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新发展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新发展论文,人力资本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60年代以前的西方发展经济学强调资本的作用，认为资本存量的规模，尤其是资本积累的快慢，是促进或限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新古典发展经济学批判了这种片面性的观点，作出了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决定性因素的分析。以科斯(R.Coase)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重视制度因素，认为制度创新决定经济增长。舒尔茨(T.W.Schultz)等人则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从劳动力要素的角度，探讨人在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认为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是刺激经济增长、缩小收入差异的根本所在。80所代以来，罗默(P.M.Romer)、卢卡斯(R.E.Lucas)等从新的角度分析了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提出了“新增长理论”。深入研究人力资本理论对人口众多、资源稀缺和资金短缺的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有特殊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人力资本理论的历史背景
60年代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不是偶然的。战后，特别是50-60年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导致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发生巨大改变。如果不相应地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就不会有好的经济效益。战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也告诉人们，必须摒弃单纯重视物质资本，而忽视人力资本的传统观念和作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欧和日本的工厂、铁路、港口等物质资本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城市也都毁于战火之中。战后，在外资援助下，这些国家的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其程度之快完全出乎人们的预料。发展中国家战后也同样接受了大量国外的物资财政援助，但其经济发展速度却不尽人意。同样利用外资，何以有如此不同之结果？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两类国家在人力资本上存在着重大差异。西欧和日本在战火中毁坏的只是物质设备，而具有较高文化和技术技能的人力资源，虽有伤亡，但仍然存在，一旦有了大量物资可供利用，它们的经济就会很快地发展起来。而发展中国家却不然，由于教育文化落后，劳动者的技术、管理水平底下，虽有物资援助，但缺乏吸收能力。虽然不能说这就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差距日益扩大的全部原因，但无疑构成了其中的因素之一。
1960年，舒尔茨发表了题为《人力资本的投资》的演说，对人力资本作了系统论述，震动了西方学术界，并由此开始了对人力资本理论研究的热潮。
在舒尔茨看来，和体现在物质产品上的资本被称为物质资本一样，体现在人身上，主要是劳动者身上的资本，则是人力资本，如劳动者的智力、知识、技能和健康状况等等。舒尔茨使用人力资本的概念，分析了战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尤其是日本和西德的经济复兴）中出现的用传统资本理论无法解释的三个事实：(1)根据传统理论，资本—收入比率将随经济的增长而提高，但是统计资料却表明这个比率不断下降。舒尔茨认为，这是因为没有把人力资本因素考虑在内。人力资本的增长不仅比物质资本，而且比收入都快。(2)根据传统理论，国民收入的增长与资源耗源的增长将同步进步，但统计资料显示的结果却表明，国民收入远远大于投入的土地、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等资源总量。舒尔茨认为，投入与产出间的增长速度之差，一部分是由于规模收益，另一部分是由于人力资本带来的技术进步的结果。(3)战后工人工资有大幅度增长，它反映的内容是传统理论所无法解释的。舒尔茨则指出，这个增长正是来自人力资本的投资。
上述分析有力地证明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决定作用：首先，一国人力资本存量越大；人口的素质越高（人口受教育程度、科技文化水平和生产能力越高），它将导致人均产出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次，人力资本本身具有收益递增的重要特点。再次，人力资本还会导致其它物质资本生产效率的改善。它可以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技术操作的工艺水平，从而增进物质资本的使用效率。同时人力资本的不断发展，不断积累，能直接推动物质资本的不断更新。可以说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与舒尔茨不同，增长理论的学者们是沿着另一条思路——经济增长的模型来论述人力资本的。继索洛(R.W.Solow)1956年发表“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一文后，一大批经济学家卷入了对增长理论的研究，提出了一些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型。乌扎华(H.Uzawa)在1965年发表的文章中修改了索洛单纯生产部门的模型，并引进教育部门。乌扎华的模式假定社会配置一定的资源到非生产的教育部门，教育部门对产出的贡献是通过其对生产部门技术水平提高的作用而间接实现的。乌扎华的模型如下：
A[.]=G(A,LE)
式中的A[.]为技术进步的变化率；G为函数符号；A为现有技术水平；LE为教育部门的劳动力。此方程式表示：技术进步的速度取决于现有技术水平和教育部门的资源配置。在乌扎华方程式下，产出是由下式决定的：
Y=F(K,A,LP)，其中LP是生产部门的劳动力配置，这种投入产出式表明产出是有形要素和教育部门带来的技术的函数。由于加进了教育的因素，乌扎华的模型又常常被称为最早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型。
从80年代中期开始，以罗默的《收益递增和长期增长》及卢卡斯的《论经济发展机制》的论文为标志，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发生了深层变化，即“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出现，学术界称其为“新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工作的核心在于修改古典模型中的生产函数，在新古典的生产函数中加入人力资本的投入，给人力资本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
二、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新发展
到目前为止，人力资本理论尚无一个完整的体系，但其包括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我们将其归纳为两个方面：对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作用的论述和人力资本投资的范围与内容。
（一）来自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
1.罗默的“收益递增型的增长模式”。在罗默的模式中，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它们不仅能形成递增的收益，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递增的收益保证着长期经济增长。
罗默模式的主要公式是：
Qi=F(Ki,k,Xi)
式中Qi为i厂商的产出水平，F为一切厂商的连续微分生产函数，Ki为i厂商生产某产品的专业化知识，k为一切厂商可使用的一般知识，Xi为i厂商的物质资本和劳动等追加生产要素的总和。
罗默模式的意义在于，它将知识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纳入增长模式，并且认为知识积累是促进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它把知识分解为一般知识和专业知识，一般知识可以产生规模经济效益，专业化知识可以产生要素的递增收益。两种效应的结合不仅使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本身产生递增的收益，而且也使资本和劳动等其它投入要素的收益递增。对于个别厂商来说，这种递增的收益形成垄断利润，而垄断利润又成为新产品研究与开发的资金来源。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在长期内能够持续增长，以及世界各国或不同的企业在经济增长率、人均收入水平等方面产生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罗默还据此批评了索洛模式中技术进步与资本投入无关、经济增长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凸性特征即趋同的观点，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具有明显的相关性，经济增长在世界范围是凹性的“差异性增长”。罗默模式更具有启发意义的一点是，它指出国际贸易不仅促进了知识在世界范围迅速积累，而且通过新技术的引进提高了穷国的生产效率；同时，由于直接引进新技术而节约了本国的研究与开发费用，也间接增加了国内的资本积累。这两方面的效应可以使穷国的经济发展更快，并在较短的时期内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2、卢卡斯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式”
和罗默的研究稍有不同，卢卡斯修改了乌扎华的理论，于1988年发表了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另一种新增长模型，他尝试用人力资本解释持续的经济增长。他证明了人力资本的增长率与人力资本生产过程的投入产出率、社会平均的和私人的人力资本在最终产品生产中的边际产出率正相关，与时间贴现率负相关。
卢卡斯运用更加微观化的个量分析方法，将舒尔茨的人力资本引入索洛模型，视其为索洛模型中技术进步的另一增长的动力形式，并具体化为“每个人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他认为人力资本积累为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并使之内生化。至此，人力资本因素在西方主流派经济增长理论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卢卡斯模型由两个模式组成。第一个是“两时期模式”(Two periods Model)：
这是一个“人力资本积累模式”。式中h(t)为人力资本（以劳动者的劳动技能表示），σ为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U为全部生产时间，[1-u(t)]为脱离生产在校学习时间。（设生产时间与在校学习时间之和为1）。
这个模式将资本区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形式，将劳动划分为“原始劳动”(Raw Labor)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Specified Human Capital)，认为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卢卡斯区分了人力资本所产生的两种效应；通过正规和非正规的教育而形成“内在效应”，它表现为资本和其它生产要素的收益都发生递增。这种情况可以用“两商品模式”(Two Goods Model)来更清楚的表述：
Ci=hi(t)Ui(t)N(t); i=1,2.
式中Ci为第i种商品的产出，Ui(t)为全部生产时间或生产i商品使用的劳动量，hi(t)为生产i商品所需要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N(t)为人时计量的劳动投入。式中使用了Ui(t)而不是[1-u(t)]，说明人力资本不是通过学校学习，而是通过“边干边学”所形成的外在效应；同时也说明，与其说一般的人力资本是产出增长的主要因素，不如说是生产某一种商品所需的特殊的或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即专业化的劳动技能）才是产出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两商品模式还被用来进行两个厂商或两个国家之间交换商品的比较。假定有两个国家或两个企业同时生产两种商品C[,1]、C[,2]，那么它们各自的人力资本水平及其比较的公式就是：
这个公式表明：若q>1，表示第一种商品的人力资本水平高，若q<1，表示第二种商品的人力资本水平高，若q=1，表示两种商品的人力资本水平一样；同理还可以说明：若q>1表示第一种商品是“高人力资本”或“人力资本密集型”商品，反之则是“低人力资本”商品。卢卡斯认为，利用这个公式可以很方便地判断不同国家人力资本积累率的高低，从而判断其经济增长率的高低。显然，高人力资本增长率的国家收入增长率也高。正是各国在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导致了各国在经济增长率和收入水平方面的差异。
卢卡斯对国际贸易问题的分析也很有启发意义，他指出，两国之间的经济增长率和收入水平的差异，主要产生于它们在生产商品时投入的人力资本的差异，人力资本增长率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也高。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国应集中有限的资源生产和出口具有人力资本优势的产品。依据这个理论，卢卡斯解释了国际资本出现“倒流”现象的原因。他认为，由于知识和人力资本可以产生递增收益，因而人力资本存量高的发达国家资本利用率高，能够吸引较多的国际资本。卢卡斯还特别指出，扩大经济的开放度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吸收新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更快地实现经济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
3、斯科特的“资本投资决定技术进步”模式。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将英国经济学家斯科特(A.D.Scott)列为“新”增长理论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和“新”增长理论相同，斯科特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但他强调技术进步的作用是与投资密不可分的，这种作用可以用投资的数量来测量。从这一方面，他认为“新”增长理论将人力资本或知识投入作为单独的要素是错误的，知识投入或人力资本与投资是结合在一起的。斯科特从动态方面考虑了劳动力质量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建立了一个有物质资本投入和“质量调整过的劳动力投入”两个变量的简单模式。这个模式依据对10个国家一百多年经济增长的统计和技术专利史的研究，强调了技术进步对资本投资的依赖关系，即资本投资决定技术进步。该模式为：
g=gw+gL
g=aps+ugL
式中g为经济增长率，gw为工资增长率，gL为“质量调整过的劳动力”（相当于卢卡斯所说的人力资本）增长率，a为线性概率系数，p为投资增长率，s为产出中总投入的份额即投资率，u为劳动效率。
斯科特模式说明，产出的增长率等于年均投资率加上年均生产率的增长率。从公式可以看出，p取决于s，如果投资率递减，当s增长时，p就会下降；同理，当劳动的收益递减时，随着gL的增加，u也下降。这个模式强调资本投资决定技术进步，但不是简单地重复古典的资本积累论，而是同时强调了经济增长中知识和技术对劳动力质量和劳动效率的影响。除此之外，它还强调了不发达国家发展国际贸易的意义，即国际贸易可以产生一种“赶超效应”，通过贸易来吸引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就会少走弯路，从捷径赶超发达国家。
（二）人力资本投资的范围和内容
舒尔茨曾经将人力资本投资的内容概括为五个方面：其一，医疗和保健。它包括影响一个人的寿命、力量、耐力、精力等方面的所有费用，保健活动既有数量要求又有质量要求，其结果必然是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其二，在职人员训练，它包括企业的旧式学徒制。在职人员训练支出是相当可观的，由此产生出一个重要的问题：由谁来负担这笔费用？加里.S.贝克尔(G.S.Becker)曾就此提出过一个观点，在竞争的市场上，受雇者自己支付全部训练费用，最初可能使其净收入减少，随后则会使之大幅度增加。其三，学校教育。它包括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教育成本是指学生直接用于教育的费用和学生上学期间所放弃的收入。其四，企业以外的组织为成年人举办学习项目，包括农业中常见的技术推广项目。其五，个人和家庭为适应于就业机会的变化而进行的迁移活动。
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学家们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不断深化，从而使舒尔茨所提出的人力资本投资的诸项因素具体化、数量化了，其内容越来越丰富。从以上人力资本投资的五项内容来看，其发展如下：
1、保健支出是人力资本投资一个重要方面。人力保健的投资，包括医疗卫生费用和劳动者卫生、安全保护费用两部分，它维持和恢复了人力资源的劳动能力，是一种具有“修理”或养护性的费用，可以认为它是对人力资源在使用过程时的附加投资。卫生保健，是通过对患病者的医治和健康者的预防措施，来减轻或消除疾病对人类的侵袭，维护人的劳动能力。卫生保健投资包括医疗卫生部门人员的工资、医疗卫生设施、医用仪器设备、药费等。通过这些投资，可以取得下列效益：第一，延长人口的平均寿命，增加人的劳动年限，这等于廉价生产出人力资源；第二，保护和提高人们的体力和智力，提高同量活劳动的产出率；另外，卫生保健费用的投资（预防费用），能够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减少患病率，由此减少劳动者患病导致的工作日下降的经济损失和患病后的数额较大的消极性治疗费用。
一般情况下，政府并不承担对全社会日常保健的投资支出。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国家，政府用于医疗卫生的支出都是被当作一种社会福利来对待的。虽然政府并不负责承担企业职工日常保健支出，但对于失去劳动能力、没有劳动收入来源而需要救济的贫民来说，则往往需要政府通过各种医疗补助方案，以转移支付的形式进行一定规模的日常保健性投资。
保健性投资支出是一国国民素质不断提高的物质基础，也是一国家经济发展与增长有无后劲的关键因素之一。
2、学校教育。教育支出是对人力资本的长期投资。教育有双重效应：一方面，人们受教育后，获得了知识，提高了技能，从而增加了对新的工作机会的适应性和工作中发挥专门才能的可能性，这称为“知识效应”；另一个方面，人们受教育后，可以改变不正确的价值判断，提高纪律性，加强对工作和社会的责任感，从而促进受教育者参加经济活动并提高作好工作的积极性，这叫做“非知识效应”(non-cognitive effects)。
80年代以来西方人力资本理论对学校教育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对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上，教育投资按照投资主体的不同分为两种：一种是家庭投入的，称为个人教育投资；一种是政府或社会投入的，称为社会教育投资。
就个人教育投资来说，如果随着教育级别的上升，教育收益逐渐增加，而教育成本的增加不如教育收益增加得快，则这个家庭让子女受更高的教育是有利的。相反，如果随着教育级别的上升，教育收益不增加或增加很少，而教育成本的增加很快，甚至超过教育收益，则这个家庭就不愿意把子女送入级别更高的学校，但教育收益在投资时不是现实的，而是预期的，因此，在估算教育收益时要对某级教育在未来年份的收益进行贴现。未来某一年的预收益可用下列公式计算：
式是，V[,0]表示t年教育收益的贴现值，E[,t]表示t年的教育收益，r表示利率。
如果要计算某级教育n年的全部预期收益贴现值，可以把n年的预期收益贴现值总和计算，如下式：
式中，V表示n年中所有预期教育收益贴现值的总和。
个人教育投资的成本分两部分，一是直接成本，指父母对女子完成某级教育的全部实际货币支出，如学费、伙食费、书籍费、交通费、住宿费等；一是机会成本，指子女在就学期间所不得不放弃的收入。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受的教育越多，放弃的收入就越大。包括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两部分在内的个人教育投资成本也是预期的，也需要贴现化为现值。n年中所有预期教育投资成本贴现值总和计算如下式：
式中，C表示n年全部教育投资成本的贴现值，C[,ct]表示t年的教育直接成本，Cit表示t的教育机会成本，Ct表示t年的全部教育成本。
如果V>C，则教育投资是有利的；如果V 确定教育投资是否处于最优状况，要计算内在收益率(internal rate of return)，它是贴现成本之和与贴现收益相等时的贴现率，可观察下式： 式中，i表示内在收益率。通过计算内在收益率还可以把教育投资的收益率与其他投资收益率作比较，分析教育投资是不是最合算的。 上述的个人教育投资的成本——收益计算方法，也可以用于社会教育投资的评估。世界银行的统计学家们曾经以“社会收益率”(social rates of return)作为衡量社会教育投资经济效益的指标，其计算方法如下： 税前收入 教育投资社会收益率＝──────────────────── 因上学而牺牲的收入+对教育的公私支出 巴尔比尔·杰因(Balbir Jain)1991年对世界100多个国家教育收益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教育收益率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3、劳动力迁移。根据收入均等化的理论，人们有一种向能够获得收入最高的职业或者地理位置流动的趋向，而收入差别的定义是比较广泛的，包括非货币性的工作条件的差别。 劳动力的迁移或流动行为可以从流动的收益和成本两方面进行分析。如果潜在的收益大于成本，那么流动就会发生，否则就不会发生。劳动力迁移与教育程度正相关，与年龄负相关。决定流动的净收益现值的因素决定着流动决策，下述公式明确地表示了这些因素，这个公式可用来精确地计算净收益： Bjt第t年新工作(J)产生的效用； Bot第t年原工作(o)产生的效用； T=预计从事j工作的时间长度； r=贴现率； C=流动自身的效用损失（直接成本和心理成本）。 显然，流动的净收益现值越大，从新的工作中获得的效用越大，在原有的工作岗位上就越觉得不愉快。流动造成的直接损失越小，在新的工作或生活于新的地区预期停留的时间越长（T越长）。 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是各个国家经济发展中经历过和正在经历的，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因素是多样的和复杂的，它包括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多种因素，其主要影响因素是农村劳动力数量、耕地面积、农民收入、农业多种经营和非农产业发展水平，以及两地的距离、语言、文化、传统习俗等。 迄今为止，关于农村劳动力迁移的理论模型，最为著名且影响深远的莫过于托达罗(M.P.Todaro)的理论。其数学表达式为：|M(t)/S(t)=β+p(t)·f[d(t)] 式中：M(t)表示t周期内人口迁移数量，S(t)表示t期内城市原有人口数量，f[d(t)]表示农村城乡实际收入差别的比率，p(t)表示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就业的可能性，β表示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系数。 有的学者根据托达罗的模型和观点推出了“托达罗教条”。所谓“托达罗教条”，包括两个结论。第一，迁移数量或迁移率直接随着就业概率的变化而变化，城市就业机会越多，来自农村的劳动力移民规模也就越大，而随之而来的则是城市失业率的上升。第二，既然城市就业机会影响或决定迁移行为，农村劳动力基本上是根据对于城市就业概率的了解而作出迁移与否的决策的，那么，迁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盲目的”。 当托达罗用城乡预期收入差别来解释劳动力迁移时，他是用城市实际收入乘以城市就业概率来表示城市的预期收入的。由于城市就业概率是失业率的倒数，于是，假设城市实际收入水平不变，失业率越高，预期收入越低，对农村劳动力的吸引力越小，迁移规模也相应地较小。反之，城市就业概率越大，预期收入越高，对农村劳动力的吸引力越大，迁移规模就会相应扩大。由此推论，城市当局创造任何就业机会的努力，都只会吸引更多的移民进城，而不会降低城市失业率。所以，如果不对迁移施以有效的约束，任何试图扩大城市就业的努力都会付诸流水。 三、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新发展简评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50年代末舒尔茨采用新古典分析方法，提出了一般人力资本理论，他概括了人力资本投资构成的五个方面，其理论特点是除了一些统计分析，很少采用数学方法。80年代，“新”增长理论则主要是从经济增长模型中阐发其人力资本理论，把对一般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强调变成了对特殊的知识和生产某一产品所需要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分析，从而使人力资本的分析更深入，更细致，把人力资本具体化、数量化了，这不仅极大地发展了人力资本理论，也给人们在实践中正确认识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并以此根据来调整经济增长速度、预测经济增长趋势，提供了方法和工具。新经济增长理论在实证研究中得到进一步验证，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R.Barro)等人在实证研究中利用罗默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比较了许多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率，统计分析显示该理论是有效的。这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由于缺乏人力资本（即教育），而不是由于缺乏物质资本投资，阻碍了穷国赶上富国。此外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使用罗默模型研究各国的经济增长，例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里查德·鲍恩(R.Rowen)研究了欧洲统一大市场计划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根据罗默模型，他认为贸易自由化大概会提高经济的长期增长。法国的丹尼尔·柯恩(D.Kown)采用了巴罗的理论，研究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他认为东欧国家的教育水平比较高，因而估计各国人均国民收入的长期增长率，每年平均可望达到3%-3.5%。 人力资本理论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这是因为人力资本很难测度。60年代以来，不少经济学家在测量人力资本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尽管目前能定性地说明人力资本对增长有显著的贡献，但定量分析仍没有令人信服的结果。迄今，人们通过教育或工资来衡量人力资本的优劣，然而两种衡量方法都有其弊端。尽管人力资本理论有着众多的不完善和可争议之处，其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仍然日益显示出来。对此，索洛的一句话说明了一定的道理：人们“应该采取一系列步骤（即使它们是不完善的）来改进现有的工作，而不是把精力仅仅限于对不完善性的漫无止境的攻击上”。 中国的实践表明，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成长的贡献明显大于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成长的贡献。据分析，1953年以来，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和政府的教育投资每增加一个单位，都会相应地带来国民收入的较大增长，但政府的教育投资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明显大于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成长的贡献。实施改革前后的相比，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成长的贡献份额略有下降（从2.54%降为2.46%，下降了0.8个百分点），但教育投资的贡献份额却大幅度上升，（从改革开放前的14.8%上升为改革开放后的17.5%，上升2.7个百分点）。当然这并不是说固定资产投资不重要，其实，教育投资对经济成长的贡献恰恰是以每年都有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为必要前提和重要基础的。问题是近年来中国对教育的投资具有大幅度相对下降的趋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脱离了其他投资特别是教育投资的增长，因而造成了固定资产投资的边际贡献率的下降趋势。广州教育学院教育科研所吴映群等人对广州改革开放15年教育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作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广州市1993年教育因素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达到26.5%。 世纪之交是中国人力资源最丰富的时期，也是中国大力开发人力资源的最好时机，这是因为中国目前正处在劳动力存量迅速增长和抚养系数较低时期。据有关资料表明，1995年全国劳动力资源总数为7.43亿，2000年全国劳动力资源将达8亿人左右，可供利用数约为6.8-7亿人。劳动力资源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0%，老年抚养系数约为16%，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人力资源的总量考察，可以认为，世纪之交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尔后，中国将进入老年型社会，2010年老龄人口将占总人口的10%以上；到2025年，老龄人口将达2.5亿，超过美国总人口，占中国人口总量的18%，老年抚养系数为27%。因此，我们应把握住世纪之交这一难得的历史机会，对中国的人力资本进行必要的开发，西方新人力资本理论提出的新观点、新见解，无疑会对中国的人力资本开发提供思路和方法。 标签：人力资本理论论文; 人力资本论文; 舒尔茨论文; 卢卡斯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投资资本论文; 学习迁移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贴现利率论文; 投资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