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毛泽东对中国社会文明发展模式的基本构想——兼论邓小平对毛泽东构想的历史性超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性论文,晚年论文,中国社会论文,模式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是从超越资本主义文明这一着眼点出发的，在他看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以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构建起一个全面超越资本主义的崭新文明，中国不仅要在生产力水平上赶超西方发达国家，而且还要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文明中人剥削人、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社会不公正，以及颓废堕落的精神现象。这里必须纠正一个错误的印象，就是以为毛泽东历来都不注意发展社会生产力，只强调搞阶级斗争。事实上，建国以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都高度注意改变中国落后的经济面貌，强调党的工作重心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把“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确立为全社会的根本任务。即便是搞“大跃进”运动，毛泽东的出发点也是期望借此在经济发展上找到一条赶超西方国家的捷径。无论是反“反冒进”、还是提出“超英赶美”等不切实际的口号，尽管实际上导致了经济建设灾难性后果，但同时恰恰表露了毛泽东在中国生产力发展上赶超西方的急切心理，表露了毛泽东对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高度关注。
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自豪感、优越感的体现，以及对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地位的当然肯定，常使中国知识分子在近代悲惨的民族命运及一穷二白的社会经济文化现实面前，形成一种强烈的精神焦虑，其现代意识往往凝结着迎头赶上，并“驾乎欧美之上”的赶超意识。毛泽东同样也不例外，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更是使他对中国在社会文明发展各个方面超越西方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著名的“球籍”说就是在上述这种精神压力下形成的。然而，“大跃进”的失败却使毛泽东原先全面型的赶越模式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使他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在严峻冷酷的现实面前，毛泽东不得不冷静下来，意识到“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多年的时间， 我看是不行的”（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第231页，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他对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战略构想，由此逐渐发生重大转折。他逐渐更多地转向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领域寻找超越的突破口。如何实现社会公平、如何提升人的思想境界，越来越成为晚年毛泽东建构超越资本主义的中国社会主义新文明的思想焦点。
追求社会公平及高尚、纯洁的社会精神面貌，并以此作为社会主义文明超越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所在，这本身并没有错，问题在于一旦这种追求游离于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之外，由此而淡忘了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性的任务，它就隐含着将社会主义同现代化分离开，甚至对立起来的危险性。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历史恰恰就是这样陷入了忽视生产力发展，忽视现代化建设，同片面执迷于追求社会公平，提升人的思想境界的恶性循环中。越是孤立地强调抽象的社会公平，强调空洞的思想改造，就越是遗忘了生产力的发展，甚至唯恐现代化建设妨碍实现社会公平和净化人们的灵魂。而越是忽视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意义，就越是热衷于以人为变革生产关系来实现所谓的社会公平，以无休止的灵魂革命来建构没有现实根基的精神天国；就越是片面地用社会公平与人的精神状态来诠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本质。
“大跃进”以前，当毛泽东提出中国国情的特点是“一穷二白”时，流露出的是一种现代化建设的强烈赶超愿望。而“大跃进”失败以后，毛泽东则直接从正面意义上阐述起“一穷二白”的优越性。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就曾认为外国评论“穷是中国跃进的动力”这句话很对，说：“因为穷，就要干，要革命，要不断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七十年代，这种思想倾向更是日益走向偏激。1973年6月， 他说：中国是个很穷的国家。我看，越穷越好，就想革命啊。1975年9月， 在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还说：中国现在还很穷，穷了好，比你们富好，人一穷，他就要斗争。（同上第238页）六七十年代， 毛泽东往往总是担心人们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容易迷失社会主义方向，就会滑向资本主义，担心人们会因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丧失崇高的精神追求，在效率与公平、物质生活的富裕与精神境界的提升的价值天平上，毛泽东越来越偏向了后一个方向，甚至不时牺牲前者而成就后者。
由此，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文明发展模式的构想发生重大的蜕变，在忽视现代化建设，忽视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构织出了一幅平均主义的“公平”社会体制同“六亿神州尽舜尧”道德理想主义相融合的空想主义文明蓝图。
首先，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断人为地变革生产关系和社会体制，追求“一大二公”，否定社会分工及收入差别的现实意义，构建起一个有着浓厚的平均主义色彩的社会“公平”体制，其具体步骤是：
第一，以人为消灭社会分工的方式实现社会个体身份的均一，要求社会各单位都办成全面发展自给自足的，没有个人固定分工的“大学校”，使每个社会成员都能成为“拿起锤子能做工，拿起锄头能种田，拿起枪杆子能打仗，拿起笔杆子能写文章”的社会新人。（《人民日报》，1966年8月1日）
第二，通过否定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以及实行“一平二调”，否定八级工资制，逐步实现社会财富的平均分配，消除“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等“资产阶级法权”。
第三，通过办“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途径，试图超现实地、人为地消除工农、脑体、城乡的差别，实现人们在生产劳动，接受文化教育，享受物质生活待遇方面的均平。
第四，通过创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形成共同拥有、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共同消费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及社会生活方式。
晚年毛泽东以为，通过上述这些步骤，就可以逐步建构起一个公平的社会体制，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弊端。不幸的是，这些步骤，没有一个是建筑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建筑在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上的，因而注定只能成为一种脱离实际的社会空想。
其次，在毛泽东的构想中，中国新的社会文明的优越性，还突出体现在社会成员，通过思想改造、斗私批修、灵魂革命，形成一种永不衰竭的追求崇高理想的精神渴望，一种超越于世俗物欲之上的精神境界。毛泽东终其一生，极具超越情怀，对生命的超越意义抱有执着的追求。从早年对“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及个人“安心立命”等“大本大源”问题探索，延安时代对“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的精神境界的揄扬，到晚年对“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期盼，都可以深刻地体悟他的这种生存追求。当着他构想着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景时，他很自然将个人的这种精神谐趣融入了社会文明发展的蓝图，五四时期，他就曾这样评价过西方文明：“西方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构，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吾辈必想一最容易之方法以解决经济问题，而后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毛泽东早期文稿》第638页， 湖南出版社）在社会理想上明显地流露出偏重于精神层面的价值取向。建国以后，特别是“大跃进”以后，早年的这种精神取向再次突出地膨胀起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除了被诠释成为一种价值导向以外，越来越演变为一种关于社会精神状态的概念。1958年北戴河会议期间，毛泽东就明确提出过，人民公社运动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把六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事实上，也只有在“作风”精神面貌的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会称许起几千年前的张鲁式的“社会主义”，他正是从张鲁搞的吃饭不要钱、群众性医疗等制度中看到它“有种社会主义作风”。
这里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风，一个很重要的内涵就是指人的超然于世俗物欲之外，不为衣、食、住所拘的超越性的精神谐趣。在这种价值取向的引导下，晚年毛泽东很自然地否定了在经济建设中搞物质刺激的作法，认为这“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进而甚至否定了工资制度、商品经济，在他看来，这些东西容易导致人的精神庸俗化。1958年谈到工资问题时，毛泽东就意味深长地指出；人活着只搞点饭吃，同狗就没有区别了。“不搞点帮助别人，不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转引施拉姆《毛泽东思想》第16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当毛泽东执迷于超越性的精神天国理想时，反观现实，不能不流露出极度的失望与愤懑。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原稿中，毛泽东突出地讲到知识分子的改造，理由是这些人只知道两件事：高工资、“讨老婆”或“讨老公”，即只想“吃东西和生孩子”（同上第216页），丧失崇高的精神追求。对于各级干部， 他也一再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一句话，“革命意志”衰退。1964年夏，他还甚至这样愤怒地谴责了一些农村干部思想的堕落：“现在几包烟就能收买一个支部书记，嫁个女儿就更不必说了，”（同上），在自身对社会主义文明精神面貌的期望与社会现实的强烈反差面前，毛泽东并没有深刻地反思自己的这种脱离现代化建设的社会理想的虚幻性，而是一再打击知识分子与各级干部的精神堕落，并进而以为只有通过“文化大革命”这样“能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思想大革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当毛泽东偏离开生产力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现代化建设，构织起一幅由以平均主义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体制与虚幻的超越性道德精神理想组合起来的社会文明发展前景时，无形之中，社会主义同现代化进程分离脱节，甚至相互对立起来了，现代化的内涵已被消融于空洞的社会主义概念中，成为社会主义的依附物，只有在社会经济情形极端恶化，濒临崩溃时才会稍稍调整，平衡一下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价值天平，而一旦经济略有好转就又会迅速转移思想视线。特别是当认为现代化建设以及现代化建设的某些措施妨碍了平均主义的社会公平，侵蚀了人们的思想灵魂时，往往就会以牺牲现代化建设来捍卫社会主义的公平与纯洁。“如果把发展生产和防止两极分化”、实现“社会公平”比作天平上的两端，那么，他的砝码总是更多地加在后一方面。“（逄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7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这种思想倾向，在“四人帮”那里就被极端化地蛊惑成为“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等等将现代化同社会主义直接尖锐对立起来的种种谬论，这一切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陷入了深重灰暗的历史误区。
二
在历史的反思中，邓小平深刻地意识到，要开拓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必须在理论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重新对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本质内涵作出科学的界定，对两者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作出辩证的阐释，走出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相互分离脱节的历史误区，解开效率与公平的历史死结。
首先，邓小平突出地强调，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现代化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没有高速发展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只有在高速发展的现代化基础上，才有可能谈论社会主义，谈论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具体地说，这包含着以下几个层次的思想内涵：
第一，决不能将社会主义事业从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游离出来，成为一种没有历史与现实根基的空中楼阁。邓小平明确提出现代化，或者说和平与发展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根本问题，发展问题“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1页。以下引用此书，只注页码）走向现代化，已经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潮流，它是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从事自己的任何事业（包括社会主义事业）都无法超越、回避，必须首先直面的根本问题。现代化建设的成败，直接决定着民族、国家的命运，也决定着社会主义的命运。
第二、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首先是生产力发展的超越，而且其他各个领域上的超越都必须建立在生产力超越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和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的基础上，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常识。我们以往恰恰严重忽视了这一点。为此，邓小平尖锐地提出：“不要光喊社会主义的空洞口号，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第213 页）社会主义的特点首先就是富裕，是生产力的高度发达，这是贯穿《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全卷的一个核心思想，它对推动中国走出历史误区产生了振聋发聩般的作用，更令人深省的是，邓小平还进一步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第255页）“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 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8页）针对中国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条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国情，邓小平还异常尖锐地提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225 页）没有生产力发展上的优越性，我们就没有资格奢谈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
第三，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邓小平立足于现代化的基础，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出了新的科学的界定：“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第373页）这一界定， 从社会主义本质上牢固地确立了社会主义同现代化建设不可分离的内在联系。
其次，把现代化规定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内容，在现代化进程的基础上界定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并不意味以现代化概念来取代社会主义概念，而只是要恢复和确立社会主义与现代化本身内在的有机联系。邓小平一再强调：“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第110页）在邓小平这里， 充分肯定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有着双重重要意义。
第一，社会主义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根本性的价值规范体系，它确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有效地保证了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克服和超越西方国家存在的种种弊端，“消除资本主义和其它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第143页）。“避免两极分化，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第357页）。
第二，社会主义为中国现代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机制保障，保证了中国现代化发展将比资本主义环境下的现代化更富有活力和潜力，将会有更高的发展速度。
在关于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关系的科学阐释中，邓小平逐步形成了一个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基本内涵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发展模式的新构想，这一奠定在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基础上的，旨在实现社会全面的现代化变革，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新构想，有效地克服了我们以往种种错误的思想倾向，确立了社会文明发展新的“范式”。
在实现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公平问题上，邓小平坚决纠正了脱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去人为地变革社会生产关系、社会管理体制，以实现空想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以及空喊社会主义公平、公正的优越性的错误倾向，确定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原则，以及允许并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并通过他们带动其他地区、其他人逐步走向富裕，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发展模式，为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公平开创了一条唯一现实的道路，事实证明，离开现代化的建设去孤立地追求公平，充其量只能实现“不患寡而患不均”式的小生产意义上的公平。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貌似公平。实际上不仅只能导致共同贫困，而且由于从根本上背离了按劳分配原则，实际上恰恰是最不公平的。公平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有着不同的公平观念。在我国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体现社会公平的根本标志只能是按劳分配原则。社会成员在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机制下，通过辛勤劳动，科学经营而走向富裕，实现自己的社会成就，这种公平体制有效地满足了社会成员对社会公平的心理期待，充分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公平的实现，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生产力的发展。在今天的中国，生产力水平决定了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实现全社会同步、同等的共同富裕。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坚决奉行效率优先的原则，允许甚至鼓励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允许一定范围的剥削现象的存在，以便以最快速度摆脱贫穷，加速生产力的发展，为实现社会公平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种不顾现实，不顾效率，一味要求当下实现全社会的公平，甚至以牺牲效率来维持公平的相法，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是有害的。
在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问题上，邓小平纠正了过去那种脱离实际去追求人们灵魂的高度纯净化、革命化、超越化的乌托邦倾向，确立了物质文明建设在整个社会文明发展中的优先地位，以及决定精神文明发展的基础地位。
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的基础上的，没有物质文明保障和根基的所谓精神文明，必然是扭曲的、不健康的，也终究是难以持久的。邓小平曾多次以深圳、苏州为例，反复阐明：“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第52页）“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第89页）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优先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前提下，注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步协调发展，邓小平建构了一个社会主义与现代化有机统一的社会文明发展的崭新构想。这一构想是对毛泽东六七十年代构想历史性和革命性的超越，标志着中国社会文明发展完成了一次根本性的转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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