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甲午战争论文,中国论文,试论论文,进程论文,近代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甲午战争在帝国主义侵华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战争的结局使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发生了质的变化。同时甲午战争也加速了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解体，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战后，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关键词 甲午战争 近代化 民族意识
中日甲午战争在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场战争由于清朝社会制度的腐败和战争指挥者避战求和的错误方针，终于导致了清军在战争中的惨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迅速沉沦到半殖民地社会的深渊，成为世界列强宰割的对象。战争的结局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本文仅就此作一探讨，以祈教正。
一、甲午战争的结局确立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社会地位
甲午战争是以英美帝国主义为后盾，由日本出面对中国进行的一场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战争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在中国攫取政治、经济特权、扩大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进行资本输出，从而变中国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取得了在中国投资办厂的特权，对华经济侵略发生了质的变化，资本输出成为主要形式。他们一是通过政治性贷款和开办银行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二是展开对中国铁路修筑权、矿山开采权以及划分势力范围的争夺。帝国主义通过对中国经济的掠夺和控制，进而操纵中国的政治，使中国社会迅速导向半殖民地化的境地。
甲午战前，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贷款总计有4100余万两，而且是随借随还，还没形成对中国经济命脉的控制。甲午战后，《马关条约》开了大宗赔款的恶例，日本一下子就取得了2亿两的巨额赔款，同时，清政府还要支付3000万两的“赎辽费”和日本“代守”威海卫的军费50万两。这笔赔款年息五厘，须在三年内还清，并要求清政府在第一年就付出1亿3000万两。当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总收入还不足9000万两，根本不够支付。为此，清政府在列强的胁迫下只得开始大借政治性外借来偿付日本。这种借款主要有三笔：（一）俄法洋款。1895年7月，俄法以“仗义”干涉还辽“有功”与清政府签订《俄法洋款合同》，借款额为4亿法郎（合银1亿两），年息四厘，以94又1/8折扣付款，36年分期还清，以海关税收入担保，允许俄国参加海关行政管理。（二）英德洋款。1896年3月英德与清政府签订《英德洋款合同》，借款额为1600万英镑（合银9762万两），年息五厘，以95折扣付款，36年还清，不得提前还清，以海关关税为担保，并规定在此借款未付还时，中国不得改变海关行政。这一政治性条款，为英国继续霸占中国海关提供了保证。（三）英德二次洋款。1898年3月英德与清政府签订了《续借英德洋款合同》，借款总额为1600万英镑（合银1亿两），年息四厘五，83折扣付款，45年内还清，以海关税收，苏州、淞沪、九江、浙东厘金和宜昌、湖北、安徽盐厘为担保，并统归总税务司征收管理，45年内中国海关行政机构不得改变。以上三笔借款共合白银3亿两，加上利息，则高达7亿两以上。由于折扣付款，清政府实际得到的款额却只有26000余万两。这样，甲午赔款立即转为对外长期借款，加重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由于三次借款均以海关税收作担保，所以，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海关的控制权争夺得十分激烈，这突出表现在三次借款过程中英俄之间的争夺。其结果，英国不但长期控制中国海关，而且也部分地控制了中国的厘金盐税。可以说，自甲午战争后，中国的海关完全变成了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财政的殖民机构。
帝国主义列强在通过政治性借款的方式控制中国财政的同时，还通过开办银行的方式控制中国的金融命脉。甲午战前，列强在中国共设立7家银行，分支机构15处①，主要任务是为外国资本在中国进行商品输出服务，随着甲午战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方式的转变，银行在资本输出的过程中日渐重要。为此，帝国主义列强开始在中国扩建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扩大业务范围，把银行变成对华输出资本的主要工具。从1895-1913年，帝国主义在华共设立银行13家，分支机构85处②。主要有英国的汇丰、法国的东方汇理、俄国的道胜、德国的德华、美国的花旗、日本的横滨正金、比利时的华比银行等。以上这些银行都有组建早、金融实力雄厚的优势，成为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中心。它们通过以政治性贷款的方式控制中国的财政，通过对铁路、矿山等部门的投资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通过发行货币控制中国的钱庄进而垄断中国的金融命脉。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和《马美条约》的签订，充分暴露了清政府的腐朽和国防力量的薄弱，进一步刺激了帝国主义贪婪的侵略野心。列强在利用政治性贷款的方式控制中国的海关、财政、经济等大权的同时，也展开了劫夺铁路修筑权和划分势力范围的竞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铁路投资是帝国主义列强向中国输出资本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列强巩固和扩大自己在华势力的有力工具。帝国主义分割中国的竞争便是以争夺铁路修筑权首开其端的。1895年6月，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法界约》和《中法商约》，把侵略势力伸入云南和两广，并取得了西南诸省的筑路权和开矿权，把越南的铁路接进中国境内。俄国也在1896年6月与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取得了建造和经理中东铁路的权利。紧接着便是英德集团同俄法集团关于承建芦汉铁路的争斗，其结果，芦汉铁路的承造权和经营权落入了俄法集团之手。铁路的争夺加剧了列强对投资场所和原料产地的争斗，自1897年底，帝国主义又开始了以武力强占中国的沿海港口，夺取租借地和公开划分势力范围的争夺。1897年11月，德国借口“曹州教案”用军舰强占胶州湾和青岛港，并在1898年3月强迫清政府签订《中德胶澳租界条约》，规定胶州湾租借给德国，租期99年，德国可在山东境内自胶州湾修筑南北两条铁路，铁路沿线两旁各30华里以内的矿产，德商有开采权。这样，山东全省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1897年底，沙俄也以防止英、日、德等国侵占东北为幌子，擅自派军舰闯进旅顺港，胁迫清政府在1898年的3月、5月和7月先后签订了《中俄旅大租地条约》、《中俄旅大租地续约》、《东三省铁路公司续订合同》。规定俄国租借旅大25年，旅顺口为俄国的海军基地，并有建造南满铁路的权利。由于中东铁路干线、支线纵横东北三省，整个东北地区都成了沙俄的势力范围。同年4月，法国强迫清政府以照会的形式声明，清政府承认紧邻越南的云南、广西、广东三省不割让或租借给他国。1899年11月，法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将广州湾租与法国，租期99年。英国为了维持在中国优越的殖民地位，于1898年2月强迫清政府承认不将长江流域让与他国。在俄法两国先后租占大连湾和广州湾后，英国便乘机索租威海卫和九龙半岛，以达到北阻沙俄，南拒法国的目的。6月，与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规定将九龙半岛（包括大鹏湾、深圳湾在内）租借给英国，租期99年；7月，又与清政府签订《中英威海卫租借专条》，规定威海卫及其附近海面（包括刘公岛、威海湾沿岸10英里的陆地）租与英国，租期与俄国驻守旅顺之期相同。日本也在瓜分狂潮中趁火打劫，照会清政府声明福建省内之地不得让与或租与他国。4月，清政府即给予了日本一个满意的答复，这样，福建便划入了日本的势力范围。
甲午战后，在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下，我国的海防要害尽被敌踞，铁路矿产丧失殆尽，内政外交主权凌替无余，亡国灭种迫在眉睫。
二、客观上刺激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甲午战争的结局，一方面造成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在客观上也对中国的民族工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刺激作用。甲午战前中国的民族工业只有近80家企业，但从1895年到1913年却创办了549家工矿企业，资本总额达120369000元。③这说明，甲午战后民族工业的发展同甲午战争的客观刺激作用有很大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点：
首先，帝国主义的侵略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较战前更大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甲午战前，欧美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主要以商品输出为主，而且，清政府对外国资本的输出尚有限制，再加上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自然经济对外国商品仍有顽强的抗拒力，所以中国的广大地区，尤其是内陆地区，封建小农经济顽强地存在着，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都极小，影响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到了19世纪90年代，欧美列强均已向帝国主义阶段迈进，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各国的国内市场和投资场所都已被金融资本垄断，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过剩资本，因而资本输出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日本发动的甲午战争便适应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这一要求。战争的结果，使帝国主义打开了对华资本输出的大门，把侵略触角由沿海深入到中国腹地和内河。列宁讲：“资本输出总要影响到输入资本的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大大加速那里的资本主义发展。”④甲午战后的资本输出较之战前的商品输出，无论从广度上，还是深度上，对中国原有的封建自然经济的破坏都大得多，外国资本直接利用中国的劳动力和原料开办企业，大大加速了中国城乡手工业者和小农业者的破产，促进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扩大。这一方面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另一方面也给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破产农民和破产手工业者数量的增加，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商品经济发展又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再加上外资企业优厚的利润，刺激了一部分资产阶级化的地主开始投资创办新式企业。
其次，甲午战争的失败，激起了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情绪，同时也促使清政府对民族企业的政策做了调整，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机会。《马关条约》的签订，使许多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士都感到，中国如今被东方小国日本打败，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日本实行了“西法”，中国如果要自强，也必须实行“西法”，振兴实业。1895年6月，胡燏棻在《变法自强疏》里说：“中国欲借官厂制器，虽百年亦终无起色。必须准各省广开民厂，令民间自为讲求。”⑤康有为在《公车上书》和其后的几次上皇帝书里也都提出奖励、保护民间兴办企业的要求。这样，国内很快掀起了一个设厂运动。针对这种局面，清政府也感到既然允许外人投资设厂，就不得不放宽对民间办厂的禁令。1895年6月5日，清政府以“电旨”方式饬令招商，多设织布、纺绸等局，广为制造”。⑥1901年清政府又搞了“新政”，设立农工商部，颁布对民族工业的奖励条例，并在口头上表示要“力行实政”，“振兴工艺”。这无疑对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另外，甲午战争引起的空前的民族危机，唤起了人们强烈的反帝爱国情绪，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发出“设厂自救”、“抵制洋商洋厂”、“不买外国货”的呼声。1903年的收回利权运动和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尤其反映了甲午战后各阶层人民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重要性，这对于推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基于上述原因，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的发展。1895年—1898年，是甲午战后设厂运动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的设厂资本总额由1895年的3307000元增长到1898年的4384000元⑦。之后，由于日俄战争的爆发，特别是由于收回利权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的推动，1904年—1908年，又出现了设厂运动第二个高潮。1908年设厂的资本总额发展到16122000元。⑧从设厂数量上看，甲午战前民族资本共设厂76家，而从1895-1911年，新设厂共491家，其中商办企业416家⑨。从商办企业的资本上看，甲午战前为4704000元，到1911年增加为82777000元⑩。
甲午战争加速了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解体，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尽管战争发起者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而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但从历史进程的发展趋向看，战争却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所以，严格地讲，甲午战争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才有了真正的意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午台。
三、唤起了近代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
甲午战争之后，瓜分狂潮日渐激烈，“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中国社会的各阶层都在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拯救民族的危亡，使中国的民族运动走向高涨，其主要表现为：一是以下层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二是由民族资产阶级上层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发端。
从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就开始了反洋教斗争，但在甲午战前并未形成大规模的反帝运动。甲午战后，民族矛盾日益尖锐，义和团运动的出现便是广大农民对帝国主义入侵的最直接的反抗。运动范围之广，人数之多，标志着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的觉醒。这场运动提出的“扶清灭洋”的口号和表现出“笼统排外”的特点虽然显示出下层农民的封建皇权主义和愚昧的落后性，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广大农民的“灭洋”、“排外”体现了近代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主题。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虽然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但它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阻止了他们阴谋瓜分中国的企图。同时，斗争的实践也暴露了清政府的卖国真面目，提高了人民的对它反动本质的认识，加速了人民的觉醒和近代中国革命的进程。孙中山曾高度赞扬了义和团所表现出的民族精神，他说：“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精神，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11)
甲午战后的民族危机唤起了下层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也把刚刚兴起的民族资产阶级推上了政治舞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开始自觉地把民族独立和社会革新的双重任务担负起来，促进了中国的民族运动向高层次发展，反映出中国的仁人志士向西方先进文明学习以抗御帝国主义侵略过程中历史性的转折。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供了启示。洋务派所推行的改革，只知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注意于兴矿办厂、筑铁路、整商务、练海军等，不仅避而不谈政治变革，反而强调封建政治制度是“大经大法，不可轻改”。因而洋务运动的改革始终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没有进一步发展下去，所以在推动中国近代化发展的进程中成效甚微。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认识到了洋务运动“根本不净，百事皆非”的病根，扬弃了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明确提出了要以日俄的政治改革模式来改造中国的政治体制。他们以救亡图存和变法图强相号召，通过上书请愿、出版报纸、成立学会团体等方式宣传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思想，激发人民的革新意识，迅速在全国掀起了一个维新变法的运动，成为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唤起广大人民的民族意识进一步觉醒。由于维新运动的宣传，使许多人认识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道理，认识到中国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向西方的政治制度学习，变革腐朽的封建政治体制。但是，因为维新派缺少足够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只能借助光绪帝和孔夫子的思想来推行新政，其结果，变法运动最终被强大的封建势力吞噬了。温和的政治改革的实践表明：腐朽顽固的清政府是不会接受政治变革的，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才能实现。
《马关条约》的签订不仅刺激了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维新运动，同时也推动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海外初步形成。1894年春，孙中山在天津投书李鸿章失败后，开始放弃幻想，走上以武装革命变革中国政治的道路。他于1894年11月上旬在擅香山成立了兴中会，号召爱国志心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挽救危局”，紧接着，孙中山在1895年10月领导了“乙末广州之役”，以武装斗争的形式迈开了民主革命的第一步。兴中会誓词和广州起义说明资产阶级革命派自形成之初就把爱国同革命结合起来，把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斗争结合起来，开创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新局面。
注释：
①②参见《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第40页。
③⑦⑧⑨⑩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870-920页各表折算。第649页，表一。
④《列宁选集》第2卷，下册，第785页。
⑤《戊戌变法》（丛刊），第3册，第282页。
⑥《光绪朝东华录》，合订本第4册，总第3949页。
(11)《总理全集》函札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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