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学派和“新史学”的墓志铭——评介《碎片化的历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墓志铭论文,史学论文,历史学论文,学派论文,年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年鉴学派及其所代表的“新史学”当属20世纪最重要的史学现象，它们不仅在法国史学界长期占主导地位，而且对全世界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国已故的史学前辈张芝联先生颇为重视对年鉴学派和新史学的研究。除亲自撰文评介外，他还敦促我们：“今后要继续注视年鉴学派的发展趋向，以便在一适当时机对它作出全面的评价。”① 笔者应北京大学出版社之约，用一年时间完成了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杂志到“新史学”》② 一书的翻译，现将该书的内容和观点作一评介。
一、向主流史学的挑战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是年鉴学派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它在法国史学界如日中天，在公众中也享有崇高声誉。而法国史学家弗朗索瓦·多斯则敢于向年鉴学派提出挑战，并以《碎片化的历史学》一书对其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性评价。
多斯是个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左翼历史学家，出于对史学理论的热衷，他长期关注年鉴学派和新史学的动态与走向，其博士论文（1983年）便以“年鉴学派”为题。尽管年鉴学派在当时代表主流史学，但多斯“已预感到年鉴学派所代表的新史学将出现危机和必将瓦解”（再版前言），并对年鉴学派，主要是第三代进行了批判。最初，年鉴学派对多斯的挑战采取了“冷处理”态度，“他们商定永远不提及《碎片化的历史学》一书，并把该书提出的问题视为无端的攻击”（再版前言）。但到后来，年鉴学派也不得不承认新史学面临的危机。《年鉴》杂志1989年11—12月专号以“关键性的转折”为主题，主张对以前的立场进行批判，并承认“《碎片化的历史学》一书提出的主要批评是有根据的，历史学科面临着分化瓦解的危险”（再版前言）。
回顾这段历史时，多斯也承认《碎片化的历史学》“在论战方面带有不少当时的印记”与一些情绪化和偏激的说法，但他重申自己“至今依然坚持在书中提出的主要批评，并没有改变对年鉴学派自1929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断续传承的系谱所作的勾画”（再版前言）。因此，《碎片化的历史学》已被学术界视为一部全面评介年鉴学派和新史学的权威性著作。《外交世界》周刊评论说：“在向读者介绍‘新史学’的来龙去脉和种种变化方面，弗朗索瓦·多斯是个难得的向导。”该书1987年出版，1997年和2005年两次再版。出版商写道：“作者对年鉴学派提出的众多观念和问题进行了分析，其中包括历史的终结、人的死亡、结构的作用、对政治的放弃……然而我们也看到，在年鉴学派的促进下，历史学在实现了奇异的复兴后，也呈现出四分五裂的状况。本书为捍卫历史学展开了一场充满激情的战斗。”
二、年鉴学派的产生及特点
关于年鉴学派的产生，多斯认为，《年鉴》杂志诞生于1929年并非偶然。1929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席卷美洲和欧洲，这种总体危机或“文明危机”不仅颠覆了整个知识界的信念，也影响到历史学。人们对理解危机和对其做出反应的需求十分强烈，时代的目光从政治转向了经济。《经济与社会历史年鉴》的诞生正好回答了时代的要求。
多斯还提出，“30年代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反叛”，《年鉴》杂志的反叛特性则体现在挑战拉维斯、塞纽博斯、朗格卢瓦等老一代史学家的实证史学方面。第三共和时期形成的法国方法学派深受德国兰克的影响，他们集结在加布里埃尔·莫诺的《历史杂志》周围，宣扬“实证科学”，主张超越哲学理论的客观和真实历史。但实际上，实证主义史学家所看到的只是政治史，并大都宣扬爱国主义和追随共和派政权。《年鉴》杂志对史学的创新首先表现在注重经济、社会现象，主张更全面的历史；其次是倡导“问题史学”。马克·布洛克和吕西安·费弗尔提出：历史学家不应满足于根据史料写作，而应向史料提出问题，并将其纳入一个总问题。
但多斯并不认为年鉴学派是“全面历史”的首倡者，他指出，早在1900年，亨利·贝尔创建的《历史综合杂志》便抨击方法学派的史实崇拜和简化主义，提倡综合性的全面史学。费弗尔和布洛克最初是该杂志的合作者，后来觉得亨利·贝尔还不够激进，他们才创立了《年鉴》。而且，早在18世纪，伏尔泰在《史学新论》（1744年）和《论各民族的风俗与精神》（1740—1756年）中便提出了“全面历史”的纲领。夏多勃里昂也在《历史研究》（1831年）中写道：“历史应当是一部百科全书，从天文到化学，从金融家的技巧到工匠的手艺，从绘画、雕塑和建筑知识到经济知识，这一切都应被纳入其中。”米什莱也倡导一种把现实中的所有表现都纳入同一运动的“全面史学”。他在批评基佐和蒂埃里只重历史细节时指出：“史学方法在两个方面仍显薄弱：一是物质性太少，只看到种族，看不到土地、气候、食品，以及肉体和生理方面的状况；二是思想性太少，只谈法律和法规，不谈思想、习俗，以及民族灵魂的重大演进。”（82页）
拒绝政治也是20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的特征之一。他们抨击政治运作、议会活动和政治党派，甚至对国家也提出质疑。因此，布洛克和费弗尔“制定出以经济和社会为中心的方法，完全抛弃了他们视为多余、附属和死点的政治领域”（13页）。1929—1945年间，《年鉴》杂志刊登的政治史论文大幅下降，只占论文总数的2.8％。与此同时，坚持传统立场的《历史杂志》的政治史论文却占49.9％。另一方面，《年鉴》杂志的经济史论文占论文总数的57.8％；而在《历史杂志》中只占17.5％（39页）。
关于年鉴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碎片化的历史学》写道：马克思主义“既是年鉴学派范式的敌手，又是它的先驱”。从20世纪30年代起，马克思主义开始在法国大学教授中传播，年鉴学派从中汲取了众多启示。费弗尔在《年鉴》杂志上发表过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评论。年鉴学派与马克思在思想上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力图囊括和把握所有现实。但他们选择的道路却不同，对年鉴学派而言，“历史主义在右边，马克思主义在左边，处于中间的年鉴学派代表第三条道路”。多斯还进一步指出，后来的《年鉴》杂志与银行家、金融家、资产阶级政客和技术官僚的关系日渐密切。所以，关于《年鉴》杂志代表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说法便不攻自破了（57页）。而且，年鉴学派并未推出一种历史哲学：费弗尔既不赞同马克思也不赞同韦伯，而是主张所有事物相互依赖的笼统观念。年鉴学派的史学家很少注重探索历史规律，尽管他们也宣扬问题史学，但自发的经验主义使他们更重视“怎么样”而不是“为什么”（83页）。
此外，《碎片化的历史学》的作者多次肯定了第一代年鉴学派的人本主义观念。他指出，布洛克和费弗尔认为人是历史学家关注的惟一对象，是历史研究的意义所在。“历史只能是人类史……历史学是人文科学，事件也是人类所为。史学家的任务便在于此。”但多斯认为，第三代年鉴学派则抛弃了上述立场：以勒华拉杜里为代表的第三代年鉴学派把史学领域变成一个不以人为中心或完全没有人存在的领域。他指出，新的年鉴学派抛弃了两位创始人精心保护的史学基础，从而使历史学面临丧失自身特性的危险（85页）。
三、承上启下的布罗代尔
《碎片化的历史学》也介绍了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第二代年鉴学派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打乱了西方对历史的认识，战后西欧的衰落更加明显，世界的命运掌握在美国和苏联手中。非殖民化、科技革命和高速经济增长改变了世界的社会经济和社会面貌。“新的形势使历史学感到，应当用新的分析方法来把握目前的演变。全球化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也体现在各大洲人类之间的信息沟通方面。因此，史学论说必须重新确定方向：单纯的民族国家史不再受青睐；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更加靠近。”（90页）另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科学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在社会科学中占据主导地位。这对历史学造成了巨大压力和挑战。多斯指出：当1949年列维－斯特劳斯推出社会人类学时，其称霸野心远远超出社会科学领域，他的反历史主义观念把神话和音乐看做“消灭时间的机器”（98页）。历史学被贬为一种素材和一门充满偶然性和排斥所有模式化的学科。因此，“为抵御结构主义的攻势，布罗代尔在借鉴列维－斯特劳斯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创新，对马克·布洛克和吕西安·费弗尔最初的方向进行了修正”（98页）。
布罗代尔决定以历史学家的王牌——时段来应对列维－斯特劳斯，用近乎永恒的“长时段”把历史结构化。布罗代尔把时间性分成性质和长短各异的三种节奏：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多斯对布罗代尔的时段理论提出异议：“把时间一分为三，并划定其各自领域，这是主观臆断的做法。”布罗代尔把短时段的事件看做“水面的浪花”、“表面的装饰”，这种“贬低事件和抬高长时段的做法暗示着对政治的摒弃”（43页）。多斯进一步指出，布罗代尔的结构史学造成的后果是：人类的作用被贬低为一种集体力量，并被排斥到边缘地带。布罗代尔也承认：这种历史分层导致“人类被化解为一群人物”③。在这里，长时段成了人类的逃逸线，因为它引入了超出人类控制的规则。布罗代尔甚至说：“我所做的就是反对人类自由。”④ 尽管布罗代尔仍把人类社会作为中心对象，但却把社会等级视为最重要连续性。他认为，社会的不平等是不可抗拒的，所以任何平等诉求都是幻想：“只有被精英领导的社会才是正当社会。”⑤ 基于长时段的理论，布罗代尔还提出：地理和气候是解读社会的工具。因此，英国和英镑的霸权主要在于“一个受狭小空间局限的国家具有好斗的倾向”；“近代法国的落后是由于它过于庞大”。关于18世纪人口数量在欧洲和世界各地普遍增长的原因，他认为只有依据气候变化的解释才是正确的。
但年鉴学派创始人费弗尔似乎并不赞赏结构的概念：“结构是个很时髦的词，它甚至也渗透到《年鉴》中，我认为这有些过头了。”（106页）但此时的费弗尔已到垂暮之年，而雄心勃勃的布罗代尔则决心树立自己的权威和赢得一场博弈。
多斯多次强调布罗代尔的组织才能和称霸雄心：“他像君主和国家元首一样领导着他的事业。”⑥ 作为实权人物，布罗代尔“利用他手中的可怕机器奠定了一种体制基础，从而实现了第一代年鉴学派史学家梦寐以求的整合”。为确立自己的主导地位，年鉴学派夺取了传媒社会的所有关键岗位，并控制了历史著作出版发行的所有环节：负责出版历史丛书的大都是年鉴学派的人，哪些著作能够出版，哪些著作要打入冷宫，全由他们定夺。一时间，法国的史学生产几乎都被年鉴学派所垄断了。布罗代尔从1968年后退居二线，但对新史学派的史学家而言，他仍是无可争议的掌门人，并始终无所不在。多斯指出，使布罗代尔在晚年仍颇具影响的原因在于长期的经济危机：经济学家们威信扫地；消极和悲观的人们从布罗代尔那里得到了安慰，因为他指出：过去的人们也和现在一样无能为力；用长时段的尺度来衡量，任何人类意志论都毫无意义（144页）。
四、破碎的新史学
多斯对三代年鉴学派的评价明显不同，他对费弗尔和布洛克曾给予高度评价和肯定；对布罗代尔既表示敬重也提出批评；对第三代年鉴学派则主要持批判态度。
关于第三代年鉴学派形成的背景，多斯写道：从20世纪70年代起，世界性危机令工业社会陷入衰退、失业和通货膨胀；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也转向社会的停滞和平衡状态。人种学的意识激发了对其他文明的关注，人们对其抗拒力、稳定结构和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产生了兴趣。西方人开始感到，自己并不能创造全人类的历史，知识分子也力图挣脱自身的社会历史局限，把目光投向更开阔的外部世界。由此便出现了历史学人种学化的趋向。多斯还认为，历史学的人种学化还是对1968年五月风暴的反应：一些人曾试图创造历史，但却遭到失败；戴高乐下台后，法国沉闷和僵化的政治背景阻碍了史学家的积极进取与宏观思考。
进步理念的危机为前工业社会文化的复兴提供了条件。西方人重新发现了旧日的魅力。于是，历史学家开始借用人类学的分析工具来再现逝去的时代。新史学也全身投入对传统的探寻，年鉴学派把历史的重大时刻抛在一边，唯独看重百姓日常生活的记忆，甚至把注意力转向社会边缘和公认价值的负面，如疯人、巫师、离经叛道者……年鉴学派在20世纪70年代开辟了研究感受性和物质文化的新领域。“年鉴派史学家放弃了对经济、社会和变化的研究，扮演起了人种学家的角色。”（156页）
“系列史”是新史学的重要表现。计算机的使用令量化历史资料和细化历史主题成为可能，由此便产生出系列史。多斯认为，系列化有助于丰富内容，但前提是注重系列间的关联。而实际上，系列史把结构分化为事件系列，却未阐明系列间的过渡问题。系列史仅满足于表明某个系列特定的因果关系，因而把历史分割成互不关联的碎片，把历史的整体性化解为众多异质性对象。“这种解构主义史学的主要特点是描述性而不是解释性，是实证性和经验性而不是科学性。”（236页）结果，在社会科学中，“历史学家失去了乐队指挥的身份，而沦落为了井下的矿工”，其职责是为其他学科提供研究“原料”。因此，多斯认为，系列史实际上同布洛克、费弗尔和布罗代尔主张的“全面历史”分道扬镳了。当然，新史学的专家中也有人拒绝跟风，依旧坚持全面史观。乔治·迪比强调：社会是个整体，不可能把政治与经济和文化割裂开。
心态史也成为新史学的优选对象。早在1965年拉布鲁斯就提出把“抗拒力”作为新的研究对象，而最能抗拒变化的当属心态。年鉴学派在心态史研究方面产生了不同流派。乔治·迪比对婚姻的研究旨在透过心态来揭示社会，从而使中世纪的社会变得更加透明。雅克·勒高夫重视想象史，在他看来，想象史的意义在于扩展史学领域，丰富研究对象。菲利普·阿利耶斯研究人们对死亡的态度，他一下子纵观数百年，却从不探究导致变化的根源。因为“他并不觉得各个时期对死亡的感受性都有其背景，而认为这些集体的无意识是超越环境的”。让·德吕莫通过系列研究来揭示集体的无意识，他也把恐惧视为一种结构和人类本能：“恐惧是与生俱来的”。而米歇尔·佛维尔则不沉迷于永恒不变的历史，并深知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区别。在对死亡的研究中，他分别阐述了人口演变和社会经济结构演变等基础因素，以及个人和家庭分别所起的作用，从而避免了机械的解释。他对心态史的定义是：心态史是总体历史的组成部分。但是，年鉴学派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仍是以心态史和想象史来取代社会史，尽管雅克·勒高夫等人告诫说：心态研究不应是黑夜中的漫游，而应成为揭示真相的手段（195页）。
《碎片化的历史学》还着重批判了以勒华拉杜里为代表的第三代年鉴学派违背“祖训”，否定人类中心地位的历史观。在他所著的《公元1000年以来的气候史》中，人类既不是研究对象，也失去了中心地位。但是，“勒华拉杜里认为，剥夺人类的中心地位是件有意义的大事，他将此比作历史科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175页）。勒华拉杜里把他在法兰西学院的第一堂课定名为《不变的历史》。在他的影响下，一些历史学家把目光转向了季节、周期，以及日常恒定现象。以道格拉斯·诺斯和罗伯特·福格尔为代表的美国经济史学派甚至用计算机构建出历史幻想的模型，他们在进行计量研究时排除了美国历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如独立战争，但其研究结果却表明：即便没有这些事件，美国也会有同样的经济增长（219页）。这无疑是对传统史学研究提出的严重挑战。
多斯还指出，晚年的布罗代尔也对第三代年鉴学派的观念提出了批评：“我的门徒们没有遵循我的教诲……我的接班人和我之间存在巨大鸿沟。”（146页）他最不满意之处是他们放弃了总体历史的宏大目标，一头扎进心态史领域，并不顾该领域与其他领域的联系。他认为，这必将断送历史学统领其他社会科学的重大使命。
五、第三代年鉴学派的政治转向
读者不难看出，《碎片化的历史学》带有明显的论战风格，思想和政治方面的分歧使作者对第三代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进行了猛烈抨击。他指出，弗朗索瓦·孚雷、勒华拉杜里、阿兰·贝藏松、雅克·奥祖夫、克洛德·梅利昂、皮埃尔·戴勇，让·尼古拉、罗贝尔·博诺、雅克·尚巴兹、德尼·里歇等年鉴学派重量级人物都属于离经叛道者：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都曾拥护共产主义，后来又成为维护现存秩序的保守分子。“50年代是这一代人成型的关键时期。如今，他们以同样极端的冲动来否定自己曾吹捧过的东西。昨天的上帝成了今天的魔鬼。”波兹南事件、布达佩斯事件、苏共20大、布拉格事件、雅鲁泽尔斯基上台在他们思想上打下了深刻烙印。例如，1947年加入法国共产党的孚雷曾拥护斯大林主义，后来又对其深恶痛绝。上述经历使他产生了逆反心理并在1968年加入埃德加·富尔内阁，最终又皈依了阿隆主义。而勒华拉杜里则是为了洗刷其父曾任维希政权部长的污点而参加了法共，后于苏共20大后交回了党证，并在1978年加入了知识分子争取自由欧洲委员会，成了现存秩序的捍卫者（202页）。
多斯指出，趋于保守化的年鉴学派还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攻击。他们谴责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迫害理论和所有灾难的根源，其目的论是一种犹太基督教观念，旨在鼓动大家创建虚假的人间天堂。与此同时，多斯也承认：在年鉴学派中仍有相当一部分人直接或间接地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对乔治·迪比而言，马克思主义始终具有启示价值。雅克·勒高夫则被誉为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史学家。年鉴学派中一些研究现代社会的专家也追随马克思主义，如心态史专家米歇尔·佛维尔和罗贝尔·芒德鲁，以及在研究卡塔卢尼亚地区的专家皮埃尔·维拉尔。
在法国的思想和政治界，如何看待法国大革命历来是重要的分水岭。在这方面，《碎片化的历史学》的作者还对孚雷、里歇等人否定大革命的看法进行了剖析和抨击。多斯指出，孚雷和里歇1965年出版的《法国革命史》把事件纳入了长时段，从而使它变得微不足道，甚至与1750—1850年法国社会发展的总趋势背道而驰。他们认为，开明贵族与资产者的融合本可以实现一种没有冲突的变革，而人民群众闯入政治舞台打乱了这一正常进程，因而这是“一种贸然和倒退的行为”。皮埃尔·肖努甚至声称：“我们从未看到过希特勒关于灭绝犹太人的书面命令，但我们却有巴莱尔和卡诺关于灭绝旺代的指令。每次从卡诺中学大门前走过时，我都会往地上吐唾沫。”⑦ 而莫纳·奥祖夫则否认共和二年人民群众登上政治舞台的创举，他研究革命节庆是为了表明1789—1799年的节庆活动所表现的是秩序而不是愉悦，是强制而不是想象，“革命狂欢实际是个令人大失所望的故事”⑧。孚雷在把大革命说成“侧滑”和“插曲”之后，在1978年又提出：和任何革命一样，这场革命的本质是极权主义，因为“人民至上”观念是“极权主义的温床”。多斯把孚雷的观点看做对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的呼应（226页）。
六、年鉴学派的遗产
《碎片化的历史学》的作者认为，年鉴学派的历史表明了一个从兴旺到逐渐衰落的过程，三代年鉴学派之间有连续性也有断裂。首先，它们都否定政治，将政治视为死点。其次，它们都从其他社会科学攫取新成果，并力图从传统史学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寻求第三条道路。为此，年鉴学派大力开发新领域：心态取代了意识形态，物质性取代了唯物主义，结构取代了辩证法……
关于断裂，多斯指出：首先，与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布洛克和费弗尔不同，第三代年鉴学派不再把人类当做历史研究的基点，勒华拉杜里“没有人类的历史”将此推向了极端。其次，随着人类被边缘化，第一代年鉴学派所提倡的研究变化的历史科学变成了僵化的历史：“几乎一成不变”的历史是布罗代尔1950年推出的定义，“永恒的历史”则是勒华拉杜里1973年提出的口号。由此，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辩证关系被彻底放弃，历史也失去了启示后人的作用。最重要的断裂表现在第三代年鉴学派对历史的解构和对整体观念的放弃。布洛克和费弗尔曾特别强调他们对全面历史的依恋；而如今的年鉴学派却热衷于多样化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在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阶段，时间性从单数变为了复数；到第三代年鉴学派时，历史则被分解成了一摊碎屑（234页）。
多斯在分析年鉴学派成功和失败的原因时指出，年鉴学派的成功在于它杰出的开放性和适应能力，而这种开放性和适应能力则旨在应对其他社会科学的挑战，保持历史学的主导地位。“年鉴学派继30年代收编了维达尔的地理学派、迪尔凯姆的社会学以及心理历史学后，在50年代又收编了统计学和人口学，而后又在六七十年代收编了人种学和人类学。这三个阶段的历史表明，具有开放特性的年鉴学派凭借其巨大的能动性获取了新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并生产出极其丰富的史学成果。”（235页）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果一个学派仅满足于经营自己的遗产就必将陷入危机。”年鉴学派的新史学从社会科学中汲取养料后便抛弃了自身的特性，随着研究对象的支离破碎，历史学逐渐失去了自我，从当初的生机勃勃发展到后来的岌岌可危。有人担心，“历史学或许和昨天的动物学一样，也面临消亡的危险；或许和地理学一样，也将陷入危机和被边缘化”。乔治·迪比宣称：“我们走到了尽头……”皮埃尔·维拉尔甚至断言年鉴学派：“已经死亡了”（235页）。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代年鉴学派内部也出现了分歧，一些人不愿改变路线，仍主张解构历史和照搬其他学科的方法；另一些人则主张回归第一代大师，注重全面的历史，把综合方法作为史学的基础。最终，从1988—1989年起，在新任编辑部秘书长的贝尔纳·勒珀蒂的推动下，《年鉴》杂志在方向上做出了重大改变：阐释学被树立为理论的本源；行动者受到重新关注；时间形态被重新确定，短时段再次受到重视；超脱时间的观念受到质疑（再版前言）。
《碎片化的历史学》在勾画了年鉴学派和新史学的兴衰之后，还对史学今后的复兴和发展提出了见解。多斯写道，如今，更新史学论说和创立真正新史学的使命已落在主张总体历史的史学家肩上。历史学若要重新成为研究变化的科学，它就必须与在年鉴学派中占主导的永恒时间说实行决裂；与厚古薄今的观念实行决裂。史学研究应当在现在与过去之间建立起有机的联系，因为只有了解过去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今社会。要复兴历史学就必须恢复被年鉴学派抛弃的事件，因为排斥事件导致历史学走上了消解自身特性和功能的道路。历史学当属惟一能把握系统与事件、长时段与短时段、结构与情势之间辩证关系的科学实践活动。然而，多斯并不主张回归传统史学：“我们不主张回到拉维斯的事件史学，我们应该避免只在讲述无谓的事件和否定事件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有待复兴的应是那些与结构相关、由结构促成，并可引发创新的事件。”（241页）正如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莫兰所说：“真正的现代科学只能在承认事件的基础上起步。”（241页）
七、给我们的启示
首先，这本书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和深入地了解法国年鉴学派和新史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界开始接触和了解当代外国史学理论和史学名著，这其中也包括法国的年鉴学派和新史学。近年来，我国已有不少有关年鉴学派和新史学的介绍文章和译著出版，如布罗代尔的代表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这使我国读者对年鉴学派和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有了初步认识，并从中获益匪浅。但这种了解还只是初步的，往往停留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地步。《碎片化的历史学》一书则以大量事实向我们揭示出年鉴学派和新史学的发展过程、内部分歧、优势劣势，以及该派史学家们的政治经历、思想倾向和相互关系。本书的这些大量“内部情况”无疑能使读者从正反两方面更加深刻和立体地看清年鉴学派和新史学的历史地位、学术价值和未来前景。
其次，本书作者对年鉴学派的批判态度还折射出法国史学界历来具有的重要特征：政治倾向鲜明、论战性和感情色彩突出。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例如，二百多年来，法国大革命史学就是在论争中不断发展和丰富的。复辟王朝时期，博纳德提出了系统的反革命理论，他的《革命史》（1820年）把法国革命描绘成“一条可怕的眼镜蛇”；自由派代表人物斯塔尔夫人在《论法兰西革命》（1818年）中则指出，1789年的革命建立在自然权利基础上；梯叶里、米涅、梯也尔、基佐等资产阶级史学家则用第三等级反对特权等级的观点来解释法国革命。19世纪30年代后，在社会主义思潮影响下，卡贝的《人民的法国革命史》（1839年）主张继承1793年失败的事业；路易·勃朗在《大革命史》（1847年）中提出：大革命源于久远的造反精神，甚至来自上帝。第三共和国确立后，巴黎大学创立法国大革命史讲座，共和派史学家奥拉尔占据此位四十多年。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马迪厄反对奥拉尔赞扬丹东的观点，而对罗伯斯庇尔倍加褒奖。出于对丹东的厌恶，经常往返索邦大学的马迪厄坚持绕行而拒绝从奥德翁地铁站口的丹东像前走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的大革命史学分为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三大派。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贵族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其代表是勒费弗尔、索布尔。无政府主义史学则否定雅各宾专政，赞扬共和二年自发的民主运动，其代表是盖兰。新自由主义史学主张修正马克思主义史学，把大革命纳入自由民主运动的整体中。孚雷是修正派的领军人物，他提出法国革命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一场观念革命，认为雅各宾派掌权使大革命“侧滑”，并成为20世纪极权主义的根源。总之，法国史学界对大革命的争论实际上是法国200年来社会政治生活的缩影。而事实也表明，法国的史学恰恰是在这种论争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多斯是个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史学家，他在书中对年鉴学派和新史学的批判态度显而易见。这不仅会使读者从他的视角审视年鉴学派和新史学，也能体会到“法国式的”史学论争。
最后，我们透过多斯的《碎片化的历史学》还能体会到：法兰西是个重视历史研究和具有悠久史学传统的民族，它以众多令人瞩目的史学流派、史学大师和史学名著而在世界史学领域享有盛誉。无论是法国的实证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还是年鉴学派，它们都在国际史学界享有重要地位。笔者曾有幸拜会过本书中提到的布罗代尔、拉布鲁斯、孚雷、索布尔、佛维尔和勒华拉杜里等史学大师，并拜读或翻译过他们的著作。尽管他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他们的研究成果却都令人获益匪浅。多斯的《碎片化的历史学》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法国史学界的巨大活力和卓著成就。
注释：
① 张芝联：《法国史论集》，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87页。
② 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杂志到“新史学”》（Fran
ois Dosse,L'Histoire en miettes- Des Annales àla nouvelle histoire），发现出版社2005年版。该书中文版于2008年12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为方便读者，本文将有关该书中文版的注释页码标在正文中，以括号注明。
③ 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Fernand Braudel,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l'époque de Phlilippe Ⅱ）第1卷，阿尔蒙·高兰出版社1976年版，第17页，第1版前言。
④ 布罗代尔在法国电视一台的访谈，1984年8月22日。
⑤ 布罗代尔在法国电视一台的访谈，1984年8月22日。
⑥ 费罗：《〈年鉴〉杂志的实验室》（Marc Ferro,Le laboratoire des Annales），《文学杂志》（Le Magazine littéraire）1984年11月号。
⑦ 肖努（Pierre Chaunu）1986年6月24日在法国文化电台的访谈。
⑧ 奥祖夫：《革命节庆：1789—1799年》（Mona Ozouf,La Fête révolutionnaire:1789－1799），加利马尔出版社1976年版，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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