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与革命——关于1911年武昌起义的政治传播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武昌起义论文,传播学论文,谣言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K2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456(2005)06-0141-05
一、文献综述
传播（包括传播手段与传播内容）在人类政治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正因为此，在传播学确立之初，从传播角度考察人类政治生活即是传播学的应有之义。对传播学有奠基之功的加拿大学者因尼斯 (Harold Innis)在《帝国与传播》一书中即明确指出：“在一个广泛区域的组织里，传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而“一个广泛区域的有效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有效传播”。[1](p7)不过，在因尼斯的一系列著作里，政治传播学更多的是作为一些原则而被提出的，简言之，因尼斯所反复强调的是传播手段与政治发展的同步关系，按照其原话，就是：“历史是一系列被不连贯所分开的时期，每一时期都被占主导地位的媒体形式所分解，这些媒体形式吸收、记录和传递信息使之成为与制度化的权力结构一致的知识体系。”[2](p115)但作为传播手段的媒体形式是如何在细节上影响政治发展的？对于这个问题，因尼斯并未提供更进一步的微观研究成果。
在因尼斯之后，虽然政治传播学研究逐渐细化，但学界更多地还是关注大众传播媒体（譬如广播与电视）与政治发展（尤其是选举）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政治传播学的另一重要领域——谣言对政治的影响，则是甚少涉及。而从政治实况看，一个政府不管其如何高效，都不可能完全控制该社会的所有传播渠道。——这便为谣言的产生与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当然，作为一种重要社会现象的谣言不可能完全淡出西方学者的视线之外，譬如，美国历史学家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即是一本主要从谣言角度研究清代政治危机的扛鼎之作。然而，从总体上看，从政治传播学角度研究谣言的成果是非常稀罕且颇多错误的。法国学者卡普费雷曾著有《谣言》一书，但其关于谣言的定义即是很难令大多数读者苟同的。按照其定义，谣言是“在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已经被官方所辟谣的信息”[3](p18)。但这个定义显然不能解释在政治史中许多谣言恰好是经过官方“证实”的。
总之，谣言作为政治传播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目前研究成果的质与量都不能令人满意。有鉴于此，笔者拟以1911年10月的武昌首义为个案，对于谣言与政治变革的关系作一初步疏理，并希冀借此唤起学界研究谣言与政治的兴趣。
之所以选择武昌首义作为解剖对象，主要是基于如下两层考虑：
第一，笔者在本文中所界定的谣言是指：有意或无意之间在一个社会上广为散布的不真实信息。而从武昌首义看，其爆发、扩展乃至成功，都可发现“谣言”的幽灵。
第二，武昌首义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较为成熟的一个领域，关于它的档案资料与回忆录皆已公开，研究较易着手；而从谣言角度研究此问题的论著，目前尚付诸阙如。
二、谣言与起义爆发
武昌起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被谣言激发的一场兵变。
当然，在武昌起义爆发前夕，中国社会已经散布着各种各样的政治谣言。比较集中的有两种： (1)预言清朝灭亡。譬如，1911年在陕西就流传着“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的民谣[4]。而在武汉地区也传唱着“湖北翻了天，犯人全出监，红衣满街走，‘长毛’在眼前”的歌谣[5](p9)。(2)渲染上层矛盾。譬如，1910年汪精卫等人在北京以炸弹暗杀摄政王事泄，而在破案之前北京城内流传的说法则是清廷的内部斗争，“有谓系溥伦贝子谋篡位者；有谓庆王因与肃王有隙，故为此以害之者；又有谓（炸弹）系载洵、载涛两贝勒，自英国带回者，以包药之纸，有伦敦字样也。”[6](p81)这些谣言从根本上侵蚀着清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在这些谣言的刺激下，人们对政府的不满与轻视日益增长。不过，最后促成湖北新军哗变的则是一则与士兵性命攸关的谣言。
1911年10月9日，革命党人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赶制炸药时发生意外，起义计划暴露。不过，从后来的处置看，以湖广总督瑞澂为首的地方政府可能并不想扩大事态，有两条线索可为佐证：其一，在逮捕彭楚藩、刘复基与杨洪胜三人后，尽管进行了简短的严刑逼供，但当夜即将他们予以处决；如果清朝地方政府想顺藤摸瓜进而将革命党人赶尽杀绝，按常理应该继续套取被捕革命党人的口供。其二，在事发的第二天，即10月10日，瑞澂即向中央政府报告案件经过，并为有关人员邀功请赏，大有巨浪过后复归太平的意思[7](p167-168)。但一则谣言将事态再次引入白热化。
这则谣言便是：“清政府正在捕杀革命党人。”
从现在掌握的诸种材料皆可以证明，在宝善里事件之后，瑞澂采纳了多数新军军官的建议，准备销毁缴获的花名册，对军队中的革命党人不予深究[8](p217)。但令人饶有兴味的是，这种柔性处理结果无法告知广大士兵，从而使上述谣言的流传有了可能。
回过头来考察这则谣言的传播，不难发现谣言所特有的简化原理在这则谣言的流传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所谓简化原理，是指在谣言传播过程中，传播者根据自己的感受对谣言进行分类从而避免问题的复杂性。1947年，两位美国心理学家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先向一个被试者演示一个幻灯片，内容是一辆老式的无轨电车，电车上画有一幅风景画；然后，让该被试者向一个没有看过幻灯片的被试者尽可能逼真地描述风景画，然后再让后面这个被试者向另一个人描述，这样一直传下去。……结果，最后那个人把一个原来很逼真的描述变成了：‘这幅画上有一辆有轨电车，它身边有两个男人正在争论。其中一个是黑人。就这些。’”[9](p89)事实上，在宝善里事件之后，“清朝政府正在大量捕杀革命党人”的谣言也经历了一个被简化的过程。
首先，这则谣言源于革命党人的一种猜测。当 1911年10月9日上午，宝善里据点发生爆炸之后，共进会首领孙武等人纵火灭迹未果，在逃脱之后，孙武猜想“名册等定被俄租界巡捕房搜去，转瞬即交给清吏，将来必定按名册捉拿”[10](p136)。这时，问题的核心是“清政府可能按缴获的花名册捉拿革命党人”。
其次，当天，彭、刘、杨三位革命党人被捕，并于当晚遇害。这时，谣言已演变为“清政府正在按有无长辫捉拿革命党人”，因为遭难的彭、刘、杨三位革命党人皆曾剪去长辫。而在1911年10月10日清晨，另一位革命党人、同样已经剪辫的30标排长张廷辅被捕。尽管这是彭、刘、杨被处决后仅有的一次逮捕行为，但更加证实了谣言的真实性。
最后，甚至有人说官员们正在编制所有汉族士兵的花名册，将以革命党罪名逮捕并惩罚所有湖北新军的汉族士兵[8](p218)。由于在1910-1911年间，湖北新军中曾刮起一股“剪辫潮”，剪辫的汉族士兵尤多，所以将“捕杀剪辫士兵”的谣言简化为“捕杀汉族士兵”，其实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从“按缴获的花名册捕人”，到“捉拿没有留长辫的士兵”，再到“另编名册，惩罚所有汉族士兵”，不难看出，谣言所涉及的范围愈来愈广了。根据专家较为乐观的估计，“到1911年7月，在总数约1万7千名的湖北新军中，……总计有组织的革命党人将近2000人，经过联系而同情革命的约4000人”[5](p25)。也就是说，在湖北新军中，除了三分之一的人倾向于革命外，绝大多数士兵还是处于游离观望状态。而压垮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则是这则涉及到众多汉族士兵身家性命的谣言。
美国学者彼德·布劳曾经对权力下过一个比较宽泛的定义，他认为，所谓“权力”，就是“个人或群体将其意志强加于其他人的能力，尽管有反抗，这些个人或群体也可以通过威慑这样做，威慑的形式是：撤消有规律地被提供的报酬或惩罚，因为事实上前者和后者都构成了一种消极的制裁。”[11](p137)事实上，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前，清政府的权力也是建立在这种威慑的基础之上，然而，上述谣言的传播则使这种威慑失去了效力，——因为威慑的前提是“服从要比不服从更好”，而“清政府正在捉拿汉族士兵”的谣言则意味着“不管你是否服从，只要你剪了辫子，甚至只要你是汉族土兵，你都可能受到惩罚”，这便使服从清政府的权力失去了任何意义。
总之，一个政权不管如何残暴，只要它想延续其权力，它都必须明告或暗示被统治者：服从的代价比反抗的代价要小。否则，便可能将被统治者逼入类似陈胜、吴广在秦朝末年所面临的“大泽乡困境”——服从必然走向死亡，反抗或有一线生机。具体到1911年的武昌起义而言，尽管湖北地方政府并无将新军士兵逼反之意，但瑞澂等人又无法将不予深究的真实意图告知全体新军士兵（这可能一方面是因为害怕朝廷的责难，另一方面是因为低估了谣言的作用），所以最后在湖北新军士兵的心理中造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大泽乡困境”，从而导致军队的大规模哗变。
三、谣言与起义扩大
1911年10月10日夜，湖北新军起义之后，11日上午3日即切断了电报、电话线路[12](p111)，革命党与清政府都是在揣测中做出各种决策，这便给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出于求生的本能，革命党人在起义发动之后，必定要夸大革命力量，以打消中间分子对政府的恐惧心理，从而吸引更多人加入其中。于是，关于革命党声势如何浩大的各种谣言便纷纷出台。这类谣言又分两种。第一种是为了说服动摇者的随机性谣言。譬如，当黎元洪询问革命党人“所恃为援者何处”时，革命党人遂编造出“京山刘英已集十万众，三日可到汉”的谣言[13](p93)。第二种是为了威慑清政府的计划性谣言。譬如，当汤化龙等人获得清政府的密电码后，即以瑞澂的名义向外发电，“力述革命党势焰甚盛”；此外，汤等人还在武昌四处演说，以“某省已陷，某军同党”等说法“借维众心”[14](p234-252)。应该承认，革命党人的谣言攻心战是相当成功的。经过革命党人有意无意的制造，当时坊间甚至流行着一则富有戏剧性的谣言，据当时的报纸记载：
督署火起后，瑞澂出走，革军都统黎元洪曾遇之，瑞欲自匿，黎忽举枪问曰：公欲成名乎？（谓殉城而死）欲全命乎？瑞闻而泣下，俯首乞免，黎竟笑而纵之曰：公且去，毋溷吾辈事，瑞乃狼狈遁去。[15](p202)
尽管这则消息属于毫无根据的无稽之谈，但它暗含的两个信息则是革命党人十分需要的。首先，像黎元洪这样的高级军官都加入了革命阵营；其次，以瑞澂为代表的清朝地方官员极其无能。这两层含义无疑都可以壮大革命党人的声势。
相对于革命党人的谣言攻心战，清政府在对舆论的掌握与控制方面明显处于下风。这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清政府始终无法了解革命党人的实情。
自1911年10月10日起义正式爆发之后，武昌与处界基本断绝了消息，直到一个星期后，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的记者莫里循还在向总部抱怨：“因为与汉口的电报业务中断，很难得到确切的消息。”[16](p762)不过，外国记者还是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武昌起义的一些实情。比较起来，清政府在信息的获取方面更为缺乏。当起义爆发时，清内阁即电问新任命的湖广总督袁世凯：“驻鄂陆军营队众多，未必全与匪通，何至无一用命者？”[17](p295)显然，在信息来源上，除了地方官员的报告，清朝中央政府并无其他管道。而一旦地方官员有意或无意隐瞒实情，中央政府便只能在想当然中决策。最为荒唐的一个例子是，当时闽浙总督松寿听到一则谣言——革命党人在新加坡制造军舰，并已驶抵澳门，于是松寿要求海军部派军舰到福州、厦门一带“以备不虞”，而当海军部向内阁请示办法时，皇帝的朱批只是“知道了”[18](p299-200)。对于消息的真伪竟然不能置一词。
其二，清政府始终不能掌握社会舆论的主动。
在当时清政府往还的电文中，充斥着“人心浮动”的词语。在各种真假消息的刺激之下，北京城内是“人心惶惶，米价飞涨”，人们纷纷到银行挤兑套现，以致“市面买卖非现银不可”[19](p417)。为了收拾人心，清政府又是下罪己诏，又是派宣慰使，最后甚至答应改组皇族内阁，立即实行立宪，但仍没有将社会舆论引向对自己有利的一面。这中间的关键原因还是在于清政府已经失去了当时介于政府与大众之间的绅士们的支持。根据政治传播学的一般原理，在广播与电视这类大众传播工具出现之前，信息在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流动都要经过“舆论领袖”(opinion leaders)的中介作用，在近代西方，这些人一般是指“教师、官员、社区领袖、杰出商人、职业领袖等”[20](p167)。而在清朝末季的中国，这些舆论领袖的功能便由那些绅士们承担。但在皇族内阁与铁路国有政策的双重打压下，当时的绅士头面人物已大多对清政府由失望变成绝望了。
揆诸史实，在武昌起义发生之后，清政府的决策并非完全药不对症。譬如，在1911年10月19日的上谕中，清政府反复向下属强调：“如搜获逆党名册，立即销毁，毋得稍事牵连，致滋扰累。”[21](p296)其目的还是不要将革命党人逼人上述“造反成本低于服从成本”的“大泽乡困境”。不过，由于清政府自身已失去公信力，他唯一的选择便是依靠绅士领袖出面劝说，从而让民众了解并认可自己的怀柔政策。但饶有兴味的是，清政府任命的那些作为宣慰使的绅士领袖，如江苏的张謇、浙江的汤寿潜、湖南的谭延闽却先后加入了革命党的阵营。据说，当湖南的新军士兵听到谭延闽亦发表反清革命的演说后，纷纷欢呼：“谭翰林且言之，大事可行。”[8](p243)
四、余论
根据因尼斯的观点，一个社会的政治体系应与传播体系相适应。在清朝末年，随着电报与报纸在中国的广泛引入，从理论上讲，清政府具有了更好的控制舆论与巩固权力的传播手段。但由于内外两层因素的影响，这种理论上的优势没有转化为现实中的胜势。从外部因素看，由于外国媒体在治外法权的庇护下，往往能轻易冲破清政府的新闻封锁①。而从内部因素看，由于绅士阶层同情甚至支持革命，在缺乏大众传媒的情况下，舆论领袖又不肯合作，清政府便不可能将其收拾人心的举措传诸民间。于是，在各种谣言的侵蚀下，其崩溃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当然，从武昌首义的历史看，制造与传播谣言并不是革命党人的专利，清政府官员也在多种场合利用谣言来应变。譬如，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初，湖广总督瑞澂即“派人分途散播谣言，谓清廷已派大兵南下，革命党不日即可消灭”[22](p43)。而率湖北新军入川镇压保路运动的端方为防止部下哗变，也捏造了“武汉于某日为官军克复，宜昌于某日亦为萨军 （萨镇冰率领的清朝海军——引者）收回”的谣言[23](p212)。但从总体上看，革命党人的谣言攻心战术更为成功。这中间的原因自然不仅仅是革命党人制造的谣言更有技巧，主要还是因为当时国人普遍同情并支持革命，渴望革命党人取胜的心情自然更易于让他们接受对革命党人更为有利的各种谣言，换言之，到革命范围扩大之后，他们想知道的已经成为他们希望出现的。据亲历革命的黄炎培先生事后回忆：
（武昌起义爆发后）上海息楼所在的望平街每晚人山人海，发生了大影响。望平街左右相望的报馆，家家大玻璃窗外，张贴各地消息。街上日日夜夜群众挤得满满地在探听，一个捷报到来，鼓掌狂欢；一个报告失败，认为这家报馆受清廷指使，诬胜为败，群众极度愤恨地把大玻璃窗砰轰砰轰地立刻打得粉碎。从此报馆不但不敢在门首披露失败消息，特别不敢在报上披露。[24](p63-64)
正是在这种心理支配下，革命党人制造的一些非常离谱的谣言，也能被广大民众所接受。譬如，当清军攻下汉口与汉阳后，武昌城内一片混乱，不得已，革命党人通过《大汉报》在半日之内连出6份号外，伪称“他省战胜、援兵立至及北京反正”等毫无根据的消息，结果“人心稍安，士气复振”，以致武昌童谣皆唱：“大汉报真个巧，见了他胆大了。”[23](p228)
根据政治传播学中“确定性偏见”(Confirmation Bias)的原则，在群体中容易产生一种偏见，即“人们倾向于寻求能够确认自己现有信念与态度的信息，而可能忽视甚至歪曲与之相左的信息”[25](p184)。当政府的公信力丧失殆尽的时候，有利于革命党人的谣言在“确定性偏见”的作用之下，已经不需要刻意传播，便能不胫而走了。
1921年春，亦曾亲历辛亥革命的山西军阀阎锡山在一次演讲中谈到自己对革命发生原因的分析，他认为“辛亥之改革，可以说民主主义的力量不过一、二分；其余一半为利用时机的力量，一半为排满主义的力量”[26](p394)。揆之于武昌起义中谣言的作用，阎氏的“时机说”亦不可仅被视为戏言。
收稿日期 2005-03-01
注释：
①据给事中蔡金台的奏折：“此次乱起，邮部禁阻交通，民部禁止报载，皆为军事正当办法。第禁令不及于洋报，转使匪党得藉以施其煽惑。而民间反因警厅之禁，滋疑而信谣”（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31页）。由此可见，清政府对于外国人在华所办报纸毫无控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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