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文学抉择与“九十年代新复古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主义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的选择说到底还是一种文化的选择。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曾经经历过一次巨大而艰难的文学选择。从黄遵宪的“我手写吾口”的诗学新论，到梁启超将小说与“群治”建立起密切的关系，从而将一向不登大雅之堂的“稗官野史”的小说抬到正宗文学的殿堂，再到本世纪初叶胡适之、陈独秀所倡导的文学革命运动，主张用“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和“明瞭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来代替他们所谓的“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和“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最终完成本世纪初的一次艰巨的文学转折。这种转折是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总体框架之内完成并且昭示着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艰难起步。但是由于诸多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种文学现代化的进程在起步之后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障碍，使得我们文学的发展状况还不怎么令人满意。到了世纪末的今天。或者说在又一次世纪之交的时候，我们又面临着文学的一次新的选择。
与前一次选择一样，新的选择也具有其多维角度。但在传统与现代的选择方面则出现了新的情况。前一次选择是以逃离传统走向现代为目标的；而这一次选择却有人试图重新回归传统，从传统中寻找解决中国当下文学发展状况与西方相对滞后问题的途径。
这样一种返古性选择或称逆向选择在文学理论界大致以郑敏先生的《回顾》①为代表。
《回顾》以及另外的一些文章，从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别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清算着手，系统地提出了其逆向选择的理论纲领，在文学理论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也为人们进一步探讨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提供了话语操作的契机。其实《回顾》现象并非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与当下文化理论界的一股复古主义思潮（我们不妨将之称为“九十年代新复古主义）相联系。形成“九十年代新复古主义”思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大致说来可有如下几种：
其一，是东方资本主义的成功运操和新儒学的发展。这种东方资本主义或称之为儒家资本主义是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其代表。这是在儒家文化圈内发展起来的一种不同于欧美的资本主义模式。它曾给予新儒学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营养，也给“九十年代新复古主义”提供了某种论证的依据。而新儒学的发展则试图为东方现代化提供一个新的文化模式。这无疑对“九十年代新复古主义”是一种鼓舞。
其二，是在东西方文化交往之中体味出来的一种民族文化的屈辱感。这主要是指文化交往过程中文化的单向输入性。或者具体地说是中国人的“失语”现象。我们总是在言说西方人的话语，而缺乏自己的话语。事实上我们是一个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的文明古国，我们并不缺乏智慧，因而我们似乎不应该失语。追溯其原因，他们认为这都是因为五四白话文运动打倒传统文化，提倡西方文化所致。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正本清源，归回传统。重振东方文明之雄风。
其三，是“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一方面，既然西方欧美式资本主义已从现代阶段发展到后现代阶段，暴露出许多西方文化体系内部所无法解决的问题，而把视界延伸到东方，来寻找东方智慧以解决西方的问题，而我们自己就更有理由重新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了。另一方面是西方的文化殖民主义激起了中国人的民族文化的自尊意识。要以自己的传统文化来对抗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入侵。
其四，是改革开放以来某些地区与行业为了迎合某种异常心理。繁体字的卷土重来，在一定程度也刺激了这种逆向选择的心理的发生。
其五，是八九年风波之后为了反对全盘西化的社会文化思潮，对弘扬民族文化遗产的高姿态高格调的处理，也为“九十年代新复古主义”提供了一种合适的社会气候。
在这样的一些背景之下，不但出版界良莠不分地出版了大量的古代典藉，一些大学与研究所的学者们也撰写文章或发表谈话，大谈传统文化对于中国未来的价值。这确实构成了九十年代初期中国社会文化语境的重要特征。一方面是经济方面越来越开放，强调要与国际方式接轨；而在文化方面，却形成了一股浓厚的复古主义思潮。在这股思潮中，一些并非优秀的文化遗产也就顺潮而起，在理论研究、文学创作直至在一些乡规民约中都有所体现。甚至如《女儿经》与《二十四孝图》这样一些为鲁迅先生早已作过深刻批判的东西也有人在那里大力弘扬。我以为这些做法的客观效果显然是弊多利少的。郑敏先生的《回顾》等文章也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发表的。对于《回顾》一文的其它一些观点包括我的《商榷》在内②已有一些文章进行了分析与评价。在此我主要还想就其所提出的“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问题发表一点个人的看法，而且这也是郑敏先生在《商榷之商榷》③一文中所特别点出的。
有关“二元对抗”问题，是《回顾》及《商榷之商榷》等文章对于胡适与陈独秀的一种强烈的责难。郑敏先生认为胡陈的二元对抗思维表现在其语言与文化理论上为。
文化革新／传统的继承；白话文／文言文；口语／书面语；明清口语文学／其以前的古典文言文学；新文化／旧文化……
而在“／”左边的各项是胡陈拥护的，这本无不对处，但不幸的是他们将其与“／”右边的各项看成是敌对的，而为了树立左边的各项必须打例或贬低右边的各项。以为非此无法实现革新的理想，而不知道左右两边各项的关系实在是互补而非对抗的。并且认为胡陈的这种“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影响深远以至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那场浩劫也是其余波。郑敏先生很注重对于胡陈的“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的批判。认为这是一种僵化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它产生于形而上学中心主义，往往站在一个中心立场将现实中种种复杂的矛盾简单化为一对对对抗性矛盾，并从自己的中心出发拥护其中一项而打倒其另一项。这样就将现实中矛盾的互补、互换、多元共存、求同存异等复杂而非敌对的关系强扭成对抗的敌我矛盾。
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应该说郑敏先生对胡陈的批判的确有其切中肯綮的地方。胡陈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并非尽善尽美。但是 首先，如果胡陈的这种对待传统的“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甚至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这却绝不是事实。我们可以撇开文化大革命是否由于“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所致不谈，仅就“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本身而言，它恰恰就属于传统文化本身，它既不是从西方引进，也不是胡陈的发明，而是深深地植根于我们民族文化之中。严格地说来它是人类共有的思维模式之一种。我们如果回顾一下中国文化的历史，就不难找到体现这种思维模式的历史例证。在“秦皇”“汉武”的时代就已有这种思维模式存在了。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多元共存的局面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时候随着“焚书坑儒”的一次浩劫而归于一统。秦朝复亡之后学术的短暂多元又随着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告结束。这恐怕都是“二元对抗”的具体表现。此外我们似乎还记得数百年前我们的历史上还上演过“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丑剧。这些似乎都不能由胡陈来负责。而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准确地说它应该属于传统文化中消极落后一面的恶性发展所致，而不仅是“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事实上与胡陈所谓倡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更无关系了。
其次，就其具体所指而言，对于“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也要具体分析。比如在文化的革新与传统的继承问题上，胡陈并未关上大门。特别是胡适之在新文化运动之后不久就对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思想观念进行了某种调整。他在1918年发表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就持渐进的批判、研究与改良的态度，而不主张突进的革命。他的结论是“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进化的。”而且在对待白话与文言的选择问题上也不是凭空杜撰出一种语言系统，而是将已有的白话语言系统“扶正”而确立新的官方与民间的正式或法定用语。而在这种扶正过程中，也并未对文言的有用成份关上大门。文言也是胡适之所倡用的新的白话语言的构成来源之一。这与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所要做的根本不同。又比如白话文（口语）、文言文（书面语）（这是按郑敏先生的理解）这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我们如何才能让它们在体系的意义上多元共存？也就是说作为官方用语或作为民族的共同的普通用语，我们只能从这二者之中择其善者而用之。至于人们在私下使用文言恐怕并没有人会去禁止。而新文化的建立却必须以旧文化的退隐为前提。旧文化的合理成份可以作为养分吸收到新文化的体系之中。如何才能在保留旧文化的整个体系的前提下建立新的文化体系呢？在旧质不变的前提下如何才能产生新质呢？
至于对于古典文言文学，胡陈确实采取了比较激进的态度。但这可以理解为历史在前进的过程中所应付出的某种代价。由于作为古典文言文学的载体的文言本身的局限、使得古典文言文学的精华一时无法进入胡陈的视野。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之后，这也已不成其为问题了。因为对于传统文言文学人们并不总是持与胡陈相同的态度。闻一多、李金发、戴望舒、穆业、郭小川以及包括郑敏先生在内的一些其他的新诗人不是在对传统与现代的沟通方面作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探索吗？
再其次，我们也不能一概地反对“二元对抗”。在某种情况下，在某些事情上，本身便是二元对抗的。特别是如上文所提到的新文化与旧文化作为两种思想体系本身便是对立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新文化讲的是科学与民主是平等观念，而旧文化讲的是专制与愚昧，是等级制度。这怎能同时表示赞成，又怎能互换与互补呢？旧的文化体系中的合理成份只能以因子的身份进入新文化之中，或者向旧文化中注入新机，使之合理化，而维新改良的失败，使得中国文化在旧体系内的改良丧失了唯一的一次机会。再说如果这种改良成功是否还存在新的文化体系也就是一个疑问了。事实上，旧的文化体系并没有因为新的文化体系的建立而崩溃，而只是退隐到一种非主流的地位，它以一种隐形文化状态借助于文化的惯性作用与新的文化体系较量。最终是从一种历史合力的形式而发生作用的。这恐怕是胡陈所未能料到，而且郑敏先生也未意识到。
其实，如果我们绝对地摒弃“二元对抗”而倡导多元相容，这种思维模式本身却也是一种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因为它的表现方式也是把思维模式分为“二元对抗”与“多元相容”，而站在多元相容的立场上反对二元对抗。如果我们作这样的推论恐怕也不能认为是在强辞夺理吧！
以上是我对于“二元对抗”的一些思考，谬误可能是难免的。
此外，我想再谈谈新复古主义问题。“九十年代新复古主义”从本质上讲是对现实文化表现出的一种不满情绪。这一点恐怕也是当下人们所共有的感觉。但是在进行新的选择时新复古主义就走向了“向后转”与“民族中心主义”的误区。
“向后转”的意图是到传统武库中去寻找对抗西方话语的武器。这里隐藏着一种民族文化对抗的情绪，也是一种民族文化中心主义。而这种对抗最终可能导致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互相封闭，而制约人类文化的发展。我们进行文化选择的正确的价值取向应该是对于现有人类文化的一种超越。那种为了与西方争一日之短长的文化观念是缺乏人类文化的阔大胸怀的。我们应该有言说自己的话语，但这种话语不应该仅仅是为了表明我们的民族特色，而更多地应该是从表明我们对人类文化的绝对价值所作出的贡献方面去考虑。我们不应该从东西方文化对抗的角度看问题，而更多地应该从东西方文化互补的角度看问题。比如东西方社会人与自然关系原则的互补。中国人更多地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强调天人合一。这种认识原则常常让人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虽然古代荀子也曾提出过“人定胜天”的命题，但事实是这种思想并未能得到很好的利用。而西方则更多地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与利用，西方文化自然发展到现代和后现代阶段。当然在西方也出现了人与自然的严重对抗。西方文化需要东方文化的某些因素进行微调。而中国文化则更需要西方文化的强劲活力来发展自己的现代化。这应该是不容置疑的。而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特别是随着未来世界信息高速公路的开通，真正的“地球村”将由概念变为现实。我们将会发现先前和当今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不畅、语言不通而形成的乡土文化（文学）与国别文化（文学）都将成为历史，代这而起的将是一种世界文化（文学）。而歌德所设想的世界文学也将不再是一种概念性的东西。
其实东西方文化在历史上已经有过成功的互补。比如艺术观念再现与表现的互补，随着欧洲传教士的东来与西归，东方艺术包括文学、绘画、书法等被带进西方，在文学上对于西方表现论的诞生，绘画上写意派的诞生甚至对于后来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都有某种关系在。而西方文学艺术则直接促进了中国文学艺术的现代化的进程。这也是无可怀疑的。从这种立场出发，在另一个世纪之交即将发生的时候，传统与现代的问题本来是一个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
首先我们无法回归传统。我们无法象新复古主义者所愿望的那样去全面回复繁体字与文言文。重新浸淫于经史子集的传统典藉之中。在鲁迅与巴金都很少有人去读的当今社会，在公众传媒与通俗艺术如此发达的当今社会（虽然经济发展水平还处于前现代，而文化消费确已具有某些后现代的特征，这种回复的愿望显然是缺乏感召力的。
其次，我们也没有必要回归传统。从文学进化的角度讲，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这已为文学的历史所证实。同时某些文学样式在某个时代达到其辉煌之巅，为其它任何时代所无法超越。这也为文学的历史所证实。所以有过辉煌的诗歌实绩的国度，出现过伟大的世界级的诗人的国度与今天能否再出现世界级的诗人恐怕并没有必然的关系。所以在西方曾经出现过荷马和他的史诗，以后并没有再出现荷马。同样，我们如果期望在未来的时代里能再出现一个鲁迅式鲁迅式的杂文家也不可能。因为形成鲁迅的历史与文化环境已发生变化。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书写与阅读方式的变化，甚至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文学艺术样式的存在都将成为问题，更惶论其它呢？
当然我们不必回归传统，我们也不必埋葬传统。传统代表着人类过去的历史轨迹。健忘的人类不妨常常去翻捡传统，在新的时空中以现代人的视角对传统进行新的审视，以获取继续前进可能有用的某种精神启迪。这无论对文化或文学而言都是有意义的。但这是一个现代人为了现代的目的对传统的利用，而不是对传统的一种顶礼膜拜。
探讨中国新文学所走过的道路，总结新文学的历史教训，从清算五四新文化运动着眼，窃认为最后恐怕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在新的世纪之交进行新的文学选择时，我们应以一种更为现代的精神来处置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不管怎么说，这种选择应以一种人类文学价值的绝对增值为前提。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是任何力量所无法改变的。而“九十年代新复古主义”的理论贡献也将只能体现于形成未来文学的历史合力之中。
注释：
①见《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
②③见《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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