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革命与苏联兴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兴亡论文,科技革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学界论者甚多，如生产力发展滞后论、意识形态消解论、西方和平演变论、最高决策失控论等等，对此，本文不敢妄加评论。本文以为，现代科技革命与计划体制的错位与悖反可能是苏联解体的直接或间接原因。我的结论是，社会主义必须最大限度地发展现代科技革命，因为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社会主义与现代科技革命兴则俱兴，毁则俱毁。
第一次科技革命与管理总局体制
从一些史料看，在十月革命前后，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基础仅相当于第一次科技革命水平，其铁路网也初具规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俄国的铁路已达七万二千公里。铁路业的发展促进了钢铁冶炼业的发展，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仅顿涅茨盆地工业区里就有二十一家大型冶炼厂投产。
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政府开始着手用集中的社会主义模式对国民经济进行改造。1917年11月，苏维埃政府先后颁布了关于银行、铁路、外贸、商船、大工业企业国有化的法令。截至1918年5月底， 除全部银行国有化外，国有化的工业企业已达512个， 其中绝大多数是属于冶金、矿山、金属加工、机电等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大型企业。（注：周尚文等著：《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1918年6月28日，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宣布苏维埃共和国境内的采矿、 冶金、金属加工、纺织、电气、锯木、木器制造、烟草、玻璃、陶瓷、皮革、水泥和其他工业部门的大企业，以及蒸汽磨、地方公用事业企业和铁路运输企业的所有资本和财产，均无偿地转归为苏维埃共和国的财产。到1920年底，国有化的工业企业达37226家。
苏维埃设工农国防委员会，对国民经济实行总领导，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则对经济进行直接管理。它将各工业部门划归有关总局，总局按部门特征设置，如采矿工业总局、石油工业总局、煤炭工业总局、燃料工业总局、中央纺织工业总局等。到1918年底，全国共设立总局18个，1920年底增至52个。总局无需经过地方苏维埃政府，直接向所属企业下达生产任务，调配资源，分配产品。这就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管理总局体制。（注：周尚文等著：《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页。）
这种管理体制的基本特征是“直接领导制”和“统收统支制”。在企业规模较小、经济结构比较单纯的情况下，这种体制尚能运行，因为它可以集中有限的社会资源，扩大企业规模，提高企业技术素质，能够在一定条件下增强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但它不讲究经济效益、经济核算，不注重发挥企业自主活力，也会对以后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消极影响。（注：周尚文等著：《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3—54页。）不过，从苏联当时的情形看，这种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是与苏联尚处于第一次科技革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的。
列宁的“全俄电气化计划”与“新经济政策”
1.寻求生产力的超越：全俄电气化计划
当苏维埃政权在俄国确立后不久，列宁就提出了全俄电气化计划。1920年2月2—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电气化的决议， 1920年12月，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会议批准了这个计划。
列宁指出，电气化的目的，就是在社会主义下消除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小农国家客观存在的以小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成分。“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资本主义在俄国就有比共产主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必须记住。每一个细心观察过农村生活并把它同城市生活比较过的人都知道，我们还没有挖掉资本主义的老根，还没有铲除国内敌人的基础。国内敌人是靠小经济来支持的，要粉碎它，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把国家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只有电力才能成为这样的技术。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不然我国仍然是一个小农国家，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注：《列宁全集》第31卷，第468—469页。）列宁不仅把电气化看成消除小农经济的有效工具，而且还把电气化看成“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认为“大机器工业及其在农业中的运用，是社会主义的唯一经济基础”。（注：《列宁全集》第33卷，第30—31页。）
列宁的探索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第一，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小农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凭借科技革命；第二，列宁不仅把电气化理解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而且还把电气化理解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提出了“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电气化”的著名公式。
2.以新经济政策推进全俄电气化计划
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小农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实现电气化，而要实现电气化又需要计划体制。但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小农国家特别是在经历战争破坏的重建阶段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找到从小农经济到共产主义的中间环节或发展阶梯。“为了使我们能顺利地解决我国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就必须懂得，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补助办法，才能将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全部关键就在这里。”（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524页。）
那么，这个中间环节是什么呢？列宁认为，“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525页。）这就是著名的“新经济政策”。这种过渡形式就是用“完全不同的办法即改良主义式的办法，来代替原先的行动的办法、计划、方法、制度。所谓改良主义式的办法，就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或者说，只是随着它们活跃的程度能够使它们受到国家的调节。”（注：《列宁选集》第4卷， 第575页。）
列宁一再告诫人们，在当时的条件下，苏联不能象“战时共产主义”时期那样，通过强制或计划化的方式进入社会主义。“假定在千百万小农旁边，没有电线密布的大机器工业——这种工业按其技术能力和有组织的‘上层建筑’以及随之产生的现象来说，是能够比从前更迅速、更便宜地使用更大量的优良产品给小农的，——那么商业就是千百万小农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 注：《列宁选集》第4卷， 第579页。 ）“新经济政策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而且仅仅在于：要找到我们用很大的力量才能建立起来的那种新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618页。）
3.新经济政策与全俄电气化计划的内在矛盾
新经济政策具有商业性质。列宁指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面对着这样的经济现实，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是从社会主义大工厂的生产中拿出小农所需的全部产品来向小农交换粮食和原料吗？这是一个最理想的最‘正确的’政策，这种政策我们已开始实行了。但是，我们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拿出所需要的全部产品，而且也不可能很快就拿出来，至少在全国电气化第一批工程完成之前是拿不出来的。那末怎么办呢？或者是试图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国营的交换的发展，即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政党要是试行这样的政策，那它就是愚蠢，就是自杀。”（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519页。）
但是，列宁的电气化计划却具有计划性质。列宁关于实现电气化的最重要思想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小农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把电气化和计划化统一起来，即电气化需要计划化，计划化有助于电气化。1920年12月，列宁在给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的信中一再强调计划对电气化的意义：“最重要的是把点的重视普及起来。为此必须现在就制定一个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每一栋房屋用电照明的计划。……但是目前仍然需要一个计划，尽管要许多年才能实现。”（注：《列宁全集》第35卷，第465—466页。）对此，列宁还有更为清楚的表述：“电气化的意义：1.现代化的技术；2.恢复生产力，提高生产力；3.集中——最大限度；4.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电气化；5.统一的总计划：集中人民的注意力和力量；6.提高（劳动者的）文化；7.不只是识字。”（注：《列宁文稿》第3卷，第364页。）
列宁的结论是：电工技术革命需要计划体制，即“用科学方法制定国家整个国民经济计划”。“没有电气化计划，我们就不能进行真正的建设。我们在谈到恢复农业、工业和运输业以及它们的协作时，不能不谈到广泛的经济计划。我们必须采取一定的计划；当然，这只是一个初步大致的计划。”（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398页。）从体制上看，最初的“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只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于1920年2月21 日批准在电力工业部下设立的一个负责起草电气化计划的委员会。当初该委员会只有40多人，后来又负责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于是，这个“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变成国家计划委员会，成为苏联管理经济建设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计划体制的轴心。
在列宁看来，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小农国家必须有计划地推动电气化，但又必须实行新经济政策。问题是，小农国家实现电气化必须采用计划化，即用超经济的强制，而新经济政策则是利用商业，利用价值规律。在这里，列宁陷入了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商业性和推进全俄电气化的计划性之间的矛盾的困惑之中。因此，列宁在世期间，尽管他十分强调全俄电气化计划，但他的电气化计划并没有取得重大成就，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是，电气化的计划化与新经济政策的商业化之间存在着内在矛盾。
斯大林的工业化与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
1.从电气化到工业化
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运动是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电气化运动的继续，在本质上仍然属于第二次科技革命。如果说列宁的电气化运动是电工技术革命的初级阶段，那么，斯大林的工业化运动则是电工技术革命的高级阶段。
1925年12月，联共（布）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决议，“要从下述观点来进行经济建设：使苏联从一个输入机器和设备的国家变成生产机器和设备的国家，从而使苏联在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下绝不会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附庸，而成为一个按社会主义方式进行经济建设的经济单位”。（注：《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3分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7页。 ）斯大林的工业化实际上就是第二次科技革命，它以电力、钢铁冶炼和机械制造等产业为主体。
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有三个突出的特点：其一，工业化的重点是发展重工业；其二，强制性的高速度；其三，从技术引进到技术自立。在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引进了一大批先进的技术和成套设备，建成了一系列具有重大作用的工程项目，如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库兹涅茨和扎波罗三个钢铁厂是美国和德国帮助建设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建设得力于美国80多家工厂，第聂伯水电站的主要设备是美国两家公司提供的。（注：参见周尚文等著：《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0—231页。）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逐步实现了技术自立，不仅形成了自主的工业技术体系，而且还造就了一支知识化的产业工人队伍。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因德国入侵而中断），苏联已基本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强国。
2.从新经济政策到斯大林模式
高速度工业化需要巨额资金，既然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采取原始积累的方式，那么，只有靠农民来为工业化提供“贡款”。所谓“贡款”，就是“农民除了向国家缴纳普通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以外，还要缴纳一种超额税，即在购买工业品时多付一些钱，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少得一些钱。……农民缴纳的这种超额税实际上是存在的，这是不是事实呢？是的，是事实。我们还把它叫作什么呢？我们还把它叫作‘剪刀差’，叫作为迅速发展我国工业而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注：《斯大林选集》（下），第148—149页。）当斯大林决定强行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并要农民为高速推进工业化而缴纳“贡款”时，他先是限定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只要新经济政策存在，就应当保存它的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反对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其目的是保证私人贸易的一定自由；第二方面是反对私人贸易的完全自由，其目的是保证国家对市场起调节作用。取消这两个方面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就不会有新经济政策。”（注：《斯大林选集》（下），第145页。 ）随着工业化进程日益加快，斯大林干脆“把新经济政策抛开”：1930年2月9日，斯大林指出，“当我们已经不需要容许某种程度的私人贸易自由的时候，当这种容许只会产生坏结果的时候，当我们可能通过自己的商业组织来调整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不必依靠私人贸易及私人流转、不必允许资本主义某种活跃的时候，我们就‘把新经济政策抛开’。”（注：《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63页。）
为了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高速发展，斯大林用一种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来取代新经济政策那种比较灵活的管理体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随着多种经济成分逐渐被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所取代，形成了部门管理即垂直（条条）管理的模式，工业管理体制逐渐向集中化、计划化、行政化方向发展。（注：参见周尚文等著：《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7页。 ）为了便于从农村收集工业化的建设资金，苏联在推行工业企业部门管理体制的同时，在农村开展了农业集体化运动，建立了集体农庄体制。
随着第二次科技革命或电工技术革命的不断深入发展，苏联也在调整自己的社会主义管理体制，从电气化时期的管理体制过渡到工业化时期的管理体制。但就总的情况看，这两种管理体制并没有本质区别，甚至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管理总局体制亦无原则区别，而且集中的程度越来越高。这就是所谓的斯大林模式。这种模式在经济上的主要特点是：1、国家集权；2、部门管理；3、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4、实物平衡；5、平均分配。这种模式在政治上的主要表现是：1、政治组织结构和功能混乱，党政不分；2、权力过分集中， 委任制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选举制；3、法制不健全，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和制约机制。 （注：参见赵明义主编：《社会主义：传统模式及其改革》，黄河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136页。）这种管理体制在调动有限社会资源加强基础工业和发展新兴工业部门方面具有强大的功能，但是它在强化政府职能的同时也弱化了企业的经济功能。
3.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在推进工业化方面的比较
从苏联的经验看，用计划体制推进电工技术革命有利有弊。其一，计划体制可以越过蒸汽机技术革命直接进行电工技术革命，或者在蒸汽机技术革命未得到充分发展的条件下进行以电气化为主体的工业化建设，它可以省去漫长的蒸汽机技术革命的发展过程。但是，它往往以牺牲市场机制和小企业的自由竞争为代价。其二，计划体制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在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小农国家迅速完成电工技术革命。如果说市场体制推进电工技术革命需要50年，那么，计划体制可能在10年的时间就能把一个落后的小农国家建设成以电气化为主体的工业化国家。但是，这种被超常推进的电工技术革命可能导致生产结构和经济结构以及社会结构的不平衡，如生产结构中的农业与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等的比例失调，在经济结构中的生产与消费的比例失调，在社会结构中的权利与义务的比例失调等等。其三，计划体制能迅速获得推进电工技术革命所必须的资金和其他各种社会资源，从而实现高速度的发展。但是，计划体制在筹集快速推进电工技术革命所必须的各类社会资源时，也铸成了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因此，对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小农国家来说，用计划体制推进电工技术革命虽然有利有弊，但利大于弊。
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看，用市场体制推进电工技术革命亦有利有弊。其一，市场体制能够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动力，促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从蒸汽机技术革命过渡到电工技术革命，使电工技术革命奠定在蒸汽机技术革命的坚实基础上。但是，实现了电工技术革命的企业却违背了市场的自由竞争原则，它必然走向垄断，从而使市场丧失了合理地调配社会资源的功能，导致经济不合理。其二，由市场机制推动的电工技术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成百倍地提高了生产的社会化。但是，由于市场机制有利于市场而不利于消费，因此，市场体制推动的电工技术革命造成生产与消费的失衡，即生产过剩而消费不足，从而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破坏生产及经济的发展。其三，市场体制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原则，驱动企业完成电工技术革命，进行市场竞争，并在竞争中形成垄断。为了争夺原材料和商品市场，垄断集团从国内扩大到国际，这势必造成工业国家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战争。
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小农国家如何高速且高效地推进电工技术革命呢？鉴于苏联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必须寻求一条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其一，从资源配置看，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小农国家面临着资源短缺的困难，这就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把有限的社会资源调配到最急需的经济环节中去。但是，要使有限的社会资源实现效率的最大化，还必须保持社会资源配置的均衡，因为不均衡的资源配置也影响社会资源的投入与产出比例。其二，电工技术革命需要企业不仅追求暂时的经济效益，而且还要顾全社会发展的整体目的。就企业应服从全社会的整体目的而言，电工技术革命需要国家对企业的干预。但是，要使企业服从社会发展的整体目的，还必须同时加强企业的自主活动能力，这就需要市场机制对企业进行利益驱动。其三，一般而论，电工技术革命是在蒸汽机技术革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蒸汽机技术革命源于市场机制的自由竞争，而电工技术革命则源于大中企业的垄断。但大中企业的垄断是自由竞争的结果，电工技术革命是蒸汽机技术革命的结果。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小农国家没有经历蒸汽机技术革命的积累，它要强行推进电工技术革命时，只能用计划体制来运作，同时一定不能忽视市场机制的利益驱动原则。
新科技革命与计划体制的悖反
我们常常讲苏联痛失新科技革命的发展机会，但对苏联究竟如何痛失新科技革命的发展机会，却存在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苏联根本就没有发生新科技革命，另一种观点认为，苏联发生过新科技革命，但没有取得应有成果。在承认苏联发生新科技革命的观点中，大多数人往往以苏联的某些高科技领域如航空航天技术等作为判据。
我以为，苏联的确发生了新科技革命，但是，对苏联发生新科技革命的判据，不在于它拥有某些高新科学技术，而在于它已经形成了一个符合新科技革命的生产方式。而所谓符合新科技革命的生产方式，就是研究与生产的一体化，它的本质是知识的社会化和社会的知识化。从这个标准看，苏联发生了新科技革命。
苏联学者谢尔巴科夫指出，在现代科技革命的条件下，生产成就主要取决于新科学思想在生产中的利用。生产的集中推动科学与生产在组织上的融合，各种类型的联合公司—生产联合公司、科学生产联合公司、“研究所—工厂”综合体等等是这种集中的有效形式。经验表明，联合公司能解决复杂的科技问题。联合公司所属的科学研究组织、设计组织和设计工艺组织能在工业条件下进行必要的试验，从而缩短开发和掌握新技术的时间。“随着科学成为一种特殊的劳动活动，这一领域的劳动便独特地被分为应用科学研究和基础科学研究。前者要求研究已有知识在物质生产中的工艺应用途径，而后者则要求获取全新的信息，‘探索’那些尚未反映于生产、但可以而且应该促进生产进一步发展的物质的特点。在这种条件下，科学的认识功能得到创造功能的补充，而生产本身又成了科学的试验基地。因此，极为重要的是科学集约化、深思熟虑的科学探索战略、确定最有发展前途的科学探索方向，完善科学认识的方法学手段等问题。”（注：谢尔巴科夫：《苏联科学活动的效率》，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
新科技革命的基本特征是研究与生产的一体化。在60年代中期，苏联就进行了研究与生产一体化的探索。前苏联国家科委第一副主席特拉佩兹尼柯夫在《苏联研究与发展的管理》中总结了乌克兰科学院在这方面的工作。乌克兰科学院的发展，是优先增加试验—生产企业。1965年，有16个研究所所属的经济核算单位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年生产总额为1200万卢布，1977年则为61个核算单位，生产总额为1.19亿卢布。例如，乌克兰科学院材料学物理技术问题学部的科研机构，具有相当发达的试验生产基地，在乌克兰科学院整个经济核算单位完成的总工作量中，1977年它们占38%，在预算开支总额中占13%，在开发工作总量中占27%，在总经济效益中占54%。他说，“乌克兰科学院产生了使基础研究同规划设计工作和生产相结合的全新形式。在科学院的研究所起主导作用的基础上，建立了由研究所、设计局、实验生产部门和试验工厂组成的大型科学综合体。这些综合体可保证在短时期内完成一个工作周期，即由科学研究到在国民经济中开发创新的周期。……基础研究成果的实际兑现是由两个途径完成的：第一，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设计—工艺研究、制造试验样品、进行批量生产和广泛实际应用。这一途径是最普遍的和传统性的。第二条途径在下述情况下采用：由于解决重大的国民经济问题，从而引起了必需进行和实施一些具体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在此之后（在很多情况下又是同时的），提出了必需进行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这些研究的结果形成了新的学科方向。”（注：特拉佩兹尼柯夫主编：《苏联研究与发展的管理》，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9页。）
但是，由于苏联仍然沿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从而造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严重失衡。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在计划体制和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困难。第一个困难是R&D目标是不容易象传统的做法那样划分为五年、 一年或季度计划的。由于这一原因，研究目标通常只订入年度计划，但就连这种目标通常也完成不了，上级机关对“探索性任务”并不规定严格的计划指标，这已成为一条准则。第二种困难是不能象对待生产指标那样用综合指标的方法贯彻统一的决定。例如，对钢铁生产来说，可以在国家计划中规定少数几个综合指标，而在部计划和企业计划中再规定一些更为详细的目标，如质量、地区分配等等。但这种方法对于R&D来说是行不通的。 第三个困难是R&D目标并不一定符合苏联国民经济计划的标准分类法。 许多学科交叉和地区交叉的科研任务是由不同的部门一起完成的，这种分散性使计划执行起来十分困难。第四个困难同R&D的范围有关。 在苏联的国家计划中，R&D同生产目标不相协调，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 在国民经济计划中，把“科学研究工作和在国民经济中引进新技术”专门集中在一个段落中，其它一些与R&D有关的指标（投资、就业、成本、 货币收入、干部培训等）则分散列入计划的各个部分。有关R&D 的经费和信贷资金甚至并不列入计划，而只作为计划的一个附件。国家预算和信贷计划即属此类。（注：扎列斯基等著：《苏联的科学政策》，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57页。）
（二）条块分割，政出多门。扎列斯基等人的研究表明， 苏联R&D的传统组织形式是一个专门机构网，这些机构在地理和组织上都是同工厂企业分离的。虽然工厂企业和R&D机构可能属于同一个部领导， 但部内的指挥系统却是分开的。在苏联，负责设计新产品的主要机构是设计局，最重要的设计局各有独立的帐户并独立进行工作，其他的设计局则是研究所或工厂的一个组成部分。有独立帐户的最重要的设计局，也有他们的实验和测试设施，既负责设计又负责制作和测试样机。至于其他的设计局，其样机的制作和测试均在另一生产企业中进行。（注：扎列斯基等著：《苏联的科学政策》，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00和402—403页。）
（三）重生产指标，轻技术创新。扎列斯基等人用大量证据表明，计划体制重生产指标，轻技术创新。例如，实验性生产设施的供应远不能满足需要；建造新工厂时，往往克扣试验工厂和实验性生产设施的资金；用来建造研究所和设计局所需的实验性生产设施的资金据说也不充足。在列宁格勒的研究所和独立的设计局中，只有8.4%设有实验工厂，只有16.4%有自备的实验性生产设施。工厂研究所的实验生产设施的配置也很俭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重型机械研究所，该所是乌拉尔重型机械工厂的组成部分，于1959年获准建筑实验基地，但直到1965年才动工修建，1969年还不能完工。（注：扎列斯基等著：《苏联的科学政策》，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8—379页。）
（四）缺乏有效的经济效率机制，研究机构、生产单位和管理部门都不热心于R&D工作。其一，工厂不愿意参与技术革新。 扎列斯基指出，苏联计划体制主要着眼于“纸面生产”这一事实不仅影响了研制设备的供应，也影响了工厂对于技术革新的态度。计划工业化的整个期间，衡量苏联企业成绩的主要标志一直是它能够完成，或者如果可能的话，超额完成它的生产计划的程度。个人的收入、奖金以及经理人员升迁的前景都取决于此。这种偏重生产的计划体制，必然大大地抑制了企业参加各个阶段的技术革新活动的积极性。其二，研究和设计机构不愿参与技术革新。上面谈到的计划制度，倾向于加强研究所和独立设计局的孤立地位。这种孤立正是它们在管理系统上同生产工厂相分离的结果。研究所和设计局的目的是在科研的基础上发现新知识并制作、绘制新产品和新工艺的模型和图样，而且它们拥有实验生产设备，还制造实验性的甚至工业用的样机。原则上研究所和设计局只负责完成R&D工作本身， 而不负责研究成果在工厂中的应用。所以，没有设计局的研究所就一课题写出一份“束之高阁”的论文就算完成了任务；而没有生产设备的设计局制出图样和模型也就算完成了任务。其三，主管部门也不愿参与技术革新。从30年代中期直到1957年，工业的R&D 机构分别归属于各个狭窄的部级系统。部系统的R&D多半只顾及本部的利益。 科学院系统的基础研究所同各部领导下的R&D 机构和工厂企业之间在工作交流方面存在不少困难，使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受到威胁。当研究机构隶属于某部而有关的设计局和工厂却属于另一个部时，搞新产品、新工艺的工业测试并把它们投入生产的工作就会遇到巨大的困难。所以，当许多分别隶属于不同部的R&D机构合作解决一项复杂的问题时，很难做好协调工作。 （注：扎列斯基等著：《苏联的科学政策》，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34和437—439页。）
（五）难以避免的决策失误。瓦·博尔金在《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一书中提供了这样一个实例：为了赶超西方发达国家，苏联在1960年制定了一个20年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仍然把钢铁、水泥、煤炭、石油、化肥等列为重点目标，并给这些产品规定了具体的产量指标。现在看来，这些产品都属于第二次科技革命时期的目标，属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问题是，苏联为什么不能像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适时地从第二次科技革命转向新科技革命呢？为什么不能根据变化了的世界发展趋势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化为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呢？这里有领导者的错误判断等原因，有延续下来的指导思想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们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则是体制性的原因。一般而论，计划体制往往导致权力集中，最高决策者的失误往往导致全局性的失误；计划体制不允许企业的自主性，不允许企业和其他社会建制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因而企业不会根据价值规律去追踪最新经济动态，不会主动进行技术创新。当苏联继续追求钢铁、石油等粗放型经济目标而西方发达国家转而追求低能耗、高附加值的新型产业结构时，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失去了合理性。
根据计划体制的弊端，苏联曾进行了多层面的探索。例如，在思想上把技术创新看成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竞争的决定力量，在政策上强化了对新产品和新工艺的财政投入和经济刺激，在管理上组建了科学—生产联合体、“生产联合体”、“研究公司”、“综合研究中心”、“工厂中心”等等。但是，这些改革措施却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计划体制。扎列斯基指出，“西方和苏联的工业R&D 间主要的差别是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和中央计划经济的差别。尽管在西方的R&D中， 政府部门的重要性不断增长，政府政策不断发挥日益显著的作用，然而，在所有西方国家的大部分私营工业以及某些国营工业中，迫使厂商研制改良产品，研制新生产工艺以降低成本的仍然是市场竞争的刺激；……至于苏联体制，在工业化运动中，1930年前后即已出现而目前仍然存在的情况是，技术进步的动力不是来自于竞争的市场，而是来自中央政府，政府为各个主要工业部门设立了由中央控制的R&D设施来强制发展先进技术。”（注：扎列斯基等著：《苏联的科学政策》，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9页。）由于体制性障碍，苏联的新科技革命虽取得一定成就，但总体上未能达到应有目的。苏联在R&D的投入上与美国相差无几， 但其经济效益却只有美国的一半。而且正值苏联推行新科技革命之际，苏联的生产率却呈下降趋势。根据官方统计，苏联的工业年增长率在50年代约为12%，而60年代只有8—9%。上述资料表明，计划体制在本质上与新科技革命是矛盾的：现代科技革命需要市场机制与国家宏观调控的整合，但计划体制只有国家计划而无市场机制；现代科技革命需要教育、科技、经济的协调运作，需要产、学、研一体化，而计划体制恰恰把产、学、研分割在性质上完全不同的领域；现代科技革命具有不断的创新性，而计划体制却需要计划的相对稳定性；现代科技革命需要企业的高度自主性，而计划体制却通过政企合一限制了企业的自主性。
总之，苏联经历了三次科技革命，但苏联的管理体制却一直停留在第一次科技革命时期的水平，这种体制虽几经变化，但始终未摆脱高度集中的计划模式。这种管理体制对于第一次科技革命尚能基本适应，对第二次科技革命有利有弊，而对于新科技革命它已经成为严重的障碍了。当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与第一次科技革命基本适应时，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当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对第二次科技革命有利有弊时，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达到了顶点，但也孕育着深刻的矛盾；当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背离现代科技革命时，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便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
作者附言：本文是我的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写作中得益于我的导师赵明义教授的悉心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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