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叶至民国时期贵州玉米种植与石漠化的关系_玉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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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石漠化指在亚热带脆弱的喀斯特环境背景下，受自然条件和人类不合理社会经济活动的干扰与破坏所造成的土壤严重侵蚀、基岩大面积裸露、土地生产力严重下降、地表出现类似荒漠景观的土地退化过程。①自“十五规划”、“十一五规划”中提出加大治理石漠化的力度之后，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推进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我国贵州、云南、广西、湖南、湖北、重庆、四川及广东等八个省市存在石漠化问题，其中贵州面积最大，其石漠化土地面积达33161平方公里，占全国石漠化土地面积的25.6％，其中中度面积为17330平方公里，重度面积为4328平方公里。②石漠化面积占全省面积的18.8％，集中分布在贵州西北、西部及南部，对当地社会的发展形成严重的制约因素，石漠化的演变过程及成因与治理的成功与否息息相关。

       现有研究表明，石漠化的成因主要与岩性、降雨、坡度和植被等有关。③其中碳酸盐岩是产生土地石漠化的一个基本前提，基岩为石灰岩、白云岩和夹碎屑岩等碳酸盐岩层的地区石漠化发生率较高。贵州除镇远、凯里以南及三都、荔波以东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大部分，以及黔西北的习水、赤水和其他局部地区属非碳酸盐岩外，碳酸盐岩遍布全省其他地区，其面积为13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73.6％，全省95％的县(市)有喀斯特分布，④故从岩性来说，贵州大部分地区属石漠化敏感区。贵州年均降雨量为1100～1300mm，据1960～2005年贵州省内19个雨量观测站的数据可把这个值精确到1157mm，最大年降雨量为2106mm，地点在盘县。⑤从降水量来讲，大多数地区属中度以上石漠化敏感地区。贵州平地仅占7.5％，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山区省份，地形支离破碎，故从坡度角度来看，也是敏感地带。

       由上可知，贵州脆弱的生态环境是石漠化的自然成因，相对地质时间而言，除了瞬时发生的地质灾害外，它们在几百年内不会发生较大变化，唯有植被是最易为人类活动改变的，毁林开荒、陡坡开垦的活动是石漠化发展的催化剂。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我们应重视雍正时期以来在贵州的开发活动，其中尤其要关注美洲作物的引种与石漠化的关系。本文利用明清方志、奏折、游记以及民国档案等资料，从玉米引种的原因和历史背景入手，探讨贵州玉米种植随着时间推移在空间分布上发生变化的过程，复原贵州自清中叶以来文献中记载的石漠化分布情况，并就玉米种植与石漠化的关系进行一些探讨。

       201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玉米在贵州的种植面积为7752平方公里，超过稻谷(6830平方公里)和小麦(2598平方公里)，成为该省种植面积最大的粮食作物。其产量为342.3万吨，仅次于稻谷(402.4万吨)，远远超过小麦(52.4万吨)。⑥但是据笔者对史料的分析发现，玉米在清代雍正时期(1723～1735年)的贵州连杂粮都算不上，它是什么时候引入贵州的?在空间传播上有何特点?

       二、清代贵州玉米种植的时空分布

       尽管有学者提出，玉米可能起源于我国，⑦但多数学者认为，玉米系外来物种，不过各地最早引种玉米的时间相异。⑧多数学者以玉米名称或其别名出现的时间作为判断一地引种玉米的证据，如游修龄主张的成化十二年(1476年)，其依据是该年成书的《滇南本草》。⑨但一些学者建议把玉米植物学形态特征的描述作为玉米传播的重要史证，如佟屏亚认为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成书的甘肃《平凉府志》记述的番麦是国内最早的玉米记载。⑩笔者较为赞同这种说法，并以同时期出现的《本草纲目》(11)的记载为准，这篇文献采辑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到万历六年(1578年)之间，它对玉米的形状、生长日期以及吃法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可以明确该文中记载的即为玉米，文中提到当时玉米“种者亦罕”。

       就全国范围而言，陈树平提出，玉米在国内的传播可以分成两个时期，由明代中叶到后期是开始发展时期，而乾隆、嘉庆近百年间，则是玉米传播比较广泛的时期。(12)郭松义也认为，玉米的大规模推广是在18世纪中到19世纪初，(13)贵州的情况也不例外。

       按照咸金山整理的各省最早记载玉米的时间表，贵州是继河南(1551年)、江苏(1558年)、甘肃(1560年)、云南(1563年)、浙江(1572年)、安徽(1574年)、福建(1575年)、山东(1603年)、陕西(1618年)、河北(1622年)等十一省之后，出现玉米资料的省份，该资料来源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遵义府志》中追叙“明绥阳知县母扬祖利民条例”。(14)另一篇早些的文章也提出同样的看法，并引贵州绥阳知县母扬祖所写的《利民条例》为例，“县中平地居民只知种稻，山间民只种秋禾、玉米、梁稗、菽豆、大麦等物”，认为大约17世纪前期，贵州绥阳已有较多的山田种玉米。(15)事实上，如果我们核对原文会发现，该文在摘抄资料时漏掉“大麦等物”之后的“俱不知种”等字。当我们把这四个字补后，就可能存在两种情况，即可能种，也可能没种。因为原文如果这样断句：“县中平地居民只知种稻，山间民只种秋禾，王(玉)米、梁、稗、菽豆、大麦等物俱不知种。”则是没有种植，意思刚好相反，但也可以这样断句：“县中平地居民只知种稻，山间民只种秋禾、王(玉)米、梁，稗、菽豆、大麦等物俱不知种”。(16)鉴于这条资料的似是而非，本文不把它当做贵州引种玉米的最早记录。

       按照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对清代贵州方志中物产类玉米记录的整理，共有53条记录。这些数据经过如下处理：1.以县、州、厅为单位，如果一个县或州有一条记载，算作一条记录；2.原文中以府为单位的，以府所包括的县、州为单位计算，如贵阳府在乾隆时期有对玉米的记载，则把贵阳府属的定番州、开州、广顺州、长寨厅、贵定、龙里、贵筑、新贵、修文等九个州、县算作9条记录；3.同一个州、县有几条记载的，只取年代最早一条。4.根据乾隆时期奏折，贵阳、安顺、南笼及黎平府已经出现玉米的种植，(17)把这些府的记载也补进去，以复旦大学与哈佛大学合作的CHGIS的清代贵州地图为底图，把该图的属性表与处理过的表格进行连接，一共产生65条记录，按照各州县厅记录的玉米出现的先后顺序作图1如下。

      

       图1 清代贵州各地最早种植玉米的时间分布图

       图中空白区域为无数据的地区，即清代没有玉米种植的记载。图1显示，贵州玉米的记载最早出现在清代康熙时期，这两处地方为思州府和余庆县，皆位于贵州东部。其中，思州府是明代永乐十一年(1413年)设置贵州省时设立的八府之一，余庆县则设于明代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是明末贵州辖属的14县之一。正如谭其骧所说“一地方创建县治，大致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18)所以相对其他贵州地区，这两个地方都是较为发达的地区。(19)从记载时间的分布来看，贵州玉米的推广主要集中在乾隆时期，有39条，其次为嘉庆时期12条，再次为光绪时期6条，然后依次递减，康熙4条，道光3条，咸丰1条，如图2所示。

      

       图2 不同时期贵州记载玉米的州厅县数

       从乾隆时期开始，记载玉米的州厅县迅速增多，此时出现玉米种植的州县主要沿湘黔线分布。此后，它在空间上的传播呈现由沿边向内地、由湘黔线向两侧推进的特点。到清末，玉米种植几乎覆盖整个贵州。一直到清末，没有玉米记载的地方包括瓮安县、都匀县、丹江厅、八寨厅、都江厅和麻哈州。除瓮安和都匀之外，丹江等地是雍正时期开发贵州的“生苗区”之后才设立的，属贵州开发最晚的地方。(20)故玉米在贵州的分布态势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玉米种植与地方开发的过程有着密切的联系，呈现出开发越早，则玉米种植越早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和奏折资料相比，方志的记载有时比较滞后。如方志中记载黎平府、安顺府和南笼府种植玉米的时间分别是道光和咸丰年间，但乾隆时期的奏折却表明这三个府与贵阳府一样已开始种植玉米，只有贵阳府的方志与乾隆时期的奏折相符，所以不排除其他地区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即方志的记载晚于当地种植玉米的时间。另外，受玉米在当地粮食作物中所占地位以及文人对它的评价等影响，古籍和县志中最早有玉米记载的年代，可能不是当地最早引种玉米的时间。但是，在缺乏直接资料的情况下，仍可以文献中有关玉米的记载当做玉米传播到当地的时间。

       三、清代贵州广泛种植玉米的背景及原因

       乾隆时期开始，贵州记载玉米的县逐渐增多，这和全国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情况相吻合，也与笔者利用奏折推算的结果相一致。(21)

       在奏折中，贵州邻近的湖南在乾隆十四年(1749年)出现了湖广总督开泰对玉米的报告：“湖南地方民间稼穑之事，首重稻谷，次则间及二麦。至山田硗瘠之区乃种杂粮，内有所谓包谷者，即京中之玉米也。其性不畏旱涝，高原下隰以及屋侧墙边，凡有隙地皆可栽植，甚为省力。成熟之时可以拌米作饭，并为汤饼之用，兼可酿酒，价值与谷相等。贮之于仓能历数岁，其梗叶可以代薪，糠粃可以饲畜。”(22)从这段地方官员专门对玉米的介绍分析，玉米在湖南应该算是新被发现的杂粮品种，还算不上是主要的粮食作物。此时，人们已经认识到它的不少优点，不仅省力、容易栽培，而且全身是宝。四年之后，开泰再次谈到对玉米的进一步认识，并建议其他省份也种植玉米。(23)此建议在方志中得到很好的证实。湖南新化县位于湘西山区，乾隆二十八年前后“得包谷一种，俗名玉米，不畏旱涝，人工少而所获多，凡山头地角种之，可为粒食之助。劝课开垦亦关要政”。(24)

       贵州有关玉米的记载出现在乾隆三十六年的奏折中：“黔省三月以前雨水均调，广资种植。贵阳、安顺、南笼、黎平四府属大麦春收已经收割，小麦渐届黄熟，高粱、稗米、包谷等项俱极畅茂，早禾栽种齐全，晚稻已插十分之三。”(25)从贵州与湖南相邻以及乾隆时期的玉米种植主要沿湘黔线的分布情况分析，贵州玉米的种植与湖南玉米种植的推广有很大的相关性。和雍正时期相比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发生在二三十年之间，说明玉米的推广在时间上呈跳跃性，这种跳跃性与当时人口压力和政策有关。

       事实上，有关学者以全国为研究对象，指出人口压力是玉米引种的动因，清代政府实行了有利于山区垦殖的政策，惜过于简略；(26)最近的研究也认为，以移民为主要形式的人口流动是推动玉米在中国境内传播的主要动力。(27)但是关于贵州玉米种植的背景及原因仍然缺乏深入研究，下面从人口与政策的角度作一些分析。

       贵州的人口密度在清代经历了三次大飞跃，一次是从雍正年间到乾隆初期，一次从乾隆初期到中期，一次是从乾隆中期到后期。其中雍正年间至乾隆初期18年的人口增长，就全国水平而言，人口密度增至原来的4倍，而同期贵州的人口密度增至原来的66倍，为三次增长高峰中最突出的一次；另两次分别是原来的2.5倍和1.5倍，此后贵州人口处于停顿状态，如图3所示。贵州激增的人口，显然不是自然增长的结果，应是外来移民引起的。图1显示，玉米在贵州的大范围种植正是乾隆时期才开始的，正是这些突增的移民成为玉米在贵州种植的主力军，这又与当时在全国范围鼓励种植玉米的背景相吻合。

       在乾隆二十七年编纂的陕西省《延长县志》中收录了县令王崇礼的一篇劝告百姓垦种玉米的公告，称种植玉米有十便五利。(28)这篇文献详细记录时人对玉米的认识，和它相似的另外一篇文献是李拔的《请种包谷议》，(29)这两篇文献为后人确诊该时期玉米在中国的推广提供了重要的证据。王崇礼还提到“南方农人仅种二十余年不忧饥饿，且回聚致小富”，以此激励本乡农民自行去找玉米试种。王崇礼本人是湖南安化人，乾隆二十三年始任延长县县令。(30)他谈到的南方应该包括他的家乡湖南，与前述奏折中关于湖南种植玉米的时间相吻合，也与贵州开始大面积种植玉米的时间吻合。

       故玉米种植与人口增长互为因果，贵州新增的人口需要大量的粮食，在农业技术不发达甚至停滞的年代，在难以提高单产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扩大种植面积的方式。玉米的引种使得原来不能种植农作物的地方可以垦殖，从而达到扩大耕地的目的，而这些急增的人口与雍正、乾隆时期出台的政策有很大关系。

      

       图3 清代贵州省人口密度变化图(31)

       雍正时期，为了解决日益加剧的人口压力，除了采取各种手段促进开垦之外，雍正还提出“尽地利”的解决方案。不过当时只是要求地方上依据当地自然条件，于不宜农业的“舍旁田畔以及荒山旷野”种植多种经济作物。(32)

       乾隆时期“尽地利”的范围扩大到了“山头地角”，除了鼓励种植经济林木之外，还鼓励种植粮食作物和杂粮等。乾隆五年(1740年)乾隆皇帝谈到，“各省生齿日繁，地不加广，穷民资生无策，亦当筹划变通之计。向闻边省山多田少之区，其山头地角闲土尚多，或宜禾稼，或宜杂粮，即使科粮纳赋亦属甚微。而民夷随所得之多寡，皆足以资口食。即内地各省似此未耕之土，不成丘段者亦颇有之，皆听其闲弃，殊为可惜”。于是下令：“凡边省、内地零星地土可以开垦者，嗣后悉听该地民夷垦种，免其升科。并严禁豪强首告争夺，俾民有鼓舞之心，而野无荒芜之壤。”(33)他还让各地官员根据当地情况，认真鉴别升科之地。各地官员纷纷回应。如浙江提议，“民间开垦山头地角及临溪傍崖零星不成丘段之硗瘠荒地，永免升科。其有地属膏腴及虽系瘠薄已成片段至三亩以上者，均请照水田六年、旱地十年之例，按则升科”。(34)广西官员则建议，根据田地的好坏，决定升科的田亩数。(35)乾隆六年，户部议复贵州总督张广泗的建议，“黔省山头地角并山石搀杂以及土浅力薄听民垦种，永免升科。其余水田垦成一亩以上，旱地垦成二亩以上，照例分别六年、十年起科”。(36)乾隆七年，对山头地角之地与应该升科之地做出更详细的规定：“凡山头地角、坡侧旱坝可以垦种在三亩以上者，照旱田十年起科之例以下则升科。若系砂石硗埆不成片段，更易无定，或虽成片段不能引水灌溉者永免升科。至水滨河尾人力可以挑培成田，稍成片段在二亩以上者，照水田六年起科之例下则升科。如不成片段零星地上，不能定其有收者，亦准其永免升科。”(37)

       这项政策出台之后，在贵州这种到处是山头地角之地的开垦立竿见影，因为要达到升科纳税的面积在贵州很成问题，人们乐于在山头地角之地进行免于升科的开垦。到乾隆七年年末，“大定、都匀、思州、松桃、永丰、仁怀、桐梓、普安、瓮安、荔波、玉屏、镇远、铜仁、凯里等府厅州县，并清江左右各卫各陆续具报，或系民间自备工本，相度水源修筑堤堰，开垦成田，或系官为督劝，酌借资本，尽力垦种，通共报垦水田七千五百五十五亩零，旱田九千六百三十八亩零”，其中水田比上年上报的多2934亩，旱田则增加了9623亩。(38)

       综上所述，由于人口压力，加上玉米广泛的生物适应性与开垦山头地角的制度相适应，所以在贵州的玉米种植获得很大的发展。反过来，玉米种植也极大地促进了贵州人口的增长。道光年间甚至出现了贵州人口前往云南种植玉米的记载：“云南地方辽阔，深山密箐未经开垦之区，多有湖南、湖北、四川、贵州穷民，往搭寮棚居住，砍树烧山，艺种包谷之类。此等流民，于开化、广南、普洱三府为最多。”(39)这条记载至少包含两方面的信息：一是包谷已经成为贵州普遍种植的作物之一；二是人口外出务工反映了贵州人口的大幅增长，这与明代嘉靖时期的“非无田之患，而无民之忧”(40)相比，显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到20世纪30年代，玉米在贵州的种植面积和产量都占第三位，仅次于稻、麦，成为贵州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如表1所示。(41)这和清初的情况相比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四、民国时期贵州石漠化的分布

       贵州石漠化的问题在明代的文献中已有记载，具体表现为“树少石多”，这个特点往往是贵州给首次踏上这块土地的外来人员留下的第一印象。这些人不仅包括明末著名的旅行家徐霞客，还包括清末前来考察的英国人侯赛。徐霞客从广西循独山、都匀一线由南向北进入贵州，上至平越卫(今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福泉市)向西到达贵阳府，对沿途所见景观作了总结：“自入贵省，山皆童然无木，而贵阳尤甚。”(42)清初康熙年间另一位江阴人陈鼎自贵州东面的镇远入黔，经过黄平、清平、平越、龙里、贵阳、清镇、安顺、镇宁、永宁、普安、盘县进入云南平彝县(今富源县)，当他走到普安县时，对经过的地区有一个评价，“黔山俱童，至此始有林木”。他对省城以西石山形态和土壤也有专门的描述：“远山则连亘插天，童然不毛。田皆石底，上惟尺土，五日不雨则苗枯槁。”(43)反映了岩溶地区由于土层浅薄，保水保土能力弱的状态。另一位清初人田雯也有相似的评论：“黔跬步皆山，然童阜也。”(44)康熙三十二年上任贵州巡抚的阎兴邦评价贵州“地埆不可耕，土皆石，桑麻不生。入其境者，举足悉蚕丛栈阁矣。”(45)这种多石的现象也出现在随后继任贵州巡抚陈诜的奏折里，“臣初进黔境，见万山濯濯，全不艺种一蔬一木，询之居民，咸称有石无土，止可一年垦种，二三年后便不能收，且山多陡绝，雨多则土膏淋泄，十日不雨即坚结成块，根株不行，是以甘心弃置”。(46)

       如果说，清初官员通过阅读前人文献可能受到彼此的影响从而对贵州石山产生相似的记载的话，那么我们可以从来自远方的英国人侯赛的描述中排除这种可能。侯赛从北面四川的綦江向南进入贵州的桐梓，刚过了四川和贵州的边界，映入他眼帘的便是一片片连绵起伏的光秃秃的石山。他还把生长在四川与贵州的鸦片进行对比。呈斑块状分布在贵州山脚的鸦片，由于受到贫瘠的土壤的影响，发育迟缓，还没有开花，长在四川的却已经开始流出液汁。在前往桐梓的路上，山顶都是星星点点出露的石灰岩，其间薄薄的土层已被农民翻动过。(47)综合以上描述，我们可以推测，清代贵州无论是沿东西方向，还是南北方向的交通线上，光秃秃的石山和田地多石的现象十分普遍。不过明末与清代对于石漠化的记载只是限于交通沿线，尤其是交通干道两侧的情况，民国时期的资料则可以让我们在更大的范围了解贵州当时石漠化分布的状况。

       1940年国民政府为了推进全国农林事业，在经济部农林司的基础上成立了农林部，下设垦务总局，负责全国农垦事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片荒地调查和土地利用调查。此次调查，垦务总局制定了格式统一的《全国各县土地利用状况调查表》，在该表中专门列有一栏为“不能生产之石山面积”及占全县面积的百分比。利用分别收藏于贵州省档案馆和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的填制于1943～1944年的贵州《土地利用调查表》，提取其中“不能生产之石山面积”，再依据岩石裸露面积的大小，分别对它们的石漠化程度进行相应分级，制作贵州疑似石漠化地区分布图，如图4所示。其中重度石漠化地区指不能生产之石山面积占全县面积≥50％，中度石漠化地区(＜50％，≥20％)，轻度石漠化地区(＜20％，≥5％)以及无明显石漠化地区(＜5％)。(48)

      

       图4 民国时期贵州“疑似石漠化”地区的分布图

       这张图上共有51条记录，空白地区无数据。其中最严重的是镇宁县，这个数字高达87％，最轻微的是湄潭县，为0.14％，以轻度和中度石漠化占的比例最高，分别为18条和21条，共占有记录的县份中的76.5％，无明显石漠化和重度石漠化地区则分别各占6条。按照这套民国时期的资料，有记录的县或多或少皆有“不可生产之石山”的存在，表明当时石漠化程度在贵州的分布已较为普遍，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重度石漠化。

       五、玉米种植与石漠化的关系

       玉米种植对石漠化的影响首先体现为其广泛的生物适应性，使得它可以在不适于其他作物的地方生长，这个特点让人们可以任意开辟原始森林和灌木丛来垦殖玉米。森林和草地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作用，当森林和灌木丛被人为破坏之后，其下的土壤直接暴露于外，易于受到暴雨的冲刷而产生流失。在喀斯特山区，当表层土壤逐渐流失殆尽，岩石随之裸露于外，即产生石漠化现象。甚者，一场大暴雨可能造成覆盖在原来岩石上的土壤的整体位移，从而导致一整块光石板的产生。

       贵州早期方志清楚地记载了由森林变成包谷地的变化，“伐木山在西堡南六十里，山高而广，林深木蔚，斧声终日不绝，今皆垦种包谷，不闻丁丁之声盖十数年于兹矣”。(49)嘉庆以来，不断有四川、湖南、湖北等地的流民进入贵州山区垦殖，到道光时期，“兴义各属已无不垦之山，而四川客民及本省遵义、思南等处之人仍多搬往，终岁络绎不绝”，这些流民多为贫苦之人，他们租垦荒山，但是“山土瘠薄，垦种三二年后，雨水冲刷，倍形硗确，仍复迁徙他往”。(50)更有甚者，则冲刷成石骨，如贵州北部的正安县，“户口日增，遍处伐树烧山，开垦成熟。然山田硗确，久雨即崩，荒芜如故，甚至田被沙堆，土随水洗，悉成石骨”。(51)

       此外，玉米的种植扰动土壤，使得土层变松，遇到雨水的冲击也极易流失。据一份民国时期对贵州中南部土壤冲刷的调查报告，由于人口增长后，不顾山坡的陡峻程度，放火烧山，将树木及草皮全部烧光再垦殖，地表已无覆盖，加上土壤被耕松，一旦山水下泻，必然会发生严重的冲刷。据调查人亲见，在罗甸到贵阳途中，见到若干农民在坡地上开垦时，屡屡有土块从坡上滚落下来。而栽培的作物玉米、烟草及棉花等都为中耕作物，这样中耕次数越多，表土越松，极易被雨水冲走，加上这些作物多为点播，上下并不成行，且为排水方便，每每上下开沟，这些水沟往往会变成严重的冲刷沟。(52)故在贵州种植玉米极易造成地表土壤的流失，在喀斯特地区形成程度不一的石漠化景观。

       乾隆时期出现玉米种植的松桃、普安、盘县等地到民国时期，已成中到重度石漠化区域。据1938年贵州省粮食产量表分析，当时第四区产量最高，其次是第三区和第五区，如表2所示。

      

       在亩产差别不大的情况下，产量与耕地面积呈正比例关系，即产量越高，则耕种面积越大。由此推算出民国时期第四区、第三区和第五区是贵州玉米主要产区，这三个区主要分布在贵州的西北、西南及北部，(53)这与今石漠化的分布一致。故玉米的种植与石漠化的发展具有紧密的关系。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如今贵州玉米种植的面积为7752平方公里，从前述玉米的种植史来看，可能是有史以来玉米在贵州种植的最大面积，这个面积仅占石漠化土地面积的22％。所以，正如前面所言，除了玉米种植，贵州石漠化的形成还受到其他自然因素的影响。

       注释：

       ①王世杰：《喀斯特石漠化概念演绎及其科学内涵的探讨》，《中国岩溶》2002年第2期。

       ②刘拓、周光辉、但新球等著：《中国岩溶石漠化——现状、成因与防治》，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9年，第32～33页。

       ③肖荣波等：《中国西南地区石漠化敏感性评价及其空间分析》，《生态学杂志》2005年第5期。

       ④熊康宁等著：《喀斯特石漠化的遥感-GIS典型研究——以贵州省为例》，北京：地质出版社，2002年，第45页。

       ⑤Q.ZHANG at el.,Precipitation Extremes in a Karst Region:a Case Study in the Guizhou Province,Southwest China,Theor Appl Climatol 8(2009):103-107.

       ⑥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参见：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3/indexch.htm

       ⑦张呜珂：《我国玉米的种植是明代从国外引进的吗?》，《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王家祐、史岩：《玉米的种植与美洲的发现新探》，《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3期；向安强：《中国玉米的早期栽培与引种》，《自然科学史研究》1995年第3期。

       ⑧有关玉米在中国的引种的研究成果丰硕，参见曹玲：《明清美洲粮食作物传入中国研究综述》，《古今农业》2004年第2期；韩茂莉：《近五百年来玉米在中国境内的传播》，《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春之卷。

       ⑨游修龄：《玉米传入中国和亚洲的时间途径及其起源问题》，《古今农业》1989年第2期。

       ⑩佟屏亚：《试论玉米传入我国的途径及其发展》，《古今农业》1989年第1期。

       (11)李时珍：《本草纲目》卷23《谷之二》：时珍曰，“玉蜀黍种出西土，种者亦罕。其苗叶俱似蜀黍而肥矮亦似薏苡，苗高三四尺。六七月开花成穗，如秕麦状。苗心别出一苞，如梭鱼形。苞上出白须，垂垂久则苞拆子出，颗颗攅簇子，亦大如梭子，黄白色，可煠炒食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七九·医学类》第77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57页。

       (12)陈树平：《玉米和番薯在中国传播情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

       (13)郭松义：《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些问题》，《清史论丛》第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4)咸金山：《从方志记载看玉米在我国的引进和传播》，《古今农业》1988年第1期。另，原文把母写作“毋”。

       (15)章楷、李根蟠：《玉米在我国粮食作物中地位的变化——兼论我国玉米生产的发展和人口增长的关系》，《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

       (16)黄乐之修，郑珍纂：(道光)《遵义府志》卷十六《农桑》，《中国方志丛书·贵州省》，台北：成文出版社，1986年，第351页。

       (17)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贵州巡抚李湖四月三十日(6月12日)奏，引自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奏折汇编——农业·环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以下乾隆时期奏折除特别注明之外，均引自该奏折汇编。

       (18)谭其骧：《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域——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载《长水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98～416页。

       (19)除了人口因素，边区县治的设置有时与其地理位置有关，但是从余庆的位置来看，不属于这种情况。

       (20)韩昭庆：《清初贵州政区的改制及影响(1644～1753年)》，《历史地理》第23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21)据笔者对雍正时期有关贵州奏折的逐条梳理，地方官员在奏报贵州主要粮食作物时，没有一条提到玉米或者和玉米相关的字样，这些奏折中出现的作物和杂粮有：早稻、晚谷、荞麦、大麦、小麦、燕麦、高梁、粟米、菜子、蚕豆、豌豆、油菜等。其中粟米是容易与玉米混淆的作物，不过按照奏折中粟米产量记载的方式不是数个数，而是算结穗的个数及穗的长度，加上与同期对小米产量的相同描述的比对，可以推知，奏折中的粟米指的是小米，不是玉米，故可以排除玉米在雍正年间大范围播种的可能，甚至连主要的杂粮也算不上，它在贵州的推广应是雍正以后的事。载韩昭庆：《雍正开发贵州的决策过程、原因及其影响》，《历史地理》第24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22)乾隆十四年六月十四日湖广总督开泰奏。

       (23)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湖广总督开泰奏。

       (24)郑之侨纂修：乾隆《宝庆府志》卷二十八《风俗》，刻本。

       (25)乾隆三十六年四月三十日贵州巡抚李湖奏。

       (26)张芳：《明清时期南方山区的垦殖及其影响》，《古今农业》1995年第4期；张建民：《明清农业垦殖论略》，《中国农史》1990年第4期。

       (27)韩茂莉：《近五百年来玉米在中国境内的传播》，《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春之卷

       (28)王崇礼纂修：乾隆《延长县志》卷十《艺文志·示谕》，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第303～307页。

       (29)李拔：《请种包谷议》，见乾隆《福宁府志》卷十二，《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省府县志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188页。

       (30)王崇礼纂修：《延长县志》卷七《官师志》，第178页。

       (31)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72页。

       (32)《世宗宪皇帝实录》卷十六雍正二年二月癸丑：“再舍旁田畔、以及荒山旷野，度量土宜，种植树木。桑柘可以饲蚕，枣栗可以佐食，桖桐可以资用，即榛楛杂木，亦足以供炊爨。其令有司督率指画，课令种植……所赖亲民之官，委曲周详，多方劝导。庶使踊跃争先，人力无遗，而地利殆尽。”台湾：华文书局，第254页，1969年。

       (33)乾隆六年六月二十四日署理两江总督杨超曾奏。

       (34)乾隆六年三月十一日浙江巡抚兼盐政卢焯奏。

       (35)乾隆六年四月十六日署广西巡抚杨锡绂奏：请嗣后粤西开垦田亩，如地属平原，田成片段，系上则、中则，水田在一亩以上，旱田在三亩以上者，令按各州县编则照例升科；在一亩、三亩以下者，即属零星地土，应永免升科。至若下则田地及桑麻地、花米地等项，地更瘠薄，收成有限，且有种植一二年后必培养地力，而后可复种者。此项田地，民间开垦，水田在五亩以上，旱地在十亩以上者，照例升科；其在五亩、十亩以下者，应永免升科。

       (36)乾隆二十五年六月初三日贵州布政使徐垣奏。

       (37)乾隆三十一年六月初四日云贵总督杨应琚奏。

       (38)乾隆七年十二月初四日贵州总督张广泗奏。

       (39)谢体仁纂：道光《威远厅志》卷三，载《稀见方志辑刊》第十七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371～372页；另见《清宣宗成皇帝实录(五)》卷二百九十，道光十六年十月，载《清实录》三十七，北京：中华书局影印，2012年，第39392页。

       (40)张道纂，谢东山删正：嘉靖《贵州通志·土田》，《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一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277页。

       (41)张肖梅：《贵州经济》，转引自张心一：《中国农业概况估计》，上海：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年，A一二。

       (42)徐弘祖：《徐霞客游记》第四册下《黔游日记一》，清嘉庆十三年叶廷甲增校本。

       (43)陈鼎：《滇黔纪游》，《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5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20、23页。

       (44)田雯：《黔书》，《黔南丛书》第二集，西南稀见丛书文献第五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80页。

       (45)卫既齐修，薛载德纂：《贵州通志》卷四“疆域”，《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贵州》，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65页。

       (4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康熙四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贵州巡抚陈诜奏”，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年。

       (47)Alexander Hosie,Three Years in Western China,second edition(London:George Philip & Son,1897)25-28:“Seas of bare rocky mountains met my eyes as I sat on the borders of Ssǔ-ch'uan and Kuei-chow,and gazed southwards.”

       (48)此图参考韩昭庆、杨士超：《贵州民国档案中所见“疑似石漠化”与今日石漠化分布状况的比较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1期)，并增加了(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新查的资料制作而成，共生成51条记录，较前文多12条资料，档案宗号分别为20-26-78-06，20-26-78-07，20-26-78-08和20-26-28-09。石漠化的分级及原因请参见该文。

       (49)刘祖宪纂修：道光《安平县志》卷二《山水》，油印清道光十七年刻本，贵州省图书馆，1964年。

       (50)黄宅中：《(道光)大定府志》大定府志卷之五十一《外篇一》，清道光二十九年刻本。

       (51)彭焯：《(光绪)续修正安州志》《食货志·田赋》，光绪三年刊本。

       (52)《贵州中南部土壤冲刷调查报告》，(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档案号为20-23-33-7。

       (53)张肖梅：《贵州经济》，上海：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年，A一三～A一四、D二二～D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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