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多限 前路犹长——中国现代版权产业的梦想与现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前路论文,中国论文,现状论文,版权论文,梦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几个与中国近现代史密不可分的名字，点缀了中国版权贸易的开端
中国版权贸易的起点处，闪现着辜鸿铭、严复、林语堂、张元济几个令后人佩服的身影。1898年，辜鸿铭译《论语》英文本由上海别发洋行出版。但今天我们已无从得知，这本专为“受过教育的有头脑的英国人”翻译的书，其译者是否获酬及如何获酬。1899年，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张元济与严复就出版严译《原富》达成协议，以2000元买下译稿，书出版后再按两成付版税。这是今天有据可查的我国最早的现代意义的版权贸易合同。
中国著作权人授权外国翻译出版的第一部作品属于这期间活跃异常的辜鸿铭名下。这已经是1924年。欧根·狄特利希斯(Eugen Diederic-hs)出版社出版了施密茨(Schmitz)翻译的德文版《中国人的精神》（辜鸿铭著《春秋大义》的另一译本）。该书的翻译出版得到了辜鸿铭的同意。
1923年的9月12日，中国代表在《国际禁止淫刊公约》上签字，这是中国加入的第一个国际出版公约。
1935年9月，林语堂的《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经赛珍珠代理在美国出版，旋即登上全美畅销书排行榜首，四个月内连印7次，又很快售出欧洲多种文学翻译权。中国作家在美有如此影响，林语堂是第一人。
10年引进18400项，157家出版社描模中国版权产业希望
中国版权贸易的迅猛发展是最近10年的事。1992年的10月15日和30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分别在中国生效，我国的版权贸易由此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一个现代版权产业的期待也由此植入中国出版人的心中。据新闻出版署最新统计，1990年9月到2000年5月的10年间，全国开展了版权贸易的157家出版社共引进图书18400项，输出4600项。版权贸易呈蓬勃发展之势。
据新闻出版署版权司辛广伟处长介绍，今天，版权贸易在国家科技发展与经济建设方面的作用日益显著。目前，引进作品已不再局限于《廊桥遗梦》、《马语者》等文艺类畅销书，像《第一推动丛书》、《爱因斯坦文集》、《动物世界的奥秘》、《儿童世界百科全书》等有较高价值的少儿、艺术、社科、科学类书籍也已开始被陆续引进。电子、计算机、财经、贸易、语言类图书成为引进热点。这种趋势是与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同时也满足了人们渴望了解世界，渴望掌握新知识的需要。
引进版权的来源也依然主要集中在美欧日等少数国家，但对象范围进一步扩大，显示出多元化趋势。1999年，我国从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加拿大引进版权的数量约4700余项；占全部引进数量的77%，其中美国就占了45%。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程的加快，这一趋势还将继续下去。可喜的是，印度、马来西亚、哈萨克斯坦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成为我国图书版权贸易的伙伴，它预示着我们对这些国家的了解的进一步加强，与这些国家交往的进一步深入。
与港台地区的版权贸易依然活跃，港台地区在内地引进版权中的中介作用加大。祖国内地与香港、台湾的版权贸易数量在经过了波浪形起伏变化后又呈现上升趋势。1998年，祖国内地从台湾引进版权870余种，1999年也有770余种。在从港台引进的版权中，有一部分是港台地区的作品，还有一部分是外国作品，且这一部分的数量占了一定的比例。如《学习的革命》，虽为外国作品，却由香港公司引进，成为港台地区在内地版权贸易中的中介作用加强的最好例证。而在内地的版权输出方面，港台地区特别是台湾地区依然是内地版权的主要输出地。1999年，内地出版社对台湾、香港的输出数量占当年输出总数的67%，表明台港依然是内地图书版权的主要利用者。
当前，版权贸易作为一种新型商业形式，愈加受到关注，有关版权贸易的专业研讨与培训增多，对版权贸易人才的培养也开始得到重视；相关行业组织在版权贸易中的作用不断加大，特别是版权代理机构从无到有发展起来，从1998年成立第一家版权代理机构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至今，全国共有版权代理机构24家。他们凭借专业性强，操作规范，信息渠道相对畅通等优势在促进版权贸易发展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
10本进，一本出，中国现代版权产业之路依然漫长
尽管10年奋发进取，中国的版权贸易取得丰硕成果，但以现代版权产业的目标衡量，当前我国的版权贸易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有一个数字一直沉甸甸地摆在我们面前。据辛广伟介绍，自1996年以来，我国引进与输出图书的比例大致为10:1，引进与输出的比例严重失调。版权贸易是双向的，输出与引进，是不可或缺的翼翅。科学合理的版权贸易应该是双方共同发展，平衡前进。而且，我国的出版业要走向世界，也必须跨出国门，参与国际大市场，进而获取自己的一席之地。然而由于我国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处于发展中阶段，所以，引进版权数量远大于输出的局面也将会持续很长时间。版权输出仍然是一项有待加强的工作。
在对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负责人齐相潼和商务印书馆版权处处长江远的采访中，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国内版权贸易不良竞争的担忧。而出版部门购买国外版权存在随意性和盲目性，已经成为有关人士反映最强烈的问题。目前许多出版社对引进版权表现出“热情有余，冷静不足”的状况。一方面对国际图书市场知之甚少，对引进的图书和国外及港台出版结构了解不够，信息的来源局限于图书市场排行榜和版权公司的推荐，在浩翰的书海中抓不住真正一流的图书选题；另一方面，对国内读者需求了解不透，无法把握引进的图书是否能得到读者和市场的认可。于是出现一哄而上，哄抬版税的局面，结果是选题重复，图书滞销。
对于实现版权贸易的有序化和规范化，业内人士认为根本在于中国出版业整体实力的提高。现阶段，版权贸易不应单单是商业行业，尤其需要国家的支持。精通版权贸易知识的人才匮乏，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关部门应适时组织人员培训，系统学习有关版权贸易的规则和国际惯例。版权主管部门在各出版社进行引进版报批时，应给予原则性指导，更要认真调研审核，合理统筹安排，避免资源浪费。目前，国内一些版权代理机构存在着信息不灵，实力不强，业务不熟等问题，缺少实力雄厚，能与国外直接对话的版权代理机构。当务之急是版权主管部门、版权代理机构以及出版社，携起手来，共同规范我国版权贸易市场。
与此同时，每引进10本书才输出一本书的事实，让我们不能不反思一下版权输出究竟卡在了哪儿。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现代科学技术尚落后于发达国家，同时，图书出版业的发展也落在发达国家之后。总体上讲，我们需要借鉴的东西比较多。而语言上的障碍也使中国文化很难直接进入西方主流社会。此外，宣传力度不大，精品书不多，选题撞车现象严重，代理制尚不完备……这一系列问题影响了版权输出工作的展开。有识之士认为，要打开西方图书市场，就要先深入地了解西方出版业状况及版权交易的整套过程和相关规则，经常参加一些国际性大书展，建立稳固的业务联系。同时，为了有效的开展对外版权贸易，需要建立和健全版权代理机构，使之以自己的专业化优势吸引服务对象。而在出版结构上，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前提下，应不断开拓创新，特别是在儿童文学、经济类图书方面，中国出版界大有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