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调”的国货展览会：1935年无锡国货流动展览会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货论文,展览会论文,无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1930年代国货展览会的重要意义，学界已有研究做了较多的阐释①，如马敏、洪振强认为，展览会通过提倡国货来达到促进工商业发展的目的，并最终实现民族经济的振兴与独立。潘君祥认为包括展览会在内的国货运动在开拓商品市场功能、促进企业进步、推动民族经济发展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在重视国货运动对拓展国货市场、发展民族经济、抵制外来经济侵略等方面的重要意义时，前述部分研究虽然意识到国货展览会有商品销售的一面，但是由于缺乏深入分析，相对而言忽视了国货展览会及国货运动中的复杂面相。在经济危机与企业生存压力下，某些国货展览会的重点不是宣传、改良、劝用国货，而是逐渐变成了倾销国货，尤其是在内地县城或乡村举办流动展览会时，为拓展国货市场，国货团体、国货厂商甚至一般商人等主办者往往采取廉价竞卖的倾销手段，从而酿成国货运动中的国货展览会、国货厂商与地方各业之商业竞争，各地反对国货展览会和国货商场的风潮亦频频发生。本文论述的无锡国货流动展览会即是一例。② 本文据有关史料，以1935年上海市国货推行协会在无锡举办的国货流动展览会为中心，研究了国货流动展览会中的“跑调”现象，试图展现国货运动中的复杂面相。
一、无锡国货流动展览会：反对声中之筹备
在民国时期的诸多国货团体中，较为知名者有中华国货维持会、上海市民提倡国货会、上海国货工厂联合会、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中华国产厂商联合会、上海市妇女提倡国货会、上海中华国货产销协会等。③ 与上述国货团体学界或多或少已有介绍不同，上海市国货推行协会除潘君祥曾略有提及外，目前相关研究几乎没有涉及。④据相关史料，1934年10月，著名社会活动家、学者钱承绪当选为该会主席，在1935年10月无锡国货流动展览会风潮前后一直留任。⑤
如同其他国货团体一样，上海市国货推行协会也极为重视举办国货流动展览会。⑥ 1935年8月，在商人娄郁生的发起与接洽下，上海国货推行协会计划在苏州举行国货运动展览会。钱承绪强调举办目的是：“推行国货，深入民间之工作，使增进服用国货之力量”⑦。为吸引上海各厂商参加，上海国货推行协会发布广告声称将请电影皇后胡蝶到苏州“举行揭幕典礼”⑧。9月1日，苏州国货运动展览会开幕，“即日开始营业，此次展览大会参加厂商有五十余家，期间为二十日”⑨。
在苏州国货运动展览会开幕后不久，经无锡人、江苏省国货工厂联合会理事长薛明剑⑩ 的帮助与接洽，上海市国货推行协会开始积极筹备无锡国货流动展览会，除一方面组织上海各大工厂踊跃参加外，另外一方面也与无锡县党部、县政府、县商会联络，以求获得支持。在获得无锡县党部、县政府的同意与备案后，9月8日，上海国货推行协会致函无锡县商会要求后者暂借无锡公园的一部分作为国货流动展览会的会场：
本会爰遵最近中央通令，利用适当时间，举行国货运动流动展览大会，作用货竞争。于是历在苏嘉平常各县，均得当地党政团协助，致均顺利举办，成绩颇优。今拟趋赴贵县举行，业经贵县党政函复协助在案外，虽查适中地点甚为缺少，为特函请贵会，均为工商集团，在同一战线上，应负予互助之精神，务祈准予拨备，并祈见示，俾予布置：不胜公感。(11)
对此要求，9月10日无锡商会函复该会，称无锡公园另有主管，应请自行接洽，商会“未便过问”。(12)
上海国货推行协会拟在无锡举办国货流动展览会的消息传开后，无锡地方百货、绸布、布厂、袜厂、鞋帽、瓷器、皮箱、铜锡、茶食等业纷起反对。9月13日，百货等九业同业公会致函县商会，以国货竞卖影响营业为由请求商会“迅予制止”。百货等同业公会认为历届国货流动展览会之成绩不仅乏善可陈，而且严重影响地方商业。在他们看来，上海市国货推行协会“伪言来锡竞卖，外假推销国货之名，实则吸收现金，捣乱市商”。(13)
14日，在反对展览会的舆论中，钱承绪赴无锡办理会务。无锡县商会招集反对流动展览会的各业代表与钱承绪举行了谈话会。百货等各业表明了三点态度：首先，对钱氏“所领导之上海各工厂出品”，地方各业“极愿代为销售”；其次，各业代表指出上海国货推行协会来无锡展览竞卖之货品“多数均属次号底货，恐非锡地各业所需要”；最后，各业强调并不反对正当商人的国货运动，所反对者乃是上海国货推行协会的“做销底货政策”。这种廉价竞卖的政策，捣乱无锡地方市场，破坏国货前途，“无异为整个国货运动作一反宣传”。(14)
对待各业的反对态度，钱承绪口头表示愿意停止无锡国货展览会，但是会议后却“取消前言”。为此，9月19日、25日，无锡商会常务委员钱孙卿(15) 两次致函钱承绪反对国货推行协会来无锡举办流动展览会：
此事系为提倡国货，即以过去来锡各项国货流动展览会，以推展国货为名，吸收现金为实，而且价格稍低廉，所销实均次货，各方因此固多纠纷，成绩实在并不见佳。而且目前农村物产、商业亦多衰落，锡地所产丝米，均告失败，内地现金缺乏，恐亦无可吸收。所销劣低货，社会亦多察识，令地方多有纷扰，谅亦知所不为也。(16)
在钱孙卿所代表的无锡商会看来，历次国货流动展览会名为推展国货，实际上是倾销次货。在经济衰落的状况下，若强行举办流动展览会，结果不仅“现金无可吸收”，更令“地方多有纷扰”。因此，对于百货各业反对筹备流动展览会之态度，钱孙卿代表无锡县商会明确支持。钱孙卿指出国货推行协会在无锡举办流动展览会倾销底货，完全系商业行为，“而在商人营业自由，正亦不必假国货宣传之名”。(17) 在无法制止上海市国货推行协会来无锡举办流动展览会的大势下，钱孙卿强调流动展览会既然是一种商业行为，那么对于法令明确规定商人在地方应负之一切捐税，如印花税、营业税、房捐等，亦应与无锡本地各业一律负担，“不能藉口国货，独有免除”。并且对于展览商品，钱孙卿严正劝告上海国货推行协会“勿再鱼目混珠，暗事推销外货”，并期望钱承绪能够“蒇除商人贩卖洋货之生命线”，真正做到正常的国货宣传。(18)
尽管遭到无锡商会、各业的强烈反对，但是上海国货推行协会的筹备似乎有条不紊：即便无锡商会并没有帮助联系无锡公园作为展览会场地，该协会后来另寻到无锡“城内里黄坭桥劝工场原址”，并计划9月底来锡布置商场。(19) 从9月26日起，大中华等50余家工厂开始装运货物，并预定于29日下午在无锡会场举行场位抽签，10月1日将正式开幕，计划展览3周。(20)
二、从商业竞争到请愿风潮：展览会开幕后的矛盾与冲突
10月1日，无锡国货流动展览会如期举行。除邀请无锡县政府、县党部、县建设局等机构外，上海市国货推行协会还邀请了钱孙卿参加开幕典礼，但是钱氏并没有亲自出席，而是派了商会文书李伯森为代表参加。
令人玩味的是，既然无锡县商会反对筹备流动展览会，钱孙卿为何还派代表参加开幕式呢？一方面由于钱承绪“过去有相当信誉”，出于宗族情感、商业交往、“稍留体面”等考虑而不能采取不参加的决然态度(21)；另外一个方面则是开幕前上海国货推行协会在展览会的日程上做了妥协：流动展览会由10月1日起，先展览5日，“至6日起再行开始正式发售”(22)。但是，实际上自1日开幕后，无锡国货流动展览会各参展厂商并没有受此约束，纷纷开始销售商品。(23) 在这种情况下，无锡各业与上海国货推行协会展开了激烈的商业竞争，起初要求平等纳税，继而由于斗殴纠纷酿成各业要求取缔流动展览会的请愿大风潮。
对外来团体频以展览会名义来锡倾销货物，早在1935年5月间，无锡各同业公会就向县政府要求制止“假名饰词，倾销竞卖”，以维护地方商业。对此要求，同年5月24日，无锡县政府曾以“营业自由，载在约法”为由不予支持。(24) 当上海国货推行协会不顾无锡地方众议坚持举办国货流动展览会时，因县政府拒绝制止该展览会，无锡百货等同业公会的反对策略便转向纳税问题，即主张上海国货推行协会应当交纳地方各种赋税，以示平等。
1935年10月3日，百货业、瓷器、袜厂、布厂、绸布业、帽鞋业、皮箱业、铜锡业、茶食业各同业公会代表以上海国货推行协会在无锡临时竞卖“未缴应纳税项”等为由联合赴无锡县政府请愿。各同业公会认为，尽管不能否定上海国货推行协会在无锡的营业自由，但是根据约法，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均有纳税之义务。对于法律所规定的一切地方捐税，如印花税、营业税、房捐等，无论是无锡地方各业还是上海国货推行协会，均应一律待遇，同样负担。
然而，上海国货推行协会却并不愿意承担地方的各种赋税，他们认为：“照废历习惯，官厅对于国货展览，尚未有应缴印花税、营业税、房捐等税项之规定，大致恐因此种展览，为临时性质之故等。”(25) 对以临时展览而不肯纳税之理由，各同业公会极为不满，认为同为商人买卖，对本地商人应交之捐税，客商却可借临时为名得以避免，结果导致本地商人规规矩矩地缴纳捐税，而客商却以临时为名得以减轻成本，赢得“便利竞卖之机会”。因此，百货等业同业公会要求：“在上海市国货推行协会来锡竞卖期内，凡敝业等应负地方各项捐税，亦一律予以免除，或暂准记帐停止缴纳，以期减轻成本，而昭平等待遇。”(26)
对于平等纳税的请愿要求，无锡县政府表示：如国货推行协会租用之房屋期满一月，则照收房捐；营业税，则由营业税局征收所办理。对于营业税，此前上海国货推行协会曾致函税局以便于销售国货为由，要求无锡税局照吴县等地方开办国货展览会的先例，对于参加工厂之国货，免征营业税。10月3日，即在各业请愿的同时，无锡县营业税局致函国货推销协会要求照章收税：
查展览销货，纯系为使民众意识，以利推销者，自当免予课税。贵会此次举行国货展览会，实际上仍有买卖行为，自应照章课税。准函前由，相应函请查照，希即分饬各厂商，将该部营业，分别申报为荷。(27)
据上可知，关于纳税问题，按照展览会的日期安排，房捐是不需交的；然而对于营业税，无锡地方税局则要求照章纳税，原因在于展览会不是纯粹为提高民众国货意识而举办，实际上仍有买卖行为。(28)
无锡各同业公会一方面向政府呈文要求在纳税义务上一律平等，另一方面，对于国货展览会违反有关协议自举行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倾销的事实，百货、绸布等业为营业竞争考虑也开始减价销售，除在无锡本地各报登载广告外，还散发降价传单，藉资宣传。双方的商业竞争导致斗殴事件的发生，矛盾由此激化并最终酿成反对国货展览会的大风潮。
斗殴事件的经过，情形极为简单。10月6日下午，无锡九余绸庄学徒汪玉明在国展会附近散发降价销售传单时，被展览会职员王泳之等“轧入场内，带殴致伤，拘禁不放”，后被公安局派警救出。当晚公安局赴该会拘究负责人时，凶手之一华东绸厂职员王松庆“急欲出避”，结果在玻璃窗上自行磕伤头部。(29)
斗殴事件的发生，如火上浇油，更进一步激怒了地方各业本已不满的反对情绪，他们认为国货推行协会“以客商地位，竟凶殴地方商店之学徒，实开客商从来未有之野蛮行为”(30)。8日，绸布、百货、布厂、袜厂、铜锡、帽鞋、瓷器、皮箱、茶食各业推定顾少平等11人，率同各业商店代表150余人，先后到党部、法院、县政府请愿。
在请愿中，无锡各业强调上海市国货推行协会“假名国货运动，避免一切捐税”，实行商品竞卖倾销吸收现金，实际上是“国货之蟊贼”。(31) 在无锡农村衰落、市面极度凋敝的情形下，各业要求党政机关勒令国货展览会即日结束，以免别生纠纷，致令地方不安。(32)
据相关材料可知请愿结果“不甚令人满意”：县党部答应会同县政府商讨解决办法；法院称自当依法办理；至于禁止国货展览会倾销竞卖以符展览之实的要求，代替县长出面的秘书“答以政府如有法令依据，当从严取缔禁止”。(33)
在绸布百货布厂等业代表请愿未果的情况下，8日，钱孙卿分别致函县政府暨上海国货推行协会主席钱承绪，要求从速结束流动展览会以便消弭纠纷。在致县政府的函中，钱孙卿强调上海国货推行协会以国货运动为号召，实际上却大施倾销次货政策，“实亦非正当国货宣传，与中央提倡之旨相背”。在商市萧条的情况下，县政府应当权衡轻重以地方为主，勒令上海推行国货协会马上结束“国货竞卖”，“以免再酿事端，而保地方安宁”。(34) 对于上海国货推行协会一方，钱孙卿要求钱承绪尽快来锡，劝导其“为地方安宁计，亦为该会保全计”，赶快结束流动展览会。(35)
同日晚，钱孙卿还召集请愿各业以及上海国货推行协会驻无锡办事处双方代表共商解决办法。对于各业代表要求展览会即日结束的主张，钱氏认为应给其一“犹豫期间”，到10月14日结束：“该会原定来锡3星期，前约展览5天，实际亦将两星期有余。但自开幕之日起，即行开始发售，应扣足两星期，至14日为止，须即结束。以后不得再行在锡竞卖，均须各守范围，不得违而相犯。”(36) 尽管上海国货推行协会驻无锡办事处代表徐涛并不愿意提前结束展览会，但在钱孙卿及展览会接洽人薛明剑的劝说下，最终同意了这一方案。
就在无锡地方以为此事已经妥善解决的时候，意外再次发生，纠纷进一步扩大。原因在于参加无锡国货流动展览会的上海各工厂反对提前结束展览。无锡国货流动展览会的主办方是上海市国货推行协会，参加方则是上海大中华等40余家工厂，在8日晚间的商会调解中，徐涛最后表示同意，这也只是主办方的态度，对于参加展览会欲图扩大商品倾销的各大工厂而言，却并不甘心就此结束。10日晚8时，各工厂召开紧急代表大会反对无锡商会的调解方案，否认展览会将于14日结束，同时针对与无锡地方各业的纠纷，提出了4点决议：
一、县商会片面调停（无效），仍照21天成案。
二、呈请县政府严惩祸首，驳斥县商会片面之言，以维提倡国货。
三、发表宣言，请当地民众对提倡国货予以公道拥护，以保生产救国。
四、如再有暴动行为，全体损失，应由九余绸庄负完全责任。(37)
据此4条而言，各参展工厂的态度可谓极为强硬，不仅认为商会是片面调解，甚至要求县政府严惩祸首，并且直言如有暴动，损失应有九余绸庄负责。此外，上海市国货推行协会驻锡办事处代表徐涛也致函县政府，以县商会调解时“该会未与议决”为由否认自己曾同意提前结束展览。
国货流动展览会的主办者、参展厂商否认调解的态度引起了无锡地方各业的极大愤怒，双方的纠纷因而升级。12日上午9时，百货、绸布、布厂、袜厂、鞋帽、瓷器、铜锡、茶食、皮箱等同业公会代表20余人会集商会，声称如果到14日国货展览会方面仍然继续商品倾销而政府仍不加制止的话，各业只有一致停业，任其捣乱市场。但是，对于各业应当交纳之捐税，则从1日起暂时一律停止。(38)对于各业代表的激烈反应和责难，12日晚，无锡商会主席杨翰西(39) 约集县党部常委李惕平一同赶至县政府，请求县长汪宝瑄以地方为重，谕令国展会接受商会调解，不得自由行动，以免酿成意外事端。在这种情况下，汪宝瑄当即电传国展会代表徐涛赶到县政府，经过劝导，“旋即决定由党政分别函知该会，于本月15日闭幕，16日结束，国展会拟于16日请商会到商场审查”(40)。对此结果，各业代表表示满意，愿意照常营业。13日，上海市国货推销协会主席钱承绪致函钱孙卿，对此方案亦表示完全同意。(41)14日，应无锡商会的要求，钱承绪亲自到无锡办理结束事宜。在同无锡商会领袖杨翰西、钱孙卿二人会面后，钱承绪保证展览会在15日闭幕，停止营业。对因自己约束不力导致此次纠纷，钱承绪亲自书写歉谢广告，送登各报：
此次来锡举行国展，因敝人枢沪日多，未能驻锡兼顾，致与当地各业诸未接洽，发生误会，幸赖地方党政当局，暨商会诸公，力为主持，得以和平解决，用特登报声谢，并表歉忱，诸希公鉴。(42)
15日，国货流动展览会按期闭幕，请愿风潮得以平息。至于国展会与九余学徒伤害部分，在流动展览会结束的和缓局势下，无论结果如何，此时已经不是各方关注的重点了。
三、从展览到倾销：“跑调”的国货展览会
在党政机关的直接介入下，无锡国货流动展览会纠纷最后得以圆满解决，对上海国货推行协会及国货厂商而言，提前一周结束在商品倾销方面确有较大损失，但对无锡地方各业、商会以及党政机关而言，提前结束展览会避免了风潮的加剧，维护了无锡市面及社会稳定。然而，我们的思考并不能就此结束，值得进一步反思的是国货展览会是如何“跑调”的？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国货展览会便被纳入了南京国民政府及国民党党部的工作重点。1930年，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常委会正式决议把提倡国货作为基层党部必须开展的七项运动之一，国民党中央党部强调“国货运动是扶危救亡的唯一途径”、“国货运动为最明显有力的抵抗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前锋”、“国货运动是打倒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最大武力”。(43)
在重视国货运动、大力提倡并举办国货运动展览会的同时，自1930年以来，中国经济以及国货团体、国货厂商、国货运动亦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最为显明者有二：其一是日本侵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据整个东北，国货厂商的市场大大萎缩。其二是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一方面，为转嫁经济危机，外国加大了对中国市场的商品倾销。在江南农村，洋货尤其是日货充斥。1933年，有报道曰：“最近据各方的报告仇货已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挟其倾销之政策，利用奸商之技术，居然横入内地，夺我国货的销路。”(44)另外一方面，中国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面临破产。对国货厂商而言，商品销售市场进一步萎缩，大量国货产品相对过剩，这都严重影响了国货厂商的生存和发展。
为加强国货运动，推销国货，在政府支持下，上海的国货团体采取了多种策略。在宣传方面，确立1933年为国货年、1934年为妇女国货年、1935年为学生爱用国货年、1936年为市民国货年，欲使国货运动得以深入各社会群体；在市场拓展方面，不仅仅在城市举办国货展览会，举办各种名目之国货商场，还把举办国货运动展览会的地点由城市扩展到乡村，由大都市延伸到内地小县城。
从加强国货运动、推动国货倾销的立场出发，提倡国货运动者极为重视内地与农村市场的拓展。有人明确提出要在县城设立国货市场：“都市虽然是国货运动的策源地，但是仅靠少数人的提倡鼓吹，效力是偏枯微渺的。”(45) 署名“方正”者在《提倡国货与展览》一文中强调要做好“各地展览”，“不限都市，就是各乡镇，也得去展览”。(46) 还有人提出应当在乡间多设分销处：“假使遇到存货销路呆滞的情形发生，最好想法把这呆货多多的分送到各分销处去推销或者到其他的小码头起设立临时国货商场，以便尽量的倾销国货。”(47) 从实际情况来看，国货团体在内地与农村市场拓展方面亦颇有成效。如1933年被定为国货年后，上海国货团体成立国货介绍所、国货指导所，建立国货流动推销团，力图将国货产品进一步销往农村市场。(48) 1930年代，上海国货工厂联合会等国货团体将展览会办到了杭州、嘉定、广州、南京、开封、徐州、郑州、无锡、海盐、平湖等地。(49)
对国货厂商、国货团体而言，到内地县城或乡村倾销国货，拓展了国货市场，有利于国货厂商之生存与发展，然而对当地相关各业而言，却不啻为一种捣乱。因此，在推销国货中，来自上海等外埠的各式国货推销团体与当地各业之矛盾也相应暴露及激化。其中，单纯就国货商品而言出现诸多问题：
其一，国货与土货之争。(50)
上海等大都市的国货工厂采取的是近代的大机器生产，其国货产品面临着国外机制产品的竞争，通过参加国货展览会，不少国货产品有可能通过观摩和比较，提高科技水平从而提高产品质量以及企业竞争力。然而，当国货展览会的重点变成商品倾销后，尤其是在国货流动展览会上，与外国机制产品相比可能处于弱势地位的国货产品，在与当地土货以及手工业产品相比时，则反成强势者，因而常引发流动展览会上的国货与土货之争。
对此，学者俞寰澄在《中国经济改进之途径》一文中有精彩的论述：“过去曾经一度发展的轻工业，抵制外货则不足，打倒土货则有余。结果终于被外力打倒，将与土货同归于尽。我们看见的都是工厂养活了几千几万的工人，不知内地因之而失业，并且失食者，又何止几千几万人？”(51) 对于国货厂商而言，通过国货展览会、流动展览会等形式倾销商品是解决企业生存的重要途径，因而我们可以看到《申报》以及国货杂志上时有在国货厂商支持下，国货工厂工人组织国货推销团、劝用团、旅行团到处推动国货倾销的报道。(52) 然而对于内地土货厂家及工人而言，土货被打倒也意味着自己的破产与失业。在无锡国货流动展览会风潮中，亦是如此。在反对展览会风潮中，除了百货业是从事商品流通之外，其余反对甚力的行业均是受到展览会较大冲击或影响的当地土货业，如绸布、布厂、袜厂、鞋帽、瓷器、皮箱、铜锡等，在上海乃至在全国极其有竞争力的无锡丝业就没有参与反对风潮。
在无锡国货流动展览会的开幕典礼上，展览会主席郑东山称举办展览会的宗旨是使各界人士对国货运动有深切的认识，而所有参加此次展览会的各会员店，“一律抱推销国货观念，特别牺牲”。在郑氏看来，无锡国货流动展览会的现实意义不仅能抵制洋货倾销，还可以振兴市面。(53) 然而对无锡地方各业而言，国货推行协会振兴的市面并非是无锡商界的市面，而是上海国货厂商的市面，从根本上，在无锡地方商界看来，国货流动展览会一方是以邻为壑，其振兴实业、提倡国货、富国裕民的宗旨是假，倾销商品掠夺现金是真。(54)
其二，借国货之名倾销次货甚至洋货。
在推销国货运动中，对国货厂商而言，最直接的竞争压力来源于商品市场，然而过于注重商品市场的份额及商品倾销会导致诸多问题。
首先是倾销次货。为回收资金以及解决存货，国货厂商会借国货展览会之名义廉价倾销。时人曾总结道，国货销路一旺便会发生同业倾轧、粗制滥造的现象。(55) 这些互相倾轧、粗制滥造的国货厂商根本没有了解国货展览会的真正意义，在他们看来，参加国货展览会“无异临时设一贩售场所，无异多一出清底货的机遇”(56)。
不仅国货厂商会倾销次货，某些销售商亦会利用国货流动展览会之名包销上海国货工厂的剩货、次货在内地乡村倾销，以此牟利。有人评论道：“最近来的国展会，他实本已失去他那最基础的作用，仅因沪上许多厂商货品的过剩，或是一般贩卖商从中取利，他们就拿内地倾销，开国展会为唯一的尾闾，因此次货的纷纷向内地倾销，以最低的价格，去混淆当地的市面。”(57) 无锡商会常委钱孙卿也曾表示，对于流动展览会倾销次货“社会亦多察识”(57)。
其次，更有甚者，不法商贩甚至在国货展览会中以洋货甚至仇货冒充国货倾销。“国展会内发现洋货”是提倡国货者认为最痛心的现象之一。(59) 例如，钱孙卿曾致函上海市国货推行协会，直接点出某些国货厂商鱼目混珠，暗事推销外货。实际上此类情况屡见不鲜。在1929年苏州国货展览会上，大陆袜厂就把由上海日资企业康泰厂生产的卫生衫标以国货在会场上展陈、销售。(60) 更有人甚至在实业部国货陈列馆附设国货商场内售卖洋货。1931年5月20日，商人张崇伟因多次私售洋货，被处罚后仍不悔改，最后被停止营业。(61)
正是由于出现了上述诸多弊端，因此在1930年代国货运动中，尽管提倡国货之口号不断高涨、销售国货之手段日新，然而各地反对国货商场、反对国货流动展览会之声音亦不绝于耳。
以江苏省为例。1935年8月1日至2日，江苏省建设厅召集全省同业公会会议，为制止国货流动展览会的贩卖倾销，会议议决要求严格依照《江苏省政府取缔商店廉价竞卖规则》，举办展览者应须请当地同业公会颁发许可证，并呈请当地政府备案。(62) 尽管如此，部分上海国货团体并不理会这一规定，仍然在江苏省设立国货商场或流动展览会。在无锡流动展览会之前，镇江、吴县、南通等地反对国货展览之风潮频频发生。
在镇江，8月初，国货流动贩卖团在迎江路口空地搭盖芦棚为临时商场。绸布、京广杂货、制衣等业闻讯后群情惶急，致函镇江商会请省县党政机关严予制止，以恤商艰，而维市面：
吾镇商业历遭灾歉，隐痛已深，长夏漫漫，更属有货无买，方冀入秋稍见起色，减轻坐赔之累。若再受外来侵占，以分割营业，任其攫夺巨量现金，拥载而去，则敝业等惟有同归于尽，绝无生存之路可言矣！(63)
在吴县，1935年，吴县铁机丝织业、纱缎庄业、丝业、丝边业等同业公会联名向吴县商会提议限制举办流动国货展览会。它们指出国货展览会风起云涌，表面上是竭尽提倡国货之能事，但是其内容却常常倾销次货，于“货物之市价，货品之真伪，均不问焉”，这样不仅贬低国货身价而且还“捣乱原有之商市”。(64)
在淮阴县，当中华国货展览会准备展览销售商品时，经淮阴县商会呈请，该国货展览会被当局限令于2日内携货出境。(65)
上述镇江、吴县、淮阴等县，遇到国货团体倾销商品时，商会出面呈请党政当局制止，除此手段外，一些地方还针锋相对，由地方各业举办国货展览会以为抗衡。南通即是一例。
1935年8月，由社会局局长吴醒亚、教育局局长潘公展等社会名流组成的上海市厂商代表发起举办南通国货商场。8月13日，主办者在报刊上宣布筹备即将就绪：“现已借定该县商业最繁盛之区南门长桥下崇海旅馆全部房屋为场址，预订场位八十间，定于九月十日开幕，期以三星期为限。”(66) 9月4日，筹备处在《申报》上称“尚有余额”，鼓动厂商及热心国货者迅速前往登记。(67) 上海国货工厂声称设立国货商场的目的是“求国货深入内地，唤起民众服用国货，挽回利权起见”，并“以为该县民众之倡导”。(68) 然而，南通各业并不认同，不仅坚决反对，在实际行动上，各业自行联合在城隍庙设立国货展览会以为竞争。(69)
关于展览会，孔祥熙曾强调能“从比较而起竞争”，“以奖励而为宣扬”，“由研究而至改进”，最终“为国家增气，为国货增光”。(70) 因此，从本质而言，正如研究者所表明的那样，国货展览会的终极目标是通过提倡国货来达到促进工商业发展的目的，最终实现民族经济的振兴与独立。(71)
在国货展览会与商品销售之关系方面，国民党《中央日报》曾强调“按展览会之用意，系在陈列展览，使民众对于国货有深刻之认识，营业一层，不过为附带之业务”(72)。然而，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出于利益驱动，某些举办国货展览会的国货团体及国货厂商借国货展览之名义，利用展览免税等有利政策，行商品倾销之实。这样，举办展览会的目的变成了纯粹的商品倾销，展览举办者亦被目之为流寇，致使地方恶感顿生，纠纷频起。(73) 对此时人讥讽道：“乃一般人惑于小利，动于好胜，一举再举，连续不断，置当地商人反对不问也，地方团体拒绝不问也，致人以流寇目之，徒结当地热心贩卖国货商人之恶感，悍然不顾。”(74)
就上海市国货推行协会而言，如前所述，其筹办之苏州国货运动展览大会，乃是“商人娄郁生发起”，故其广告多有夸大不实之处，如以电影皇后胡蝶将会出席剪彩为噱头，实际开幕当日其并未出席。(75) 无锡流动展览会的广告也有类似情形，在参加开幕嘉宾方面，该会最初宣称邀请江苏建设厅厅长、江苏省第一区党务指导员参加开幕，结果却并无其事，被无锡商会领袖钱孙卿视为“假名招摇”(76)。在参展规模方面，最初广告宣称参加的国货工厂有50余家，实际仅有40余家。(77) 至于该会办展缘起，是否如同苏州流动展览会一样，也系商人发起，没有确凿资料证明，不敢遽下断语。然而，在无锡商会及地方各业看来，确系一样。如钱孙卿痛斥该会举办流动展览会，实际上是认销底货之“流浪一二落伍商人”与抽取回佣之“在沪一二马路政客”，互相勾结牟利的结果。(78) 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巨浪中，加以旱灾，享有“模范县”荣誉的无锡县农村经济处于崩溃状态中(79)，市面极度凋疲，各业存货堆积，正苦于销路。因此，上海市国货推行协会在无锡举办国货流动展览会，无锡各业自然极为反对。无锡地方各业的态度，如若从推动国货展览会的发展角度而言，看似落后，然而从贩卖国货以及土货的地方工商业者的角度而言，自是理所当然。
对于借展览会之名行倾销商品欲图牟利之实的举办者，当时就有人提出忠告要求极早改弦易辙，否则只会导致商人对国货、国货厂商、国货运动之恶感甚至不愿再贩卖国货。(80) 如何改弦易辙？如何纠正国货展览会的“跑调”呢？在无锡国货流动展览会风潮前后，时论大体有如下数端：
首先，国货展览会不能廉价倾销，应当做到商品售价与当地相等。针对镇江风潮中廉价倾销的问题，张彰在《申报》提出了举办国货展览会改进意见，那就是国展会中货品的售价，必须要与当地的售价相等。原因在于：“因为不是这样，很容易使当地工商界，发生不满意的情事的。例如镇江商界的反对国货商场的到镇营业，便是一个显著的例子。所以我在这里要诚恳的贡献给主办国展会的诸公，要知道廉价倾销，是最最容易引起当地人士的反对的。”(81)
国货运动的提倡者仰莽也曾有过类似反思，他认为举办国货流动展览会者不能借展览之名，行倾销之实，要做到平等售价。此外，他认为国货厂商与其参加展览会倾销，不如认真听取地方商人意见，改进自身产品：
盖举办此会者，挟各工厂以自重，恃免税之美名，以从事销货，而不思当地贩卖商，非不爱国，早有同样之出品，平日售给当地之用户，今举办者，不顾名思义，用展览之名，行倾销之实，以同样之货品，卖不同等之价格，其自为计则得矣。其如当地贩卖商何？故余尝劝国货商，与其加入展览会，结各地商人之恶感，不如专派干员，分赴各地调查接洽，听取各地商人之意见与顾客之心理，以得到一般的好感与批评，藉以改进自身之出品。好征逐，赶热闹，转以失去各地之主顾，非徒无益，而又害之。(82)
张彰、仰葊等国货运动热心者的建议诚为的论，然而对国货团体而言，其触动到底如何，似乎不能过于奢望。在此评论前后，借展览会倾销的情况在无锡国货流动展览会上再次出现，他们的建议似乎并没有改变国货展览会主办者的倾销动机与事实。
其次，国货展览会的组织应当予以规范。针对各地频频发生反对国货展览会的风潮，有人总结其原因在于国货展览会及国货商场的组织不健全：
一年来国货商场之风起云涌，可谓风极一时，这在提倡国货立场而论，好像是一个很好的现象，然而，我们根据报纸的记载，觉得国货商场因组织不健全而发生纠纷的，已有南通、无锡等多处，这是一件值得痛心的事，于国货推销前途，大有妨碍。(83)
正是意识到上海国货团体在举办流动展览会或国货商场时导致诸多反对风潮，大大影响到了国货推销的前途，同年10月间，上海市社会局出台了《国货商场组织规程》，欲图对国货流动展览会、国货商场等有所规范。章程强调：在上海市内举办或征集上海市厂商赴外地开设临时国货商场或流动展览会必须由主管机关、商业团体或50家以上之国货厂商发起；应提前一个月出具详细举办章程向社会局呈请登记，并须获得同意后方可进行。(84) 时人因而希望该章程之颁布能够防止国货商场纠纷之发生，增加一般人对于国货商场良好的印象，至于具体实效如何，似乎并不显明。
四、余论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及民众的高度重视下，国货展览会风靡一时，它在提高国货产品质量和国货厂商的竞争力，提倡民族主义，抵制外来经济侵略等方面，无疑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国货最大的来源，是农村，国货最大的出路，也是农村。”(85) 在国货展览会的举办热潮中，内地包括农村对国货市场的重要性越来越被人所看重。因此，上海的国货团体、国货厂商也纷纷赴各地开办国货流动展览会，欲图拓展农村市场。但是由于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农村经济的衰落以及购买力的薄弱则严重影响到了国货的销路，国货展览会的效果自然也不能令人满意。1933年12月，有人总结道：“单据最近嘉属六县国货流动展览会，松江国货展览会的报告，成绩的差度，实为历年来各次展览会所未有。”(86)
在这种矛盾境地中，某些国货团体和国货厂商并不是从挽救农村经济出发，采取切实行动推进国货运动，而是“一举再举”国货流动展览会，欲图大肆倾销国货。在他们看来，陈列展览是附带，仅仅是虚名，商品倾销是实质。当国货展览会、流动展览会完全成了倾销会后，诸多令国货运动、国货展览会支持者痛心的不良现象便接连发生，如流动展览会中发现洋货、国货展览会只有“贩售组合而无真实厂商”、与当地工商界发生严重纠纷甚至流血惨剧。(87)
正是国货展览会的“跑调”，才导致各地频起反对国货商场和流动展览会的风潮，而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如同1934年安徽蚌埠商界为反对上海国货厂商来蚌埠召开流动展览会而提出的“打倒倾销，欢迎展览”口号一样(88)，实际上内地乡村并非反对国货展览会、国货流动展览会以及国货本身，他们所反对的只是倾销而已。在无锡国货展览会风潮中，反对展览的地方百货等业以及无锡商会也多次强调此点。如何在响彻全国的提倡国货之声中，在以国货展览会为武器，高扬经济民族主义、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办展理念与口号下，举办于国家于地方于国货厂商均真正有益的国货展览会？从根本上而言，本文以为还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反思：其一，从理念与认识上，必须从国货展览会的本质目的出发，要明确举办国货展览会是提倡国货，而非倾销。根据1928年12月国民政府颁布的《全国举办物品展览会通则》，展览会是指在国内各省市县提倡国货，征集物品，开会展览以供研究改良而广产销者。(89) 因此，对国货展览会、国货流动展览会等各种展览会的认识均应如此，严防展览会变成国货商场或者倾销会。其二，必须加强国货展览会的制度建设与管理。在《全国举办物品展览会通则》以及相关提倡国货的政策中，鼓励举办国货展览会有余，却在具体管理方面极为不足。国货流动展览会的“跑调”即是明证。虽然上海市社会局特别出台《国货商场组织规程》，欲图对国货流动展览会、国货商场等有所规范，但并未能真正纠正国货展览会的“跑调”。原因在于其内容只是侧重于国货展览会或国货商场的登记规则等程序性问题，如要求详细呈报会期、人员以及费用支出等，并未在防止国货展览会倾销和“跑调”方面做出实质性的规定，因而其实效并不明显。在本文看来，要想改变国货流动展览会的“流寇性”，防止展览会变成投机牟利之徒的工具，必须对国货展览会的实质内容做出严格的规范与管理，如严厉取缔投机商的参与等等。考虑到国货展览会与国货商场之间的不同，相应的政策亦应有所变化。(90) 其三，在举办国货展览会中，举办者应当协调好各种社会关系与各方面的利益。国货展览会，尤其流动展览会的举办者应当在稳定地方市面、恢复农村经济与提倡国货、协调地方商人团体与外来国货团体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做出新的探索，否则无论是对于地方农村经济还是国货运动而言，结果都是两败俱伤。(91)
注释：
① 潘君祥主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582—599页），马敏、洪振强《1920年代国货展览会述论》（“多元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历史”国际会议论文，北京，2004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8—1937）国货展览会述论》（“193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四川成都，2005年8月）与《民国时期国货展览会述论：1910—1930年代》（未刊稿，2006年），洪振强《1928年中华国货展览会述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与《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的博览会事业（1851—1937）》（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等文对民国时期的国货展览会都有较系统的肯定。另外，潘君祥《国货运动中的上海民族资产阶级——中华国货维持会前期活动剖析》（《档案与历史》1989年第1期），吕建云《论中国三十年代的国货运动》（《浙江社会科学》1991年第6期），徐鼎新《二十至三十年代上海国货广告促销及其文化特色》（《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5年第2期），樊卫国《论进口替代与近代国货市场》（《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5年第3期），陈文源《1929年的无锡国货展览会》（《文史杂志》1997年第6期），陈辉宗《国货运动与中国的现代化》（《晋阳学刊》1999年第6期），杨永明《五卅运动中的提倡国货与经济绝交》（《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金普森、周石峰《“国货年”运动与社会崇洋观念》（《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4期），乔兆红《1929年的杭州西湖博览会》（《广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论1935年的学生国货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4期），沈成飞《金贵银贱下的广东国货运动》（《学术研究》2006年第7期）等文在提及国货展览会时均有肯定。
② 就无锡商会史研究而论，学界目前有较多的成果，如汤可可、蒋伟新《无锡商会与近代工商企业家的成长》（《江海学刊》1999年第2期），蒋伟新、汤可可《推挽结构：近代地方商会与政府的关系——以无锡为例》（《近代史学刊》第1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付海晏《无锡商会与1929年救国会捣毁风潮》（《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等等，可惜对此次展览会均无涉及。
③ 关于近代主要国货团体的概况及作用，可参见潘君祥主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以及蒋伟国《近代中国国货团体初析》（《民国档案》1995年第1期）。
④ 潘君祥在编写国货运动大事记中提到，上海市国货推行协会主办的苏州国货运动展览会于1935年9月1日开幕，参见《中国近代国货运动》，第564页。
⑤ 《钱承绪返国谈》，1934年10月10日《申报》，第15版。1927年3月25日，上海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时，钱承绪为外交委员之一，参见上海市档案馆编《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页）；另外，钱承绪曾任中华工业联合会秘书长等职务，并著有《战后上海之工商各业》、《中国金融之组织：战前与战后》、《最近币制变动及其影响》、《中国之田赋制度》等书。
⑥ 关于国货流动展览会的称呼多有不一，当时报刊还有“国货运动流动展览会”、“国货流动展览大会”、“国货展览大会”等名称，有的甚至等同于“国货商场”，为便行文，本文通称为“国货流动展览会”。
⑦ 《国货推行协会定期赴苏展览》，1935年8月24日《申报》，第13版。
⑧ 《国货会请胡蝶开幕》，1935年8月18日《申报》，第10版。
⑨ 《国货展览会开幕》，1935年9月1日《申报》，第14版。
⑩ 薛明剑，近代无锡著名实业家，1935年7月当选江苏省国货工厂联合会理事长，参见无锡市史志办公室编《薛明剑文集》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0页）。上海市国货推行协会曾邀请薛氏担任无锡国货流动展览会主席团主席，但是被后者推辞未就，参见薛明剑《五五纪年》（《薛明剑文集》上，第54页）。
(11) 《国货流动展览会拟备公园举行》（1935年9月10日），《近代无锡商会资料选编》（内部稿），无锡市工商联、无锡市档案馆、无锡市比较研究咨询事务所2005年8月编，第328页。
(12) 《国货流动展览会拟备公园举行》（1935年9月10日），《近代无锡商会资料选编》，第328页。
(13) 《绸布等同业公会反对国货展览》（1935年9月14日），《近代无锡商会资料选编》，第329页。
(14) 《国货展览会钱孙卿再函钱承绪，望勿以底货竞卖》（1935年9月26日），《近代无锡商会资料选编》，第330页。
(15) 钱孙卿，名基厚，近代无锡著名社会活动家。钱氏于1927年任无锡县商民协会主席，1928年底当选为无锡县商会主席，1932年至1935年底，为无锡县商会五名常务委员之一，参见赵永良主编《无锡名人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4页。
(16) 《钱孙卿函告钱承绪力劝中止来锡》（1935年9月20日），《近代无锡商会资料选编》，第329—330页。
(17) 《国货展览会钱孙卿再函钱承绪，望勿以底货竞卖》（1935年9月26日），《近代无锡商会资料选编》，第330—331页。
(18) 《国货展览会钱孙卿再函钱承绪，望勿以底货竞卖》（1935年9月26日），《近代无锡商会资料选编》，第331页。
(19) 《钱孙卿函告钱承绪力劝中止来锡》（1935年9月20日），《近代无锡商会资料选编》，第330页。
(20) 《无锡国展会定期开幕》，1935年9月27日《申报》，第10版。
(21) 《国展与各业纠纷案县商会再函县府依案限期驱逐》（1935年10月14日），《近代无锡商会资料选编》，第344页。
(22) 《县商会调停国展会与各业纠纷商场提早结束》（1935年10月9日），《近代无锡商会资料选编》，第337页。
(23) 在上海市国货推行协会举办的苏州国货流动展览会上，也是开幕当天便开始营业，参见《国货展览会开幕》，1935年9月1日《申报》，第14版。
(24) 《百货绸布等业代表昨向县府请愿》（1935年10月4日），《近代无锡商会资料选编》，第333页。
(25) 《百货绸布等业代表昨向县府请愿》（1935年10月4日），《近代无锡商会资料选编》，第333页。
(26) 《百货绸布等业代表昨向县府请愿》（1935年10月4日），《近代无锡商会资料选编》，第333页。
(27) 《百货绸布等业代表昨向县府请愿》（1935年10月4日），《近代无锡商会资料选编》，第333—334页。
(28) 在1935年初，实业部曾修订《国货展览品免税及减费办法》，强调在遵守相关筹办国货展览会条例的基础上，经实业部核准并领取免税证书及减费运单后，国货展览品方有可能免税以及减费，但是该条例同时规定在会场销售的物品且价值在50元以上者，仍需要照章纳税。参见《实业部规定国货展览品免税办法》，《国货月刊》第3期，上海国货陈列馆发行，1935年3月1日，第48页。无锡国货流动展览会举办者与参展商对此免税条例并无援引的事实，更彰显出此次流动展览会的投机性与非正规性。
(29) 《县商会调停国展会与各业纠纷商场提早结束》（1935年10月9日），《近代无锡商会资料选编》，第336页。
(30) 《国货展览会与本邑各业纠纷事件县商会出任调处》（1935年10月8日），《近代无锡商会资料选编》，第334页。
(31) 《县商会调停国展会与各业纠纷商场提早结束》（1935年10月9日），《近代无锡商会资料选编》，第336页。
(32) 《县商会调停国展会与各业纠纷商场提早结束》（1935年10月9日），《近代无锡商会资料选编》，第337页。
(33) 《县商会调停国展会与各业纠纷商场提早结束》（1935年10月9日），《近代无锡商会资料选编》，第335—336页。
(34) 《县商会调停国展会与各业纠纷商场提早结束》（1935年10月9日），《近代无锡商会资料选编》，第338页。
(35) 《县商会调停国展会与各业纠纷商场提早结束》（1935年10月9日），《近代无锡商会资料选编》，第338页。
(36) 《国展会与各业纠纷，县商会调解结束后函报县府存案》（1935年10月10日），《近代无锡商会资料选编》，第340页。
(37) 《国货展览会否认商会调解》（1935年10月11日），《近代无锡商会资料选编》，第341页。
(38) 《国展会不受调解激动各业再起纠纷，党政重行处断函国展会十五日闭幕》（1935年10月13日），《近代无锡商会资料选编》，第342页。
(39) 杨翰西，无锡著名实业家与活动家，创办广勤纱厂等企业，1931年底当选商会会长，1934年连任，参见赵永良主编《无锡名人辞典》，第144页。
(40) 《国展会不受调解激动各业再起纠纷，党政重行处断函国展会十五日闭幕》（1935年10月13日），《近代无锡商会资料选编》，第343页。
(41) 《国展与各业纠纷案县商会再函县府依案限期驱逐》（1935年10月14日），《近代无锡商会资料选编》，第344页。
(42) 《国展会今日闭幕》（1935年10月15日），《近代无锡商会资料选编》，第346页。
(43) 《提倡国货运动》，1930年2月2日《中央日报》，第3版；《中宣部提倡国货运动》，《七项运动》第5期，七项运动周刊社编印，1930年2月5日。
(44) 仰葊：《农村与国货》，1933年5月25日《申报》，第13版。
(45) 耘食：《县城应组织国货市场》，1935年8月8日《申报》，第14版。
(46) 方正：《提倡国货与展览》，1935年9月19日《申报》，第15版。
(47) 杨振明：《国货推销术应改良的几点》，1935年8月29日《申报》，第16版。
(48) 潘君祥主编：《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研究》，第36页。
(49) 潘君祥主编：《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研究》，第331页。
(50) 在清季，土货是与洋货、外货相对的概念。“国货”一词大量出现是在民国建立以后，亦称为“国产”，有学者以为意即晚清之“土货”，实则二者有较大区别，不能一概等同。按照1928年9月工商部颁布的《中国国货暂定标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财政经济”（8），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42—744页］，国货实际上指近代机制产品。而土货，30年代时人以为是中国农村的土产、手工业产品。在提倡国货运动中，有人提出与其提倡国货不若提倡土货，土货是“真正的纯粹的国产”，提倡土货能够抵制洋货，发展生产，保持农村固有的副业，能够促进其从“小机器工业”发展为“大规模的机器工业”，进而还可复兴农村经济。参见玄万《努力提倡土货运动》，1936年3月9日《申报》，第13版。另外，《申报·国货周刊》曾设立提倡土布的专栏。
(51) 俞寰澄：《中国经济改进之途径》，：1935年10月7日《申报》，第13版。
(52) 其中在1935年9月左右，上海市总工会计划举办“上海总工会国货推销团”，以便“推广国货销路，发扬国货信用，救济失业工人同志生活”。参见《总工会举办国货推销团》，《国货月刊》第10期，上海市国货陈列馆发行，1935年10月15日，第54页。
(53) 《上海市国货推行协会国货展览会开幕》（1935年10月2日），《近代无锡商会资料选编》，第332页。
(54) 在展览会开幕时，针对郑氏所云上海国货推行协会在无锡举办流动展览会“实行牺牲”仅仅为推销国货的说法，无锡县长代表毛白在致词中就曾建议：“然推销一次，牺牲一次，在厂方忍痛以廉价倾销，亦非善策。希望厂商能将产量成本减少，并注意物品精良，则在雇主及厂家，都能兼顾核算。”参见《上海市国货推行协会国货展览会开幕》（1935年10月2日），《近代无锡商会资料选编》，第332页。
(55) 全甲：《国货界应注意的二点》，1935年9月5日《申报》，第19版。
(56) 周成勋：《为国货展览会正告国货厂商》，1934年1月9日《申报》，第13版。
(57) 肖白：《对今后国展会的一点建议》，1935年12月9日《申报》，第16版。
(58) 《绸布等同业公会反对国货展览》（1935年9月14日），《近代无锡商会资料选编》，第328—329页。
(59) 肖白：《对今后国展会的一点建议》，1935年12月9日《申报》，第16版。
(60) 《为处理大陆袜厂案请饬录送事函市府社会科》（1930年），苏州市档案馆藏，114／002／0484／106。
(61) 《杨铎关于国货陈列馆通告处分私售洋货之不法商人致实业部呈》（1931年5月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财政经济”（8），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10页。
(62) 该规则由江苏省建设厅于：1934年5月1日颁布，第一条规定：本省各县同业公会会员欲举行廉价竞卖时须先报由各该同业公会，转向商会领得廉价竞卖许可证后，方可进行。参见《取缔商店廉价竞卖》（1936年2月3日），《近代无锡商会资料选编》，第205页。
(63) 《取缔国货流动贩卖团》，1935年8月8日《申报》，第8版。
(64) 转引自马敏、洪振强《民国时期国货展览会述论：1910—1930年代》，未刊稿，2006年。
(65) 《国展与各业纠纷案县商会再函县府依案限期驱逐》（1935年10月14日），《近代无锡商会资料选编》，第344页。
(66) 《本市名流发起南通国货展览会》，1935年8月13日《申报》，第11版。
(67) 《南通县国货运动大会》，1935年9月4日《申报》，第12版。
(68) 《本市名流发起南通国货展览会》，1935年8月13日《申报》，第11版。
(69) 《两国货展览会争持》，1935年9月22日《申报》，第10版。
(70) 《孔部长开会词》，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编辑股编：《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实录》第2编，1928年印行，第3—4页。
(71) 马敏、洪振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8—1937）国货展览会述论》，“193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四川成都，2005年8月。
(72) 《国货展览会昨行闭幕式》，1933年8月11日《中央日报》，第2张第3版。
(73) 《申报》曾报道过某流动展览会在常熟反复倾销的例子。1934年12月10日，上海40余家国货工厂在常熟搭盖席棚，组织流动展览会，由于连续阴雨半月，营业“无甚起色”，到1935年1月5日匆匆闭幕时，营业额不过12000余元（《国货展览会闭幕》，1935年1月5日《申报》，第15版）。该展览会闭幕后并未返回上海，而是迁往宜兴再次倾销。到3月初，该流动展览会再次返回常熟（《国货展览会在常熟》，1935年3月7日《申报》，第14版）。
(74) 仰葊：《国货界应放眼光》，1935年10月3日《申报》，第15版。
(75) 《国货展览会开幕》，1935年9月1日《申报》，第14版。
(76) 《国展与各业纠纷案县商会再函县府依案限期驱逐》（1935年10月14日），《近代无锡商会资料选编》，第344页。
(77) 《上海市国货推行协会国货展览会开幕》（1935年10月2日），《近代无锡商会资料选编》，第332页。
(78) 《国展与各业纠纷案县商会再函县府依案限期驱逐》（1935年10月14日），《近代无锡商会资料选编》，第344页。
(79) 苏锡生：《无锡农民副业之今昔观》，《东方杂志》第32卷第10号，1935年5月16日。
(80) 仰葊：《国货界应放眼光》，1935年10月3日《申报》，第15版。
(81) 张彰：《对于举办国货展览会的意见》，1935年8月8日《申报》，第14版。
(82) 仰葊：《国货界应放眼光》，1935年10月3日《申报》，第15版。
(83) 巴玲：《这一个月来的国货运动》，1935年10月30日《申报》，第13版。
(84) 《社会局严密国货商场组织》，1935年10月14日《申报》，第9版。
(85) 黄玄万：《推销国货与救济农村》，1933年5月25日《申报》，第13版。
(86) 黄玄万：《推销国货与救济农村》，1933年5月25日《申报》，第13版。
(87) 肖白在《对今后国展会的一点建议》（1935年12月9日《申报》，第16版）一文中提到，在南通、湖州因国货展览会低价倾销，甚至有流血的惨剧发生。
(88) 周成勋：《为国货展监会正告国货厂商》，1934年1月9日《申报》，第13版。
(89) 《行政院关于颁行全国举办物品展览会通则的呈》（1928年12月1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财政经济”（8），第720页。
(90) 从国货展览会、国货流动展览会与国货商场的定义来看，国货展览会、国货流动展览会重点应当在于展览，而国货商场则是为便利国货产销双方而设。当“跑调”的国货展览会、国货流动展览会纷纷到各地展览时，时人并没有明确留意到它们的差异，在前述诸多事件或评论中均是对二者含混等同。上海市社会局所颁布之《国货商场组织规程》亦是如此，虽然这一章程规范的对象名为国货商场，但其实际内容还包括了国货展览会、国货流动展览会，章程具体内容可参见《社会局严密国货商场组织》，1935年10月14日《申报》，第9版。
(91) 从1933年1月到1937年8月，《申报》“国货周刊”共刊出266期，其中不少言论对此有所涉及。如肖白在《对今后国展会的一点建议》（1935年12月9日《申报》，第16版）一文中曾建议，在流动展览会上，参加国货展览会的厂商要与当地官民有相当的商洽，售价要相等。此外，“国货周刊”的评论者巴玲在《镇江制止国货商场营业的感言》（1935年7月11日《申报》，第15版）一文中指出，即便是开设国货商场，国货厂商与地方商界也应该有“互相谅解的合作”：国货厂商应该征求地方商人团体之同意、售价与当地相等、货物应是真正著名国货；地方商界应该意识到国货商场是提倡国货的善意举动、提前与国货商场妥定售价、在举办之前开列地方所需国货清单避免产品雷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