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因素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的理论基础
1.知识、制度、外部性成本与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由科斯、诺斯、威廉姆森等开创和发展起来的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1]所谓制度是管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及其实施机制。制度不是单一的规则、是多种规则的体系，这些规则之间有着各种复杂的、非线性的动态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规则之间是相互一致的、协调的，但另一方面某些规则之间也可能存在着矛盾、冲突、对立和不协调。这种矛盾运动是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制度是一种耗散结构，如果存在某种正反馈机制，就有可能把某种扰动因素放大，从而使制度变迁。从耗散结构论看，制度创新也就是秩序的变化过程，既可能是从无序向有序的变化，也有可能是从有序向无序的变化；制度有内部制度和外部制度之分。外部制度是外在的规则及其实施机制，它表现为法律规章及市场秩序，其中意识形态、文化等等起到很大作用；而从新制度产生的机理看，制度创新可以分为强制性的和诱致性的两类。[1]
从新制度经济学出发，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制度创新可以减少信息成本和不确定性，降低制度成本，把阻碍合作得以进行的因素减少到最低程度，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使规模收益递增，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制度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首先在于降低制度成本。在现实世界中，信息是稀缺的，产权的执行是有成本的，市场上的交换要消耗资源，而制度创新则可以降低如此等等制度成本，从而为合作创造条件；制度创新改变要素相对价格，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激励机制；制度创新可以抑制搭便车（即不付出成本地享用别人的劳动成果）等外部性因素。个人（单个人或其经济组织）收益率，往往不等于社会收益率（甲社会成员的经济活动，会对乙等其他社会成员产生格外的影响——例如搭便车），这就是所谓的外部经济性问题。而制度创新的作用在于使外部收益内在化，使个人收益率接近甚至等于社会收益率。
本文认为决定和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除了劳动力、固定资本、知识（包括人力资本以及科技新知识等）以及制度因素外，外部性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市场环境、政策环境等）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外部性因素对经济的作用在数值上直接表现为外部性成本（在数值上等于社会收益减去个人收益（要素收益）再减去可见的制度成本）；这里讨论的区域经济增长中的外部性成本变化包括区域自然环境变化所带来的经济损失以及自然环境恢复、治理和污染防治的成本增加等环境压力成本，包括自然资源开采条件变化所带来的资源开采压力成本，包括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等社会因素变化所带来的社会压力成本，还包括落后区域的资源型产品与先进区域的加工型产品的不合理的溢价，落后区域成熟人才向先进区域流动（由此造成落后区域的人力资本流失），落后区域远离市场中心地，以及先进区域与落后区域的政策环境的变化（如1990～2000年期间沿海区域享受到优惠政策，而中西部区域没有享受到）如此等等。
2.经济增长模型
建立包括知识进展和制度创新等因素在内的普适的经济增长模型，应当从某种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出发，本文从国内生产总值与生产要素收益之间关系的经济学原理出发，首先建立国内生产总值与劳动报酬、知识、固定资产、制度因素（制度成本率、要素相对价格等）及外部性成本的关系，然后通过求全微分的方法建立起经济增长模型，从而把新增长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合理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
从国内生产总值项目结构（分配角度）来看，它可以分解为劳动报酬、固定资产报酬、知识（包括人力资本、体现型技术和科技新知识）报酬、可见的制度成本及外部性成本之和。这是本文的出发点，这可以表述为
国内生产总值＝要素收益＋可见的制度成本＋外部性成本
这样，设经济系统的产出为Y，它是劳动力L、固定资产存量K（上一时期的固定资产净值）、固定资产投资D、人力资本H、科技新知识S、制度I和外部环境E的函数，即
Y=F(L,K,D,H,S,I,E)(1)
函数(1)可以进一步具体化为下列关系式：
在式(2)中，
是要素收益；可见的制度成本与外部性成本之和称为漏出成本，τ是动态漏出成本率（与要素收益相关的那部分漏出成本除以要素收益）。
分别为劳动力L、固定资产存量K、固定资产投资D、人力资本H和科技新知识S的价格（单价，报酬率），即单位劳动力的价格、单位固定资本存量的价格、单位固定资产投资的价格、单位人力资本的价格、单位科技新知识的价格；U代表与要素收益无关的那部分漏出成本。在式(2)中，正的漏出成本使“个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而负的漏出成本使“个人收益”大于社会收益。例如，某企业向外排污而不花费治理成本，造成环境污染，由此减少了社会收益，使“企业个人收益”大于社会收益，这便是负的漏出成本即负的外部经济性。
从生产要素的观点看，固定资产存量K和固定资产投资D是两个固定资产要素，而人力资本H和科技新知识S是两个知识要素。
关于知识进展与固定资产投资的关系，卡尔多将技术进步型的知识进展看成是由资本积累决定的。在他看来，工具的发明所带来的进步是这一事实的充分证明。这个时代的特点是边干边学，边试验边学习。在稀缺条件带来的刺激下，人们都致力于一项工作，越做越熟练，最后，发现了做好它的办法；阿罗假定，技术进步或生产率提高是资本积累的副产品，也就是说，新投资具有溢出效应。不仅进行投资的厂商可以通过积累生产经验知识而提高其生产率，其他厂商也可以通过“学习”而提高他们的生产率；在罗默模型中，技术进步表现为生产知识的厂商进行投资的产物；卢卡斯认为，厂商在教育部门的自愿投资带来技术进步；在巴罗模型中，技术进步是政府投资带来的；扬则认为技术进步是发明和技术扩散（往往伴随着投资）共同作用的结果。[2]
进一步地，关于体现在固定资本中的物化知识的测算问题。秦宝庭等认为，体现在资本中的知识指除无形资产以外，能提高资本质量的知识，由于难于直接计量，通常也认为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当于资本投入量的增加。实际测算时，假定同一数额的资本，体现在资本中知识的作用，相当于使资本增加一定的比例。例如，原来100万元的资本，经过体现在资本中知识的作用，其价值上相当于110万元的资产的投入。[3]
本文一方面把物化知识与由科技投入所决定的科技新知识结合起来，另一方面把物化知识与由科技投入所决定的科技新知识以及人力资本结合起来，通过这两种结合来反映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由此建立下列用于实证分析的模型(3)，它是关系式(1)的具体化：
在式(8)中，α、β、γ、δ、a、b、v是参数。在式(8)中，固定资产K与由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科技新知识S（本文采用科技投入额来计量）以及人力资本H实现了两次结合。
是对劳动报酬的分解，其中既包括劳动力的作用，也包括知识的作用。而知识的作用由三部分组成：(1)物化知识，它内生于固定资产；(2)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新知识——科技新知识S；(3)人力资本H，这可以用受教育年限来计量，但由于数据的原因，本文采用专业人员数来计量。
二、对中国26个省市的测算
本文对中国26个省市自治区（由于台湾、香港、澳门、西藏缺乏数据没有测算，由于历史的原因海南和重庆分别归入到了广东和四川；而北京和陕西由于其科技实力与其经济实力不相称，也没有包括在测算样本中）经济增长因素的测算，分如下5个步骤：
第一步：建立健全原始数据集。
第二步：以劳动报酬B、固定资产折旧K（代表固定资产存量）、固定资产投资乘以科技投入再除以固定资产折旧(SD/K)，为自变量；以国内生产总值Y为因变量，对1990年的数据进行多元回归，由此得到模型(4)
第三步：以劳动力（就业人数、劳动小时）L的对数logL、固定资产投资D乘以科技投入S再乘以专业人员数H再除以劳动力L后的对数logHSD/L为自变量，以劳动报酬B的对数logB为因变量，对1990年的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得到模型(5)
第四步：将模型(5)带入模型(4)，从而得到国内生产总值与劳动力、固定资产折旧、固定资产投资、科技投入、专业人员数的定量关系：
模型(6)是模型(3)的实证模型，其中各参数是在1990年中国26个省市自治区数据集的基础上通过多元回归方法确定的。
第五步：利用DEA方法测算出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制度不是外生变量，但它又很难内生化。现行的指标体系法（对于中国经济，一些学者采用公有制企业产值占全部企业产值比例、公有制固定资产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比例、外贸进出口额占GDP比例等指标）往往带来很大误差，结果不甚理想。因而对制度的测算，必须在方法上有所创新。从作用机理来看，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最基本、最本质的作用是提高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因而，可以采用效率分析的方法来测算制度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简称DEA）正是这样一种方法。运用这种方法，分别以中国26个省市自治区1990年和2000年的劳动力、固定资产存量（本文使用的变量是固定资产折旧）、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和科技新知识为投入，分别以其1990年和200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产出，获得各DMU（Decision Making Units，在这里是指各省市自治区）的相对效率。
表1最后两列是对1990年和2000年中国26个省市自治区生产要素资源配置的相对效率的测算结果，而制度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的测算公式是
在式(7)中，
分别是测算对象2000年和1990年的资源配置的相对效率，n是26个省市自治区的制度创新贡献率的平均值。利用DEA方法，对中国1990～2000年制度创新贡献率的测算结果为22%，因而取n=22%。
在测算中发现个别省份山西、贵州存在高估GDP的可能，从而使这两个省份的制度创新贡献率偏高。
第六步：分别测算出各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固定资产存量贡献率和固定资产投资贡献率两者之和归并为固定资产贡献率；人力资本（以专业人员数或受教育年限来计量）贡献率和科技（以科技投入来计量）贡献率这两者之和归并为知识进展贡献率；制度创新贡献率按照式(7)进行测算；而外部环境变动影响率按照剩余法进行测算，计算结果见表1。
三、进一步的讨论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角度对中国各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揭示出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一些重要现象：
(1)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力量
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指出[4]：各种不同的计算结果表明，中国1979年之后的经济增长中，大约有1/4～1/3来源于组织效率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其他对于经济增长来源的估算研究认为，随着经济的对外开放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中国的技术进步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加速，增加了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平均来看，技术进步所带动的年经济增长率大于2%，从国际标准来看，这是很不错的。但应该指出，要素积累，即经济活动中所使用的劳动力和资本的增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就今后的情况而言，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储蓄行为和人力资本条件将会降低要素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将越来越依靠经济资源使用效率的进一步提高。本文的测算结果应验了世界银行的观点。
表1 各因素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2)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互动是经济增长的强大带动力，劳动力增长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微不足道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是互动的。一方面，制度创新为技术创新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技术创新又是新制度得以产生、确立、巩固和发展的支持条件。并且，技术创新发展到一定程度引起不可调和的结构矛盾就将导致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是生产关系的变革，技术创新则是生产力的变革，因而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互动关系就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中国1978年以来的改革进程很大程度上就是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互动的过程，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知识进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都在21%左右。制度创新与知识进展所带动的年经济增长率平均接近4%。
(3)外部性成本上升是落后区域经济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
外部效应的存在是市场失灵的表现，而中国26个省市的平均外部性成本变化影响率为0.92%，接近于零，这说明中国在整体上，市场机制是有效的，中国正在开始成为市场经济国家；但各省市的外部性成本变化影响率却差别很大。
对中国各区域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表明，沿海先进区域的外部性成本影响率都是负值，这说明这些区域的外部性成本在相对降低，区域发展环境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和优化；而中西部区域的外部性成本影响率大多数是正值，这说明这些区域的外部性成本在相对上升，区域发展环境相对于沿海先进区域而言在进一步的相对劣化。先进区域的外部性成本在相对降低，这为其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互动创造了条件，使其能够吸引大量外资，使固定资产高效地高增长，从而促进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而后进区域，由于外部性成本的相对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使其对外资的吸引力差，固定资产增长率也就大大低于先进地区，从而使经济陷入“低增长（相对于先进区域）陷阱”而不能自拔。
从这里的讨论看，国家的一个重要的区域发展政策应当是大力改善西部、东北等中西部区域的发展环境（自然环境、市场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等），降低这些区域的外部性成本，使这些区域的发展环境得到改善和优化，从而为其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互动创造条件，使其能够吸引更多外资，使固定资产较快地、高效地增长，从而促进经济可持续快速增长。
(4)劳动报酬的多少与专业人才量、科技新知识和固定资产投资高度相关
高级人才、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所以倾向于向高收入区域移民，是由于高工资与高投资、高技术的互动。
在目前的经济学中，无论是对处于完全竞争市场还是处于垄断性竞争市场或寡头垄断市场或完全垄断市场中的企业，都假定其生产要素的最佳结合条件是：各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与其价格的比率都相等。那么这个比率是多少？现在从关系式(3)看来，在τ为常数的情况下，这个比率就是如下的关系式：
关系式(8)更具体地确定了要素边际产出与其价格之间的关系，说明各要素边际产出与其价格的比值的决定因素是动态漏出成本率。对于完全竞争市场，由于τ=0，因而要素价格等于其边际产出，而对于非完全竞争市场，则要素的价格不等于要素的边际产出。
就劳动力的实际价格（1990年～2000年中国区域经济）而言，根据式(2)和式(8)求得
从上式可以看出，劳动力的价格与劳动力数量L成反比，而与专业人员数、固定资产投资及科技投入这三者的乘积HSD成正比。一个区域集聚的专业人员数、固定资产投资及科技投入越多，劳动力就越向此区域集聚，由此形成规模效应和产业集聚区。
而科技新知识的价格是
本文所探索的经济增长新模型，力求把新制度经济学和新增长理论的合理因素吸收进来，从国内生产总值分配项目结构分析出发，把国内生产总值分解为劳动报酬、固定资产收益、知识（作为物化知识载体的固定资产投资与科技投入的结合）收益等要素收益与可见的制度成本、外部性成本之和，由此通过多元回归确定动态漏出成本率等，进一步地，把劳动报酬分解为劳动力和知识进展（专业人员数与作为物化知识载体的固定资产、科技投入的结合）的多元幂函数，从而建立起经济增长模型。这种模型和测算方法与其他经济学理论相结合，可以广泛应用于对各种经济系统的分析、评价、预测及优化中，特别是对中国到2020年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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