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近现代日本中国学与日本侵华政策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国学论文,试论论文,近现代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675(2001)01-087-26
日本“中国学”研究是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究近现代日本“中国学”的演变过程，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但又长期被学术界忽视的现象，这就是近现代日本“中国学”与日本侵华政策的关系。长期以来，日本存在两种对华政策，一种是推行积极稳健的对华政策，以华为友，期望两国携手合作、共同发展。而日本明治维新后推行的则是另外一种以华为敌的侵略中国的政策。本文试对日本“中国学”与日本侵华政策的关系作一简要分析，从文化学术形态的角度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总结日本“中国学”的历史教训，推进日本侵华战争史研究的探入，从而正确认识和处理中日关系。
在近现代史上，日本政府对于“中国学”这门具有特殊意义的专门学术给予了相当重视，先后操纵成立了一系列的“中国学”研究、教育与活动机构，襄括了当时几乎所有的日本“中国学”学者，这些机构培养了大批善于搜集中国情报的“中国通”。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日本各地先后成立了“振亚会”（1878年）、“兴亚会”（1890年）、“东邦协会”（1891年）、“东亚会”（1897年）、“同文会”（1897年）等各类社团。1898年，以“东亚会”、“同文会”为主，上述各种亚细亚主义团体联合成一体，正式组成统一的“东亚同文会”，这是近代日本第一个全国性的为天皇制政体的对华政策服务的所谓学术研究结社。进入20世纪后，又先后成立了“东亚同文书院”（1900年）、“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会调查部（1906年）、“满铁地理历史调查部”（1908年）、“对支文化事业部”（1923年5月，后改名为“文化事业部”）、“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1926年7月）、“东亚研究所”（1938年9月）等机构。其中，东亚文化书院作为东亚同文会在海外的最大事业，在日本天皇制政体推行“大陆政策”和“大东亚战略”中起了重要作用。它先后培养了学生大约4600余人，分别在日本政府机关、伪满及伪蒙疆机关、中国国内各汉奸部门、新闻及通信社、银行金融业、工商业等部门工作，也有在学校和研究部门工作的。东亚同文书院在培养学生方面，尤其注重组织学生对中国各地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以获取关于中国的第一手材料。另外，东方文化总委员会下辖北京、上海、东京、京都四个研究所，囊括了当时几乎所有的日本中国学家。从20年代起，日本官方还通过所谓“对支文化特别会计法”（1923年）和“对支文化事业部”（同年），掌握了对华文化方针的决定权、预算编制权、经费监督权，由日本官方操纵对整个中国文化的研究，控制了日本“中国学”的研究方向。部分日本“中国学”学者本身就具有国粹主义或国家主义的思想，绝大多数“中国学”学者不得不屈服于国家权力，对日本官方的意志唯命是从。在30年代全面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中国学”研究更是受到了日本法西斯主义势力的青睐。日本“中国学”中的“满洲学”由于“满洲”（中国东北地区）对于日本的特殊的对华战略意义而受到格外的扶持，而对“满洲”进行与“中国”相提并论的国别研究，本身就表明了日本军国主义妄图将这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侵略野心。
日本“中国学”之所以受到日本官方的高度重视，这与它在制定和实施日本侵华政策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分不开的，如为侵华战争提供思想舆论、历史“借口”和进行战争狂热的鼓动、具体文化侵略与征服的方略制定，等等。它作为一个文化学术活动起到了军事、外交、经济手段起不到的作用。在近现代史上，日本发动的多次对华侵略战争准备如此之充分、延续时间如此之长、范围影响如此之广、民众卷入如此之深，原因固然很多，但日本“中国学”的“研究成果”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反过来，日本侵华政策的制定、实施又刺激了日本“中国学”的畸形发展。日本“中国学”对日本制定、实施对华侵略政策产生了很大的作用，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通过歪曲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为侵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思想舆论
在近代以前，中国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曾深受日本人的仰慕崇敬，然而19世纪下半叶以来，在抵制西方列强侵略、迈向近代化的道路上，中国步履维艰，日本则通过明治维新，经过数十年的励精图治，一跃而入资本主义强国的行列。为什么中国在近代化的道路上会困难重重，而日本却能迅速崛起？对此，日本“中国学”学者认为，这是由于文化的因素。他们把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看成是社会发展的障碍，对儒学展开了批判。然而这种文化的批判在日本却催生了一个思想毒瘤，这就是从否定中国文化，到蔑视中国的一切，进而要求否并和灭亡中国。这种思潮为日本对华侵略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福泽渝吉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福泽渝吉是日本近代文化运动中清算儒学传统最激烈的思想家，他以文明进化的观念批判儒学的因循守旧、麻木苟且，号召日本人从精神上摆脱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精神。他公开提出“脱亚入欧”论，直接从文化演变与继承的角度提出日本的改革前景。在他看来，日本同中国、朝鲜交往只能落后于世界文明的进步，“理之所存”已不在中国而转到了欧美，只有向欧美学习才是日本的出种。为此，他竭力倡导从精神文化上与中国决裂，强烈地冲击了传统的“一元论中国观”。这种思想的极端发展，就从精神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提出了对中国领土的现实要求。他认为如果中国不能自立，日本人就必须奋起逐鹿中原。他在1885年发表的《脱亚论》竟然说，使中国屈服“乃是世界文明之洪流赋予日本的天职”。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福泽渝吉美化这场侵略战争是“文野之战”，日本是为“世界文明”、“东洋和平”而战。福泽渝吉的理论和主张为上自明治天皇，下至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当权人物所推崇，成为日本决策层制定对华侵略战争政策的重要依据，对学者、政客，乃至普通的民众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从此，“文明”就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包裹其侵略野心的一件漂亮外衣。
如果说，福泽渝吉等人是从蔑视中国和中国文化为日本侵略中国提供口实的话，日本“中国学”中著名的京都学派创始人内藤湖南则是由赞美中国文化而殊途同归。内藤湖南并不讳言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有重大影响，他曾说“日本民族未与中国文化接触以前是一锅豆浆，中国文化就象硷水一样，日本民族和中国文化一接触就成了豆腐。”（注：转引自《中日文化交流史论文集》，第381页，林林；《中日文学因缘杂记》一文。）然而，在这种承认中国文化价值的观点背后，隐藏着另一种思想，即“中国文化中心移动说”。在他看来，文化的中心是移动的，中国曾经是东亚文化的中心，现在轮到日本了。他认为现在的中国文化呈现出一种“中毒”症状，需要一种外来文化作为“浸润剂”，这种外来文化就是日本文化，这“对于中国民族维持民族将来的生命，实在是具有莫大的效果”。所以，中国人不应把日本视为“侵略主义”、“军国主义”（注：《新支那论》，《内藤湖南全集》第五卷，第512～513页。）。内藤还从一种虚伪的文化至上主义的观点出发，说什么发展文化比管理政治事务更要紧，“由于按过去中国国民所实行的政治、经济方法，无论如何是没有发展前途的。因而，毋宁倚靠其他国家国民进行管理，自己与其他国家的国民合作，共同经营其文化生活，说不定更为适当些。”（注：《中国人所见之中国未来观及其批评》，收入《东洋文化史研究》，《内藤湖南全集》第八卷，167页。）也就是说，中国人应当把自己政治经济上的事交给日本人去打理，中国人就只需要专心地发展自己的文化，高高兴兴地做亡国奴。这一理论的真正的政治意义就在于从学术上论证了日本侵华政策的合理性，把日本的侵华战争包装成为“文化中心移动”的过程。由于内藤湖南是近代日本“中国学”中实证主义的奠基人之一，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因此他的观点极富蛊惑性，容易被日本民众所接受，成为日本侵华政策的理论基础之一。
日本“中国学”的某些学者不仅利用歪曲的中国文化为侵华政策制造“理论依据”，而且还公然篡改中国历史，为侵华战争寻找借口。曾经是日本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的秋泽修二，配合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的重大事件，抛出了“中国社会停滞论”。他歪曲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认为“中国社会的根本性格”是“停滞的”、“循环的”、“倒退的”。中国社会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走出这种状态，必须由外力来打破。他声称“中国社会经济的近代化的过程，不是发生于中国社会自体内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生的发展”，而是由于“外力之侵入中国所决定的”（注：参见朱政惠著：《吕振羽和他的历史学研究》第五章，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日本皇军的武力”就是打破中国社会“亚细亚的停滞性”、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这种观点表明秋泽修二是不折不扣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御用文人。
此外，日本军国主义者还编造了“大东亚共荣圈”的神话和“大亚细亚主义”，一方面鼓动日本人上前线充当炮灰，另一方面美化侵略战争，诱使被压迫民族俯首贴耳、放弃反抗。不少日本“中国学”学者对于编织这个无耻谎言殚精竭虑，代表人物有北一辉、大川周明、矢野仁一、有高岩等。1920年，北一辉、大川周明组成了“犹存社”，这是日本最早的法西斯组织之一。他们主张实行彻底的“大日本主义”，并且打着揭露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者给亚洲人民带来的苦难的旗号，把日本从欧美列强手中争夺殖民地称为“解放亚洲”，鼓吹日本的首要任务就是以“尧舜之道”来“重建支那”（注：大川周明：《日本精神研究》，引自《近代思想大系》第二十一卷。）。他们把日本军国主义装扮成“解放者”和“革命者”们的领袖，极力贬低中国的大国地位，声称日本是亚洲的中心，日本有实力、有义务“保护”其他国家，中国人民和其他国家的人民应当理解日本的“良苦用心”，与日本人一起在“王道乐土”上共沐日本天皇的“浩大皇恩”。然而。事实胜于雄辩，“大东亚共荣圈”带给了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深重的灾难，是用一种罪恶来代替另一种罪恶。连日本学者宇都宫德马都认为：“自卢沟桥事件以来，对中国本土进行侵略战争在人与物方面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仅死者就达到约1000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非战斗人员。”（注：宇都宫德马：《日本经济繁荣的四项条件》，《裁军问题资料》，1987年10月号。）
在近现代日本中国学史上，除了上述福泽渝吉、内藤湖南、秋泽修二等人提出的理论主张外，还有“满蒙生命线”、“建设东亚新秩序”、“太平洋战争肯定论”等“侵略有理”的论调，这些主张几乎都出自日本“中国学”学者之手，可以说是他们研究中国问题的所谓“成果”，他们充当了日本侵华的急先锋，为日本侵略中国的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舆论。
（二）利用中国传统儒学文化资源，为天皇制政体服务
在近现代日本史上，天皇、天皇制是日本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近现代日本的政体是在天皇的绝对“崇高”威望和天皇制的权力下建立起来的，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对华侵略战争与天皇、天皇制密切相关。正是明治天皇，发动了侵占中国台湾的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昭和天皇，发动了侵占中国东三省和全面侵华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近现代日本天皇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是日本对华侵略的过程。日本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不仅由日本宪法来规定，而且得到理论家的维护。在这方面，日本“中国学”的一些学者利用中国传统儒学的某些价值观念来培养日本国民对天皇及天皇制政体的绝对忠诚，促进了日本天皇制政体的建立和巩固。
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西村茂树、加藤弘之等“明六社”成员急速地转变为皇权主义者，主张天皇制国家是日本现阶段进化的最高有机体，认为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忠君爱国是日本人最大的道德。1890年天皇颁布《教育敕语》，标志着儒学重新成为御用学，并且与国粹主义合流。次年，刚从德国留学归来的东京帝国大学中国哲学史教授井上哲次郎应文部大臣之召，撰写《教育敕语衍义》，把德国国家主义、日本皇道主义与中国儒学思想融合为一个体系，试图以“孝悌忠信”、“共同爱国”为基石打造新的日本精神。但是他对儒学中这些基本教条的解释完全是从维护所谓“万世一系”的天皇和“八纮一宇”的日本民族利益的角度出发的。中国儒学强调忠孝有相悖之处，以孝为先，而日本儒学从江户时代林罗山开始，则强调忠孝一致，以忠为本，因而与武士道德一致。井上继承了这种观点，并从日本是一个“家族制国家”的理论出发，要求国民对天皇绝对效忠。井上哲次郎建立起了日本“中国学”中具有过渡性的“官学体制学派”，把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引向了为加强日本国民的天皇制国家体制意识而效力的方向。
继“官学体制学派”后形成的新儒家学派，否定除孔子以外的儒学的价值，提倡对孔子学说进行宗教似的信仰。但他们反对孔子“易姓革命”的思想，他们赏识的只是孔子的“大义名分”的“忠君”思想和“天命说”，因为它们更适合维护天皇政体的需求。新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服部宇之吉更是将日本向中国扩张、谋求天皇制政体在现实世界的最大利益说成是“天命”，对于这项“皇国旷古之圣业”，他深感“吾等任重而道远，吾人今后必须之知识，在于对吾等活动新天地之邻国，从所有方面给予透彻之认识。”（注：服部宇之吉：《斯文》第一编第一号。）可以说，孔子的“天命说”已经完全被服部阉割了。服部因“护教”有功，曾七次受到天皇的叙勋授章。新儒家学派与国家主义相结合，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演变成了日本法西斯意识形态，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服部的学说，即把“天命说”解释为“日本国民的使命”，这一使命便是“八纮一宇”，在“大义名分”下实现皇道，成为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来源。
儒学在日本“中国学”的“再造”下，“忠君”、“爱国”、“天命”、“大义名分”等中国传统的伦理价值观竟然变成鼓舞日本人盲目效忠天皇，为侵略中国这项“皇国旷古之圣业”充当炮灰的精神鸦片。在侵华战争中，正是出于效忠天皇的狂热的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成千上万日本人奔赴中国大陆，替天皇卖命，充当军国主义的“肉弹”。正是神道与儒学的复合，产生了日本独特的皇权观念和“国家至上”主义，铸造了近现代日本人扭曲的国家意识，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支柱之一。天皇、天皇制无疑应对日本对华战争和侵华政策负有历史责任，日本“中国学”对天皇、天皇制的建构起了帮凶的作用，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制定侵华政策的御用工具。
（三）炮制文化“方策”，为侵华战争政策献计献策
日本“中国学”虽然是一种文化学术形态，但在国家意识形态走向对外侵略战争的形势下，其学术性质发生了严重的蜕变，许多学者失去了主体精神，从总体上屈服于国家的侵略意志，自觉地为“对华文化工作”卖命，密切配合“皇军”的军事占领行动，在30年代至40年代中期，提出了不少对华文化“方策”，这些方策成为日本侵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以矢代幸雄的《对支文化工作的目标与它的方策》最具典型性。
矢代幸雄为效忠于日本天皇体制可以说是煞费苦心。他认为日本在中国要“长治久安”，必须收揽人心、麻痹中国人民的意志。在他看来，“军队的进出，仅如同皮肤的接触，而非人心的接触。为其后安定之计，必须全力进行‘枪后’的文化工作”，特别是要收买中国知识分子的“人心”，因为“统观历史与现实，征服中国最头疼的便是知识分子的动向。……中国知识分子是由广袤的土地和强有力的自然所培养出来的，其影响之深远，常出乎日本人意料之外。”为了有效地“收揽人心”，他认为必须从组织上加以落实。“对华文化工作，是日本对华总战略的一部分，因此，必须有最高干部参加，并确立对华文化工作的系统”。他建议由内阁兴亚院、军部、特工机关、外务省及日本驻中国大使、驻伪满洲国大使等，组织为“最高首脑部”会同中国方面有关机构和人士，立即行动。“对华文化工作”的具体内容，“从长远目标来看，指的是中国古典的研究，中国考古学的发掘与研究，中国善本书的复制出版等”，这些都属于日本“中国学”的研究范畴。所以，所谓“对支文化工作方策”，也是“日本中国学的方策”。很难想像，这个《方策》竟然出自一个曾经成绩斐然的中国艺术的研究学者之手！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就连相对来说超脱于政治之外的艺术研究学者，也成为“大陆政策”的谋士，可见日本中国学与日本侵华政策关系之密切。
为日本侵华战争政策出谋划策的还有从事中国历史、哲学、文学研究的学者，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为军国主义对华侵略和殖民统治提供智力支持。例如，日本中国学中的历史研究者从中国历史上去寻找“异民族统治支那的经验”。1943年8月，东亚研究所与“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下辖东京、京都两个研究所17名中国历史研究学者共同完成了“异民族的支那统治史”的调查研究。1944年，这个调查研究报告的主要部分被付印，作为日军及有关人员的读本，将中国历史上“异民族”统治中国的“宝贵的启示”加以归纳总结（注：严绍
著：《日本中国学史》（第一卷），第589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以备汲取。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也从文学的角度为侵华战争提供“文化方策”。1943年11月，日本“文学报国会”向“大东亚”作家们提出了“大东亚宣言小说化”的创作要求，一部分作家积极响应这个号召，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著名作家太宰治（1903～1948年）创作的以鲁迅先生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惜别》。这部小说受日本内阁情报局的嘱托而作。在当时日本法西斯血腥屠杀中国人民的恶劣环境之下，《惜别》将鲁迅描写成所谓“日中亲和的先驱”形象，这完全是对鲁迅先生的亵渎，是对鲁迅先生政治形象的歪曲和践踏。
军事行动要中国人的“命”，对华文化工作要中国人的“心”。军事行动逞威于一时，文化工作却要麻醉人一世，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中国学”起到了军事行动起不到的作用，是日本实施侵略、征服中国政策的重要一环。
（四）直接参与文化侵略，掠夺中国的文化资源
日本侵华政策的主旨就是发动侵华战争，其目的是，一方面要掠夺中国的经济资源，另一方面还要掠夺中国的文化资源。在这方面，日本“中国学”的部分学者成了日本军国主义掠夺中国文物、文献的得力帮手，因为他们有丰富的关于中国文化的知识和经验，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资源的了解比普通日本人要多得多，这也是日本中国学受到日本对货侵略政策制定者重视的重要原因之一。
近代以来，随着日本国力大增、对外扩张的野心膨胀，日本人对中国文献与文物从强行杀价“购买”、“赠送”，转向公开的劫夺。日本多次发动的侵华战争不仅造成了中国人员和财产的巨大损失，而且也是一场文化大劫难。大量的文献文物侵占行动都是在某些“中国学”学者幕后指使或提供意向的情况下完成的，军人与“学者”狼狈为奸，有目标有计划地掠夺中国各类珍贵文献和文物。例如，在1946年当时盟军调查团交给日本外务省的一份“中国被掠夺文化财产”的报告中，关于当年东京帝国大学在中国劫走的文物目录后面，注明这批文物“应即向帝大驹井和爱追查交涉交回”；在当时京城（汉城）帝国大学在中国劫走的文物目录后面，注明“即与鸟山喜一交涉追回”。所以，这场对中国文献文物的洗劫，不仅仅属于军事范围，它还是日本“中国学”领域内发生的一个严重的畸形现象。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1923年，满铁调查部派八木奘三郎为首，对东北地区已考查核实的古物，进行分类汇编，历时五年撰成《满洲旧迹志》三卷，此书可称“满洲”地区（主要是辽宁）地面古物遗存的一本总帐簿。在地面文物考查清楚之后，从20世纪20年代下半叶至30年代上半叶的10年间，日本考古学者在辽宁地区自行开地凿土，启挖中国地下文物，几乎全部运回日本，至今仍存在日本各博物馆和研究室等处。
根据严绍的统计，从1930年至1945年8月的约15年间，中国文献与文物被劫往日本的情况大致如下：中国文献典籍共计23675种，合2742108册，另有209箱，内装不知其数；中国历代字画共计15166幅，另有16箱，内装不知其数；中国历代碑贴共计9377件；中国历代古物共计28891件，另有2箱，内装不知其数；中国历代地图共计56128幅。这些文献与文物当中，既有中国国家所有，也有中国私人所有。（注：参见严绍著：《日本中国学史》（第一卷），第四章第五节“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与文物的劫夺”。）日本“中国学”学者协助和直接参与日本对华文化侵略，大肆掠夺中国文化资源，给中国文化事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害，是日本侵略中国、企图灭亡中国，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对华政策的一部分。
值得指出的是，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40年代这一段时期内，虽然日本“中国学”从总体上是为日本侵华战争服务的，但仍有一部分正直的日本“中国学”学者坚持了自己的学术良知，他们远离战争的狂热，潜心于学问的研究，主张中日友好，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政策。如狩野直喜、吉川幸次郎、田中谦二、入矢义高等。正是这一部分“中国学”学者在战后，共同反对和清算日本“中国学”领域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推动对战前“中国学”的历史反思，为促进中日和平友好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上，日本从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强国，走上了现代化道路，但日本对华侵略政策把日本引向战争歧途，使日本早期现代化取得的成果葬送在战争的炮火之中，这是日本现代化的一个历史教训。在这一时期，日本“中国学”沦为日本侵华政策的工具，这段尘封的不光彩的历史是不应当被遗忘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真诚地期望当代日本“中国学”学者能够吸取历史教训，警惕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为中日文化交流与睦邻友好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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