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关系的研究对象(下)_公共关系学论文

论公共关系的研究对象(下)_公共关系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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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了以上五类施加影响力的活动后,我们就可以这样来界定公关的概念:公关是一种靠劝服手段来施加影响力的活动。公关的行为性质是一种劝服活动。劝服活动就是公关的研究对象。一旦我们这样确定下来,马上就会有一个惊喜的发现:公关实际上是一门劝服学,而这恰好是一门古老的学问,鬼谷子和他的两个弟子苏秦、张仪所创的纵横术,普罗泰哥拉和高尔吉亚所代表的智者运动,苏格拉底发明的婆产术,亚里士多德所著的《修辞学》等等,这些都将劝服学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所谓今天的公关无非是加上了大众传播媒介作为劝服手段罢了。这样,公关就不再是一门没有历史根基的学科,而是一门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富遗产的学科。另外,在传播学中可资借鉴的东西极为丰富,譬如,美国学者卡赖特所提出的劝服模式,莱平格尔的五组劝服设计模式,费斯廷格的认知不协调理论,霍夫兰和他的耶鲁军团提出的种种劝服技术等等,公关可从传播学中获取非常丰富的营养。

将公关活动视为劝服活动,我们就获得了一个新的视野,就走入了一片新的天地。但为什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们没有走到这一步呢?这主要是我们一直囿于“劝服”概念的狭义理解,而没有将“劝服”概念提升到广义上来理解。广义的劝服概念比狭义的劝服概念要更广更宽,所用作劝服的手段更多。狭义的劝服,犹如苏秦、张仪所为,是指使用信息、道理(事理)、事实等手段来使对方接受你。而广义的劝服是指除了使用信息、道理(事理)、事实之外,还使用形象、情感、关系等手段来使对方接受你。狭义的劝服是着眼于利弊分析,通过提供的信息、道理(事理)、事实等来向你证明此事确实于你有利,从而让你接受。广义的劝服当然也包括这种利弊分析,但它更在于进行利弊分析之前,先用良好的形象激起对方的爱美之心,让他先喜欢上你;用良好的情感愉悦对方,让他先接受你自己;用良好的关系使对方相信你是他最忠诚最可靠的合作伙伴,是他最先值得考虑的对象。狭义的劝服是从理性这个角度来劝服人,而广义的劝服还考虑到要从情感这个角度来劝服人。人的选择不单是由理性决定的,情感的影响也很大。尤其是当我们去劝别人给我们帮助,给我们赞助时,我们所凭借的更多的是情感而不是理性即利益的计算。

广义的劝服或者公关的劝服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形象劝服、情感劝服、说理劝服、证实劝服。所谓形象劝服,对于社会组织而言,我们可以凭借这些东西影响公众:厂貌、规模、设备、知名度、资信、公司领导的形象、产品质量、窗口服务的态度等等。公关的塑造组织形象和CI中的视觉识别都属于形象劝服的研究范围。对于个人而言,我们可以凭借这些东西影响公众:仪表、身份、名誉、财富、才华、特长以及家庭背景等等。

所谓情感劝服,我们可以借助以下方法影响别人:1、满足对方的自重感;2、引起对方的兴趣;3、寻找与对方的共同之处;4、给对方一个小方便以讨其好感;5、说吉利的话让对方高兴;6、用幽默的语言愉悦对方;7、用一个生动的故事感染对方;8、把对方带到一个宜人的环境以调整他的情绪;9、让对方的表现欲得以充分满足;10、满足对方渴望被理解被同情的心理需求等等。形象劝服和情感劝服是让对方先接受我们自己,然后才有利于让对方接受我们的观点和东西。

所谓说理劝服,要做的包括这么几点:传递信息、利弊分析、摆明道理、事理说明、长远利益的提示等等。

所谓证实劝服,要做这么几件事:证明所说属实、证明产品质量可靠、证明产品功能符合购买者的需求等等。

总之,公共关系学应该更紧密地与心理学结合起来,在熟悉人们的心理规律和心理需求的基础上来设计劝服技术,这样,才能建立起有实质内容的公共关系理论。

几个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

第一,不应把公关概念的“属”界定为传播。现在几乎所有的公关著作都把公关看成是传播活动,这种界定所犯的错误,就如我们把人界定为一种生物一样,把“属”划归到了一个更高更泛的类别上去了。我们前面说过,公关的“属”应是一种施加影响力的活动,是提出一种要求要别人接受。而传播这个概念,我们从其内容来看,可以将其一分为二,划分成两大类:陈述和要求。所谓陈述性传播是指传递一个纯粹的信息,其中不附加传者的主观利益要求,譬如新闻报道、天气预报之类;所谓要求性传统是指传播一个包含着传者的主观意志、主观要求的信息,并期待着受众朝着传者所期望的方向有所反应。譬如广告、法律、道德、政策等等。公关活动无疑是对公众提出一种需求,只不过它是靠劝服的手段来使公众接受,而不是靠暴力、权力压迫,不是靠金钱收买而已。可见,公关的“属”只能界定在传播概念下面的一个“种”上,而不能界定在传播概念本身之上。

第二,沟通概念需进一步明确规范。现行的公关著作中赋予沟通这么一些含义:1、信息的双向接受(双向沟通原则);2、意见的统一,关系的平衡(平衡理论原则);3、传播使受者的态度转变(有效原则);4、情感沟通就在于满足公众的情感需求。从沟通概念的这些含义来看,我觉得有几点要澄清:a、谈判的时候彼此都通报了各自的谈判条件,但也经常有谈不成的现象。所以,如果把沟通界定为双方互通信息、互通意见的话,那说公关是一种沟通活动就是不对的。b、如果把沟通界定为意见的统一、关系的平衡以及使受者的态度发生转变等等,这实际上是把公关活动的结果(好的结果)界定为沟通,而没有界定出公关本身是什么。所以,从这点看来,也不能把公关看成是沟通活动。c、说情感沟通就在于满足公众的情感需求,这是对的,它指出了情感劝服,但它还不全面。

从以上所述,我们看到沟通有动词和名词两种用法,先总结它的动词用法。公关活动是一种劝服活动,作为互通信息、互通意见这种沟通,有助于劝服活动的实施,但它本身不等于是公关活动。同时,还要指出一点,单向的信息传播也能成功地劝服别人,所以,公关的成功并不在于是单向沟通还是双向沟通。其次,谈谈沟通的名词用法。我们将意见的统一、关系的平衡以及使受者的态度发生转变等视为沟通,虽然这是指公关活动的结果,但其中包含一种“接受”的意思在其中。劝服的目的就是让对方接受,所以,可以把公关的目的看作是沟通。这里也仍可分为单向沟通和双向沟通。单向沟通是指对方接受我们,双向沟通是指在对方接受我们的同时,我们也要接受对方。成功的谈判正是这种情形,情感沟通实际上也就是指在情感上彼此接受了对方。

第三,把公关视作劝服能解决目前公关理论界的焦点问题。首先,把劝服确定为公关学的研究对象,既解决了公关的定义问题,更解决了公关缺乏一根逻辑主线的问题。可以将劝服视作核心概念,而将劝服的过程或者劝服的种类作为逻辑线索,像调查技术、策划技术、大众媒介传播技术、礼仪知识、公关写作知识等等可以作为劝服技术的辅助技术来设计;像大众传播学、广告学、推销学、CI设计、市场营销、管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可以作为实施劝服技术的具体案例来设计;而像心理学(包括社会心理学、消费心理学)、社会学和传播学的原理部分可以作为劝服技术的理论基石来设计。这样,公关学像大拼盘的问题就可以得到根本解决。其次,公关理论上的所谓“管理职能论”与“传播沟通论”之争,“形象说”与“协调说”之争,实质上是就公关应该承担什么样的主要功能,扮演什么样的主要角色进行争论。如果将公关视为劝服,所有这些争论都迎刃而解。劝服既能帮助我们改善社会组织的管理,又能帮助我们沟通各方人士;劝服既能帮我们塑造组织形象,也能帮我们协调各方关系。如果我们懂得在管理一个社会组织时,除了政出令行靠权力推动之外,还可以使群众认识到各种方针政策是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纪律并不是异己的,他们就会自觉地遵守执行这些方针政策和纪律,这就是公关的劝服活动可以介入的管理领域。至于像塑造组织形象问题可以由形象劝服来解决,像沟通各方人士、协调各方关系的问题可以由情感劝服和说理劝服来解决。夸大一点说,公关的劝服活动可以介入人类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并且是一种最文明最经济的解决问题的手段。

第四,公关学应该成为一门处理人际关系和公众关系方面的哲学,这也应是公关学理论建设的努力方向。目前,在广告学和推销学中,基本上把“说服”看成是广告活动和推销活动的实质,而在传播学中对劝服理论更是有着深入的研究,但在公关学中把公关看成是“说服”(劝服)的,只是一种零星现象,这说明了公关理论研究的严重滞后。我认为,公关学与大众传播学、广告学、推销学、CI设计、市场营销、管理学、交际学、演讲学等这些学科的关系应该是:公关学居统帅地位,公关学应是它们的哲学,应是它们的理论基础。公关学研究抽象的、理论上的劝服理论,至于怎样将劝服理论运用于具体的领域,就由这些学科来承担。

把公关学视为哲学,这让我想起了黑格尔老人对哲学的一个评价,他认为,哲学“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接着他把哲学比喻为猫头鹰,他说:“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我想,从苏秦、张仪的纵横捭阖和古希腊的智者运动算至今天,劝服的历史已有2000多年了,而在今天,劝服活动已进入了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所以,历史已经到了要对劝服的种种具体表现给以哲学总结的时候了。公关学这只猫头鹰真的该起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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