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剩余价值长期趋势与劳动力价值决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剩余价值论文,劳动力论文,趋势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讨论了劳动生产力提高对劳动与资本两大阶级收入分配的影响。认为其基本的数量关系是：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可以在不改变工人实物工资(用工资购买的必要生活资料)的前提下提高资本占有的剩余价值率。因为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使得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下降，从而使得工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下降，而劳动力商品价值量的下降使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必要劳动时间缩短，剩余劳动时间延长。在此理论结论中似乎包含了一个假设前提，那就是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不变。
马克思没有较多地从长期趋势的角度，把社会劳动生产力提高可能引起的工人必要生活资料变动，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相对剩余价值变动结合起来，做深入研究。马克思似乎认为，劳动生产力提高引起的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相对量的变动，与资本主义经济长期趋势无关。劳动生产力提高新增加的相对剩余价值可以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以某种比例分配，劳动力价格因而在一定幅度内波动。这种波动取决于短期的阶级力量对比，从长期看，劳动力价格仍然会回归到劳动力价值的内在尺度。
剩余价值量的变化是以劳动生产力的变化所引起的劳动力价值的变化为前提的。剩余价值量变化的界限是由劳动力价值的新的界限决定的。但是，即使在情况允许这个规律发生作用的条件下，也会发生各种中间的变化。例如，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劳动力价值由四先令降低到三先令，或者必要劳动时间由8小时降低到6小时，而劳动力的价格还是可以只降低到三先令八便士，三先令六便士，三先令二便士等等，因而剩余价值只提高到三先令四便士，三先令六便士，三先令十便士等等。下降以三先令为最底界限，而下降程度取决于资本的压力同工人的反抗这二者的力量对比。①
马克思没有从这里导出资本主义经济长期趋势的结论，是因为在他那个年代，生产力的增长还没有引起劳动力价值与价格的快速变动。马克思亲眼所见的事实是，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被长期挤压在人类生命延续的自然界限附近。诚如英国工党理论家约翰·斯特拉彻所言：“回顾既往，如果苛责青年时代的马克思从他亲眼(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目睹的周围事实中所作的明白无误的结论，并非明智之举”②
如果坚持工人实际工资不变的假定，马克思阐释的相对剩余价值理论，与社会生产力持续高速增长相结合，理论上存在这样的可能：由于长期内一国劳动生产率的累积的增长，工人的劳动力价值持续下降，资本剩余价值相应增长，以至于在工人创造的全部价值中，劳动力价值所占份额微不足道，国民收入的绝大部分为资本家阶级所有。
假设一国1870年时，工人工作日长度平均为10小时，剩余价值率为100％。该国的劳动生产率从1870年到1990年提高了10倍，工人必要生活资料的生产率提高比例恰好等于社会平均数，则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从5小时缩短为30分钟，剩余劳动时间从5小时增加到9小时30分钟，剩余价值率从100％提高到1900％。
果真如此，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绝非幸事。这样的收入分配状况下，社会再生产无论如何是无法继续进行下去的。这样的分配格局，加上资产阶级总人数的减少和消费品价格的大幅降低，资本家自身消费在剩余价值中的比重也将变得微不足道，剩余价值的绝大部分不得不用于积累，社会生产能力的绝大部分将用于生产资料的生产，宏观经济的平衡无论如何也是无法维持的。
真实的情况当然不是这样的。假如马克思今天能够根据《资本论》写作之后百余年的经济现实，着手讨论相对剩余价值长期变动的规律，按照其一贯的科学态度，他一定将同时讨论规律“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以保证理论结论与现实趋势的一致。那么，有哪些重要的原因，使得相对剩余价值长期变动的趋势没有产生以上极端的结果？两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遏制了相对剩余价值长期增长的势头：一是工人工作日明显缩短，二是工人实际工资(也即工人必要生活资料)持续增长。
继续前文的假设：如果该国工人的平均工作时间从1870年每天10小时(每周70小时)，到1990年缩短为每天5小时(每周35小时)，那么，剩余劳动时间就会从前例的9小时30分钟缩短为4小时30分，剩余价值率为900％。再假设该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在1870-1990年的120年中翻了两番，按照1990年的劳动生产率，它需要用2小时劳动创造的商品价值购买自己的全部生活资料，必要劳动时间为2小时，因此剩余劳动时间为3小时，剩余价值率为150％。工人的实质工资增加了，但劳动力价值下降；资本剩余价值率也随劳动生产力的增进而增进，但增进的速度相对缓慢。
法国学者米歇尔·博德在《资本主义史：1500-1980》中写道，19世纪7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这段时期，德国实际工资平均增长了五分之一，法国增长了五分之二。与此平行的另一个运动是工作日缩短的趋势。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20年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黄金时期”，“工人作为整体从他们被促使提供的额外产品中得到部分好处。日本在1955年至1975年间人均每小时工资每年递增7.9％，西德在50年代每年递增6％，英国在1949年至1971年间每年递增2.8％，而美国在1948年至1970年间每小时实际工资每年递增2.5％。在法国，在1949年至1973年间每周实际工资每年平均增长4％。”④
阿瑟·林克、威廉·卡顿在《一九○○年以来的美国史》中指出：1897-1914年这段期间，美国“制造业中所有工人(他们是我们有可靠统计的唯一集团)的实际收入，从1890到1914年每年增长百分之一点三，在这整个时期内共增长百分之三十七。如果不是从1897到1914年间工人生活费用上涨百分之三十九的话，他们的实际收入还会增加更多。”这种实际工资的持续增长还伴随着稳定的就业状况和工作日的逐步缩短，自1897年以来，工业平均劳动时间，从1897年的每周59.1小时，降低到1914年的每周55.2小时。⑤二战以后，美国工业、采矿、建筑、运输和其他行业的大多数工人的经济收益稳步增长。从1940年到1970年，抚养三个家属的工人净得的可花费“实际”收入增长80％。⑥到1970年，大多数美国人不再在贫困中生活和接近于仅能糊口。
我国学者刘英认为：“从长期看，资本主义社会实际工资的增长是呈上升趋势的。”“以1992年为基数，定为100，实际小时报酬指数从20世纪60年代的60—80左右上升到90年代的100—107左右。”显然，造成这一情形的首要原因是生产力的提高，并且“长期以来，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均快于实际工资的增长速度。”“在1959-1999年共41年期间，除了11个年份外，绝大多数年份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快于实际小时报酬的增长率。”“尽管上述统计中由于包括了高级管理雇员的薪金报酬，明显高估了雇用工人实际工资的增长率，但它还是明白无误地表明，美国雇佣工人的劳动力价值存在着下降趋势。”⑦尽管在此期间，美国工人的工作日长度有所缩短，但缩减的幅度明显地小于劳动力价值下降的幅度，因此，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剩余价值率，长期看同样有上升趋势。
现在的问题是：产生这一发展趋势的社会驱动力是什么，趋势形成的经济机制是怎样的？
首先，当然是工人阶级的反抗力度增强。19世纪最后几十年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组织的普遍发展，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日益高涨，标志着劳资关系的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始。工人阶级在关系到自身权利和利益的实际问题中争取到了越来越多的发言权，有能力部分地影响到劳动合同的制定和执行。劳动力市场上不再是资本家一方说了算，诸如劳动时间和劳动价格的制定逐步成为劳资双方博弈的结果。工人阶级以艰苦卓绝的斗争为自己争得了社会劳动生产力增进带来的好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分析的劳动力价格在两个极端界限之间波动的短期现象开始长期化、制度化，进而成为影响资本主义经济长期趋势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单个资本家从自身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利益出发，也可能用增加工资的方法提高效率。在经济繁荣期劳动力市场总体短缺的时候，或者在经济调整中某个行业甚至某一类工种的劳动力市场发生结构性短缺的时候，资本家之间的市场竞争有可能抬高劳动力价格。特别是一些创新型企业为了确保由创新引起的超额剩余价值，有可能大幅度提高市场短缺的劳动者工资，以减少工人的流动性，提高职工的忠诚度，从而实现管理效益。在这方面，福特汽车公司的案例是有说服力的。
福特于1914年1月1日确定将工资提高到每天5美元(当时底特律其他汽车企业的平均工资都不超过每天3美元——引者注)。他还将9小时工作日降低到8小时工作日，而这是“5美元日”。福特公司各招工办公室的前面排起了等候的长队。生产迅速上升：1913年年产20万辆小汽车上升到1915年时年产50万辆。生产成本则下降，名牌T型轿车(一直生产到1927年)的基本价格从1950美元下降到290美元。福特写道：“为8小时工作日一天支付5美元，是我们所曾作出削减成本的最好行动之一，而每天支付6美元比5美元还便宜。”福特的确于1919年1月1日将每天工资提到6美元，并于1929年12月1日提到7美元。⑧
福特式的“管理创新”具有示范效应，最终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新模式，通过对一部分工人阶级相对提高工资，以及大规模生产和生产合理化而大幅度提高生产率。伴随着工人工资增长的是大量消费的发展，这又为大规模生产开辟了越来越广阔的商品销售市场。一旦工资增加，工作日缩短，在工人谈判能力提高的情况下，它就具有比较强的刚性。
再次，作为总体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从阶级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出发，逐步调整了劳资关系的政策目标，从对资产者的单方面袒护和对劳工反抗运动的镇压，逐步转换到一种貌似公正的中性立场。这当然与工人运动的风起云涌，危及资产阶级的社会安定和制度安全直接相关(这种制度性危险，由于时隐时现的社会主义的替代威胁而加深)；同时也与资产阶级国家在经济周期性波动中宏观调控作用的增强直接有关。资产阶级国家在总结经济危机的教训中逐渐认识到，社会收入分配和财产占有的过度分化，是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重要根源，适度的调控对大家有利。凯恩斯的经济理论，特别是新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反映了这种资产者的阶级觉悟。一百多年来，资产阶级国家在协调劳资关系方面作了许多事：劳动立法方面对工作日的限制，对最低工资的限制，对劳动者集会、结社、罢工等权益的承认；社会福利方面一系列制度的推出，劳动保障、劳动保险、医疗卫生和惠及全民的义务教育制度等等；劳资谈判三方机制的形成，国家在其间扮演仲裁者角色，使得生产力发展的红利在两大阶级之间的分享制度化。所有这些并不是出于资产阶级的慈善，而是出于阶级统治的长远利益的考虑。
还有一个不应该忽略的因素：全世界处于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经济秩序下，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世界贸易格局，导致剩余价值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全球性的南北两极分化，使得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能够用发展中国家劳动者创造的一部分超额剩余价值，来增加本国工人工资，缓解本国阶级矛盾。
最后，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新特点，是工人阶级生活状况发生变化的基础性原因，这一点往往被人们忽视。在资本主义前期发展的几百年时间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几乎完全是物质资本生产率提高的结果，尽管资本价值量的提高很难说是其量的增加还是质的提高。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劳动组织的改善所包含的巨大信息量不断地被“物化”到资本物品中，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与此同时，劳动者阶级的素质，他们的知识与技能，甚至包括他们的体质都没有得到相应提高。许多观察者甚至认为劳动者阶级的整体素质还有所下降，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绝对贫困化。剔除要素数量增长，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完全是物质要素质量提高的结果。但是历史表明，这样一种要素质量的单边提高是有限度的，这类似于新古典理论中所谓在其他要素状态不变条件下单个要素规模收益递减规律。在劳动者素质难以提高的情况下，劳动物质条件的单边改善对社会生产力的积极作用逐渐减弱。发展严重受阻的社会生产力以其不可遏制的生命力在资本主义框架内部寻找出路。
变化大约发生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
早期的变化与大规模生产系统有关，这种大机器系统一开始完全是为了强化机器对劳动者的控制而设计出来，它不需要操作劳动者知识与技能的提高。但事情渐渐发生了某些与设计者初衷不同的东西。一是高速运转的流水线对工人在生产中的注意力和动作频率提出了极高的、接近于生理极限的要求，这实际上从生理极限上限制了工人的工作日长度。工人不可能在很长的工作时间里始终保持高强度的劳动；资本将不得不在工人的工作日长度和劳动强度二者之间做出选择。对资本家而言，保持工人的劳动强度，比延长工人的工作日长度更加有利，因为同一个机器系统可以推动两班甚至三班工人连续作业，工人的八小时工作制终于有了“技术上的”依据。二是大规模生产方式的高速度和连续性对劳动力供给的稳定提出更高要求，因而对熟练和半熟练工人的频繁流动越来越敏感。当劳动力市场出现供给不足时，福特公司就从稳定技术工人的目的出发，实施5美元/小时工资的策略。现代经济学所谓效率工资的理论强调略高于市场价格的工资水平对劳动者努力程度的激励作用，事实上，效率工资首要的目标就在于稳定职工队伍，缓解因劳资矛盾尖锐导致的工人流动性高企。对大规模生产系统来说，工人工作日的缩短和工资水平的提高并非这一系统本身的技术要求，倒不如说只是技术发展的副产品，但这毕竟在客观上有利于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
进一步的变化主要发生在二次大战以后，当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大众消费的市场需求基本满足之后，新的一轮以灵活专业化为特征的生产力进步拉开序幕。
M.派尔和C.赛伯将这种区别于大规模生产的技术范式称作灵活的专业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认为它的发展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市场需求方面的原因。市场需求受到反映社会习俗、文化的消费模式变动与相对价格变动两个因素的影响。“随着所得的提高，人们便有能力在物质上来满足其生活需求中，层次较高的部分。”当大众市场开始停滞，竞争激化时，“厂商们赶紧使产品多样化，并开始向公众说教，使他们欣赏这些不同的专门产品。这个策略愈成功，则厂商愿意在灵活的技术方面投资，以增加效益，而旧式的大量生产则愈衰落。最后，大量生产与手工生产的区别愈来愈小，精致产品的价格差异愈来愈小，问津大量生产产品的顾客亦愈少。”⑨二是技术发展方面的原因。电脑在工业中的应用需要灵活的体系，而在特定的市场和技术条件下，在每一层次的技术发展中的灵活性使效率提高。“产品周期正在变短、种类愈来愈多、订货量愈来愈小。而新的科技发展，使我们有了微处理机，它可以思想，可以反应，可以变得有灵活性，可以缩短周期，可以很快地改变生产。这种技术的降临正是时候，正配合上新的工业竞争开始的时候。”⑩技术范式的转换对工人素质提出不同要求。
“旧体系(大规模生产体系——引者注)的特征是：狭隘的职位分类、分类有精确的规则定义、分类不断地由高度已开发的评判程序来修改。新兴体系(灵活的专业化体系——引者注)的特征是：宽松的职位分类，以减少工作种类的数目，并方便工人从一个工作任务向另一个转换。”(11)例如，德国的特种钢材厂在工人的使用和培训上具有不同以往的特点，“工人要在工厂的课堂里学习基础冶金学，以及工厂操作，并在所有的岗位上都简短地见习一下，而后才被派往他们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接受集中的理论与实践的训练。这样训练出来的工人，被看做是手工技巧工人，而非半熟练生产工人。”(12)精品化工厂的工人培训与特种钢材厂一样，“灵活的设备要求有多种技巧的工人操作，而有多种技巧的工人又使设备的使用更加灵活。”(13)“当技巧变得越来越有用时，雇主们便会竞相雇用具备这些素质的好工人。这种竞争则会使后者的工资上升，从而吸引那些半熟练、技巧差的工人设法自我投资来提高素质。”(14)
当然，技术的发展并不是单一模式，灵活专业化将与大规模生产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长期共存。正如派尔与赛伯所言：“也许我们根本用不着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这两种制度在某种条件下是相互融洽而并非互不相容。”(15)同时，技术模式对于雇佣劳动者的影响也是多层次的，大规模生产所要求的管理深化造就了一个从事管理劳动和技术劳动的工薪阶层，即所谓白领，其劳动条件和工资待遇的改善显然要比蓝领更快。在灵活专业化模式下，熟练以及半熟练工人的待遇有所改善，但这并不包括非熟练工人。相反，工人工资差距扩大，一部分工人的生活水平反而下降。“后福特制企业采取弹性的工作和雇佣方式来实现生产的弹性：雇佣劳动者被分为能获得更多薪资、技能水平更高和职位稳定的核心工人和获得更低的薪资、技能水平较低、不需要培训、职位不稳定的边缘工人两部分。”(16)核心工人进行创造性劳动并从事企业经营的关键性活动，因此是企业竞争力的核心，不容易被取代。企业必须采取安全性强的、高工资的长期雇佣策略以避免核心工人的流失。但企业同时可以通过短期合同、中介以及外购的方式，或者通过向小企业下包以及分包的方式，来获取雇佣边缘工人的弹性，应对变化的和不确定的产品市场需求，有效地降低单位劳动成本。
总之，资本绝对权力下的生产力发展路径，是一个片面发展机器系统，完全无视劳动者能力的扭曲路径，它带动了上百年的大机器生产繁荣，最终仍然不能抗拒要素边际生产率规律的作用。机器系统发展越完善，提高劳动者能力的边际收益越高，这个规律终究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作用。于是，就有了总体工人中技术与管理人员的增加，就有了丰田精益生产方式对福特制的替代，就有了企业管理中劳动民主的有限度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劳动力不断地扩大再生产，不是从数量上扩大，而是从质量上扩大，或曰劳动力内涵扩大再生产。这就是20世纪以来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实际工资水平逐步提高的生产力动因，这就是工人及其子女受教育机会逐步增加的经济基础。毫无疑问，工人运动的高涨为工人争得自身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仍然是根本。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各国劳动生产力增长的利益，何以在劳动与资本之间分配，以及工人实际工资水平何以呈缓慢增长之势，以上分析应该能够说明问题。但是，一些人却因此而对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理论产生了怀疑，甚至认为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理论乃至劳动价值论，都因此而失效。
早在半个世纪以前，英国工党著名理论家约翰·斯特拉彻就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实际工资渐增的这一事实”，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难。
按照斯特拉彻的说法，“工资生活费论”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一个主要困难。“因为工人不得不出卖的商品(如马克思所谓的工人的劳动力)，也必须按其价值出售，即按生产他的必要劳动的人一时的数目出售。而这个数目，必须是维持工人及其家庭所必需的‘工资商品’(我们现在应当用这个名词)，即生活费的生产所需的最低限度数目。因此，工资生活费论已经经常成为劳动价值论的主要部分，不过李嘉图说得含蓄些，马克思说得明显些罢了。但，工资并没有停留在生活费上。因此，这一真正重要的商品，也就是劳动力甚至没有按照它的价值出售。这一不容忽视的事实，不但造成劳动价值论很大的缺点，而且连带造成李嘉图、马克思对国民产额在各阶级之间的分配所作的图解的重大缺点。尤其对整个图解造成损害的，即是实际工资渐增的这一事实。”(17)
工人实际工资增长的长期趋势，当真与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价值理论、劳动价值论相冲突？事实并非如此！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理论并不像人们强加于他的那样机械和缺少弹性。《资本论》第1卷第4章第3节，“劳动力的买和卖”，讨论了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决定，马克思明确指出：“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独特物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18)“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占有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这个必要生活资料的量取决于劳动者的体力和脑力在劳动过程中的消耗，同时也与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相关(19)；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总量，还包括工人的补充者即工人子女的生活资料；包括使劳动者获得一定的技能和技巧的教育和训练费用。(20)劳动力价值就是由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量决定的。这个劳动时间量，随着生产这些消费资料的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改变而改变。
当然，马克思关于劳动力商品价值的讨论，主要是在劳动力商品的供给方面，严格说，是劳动者及其家庭必要生活资料的供给方面。马克思谈到决定劳动者必要生活资料的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为工人实际工资的国别差异保留了理论空间，但没有进一步讨论它的变动方向和变化规律。马克思只是在论及劳动力价格不能降到维持其身体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时，偶尔提及劳动力商品的“标准质量”：“每一种商品的价值都是由提供标准质量的该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21)此处，劳动力商品的“标准质量”其实还是一个给定的量。马克思显然忽视了劳动力这种作为生产要素的特殊商品，其“标准质量”以社会生产力的标准为标准，这样一种特殊性，即忽视了劳动力商品需求方面的规定性。同任何其他商品一样，劳动力商品的质量必须符合市场需要，应当在市场交换中接受商品购买者的选择。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需要决定劳动力商品的“标准质量”，它受社会生产力对劳动者素质要求的制约，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变动而变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看，都不能是固定不变的(22)。可惜的是，在《资本论》三卷的篇幅中，马克思再也没有回到“标准质量”的变化对劳动力价值决定的影响上来。
劳动力商品的“标准质量”，包括劳动者的体质、智能、创造能力，他的道德水准、纪律组织性、团队精神，以及文化程度和专门的生产技能等等。显然，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会有不同的需求标准。它与劳动生产力的变化，及其相关的技术特点、工艺路线和劳动组织方式的变化直接关联。并不是社会生产力水平越高，对劳动者“标准质量”的要求越高。但是，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有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却是一定的。前资本主义的手工业生产需要全面技能的手工业师父，而早期的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只需要不断重复单调操作的熟练工人。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对劳动力的需要渐次多元化，以技术性、管理性劳动为主的白领阶层，以及生产现场以团队形式完成弹性工作的现代产业工人，不仅需要更多的教育和训练费用，而且必须有更强的责任心、合作精神和创造力，这无疑会极大地提高劳动力商品的“标准质量”。为了生产这一“标准质量”的劳动力，需要更多更好的劳动者必要生活资料，这成为在社会生产力增进中不断抬升劳动力价值的重要因素。
假定以上认识是正确的。劳动力价值决定的相关规定就应当增加一条：劳动力商品的标准质量随着社会生产力对劳动力要求的变动而变动，因此，生产劳动力商品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数量与质量也会随之变动。在现代市场经济的生产力发展进程中，生产力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一直在提升，这构成劳动力价值下降的持久的阻滞因素。现代生产力持续增进中劳动者实际工资的增长，并不是单纯的新增相对剩余价值在两大阶级之间的分割，它同时也是劳动力商品的持续的内涵的扩大再生产。从单个再生产过程的表面看，这似乎只是工人分享了一部分新增加的相对剩余价值，从连续的再生产循环看，它却是资本家阶级作为投资主体，由劳动者家庭实施的“人力资本投资”，是为资本扩大再生产的持续进行，而把劳动力商品一次又一次地按照其新的质量标准和新的商品价值，重新生产出来。它当然是劳动者生活质量的持续的提升，是现代生产力发展为广大劳动群众带来的实惠。但它同时也是资本生产力的增进，在劳动从属于资本的基本制度下，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表现为资本扩大再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被结合到资本的生产力之中，因此它最终也有利于资产阶级。在这一点，也仅仅是在这一点上，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对劳资双方有利。当然，由于剩余价值率长期看是提高的，经济增长给资本带来的利益更多。如果考虑到这一发展动态对缓解阶级矛盾、保障社会安定的长期作用，那么，它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贡献”就更加突出了。
马克思没有讨论劳动力商品“标准质量”变动的特殊性，无疑是其劳动力价值决定理论的一个疏漏。因为这一疏漏，劳动力价值理论不能很好解释当代经济中工人阶级必要生活资料增进的事实。这一理论疏漏，甚至很可能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生存空间和消亡时限的判断中，发挥了不利作用。因此我们主张对此加以修改和补充。但是，我们不能认同以此为由，否定马克思劳动力价值决定理论的科学性，甚至以此为由否定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任何理论主张。
承认工人及其家庭的生活费用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而变化，它必须适应社会生产发展对劳动力质量的要求，那么，说工人生活费用决定劳动力价值，说劳动力价值决定符合劳动价值论的原理，与现代经济现实就没有任何矛盾。说劳动力价值就是“生活费的生产所需的最低限度数目”，这并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马克思说：“假如劳动力的价格降到这个最低限度，那就降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因为这样一来，劳动力就只能在萎缩的状态下维持和发挥。”(23)现代经济中，工资的确“没有停留在生活费上”，它是连续地随着“生活费”的上升而上升的。在此过程中，劳动力这个“真正重要的商品”，始终按照它的价值出售，即劳动力价格随着劳动力价值的变动而变动。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及其价值决定理论与当代经济现实是能够相吻合的。关键是人们必须舍弃工人生活费用不变，甚至最低限度生活费用决定劳动力价值的旧观念；必须充分认识到，此类观念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更不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体系的必要构件。对于马克思来说，为了解决市场的平等交换何以产生资本剩余价值，这样一个李嘉图难题，需要劳动力商品范畴。其关键是，这种真正重要的特殊商品，具有与其他商品完全不同的特点：它的由商品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的价值，与它的使用价值，即劳动及其创造物，可以有同一的度量标准——劳动时间，却存在着数额上的差异。尽管同样可以用劳动时间度量，但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形成过程是相互独立的，各自遵循不同的规则，一般总是形成不同的数量。劳动力的价值是在劳动者及其家庭的消费过程中形成的，它等于消费品总量的价值；劳动力使用价值则是劳动本身，它取决于劳动力为资本所用的时间，一般情况下，资本必须使劳动时间超出劳动力价值的限度，否则，资本本身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对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来说，两个过程的独立性，以及两个数量的差异，就是全部要点。最低限度生活费用，或者不变的工资商品，不过是李嘉图主义不必要的遗产。
注释：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97页。
②约翰·斯特拉彻：《现代资本主义》，姚曾廙、寿进文、徐宗士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03页。
③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吴艾美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年，第163页。
④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吴艾美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年，第255-256页。
⑤阿瑟·林克、威廉·卡顿：《一九○○年以来的美国史》上册，刘绪贻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45-46页。
⑥阿瑟·林克、威廉·卡顿：《一九○○年以来的美国史》中册，刘绪贻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83-284页。
⑦刘英：《当代美国工人实际工资变动趋势及成因分析》，张彤玉、邱海平主编：《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发展》，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64、265页。
⑧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吴艾美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年，第204页。
⑨M.派尔、C.赛伯：《第二次产业革命——走向繁荣之可能》，李少民、刘英莉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第246、247页。
⑩M.派尔、C.赛伯：《第二次产业革命——走向繁荣之可能》，李少民、刘英莉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第345、346页。
(11)M.派尔、C.赛伯：《第二次产业革命——走向繁荣之可能》，李少民、刘英莉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第317、318页。
(12)M.派尔、C.赛伯：《第二次产业革命——走向繁荣之可能》，李少民、刘英莉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第274页。
(13)M.派尔、C.赛伯：《第二次产业革命——走向繁荣之可能》，李少民、刘英莉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第277页。
(14)M.派尔、C.赛伯：《第二次产业革命——走向繁荣之可能》，李少民、刘英莉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第359页。
(15)M.派尔、C.赛伯：《第二次产业革命——走向繁荣之可能》，李少民、刘英莉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第365页。
(16)谢富胜、李安：《人力资本理论与劳动力价值》，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4期。
(17)约翰·斯特拉彻：《现代资本主义》，姚曾廙、寿进文、徐宗士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61页。
(1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8页。
(1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9页。
(2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0页。
(2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1页。
(22)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劳动力价值被当作是给定的。这样的假设在一定的抽象层面上有助于集中分析资本家是如何榨取剩余价值的，但诸如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演变中所需要的技术和劳动技能、雇佣工人联合起来的集体力量与雇佣工人之间的分化、对劳动力价值的影响机制等问题就没有得到系统的分析。(参见谢富胜、李安：《人力资本理论与劳动力价值》，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4期。)
(2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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