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思想家政治分析方法——兼与先秦诸子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希腊论文,诸子论文,先秦论文,思想家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政治分析方法是衡量政治研究科学化水准的重要尺度。与古希腊思想家相比，先秦诸子没有研究、运用政治分析方法的自觉意识。他们在概念的分析、论证的方法、政治理论体系化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从总体上看没有达到古希腊人的水平。古希腊政治思想家是现代政治分析方法的直接先驱。
关键词 政治分析；政治理论；体系化；类比法；归纳法；演绎法
政治分析是研究者将知识材料进行加工、组织和表述，以建构政治政论理论大厦的过程。它的功能在于使直观的感性材料上升为理性知识，提炼出有用的概念，将概念发展为定理并将若干定理组织为理论体系，以求得对政治现象确切、深入和全面的理解和阐释。适当的政治分析可使粗糙和杂乱无章的知识材料有序化，或将其整合为合乎逻辑的体系结构，从而使知识更为精确化并达到较高的抽象化水平。自然科学发展史表明，科学进步的直接动力来源于研究方法的更新，同样，政治学的发展也有赖于方法的变革。在一定意义上，政治分析方法是量度政治学研究科学化水准的主要标尺。通过对先秦与古希腊思想家政治分析方法的比较研究，我们大体可以了解他们各自的政治学发展水平及政治思维的某些特点。
一、运用政治分析方法的自觉性
自从有了政治现象之后，人们都在认识和思考政治问题，用一定方法和手段去研究和解释政治现象。但是，对这种思考本身的反思，对研究工作本身进行的研究却是在较晚的时候出现的。它的出现标志着政治学研究进入了科学化的阶段。当我们仔细追寻现代政治分析理论的源头时，发现正是在古希腊首次萌发了对使用政治分析方法的自觉意识。古希腊思想家已经认识到，建立政治理论体系必须采用正确的分析方法，所以他们致力于研究、运用和发展政治分析的方法和政治分析方法论。对政治分析方法本身的研究已进入政治学的范围。
在苏格拉底的一系列对话中，最受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怎样才能获得真理。也就是说，采用什么方法才不致使我们误入迷途。这些对话往往对所讨论的问题没有得出结论，这种没有结论的讨论是分析方法的一种实验。在这里，获得正确结论的方法比结论本身更值得重视。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我们看不到这种观念的一丝痕迹。诸子致力于提出和阐述某种见解和主张，在他们看来，这些见解和主张是正确的、有用的，认识问题与价值问题完全纠缠在一起。他们为自己的观点提供一些证明，以使别人相信和接受，但没有反躬自问，这些观点是否遵循正确的方法和适当的程序产生的？他们使用过一些分析方法。但没有对这些方法的可靠性和应用范围进行过研究。
古希腊人的政治分析理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已臻于成熟。亚里士多德明确地阐述了政治分析方法的理论，并将其运用于具体的政治研究工作之中。他在《政治学》开篇就提出两种方法，一种是由部分而及于全体的“分析”方法。他说：“应该分析一个组合物为非组合的单纯元素——这就得把它分析到无可再分析的最小分子——，我们在政治学的研究中，也要分析出每一城邦所由构成的各个要素而一一加以考察。”〔1〕也就是从分析构成城邦的最小因子入手来揭示城邦的本质特征。 另一种方法是由胚胎追踪其形成的发生学的或溯源的分析方法，他说：“对政治或其它各问题，追溯其原始而明白其发生的端绪，我们可获得最明朗的认识。”〔2 〕亚里士多德还把他在研究植物学和动物学时使用的广泛收集和解剖标本，按分类比较的方法运用于政治学研究。他首次采用大规模集体协作方式，组织他的学生对158 个城邦的政治制度的变革及现状进行调查，然后对调查来的大量资料进行分类、比较、分析，研究城邦政治的内在规律，对城邦政治进行一般的理论概括。这种分类方法和比较分析的方法已经非常接近现代的政治分析方法了。
二、概念的分析
政治分析最基本的单元是概念。政治学家们在使用概念时，必须准确地界定它们的含义，使其成为在政治分析中可用的分析单元，即使其成为操作性概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需要掌握给概念下定义的方法。古希腊学者从苏格拉底开始进行这种研究。在柏拉图的著作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与探讨这个问题有关。他的主要政治学著作《理想国》的副标题是“论正义”，整部著作都是围绕给“正义”下定义这个中轴展开的。它揭露了若干流行定义的逻辑矛盾，从多种角度分析了“正义”概念的含义。另一篇著作《政治家篇》的目的是探讨下定义的正确方法和寻求“政治家”概念的正确定义。文中采用了将类概念层层细分为组成它的种的方法来给“政治家”下定义。这个方法后来被亚里士多德发展为“类加种差或许多种差”的下定义规则。
先秦诸子使用和创造了大量的政治概念，但他们使用的概念大多停留在直觉水平上。他们没有掌握给概念下定义的方法，甚至根本不去关心这个问题。他们使用概念时往往不是象希腊人那样先把它加工之后再用，而是直接就派上用场。似乎这些概念的含义是自明的。有时他们力图界定概念的含义，但通常是从某一角度说明概念的某方面属性和特征，在另一个地方，又从另一角度说明概念的另一些属性和特征。比如在《论语》的一个地方，相继有4 个人向孔子请教“仁”的含义，孔子便作出4种不同的回答〔3〕。他看来并不去考虑这4 种回答之间的逻辑关系。“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论语》使用“仁”的概念达109处之多，“一切美好的东西，特别是精神上诸种美德， 都可称之为仁”，但在界定其含义时，孔子的方式是“遇东说东，遇西说西。”〔4〕至今研究者仍不易把握它的核心含义。 先秦诸子所使用的政治学概念一般都具有这种模糊性和多义性特征。特别是那些抽象水平较高的概念，如“道”、“天”、“礼”、“仁”等更是如此。老子甚至明确指出，他的“道”是不可言说的，如果说出来就不是真正的“道”了，这就否定了对概念进行逻辑分析的意义。
先秦诸子分析概念的一个常用的方式是在直观的水平上运用比喻或比附的方法予以说明。这种方式他们用来得心应手。如“政者，正也。”〔5〕“仁者，人也。”〔6〕“君者，民之原也”，“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7〕这种“……者，……也”的语式被大量使用， 它不是给概念下定义，而是在解释概念的某种特征和属性。这种方式的优点是简洁、生动、直观，但却往往强化了概念的模糊性，甚至堵塞了对概念进一步探讨的道路，使其停留在未加理性分析的直觉和混沌的状态。
三、论证的方法
先秦诸子很少关心怎样使自己的思考和分析方法正确，但却非常关心自己的观点能否被人接受。他们往往抱着某种政治理想和治国方略，游说于诸侯之间。他们的政治著作常是游说的记录或文字形式的游说，文中大量使用了证明的方法。
他们最常用的是类比法。这种方法是“对两种不同事物的特性间存在的相似性所作的一种可能的和有益的比较。”〔8 〕在政治分析中使用类比法，是通过将新的和不熟悉的现象与相关的较熟悉的现象加以比较，以求得对新现象的了解。在直观认识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人们广泛使用类比法作为证明的手段是可以理解的。古希腊思想家也大量使用类比方法，即使在现代政治学中，类比法仍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方法。但是，运用类比法有一定的条件和范围，如果援用来作比较的一对事物没有足够的相似性特征，类比方法就失去了意义。诸子运用类比法时就常在这里走入歧途。这表现在：他们常常把两个不相干的或没有可比性基础的事物硬拉到一起，臆想出它们的相似性，既没有实证的依据，也没有逻辑的联系环节。这种推论往往粗看起来机智深刻，细嚼则虚幻不实，经不起推敲。它使人们满足于似是而非的结论，从而使进行精密分析的努力成为不可能。
先秦诸子之所以过分依赖类比方法并发展到滥用的地步，与他们的整体思维方式有关。在他们的观念中，客观的认识对象包括天、地、人、政治、经济、伦理等呈现为混沌未分的模糊整体，认识主体的理性思维还无力将它分析得条清缕晰，只能从直观上将各种不同事务视为具有同态、同构、同步的特征，朦胧地观察和猜测出它们之间的联系，相信它们都受共同的规律支配。基于这种观念，他们论证一个道理时，就可以“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9〕或“先验小物， 推而大之，至于无垠。”〔10〕把类比作为基本的论证方法。此外，也与他们使用的概念的模糊性和多义性有关。由于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没有被严格地界定，所以就有可能将它们无限引申，人为地构造出它们之间的联系。
诸子还常使用归纳的论证方法。由于他们研究的中心问题是治国之道问题，所以就需要援引前人和他人的经验教训，来支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归纳法要求从尽可能多的经验材料中概括出一般结论，如果出现一个特例就可能导致结论被推翻。亚里士多德已经认识到了归纳法的局限性，认为它只能提供或然的结论，适于用作辩论而不能用作证明。诸子在使用归纳法时没有这种意识，他们没有自觉进行过系统的调查统计，而是选取若干事例就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实际上这是“例举法”或称“简单枚举归纳推理”，并且他们一般是观点在先，论证在后，根据观点找例证，对不符合自己观点的材料则弃置不顾。这样一来，归纳法在他们手里主要不是科学的政治分析的工具，而是政治辩论的工具。对立双方的政治主张都可以在历史和现实中找到例证，各说其理。
类比法和归纳法在古代科学不发达的条件下，无法超出经验直观的水平。在先秦与古希腊都是如此。但是，古希腊思想家却在此之外发展了理性化的政治分析方法。亚里士多德使用的几种方法前文已谈及。柏拉图的贡献主要在于演绎法的应用，这种演绎法源于希腊的数学和几何学。它从自明的公理出发，运用逻辑推理推演出远非自明的定理。柏拉图的《理想国》是演绎法在政治学领域的生动运用，它使政治经验材料得到理性化的加工处理，使政治问题的讨论在较高的抽象层面上展开，这是政治哲学体系形成的前提。
古希腊思想家还创造了一种很有特色的论证方法，他们称为“辩证法”。这是运用演绎法的一种形式，这种方法主要是采用对话的方式讨论问题。苏格拉底是运用这种方法的突出代表，柏拉图的著作都是用对话体写成的，一部数10万言的著作就是围绕一个主题而展开的对话和辩论。据说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本来也是对话体，但都已佚失，留存下来的主要是他的讲稿和学生笔记。这种对话是一种智慧的游戏，它使讨论双方处于平等地位，互相揭露和批评对方观点和论证过程的缺陷和矛盾，从而使讨论层层深化。它使立论者必须回答所有可能的批评和诘难，未加理性分析的模糊概念和不严密的推理难以蒙混过关。先秦诸子的著作虽然也有对话，但一般都很简短。典型的对话形式是诸子回答学生或君主的求教。面对求教者，诸子一般是用陈述式或教导式语言给出答案。这就难以产生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法”的效果。
四、体系化的努力
政治理论的体系化可以说是古代政治分析的最高成就。一个政治学体系将具有足够规模的政治知识组织到一起，形成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概念和原理的结构。古希腊最早一批思想家多没有写下著作，稍后的一些思想家写下了著作，但几乎都亡佚了，今人只看到一些残篇。从残篇看，他们多都以诗、格言或语录的方式表达思想。象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等人似乎在努力建构理论体系，但他们建立的是包罗万象的体系，企图将关于自然和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汇为一体。这种知识体系的内在结构已经无法知晓了。我们确切知道的是，柏拉图已经达到了真正体系化的水平。《理想国》提供了一个庞大的政治哲学体系，它从探讨“正义”的内涵开始，进而设计了一个正义的国家制度的模型，然后对各种现存的不符合正义的制度进行分析，最后又回到“正义”概念的涵义上。全书译成中文近30万字，洋洋洒洒，一气呵成，有明确的主题和研究范围，有详尽的推理和严密的逻辑结构，有一套以“正义”为核心的相互联系的概念体系，全面论及政治学的不同层次的问题。全书构成一个系统的整体。美国著名政治学说史专家萨拜因评价道：“在称得上是探讨政治的论文中，很少著作象《理想国》那样推理如此严密，结构如此协调。”〔11〕
但是，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体系仍是专题化的体系而非学科体系。亚里士多德首次自觉地将政治学与伦理学等学科区分开来，确立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范围、目的和方法，对政治学的一系列概念和原理进行了系统分析，写下了第一本政治学专著，从而使政治学成为独立的学科，也使政治学体系化的努力终于完成。
先秦诸子的政治思想无疑是有体系的，但他们却没有赋予其体系的形式。他们的著作大体可分为2 种类型：一类是语录集；一类是论文集。较早的思想家如老子、孔子和稍后的孟子等人的著作是语录集类型。这类著作的突出特点是规模较小，语言非常精炼，一般在数千到数万言之间，但却包罗了十分广泛的内容。一句话或一段话就自成一个单元，全书往往是由若干独立的单元任意组合而成。一本书甚至一个单元中可能涉及到各种问题，各门知识不加区别地杂揉到一起。在文章结构上也缺乏系统安排，没有题目，不分章节，不分层次。往往一个问题分散在几个地方，而不同的问题又放在一起。这些著作体现不出任何体系化的自觉努力。墨子、荀子、韩非子等人的著作和《吕氏春秋》属于论文集类型。它们已比前一种类型有了很大进步。这些著作已经有了一定规模，达到约10余万字的水平。书中论题也已经较集中，一个部分（相当于一篇论文）集中系统地论述一个问题，论证的份量得到了加强，不再象语录体那样只叙述结论而没有论证过程。全书将当时重要的政治问题都包容其中。这些都表明已非常接近体系的建立。但是，这些论题的选择和安排仍显示出缺乏体系化的意识，并且每个论题都是独立存在的，相互之间没有逻辑的联系环节。因此，诸子朝体系化方向的发展终于没能迈出关键的一步。
值得注意的是，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较晚的《吕氏春秋》“十二纪”部分的作者看来有了一种体系化的朦胧意识。但他是以四季时令为总纲来组织体系，将十分驳杂的内容硬塞到12月令的框子里。所谓春令多言生，夏令多言乐，秋令多言兵，冬令多言藏，多为牵强附会。这可以看作体系化的一个失败的尝试。由于先秦学术界没有达到学科分化的水平，所以诸子虽然研究过独立的政治问题，但是却没有把政治领域作为完整独立的对象来研究，没有意识到政治现象的特点、结构和范围，将政治现象与其它自然和社会现象区分开来。因此“十二纪”建立的体系只能是以模糊的整体观念为基础，以类比为主要联系方式的各类知识的杂烩。它表明中国古代学术界体系化的努力走上了与希腊人不同的另一个方向。
五、余论
先秦诸子政治分析方法落后的原因之一，在于他们把实用作为政治研究的目的。政治学在他们那里成了纯粹实用技术的学问。这种性质的研究在当时无法产生对改进政治分析方法的需求，也使诸子囿于对治国之道的探讨，研究范围狭隘，难以构筑宏大的政治学体系。相反，希腊学术界有一个以纯粹求知为目的的科学研究传统。早期希腊学者都专注于对自然现象的研究，探讨宇宙的奥秘，寻求世界的因果联系，这种研究完全为了满足精神的渴求，超越了世俗功利的动机。后来当希腊学术界将研究中心从自然界转向人类生活之后，仍然保留着这种传统。政治思想家象科学家认识自然现象一样去认识政治现象。他们退出政治漩涡之外，把政治现象作为客观的认识对象去分析，不顾及结论是否被人接受或赏识。这样，就有条件对政治作出一般性的抽象分析和概括，使政治学超出直观认识和实用技术水平。
诸子政治学说的实用性质，使他们在实践上是成功者。他们提出的治国之道往往被政治家所采纳和实施，他们努力追求的统一天下的目标终于得到了实现。他们的著作成为后世政治家的经典教科书和政治手册，而他们的希腊同行却没有这样幸运。古希腊的成熟的政治理论对希腊的实际政治进程没有产生多大影响。柏拉图精心设计的两个理想模型都未引起希腊人的重视。亚里士多德完成他对城邦政治的博大精深的研究时，城邦已经走到了尽头。结果，他的著作与城邦一起进了历史博物馆。与诸子比起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显得志大才疏，脱离实际，甚至有点儿迂腐。但是，就理论上的建树和在推进政治学发展方面而言，他们无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正是他们跨出了政治学由前科学阶段向科学阶段发展的关键一步。现代政治学主要是在他们开创的理论传统上发展起来的。
本文于1993年4月20日收到。
注释：
〔1〕〔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 第4页。
〔3〕〔5〕《论语·颜渊》。
〔4〕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334页。
〔6〕《孟子·尽心章句下》。
〔7〕《荀子·君道》。
〔8〕杰克·普拉诺：《政治学分析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2页。
〔9〕《吕氏春秋·序意》。
〔10〕《史记·荀孟列传》。
〔11〕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