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限选和自由选择专业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对比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专业论文,自由选择论文,困难论文,大学生论文,职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国外，职业决策的研究一直是职业心理学的重要内容，Parsons就提倡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问题，提出了职业决策的第一个正式模型。这个模型逐渐成为有关职业决策和生涯不确定的理论、评价、研究和干预的框架。但是关于职业决策困难的研究却起步较晚。Campbell[1]认为以前关于职业决策困难的研究主要是指职业犹豫（career indecision），而且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从理论上对职业未决问题（problem related to indecision）进行分类。而对职业决策困难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Gati等人的研究。Gati[2]等人（1996）从理论上探讨了有关职业决策困难的分类，现在的研究大部分是以这种分类为基础的。这种分类以决策理论为基础，把职业决策者看成一个“完美职业决策者（ideal career decision maker）”，因此又叫做完美职业决策者模型。完美职业决策者是这样的一种人：了解自己的职业决策需要，并愿意做决策和有能力做出正确的决策。而其他人的决策和完美职业决策者之间的不一致，说明存在着职业决策困难。Osipow和Gati提出了职业决策困难的模型，把职业决策困难分为在决策过程开始前的困难和在决策过程中的困难，主要包括三个维度十个方面，即（1）缺乏准备——职业决策过程开始之前的困难：①缺乏动机；②犹豫不决；③错误的信念。（2）缺乏信息：④缺乏决策过程的信息；⑤缺乏自我的信息；⑥缺乏职业的信息；⑦缺乏获得信息的方式；（3）不一致的信息：⑧不可靠的信息；⑨内部冲突（现实需要和个人偏好的不一致）；⑩外部冲突（自己的决策和重要他人的不一致）[3]。根据职业决策困难模型，Osipow与Gati从理论角度编制了职业决策困难问卷（CDDQ），用聚类分析方法所得到的结果表明，该问卷基本支持理论假设。
虽然国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可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但需要进一步结合我国的特点进行本土化研究，而且大量文献表明社会文化因素对个体的职业行为和结果有很大影响。Lent,Brow和Hackett认为，对职业相关的障碍和职业决策困难的感知在妇女和少数民族的职业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Luzzo和McWhirter研究发现，妇女和少数民族比美国白人知觉到了更多的与职业相关的障碍。在跨国研究中，Wei- Cheng J.Mau发现台湾大学生比美国大学生知觉到了更多的职业决策困难，也发现不同国别的学生在职业决策困难聚类上存在着差异；亚裔美籍大学生比美国白人大学生在职业决策困难的所有方面报告了更多的职业决策困难，并认为个体主义文化更有利于培养职业决策的独立性和理性，因此来自于这种文化的个体可能比集体主义的文化的个体报告更少的困难；在职业决策时更多强调家庭愿望而不是个体愿望的个体比其他的个体报告更多的困难[4]。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一直对学生的专业选择限制比较严格，如果学生没有特殊原因，很难自由选择所学专业，这就给学生的职业决策和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问题。因此无论是社会还是学生都在呼吁打破这种僵硬的专业限制，学校也在进行这方面的有益探索，但是没有坚实的理论指导，学校很难进行决策，因此现在只有部分高等院校在进行尝试性的改革。对职业决策困难的研究则能为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提供理论依据。这是因为通过职业决策困难研究不仅可以为我们提供有关的测量工具，以便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具体职业决策困难，还可以了解影响学生职业决策困难的因素都有哪些，以便为我们有针对性地进行职业生涯辅导。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通过对自由选择专业大学生和专业限定大学生进行职业决策困难的对比研究，从而为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提供实证支持。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专业限选和自由选择专业大学生的职业决策困难的差异，为我国高校教育体制改革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工具
到目前为止，职业决策困难问卷（CDDQ）共有四个版本，而且不同版本的信、效度都较为理想[5－10]。本研究采用Gati本人直接提供的问卷修订后使用，共包括34个题项。统计工具为SPSS12.0 for windows XP。
1.2 被试
正式测试采用整群抽样法，从全国抽取8所大学的1500名大学生，剔除明显完全随机回答的问卷之后有效问卷1182份，占总问卷数的78.80％，被试的年级分布一至四年级分别为10.7％、22.7％、31.7％、34.0％；男生539人，占45.6％，女生606人，占47.1％。文科552人，占46.7％，理科630人，占53.3％。被试的年龄范围从18岁到26岁，平均年龄为22岁。
2 结果
2.1 问卷的结构和信效度检验
一阶和二阶因素分析结构表明：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问卷因素分析结果验证了Osipow和Gati提出了职业决策困难的模型，不同之处在于缺乏准备分问卷包括四个因子而不是三个因子，缺乏动机和犹豫不决这两个因子没有改变，但是错误信念这一因子没有像预期那样聚合在一起，而是聚合成两个因子，根据这两个因子包含项目的涵义把这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错误职业信念”和“错误决策信念”，这种结构的不一致可能说明职业决策困难问卷并没有全面反映大学生的职业决策困难[11]，但是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本文考察了同质性信度，结果表明问卷有较好的信度，11个因子和总问卷的Cronbach系数在0.477—0872之间，分问卷和总问卷的同质性信度系数均在0.7以上。对于复测信度需要进一步验证。本文对问卷的结构效度、辨别效度和效标效度进行了考察。采用相关矩阵考察了结构效度，除了缺乏动机和错误职业信念两个因子之间相关不显著外，其余的相关系数均达到显著水平，这就说明因子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因子间相关系数在0.004－0.620之间，其中只有缺乏动机和错误职业信念、缺乏动机和犹豫不决两组因子间的相关系数低于0.1。各分问卷与其组成因子之间的相关都比较高，而与其他分问卷的组成因子之间有着中等程度的相关，各因子与总问卷的相关在0.42－0.79，各分问卷与总问卷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67以上，这就表明各因子既有一定的独立性，又反映出相应的归属性，因此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与未接受过职业指导的大学生相比，接受过职业指导的大学生应该更少的职业决策困难。如表1表明大学生职业决策问卷具有较好的辨别效度。Hsiu- Lan Shelley Tien[12]在Marcia对青少年认同状态的基础上把职业认同状态分为四类：完成（achievement）、排斥（foreclosure）、延期（moratorium）和同一性弥散（diffusion），并根据Herr和Cramer对不确定（indecision）和非决定性（indecisiveness）的区分将延期分为两个子类：未决焦虑和未决探索，并编制有职业决策状态问卷。本研究采用Hsiu- Lan Shelley Tien的方法，将上述五类职业状态合并为职业未定（undecided）和职业已定（decided）两类。已有的研究[3，4]表明职业已定和职业未定在职业决策困难上存在着差异，表2表明修订的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问卷具有良好的辨别效度。但即便如此，CDDQ的效度还需要进一步验证，而且还需要职业实践提供“真实”的证据[15，16]。
2.2 专业限选和自由选择专业大学生在职业决策困难上的差异
以专业限选为自变量，大学生职业决策问卷各因子、各分问卷和总问卷为因变量进行多元方差分析。从整体上来看，专业限选与否差异极其显著（Wilks' Lambda＝0.872，F＝6.20，p＝0.000）。具体来看结果如表3，在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总问卷上，专业限选大学生的职业决策困难小于自由选择专业的大学生（F＝12.39，P＝0.000）；在大学生决策困难问卷的缺乏动机和缺乏信息分问卷上，专业限选与否的差异非常显著，与自由选择专业的大学生相比，专业限选大学在缺乏准备、缺乏信息等分问卷上的决策困难更小（F值分别为12.45和10.78，P值分别为0.000和0.001，如表3）；在犹豫不决、错误的决策信念、缺乏决策过程的信息、缺乏职业信息和缺乏信息获得的方式等具体因子上，专业限选与否的差异也非常显著。与自由选择专业的大学生相比，限选专业的大学生具有更小的职业决策困难。
3 讨论
根据我国传统的高考招生制度，学生在报考的时候就要选定自己未来大学里所要学习的专业，在招生的时候大学有权利根据当年整个报考情况来调配学生所报考的专业，学生一旦进入大学，如果没有特别的原因，一般不允许学生自主更换专业。这就给学生的学习尤其是未来的职业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在高校就业分配制度改革以后，这些问题更加突出，一方面学校给学生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和义务，另一方面，学校又没给予学生相应自由选择所学专业的权利，这就造成了学生职业决策的众多问题。因此现在有部分高等院校开始进行试点，允许大学生在四年的学习生涯中调换1－2次专业。我们把这些院校的大学生定义为自由选择专业的大学生，而传统的大学生就相应的定义为专业限选的大学生。
本研究的结果和预期的假设刚好相反，自由选择专业的大学比专业限选的大学生感受到职业决策困难更大。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在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总问卷上，自由选择专业的大学生的职业决策困难大于专业限选大学生；在大学生决策困难问卷的缺乏动机和缺乏信息分问卷上，专业限选与否的差异非常显著，与专业限选的大学生相比，自由选择专业大学生在缺乏准备、缺乏信息等分问卷上的决策困难更大；在犹豫不决、错误的决策信念、缺乏决策过程的信息、缺乏职业信息和缺乏信息获得的方式等具体因子上，专业限选与否的差异也非常显著。与专业限选的大学生相比，自由选择专业的大学生具有更大的职业决策困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看似矛盾的结果？这是因为我国的职业规划教育相当薄弱，职业规划这个概念在国内才刚刚出现，高校虽然都设置了就业指导部门，但大多数提供的不是成熟的个性化职业生涯辅导服务[17]。而职业观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以强调考试为主的我国中小学阶段，职业规划教育几乎是空白，因此中国大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才刚刚开始。对于职业心理素质还不健全的大学生，如果没有相应的职业生涯辅导机构进行指导，而只给予自由选择专业的权利，只会造成大学生职业决策的不知所措，这就不难理解自由选择专业的大学生为什么会在缺乏准备和缺乏信息等维度上表现出的更大职业决策困难。因此，在没有比较完善的职业生涯辅导体系的前提下，让大学生自由选择专业应该慎之又慎。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在大学中进行职业生涯辅导和职业教育的重要性。
而我国传统的就业体制一直是由国家计划与劳动部门承揽的统包统分。在这种体制下，社会基本上没有职业指导的需求。改革开放以后，人选职业与职业选人的需要越来越强烈，随着就业体制从“统包统分”向“双向选择”、“自主择业”转变。但是，总的来说，我国的职业指导和职业中介工作还刚刚起步，专业化程度和行业规范性都还十分不够。
根据我们的研究和设想，要建立比较完善的职业生涯辅导系统，不仅需要政策上的支持，理论研究上的更新和发展，还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这里所说的物质基础主要是指要在全国各个地区建立一个有关职业信息共享的网络系统。因为从我们的研究中可以看出，我国大学生所面临的主要职业决策困难包括两个方面：缺乏选择职业的准备和不知道如何去获得自身与职业世界的信息。关于缺乏准备和对自身的认识，我们都可以通过必要的职业生涯辅导来解决，但是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无论是学生还是职业生涯辅导者根本无法获得必要的职业信息。
4 结论
专业限选与否的大学生其职业决策困难存在显著差异。自由选择专业的大学生的职业决策困难大于专业限选大学生。在没有完善的职业生涯辅导体系的前提下，给予职业心理素质不健全的大学生自由选择专业的权利应该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