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京华报界对北京下层社会的文化启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报界论文,清末论文,下层论文,京华论文,北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清末北京白话报刊的盛行
最早的白话报出现于19世纪后期。1876年，上海申报馆主人英商美查(Ernest Major ?-1908)鉴于“申报文字高深，非妇孺工人所能尽读”，便发行了一张通俗易懂的白话小报——《民报》，想以此扩大《申报》的销路。戊戌时期，资产阶级维新派开始认识到白话报对开通民智、宣传西政、西学的作用，他们认为国家要富强，必须“开民智”，“谋国大计，要当尽天下之民而智之”，而开通民智的手段，“必自广兴学校始，不得已而求其次，必自阅报始”。由于社会中人十之八九识字不多，因此，必须创办使“商者农者工者及童塾子弟”都可以看得懂的报纸，即白话报。1897年，《演义白话报》和《蒙学报》创刊于上海，1898年，裘廷梁(1857-1943)在江苏无锡创办了《无锡白话报》。
20世纪初，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有识之士更加认识到“开民智”的重要，他们认为一个国家国民文明程度的高低关系着国家的生死存亡，而近代以来的一个个救国方案往往只重视外在器物和制度的变革而忽视对国人内在心灵的改造，因此，他们主张通过各种文化手段改造国人的素质，培养能够建设新国家的“新民”。针对下层民众智识浅陋的特点，有识之士创立阅报社、演说会，发起戏曲改良运动，推广识字运动，其中创办白话报成就最为显著。据统计，1901-1911年间，我国新创白话报110种，其中68.18%分布于1904-1908年间。
清末，北京也兴起创办白话报的热潮，“在逊清末年，亦即光绪三十年(1904)至宣统三年(1911)之间，北京有许多采用白话文的报纸。换句话说，就是在那个时期，北京盛行过白话报”。北京最早的白话报是创办于1901年的《京话报》。1902年，彭翼仲在北京创办《启蒙画报》，《启蒙画报》以“开通蒙稚”为宗旨，图文对照，向儿童传播新知，内容包括伦理、舆地、算数、格致、时闻、各国新闻、海国轶事等，由于形式新颖而风行一时。1904年，彭翼仲创办《京话日报》。《京话日报》以“开发民智”为宗旨，在当时影响极大，成为北京历史上第一个发行逾万份的报纸。有文描写当时盛况，“凡言维新爱国者莫不响应传播，而都下商家百姓于《京话日报》则尤人手一纸，家有其书，虽妇孺无不知有彭先生”。这时期还有其它一些白话报，如《北京女报》(1905)、《公益报》(1905)、《正宗爱国报》(1905)、《进化报》(1905)等。这些白话报将读者群定位于社会一般民众，内容上虽然也对社会重大事件进行论述、报道，但主要是关注“凡夫走卒”的生活状态，报道、论述与其密切相关的事。白话报在形式上以话代文，基本是口语化表述，文字浅显易懂，而且往往夹杂着北京方言、土语，一般大众只要稍通文字就可阅读。白话报的上述特性，使其盛极一时，成为世纪之初有识之士开启民智、进行文化启蒙的重要手段。
二、“开民智”的具体化——“开女智”
《北京女报》创刊于1905年8月20日，它是我国第一份妇女日报，也是北京历史上最早的妇女报刊。《北京女报》诞生于京华创办白话报的热潮中，它的宗旨、内容与形式都可称是当时京华报界利用白话报进行文化启蒙的代表。《北京女报》以开女智为宗旨，通过对妇女劣很性的批判，对妇女生活中新气象的介绍，希望女性能够逐渐摆脱愚昧，走向文明。
《北京女报》的宗旨是开女智，因此对女界蒙昧不开的现象特别关注。报纸中有大量有关女子寻死的报道，仅看题目，如“新媳妇上吊”、“旗妇投河”、“新妇服毒”、“妇人跳井”等，就令人触目惊心、不忍卒读。究其原因，编者认为全在于女子不能自立。中国女子普遍无才无学，因此，生活不能自立，人格不能独立，一切倚赖于人，一旦无所依傍，就只有寻死一途。同时，由于封建夫权的绝对统治地位，女子往往受尽压制，也只能强颜顺受，当苦难再也无法忍受的时候，除去反抗，就只有一条路：寻死。《北京女报》报道最多的是野蛮粗俗的妇女，即所谓“没教化”的妇女，编者认为造成妇女这种生存状况的原因是由于“少调失教，女智未开”。总之，《北京女报》对女性生活状态的报道不是着眼于女性的苦难，而是着眼于女性的劣根性，报纸的批判色彩极强。
在编者看来，兴女学是开女智的根本途径，因此极力鼓吹女学，积极报道女学的实行，大张旗鼓地表彰女学。同时也认为，开女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男女平权。报纸中不难看到“女权”、“平权”、“分权”这样的字眼，编者认为人权并非天赋，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权，必须首先研究、培养、健全女性的人格。因此，《北京女报》中出现了一些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女性形象。作为一份鼓吹女学的报纸，编者特别留意女学生的所作所为，并对此给予充分报道，如“好文明的女学生”、“女学生的见解很高”、“女学生爱读祖国书”等。为接受现代知识、寻求救国之路，当时社会上掀起了留学热潮，一些先进女子亦在其列。对此，《北京女报》进行了一系列报道：如“女学生赴东留学”、“蒙古女学生留学日本”、“赴美留学”、“女医学家赴美国游历”等。在女子参政斗争风起云涌的国际背景下，《北京女报》对中国女子的参政行动也予以报道，如“女界也热心国会了”、“西报赞扬（中国）女代表”；对下层妇女，虽以负面报道居多，但她们自立、自治的行为，编者也能及时捕捉到：如“女子拉洋车”、“缫丝厂女工大动公愤”。值得一提的是对革命女性的活动，《北京女报》也多所涉及，如“怎么这们些女革命党呀”、“拿获女革命党”等。虽然他们认为这些女革命党“宗旨不正，走错了道儿”，但报道仍较客观。如对秋瑾案的连续报道，不是根据一面之词，而是既有政府的公文，也登有民间的说法“秋瑾死后，外间很有说她冤的……”以及上海等地报章的报道，对西方女士对此案的质疑也照登不误“随意摧残女界，实为痛恨”，对“社会各界公祭秋女士”的活动，更以纪闻的方式如实报道。另外，对与女子有关的新事物、新气象也多所报道，如对文明婚礼的报道，往往不避繁琐，具列仪式内容、程序。在“陕西省第一次创行文明婚礼”中，甚至列出婚仪示意图、结婚证书样式，由此体现其“开女智、开民风”的主张。
虽然《北京女报》对新女性形象给予了充分报道，但占据大部分版面的仍是野蛮粗俗、愚昧浅陋、缺少自治的女性。这虽说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但也体现了其时文化领域中扬西贬中的倾向以及编者的文化观。
三、京华报界的文化启蒙观
《北京女报》是在20世纪初北京的白话报热潮中出现的，作为当时京华报界的活跃人物，《北京女报》主编张展云的思想观点、办报宗旨颇有代表性。
张展云（生卒年待考），曾任朱淇(1858-1931)所办《北京报》主笔。继创办《北京女报》后，他于1906年又创办了《北京画报》。张展云是当时北京非常活跃的社会活动家、社会名流、京华报界的代表，与彭翼仲(1864-1921)、王子真（生卒年待考）、刘炳堂(1866-1924)等报界同仁共同致力于对北京下层社会的启蒙活动及社会慈善活动。他曾描述他们的活动：“近两年北京城，出了一些个人，一天忙到晚上，不是国民捐，就是江皖赈，再不然，筹款助学堂咧，设立戒烟会咧……”，他把自己和这群人形象地称作“义务奴”。1906年初，杭州贞文女学堂校长惠兴女士因办学经费筹措无着以身殉学，引起社会各界强烈震动，杭州、上海、北京等地报刊对此事广为报道。北京报界、女学界由张展云和著名戏剧活动家田际云(1864-1925)发起，成立了妇女劻学会，把惠兴女士的事迹搬上舞台。开戏前张展云登台演说、发动募款，随后将义演及募捐所得寄往杭州贞文女学作为经费。此事受到当时北京各界的一致赞誉，对推动女学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1906年秋，暴雨引起淮河泛滥，长江以北灾情严重，《北京女报》社发起和参与了为南省赈灾而举办的历次义务活动，如举办女学慈善会，并于1907年2月在琉璃厂进行义卖募捐，备受当时舆论称赞。张展云还以个人名义发起书画慈善会，赈济江北灾民。为鼓励女子自立，张展云还创办子女子镂花工厂，为女子自立提供切实的帮助，“以为妇女自立的典范”。他还参加义务戒烟会等团体，开展移风易俗活动。民国后，张展云加入北京通俗教育会。从以上活动可以看出：张展云执着于对下层妇女的文化启蒙，不仅以报刊为喉舌进行宣传，而且身体力行。
作为京华报界、女学界的代表，张展云抱持文化救国主张，鼓吹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拘滞、阻碍女性发展的旧风俗、旧习惯予以批判，建立起女性人格的新范式，从而使女性拥有健康完善的人格，以与男性共同担负起救国重任。
张展云及其京华报界同仁的文化启蒙思想主要受到当时文化领域内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影响。近代以来，为改变中国衰败落后、被侵略被欺侮的现状，有识之士走向向西方学习的救国之路。然而，从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声光化电到西艺西政，一次次探索却一次次失败。失败的原因何在？19世纪末，英国思想家斯宾塞(1820-1903)的社会有机体论和社会进化论经严复的介绍传到中国。斯宾塞认为：讨论事物整体的强弱，应先考察个体的优劣，因为个体性能直接影响、决定着由它所组成的整体的性能。同时他又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强弱兼并、优胜劣汰不仅是无可逃避的自然法则，也是社会进化的法则，面对外部压力，“人欲图存，必用其才力心思，以与妨生者为斗，负者日退，胜者日昌”。一些先觉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接受了斯宾塞的理论，从国人本身的弱点来思考中国屡遭失败的原因，从而对国民性发生了怀疑。“中国民气散而不聚，民心独而不群，此其所以百事而不一效者也”，中国人“责人不责己，望人不望己之恶习，即中国所以不能维新之大原”，他们对失败原因的认识已深入到塑造国民性格的文化传统。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等人也从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中村正直、森有礼等人的学术思想中受到启示，认为国家兴亡与国人素质有很大关系。中国之所以不足以与西方国家及日本竞争，是因为中国的旧道德、旧习俗只能培养愚昧、利己、奸伪、怯懦的奴隶，无法与西方及日本的“新国民”抗争。因此，必须对中国旧的国民性进行批判，建立起与之不同的新的道德伦理范式。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先觉者对国民劣根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种批判有一个突出特征，即经常对中外国民性进行对应比较，褒扬西方国民性而批判中国国民性，希望通过对西方近代国民品格的展示为中国国民提供借鉴的标准，借助西方文化改造传统文化。
张展云一向以社会启蒙者自居，他引用斯宾塞的话“积个人的缺点，成社会的缺点”来说明“欲强国先正人心”，欲求得国家的富强，必须提高国人的基本素质，否则“人心若是不正，别管你兵怎么多，法多么好，也是难见起色的”。他认为必须首先剪除掉国人身上的劣根性，而改造国人的劣根性，必须树立起与之不同的人格样板。因此，张展云的文化启蒙集中体现在对西方近代文化，特别是妇女文化的介绍和传播上。
从文化启蒙思想出发，张展云在报道和论述中涉及到了大量西方女性，以之作为中国女性的样板。张展云的制作是从平民视角切入的，《北京女报》中虽然也有贵为皇后、总统夫人的西方女性，但多数西方女性都是平凡女子，她们的生活经历都很平常。如译丛中短文“女工铁匠”写了一个以打铁为生，帮助丈夫劳作的西方普通女子；新闻“夫妇携老”，介绍了一对“同生同死”、携手70年的老夫妻；“西妇文明”讲西方妇女因乘坐的马车擅到行人而道歉、赔偿的文明行为。这些女子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她们的行为极为普通。同样，女子的成长经历——求学、工作、投身社会公益事业也一样易于被众多中国女子接受、效仿。当时，革命派和先进女性笔下的女豪杰形象多为天赋、资质杰出的女性，如苏菲亚乃俄国贵族之后，罗兰夫人少有“绝世天才”，喜读“英雄传”，贞德虽是农家女子，但也以圣女形象出现。
《北京女报》中西方女性形象呈如此形态，编者刻意为之的痕迹非常明显。要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北京女报》编者对女豪杰形象的态度。当时女豪杰形象在各报上出现的频率非常高，但对这些女豪杰，《北京女报》除一部戏曲命名为《女杰约安》外，只在引用的歌词中偶有提到。编者强调女性应“注重平凡主义，力戒豪杰主义”，为强化这一点，报中登载各色人等的言论，中心都是强调女性应注重平实的人生，注重人格的培养，而不要“浮慕西风”，如读者来稿：“若是一味的好高骛远，……只求着做一个女英雄，流芳千古，嗳，这种志向固然很可取喽，不过二万万女子，若统通存着这个思想，恐怕家不成家，便是国不成国了”；再如《北京女报》记录张之洞视察江南女子公学的讲演，其中“若豪杰事迹，最足扰少年之心，假使女子才入学堂，略明科学，动举欧西一二女豪杰以自比拟，……足为女学之阻”，也强调女子不应以女豪杰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特别有意思的是，在戏曲《女杰约安》中，作者塑造的并不是约安这个西方女性形象，而是将约安的事迹作为背景，讲一个看守约安旧居的守屋人的故事。游客花大价钱向守屋人购买约安遗址，而守屋人却不被金钱诱惑，不肯卖。故事突出了一个小民的爱国思想。
《北京女报》中西方女性形象是张展云“开女智”思想及改良社会愿望的反映，是其社会启蒙行为的映现。张展云认为造成女性劣根性的根本原因是封建纲常伦理及旧风俗、旧学说，因此，改俗变礼极为重要。《北京女报》中的西方女性多为以改俗变礼为事业的女性：“俄皇后禁妇女吸烟”写俄国皇后不顾众多阻力，坚持不懈，改变陋习的行为；“德国皇后的善举”写德国皇后举办慈善会接济地震难民；“克总统夫人的高见”写其以身作则，为夫办丧事一切从俭以改良殡丧风俗。报中仅有的这几个贵族女子也以平民化的姿态出现，为社会的公益事业奔忙着。由于认识到风俗的改造是最不容易的，必须做长期、艰苦的“开通民智”工作，所以，《北京女报》中的西方女性形象不是如女豪杰投身于血与火的战斗中，通过驰骋疆场、临战杀敌而张扬自我，而是为开启民智、改良风俗而东奔西走、经年累月，奉献出自己的毕生经历。而这，正是张展云所代表的京华文化启蒙者们文化观的投射。
以上通过对《北京女报》的具体分析，透视出20世纪初文化转型期京华报界的文化启蒙思想及他们对北京下层社会启蒙的努力。虽然在革命风起云涌之时，这种努力显得是那么微不足道，但是他们对民间社会的关注、对民众文化心理的探究，为后来北京的大众文化传媒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