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器尚象，备物致用——中国艺术设计史研究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艺术设计论文,史研究论文,致用论文,制器尚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材兮。”(《南风歌》)①
艺术设计史是一个新开创的科目，它的来源之一是工艺美术史，所以过去也有人认为工艺美术史就是艺术设计史，但是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产生了许多研究方法，逐渐建立了艺术设计史自身的学术体系。因此，它既不依附于工艺美术史，也不等同于工业设计史。
中国艺术设计史的研究是以器物为主体。但是，中国艺术设计史是建立在物化和文化的双重发展价值中，一方面，是对器具的发明、研制、设计，构成了物化多重的丰富性；另一方面，是通过器具影响着人们的精神和生活，形成了社会文化的存在特征。于是，物质的探讨与精神的附丽，构成了艺术设计研究的实质。
“设计”的英文“Design”在20世纪初期出现时，曾被翻译为“图案”一语，转而为“美术工艺”、“实用美术”、“工艺美术”，加上中国近现代社会战乱频仍、经济落后，设计文化受制于时代发展，“工艺美术”局限于实用美术的范畴，而“设计”的意义仅仅是“工艺美术”的一种手法，失去了本质的文化意义。
20世纪中期，虽有学者呼吁“工艺”与“产业”的对接，但是，结果仍然是将“工艺美术”规范到审美的范畴。
设计文化是从人们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用的物质进化而形成的社会文化积淀，民众的生活质量是艺术设计家迫切关注的问题，并形成了艺术设计独特的基本规律。艺术设计是一种关怀民众人生的高尚情怀，需要设计家高尚的人文精神。以人为本，人性美便是根本，而对人的本质关怀，正是设计文化品格的体现。
西方社会以近代工业革命为起点，通过殖民掠夺的方式，迅速地聚集了强大的物质财富，从而建立了西方话语中心的霸权地位。近世纪中国工业革命的滞后，导致国力虚弱，更严重的是长期的专制思想钳制着中国社会的改革，也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因此，可歌可泣的中国近现代的艺术设计进程，正是这样背景下的一种艰难变革的历史。
在20世纪末期，中国社会以自身的努力和发展，已步入当代国际的经济文化秩序中。中国艺术设计学科的重新确立，正是在这个复杂特殊的背景中的逐步完善。
有些学者也在质疑中国有无艺术设计史，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没有艺术设计史的存在。
人类文化史的深入研究是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以及行业细致分工剥离后，必然出现的新学科门类。中国传统文化是“经史子集”，也无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但是，20世纪初，在社会文化的需求下，引进西方科学知识的同时，“文学”、“哲学”、“美术”等学科联袂而出，成为今天的重要文化门类。因此复古鼎新，换一种思路，通过一个新的角度，重新对中国古代文明进行研究，就会发现设计的存在，因而就必然有了中国艺术设计史。
一部中国艺术设计史是中华民族勤劳与智慧的结晶，也印证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思想与辉煌灿烂的文化。这是中华民族能够长期屹立于世界而不朽的物质与精神的保障，由无数能工巧匠以其聪明才智所创造的物质文化，为中国历史的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中国艺术设计史的研究，正是在近现代经历了西学东渐的诸多回合的演义中，回过头来寻找中国文化的底蕴而生发的一种复古鼎新的思路，是对中国传统文明的重新认识，同时也是对现代设计中模糊地域特征和民族文化现象的一种拨正。以往设计学科的现代特质，是以西方现代文化为基础，缺乏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特征。实际上，现代设计所指的仅仅是“现代时期”的设计，而“设计”的存在，却是人类亘古以来的自然现象。
艺术设计史与工艺美术史的区别在于以往的工艺美术史多是对图案、装饰等问题的研究。对古代工艺历史的研究，也只是局限于以生活的必需品为描述对象，或者亦偏重于材料的工艺阐释。而西方现代设计文化的引进和传播，又隔离了工艺与设计的范畴，当代中国社会形态的转型和划分，也导致了工艺美术现象与设计文化的分流。
中国艺术设计史的介入是从生活的具体需要出发，进入了中国文化的范畴。当然，每一件器具的演绎都有时代的风格选择，但器具的使用价值是决定设计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
中国古代艺术设计观念的萌生，首先不是以风格制定器物的样式，而是以适用的观念完善器物的功能。这里既有原始先民艰辛的生存实践，也有贤者智慧的反思和总结。因此艺术设计史的研究有一部分对接于中国古代的器物研究，包括像《墨子》、《释名》、《事物纪原》、《三才图会》、《农政全书》、《天工开物》、《园冶》等，此类书籍有着关联性。
1.战国十五连盏铜灯·河北平山中山国王墓出土
2.孔子欹器示戒
比如像《考工记》，当时是齐国官营手工业指导性书籍。这本书到汉代被学者编进了《周礼》，而变成《周礼》的一部分。但是它又被独立出来，一直当作经典来认识，研究的结果是作为《周礼》的礼仪考证制度比较多。后来人们认识到它是一部工艺美术史上的重要书籍，现在看来它也是艺术设计史上的一部著作，并不是材料改变了，而是研究方法改变了，认识角度改变了，这种改变直接导致了通过设计文化的观念，对很多古代经典著作的重新解读。
墨子与孔子有相似的背景，后来专心于手工艺器物的制作与利用。重视《考工记》的人比较多，这是由于其被保存于《周礼》，被推崇到经书的位置。而《墨子》作为子类的书籍，甚至有时还会被归于杂书类中，不被人过多地重视。现代科技人员使用了《墨子》中的一部分，但是作为艺术设计学还有许多深度挖掘的必要。传统民间文化有时把墨子与鲁班混在一起，由于过多地把鲁班神化，反而失去了对作为思想家、设计发明家的墨子的深度认识。如《墨子》中记载云梯的设计，这就与鲁班的故事有很大的关系。鲁班相传叫公输班，后来被无限夸大和神化，变成了完全是正面的人物。但是在《墨子》中公输班是一个主张战争的人物，他设计了各种各样的战争器具。墨子就与之进行了反击和防备的学术探讨。其中就出现了“公输班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班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②这样一个结局，墨子从理论上战胜了鲁班。
《诗经》里面有很多器物的记述以及适合艺术设计史研究的内容。甚至从《论语》、《孟子》、《荀子》、《吕氏春秋》等对器物的论述，都可以看出来春秋至战国时期人们对器物的热情关注。如果仅仅从“四书五经”的角度来看的话，它仍然是一种传统文化的经典。通过艺术设计学的观念，才能对这些著作有新的认识。(图1)
《荀子》中有一个孔子论欹器的故事。后来人们对这个器物已经不能准确地描述，有人说是尖底瓶，从理论来讲，笔者认为它不应该是类似尖底瓶的器物，它的造型应当类似倒置的喇叭。往里倒一点水它能平衡，往里倒水多的话，由于敞口比较大，就会倒了。当然喇叭与尖底瓶有某种相似的造型，但是在原理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图2)
孔子在议论这个故事的时候，就讲了：“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③这个道理就是人生的规律和设计的器物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统一，是顺道而驰，还是离道而驰，或者背道而驰，一个器物和人在“中”的时候则正，中正是最好的，但是如果满足了，就会倒了。这就是“满招损，谦受益”④的认识，所以孔子讲的欹器原理，实际上是讲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要自觉于“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的结果，既是事物的本质，也是人生的一种警惕。
作为现代学科的分化以及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建构新的学科，既有复古也需鼎新，甚至融合诸多学科来加强自身的力量。过去工艺史的研究往往是材料史，而设计史首先是器具史。
艺术设计史和科技史也不同。科技史是以物质文明的发生流变而归纳的学科，具有对人类科学知识的传承，展示了物化的材料技术的阶段性成果。科技史的范围是广泛的，科学技术的力量往往因为代表着社会物质文化的进步方向而引发社会结构的变化。艺术设计史是从器具的立场出发，研究和讨论的问题是具体器具功能和美感，并推陈出新，古为今用，为现代设计提供良性的思路，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因此，在这一点上，科技史与艺术设计史仅仅有着相似的目的。问题在于艺术设计史更多的还需要关注人的精神因素，通过社会文化的认同，获得更广泛意义的应用价值。
艺术设计史和美术史、建筑史以及陶瓷、兵器、农具、服饰、家具、文字、钱币、乐器诸类的专门史也有所不同。分类的专门史本身具有源流演变过程，作为学科的建立，有的是方法的借鉴，有的是材料的借用。
比如《韩熙载夜宴图》，从美术史讲，是五代顾闳中的作品，但是从艺术设计史看，是许多宋代的器物、场景和行为，以及许多可以探讨的学术问题。《簪花仕女图》也有着不同于唐代文化的样式，这些问题以前沈从文先生就提出过一种猜测。显然《韩熙载夜宴图》中有许多器物和生活的场景，都可以作为五代至北宋时期艺术设计史的参考资料。
艺术设计史不是资料的罗列，是研究器物设计现象在人类生活进步中的具体作用。从这个立场上说，中国艺术设计史研究不会受手工业、工业化、计算机等生产形态的限制，而是积极地包容和阐释中国自古迄今的设计文化成就。
因此，艺术设计史是人类文明的必然产物，即通过器物的演变推动文明的繁衍，并由此构成了艺术设计学的文化基础，而艺术设计史正是从边缘发生到中心综合演变的一门重要学科。
3.原始氏族劳作模型·国家博物馆
4.陕西宝鸡民间藤编
艺术设计是一种智慧的生产力，促进生产力技术的快速发展，并改变着中国历史上技术不能转化为生产力的被动状态，成为社会广泛应用的学科。这种机制的更迭必然有着崭新的结果，艺术设计推动着经济，促进社会的繁荣。
中国艺术设计史的出现是生活现实的回应，也是从工艺美术史深入走向艺术设计史拓展的必然。中国传统文化的设计观念在今天的持续发展，不仅仅是器具样式的进步，更是文化思想的衔接，因此，中国艺术设计史研究为艺术设计从古典走向现代提供了一条宽阔的大道。
广义的艺术设计学是一门研究与应用的学科，对社会和个人的激励是直接的，有着积极的应用价值，艺术设计学所提供的研究对象是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狭义的艺术设计学暨艺术设计史论的本质应是历史范畴，有着深厚的史学基础，但不应是单纯的史学，而是一种艺术的专门史。
中国古代设计思想的建立，是在先秦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完善的。此后中国文化的阶段性发展，便有着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代理学、明代心学、清代朴学、现代国学等不同时代的衔接，使中国文化产生了绵延不断的辉煌成就。中国艺术设计史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达成了自己诸多的规范和成就。特别是石器彩陶、青铜器皿、春秋战国兵器、秦汉陶俑、魏晋青瓷、隋唐建筑、宋元瓷器、明清园林等艺术设计瑰宝，显示着中国古代设计的杰出智慧。
因此，从艺术设计的发展看，它随人们生活需要而不断提升和规范；从设计物品的使用范围看，应以适用的功能为目的；而从器具的流变看，亦会因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扬弃。
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中国”的概念。目前古籍文献中最早出现“中国”一词的应是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何尊”⑤，原铭文是周成王的训词，已有“中央”、“京师”的概念。《诗经·大雅·民劳》中“惠此中国，以绥四方”⑥，其中的“中国”为京师的意思，“四方”则是诸夏的意思。《史记·五帝本纪》中“夫而后立中国，践天子位焉”⑦，《史记·天官书》中“其后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⑧等，历代研究者认为，“中国”是指华夏族、汉族的聚集居住之地。因此，夏商周以及秦汉时期“中国”一词不断变化拓展，泛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并与“中州”、“中原”、“中夏”、“中华”等词同义。直至19世纪，中国一词被确定为专指中国所属领土。
20世纪的中国不断吸取着许多西方文化的思想资源，在中西文化的特征和差异中，寻找文化发展的良机。国外现代艺术设计理论积极进入中国艺术设计教育之中，作为中国艺术设计史论学科的建设，需要积极的学术对应，在对中外艺术设计历史的比较分析和对艺术设计现状的关注中，逐渐实现学科体系的独立存在意义。
中国艺术设计历史的研究是建立在化西为中、化古为今的文化基础上，这是现实的需要，也就是历史的必然。对中国艺术设计历史和现状的思考，得出设计文化作为一种新的人文精神成果，必须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与扬弃的基础之上。因此，中国艺术设计史是建立在对设计文化的历史与现状的双重认识中，构成了艺术设计学的文化基础。
研究中国艺术设计史的器物特征，除了对民族、环境、时代等背景问题的思考，还要对个人生存和身体尺度的限制进行思考。
比如石期时期的砍砸器，既是一种力量的证明，也是一种意识的萌生。从生理看，成人手的伸张度大约在20厘米，手指大约有2厘米的骨节伸屈度，器物与手接触的部分应该不超过手掌的伸张度，如盆沿、瓶口、壶把，还有棍棒的粗细以及乐器的气孔等。尺度的合适与否也会给使用者带来一定的心理影响，古人遵循天人合一观念，也包括着对器物尺度的理解。(图3)
其次，人类生活中的器物形态一经出现，往往形成一种技术认识的极端，进而形成社会生活的固定物品，并延伸着许多新的器物。
如缝衣服的“针”，无论是骨针、铁针、钢针，作为穿透工具，其坚韧度与尖锐的程度不断提高，但是千百年来，其形态基本稳定。由此联接延伸的线、绳子、纺轮以及梳子、剪刀等工具，不仅使这些器物在材料上带来藤、麻、丝、皮、骨、木、铜、铁等材质的进步，更多的是人们思维方式的改变。于是直线和曲线的变化，灵巧与力量的平衡，在点线面方面的不断变化组合，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提升着人类的智慧。
比如说像早期的纺织概念。其实中国早期对于布的认识，主要来自于葛，叫葛麻，就是山野自然生长的葛，然后由它逐渐演变成为布的概念。诗经中有对“葛”这种材质的认识，当然还有另外一小部分“丝”的概念。
5.桔槔图·《天工开物》插图
6.汉水井模型·陕西韩城博物馆藏
丝织品穿着起来虽然感觉柔软，但是生产工艺复杂，所以多是贵族使用。所以中国古代服装的形制里，早期以葛这种材质为主，当然这种材质制作起来相对容易，所以有一定的普遍性。后来编织技术成熟以后，出现了麻布，麻布其实是葛这种材质的演变。当然后来的不再是野生的葛而是人工栽培的麻，出现了称做麻秆的植物。
在编织技术的过程中，当时遗留下来的一些痕迹，比如良渚文化出土的竹编席子、箩筐、簸箕、篮子等器物残迹，可以看出当时的编织技术已经非常完备。这些器物至今没有超出现在的使用范围，包括十字纹、人字纹、梅花纹、辫子纹等编织技术。(图4)为了证明这些推论的可靠性，笔者曾翻阅很多考古资料，并用纸条试验，进行编织，主要是理解工艺过程，了解当时编织过程的技术方法。试图了解编织的技术，虽然很原始，但能够促进我们对纺织技术的理解，包括渔网的编织，渔网上吊坠的应用。这些细节有时看似琐碎，却可以让我们对于材质的变化，以及器物的用途有更好的理解。近年对传统土布纺织的研究，也是对艺术设计史研究的深入。
再比如杠杆原理的使用。这种器物在春秋时期出现以后，人们开始了解平衡的原理。杠杆起到省力的作用，在开采、矿井、劳作、耕田等方面，尤其是在搬运重器的时候，都会起很大的作用。利用杠杆原理发明的杆秤，成为衡器，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一些乡村地区还在继续使用。利用杠杆原理，还出现桔槔，一种早期汲水的工具，由于利用了杠杆原理，很多器物有了合理的使用和解释。(图5)
还有滑车，就是装有滑轮用来运输的车子。这些生活用具，在《墨子》、《考工记》的记载中，都有很多可以研究的问题。作为滑轮原理和平衡原理的应用还有辘轳，就是井上汲水所用的器具。实际上也在生活的很多方面都有运用，比如说开采煤矿等，都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尤其是中国汉代开始大量使用水井，辘轳促进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很大改变。在汉以前，人们多是临河而居。后来随着辘轳技术的使用，特别是在开采矿物质往下深挖的时候，发现了地下水。有了地下水的使用之后，人们就可以远离河流，甚至是随意而居，选择新的居住地，不再受河水的限制，人们不再受自然水环境的限制，所以辘轳这种器物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改变了很多的生活方式。过去仅仅把它当作单一的机械原理来研究，因而忽略了它在使用过程中所引发的连带结果。(图6)
第三，中国艺术设计中还有许多设计案例，以其特殊的功用，拓展着生活与审美的空间。如文字、毛笔、灯具、镜子、指南针、地图等。
文字是表达思维观念的符号，从最早的刻划符号到象形文字，演变着甲骨、钟鼎、石鼓、小篆、汉隶、草、楷等不同的表述方式和书体变化，也反映着生活的审美意识。灯具经过了燃木、燃树脂、燃油、燃蜡、燃气到电灯的过程，拓展了生活的空间和时间，甚至改变了人类的昼夜观念。镜子从水影、铜鉴、铜镜、水银镜等发展，既有铸造技术的发展，也有审视的时代性变化。
从文字的角度，传说最早的仓颉造字。仓颉是轩辕黄帝时期的一个负责文化整理的人员。他的任务一方面是整理规划文字，一方面也是在创造发明文字，对于文字的出现加以收集和规范。所以传说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意思就是人类有了文字，以及对自然的加深认识，使自然的鬼怪有了恐惧感。就因为是从文字的创造，到后来文化的推进，引发自然社会的很多变化。
新石器时期大量彩陶纹样的出现，应该有类似毛笔的“笔”这种器物的出现(图7)。考古学常常认为只有出土的材料才可以成为论证的实据，彩陶时期的毛笔是没有办法保存下来的，但是磨制颜料的石砚和磨制棒却保留了下来。其中还发现矿物质中的颜色成分，包括赤铁粉、绿松石、绿铜锈以及黑色的物质，这些东西都是中国早期绘画技术材料的凭证。而彩陶文化生成的过程，由于时间的漫长，也构成了一个多元的民族文化的共生话题。
此外，像对地球的宏观认识，指南针和地图的设计起到了特殊的作用。早期的指南车以机械为原理，司南以磁石为材料，拓展了人们的生活范围。随后出现的指南针、罗盘、导航仪，是一种地球意识的拓展。而地图的准确与丰富，更是从个人到国家，以至地球村的信息辐射，拓展了对生存空间的具体认识，对地理方位的明确认识是人类成熟的标志。
中国处于北半球，因为面南而居的采光需要，又形成了测影的技术。测影得到的方位感，成为立竿见影的结果，后来发展成为日晷、晷表等计量仪器。东南西北的神话观念到了汉代已经比较完整，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四神形象，与中国古代早期的建筑观念有很大的关系。(图8)
再比如新石器时期出现的贝币，是一种数字的概念。相传轩辕黄帝时期出现五量，叫做衡、量、度、亩、数，虽然这只是一种传说，但是，那个时候人们已经意识到计算的单位，开始有一些规范性，后来人们还在使用这些词语。所以当时人们在交往的过程已经意识到交换的意义，于是物物交换到物值交换，再到数字交换，这种交易的过程，必然有着合理的设计意识和观念。
研究中华民族的文化史，常常可以看到许多被后世认为重要的研究成果，在当时几乎是不被重视，甚至没有强有力的物质背景作为支撑，换句话说，这些有特殊意义的研究很多都是民间行为。但是这些没有物质力量背景支持的研究，以及民间文化行为的结果，却成了民族文化的真正精华所在。
我们看到中华民族历史上许多与艺术设计相关联的著名人物，如墨子、鲁班、毕昇、黄道婆、宋应星、计成、李渔等人，都是民间行为生发的成就。因此，中国古代艺术设计观念的萌生，首先不是以风格制定器物的样式，而是以适用的观念完善器物的功能。这里既有古人艰辛的生存实践，也有贤者智慧的反思和总结。
7.仰韶文化彩陶尖底瓶·西安半坡博物馆藏
8.清故宫石晷
因而，中国艺术设计是从生活的具体需要出发，进入了中国文化的范畴。许多器物最初并不是出于艺术创造的需要，也并不是最初都用于人文关怀，而器具的使用价值是决定设计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这种价值的生发，必然带来对后世的精神感染。
艺术设计史的研究是社会文化的迫切需要，艺术设计学的观念也在不断地探讨发展中，随着今日中国艺术设计事业的日趋兴盛，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愈来愈强烈地关注。
因此，艺术设计史的研究需要包容意识。中国艺术设计史的研究就是一个包容古今文化，融会中西精神的过程，因此，中国艺术设计史从生活的具体需要出发，积极融入中国文化的范畴。这种包容不是套用原有学科的内容，而是重视学科在发展过程中的促进作用，应当具有合理的包容性，以及不同文化史接纳的认同感。
历史证明，任何一种文化的进步，必须有两种以上的文明冲撞、摩擦、融合的过程，最终形成新的文化形态。中国古代社会长期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中原文化，不断地遭受到北方草原游牧文明的冲击，正是这种持续的民族融合，才使中华民族的历史不断发展，也使中华民族很早就有了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融合基因。而且与欧洲大陆历史不同的是，中华民族每一回冲撞的结果，并没有使中原汉文化灭亡，而是更强大，更具有包容性。汉唐之际丝绸之路的拓通，亦为中西方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佛教文化的东传，使中华民族的生命力更为顽强。虽然其中有太平盛世的祥和，也有国破家亡的战乱，但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犹如黄河长江，奔腾不息一往无前。
清代乾隆年间的中国虽是当时世界比较富裕的国家，但是闭关锁国，狂妄自大的清政府，不仅仅肆意挥霍着民族的财富，还蔑视其他国家民族的崛起，自酿着一杯使后人不得不饮下的苦酒。(图9)
9.清圆明园遗址
1793年英国使臣马葛尔尼乘着“狮子号”军舰来到中国，要求正常的通商贸易，为了表示友好，还带来600箱英国的各种工业科技产品⑨。由于乾隆皇帝要求英国使臣跪拜，而引起争议，后来竟派宠臣和珅逐客使团，断然拒绝贸易活动。马葛尔尼的中国之旅看到的是挥霍无度的贪官、落后简陋的武器、专制残暴的政府。此后的大清帝国，在昏睡中下滑到危机的边缘而仍不自省，失去了历史进步的机遇。
近代西方工业革命推动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经济水平的高潮，并促进了现代设计业的繁盛。在经过了沉重而残酷的资本原始积累以后，工业革命的成果很快显示出光辉而强大的一面。1851年的英国世界博览会展示出工业革命的成果，也带来了现代设计文化的兴盛。
古今中外无数次的经验和事实证明，文化的发展从器具的更新开始，完成于设计意识的积累，然后繁衍出艺术设计历史的华章。艺术设计的出现是人类对物化精准的认识和把握，以至形成规律性的方法。由于时代和民族的审美需求的趋向，构成了不同的制作过程和表现手法，完成艺术设计风格的演变以及递进，积淀于人类历史的长河之中，感染于社会大众生活。
“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⑩(《易经·系辞上》)，作为一门艺术设计学科的重要基础理论，中国艺术设计史的研究和写作，也仅仅是一个开端，需要更多的学者关注与建设。对艺术设计思想的重视，不仅仅是少数人的先知意识，更多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觉醒。因为，一个自觉的民族，会寻找历史发展的机遇。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艺术设计的兴盛正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成为一个明确的有积极意义的文化坐标点，显示出自身瑰丽多姿的色彩。
中国艺术设计史正逐渐成为一门复古鼎新的独立学科。
注释：
①(清)沈德潜：《古诗源》，苗洪注，华夏出版社，北京，1998。
②(清)毕沅校注：《墨子》，吴旭民标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③(战国)荀卿原著：《白话荀子》，孙安邦译，三秦出版社，西安，1998。
④黄怀信训诂：《尚书注训》，齐鲁书社，济南，2002。
⑤“何尊”，宝鸡青铜器博物馆藏，周成王五年铸。
⑥袁愈安译诗，唐莫尧注释：《诗经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贵阳，1991。
⑦⑧(汉)司马迁《史记》，岳麓书社，长沙，1988。
⑨(英)马葛尔尼：《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刘半农原译，林延清解读，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⑩秦磊编著：《大众白话易经》，三秦出版社，西安，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