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史学中的“多民族凝聚”倾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倾向论文,多民族论文,魏源论文,史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魏源（1794—1857）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史学家。众所周知，他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进行之际开始从事史学研究的。在他的各种史学名著中对清廷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和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的订立表现出义愤、忧虑和不安；他的史学研究是为了总结清朝开国以来的成败得失，从而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主张，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①]但在同时，魏源也是一个注重研究民族关系的史学家。因此，和近代的其他爱国思想家龚自珍、谭嗣同等人相比，魏源有他自己的特点。他敏锐地意识到：只有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凝聚，才能够有力地抵御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这样，他就把“研究国内的民族关系”、“研究列强与中国的关系”以及“研究列强的历史与现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他自觉地把史学作为联系国内各民族的纽带和抗击外国侵略的武器，因而在他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著作中就出现了鲜明的“多民族凝聚”的倾向。[②]在魏源的史学著作中，如果说《海国图志》是研究资本主义列强的代表作，《道光洋艘征抚记》是研究中外关系的代表作，那么，《圣武记》就是“多民族凝聚”倾向的代表作了。
一、清初的英明君主是多民族凝聚的典范
魏源在他的史学名著《圣武记》中反复探讨了一个问题：怎样把国内各民族凝聚在一起呢？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魏源所提倡的民族凝聚是以君主、朝廷为中心的，把各个兄弟民族凝聚在朝廷的周围。《圣武记·叙》云：“五官强，五兵昌，禁止令行，四夷来王：是之谓战胜于庙堂。”[③]所谓“四夷来王”，也就是以君主为中心，把四面八方的各民族都凝聚起来。
魏源认为，清初的几位开国君主，都是凝聚各民族的榜样，清朝初年是多民族凝聚的黄金时代。《圣武记·叙》又云：“是以后圣师前圣，后王师前王，师前圣前王，莫近于我烈祖神宗矣。”从《圣武记》的具体内容来看，所谓“烈祖神宗”，主要指入关前的太祖、太宗和入关后的顺治、康熙、雍正、乾隆。
魏源认为，当时和后世的君主，必须师法列祖列宗，继续把各兄弟民族凝聚起来。《圣武记·叙》引用《尚书》云：“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以觐文王之耿光，以扬武王之大烈。”所谓“文王”、“武王”，都是用来比喻清初的几位英主的。魏源希望当时和后世的君主，都能继承并发扬祖先的“耿光”和“大烈”，重新创造出“四夷来王”的光辉局面。这样，作为史学家的魏源，就要利用可靠的史料、典型的事例，总结并归纳出清初各位英主凝聚各民族的各种方式、方法、供当时和后世的君主取法。
二、凝聚各民族的几种方式
在魏源看来，列祖列宗曾经使用的凝聚方式，也就是当时和后世的君主应该继续使用的凝聚方式。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种：
（一）联姻
“联姻”是清廷凝聚各族的主要方式之一。魏源在《圣武记》中描述了两个方面的“联姻”。
1.与东北边境各民族联姻。《圣武记》卷一《开国龙兴记一·附考》云：“赫哲、费雅哈来京娶妇，则礼部光禄寺供筵燕，盛京工部供薪稿，略如蒙古仪。”又云：“康熙中以鱼皮（赫哲）等部俗荒陋，令其世娶宗室女以化导之。岁时纳聘，吉林将军预购民女代宗女，乘以彩舆稼之云。”具体描绘了清室与黑龙江下游各族联姻的情况。
2.与蒙古各部联姻。满蒙联姻是清廷的传统政策。联姻的重点是内蒙古科尔沁部和外蒙古赛音诺颜部。《圣武记》卷三《国朝绥服蒙古记二》云：“本朝外藩勋戚之盛，内蒙古推科尔沁部，外蒙古推赛音诺颜部。”其具体渠道有“嫁”和“娶”两条。所谓的“嫁”，就是清廷的公主或宗女下嫁到蒙古各部。《圣武记》卷三《国朝绥服蒙古记一》云：“自天命到乾隆初，（科尔沁）额附（即“附马”）尚主（即与公主结婚）者八。……劳在王室，非直亲懿而已。”《圣武记·国朝绥服蒙古记二》云：“（赛音诺颜部）善巴从弟策凌，……见奇圣祖（康熙），教养内廷。……授和硕额驸，尚纯悫公主，即所谓超勇亲王、……经功配享太庙者也。”可见清廷的公主们既下嫁到内蒙古，又下嫁到外蒙古。而所谓的“娶”，则是清朝皇帝娶蒙古王公之女为皇后。《圣武记·国朝绥服蒙古记一》云：“科尔沁从龙佐命，世为肺附，与国休戚。孝端文皇后（事太宗）、孝庄文皇后（即庄妃，事太宗）、孝惠章皇后（事世祖即顺治）皆科尔沁女，故世祖当草创初，冲龄践阼，中外帖然，系蒙古外戚扈戴之力。”科尔沁草原，是经常为清廷“输送”皇后的地方。从魏源反复强调“外戚扈戴”、“从龙佐命”、“功在王室”等等来看，满蒙联姻是卓有成效的，清廷取得了内外蒙古各部的大力支持和坚决拥戴。
（二）经济联系
魏源已初步认识到经济联系在民族凝聚中的作用。《圣武记》卷四《乾隆荡平准部记》中，具体记叙了中原地区各族人民与新疆地区北路的“准部”（蒙古准噶尔部）、南路的“回部”（维吾尔族）之间的经济联系：“今西域南北二路地大物渊，牛、羊、麦、面、蔬、蓏之贱，浇植贸易之利，金矿、铜矿之旺，徭役赋税之简，外番茶、马、布、缎互市之利，又皆什伯内地。边民服贾牵牛出关，至辄辟汗莱，长子孙，百无一反。是天留未辟之鸿荒，以为盛世消息尾闾者也。”这里指出，中原人民到新疆地区（西域），可以帮助当地人民开发西北；新疆地区物产丰饶，可以供应内地；而且新疆地区又可以作为内地人民和藏族人民（“番”）进行贸易的桥梁。把汉、蒙、维、藏各族在新疆地区的错综复杂的经济联系，明白精确地勾画出来了。魏氏在《乾隆荡平准部记》的结尾写道：“睹一支，念全体；观一隅，厪中国。益三叹于始事之固难，与终事之不易焉。”他希望并且相信，全国各地都会出现各族之间的广泛的、多方面的经济交流；而且预料到这种局面的实现是不容易的，只能是各地人民坚持不懈，贯彻始终的结果。魏氏真可算是“高瞻远瞩、举一反三”了。
（三）正确对待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
魏源关于西藏黄教的论述，今天看来也是十分精彩的。他在《圣武记》卷五《国朝抚绥西藏记》中对于黄教作了宛转曲折、深入而全面的分析。
1、西藏久已成为佛教徒公认的中心。《国朝扶绥西藏记·上篇》云：“西藏，古吐蕃，元明为乌斯藏。……在五天竺之东，……而距天竺较近，故经教至多，持陀罗尼（经名）尤验。……元世祖封西番高僧八思巴为帝师大宝法王，以领其地，后嗣世袭其号，而西藏始为释教宗主。”尽管佛教的发源地是印度（天竺）而不是西藏，但从元朝以来，西藏已成为世界各地大多数佛教徒公认中心，这是必须正视的事实。
2.黄教在西藏佛教中占上风是由来已久的。《国朝抚绥西藏记·上篇》云：“其黄教宗祖则创于宗喀巴，以永乐十五年生于西宁卫，得道于西藏之甘丹寺，成化十四年圆寂。……遗嘱二大弟子，世世以呼毕勒罕转生，演大乘教，呼毕勒罕者，华言化身也。二弟子：一曰达赖喇嘛，一曰班禅喇嘛。喇嘛者，华言无上也。……其教皆重见性度生，……当明中叶，已远出红教上。”从明朝中期以来，黄教在西藏地区的声威已远胜红教。两位至高“无上”的喇嘛世世转生，既然是黄教创始者宗喀巴的遗嘱，当然会受到藏族人民的普遍信奉。
3.必须尊重藏族人民对黄教的信仰。《国朝抚绥西藏记·下篇》云：“神异能降服其心，此非尧、舜、周、孔之教所能驯也。”按照汉族的传统观点，儒家之道是最高明的，满族君主在入主中原之后，也崇奉儒家学说。但藏族人民笃信黄教，必须尊重藏胞的信仰。没有“活佛化身常在人间”的“神异”，就不能稳定藏族人民的心灵。
4、清廷对于黄教采取了正确的政策，保证了把藏族人民凝聚在祖国的大家庭之中。《国朝抚绥西藏记·上篇》云：“顺治初，天下混一，……遣使迓达赖。九年冬，至京师，世祖宾之于太和殿，….授金册印，封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普通鄂剂达赖喇嘛”。《国朝抚绥西藏记·下篇》云：“高宗（乾隆）神圣，百族禀命。诏达赖、班禅两汗僧当世世永生西土，维持教化。故卫藏安，而西北之边境安；黄教服，而准蒙之番民皆服。”清朝皇帝承认了达赖、班禅的转世是合理合法的、必要的，于是西藏地区和西北地区的藏族同胞都归心于朝廷了。
5.“金奔巴瓶”的颁布是清廷的英明决策。魏源在《国朝抚绥西藏记上·附录》中记载：“相传达赖喇嘛每于圆寂时，先示人以降生之处，其弟子大堪布往访得之，小儿初见，即能相识。”如果民间出现的“转世灵童”不止一个，怎样来辩识确认呢？清廷颁布了“金奔巴瓶”制度。《国朝抚绥西藏记上·附录》记载：“乾隆中乃发金瓶至藏，贮数小儿名，掣签以防诈伪。……驻藏大臣行礼启盖，掣取其一，对众折封，既知为某小儿名，……迎入大招，……上命章嘉呼图克图至藏，照料坐床，……十六岁乃自理事。”驻藏大臣是朝廷命官，章嘉呼图克图是“国师”[④]，他们都是代表朝廷的。“掣签”或“坐床”都要由朝廷的代表来主持或“照料”，活佛转世就由藏胞信仰中的灵迹发展成朝廷督导下的大典了。双方的凝聚显著地加强了。魏源在《国朝抚绥西藏记·下篇》的结尾写道：“盖至金奔巴瓶之颁，而大圣人神道设教变通宜民者，如山如海，高深莫测矣。”最后欢呼：“允矣，曼殊师利天可汗哉！”[⑤]
（四）武装各族人民，建立强大的国家军队
魏源热情洋溢地描述了清初诸帝的恢宏气度。他们以满族首领的身份，统一东北，入主中原。在降服了各族各部之后，把各族各部都武装起来，调动起各族将士的积极性，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可以“固若金汤”了。
1.东北各部。《圣武记·开国龙兴记一》云：“盛京、兴京境内皆老满洲。此外，居近吉林之锡伯人，居近伯都讷之卦勒察人、居近珲春之库尔喀人，分驻佐领，随地随时编丁入军籍，统称为吉林之兵。黑龙江北之索伦、达瑚尔二部。……与东北之鄂伦春奔走疏附，后先御侮，是为黑龙江之兵。……‘女真兵满万不可敌’，况倾东北海之精锐，殚两神圣这训练，夫何敌于天下？”把东北各部都武装起来，精心训练，就可以组成“天下无敌”的边防军，巩固东北河山，不怕邻国侵犯了。
2.各地汉兵汉将。《圣武记》卷二《康熙戡定三藩记上》指出：“（帝）以从古汉人叛乱，止用汉兵剿平，岂有满兵助战？”因此，在削平“三藩”（叛臣吴三桂、尚之信、耿精忠）的战争中，大胆使用汉兵汉将，在康熙的支持、鼓励下，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汉将：陕西四位，楚地三位、闽地四位，浙一位，粤一位，都能“群策群力，敌忾同仇”。这样，“以一隅敌天下”的三藩就“遂臻瓦解”了。
3.中央的禁军。《圣武记》卷一《开国龙兴记五》云：“禁旅八旗：满洲六万，并蒙古汉军共十万。”把满、蒙、汉各族的精华，组成“八旗禁旅”，由皇帝直接统辖，“无事射猎耕屯，有事弛驱介胄”，就可以“内卫京师，外驭四夷”了。
综上所述，魏源在《圣武记》中展示了民族凝聚的四种方式“（一）政治的（婚姻的）、（二）经济的、（三）宗教的、（四）军事的。尽管魏氏所颂扬和提倡的民族凝聚与我们今天的民族团结有本质上的不同，但是，上述四种方式仍是值得借鉴的。
三、维护统一、反对分裂
如果边境各民族中的某些上层人物妄图分裂祖国，公然发动叛乱，应该怎样对待呢？如果外国人妄图干涉中国国内的民族纠纷，又该如何待之呢？为了维护统一，这两个问题都是必须解决的。在《圣武记》中，魏源以历史经验为基础，对这两个问题作出了答案。
（一）不能轻易相信发动叛乱的首要人物的“转变”。
《圣武记》卷三《康熙亲征准噶尔记》写出：西北准噶尔部的首领噶尔丹发动叛乱，康熙三次亲征准噶尔，大破噶尔丹兵。“噶尔丹尽丧羽翼，乃遣使诣鄂尔多斯旗行在，探中国意。诏数其犯汛界之罪，又许以待喀尔喀恩例招抚之，否即进兵。……使者至，瞻觐感服，密输情于我大臣，圣祖闻而恰之，命理藩院……设驿以待。……而噶尔丹倔强，卒不至。”噶尔丹的“悔悟”、“感动”，完全是假的。最后是顽抗到底，穷途自杀了。在《圣武记》卷三《雍正两征厄鲁特记》中，魏源论述：“制款之权在中国，乞款之诚在外夷。故能以战为和，以剿为抚。从未有兵未交、绥寇未退境，即与为城下之盟而能使其帖耳，制其猖獗者。”如果对于少数坚持分裂的叛乱分子，轻率地相信其“诚意”，对他们的“猖獗”估计不足，那就容易上他们的当了。
（二）尽力争取各兄弟民族的大多数，孤立叛乱者。
在《圣武记·康熙亲征准噶尔记》中，魏源揭示了清廷、内蒙古各部与准噶尔之间的微妙关系：“（噶尔丹）阴遣使诱内蒙古各部叛归已。科尔沁土谢图亲王等以闻。……（上）乃密令复书，伪许内应，而预调士马刍粮以待。”噶尔丹想拉拢内蒙古各部和他共同叛清，而内蒙古的王公们却把噶尔丹的阴谋密报朝廷，并在皇帝的指使下“伪许内应”，诱敌深入。这样，噶尔丹就完全孤立了。
（三）处理国内民族间的关系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不容外国干涉。
《圣武记》卷六《俄罗斯附记》云：“由近事溯之乾隆：……土尔扈特之弃俄罗斯来附也，盈廷喙拒，独高宗排群议受之，并移檄俄罗斯剖明曲直，卒尽臣瓦剌四大部矣。由近事溯之康熙：……准噶尔请援兵六万于俄罗斯，圣祖移书宣示利害，绝其纠约，噶尔丹败无可投，卒溃窜死矣。”土尔扈特本是我国西北的蒙古部落，土尔扈特人都是中国人。土尔扈特部在明末受邻近部落逼迫，不得已播迁到俄罗斯。到了乾隆年间，土尔扈特的首领乌巴锡决心脱离沙俄，归附清朝，重返故土。乾隆皇帝毅然决然地接受了土尔扈特的回归，重新安排牧地，厚加封赏，不怕得罪俄国。[⑥]准噶尔部也是我国西北部的蒙古部落，准噶尔人也都是中国人。康熙年间，准部叛乱首领噶尔丹向沙俄请求援兵，康熙皇帝向俄国说明利害曲直，提出严重警告，制止了噶尔丹与沙俄的勾结。
总之，对叛乱的首恶元凶要严加警惕，对兄弟民族的大多数要尽力争取，对外来的魔爪要坚决斩断。魏源用饱含深情的笔锋，总结了这三点历史经验。
四、志士的爱国心与史家的谨严性
魏源在《圣武记·叙》中说：“晚侨江准，海警沓至，忾然触其中之所积，乃尽发其椟藏，排比经纬，驰骋往复，……统四十余万言，告成于海夷就款江宁之月。”所谓“海警”，就是从沿海各省传来的英军入侵的警报，所谓“海夷”，指穷凶极恶的英国侵略者。魏源是在“海警”的刺激下，为了对付“海夷”，才撰写《圣武记》的。在《圣武记》中，无论是讴歌开国的君主也好，探寻民族凝聚的方式方法也好，总结制止分裂的策略也好，都是为了抵御外侮，保卫祖国。
魏源的各种史学名著中洋溢着忧国忧民的热情，但魏源却绝不是“驰骋想象”、“七实三虚”的野史家。尽管《圣武记》等书在史料的选择和运用上也出现过一些失误，引起当时和后世史家的批评，但就主流而言，魏源的史学是以“详细占有材料，认真分析史料”为基础的。《圣武记·叙》云：“京师，掌故海也。得借观史馆秘客官书，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故老传说。于是我生以后数大事，乃我生以前上讫国初数十大事，磊落乎耳目，旁薄乎胸臆。”可见魏源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是不惮辛劳、多方取材的。他对于清代民族关系的每一条思路、每一种判断，都是以史实为依据的。这样，魏源史学中的“多民族凝聚”倾向，也象他的史学中其他各项内容一样，把“志士的爱心”和“史家的谨严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中国人民的抗暴卫国史上矗立着系列丰碑。林则徐的禁烟行动和关天培、裕谦、陈化成等人的战绩是永垂不朽的。龚自珍的诗文和魏源的史学也是浩气长存、万古流芳的！
注释：
①参看中华书局1976年版《魏源集》前言；中华书局1984年版《圣武记》前言。
②我们今天提倡的“民族团结”是以各族平等为基础的，魏源笔下的民族关系是以封建朝廷为核心的。二者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把魏源的民族史观中的进步倾向称之为“多民族凝聚倾向”，不称为“民族团结思想”。
③《圣武记》原有三种版本：道光二十二年本、道光二十四年年、道光二十六年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圣武记》，是以道光二十六年本为底本点较的。本文引用《圣武记》中的文字，均据中华书局1984年版《圣武记》。
④据《圣武记·国朝抚绥西藏记下》：“章嘉胡图克图者，……乃第五辈达赖之大弟子也。……通宗乘，为世宗藩邸时所敬，逮其第二世呼毕勒罕转生于多伦泊，诏造善因寺居之。”在清代的黄教大喇嘛中，只有章嘉呼土克图曾被康熙皇帝封为“国师”，世世相袭。见孟森著《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年版，547—548页。
⑤“曼殊师利”是西藏政教首脑对于清朝皇帝的称呼，本是佛家语，原义为“佛之祖师”或“妙吉祥”。见萧一山著《清代通史》，商务印书馆民国16年版，49—50页；“天可汗”是“西北诸蕃”献给唐太宗的尊号。见《旧唐书·太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册39页，魏氏综合二者，称颂高宗（乾隆）皇帝。
⑥魏氏是从颂扬高宗皇帝的“圣神筹运”这一角度，来论述土尔扈特东归的。至于该部的东归是否出自爱国动机，算不算爱国行动，魏源并未论述，本文亦不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