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刘心武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刘心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刘心武既是穿越80年代并引发出三次轰动的作家，又是90年代至今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一个典型例证。研究近20年的中国当代文学，谁也不可能绕开刘心武这个名字。本文从近20年报刊上公开发表的百余篇刘心武研究文章中精选出有代表性的篇章作一述评。
一、跟随作品三次轰动的研究
第一次围绕我国新时期文学的开山作《班主任》展开。其中代表性的评论有：1.《文学评论》1978年5期发表的西来、蔡葵的《艺术家的责任和勇气》从提出尖锐迫切的社会问题和发扬艺术家的勇气两个方面对《班主任》作了充分的肯定。指出《班主任》之所以能够强烈地激动广大读者的心，不仅因为它发扬了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给了我们一幅生动真实的社会生活图景，更重要的是它以震撼心灵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提出了尖锐迫切的社会问题。2.《文艺报》1978年第5期发表的朱寨的《对生活的思考》指出，《班主任》等短篇小说从不同的方面提出了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社会生活中一系列尖锐而迫切的问题。《班主任》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在于作者能够从谢惠敏和宋宝琦这样两个迥然不同而且尖锐对立的性格中发现某种内在的联系，揭出共同的根源是“四人帮”猖獗时期特定历史条件造成的。3.《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1期发表的杜书瀛与何文轩的《生活的教科书》概括了《班主任》等短篇小说发表后的轰动效应，从提出重大的社会问题和独创性两个方面对作品作了充分肯定，指出宋宝琦式的小流氓、谢惠敏式的团支书等是刘心武独创的艺术形象。
第二次围绕荣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钟鼓楼》展开。1.《读书》1985年发表的刘再复的《他把爱推向每一片绿叶》概括了构成刘心武新时期创作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班主任》为代表作，第二阶段以《如意》为代表作，第三阶段以《钟鼓楼》为代表作。作品力图反映一个社会的文化发生史，众多生动的社会世相和人群的心态组合成一幅有历史感的文化生态的画面。文章指出刘心武是新时期文学的一面镜子。2.《文学自由谈》1985年创刊号发表的何镇邦的《是独创的，但不完美》指出，刘心武的长篇处女作《钟鼓楼》问世以来，引起相当强烈的反响。人们称道它艺术视觉独特，艺术结构新颖，主题思想多义，艺术形象别致，还有审美功能的开拓等等。但也有人挑出它的不少艺术缺陷。其实，独创的并不一定是完美的。作品的独创性表现在三个方面：(1)就艺术整体而言艺术独创性就集中地体现在“清明上河图”式的美学追求上。(2)作者独创了一种称之为“桔瓣式”的新颖的结构形式。(3)重视历史感的开掘和表现。3.《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2期发表邹平的《一部具有社会学价值的当代小说——读刘心武的小说〈钟鼓楼〉》指出，“清明上河图”的赞誉其实并不能揭示《钟鼓楼》所提供的文学新信息，论述了作品是一部具有社会学价值的学者小说。
第三次围绕两篇纪实文学展开。1.《人民文学》1986年1月发表雷达的《主体意识的强化》认为，《519长镜头》震撼并促使读者沉思的，是渗透着作家主体意识的挖掘。而刘心武具有宏观眼光和当代意识的分析力，又使他能给“问题”注入新鲜的、深刻的含义。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容易作出简单因果判断的519事件，在刘心武手里生发出不寻常意义的真正原因。2.《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2期发表徐新建的《文学的〈怪圈〉》认为，所谓“文学的怪圈”是指文学与政治的缠绕。不同的社会机制中艺术的功能是不尽相同的，几千年来中国文学一直受到政治的缠绕又始终在竭力挣脱末了总是又发现所欲挣脱的恰恰是读者期望值最高的特殊优势。文章指出，作品在不同的人与人之间架起一座相互了解和理解的桥梁，由此又会窥见另一个隐含的“怪圈”即文学——政治——文学。3.《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4期发表谢海泉的《刘心武两篇纪实小说的“宽爱”主题与“心析”艺术》指出，把握住宽爱主题才是真正把握住了小说的真正本质，而这种理解和宽爱是通过作者独特的“心析”艺术即对人物心态作追踪分析及对人物行为逻辑作心理铺垫来实现的。4.《文学自由谈》1988年5期发表的吴秉杰的《刘心武的纪实小说略评》认为，刘心武小说中的形象只是一些作者借以发挥的契机、媒介、例证，这并不是在纪实小说领域中独辟蹊径，而是对纪实的混淆。
二、新时期10年前后的综合研究
1.《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3期和第4期发表曾镇南的《刘心武论》（上）（下）追朔了刘心武10年来的创作历程，试图解决对评价刘心武创作带有关键性也对当时创作走向有着普遍意义的问题；在对刘心武世界观中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几个要素作出概括之后，具体地追踪这些要素在刘心武创作中的独特的发展形态；最后评述刘心武描写人性恶作品的得失。2.《文艺理论研究》1987年4期发表的许子东的《刘心武论》指出，刘心武是新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层意义上：(1)他是个迄今为止“贯穿始终”的人物。10年来，他一直企图（而且也常常能）泛舟于新时期文学的主流之中甚至弄潮于风口浪尖。所以今天纵向考察刘心武的道路，同时也能在某一平面上梳理出新时期文学的若干发展轨迹。(2)“理性启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包括“文革”后文学）的一个重要历史特征，这在身兼作家和教师两职于一身的刘心武那里表现得十分典型。他有篇小说《醒来吧，弟弟》，不仅可以看作是涵盖刘心武大部分创作的一个总题目，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相当部分新时期小说（尤其是中年作家表现青年人生活的作品）的一个共同主题。(3)呼唤弟弟苏醒振奋时，“哥哥”们自己也处在亢奋状麻木状的“神智不清”中，那么，“救人还是自救”的命题不就自然而然无可回避了吗？——刘心武是如此，整个新时期中国文学，总体来说也是这样。3.《当代作家评论》1988年4期发表的孙绍振的《审美价值取向和理性因果律的搏斗》结合刘心武的作品分三个阶段论述了刘心武创作中审美价值取向和理性因果律的搏斗。第一阶段——惊险的起点，伴随着危机的阴影。刘心武的早期心理气质中很明显地表现出理性的优势。他的作品在好几年内没有根本的突破，关键就在于他的理性思维模式中强大的因果律优势。第二阶段——理性的目光进入非理性的心理层次。在《立体交叉桥》中，从总体构架上把情节因果瓦解了。虽如此刘心武理性的洞察力已经到达的地方，他的艺术家感受力还没有上去。第三阶段——交叉感应，立体推进的动态心理重组。《钟鼓楼》以空前多维的角度所表现的人物和心态震撼了广大读者。其价值取向落实到了文学的审美价值上来。不久以后《五·一九长镜头》的成功首先是审美价值取向的成功。是心理立体交叉重组的成功。
三、围绕90年代小说——《风过耳》、《四牌楼》、《栖凤楼》的研究
1.《读书》1992年12期发表王蒙的《精神侏儒的几个小镜头》认为，精神侏儒化是新作《风过耳》中一批人物的特点。几十年来我们批判个人英雄主义、批判个人野心家、批判“三名三高”、批判“反动权威”、“坏头头”直到批判“精英”，但我们很少注意到另一方面的现象：一些见风转舵、奴颜婢膝、厚颜无耻、不学无术的精神侏儒反而成了不倒翁，成了“大难不死”的幸存者乃至节节胜利的成功者。这其实提出了一个相当严肃的问题，我们伟大国家的知识分子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鼠头鼠脑、探头探脑、贼头贼脑、一等诡诈、二等智商、三等学问、等外人格的官自悦、匡二秋、鲍管谊之流是值得我们沉思的。2.《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6期发表唐挚的《讽刺烛照下的灵魂画像》指出，读刘心武新作《风过耳》耳目不觉为之一新。官自悦被人称之为“会宝”，一晚上三个宴会都要出席以示其活跃与重要。匡二秋变色龙式的生存方式和“赶浪头”的心理状态挡不住作者如炬的目光。鲍管谊对得势者巴结讨好俯首贴耳，对失势者即使是对自己有多大恩惠的多年好友也认为是榨干了汁的柠檬不屑一顾。宫、匡、鲍虽然各人作派不同姿态迥异，其共同特点却都是敏感地意识到激剧变革的转型期为他们提供了新的机遇，热衷于蝇营狗苟的市侩式活动。透过作者的调侃、幽默、嘲弄或夸张、对比的刻画，把这些以利己为核心以虚伪为外衣的所谓士林之徒照得情态毕露，无所遁形。3.《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6期发表丹晨的《刘心武式的“盒子”》认为，从《风过耳》结构来看不妨说是一个“中国盒子”式的故事里套故事的模式。这部小说最早是由“飞机失事了”作家方天穹死于此次空难打开了第一个盒子。直到《风过耳》结束时，最早出现的方天穹之死及其遗稿的下落等悬念却以方天穹仍还活着重写旧稿收场。这种刘心武式的盒子特色是对中国传统思维定势的一种反驳，引导读者透过热闹情节场面之后有所感悟和反思。4.《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6期发表黄裳的《无尽的追问——读刘心武长篇小说新作〈四牌楼〉》认为，《四牌楼》超过了他过去的作品，对人性善恶以及人性的八面分驰进行了多向度的探寻。作家在“对清白灵魂的大拷问，对离合生死的大彻悟，对芸芸众生的大悲悯，对极左路线的大控诉”中，对人性的善恶、是非进行了刻骨铭心的追寻，直逼到人性最深层的层面。作品不仅对作者来说“创造一个新的峰峦”，而且以其高雅的审美趣味和文化品格构成了20世纪末中国文坛的特殊景观。5.对长篇小说《栖凤楼》的研究。* 者认为这部作品是刘心武继《钟鼓楼》、《风过耳》、《四牌楼》之后的又一部分篇力作，营造出一幅五彩缤纷、光怪陆离的都市风情画、展现了一个改革开放的北京。这部作品是快捷、准确地传递当今最新时代气息的时鲜之作，是转型期人性奥秘深层探索的独特之作，是反映转型期人们生存困惑的有力之作，是走沉甸甸路数的精神产品。《栖凤楼》在继承、融汇《钟鼓楼》、《风过耳》和《四牌楼》艺术创新的基础上，继《四牌楼》之后在探索人性奥秘的痛苦而甜密的掘进中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时间和读者将检验出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探讨人性的作品能通向永恒。
四、90年代的综合研究
1.《文艺争鸣》1994年1期发表的陈骏涛的《从“问题小说家”到人性的探秘者》指出，70年代以来，刘心武的文学道路基本上经历了从“问题小说家”到人生和人性奥秘探索者的道路。《如意》在刘心武创作中是一篇具有突破意义的作品。《立体交叉桥》开始重视立体、交叉、多层次、多侧面地去写人。《钟鼓楼》开辟了一条多角度、多层次、立体交叉地观照人生和人性的开阔的道路，从中看到了一个社会群落的人生和人性的奥秘。《私人照相簿》可以看作是刘心武进一步探索人生和人性奥秘的一次实践。《风过耳》则是对一批个体灵魂的丑恶面目的无情揭露。其最引人注目之处，显然是对几个表面上道貌岸然灵魂深处却肮脏丑陋的知识界败类的撕扯和剖露。《四牌楼》通过对一个家族的众多个体及其相关群体的悲观离合、生死歌哭的描写，固然也反射出本世纪中国历史的变迁，但主要意义在于通过对这些个体变迁轨迹的寻觅，通过对这些个体灵魂的奥秘的探微，促使个体对自身的反省、解剖和忏悔。2.《文艺争鸣》1994年1期发表的贺桂梅的《新话语的诞生——重读〈班主任〉》认为，隐于对“四人帮”控诉和指斥背后的是话语的转变。这篇小说的本质就是个人话语对畸形的集体话语的一次成功的反动，是个人语语一步步取得合法性而集体话语的合法性一步步丧失的一篇里程碑式的文本。3.《文艺争鸣》1994年1期发表的张颐武的《刘心武：面对未来的抉择——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例证》认为，新时期文化的核心特点是以“现代性”的“个人主体”的话语建构一整套有关“人”的伟大的叙事。刘心武的小说正是这个“伟大的叙事”的最为经典的表征。进入90年代，中国大陆文化发生了深刻的转型，是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由大众传媒支配的多元文化话语构成的新的文化时代。刘心武正是在与这个文化时代的不间断的对话中，写出了他的长篇新作《风过耳》与《四牌楼》。这两个文本喻示着在新时期向后新时期的转变中，作者也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认识论断裂”。刘心武对“寓言”式写作的扬弃和“后寓言”寻求的出现，无疑昭示了昔日宏大的知识分子“主体”的话语的终结。知识分子已不是寓言方式的民族的“启蒙者”和“代言者”，知识分子已经退向边缘。
以上按照时间顺序对近20年的刘心武研究进行了综述。从中可以感悟出三个问题。第一，刘心武是近20年中国当代文学的贯穿性人物，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面镜子，是近20年中国当代文学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而这种代表性又寓于他独有的特殊性之中。第二，近20年对作家作品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一元到多元、由平面到立体交叉的逐渐成熟的过程。一开始是对单篇作品的评论，而且主要侧重思想内容方面，艺术方面的评论只在末尾一带而过，而后逐渐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出现了专门从艺术方面研究的评论，出现了综合性评论，出现了国外论者的评论，出现了内容、艺术各参半的综合性评论，出现了专门着眼于艺术方面的综合性评论，出现了集作品、作者心理素质、作者文学观念于一文的综合性评论，最后到以作家为例证论述文化转型的评论。第三，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与国外相比，中国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比较密切。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有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一方面由于客观存在的具体国情。刘心武的走向中心，是由于政治——文学——民心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达到了完全的一致。刘心武的走向边缘，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的转型，而非个人因素。由于社会转型，大约今后再也不会有哪位作家有刘心武那样的运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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