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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业化的客观依据：中国生产力的落后
工业化是中国人民的百年夙愿。还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其客观依据就是近代中国生产力的落后。
对旧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毛泽东曾有一个基本估计，即：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毛泽东认为，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就是因为缺乏新式工业。中国要摆脱落后，实现富强，必须实现工业化。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毛泽东多次阐述了这方面的思想。
1944年5月22日，在中央办公厅招待会上讲演时，毛泽东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的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负我们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注：毛泽东：《在中央办公厅招待会上的讲演》（1944年5月22日），载《解放日报》1944年5月26日。）因此毛泽东要求：共产党员必须关心工业，学习工业的各种知识，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的直接目标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应该是工业社会。1944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写给博古的信中明确指出了这一点：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7-239页。）
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总结了鸦片战争以来100多年许多仁人志士实业救国的经验教训后再次强调：中国要富强，必须走工业化道路。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民主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进一步明确在革命胜利以后要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949年6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再次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9月制定的作为新中国临时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做了政策性规定：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例如矿山、钢铁业、动力工业、机器制造业、电器工业和主要化学工业等，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对此，用毛泽东的话说，他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还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毛泽东深知穷国落后的面貌不改变，近代屈辱历史还会重演。因此建国以后毛泽东更加强调工业化的迫切性。他说：我们国家在政治上已经独立，但要做到完全的独立，还必须实现工业化，如果工业不发展，已经独立的国家还有可能变成人家的附庸国。
二、工业化的制度选择：社会主义工业化
中国实现工业化应与何种制度相结合，这是毛泽东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比较鉴别，毛泽东否定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工业化两种模式，而选择了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无数历史事实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企图不触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秩序，就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国家富强，终究不能成功。正是在总结百年近代中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深刻地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工业化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不仅无法结合，而且是相互对立。毛泽东认为，中国必须首先进行民主革命，结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才能为工业化扫清道路，创造前提。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工业化道路在中国既然行不通，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是否就行得通呢？毛泽东的答案也是否定的。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是主张利用、保护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但在外有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内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客观历史环境中，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资本主义道路在西方行得通，在中国却行不通，这是毛泽东通过考察近代中国历史得出的一个结论。
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毛泽东认为这只是中国革命的一方面的结果，不是它的全部结果，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究竟走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呢？毛泽东的回答是鲜明的，中国不能通过资本主义实现工业化，必须通过社会主义实现工业化。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在提出民主革命胜利后中国要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任务的同时，也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任务。这是毛泽东首次明确地把工业化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建国后的1953年，在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关于工业化问题，毛泽东先是提出实现“国家工业化”，后将其明确改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218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最后形成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的制定和实施确保了中国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方向。
毛泽东舍弃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而选择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客观上反映了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也和建国初期的国内国际形势有密切关系，主观上则反映了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否定态度。发端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工业化，以血淋淋的资本原始积累为起点，以牺牲大部分人的利益特别是广大农民的利益为前提。在这种工业化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西方资产阶级还对世界上的落后国家和地区包括近代中国实行疯狂侵略和掠夺。因此，无论是从感情还是从理智上，毛泽东都对资本主义工业化持厌恶和排斥态度。尽管按照一般社会发展规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速度有时也可能是比较快的，但毛泽东认为这是一条使少数人富裕大部分人贫穷的两极分化日益加剧的道路。因此，为使人民免遭痛苦，更多更快地实现中国的工业化，毛泽东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是实现中国工业化的社会制度方面的最佳选择。中国的工业化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工业化。
三、工业化的道路选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苏联是世界上首先开辟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国家。建国初期，在我国缺乏经济建设经验的情况下，毛泽东一度主张因循苏联的工业化道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提纲中这样写道：“资本主义国家从发展轻工业开始，一般是花五十年一百年的时间才能实现工业化，而苏联采用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在十多年中就实现了国家工业化。苏联过去所走过的道路正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榜样。”（注：转引自《开国巨擘铸中华—毛泽东与新中国》，第81-82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4月。）在苏联偏重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的影响下，我国从1953年到1957年制定实施了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但在一五计划执行过程中，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也出现了诸如资金材料供应紧张、农业轻工业生产不稳定、粮食及日常生活用品短缺等严重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在苏联东欧一些国家早有发生。这些问题引起毛泽东的高度关注和深刻思考。毛泽东认识到，苏联的经验并不都是成功的，即使苏联成功的经验也并不一定都适合中国，学习别人终究不能代替对自己道路的寻找。
1956年初，毛泽东先后听取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在此大规模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作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在“以苏为鉴”这一基本思想的指导下，提出中国不能因循苏联工业化的道路，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而应走在大力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基础上去发展重工业的道路。这里实际上已经涉及到开辟一条不同于苏联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在1957年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则明确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一科学的概念。他指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他说，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至此，毛泽东基本形成了以重工业为主，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同时并举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思想。
1958年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使农业和生产受到了严重影响，在纠正这个错误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安排国民经济要以农、轻、重为序，重工业要为农业、轻工业服务。六十年代初期又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思想，并把它确定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这些使得毛泽东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进一步得到丰富和发展。
毛泽东中国工业化道路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不是就工业论工业，而是联系农业来论工业，强调农业对工业化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毛泽东深知中国是一个农民大国、农业大国，农业的重要性比其它国家显得尤其突出，这是中国工业化道路必须立足的一个基本国情。1957年毛泽东对于农业的重要性做了六个方面的概括：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农业也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农村是轻工业的主要市场；农村又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现在出口物资主要是农产品，农产品变成外汇，就可以进口各种工业设备；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起来了，就可以为重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因此，毛泽东得出结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99-200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毛泽东自己还曾经把中国工业化道路和资本主义国家以及苏联的工业化道路进行直接的比较，他说：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资本主义长期着重发展轻工业。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前几年东欧国家也有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业、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最为重要。（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21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这比较具体说明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优点和特点。
概括地说，毛泽东探索的中国工业化道路，既根本不同于近代史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羊吃人”的方式把农民逼为雇佣劳动者以及长期着重发展轻工业的工业化道路，也不同于苏联通过农副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实现高积累并过分偏重发展重工业的“也把农民搞得相当苦”的工业化道路。它是一条切合中国国情的既能实现工业化，又能发展农业生产，既能实现国家富强，又能使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新型的工业化道路。
四、工业化的发展战略：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
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密切联系的整体，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核心，工业化必然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现代化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必然趋势。在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逐步提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战略，即“两步走”战略：第一步是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毛泽东将此作为实现工业化的标准；第二步是实现包括工业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
实现工业化的标准什么？斯大林曾经认为，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70%就实现了国家工业化，但这个标志在理论上是有缺陷的。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的变化既决定于工业的增长速度，也决定于农业的增长速度，不能仅仅依据工业的比重判断工业化的进展，如在农业下降时，工业的比重就有可能急剧上升，但这并不反映工业化发展的真实情况。同时，还应该看到工业化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因此，毛泽东没有教条地接受斯大林的提法，而是认为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才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标准。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最早涉及这一思想。他在报告中说，“从中国境内肃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还没有解决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建国后经过几年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实践，党的八大正式把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标准。八大提出：为了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我们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
与斯大林只注重工业化的量的规定性相比，毛泽东工业化标准的认识显然更关心它的质的规定性。毛泽东主要强调了工业化的“体系”问题。概括起来，毛泽东认为这个“体系”应具备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它的独立性，即主要是依靠本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自力更生地生产各种机器设备、原材料和各种产品，能够满足生产、生活、国防等各方面的需要；二是它的完整性，即工业部门比较齐全，重工业和轻工业，基础工业和加工工业，国防工业和为农业服务的工业都能有计划按比例地得到全面发展；三是它的先进性，即用较新的技术装备我国的工业，在生产工艺上尽量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使整个工业的科学技术水平能够达到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毛泽东设计的中国工业化发展战略的第二步是实现现代化，具体地说就是四个现代化。毛泽东是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的最早倡导者，但其四个现代化思想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1953年经过毛泽东修改和审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中提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可以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就可以建立和巩固现代化国防。这里不仅说明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对现代化的促进作用，实际上也提出了工业化发展战略的第二步即现代化。1954年9月，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根据上述思想，提出“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这可以说是对四个现代化的最早表述，它主要体现出对物质文明建设的要求。毛泽东在1957年改变了这一表述，提出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祖国。这里新加了“现代科学文化”，说明了现代化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同时少了“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少了“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是因为它可以包括在“现代工业”之中。1959年，毛泽东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24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至此，毛泽东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完整形成。实现四个现代化从此成为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
首先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就是毛泽东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战略。通过这个发展战略，一是要使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二是要使社会主义的中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它不仅反映了中国人民迫切要求摆脱贫穷落后状态，使国家强盛并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强烈愿望，而且符合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
五、工业化的方针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及其它
围绕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主要有：
1、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这是毛泽东制定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毛泽东指出：“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24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对于什么是积极因素，毛泽东认为，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2、正确处理若干关系。实现工业化，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正确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包括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等。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等著作中对此进行了系统阐述。农、轻、重是国民经济三大基础性产业，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不仅涉及到工业化道路，而且也涉及到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国民经济的总体结构。因此，在众多关系中，毛泽东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这三者的关系问题就是中国工业化道路的主要问题。
3、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无论革命和建设，主要都应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但是也要争取外援，这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搞工业化也必须坚持这一方针。1958年6月，毛泽东在为国家计委起草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指示》中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他说：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人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人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80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毛泽东是积极主张争取外援和对外开放的。还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曾明确表示，“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注：《毛泽东1936年和斯诺的谈话》，第129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在外国资本的帮助之下，才能做到”（注：《中共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第11页。）。建国后，在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中，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仍然非常明确而又坚定，他宣布“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1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实行技术革命。世界工业化是伴随着技术革命不断向深入发展的，毛泽东吸收了世界工业化在这方面的历史经验，指出：“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116、第126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50年代中期，当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涌动，也是新中国初创工业化的时候，毛泽东就强调：“中国只有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当时毛泽东的设想是：在第一、二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内，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社会改革与技术改革同时并进。在1956年1月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技术革命”的任务。他说，过去我们进行的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已经结束，但我们面前还有革命的任务，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1958年，毛泽东则明确提出，全党工作重点自1958年7月1日以后转到技术革命上去。他说：“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注：转引自《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第107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到60年代，毛泽东还提出了两个著名的论断：科学实验是人类社会三大革命实践之一；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反映了毛泽东对科学技术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实行技术革命，就必须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对此，毛泽东的认识也是明确的。他曾对聂荣臻说过，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而科学技术要搞上去，又必须依靠知识分子。在1956年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毛泽东也阐述了这方面的思想。他说：搞技术革命，没有科技人员不行，不能单靠我们这些大老粗，中国要培养大批知识分子，要有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1957年反右扩大化以后，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出现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是不要知识分子，而是要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一思想不能算错，错就错在他没有正确地区分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因此，在反右派斗争后，毛泽东仍然强调要培养知识分子——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他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注：转引自《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第108-10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六、结语：对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简要评说
毛泽东的工业化思想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既然是探索就不可能没有失误，如在工业化发展速度问题上毛泽东主张的“大跃进”就曾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遇严重挫折，但这些失误不在本文论述范围内，而且总体而言，瑕不掩瑜，毛泽东工业化思想应给予充分肯定。
首先，毛泽东的工业化思想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它从中国是个生产力落后的农业大国这一基本国情出发，系统论述了中国工业化的必要性、制度选择、道路选择、发展战略以及实现工业化的方针政策等重大问题，集中回答了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如何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的历史性课题，在二十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和中国现代化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的提出，从历史的角度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
其次，毛泽东的工业化思想是将马列主义工业化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在诸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工业化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由于受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对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基本上没有论及。列宁、斯大林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也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的奠基人，他们立足于苏联的国情，对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有较多论述。对他们的论述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践经验，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加以运用和借鉴，但正如前文所述，毛泽东并不是照搬照抄，而是充分结合中国实际，在关于工农业同时并举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等许多方面都有所创造、有所发展、有所突破。
最后，毛泽东的工业化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形成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它不仅指导建国头二、三十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而且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重要指导思想，它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世界发展至今，许多西方发达国家早已完成了工业化任务，正迎来信息化时代，但是工业化仍然是中国面临的未完成的任务，中国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最终实现现代化。在此背景下，毛泽东的工业化思想无疑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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