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线建设评价的分歧与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分歧论文,评价论文,于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506(2003)07-0031-09
一、历史背景
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我国在中西部地区的11个省、自治区（注：关于三线地区的范围，曾经有过几次调整，国家统计局出版的《1949-1979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将下列11个省、自治区划分为三线地区：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河南、湖北、湖南、山西。1983年国务院又确定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的工作范围为8省1市：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和豫西、鄂西、湘西地区及重庆市。）进行了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以交通、国防科技和基础工业为主体的大规模的基本经济建设，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线建设。它历经3个五年计划，投资总额达2052亿元（占该期间全国投资总额的43.4%），投入人力数百万，安排了1100个建设项目。三线建设是我国经济建设史上一次空前的战略部署，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涉及面之广无疑对其后的国家经济发展和国民经济结构布局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于三线建设问题，在1964年三线建设决策形成过程中，中央高层就曾经有过不同的认识和看法，但具体的详情至今仍未得到深入研究。原攀枝花市税务局局长胡昌绪在采访薄一波的文章中写到：“在研究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有些领导同志也曾考虑并提出过，是否可以少搞点建设，多解决些人民群众吃穿用的问题。”[1-1]原四川省计经委主任辛文说：“决定搞三线建设，在当时是不是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我们未有所闻，从后来已经公开的高层内部情况，似乎也未听到有什么不同意见和争论。但是在毛泽东主席逝世后的几年，即1980年刚刚实行改革开放不到两年时间，对三线建设的不同认识、看法、意见就公诸于众。”[1-2]据1964年任西南三线建设副总指挥、80年代任国务院三线调整办公室副主任的钱敏回忆：“在三线建设的问题上，历来有争论。毛主席在世的时候不敢争，毛主席去世以后争得很厉害。”[2]陈东林则通过查阅档案史料，专题撰文展现了1964年三线建设决策中中央领导人的分歧，及由此引致的计委机构的改组。”[3][4-1]
对于怎样评价三线建设，《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这个问题没有直接的论断。20世纪80年代中期基本否定的意见公开说得多一些。有重大决策错误的说法，有实践失败的看法，有部分否定三线建设的意见，也有全盘否定三线建设的观点。这些认识、议论、看法和争论，在1980年下半年还表现得相当激烈。参与者有经济界人士，有学术界人士，有的人甚至对此还持十分强烈的态度。这件事很快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之后国家有关部门派人作了调查，听取了四川省有关方面的反映和意见，最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进行了讨论，并作出了结论。中央的结论既充分地肯定了三线建设决策的正确性和实施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又指出了决策的仓促性和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存在的某些缺陷。1991年1月26日，刘华清在国务院三线办第8次成员会上对三线建设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注：1991年1月26日刘华清在国务院三线办第8次成员会上的讲话。）同年4月，江泽民在视察三线建设重点项目攀枝花钢铁公司、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德阳第二重型机器厂、西南物理研究院后指出，从当前国际形势来看，特别是海湾战争之后，我们对三线建设的重要性应当有进一步的认识。总的讲，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注：1991年4月江泽民视察攀枝花钢铁基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等当年三线重点工程时的讲话。）事实上，三线建设的肯定者亦不在少数，很多论著都详尽地分析了三线建设决策的合理性，并总结了三线建设在各个方面的显著成就，认为三线建设的巨大功绩是不可抹杀的。
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政策的贯彻实施，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倾力关注三线建设。他们多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试图为西部大开发寻求资鉴。这不能不又涉及到三线建设的评价问题。很显然，只有给三线建设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才能真正做到以史为镜，借古鉴今。
二、主要分歧观点
关于“如何评价三线建设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搞三线建设对不对，合不合理？二是三线建设的效果如何？
一种观点认为，三线建设是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对战争爆发可能性估计出现严重错误的结果，因此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和损失，应该基本否定。
持上述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为徐焰，主要代表作是其在《百年潮》1999年第3期发表的文章《“革命加战争”还是和平与发展——五十年来我国对时代特点的认识》[5]。徐焰认为：中苏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破裂后，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过去作为战略靠背的北方现在变成了威胁。感到自身力量减弱，自然对外界威胁容易敏感。当时一度认为帝、修、反在联合反华，一场新的大规模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日益紧迫。
如果翻一下我国20世纪60年代前期的报纸，可以看到已极少有与他国“和平共处”的语言，而是公开把“世界革命”当成现实任务提出。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援外支出日益加码（20世纪60年代前期经济困难时的援外支出就超过了对苏还债数），而且革命与战争相联，准备世界性的革命，就要考虑到世界性的战争。尽管我国在任何时候也没有打算对他国发动战争，但我们却对别国发动对华战争的可能性和“亡我之心”作出了过高的估计。
徐焰分析说，1964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刚刚从困境中恢复，同年初制定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重点是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同年8月上旬北部湾事件发生，毛泽东在8月中旬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就提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工厂可以一分为二，抢时间搬到内地去。同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一项批示中提出，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当时毛泽东还将搞大、小三线问题，与1927年时上不上山相类比，认为搞不搞三线建设是要不要革命的问题。1965年春越南战争又进一步升级，同年6月我国援越部队开始秘密出境，全军总数也增至500万人。毛泽东又就修改“三五”计划提出：农、轻、重的次序要违反一下，吃、穿、用每年略有增加就好。同年7月国家计委重新制定计划，强调“‘三五’计划实质是一个以国防建设为中心的备战计划”。随后又决定全国工业搬迁，立足于战争。1969年春天，当我国经济刚刚从前两年“文革”动乱中得到部分恢复时，珍宝岛又发生了武装冲突。
当时，林彪一伙又夸大战争危险，借机扩张权力，并转移人们对极左政策造成的恶果的不满，这就更加剧了国内的战争气氛。因长期对北方备战，至使全军在和平时期竟多年处于“盘马弯弓箭不发”的临战状态，不仅成千上万居民一直在构筑人防工事，而且人民解放军的总人数进入20世纪70年代即突破了600万，此后长期居高不下。1970年至1973年，我国每年直接国防开支保持在140亿至160亿元，占财政支出的20%左右。如加上其他与国防有关的项目及援外军事开支（这一时期援外费用相当大一部分是无偿军援），这一国防支出比例（在国民收入中占10%以上）则大大超过当时的美国而与苏联基本持平。
徐焰进一步分析认为，对战争危险的过高估计，首先应归咎于对时代特点的认识。1973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大，对时代特点的论述又退到本世纪初列宁的论断，认为“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对于世界大战问题，此时也还坚持绝对化的观点，认为其不可避免。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也采取了有远见的战略措施，开始实现中美和解，从而大大缓和了我国东部的紧张形式。不过此后仍认为美苏两国相互争夺，总有一天会打起来，不相信有一代人的和平，而这种世界性的战争如果爆发，必然牵涉到中国。20世纪70年代中期毛泽东虽然也看到大战不一定马上打得起来，同意邓小平提出的“消肿”措施，军队总员额和国防费开支的比例略有减少，不过总的认识却无变化。
1976年秋粉碎“四人帮”后，我国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并未转变，还是继续坚持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观点，只是认为可以推迟爆发时间。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就阐明了这种观点。同年1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编辑部文章更进一步说明：“世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可以推迟的。我们为了防止战争策动者的突然袭击，不能不要求我们的防务工作立足于早打大打，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战争明天一定会打响。”1978年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终于从思想上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但对战争的旧有认识并没有取得什么突破，仍然认为战争形势是严峻的。特别是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改变了4年前欧安会形成的东西缓和局面，美苏两家的军备竞赛又进入一个新高峰，对中国不能不产生影响。
徐焰指出，曾在毛泽东身边担任过20年秘书工作的胡乔木，在20世纪80年代末发表过《中国为什么出现二十年“左”倾错误》一文，其中总结了20世纪60～70年代对战争“过火反应”的思想根源，并将其列为当时中国“左”的错误的5大表现之一。胡乔木在文章中认为：“左”倾错误的产生一般都是在封闭状态之下，认为“全世界都要扼杀中国这块仅有的革命圣地”。对战争危险的“过火反应”，正是这种对世界局势缺乏科学认识的“唯我独革”心态的反映。历史证明，经过战争的人往往都对缺乏准备而遭敌袭击的教训刻骨铭心，然而和平时代过分地强调战争危险而造成的损失，有时并不比忽视战争准备为小！
因此，徐焰得出结论：其实，在现代国家的经济建设中，强调平、战结合的科学态度，应该是着眼于提高国民经济由平时生产转换到战时生产的能力，而不能在一切情况下都要求以打仗的观点规划各项建设。但是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20世纪70年代前期，却按照大、小三线和“山、散、洞”的原则规划工业布局，违反了经济建设的特定规律，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仅大三线建设中因计划不周和上马仓促所造成的直接损失，就高达数百亿元，还留下长期经济效益低下的严重后遗症。
而且，当时我国为战备付出的代价还远远不能限于钱款支出的统计，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20世纪70年代前期，正是国际上新技术革命兴起的重要阶段。许多西方国家和亚洲新兴工业地区抓住这一时机发展新兴产业，出现了一次经济腾飞。我国在这一时期因全面备战，将经济工作重心转入封闭偏僻的三线，再加上“文革”等等原因，在重大历史机遇面前失之交臂，这是更沉重的一笔历史性代价。
此外，把形势看得过于严重，长期总是从最坏估计出发，势必导致工作重心的错误转移。因多年把注意力的重心放到了应付战争的现实准备上，不仅影响了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中也往往以应急措施代替了远景规划。我国军队数量虽大大增加，在技术装备上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较之五十年代反而拉大。原先想促进的“世界革命”，也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方面出现的问题而不能实现。
大致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周民良、陈睦富等人。
周民良在《西部开发历史进程的回顾与思考》[6]一文中指出：尽管有人说，在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在落后地区建立了一批重大项目，对于改变当地的经济面貌有一定作用。但错误的形势判断、错误的体制构架加上错误的区域布局，使得三线大规模投资的机会成本过高，大大延误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据有人估算，当时同样投入1亿元，在沿海地区可以实现产值增额9730万元，在内地可以实现4140万元，而在三线地区仅可实现2560万元。如果三线地区的大量投资被安排在其他区域，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面貌可能会是另外的格局。除此之外，三线建设延续了“一五”以来重视重工业建设的问题，使西部地区的经济结构矛盾进一步加剧。
陈睦富在《“三线建设”的回顾与历史启示》[7]中写到：在正常情况下，三线建设是合理的，应该的。但后来由于“文革”时期政治形势和社会环境，由于对战争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由于林彪集团的破坏和干扰，由于建设上马过急、规模过大，加上强调隐蔽、分散的原则，因而造成不顾国力负担和经济的综合平衡，突出战备，使得经济建设实质上转向半战争状态，使得经济布局变成了军事布局，对当时和以后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投资效益差；二是加剧了经济比例失调；三是工业布局不是以经济技术合理、交通便利为标准，而是以靠山、分散、隐蔽为原则，因而布局不可能合理；四是盲目追求自成体系，不能充分发挥资源优势，造成重复建设、盲目发展、难以形成生产能力。据统计，1966～1978年12年中，损失、浪费以及不能及时发挥效益的资金高达300多亿元，占国家投资三线建设的18%以上。由于投资转向三线，一、二线的生产能力得不到发挥，影响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由于比例失调，三线地区农、轻、重矛盾突出。从整个宏观经济上看，由于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大量投资集中于效益低的地区，使沿海地区因投资不足而影响了生产规模的扩大，这是除“文革”社会动乱之外，造成这一时期宏观经济效益不好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种观点认为，三线建设是在国际形势严峻情况下，出于建立后方战略基地和改变中国工业不平衡布局目的进行的一次西部开发，初步改善了西部的基础设施，应该基本肯定。
持上述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马英民、陈东林等。马英民在其《当代中国建设史上的创举——三线建设》[8]一文中指出：三线建设这一决策适应了当时战备形势的迫切需要，改善了国内工业布局，促进了三线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建设，其显著的国防效益和经济效益是不可否认的；三线建设者们的无私奉献精神，也已熔铸成历史的丰碑而光照后人。中国在20世纪60～70年代大力加强国防战备，开展三线建设，也完全是由当时国家所处的严峻的国际环境决定的。当时中国所处的周边环境可以说是四面紧张，异常恶劣。这就使中国无法安心进行和平经济建设，而必须随时准备迎击入侵之敌。中国不是不想集中力量发展经济，而是国际形势不允许中国只埋头搞经济建设；中国也并不想打仗，但敌对势力迫使中国不得不准备打仗。正是出于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考虑，着眼于加快国防与改善工业布局，才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来下决心搞三线建设的。20世纪60～70年代，虽然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形势的看法有过于严重之处，但中国处于那样险恶的国防局面下，作为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中国党和政府，当然决不会等闲视之，无所举措。三线建设有两个目标：首先三线建设是为了战备，即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因此，加强国防工业建设成为三线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到1975年，三线地区国防工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和净值，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技术力量和设备水平等，都已超过一、二线地区。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武器装备的生产原来主要依靠一、二线的局面，大大改善了国防工业的生产布局。这对于加速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巩固国防，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其次，三线建设同时也是为了改善我国工业布局，促进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的。在三线建设的规划过程中，党和国家领导人始终强调必须把战备和长远建设结合起来。根据国家关于三线建设要把备战和长远建设相结合的精神，我国的三线建设在发展国防科技工业的同时，着力对我国西南、西北内地进行了综合性开发。到20世纪70年代末，三线地区共形成重大产品专业生产、科研基地45个，大型骨干企业和科研单位近2000个，三线地区形成的固定资产原值达1400亿元，占全国的三分之一。三线地区大范围、大规模的长期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内地省区的经济繁荣和科技文化进步。铁路、公路的开通，资源的开发，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内迁，使长期不发达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涌现出几十个中小工业城市，其中攀枝花、六盘水、十堰、金昌等，更成为著名的新兴工业城市。三线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人民的生活得到一定改善，内地与沿海地区的差距逐步缩小。三线地区的综合开发，也为内地的长远建设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带来了机遇。直到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中，三线建设的成果仍在发挥重要作用。历史证明，三线建设从总体上看不仅没有错，而且是我国国防和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重要措施。三线建设作为我国经济建设史上空前的壮举，即使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也是瑕不掩瑜，其留给我们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是丰富的、宝贵的，是值得我们倍加珍惜的。三线建设的巨大功绩是永远不可抹杀的。
陈东林认为，首先必须分析当时战备的决策是否正确。确实，当时对战争爆发可能性存在着过高的估计，历史证明，大规模侵略战争并没有发生。但是，当时处于激烈对抗的时代，国际环境与现在有很大不同，战争的危险性比现在大得多。从有备无患的角度看，对战争的估计宁肯严重一些，也不能放松警惕。苏联卫国战争的教训是深刻的，决不能把国家的安危寄托在对敌人的估计不足上。况且，战争没有爆发，我们积极防御、严阵以待也是起了遏制作用的。其次，进行三线建设，改变我国工业及交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是历史留下来的一项迟早必须完成的战略任务。即使战争没有爆发，西部地区的大规模基础工业建设也是必要的，并没有浪费。如果没有20世纪60～70年代的西部建设，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时期，我们面临的缩小东西部经济差距的任务将更为艰巨。最后，还应看到，在资金极为有限的情况下，投资工业，将比投资农业更符合国家的根本性利益。正如周恩来早就指出的，“在国家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的期间”，“人民还是不能不暂时忍受生活上的某些困难和不便”。世界各国如战后日本的经济起飞，也大多要经过这样一个高积累的初期阶段。我国由于“二五”计划时期面临的困难，不得不暂时先解决吃穿用。而在“三五”时期继续用提高积累解决工业化的问题也是必然的。只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才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效益。[4-2]
三线建设的成就是重要的。它为中国抵御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战争威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人从大规模战争最终没有爆发认为三线建设是没有必要的，造成了严重的国防经费超支和效益浪费，延误了发展时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也是脱离了历史环境的。
大致持同样观点的还有钱敏、林凌、刘炳峰、陈东升等人。
钱敏、刘炳峰在谈西南三线建设时都指出：三线建设的成就是不容否定的。没有三线建设，就没有现在西南、西北的工业基础。三线建设在四川的成效是最显著的。四川的工业在中国已经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已经成为钢铁、电子、电站成套设备、重型机械、汽车、化肥生产基地，有许多高精尖的产品，就是在海外也有一定的名气。四川1985年社会总产值达到1023.25亿元，1991年为2591.77亿元，排到全国第6～7位，曾经达到过第5位，这同三线建设时打下的基础是分不开的。[9][11]
林凌认为，三线建设除了有璀璨壮丽的形象之外，用经济学的资源配置观点来考察，它实际上是建国以来我国生产力布局从沿海到内地的一次战略性的大转移，空前规模的大调整。对于改善我国生产力布局倚重沿海、工业布局与资源布局严重脱节的状况，对于建设强大的战略后方基地，防止侵略战争，对于改变西部地区的贫穷落后的面貌，增强全国各民族的团结，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和作用。十几年改革开放中沿海发展战略的实施，若没有三线建设形成的西部经济实力的支撑，也难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西部地区若没有三线建设注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至今还是一片与世隔绝，愚昧落后的不毛之地，东西部的差距比现在不知要大多少倍。三线建设确有不少缺点以至错误，有许多值得我们吸取的教训，但这些缺点和错误不过是一块雕琢精致的美玉上的小小瑕疵。[10]
孙东升在考察了三线建设决策形成过程后，进行了系统的归纳：三线建设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现在：一是在三线地区修筑了很多工事和国防工程，对我国长远的备战工作起到了较大的作用。二是初步改变了我国内地交通落后、基础工业薄弱的历史状况，使内地资源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开发和利用。三线建设期间，铁路共增加8046公里，公路新增通车里程22.78万公里，新增内河港口吞吐能力3042万吨；建成了贵州六盘水、河南平顶山等50多个统配煤矿区，葛洲坝、龙羊峡、神头等大中型水、火电站68座，开发了8个油气田，建成钢铁工业企业984个，有色金属工业企业945个。三是初步建成了具有相当规模、门类齐全、生产和科研相结合的三线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尤其是航天事业，已跨入世界先进行列。四是机械工业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最重要的是汽车工业，新建的第二汽车制造厂，汽车年产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一。五是纺织、轻工企业发展较快，门类比较齐全、产品基本配套，具有了一定的生产技术水平。三线建设的最大功绩，正在于它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我国王业的不合理布局，促进了内地经济的繁荣和社会进步，使我国的战略后方在交通、能源、国防科技、机械轻纺电子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三线建设，总的说有利于改变工业建设在内地和沿海的严重不平衡状况，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城乡差别的缩小，功绩是主要的。[12]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三线建设得失各半，即既有成就的取得，也有损失的地方。
持上述观点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李署新、阎放鸣、李宗植等人。主要代表作是李曙新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上发表的《三线建设的均衡与效益问题辨析》[13]。李曙新指出：关于对战争形势的估计和三线建设的决策是否正确的问题，还是要用列宁说的“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的要求来分析：第一，20世纪60年代中期和末期，来自美国和苏联的战争威胁是实实在在存在的。1964年和1965年，美国轰炸越南北方，将战火迫近到了中国的南大门。美国在增加对台湾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同时，还不断派遣军用飞机和军舰侵犯中国的领空、领海。美国要重演一次朝鲜战争，其矛头直指中国是不言而喻的，美国舆论界的战争叫嚣也是非常露骨的。到20世纪60年代末，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在使用了政治、经济等手段不能逼迫中国就范的情况下，也走上了用战争威胁中国的道路，其程度甚至超过了美国。它除了大举向中苏边境增派军队，由原来的10个师不足20万人逐步增加到54个师近百万人之多，还多次挑起边境事件，甚至还将其战略导弹指向了中国的重要设施，扬言要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第二，中国领导人做出备战决策是正确的。处于当时激烈对抗的时代和复杂的国际环境，面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战争威胁，作为国家领导人，毛泽东等做出备战和三线建设的决策，是完全必要的。这种必要性包括两层含义：当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把保证国家安全置于经济效益之上是必要的；在战争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下，把立足点放在有备无患上，也是必要的。对战争的估计宁肯严重一些，也不能放松警惕，否则，一旦侵略战争发生，因为准备不足而蒙受的经济损失将会更大。第三，备战和三线建设的决策及其实施对于遏止侵略战争起了重要的作用。许多人只看到后来战争没有发生的结果，却缺少对战争为何没有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战争没有发生，除了美、苏两国的国内原因，以及国际形势的原因外，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中国的积极防御起了至关重要的阻遏作用。试想，如果没有三线建设所形成的强大的国防力量（包括原子弹、导弹等尖端武器），侵略战争难道就真的不会发生吗？对此，我们至少可以从中国近代史上“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中找到答案：不是敌人不曾打算发动侵略战争，而是因为摆脱了落后才避免了挨打。从这一层意义上说，国家的安全和国内正常的生产秩序得到了保障，不正是一种最大的经济效益么？
关于三线建设本身的经济效益问题。三线建设时期的基本建设投资效果，无论在纵向上与建国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比，还是在横向上与同时期的东部地区比，经济效益都是较低的。怎样看待这一问题。笔者认为，也应该客观地看到以下几个制约投资效果的因素：第一，“文革”因素。三线建设适逢与“文革”同期.不但难逃“文革”大动乱的浩劫，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受害尤深。在运动头两年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中，三线建设的四川、陕西、云南等省均是全国武斗最严重且持续时间最长的省份，加上基本建设有施工时间、地点限制大的特点。一旦受到冲击，恢复周期更长。这从下面两项比较中可窥一斑：1967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1966年下降近10%，1968年在1967年基础上再下降4.2%；而基本建设新增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1967年比1966年则下降近20%，1968年再下降5.3%。还要指出的一点是。1969年“九大”以后，全国的经济局势已相对趋于稳定，而三线地区相当一部分与军工相关的企事业单位却由于林彪的插手，运动反而加剧，又遭受了两年(1969～1971)严重冲击。第二，体制因素。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借鉴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在经历了初期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中期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并存之后，到后期（“文革”时期）已几近僵化。三线建设适值我国实施这一体制的后期，因此，企业的自主权和职工的积极性均不能很好地发挥，再加上“文革”中对“利润挂帅”、“奖金挂帅”和“资产阶级法权”等的批判，企业不敢言效益，职工不敢言利益。在这种体制下操作的三线建设，其投资效果自然也就难以同“一五”、“二五”计划时期以及三年调整时期相提并论。第三，地区因素。当我们把前提建立在三线建设的决策和实施是正确的、合理的基础上时，那么，在落后地区进行开发所存在的投入相对大、产出相对少的结果，就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了。三线地区即中西部地区，过去不但工业基础薄弱，而且农业、商业、交通运输业以及公共设施（宿舍、学校、医院、文化场所等）也都非常落后。在这些地区新建企业，建设成本难免更高。建设周期西部也比东部要长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这种情况，应该是必须接受的。第四，周期因素。三线建设中的大中型项目多，其施工周期长和见效慢也应在预料之中。工业经济统计往往只能反映建设期内基本建设投资的完成情况，而对基本建设投资所特有的滞后效应却难以体现出来，比如，三线建设的“三五”和“四五”时期，反映基本建设投资效果的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59.5%和61.4%，此数据是以期内的基本建设投资额与期内的新增固定资产之比得出的。这一结果表明了这一时期的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是建国以来各个时期中最低的，但却反映不出三线建设中建成的大多数企业和基地，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开始发挥其全部效益的实际情况。由于这种原因影响到我们对三线建设投资效果的分析，也是应该看到的。
关于均衡经济布局与追求经济效益的关系问题。在这两大经济目标的取向上，建国以来可以说经历了两次过于偏重的选择：第一次从1949年至1978年，其中特别是三线建设时期，偏重于均衡经济布局，以求得区域间的平衡发展为目标，将建设重心放在基础薄弱但有丰富资源的中西部内陆地区，其结果是初步改变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畸形生产力布局，缩小了东西部差距，也同时抑制了东部地区的发展，从而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和增长速度。可以说，均衡发展战略必然有得有失。第二次是从1978年至1990年，采取的是非均衡发展战略，以注重经济效益为目标，将建设重心放在基础雄厚并具有对外开放优势地理条件的东部沿海地区，其结果是大大加快了沿海地区的发展步伐，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但同时也再次扩大了东西部之间的差距。尽管这种差距的扩大是在各地区经济都有较大发展的基础上出现的，但这种趋势毕竟同样不利于国家综合优势的发挥，并且还会给社会带来许多不安定因素。
因此，可以看出：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做出三线建设的决策，既有加强国防的考虑，也有均衡经济布局的考虑，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三线建设的实施，也基本达到了上述两个目的。至于三线建设的经济效益不理想，这既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需要我们从经济学角度对其经验教训给以认真的总结，以为我们的现在及未来提供借鉴；同时也要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对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进行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从中得出不失偏颇的结论。
阎放鸣认为，三线建设在建国后的经济发展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从成就方面看，1965年到1972年，国家对三线地区投入了800多亿元的建设资金，约占8年基建投资总额的50%左右。经过如此大规模、长时间的集中建设，三线地区的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建成和初步建成了一批国民经济骨干企业。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共形成固定资产原值达1 400亿元，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基本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以重工业为主体、行业门类比较齐全的战略大后方。从而使我国东部相对发达、西部相对落后的不合理经济布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次，三线建设带动了内地资源的开发。三线地区矿产资源种类多，储量大，分布较为集中。经过大规模建设之后，形成了许多新的工业基地，铁路和公路的通车里程分别达到10000多公里和300000多公里，交通不便的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这对于开发、利用当地资源，改变工业集中地区远离原料产地的经济布局，起到了极为积极的作用。再次，促进了地方经济，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三线企业有相当一部分远离城市，分散在边远的山区。这些企业落户后，给这些地区带来了新的知识、新的技术，并为当地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场所，扩大了商品市场。以这些企业为核心，出现了几十个中小工业城市，从而繁荣了地区经济。从不足方面看，三线建设由于上马过急、规模过大，加上过分强调隐蔽、分散的原则，以及政治动乱造成的管理混乱等因素的影响，也暴露出了大量的问题，对当时和以后的经济发展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三线建设暴露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是投资效益差。从三线自身建设来看，造成效益差的原因，一是，由于当地经济基础比较薄弱，面对仓促上马的大规模建设，各方面措施难以配套，大量资金、设备闲置，施工队伍窝工严重，许多企业建成后因运输、动力，甚至职工生活问题难以解决等困难，而长期不能开工或开工不足。二是由于片面强调“靠山、分散、进洞”的建设方针，增加了施工难度，工程造价大大高于其它地区。另外，为了争时间、抢速度，三线建设许多工程质量很差，给投产带来了困难。据测算，从1966～1978年的12年中，损失、浪费以及不能及时发挥效益的资金高达300多亿元，占这些年国家用于三线建设投资的18%以上。二是加剧了经济比例失调。从全国来看，由于大部分投资转向内地，使一、二线地区的生产因人、财、物不足而难以扩大，给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固然还有其它一些方面，但由于三线建设规模过大而给沿海地区经济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二是加剧了经济比例失调。在经济比例关系方面，由于集中建设三线地区，引起多方面比例关系失调。第一，扩大了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第二，加剧了农轻重产业结构比例失调；第三，加剧了生产性建设与非生产性建设比例失调。[14]
李宗植，张润君分析说，首先应当看到三线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果，这表现在：第一，基本建成了战略后方的国防工业生产和科研基地，改善了国防工业的布局。这对于增强我国国防实力，保卫国家安全，创造一个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有重要而且长远的影响作用。第二，显著地改变了我国工业布局，使之逐步趋向合理。第三，推动了三线地区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提高，明显地改变了这些地区的落后面貌。通过三线建设，建成了五条铁路干线，形成了西南地区新的交通骨干网络，改变了交通闭塞的状况，为该地区矿产资源的初步开发和王业布局的展开创造了有利条件。促进了商业、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繁荣，形成了一批以工矿企业为主的中心城镇，即使一些偏僻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也不同程度地改变了落后面貌。但是，三线建设给国民经济造成了一些不利的影响。主要表现是：第一，指导方针上“左”的错误。三线建设不是以解决吃穿用为中心，而是以重工业尤其是以国防工业建设为中心，不仅在战略后方新建了大批工矿企业，而且从沿海搬迁了不少企业到内地，工业布点不是以经济技术合理、交通便利为标准，而是靠山、分散、隐蔽，盲目追求自成体系，没有注意充分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造成重复建设，盲目发展。第二，难于形成生产能力，更难形成综合生产能力。由于选址定点匆忙，厂区布置不当，有些项目虽花费大量投资建成，但或缺水缺电、或交通不畅，不具备正常生产条件。更多的项目因与城市或矿区建设不配套，生活服务公用事业跟不上，生产内部不衔接，辅助部分上不去，短期更难形成综合生产能力。第三，农、轻、重，老企业与新企业，老基地与新基地，生产与生活等比例关系不够协调。第四，经济效益差。三线建设想赶在战争爆发以前搞起来，没经充分准备，未进行认真的可行性论证，仓促上马，全面铺开，许多项目甚至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有不少山区得搞大量的防洪工程、厂外管线、道路和社会服务设施，增加了投资，扩大了成本，加之管理工作薄弱，组织工作跟不上，职工也不够安心，浪费很大，经济效益不高。[15]
大致持同样观点的还有汪海波、董志凯、吴江、惠中等人。
汪海波认为，三线建设的成就主要有：一是建成了一批重要项目。二是形成了若干新的工业中心。三是三线地区的某些省份一跃成为工业门类齐全、机械装备程度很高的地区。然而，三线建设不仅在进行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而且留下来了许多长期不易甚至无法解决的问题，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是建设不配套。二是选址失误，或者厂区布置不当。三是生产成本高。四是有的建设项目生产方向不明确，建成以后没有具体任务；有的建设项目原定的生产方向不适合需要，有待转产；有的连转产都困难；有的虽然能够转产，经济上也不合算。五是企业管理工作薄弱，职工队伍不稳定。六是区域工业组织工作跟不上，外部生产协作条件差。这些问题使三线地区的工业生产能力得不到充分的发挥，设备的利用率很低。除了三线建设本身存在问题以外，要求过快过急的三线建设，对我国整个工业乃至对国民经济的全局，都产生了重大消极作用：一是影响了沿海地区工业的发展；二是影响了轻工业的发展；三是国民经济许多部门的发展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16]
董志凯、吴江认为，三线建设是当时特有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的产物。由于当时面临苏联巨大的军事威胁，三线建设的核心是国家的国防安全，而不是将经济建设放到主要地位，因此，无论在纵向上与建国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比，还是在横向上与同时期的东部地区比，经济效益是比较低的。但三线工厂远离大城市，不自己建设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就不能生存，因而从一开始这些企业的各种社会保障、后勤服务就一应俱全，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尽管如此，三线建设对于促进内地经济发展、改善经济布局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7]
惠中通过分析认为，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倾斜和进行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对开发内地资源，改变我国生产力布局的不平衡局面，促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由于这一经济政策是在片面强调备战的前提下制定的，并且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左”倾思潮泛滥的情况下实施的，因而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三线建设有近一半投资没有发挥作用，经济效益极差。而且，由于过分强调战略防御的需要，建设项目的安排缺乏全面规划和综合平衡，具体项目布点则要求“靠山、分散、进洞”，这不仅增大了工程难度，也使工程的造价大幅升高，对企业建成后的生产和职工生活都带来很不利的影响。[18]
三、结语
造成对三线建设评价存在分歧和争论的原因是多方面，归纳起来大致可为以下3种：
1.出发点不同。有的研究者单纯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仅把经济效益的高低作为评价优劣的标准；有的研究者单纯从政治和军事学的角度来衡量，却很少考虑经济因素；有的研究者从史学的角度，采用历史的标准进行评价；而有的研究者不但用经济标准，而且用历史的标准来评价。
2.为研究西部大开发，研究者往往把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相比较，有的以否定三线建设来说明和推进西部大开发；有的则对正反两个方面的结果都进行了分析。
3.个别著作存在对史实的误解和观点上的偏见。
三线建设是一项巨大的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国史中的一件重大历史事件。要想对它作出准确、客观的评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必须进行全面的、历史的综合考察。任何失实的、残缺的史料以及对史实的丝毫误解都将导致评价结果的偏颇甚至错误。其次，要尊重客观事实，从实际出发，不能带有哪怕一丁点的个人色彩，更不能先入为主，有偏见。第三，要用唯物史观来指导整个评价过程。第四，要进行综合评价，不能以偏概全。列宁曾经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19]也就是说，历史事件要放到历史的大背景中，才能显现出本来面目。三线建设的决策与实施有着深刻的国际和国内渊源，因此三线建设具有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双重意义。如果有研究者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评价三线建设，那么，他就很容易得出“得不偿失”和“悔不当初”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