运营商
在派格太合环球传媒公司董事长孙健君的心目中，电影始终是娱乐业皇冠上最耀眼的一颗明珠。创业十几年之后，成功投资拍摄《爱情呼叫转移》和《命运呼叫转移》两部电影，让孙健君终于圆了数十载的电影梦。不过，孙健君并不满足于此。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之前，孙健君正忙着拍摄、制作一部《北京形象宣传片》，这是和北京市旅游局合作的一部展示城市形象的宣传片。通过拍摄这部宣传片，孙健君试图寻找一种新的盈利模式，他有信心让这种盈利模式和相关的运营框架在2008年浮出水面。
做多媒体内容整合提供商
1993年，孙健君带着从美国融到的资金和他个人的少量资金回国创业，与北京电影制片厂合资成立了派格影视公司。孙健君想进军中国的电影业，但通过调查之后他发现，当时中国消费者进电影院看电影的需求正在下降，电影产业的投资环境也存在问题，无法形成对自己有利的盈利模式，进去之后必然是死路一条。孙健君很快就放弃了在中国做电影的想法。
孙健君当时想，既然做不成电影，那就做一个展示全球电影的节目吧，于是就有了《环球影视》这样一个知名的电视节目。“我们做环球影视封第三年才真正赚到钱。当时其他的投资人都对节目彻底丧失了信心，把钱拿走了，我坚持了下来。”
靠着自己的不懈努力，孙健君在举办大型活动牙口为电视台提供电视节目领域找到了商机。不过孙健君在经营为电视台提供节目这类生意的时候，经常出现磕磕绊绊，一点都不顺利，甚至还遭遇过重大失败。
2004年，民营资本进入传媒产业的政策门槛有所降低，出现了民营公司进入电视节目制作领域的高潮。派格太合也在这一年与CETV-1签署了一系列长期合作协议。
孙健君期待着在国家政策允许的情况下，通过投资，实现和国家电视台全方位的合作。然而，孙健君低估了政策约束，也低估了整合一家国有频道的难度，双方的合作以失败告终。派格太合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换来的却是4000多万元的损失。
事实上，4年过去了，在和电视台合作的过程中，民营电视节目制作公司依然处在“通道为王，内容为奴”的尴尬境地。对于这一点，孙健君已经想通了，“其实，哪儿都有挤压，广告行业有挤压、电影行业也有挤压。这种挤压是正常的，谁做甲方都会首先顾及自己的利益，我如果是电视台我也会那么做，这就要求我们迫切地寻找新的盈利点。”
在分析了公司的比较优势和目前的各类信息传播渠道之后，孙健君决定向一种新的盈利模式进军。“经过15年的积累，我们拥有优秀的地面活动策划和组织实施能力，拥有优秀的电视节目策划和拍摄能力，这两种能力，目前还是我们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但这已经不是我们未来的发展战略了，因为我们发现，我们的内容出口太狭窄了、太不市场化了。”孙健君总结。
孙健君试图引领派格太合转化成为多媒体平台提供视频服务的内容提供商，实现出口的多元化。而派格太合提供的内容，在兼顾娱乐内容的同时，将更多地转向消费信息。
利用拍摄《北京形象宣传片》的机会，派格太合拍摄了北京的1000多个商家。派格太合把消费分成了吃、穿、玩、乐等共十个方面，拍摄了100家餐饮企业、100家古迹、100家博物馆、100多个展演场所和展演剧目等等，通过电视宣传片、数字电视频道和新浪网等视频渠道向外输送。
孙健君的计划是采集中国城市中最有消费价值的信息，提供给消费者，然后向商家收费，或者从商家的利润中分成。而孙健君的终极梦想是向商家订制产品，自己做品牌，提供给消费者，在海量的，消费市场领域发挥自己的才能。
实现电影和品牌的深层互动
2005年的时候，孙健君的电影梦曾经被点燃过。当时孙健君看好陈凯歌正在拍摄的电影《无极》，便利用与陈凯歌夫妇的私交，买下了电影《无极》的衍生产品开发权。孙健君计划开发与《无极》相关的动画产品；将《无极》改编为网络游戏；并和全球最大的演出公司合作，将《无极》改编为歌舞剧。
按照美国电影市场的规律，电影票房只占电影总收入的27%左右，一部电影更为重要的收入来源是电影产品的综合开发。孙健君当时有一个非常“狂妄”的想法，就是电影《无极》的综合开发收入将在未来3年内达到20亿元，超过当时中国电影全年的票房收入。
孙健君的愿望虽然美好，但却没有能够变成现实。虽然电影《无极》的票房收入可观，但《无极》的口碑并不好，最后甚至被演绎为了《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孙健君的大计划被迫叫停。
这也促使孙健君思考：如何拍出自己的产业化电影？
经过深思熟虑和认真准备之后，2006年，派格太合再次试水电影产业，投资拍摄了电影《爱情呼叫转移》；2007年又投资拍摄了《命运呼叫转移》，两部影片都不是大制作，但票房却分别达到1700多万3700万。
《命运呼叫转移》更为成功，其票房收入是当年国产电影票房收入的第二名，创造了2007年贺岁档电影的一个不小的奇迹，让很多电影人都吃了一惊。
孙健君自己总结，派格太合投资电影最大的特点在于“运营方案在先，制作方案在后，以终为始。选什么题材、用什么编剧、导演，在什么档期上映，倒过来做。而不是先有一个本子，觉得不错，做完之后才想怎么发行。”
事实上，派格太合投资的电影在开拍之前就已经取得了盈利。“因为，派格太合的电影能够跟品牌客户进行品牌传播上的深层次互动。”而与“呼叫转移”电影系列互动的品牌是中国移动。
分析票房收入和互联网上的评论，孙健君认为，应该至少有3000万到4000万人看过《命运呼叫转移》。而事实上，《命运呼叫转移》也可以看成是中国移动的一部大型的品牌广告片。《命运呼叫转移》由中国移动的形象代言人葛优出演，由中国移动的另一位形象代言人周杰伦创作片尾曲。这两位明星也参加推广电影和中国移动品牌的各项宣传活动。而中国移动则在自身品牌和这部电影的捆绑宣传中投入了7000多万的费用，中国移动借用电影中的形象宣传了自己的品牌，而派格太合投资也借势宣传了自己的电影，确保了电影的发行票房和相关的版权收入。
派格太合接下来要推出的电影《爱情呼叫转移Ⅱ》，仍然延续了以上的思路。
电影要为商业化运作服务
谈到派格太合投资拍电影与试图成为多媒体消费信息整合提供商的关系，孙健君表示，所有的视频传播链当中，电影是传播价值最大的，能够产生的影响力也最大。派格太合正在向新的目标迈进，但这并不表示未来派格太合不做娱乐的内容了，派格太合并没有放弃电影、电视，都还在拍摄，派格太合要拿娱乐内容作为消费信息传播的载体。
派格太合的目标是成为一个电影的运营商，一个多媒体信息内容的提供商和运营商，而不是成为一个电影制作公司。
孙健君表示，电影的拍摄、制作、发行等环节太琐碎也太累，然而现实的情况却让他无法放手，《命运呼叫转移》的电影后期剪辑是他亲自完成的。
既苦又累，还要亲力亲为，对此，孙健君的解释是，“中国电影目前离产业化的分工还相差太远，这就使得电影制作行业的可信度、产业化分工的紧密程度、衔接能力都特别差。在这种情况下，把电影制作的关键环节交给别人，我不放心。”
孙健君认为，即使是电影的艺术性，同样也要为商业化运作服务，要和所服务的品牌形成互动，而不是将其引向纯艺术的道路。他必须让电影中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场景都适合商业化运作。
孙健君推崇美国电影产业的运行机制，“电影产业链在美国是双轨制，有少数产业化的企业龙头，一家企业就具有完整的产业链各环节。与此同时，好莱坞又有上万个各式各样的公司，大家自发以项目的方式组合，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合成一个整体的产业链，实现了上下游的无缝衔接。中国不具备这两个生态系统，中国电影目前还处于产业化的萌芽阶段。”
孙健君期待着中国电影的产业化分工进一步完善，让自己能够从电影制作环节脱身出来，有更多精力带领公司向多媒体消费信息整合提供商迈进。
郭子龙：向产业链上游进军
“电影《赤壁》打击盗版的工作，在组织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失误。如果能够在这方面做到尽善尽美，《赤壁》的票房收入将更高。”
说这话的是人称“正版碟王”的中凯文化集团董事长郭子龙。郭子龙也是《赤壁》的投资方之一。截止到8月10日，《赤壁》全国票房为3.02亿元，创下了国产电影的最高票房纪录。郭子龙对此感到高兴，同时也为无法尽善尽美而感到遗憾。“电影《手机》、《天下无贼》等影片的反盗版工作都是中凯文化牵头做的，电影播出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出现盗版，保证了电影的票房，也保证了电影音像制品的发行。”郭子龙介绍。
中凯文化成立10年来，锻炼积淀出了三项能力：一是音像制品的发行销售能力；二是在音像制品领域打击盗版的能力；三是光盘的生产能力。
郭子龙发现，这几项能力正在引领中凯文化进入影视投资领域，而且能够做到稳赚不赔。
音像行业最大的老板
郭子龙今年37岁，谈起自己的经历和事业，郭子龙显得雄心勃勃。
郭子龙出生于汕头的一个商人家庭。高中还没毕业，他就按捺不住，下海经商了。虽然起点低，但郭子龙视野开阔，敢想敢干，通过销售空白录像机，两年之后他就成了百万富翁。
其后，郭子龙去广州，做起了VCD碟片的销售生意，由此和文化产业结缘。
1998年，郭子龙投资成立了广东中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并且逐步建立起了遍布全国的销售网络。有了完善的销售网络，再加上多年积淀的对音像市场的了解，2001年，郭子龙高调出击，以高出国内电视剧行情一倍多的价钱，买下了央视版《笑傲江湖》的音像发行权，并且获得了可观的盈利，在行业内名声大振。
音像制品的出版权掌握在各个国有的出版社手里，中凯文化无法获得，要想扩大自己在整个产业链当中的“话事权”，形成和出版单位的议价能力，除了掌控销售渠道之外，中凯文化还必须提高自己的光盘生产能力和打击盗版的能力。
1999年，中凯文化拥有9条光盘生产线。2004年，郭子龙宣布全力挺进光盘生产领域，两年内投资1.5亿元建成40条生产线。目前，中凯文化在广东、北京、江西三地设有光盘生产基地，每年生产各类光盘4亿张，在全国光盘生产企业中排行第一。
对于音像制品的出版发行而言，危害最大的就是盗版。盗版也曾经长期困扰着郭子龙，让他的事业无法做大。为了搬开这个绊脚石，中凯文化在国内的音像发行企业中率先建立起了打击盗版的专家团队，目前这支团队有100多人，打击盗版具有稳、准、狠等特点。郭子龙形容自己的反盗版团队“30米开外就能嗅出盗版的味道。”
郭子龙高举反盗版大旗，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我们有自己的打击盗版的专业团队，这是国内外很多影视音乐制作机构挑选我们作为独家代理商的重要原因。”郭子龙介绍。
2001年之后，中凯文化先后拿下了《大宅门》、《长征》、《康熙王朝》、《汉武大帝》、《鹿鼎记》等高收视率电视剧和《十面埋伏》、《无间道》、《天下无贼》、《长江七号》、《投名状》、《赤壁》等高票房电影的音像制品独家发行权。
统计显示，2007年，郭子龙旗下的中凯文化和天凯唱片占据了全国正版音像市场40%以上的份额。郭子龙已经成为中国音像行业最大的老板。
未来的娱乐业大亨
相比于电视剧而言，电影更害怕盗版。因为电影都在很短的档期内安排在院线播出，上映之后，如果很快就出现盗版，电影票房就会大打折扣，拍摄电影的大量投入就等于是打了水漂。大导演冯小刚曾经表示：“因为盗版，我个人每年会有1000多万的损失，对于电影投资方而言损失就更大。”但自从他的东家华谊兄弟和中凯文化合作之后，冯小刚放心了很多。
由中凯文化牵头，电影《手机》、《天下无贼》是近年来打击盗版工作做得最好的影片，不但电影在院线放映期间，其后的一个月左右也没有出现盗版，保证了电影的票房和音像制品销售的利润。
因为音像制品的发行能力和打击盗版的能力，经常有人主动找到郭子龙，希望他投资某部电影，郭子龙动心了。目前中凯文化的收入主要来源于传统的音像发行，而网络点播、数字电视、3G无线、便携式娱乐终端等等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正在冲击着郭子龙的生意，郭子龙担心自己的公司在新娱乐技术的冲击下会被淘汰，他希望为公司的长远发展找到新的利润来源。而且投资某部电影也可以保证他顺理成章地拿下该电影的音像发行权。
但郭子龙并非莽汉，他非常慎重。利用自己和院线的关系，中凯文化曾经尝试发行了《龙凤斗》、《三岔口》两部电影，虽然都有盈利，但收入不多，这促使郭子龙思考，在影视投资领域，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到底在哪里？
郭子龙分析，自己的劣势在于对电影的制作、营销等环节不熟悉，而优势则在于了解市场，有专门做市场的团队，有多点收集信息的渠道。通常情况下受观众喜爱、票房高的电影，其音像产品的销量也更高，可以用判断音像制品销量的方式来判断某部影片是否具有投资价值。
当中影集团总经理韩三平力邀郭子龙投资《长江七号》、《赤壁》的时候，郭子龙也没有立即答应，而是通过自己的方式去做了市场调查，并且向院线人员询问对于电影的看法，然后才决定是否投资。
其实，郭子龙投资电影并不只是想挣钱，他还希望通过投资，了解电影的制作过程，补上自己在这一领域的短板。
“我是股东，必须有知情权。”郭子龙介绍，“我们参与了《长江七号》和《赤壁》两部电影的宣传、制作、发行，基本上掌握了电影行业的游戏规则。如果你不参与其中，很难掌握这些领域的具体操作。”
郭子龙称，韩三平几乎是在手把手地教他，以期他能够更快地熟悉电影行业。“韩三平已经拍了几百部电影，既懂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堪称中国电影产业的‘活字典’，他关于电影行业的分析让人信服。”
按照郭子龙的规划，接下来，中凯文化将在保证音像发行稳定盈利的情况下，利用逐步积累起来的影视知识和投资经验，更多地介入影视领域，在电影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要有所作为。
而中凯文化以音像发行为圆心的多元化，还包括在新媒体领域的拓展。中凯文化已经积累了2万多个小时的节目资源，郭子龙计划，在未来两年内，中凯文化的服务器将和全国6万家网吧连线，为其提供流媒体视频点播业务。除了提供内容，中凯文化还可以提供技术上的服务，然后通过向网吧收取版权费和服务费来获利。
郭子龙一直计划投资一个文化广场项目，中凯文化负责硬件建设，然后和其他从事文化产业的公司合作经营，文化广场中将包括电影院、音像图书大卖场、酒店、KTV、酒吧等众多项目。
中凯文化咄咄逼人的态势，让音像出版和影视投资行业的人都对其充满了期待。包括华谊兄弟董事长王中军在内的多位业内人士都曾经和郭子龙合作过，他们认为，郭子龙很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的又一位娱乐业大亨。
银行试水影视业
2006年，招商银行为电影《集结号》提供5000万元无担保授信贷款，当人们在电影院观看《集结号》时，赫然发现宽大的银幕上打出金融合作方——招商银行，才意识到商业银行已悄然进入电影行业了。
2007年，北京天星际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星影视”）以电视连续剧《宝莲灯前传》的部分版权为质押，获得交通银行北京分行600万元贷款，这被视为中国第一笔版权质押贷款。
招商银行和交通银行对影视业贷款的先行尝试，改变了中国影视业几十年的投资格局。对商业银行来说，影视业正在成为一块有待金融资本开垦的“处女地”。
偶然邂逅商业银行试水电影业
招商银行贷款给华谊兄弟，缘于张健（招商银行总行公司银行部总经理）和王中军（华谊兄弟董事长）的一次邂逅。在一次论坛活动中，王中军向张健谈起电影《集结号》资金筹集的难度。筹集资金的压力让双方想到了利用银行贷款来解决。之后，经过仔细商谈，招商银行决定为华谊兄弟提供5000万元无担保授信贷款。
在欧美市场，影视公司可以直接到银行贷款。在我国，影视产业的融资大约90%是自有资金，社会资金投入只占2%。海外融资或吸引海外风险投资因缺乏有效沟通渠道，信息不对称使许多影视制片人对这种融资方式可望而不可及。国内投资一般都把目光锁定在传统行业，而忽视了影视文化产业投入与产出之间巨大的商业价值。
在招商银行和交通银行投资《集结号》、《宝莲灯前传》之前，中国银行就投资过冯小刚的贺岁片。可以说，银行资本很早就已涉足中国电影业，但都是商业价值的再创造。这次招商银行和交通银行的投资，意味着金融资本和影视文化产业结合的真正开始。
王光（北京天星际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影视总监）告诉记者，招商银行的贷款形式，其实还属于银行抵押贷款的范畴。制片方利用土地和房产向银行贷款，然后投入到电影制作中，这样的贷款形式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金融资本向文化产业的倾斜。
天星影视获得的这笔贷款，被看做是中国第一笔版权质押贷款。版权评估问题是双方这次合作讨论的焦点。由于国内没有国家级版权评估机构，缺少规范、系统评价体系，版权评估是一个难点。无法对版权进行权威评估，意味着银行无法有效对贷款项目进行市场价值评估、市场风险评估、创作可行性以及成本运作评估，银行也就无法有效分散贷款风险。
对此，交通银行采取各个阶段引进不同的担保公司来分散风险。交通银行内部有一套版权担保体系内部评级，这个评级有严格的风险控制。在这次贷款中，银行资本不充当主要资本来源，担保公司内也有专业人员管理审核项目，遇到风险担保公司要帮助贷款企业偿还银行贷款，以避免银行遭受贷款损失。
“银恋”急需解决的问题
对于这次合作暴露出的版权评估问题，王光认为，公司需要多条腿走路，他决定除引入担保公司外，下一步还要引进保险公司、律师以及创建版权机构，仿照国外做法和银行开展贷款合作。
在国外，通常贷款企业把版权交到版权公司进行评估，版权公司将评估结果拿到律师楼拟订法律文件，银行是否贷款取决于评估结果。目前，国内还不具备这么完善的版权价值评估机构和程序，但王光认为不会等太久。
对于华谊兄弟准备进军电视剧，声称一年要拍八九百部的传闻，王光对此不屑一顾：“钱来了，题材就能马上成熟吗？”他告诉记者，《越王勾践》的剧本创作写了四年，有钱了也并不是马上就能开拍的。
王光认为，影视文化产业建设不能像过去搞大跃进那样，走大炼钢铁的老路。中国现在每天制作40集电视剧，100多亿元的市场容量固然可观，但不能听到数据就兴奋。
王光告诉记者：“2008年4月份，拍摄《我的团长我的团》一剧时，因为追求视觉效果逼真，在拍摄一场战争戏时使用了TNT炸药，结果导致一死三伤。紧接着，剧组自己组织部队过吊桥，又致使多名群众演员受伤。”这样的消息让王光很担忧。
如果制片人无法有效控制拍摄过程中的风险，影视公司就很难获得银行信任，更不用说贷款了，没有哪家银行会将钱投放在充满风险的项目上。建设银行的决策层就认为，影视业的安全性明显不及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暂时还不值得进入。
另一方面，现在银行对影视业的贷款仅限于国内几家实力雄厚的影视公司，贷款规模也与导演和演员的身价相关联，请不起名导演、名演员的中小影视制作人，目前依然无法申请到银行贷款。
对于银行而言，版权质押贷款最大的风险是质押物价值缩水。银行以影片版权作为质押，意味着银行在未来承担了影片的价值回报风险。而版权质押的价值取决于未来影片上映后的票房收入，一部影片能否成功上映是制片方和投资方无法控制的。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商业银行对电影业的投资。
虽然，目前涉足影视业的只有国内数家银行，但是中国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和巨大的市场价值，越来越规范的评审机制和有效的分险分散机制，将会吸引更多金融机构进入这个行业，成为银行金融创新业务的又一个亮点。
电影广告市场离100亿梦想有多远
《集结号》与某国内IT品牌，《投名状》与某手表品牌，《长江七号》与某国际IT品牌……2007年贺岁档的三部国产大片在收获了超过6亿元票房的同时，在电影广告市场方面也都大有斩获。
实际上，自从1997年某电器的形象片以贴片广告的形式出现在美国大片《山崩地裂》放映之前起，中国的电影广告市场已经有了10年的历史。近年来，随着我国电影票房的不断增长，电影广告市场也呈现出了新的发展趋向。
总量不大但发展空间不小
大体而言，电影广告包括四个种类：贴片广告、植入式广告、整合营销、广告股本化，涉及到的参与方包括制作和发行方、广告公司、电影院线。
其中，贴片广告和植入式广告是国内观众较为熟悉的，前者是在电影播放前插播的广告，后者则是指将企业的产品直接融入到电影的情节中。在国内，经过10年的市场开发，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电影票房的持续攀升，这两种形式的广告已经使电影成为了一种全新的广告载体。
虽然已有10年的发展历史，但目前电影广告还是整个广告市场上的小字辈，“这个市场的总量并不大，”上海一位从事电影广告营销工作的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能吸引到广告投放的影片并不是很多，也就是能占到全国每年上映影片的30%到40%，如果以全国每年生产的影片作为基数的话，那比例还要更低。”
数据也显示了国内电影广告市场的这种现状，来自国内专业从事电影广告市场开发的央视三维公司的数据显示，2006年，国内电影总票房达到26亿元，而其中具有广告价值的票房仅为6亿元。来自该公司的另一个数据则显示，2007年我国电影总票房达到了33亿元，银幕块数达到3527块，而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全国六大城市监播到的贴片广告额仅为1.6亿元，这与我国广告市场每年的市场总额相比，几乎不值得一提。
“电影广告具有比较优势，到达率和回想率都比较高，甚至可以说有一定的强制性，但是比起其他传统的广告载体来说，投放电影广告的千人成本还是比较高的，所以目前对于广告客户而言，传统的媒体可能依然是他们的首选，在仍有预算的情况下才会考虑电影广告。”该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
尽管总量并不大，但是电影广告在国外的发展实践却说明这个市场的发展空间巨大。比如说美国电影收入的三分之二都来自于票房以外，这其中就有电影广告的很大贡献。“这个市场的发展空间还是很大的，特别是随着我国电影总票房的进一步增加，以及各方面对电影广告市场价值的逐步认识，电影广告市场的整个盘子一定会进一步做大。”该业内人士表示。与此呼应，也有相关机构预测，今后几年内，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飞速发展，中国影广告市场的份额将达到100亿元。
娱乐整合营销：市场的未来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电影市场的进一步发展，电影广告市场也呈现出了向纵深发展的趋势。在贴片广告资源逐步从散乱走向整合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广告客户将电影作为一种营销手段，娱乐整合营销已经成为电影广告领域的最大热点。
就贴片广告市场而言，记者了解到，之前这部分广告业务的开发一般都是区域性的，不公存在着规模较小等问题，而且在渠道控制、后期监播等方面也存在着诸多的不规范之处。这些因素决定了，在贴片广告已经有10年历史的今天，整合贴片广告的播出资源已经成了进一步开拓市场的关键一步。
这意味着巨大的市场机会，有很多业内公司看到了这一点。“我们采用的是签影院的方式，采取在全国范围内全年、全时段购买的方式，具有一定的排他性，相当于整合了贴片广告播放的资源。”央视三维公司电影传媒市场部有关人士对记者表示。这是一家专业从事电影广告第三方服务的公司，在他们看来，这样的整合对电影广告的各方参与者都有利：对于制作和发行方来说，可以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客户资源；对于院线来说，可以获得一个稳定的收入渠道，从而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影片的宣传推广上；对于广告客户而言，则意味着更加规范的业务流程和服务。
由于在电影广告这一领域的精耕细作，这家公司于2006年获得了来自分众传媒的投资，从而成为分众旗下细分广告市场的一个重要分支。
在贴片广告日益走向整合和规范的同时，电影广告市场的另一个热点——娱乐整合营销，则更令电影的制作发行方感兴趣。这意味着，广告客户与电影制作发行方的合作节点不断提前，甚至从影片的创意前期就已经介入，并在影片制作、发行、放映的整个流程中进行合作。在这个过程中，一切可以行商务开发的点都会被应用到。所以，在近年很多国产大片上映的过程中，观众往往会被铺天盖地式的宣传攻势所包围，达到了宣传影片与企业品牌的双赢目的。
“中影集团在2007年10月专门成立了营销策划分公司，统筹负责这方面的业务。”中影集团营销策划分公司经理蒋德福对记者表示，“由于中影集团的资源优势，目前找我们的人很多，基本都是深度开发方面的商务合作。”成立伊始，这家营销公司就接手了《投名状》的商务开发，据介绍，仅仅是平面的海报、剧照之类的置换业务，《投名状》的业绩就已经达到3100万元，而随后也由该公司负责的《长江七号》的同类业务置换额更是高达9000万元。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市场的发展趋势。”蒋德福对记者表示，“目前国内电影市场还是票房占第一位，但未来肯定会像世界电影市场的发展趋势一样，综合开发的收入会超过票房收入。”
另一方面，在大片的娱乐整合营销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从上映片数来说占据了国内电影市场半壁江山的小片的广告开发，也提上了很多业内专业公司的议事日程。“其实，小片的广告开发未来可能更多地会走订制的路子。”一位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小片去做植入式广告可能反而更容易。”
中国电影“走出去”的困惑
中国电影出口瓶颈
“国内电影票房连续5年保持20%以上的高速增长率、海外销售收入突破20亿元、2007年9部影片在19个国际电影节上获得49个奖项，这一系列数字表明，中国电影在如今的国际舞台上已经越来越受到瞩目。”在日前举办的全国电影工作会议上，虽然面对如此骄人的业绩，来自全国各地的电影制片单位、电影发行公司相关负责人仍表示：目前中国电影在“走出去”的征程中，还存在影片质量参差不齐、市场预期过高、影片类型定位不当等诸多问题。中国电影海外推广公司总经理周铁东，似乎一直就是会场的众矢之“的”，当然，瞄准这个“的”是因为大家对他们寄予厚望，而海推公司这两年在扩大中国电影的海外影响方面也确实卓有成效。周铁东诚恳地表示，自己做了24年电影进出口工作，到海推公司近两年了，他一直心存一个愿望，就是要从一些基础性的建设工作抓起，包括整理《中国电影海外推广名录》，形成《中国电影海外市场报告》等。他说，美国一直有娱乐产业经济学，而国内这方面的追踪数据很少，海推公司力争精心研究目标市场，最大限度地宣传中国电影的产业现状，在国内片商和国外买家之间建立起一个具有专业水平的交易平台。
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周铁东谈到了目前国内制片方在海外推广上要避免的两个误区：其一，中国电影要输出昂扬向上的价值观，而不是基调阴暗的价值观。他谈到，前些年有一个名叫迈克的美国人，专门做低成本的中国电影推广，拿地下导演当卖点，后来地下电影消失了，这个人也就放弃做中国电影了。制片方应秉承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传统，努力寻求电影艺术与中国社会的契合，表现时代主流，大力促进现实题材电影的走出去。其二，对海外市场要给出合理的收益预期。他举例，有一部影片在海外推广时，海外买家给出20万美元的价格，国内制片方认为这个价格太低，还不够自己折腾的，扬言“没有200万美元不卖”，结果无法达成协议，导致颗粒无收。要知道，曝了光的胶片，保存需要花很多财力物力，连销毁还要费用呢，不能存在“仨瓜俩枣看不上”的心态。
中国电影出口统计
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作为文化输出的重要形式的电影，却很难与中国以文化著称的大国身份相提并论。且不与美国好莱坞电影出口相比，也不与动画出口之国的日本相比，单与韩国来比较，差距也颇令国人汗颜。
中国的人口2002年已达12.8亿，而韩国的总人口只有4700万，但从电影的票房收入上看，中国电影的票房收入十分有限，一年中百部国产电影具有盈利能力的仅占20%不到，2002年的票房收入为8亿元。
近邻韩国的本土电影票房状况比中国内地理想得多。韩国电影的国内市场占有率2002年达到创纪录的48.5%，取得这一战绩并不容易，因为韩国本土电影的上映数量在全年上映的334部影片中仅占23%左右，可见，韩国电影正以凌厉的攻势抢回被国外影片尤其是好莱坞夺去的市场。以2001年的数据为例，名列票房前20位的电影中，韩国本土电影占了9部之多。
在中国电影业市场中海外收入几乎为零，软广告开发和其他电影衍生产品的开拓尚未有重大突破，新媒体开发，如短信业务等，盈利增效仅刚刚开始。而2002年，韩国电影出口额达到1500万美元，比2001年增长33.4%，其中对日本出口658万美元，对中国内地和港台出口204万美元，对欧盟出口176万美元。
有好的电影才能有好市场
尽管在对待国内电影市场和电影出口不景气问题上，很多人将其归结于票价带来的恶性循环，但是票价问题“还只是其中一根小稻草”。
关键原因在于，高质量影片的缺乏。“电影就是要好好讲故事，很多电影就根本不知道怎样叙述，连电影的最基本要求都难以达到，怎么能生产出高质量的作品。”不少业内人士抱怨部分电影制作过于粗糙。
广电总局电影局国际交流处负责人也表示，有些电影创作人员，在艺术和技术方面的专业化程度不够，存在着急功近利的目的和得过且过的心态，造成一部分影片制作粗糙、质量低劣，影响了海外推广的整体声誉。他举例说明，现在连电影厂的一个照明工都能忽悠几十万元来拍部电影，事实上绝不是什么人都能拍电影。此外，很多中国电影在海外推广时，海外买家都谈到了“影片类型定位不明确，包装粗制滥造，字幕翻译水平太差”之类的问题，制片方要从细微处入手，精准定位海外市场，功夫落到实处。
病灶所在
尽管有一些低成本的电影在国内市场都非常叫座，如《疯狂的石头》等，但不可否认，电影是高消费高投入行耗资在千万美元的美国好莱坞电影总能在国际市场上刮起旋风。资本成为制约电影走出去的一大重要原因：没有稳定的资本支撑，好电影如凤毛麟角。
专业人士预测资本缺乏的原因，一方面是进口影片挤占市场造成的投资不确定性，成为社会资金和商业资金对电影产业10年来都望而却步。
统计数据显示，在制片领域，近年来国产影片投资金额虽然总量保持不断增长，1997年国产片的总投资额为12900万元，2000年拍片总数91部，总投资达到64344万元，但是电影制片厂投资影片的自有资金是非常紧张的。
电影发展的另一个制约则在于政府对市场的较多干预以及对民营企业进入电影业、对合作拍片加了各种严格的限制。
中国电影投资者承担着难以控制的政策风险。而消费不足、需求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了投资电影业的风险。
专家认为，中国电影产业处于资本不足的调整改革时期，政府应减少直接投资，在政策上给予企业投资鼓励和支持，建立产业资源体系，解决发展中存在的体制上的障碍和瓶颈，打破恶性循环的怪圈，实现电影产业整体的飞跃，从而带动电影出口及相关产业的发展。
纵深：电影产业的经济效益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早在1999年人类开发报告书中记录，美国最大的出口，不是飞机，也不是汽车，而是娱乐业的电影和电视节目，报告书中指出好莱坞电影的出口收入占美国出口总收入的比例超过50%。
美国好莱坞电影在世界各国的大规模登陆，不但获取了令人咋舌的高额票房，无情地冲击着其他国家的民族电影，同时也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实施着“美国精神”的文化渗透。在电影市场的意义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电影可以与美国好莱坞电影相抗衡。
而在电影这个庞大的娱乐产业，其商业价值不仅包含了票房等常规门票收入，还包括了录像带、CD、VCD、DVD乃至主题公园、玩具、文化衫等电影相关产业的开发。
1998年，在《泰坦尼克号》红遍全球的时候，印有男女主角头像的文化衫更是满世界流行，成为那个夏天一道独特的风景。这道风景不但与“文化”相关，它的直接效应则是巨大的经济效益。
面对美国电影在全世界的大规模入侵，中国电影显得如此弱小。相对高昂的票价将中国电影市场的主力军，大部分普通百姓阻挡在电影院外；盗版的猖獗让制作人一直头疼不已，但却找不到合适的应对策略；在影片发行模式的探索上，我们也刚刚起步；在海外市场，中国电影的输出也不容乐观，而且在题材偏嗜上遭到国内的普遍质疑。
中国电影企业扩张之路
道格拉斯·汉森（Endgame Entertainment Inc.总裁、首席运营官）
中国电影需要全球化融资
我在美国娱乐金融业有16年的融资经验，我一共为150部电影进行融资，在2002年底的时候我离开了金融业参与到好莱坞的私募基金开始投资一些产品。外国的电影制作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挑战，那些国际独立电影制片商当然是永远能够找到在世界各地受欢迎的电影。我们在海外的电影制作和销售，没有单一的电影销售模式，而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的时候，你可以采取预先出售版权这种非常方式。
中国电影行业如何得到进一步扩张，现在还没有什么明确的选择方案。因为，现在中国还没有很好的DVD市场，没有很好的电影市场，选择就非常有限。另一个方法就是你如何做出一些全世界欢迎的作品，可以和香港地区合作，可以和日本进行合作，你还可以将你的异域风情增加来提高电影的吸引力。我们对中国市场的增长潜力非常有兴趣，我们几年前和NBA一起做了一部电影，讲述姚明在NBA的第一年打拼的历史。我们发现中国对这部电影的反响还是很好。所以我们还要积极进一步地发展，希望有机会为与中国联合制作的电影提供一些融资，只有这样，这些电影才既可以在中国发行，也可以在美国发行，当然这些电影需要时间，需要资金，然后这些发展才可以跨国界。
我们主要的推动力就是获得在美国的发行权，这样我们在市场上有一个先发制人的先机，我们对美国市场上的风险会减少，如果你在市场上有很多的工具，也可以在中国的市场上进行发行，把风险减少，这样就可以让独立制片发展得更快，我们如果要做一个2000万美元的电影，一开始只要获得300万到40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然后就可以逐步地将电影量增加。
克利福德·沃伯（Fluent娱乐公司制片人、合伙人）
立足本土主流市场才是扩张正道
中国电影市场的实力应该是和本地市场有着很强的关系，中国的电影首先是为中国的市场制作的。用美国人的话说“飞机飞的时候，舱内缺氧的话，先给自己戴上氧气罩再给别人戴上”，这就是现在中国电影制作公司面对问题该有的态度和做法。
有人认为，中国的电影行业还在逐步发展的过程中。本土电影公司要成功地实现扩张目的，关键是要能够制作出迎合主流社会需求的电影。而欧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欧洲的市场上，本地电影和国外的大片分别占50%。当然在德国、法国也会出现很多保护主义的倾向，在中国也有这样的情况。4个月之前，在法国发行的一部电影很有可能超越《泰坦尼克》的票房纪录，这部电影所讲述的只是一个非常短小的故事，内容纯粹是有关法国人民和法国文化生活的电影，我相信在中国也一定会出现这样的故事。
在过去几个月，我听到的消息是那些大电影制片厂更多地选择进入本土化制作，比如华纳公司就开始减少对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电影制作的关注，他们最担心的问题就是盗版。大电影制片厂越来越关注本土电影制作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收入。中国市场还在起步的话，就看一下西方国家的市场，尤其可以观察一下欧洲市场，欧洲方面哪些做法比较成功，中国电影公司可以选择性地学一些好的东西。
于冬（北京保利博纳电影发行公司总裁）
投资电影是疯狂的享受
投资电影实际上是疯子干的事情，因为风险很大。电影公司寻找融资、合拍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分担风险，要赔一起赔。所以，你投50%，而另外50%就在找其他人投，最好那些投资是不要回报的，或者有各种其他目的的。比如说，房地产公司老板愿意推一个演员，这些投资他不在乎，对于我们做电影的人来说，我们就比较喜欢拿这种钱。但是，你在寻找投资的时候，说这个电影剧本讲了一个很好的故事，这个戏有什么市场价值，然后编制一个美好的策划方案，而这基本上就是在赌博。拍电影是风险很高的事情，我们经常叫一翻一瞪眼，但是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去做，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去拍，这是电影的魅力，我们做这个行业，我们爱这个行业，我们享受这个行业，所以我们去拍电影，我们做投资，做制片，做发行，我们甚至把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再投到电影院里，这实际上是享受这个工作，享受这个行业。
目前在中国进口片限制的条件下，我觉得国际合拍是一个非常便捷和简单的方法。我们拿到的电影项目，如果有把握能够在市场回收成本，我们就会找人去做。我们只要拉到一个愿意跟自己一起分担市场风险的公司，我们就觉得这个项目是可行的。
同时，我觉得电影的市场预测不重要，甚至可以说出于同一个导演、同一个制片人或者同一拨演职人员的两部电影，市场情况可能是完全不同，没有可比性，也没有必然联系。电影的魅力就在于，你可能一年拍十部电影有八部是亏的，但是有一部电影可能可以把你八部电影亏的钱都赚回来，这就是电影的魅力。
覃宏（星美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钟情原创，等待合作机会
中国的电影基本上还是导演终身制，导演寻找投资时，会向投资方提供剧本、演员预算等。我就把这种投资电影的方式定义为投资原创电影。投资方根据剧本的特色、导演的预算和演员的选择来评估该部电影的市场效果，在什么样地区能够取得什么样的销售成绩。
从投融资来讲，这里先举一个例子，比如这次《南京，南京》是非常原创的，我非常喜欢这样的电影，星美公司已决定投资。中国电影的投资组合一定是要资源共享的组合，这并不是有钱没钱的问题，而是各个公司之间有什么资源能整合到一块。我们星美一部电影投资不超过50%，这是我们公司投资最多的一部电影。现在，我们在《南京，南京》的投资是8000万元人民币，如果内地做得好的话有可能拿到5000万元的收入，还差3000万元。我们请香港寰亚做我们东南亚的发行。演员我们可以用章子怡，这对欧美市场会增加一定发行量，但是她的片酬和我们的回报如果不相符合的话，我更倾向于用其他本土的演员。
在中国，2000万元以下的本土电影要盈利很困难，现在投500万以上到3000万元之间的电影盈利也不容易。每年出产几百部影片，多数是赔钱的，能盈利的也就是那几部影片。尽管如此，我们1000万元左右的投资，一样也需要资源的整合，然后请发行公司或者请院线公司再投资，这样就可以规避我们在发行放映中的风险。我们当然希望能走向国际市场，与欧美公司合作拍大制作的电影，但是很难，一般欧美电影到中国电影市场的交易形式都是预卖版权，这样优先拿回了版权，规避了合拍影片的分账竞争，从合作方的角度来说，我们只能等，这种局面很被动。
我们本土电影企业的立足策略，就是老老实实把中国电影做好。因为中国的文化得到发展，经济强大了，全世界的人才会喜欢看中国的元素。任何一个国家的电影工业都会面临题材匮乏的问题。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带动了全球对中国的关注和兴趣。这样，越来越多的电影需要有中国因素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欧洲的制片商才需要中国的合拍公司。在这种基础上，我们坐在一块谈一个电影项目，这才是目前比较现实的合作方式。
我还是挺羡慕欧美电影市场的成熟，在中国，像我们这种原创的项目，起步就很艰难，我们没有一个很完整的金融体系在支撑整个电影产业。不过，我们公司还是更忠于原创型的东西，我相信未来中国会有更多更好的导演，这些导演也会走向国际。
张昭（光线影业公司总经理）
要制作有销售元素的电影
比起电影原创内容的问题，我更关注电影的市场销售问题。现在电影公司真正要省的钱有两种，第一个是省营销的钱，花多少钱去营销，实际上对于电影的生存是非常重要，也对你最后的利润十分重要；第二个是省明星的钱，实际上，我们现在关注的是你怎么给大家带来新的兴奋点，明星是旧的兴奋点，但他们价格高昂，档期有问题，风险太高，那么我们怎么代替新的兴奋点？
我最感兴趣的是故事和剧本给我们带来的市场模式，像徐克导演的《深海寻人》，这是一个非常原创的剧本，而我卖得很辛苦，虽然首周末票房有1000万元，但是我们做市场销售的工夫下得太大。导演中心制的片子越来越不挣钱，这就是一个现实情况，我要花很多时间跟导演们说，我们从市场角度给你们一个概念，你们可以在这个概念基础上再做剧本，你也可以参与创作，我感兴趣的是这个影片在市场上可以做市场销售的元素。
往细了去想，每一个中国电影公司都希望能够和美国这样大的市场合作。合作有几层的含义，其实，对我们来讲最渴望的是市场的合作，因为亚洲市场就这么点。而电影真正到美国，卖一个DVD版权就能把投资收回来了。对海外市场，目前阶段可能不应该从内容去看，应该从市场的模式去看，好莱坞一年票房才90亿美元，电影产业300亿到400亿美元，其他的钱从和电影有关的产业来，比如电影频道、BLACKBOX等。像《投名状》等影片，在海外市场遇到很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想一想，我们是和产业合作还是和大银幕合作，我觉得，对于一个市场来讲，没有人会拒绝一个性价比很高的产品。在美国打开市场，同时，把电影拿到中国来制作，节省制作成本，从性价比来看，这部电影就会比较高。
迈克尔·安德林 （沃尔特·迪斯尼影视制作公司高级副总裁）
迪斯尼文化如何融入中国？
我在迪斯尼公司工作了很多年。说到我们公司的建立，大家不要忘记迪斯尼就是在一只老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迪斯尼经常依赖于原有的传统那些形象，然后进行一些新的创作。迪斯尼公司将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事拍摄成一部电影，赚了800万美元，而当时迪斯尼建厂时也才花了300万美元。
我们致力于在中国开发一些本地的产品，本地的电影，这和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是一样的，当然有经济的原因，也有文化的原因，现在全世界都在经历一个文化大转变，中国文化很快能成为世界上非常重要的占据主流地位的文化，这是和经济实力相对应的，从自己的利益角度来看，我们非常希望能够找到中国的合作方，那就是拍摄适合家庭看的电影，我们很高兴看到中国的电影业，制片方、发行方、市场方、投资方还有写作方，我们和他们的对话都启动得非常成功，我觉得一定会找到最后适合中国家庭的电影和制作，我们和美国其他大的电影制作公司不是完全一样，我们不想所有的类型都涵盖，我们还是希望提供给中国老百姓美国迪斯尼品牌作品。
但是，大多数电影确实是不赚钱的。如果想尽可能稳健的话，那就只有做可口可乐了。即使是斯皮尔伯格也有可能做出很差的电影。斯皮尔伯格做出的好电影，毕竟是整个电影行业中的少数。只有在特定的环境中，才能产生特定好的作品。我们和中国的合作刚刚起步，首先要承认我们对中国电影业知道得非常少。最终，我们毕竟是做电影的，不管我们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我们都是做电影的，我们要承认有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在中国的新市场上我们想提高自己的市场占有率，我们不可能只关注功夫片。我觉得《疯狂的石头》是非常成功的电影，但是，当时又有多少人能在最初预测到这部电影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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