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荀学的嬗变及其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12)01－0118－04
荀子是先秦时期最后一位儒学大师，他在世时曾三为祭酒，并周游多国，在学术上、政治上有着很高的地位。根据《荀子·尧问》篇中记载，时人或以为荀子不若孔子，其弟子申之，以为荀子与孔子齐贤。可见，荀子生前或逝世不久，就发生了一场关于荀子地位的争辩，只是这一争辩是将荀子与孔子比较而已。秦汉以降，学者则多将荀子与孟子比较，或两者同尊，或尊此贬彼，又或两者皆贬，概言之，都站在各自的学术立场乃至政治立场上对其品评。本文拟对两汉至唐代的荀学发展作一概括，以揭明汉唐时期荀学的嬗变结构及其发展特点。
一、两汉荀学的嬗变与特点
秦汉肇兴，孔孟荀之学俱得以传。西汉司马迁作《孟子荀卿列传》，表彰孟荀之功，后世称之为“孟荀齐号”，以说明司马迁孟、荀同尊之意。虽然司马迁在《孟子荀卿列传》中“太史公曰”部分只提及孟子绝惠王言利之端，于荀子则无所言辞，这似乎说明司马迁在孟荀之间更钟情于孟子之学，此传似乎亦以孟子一人为核心；然而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概括其作是传之缘由云：“猎儒墨之遗文，明礼义之统纪，绝惠王利端，列往世兴衰，作《孟子荀卿列传》”[1]，“绝惠王利端，列往世兴衰”两句指称孟子，“猎儒墨之遗文，明礼义之统纪”则指称荀子，且这里司马迁将荀子之功列于孟子之前，这亦可见出其对荀子之学更为关注。因此，司马迁作是传，并不能说明其更钟情于孟子，综合来看，乃是荀孟并重。除太史公外，刘向《孙卿书录》称董仲舒“作书美孙卿”，可知董仲舒亦尊荀。刘向本人也赞扬荀子：“惟孟轲、孙卿为能尊仲尼”，“孟子、孙卿、董先生皆小五伯”，“如人君能用孙卿，庶几于王”，可见董仲舒、刘向皆荀孟同尊。除此之外，陆贾、贾谊、班固、王充、徐幹等人亦重荀子，其学亦与荀子甚有关联。此点学界多有论述，不赘。
汉儒除有孟荀齐号、荀孟并重的代表人物，还有尊孟贬荀的儒者，其以扬雄为代表。扬雄将孟子从“诸子”之范畴中超拔出来，认为孟子的地位在包括荀子在内的诸子之上；后来的韩愈和部分宋儒独许孟子以道统地位，似乎与此有着某种思想关联。并且扬雄认为荀子与思孟是“同门而异户”，[2]虽然还是认可荀子在儒门之中，但已与孟子这一正宗的儒学主流相异而处了。
虽然有扬雄之尊孟贬荀，但在汉儒的思想世界中，荀孟同尊无疑被更多儒者所接受，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荀子的影响比孟子要更大。汉代荀学的特点，集中而言有两点：其一，重视荀子礼论等外王学；其二，对荀子人性论多采取包容态度。关于前一点，司马迁作《礼书》、《乐书》，皆有采于《荀子》之《礼论》、《乐论》，[3]上引司马迁赞扬荀子之语也有“明礼义之统纪”的说法；贾谊亦主要继承并发展了荀子之礼学；徐幹《中论》在《法象》、《贵言》、《审大臣》、《亡国》等篇中引述的荀子之言，亦多集中于其礼论与君臣论等外王学方面；这些都可以看出，汉儒多是从礼论等外王学的角度推尊荀子的。关于人性论，汉儒有着诸多分歧，单以王充在《论衡·本性篇》中所述及的就有陆贾、董仲舒、刘向等几种人性学说，再加上扬雄的性善恶混论，可谓各有说辞、莫衷一是。虽然王充评价荀子人性论是“未为得实”，并记载了刘向对荀子人性论的非议，但王充本人也直言“性恶之言，有缘也”，认为荀子人性论中亦包含有合理的因素。其他汉儒诸如董仲舒、刘向、扬雄等，虽论性各执一词，但有个明显的特征，即他们都不是完全的性善论者，而这，恰恰为他们对荀子人性论的包容提供了依据。综合这两方面，汉儒在外王学上推尊荀子，且在人性论上兼采孟荀，这些都使得荀子在汉代之地位得以与孟子齐同，甚至在某些方面有高于孟子的倾向。
二、魏晋至隋荀学的嬗变与特点
魏晋时期，荀学仍然沿着内外两个向度发展。内在人性论方面，仲长敖作《覈性赋》，此处之“覈”乃查对、审查之意，见题知义，仲长敖此赋意在审查、检视人性。就人性而发议论，先秦汉魏皆有其说，并不算新鲜，但仲长敖这篇赋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专门挑出荀子人性论作为检视对象。在《覈性赋》中，仲长敖对荀子人性论做了许多歪曲，这主要表现在：其一，他将《荀子·王制》提倡的“人最为天下贵”的人贵论歪曲为“裸虫三百，人最为劣”的人劣论[4]；其二，他将荀子性恶礼伪相互配合的完整理论系统割裂为只有性恶而无礼伪的片面理论，这样，荀子的人性就变成了一个无礼义助其提升的光秃秃的恶，这显然不是荀子的本意；其三，他将荀子的性恶论与李斯、韩非相联系，认为李斯、韩非皆因受到荀子性恶论的影响而走向法家，这为后来的一些宋儒将弟子之过归罪于荀子性恶论提供了理论源头。赋中李斯、韩非对荀子言：“夫子之言性恶当矣”[5]，其实，这亦说明仲长敖并未深及法家人性论之精髓，法家并非视人性为恶，至于韩非对荀子人性论的评价，单从相关文本中亦未见其有任何褒贬态度，因此，仲长敖在此赋中虚构的对话故事，无论从历史事实上还是从思想脉络的关联上，都是经不起推敲的。
魏晋时期荀学的另一个向度是有关外王学方面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对荀子提出的肉刑论的讨论。汉文帝时期废除肉刑，后班固著书认为应当恢复。至曹操时亦欲恢复，孔融作《肉刑议》，以为不可。傅干亦作《肉刑议》，提出“肉刑之法，不当除也”，“荀卿论之备矣”，主张重置肉刑。[6]曹羲则作《肉刑论》反对恢复，其言：“夫言肉刑之济治者，荀卿所唱，班固所述”，“固未达夫用刑之本矣！在上者洗濯其心，静而民足。”[7]曹羲不同意荀子提倡的治世刑重、不该以象刑代替肉刑的观点，他认为只要统治者保持心灵清净，根本就用不着肉刑。东晋张华作《博物志》，申述荀子之志云：“肉刑，明王之制，荀卿每论之”[8]，无疑肯定了荀子的用刑论。
南北朝时期的梁孝元帝萧绎云：“楚人畏荀卿之出境，汉氏追匡衡之入界，是知儒道实有可尊！”[9](《金楼子》卷四)梁孝元帝由荀子而思及儒道之尊贵，由此可见其对荀子亦甚为尊敬与推崇。北齐思想家刘昼也尊崇荀子，其云：“儒者，晏婴、子思、孟轲、荀卿之类也”，将荀子与思孟并列为大儒。刘昼之尊荀的原因，在于其提倡儒家之礼教：“今治世之贤，宜以礼教为先”[10]；其尊礼教这一点正好与荀子之重礼思想相合。
隋朝大儒王通对《荀子·修身》所言的“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颇为称许，认为能做到这一点就可以“有以自守”了。[11]除了称许荀子此语，《中说》与荀子思想有契合之处亦甚多，诸如：“居近识远，处今知古，惟学矣乎！”[12]此与荀子之重学思想相合。再如：“礼，其皇极之门乎！其得中道乎！”[13]此与荀子之重礼思想相合，且王通将礼与中道联系起来，这与《荀子·儒效》所说的“曷谓中？曰：礼义是也”是一致的。由此可见，荀子与王通二者思想有着密切关联。实际上，王通心目中有的仍是“周孔之道”而非“孔孟之道”，其云：“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为乎！顺之则吉，逆之则凶”[14]，扬孟抑荀的做法在王通那里并不存在。若说王通与荀子有不合之处，则主要体现在人性论上。王通云：“以性制情者鲜矣，我未见处歧路而不迟迥者”[15]，王通虽未明确表示性之善恶的立场，但从此处的性情二分、以性制情思想来看，其与荀子以情论性之理路相异。综合而言，王通思想与荀子有同有异，但总体上王通还是对荀子有所尊崇的，至少未发生扬孟抑荀的情况。
魏晋至隋朝这一阶段的荀学的特点是：其一，荀子地位总体上仍受重视与肯定；其二，在外王学方面，不断继承荀子的重礼思想，但对荀子的用刑论有所争议；其三，在人性论方面，对荀子有所贬损，无论是仲长敖对荀子人性论有意无意的曲解，还是王通与荀子人性论的不合，都大大削弱了荀子人性论的正面影响，甚至将其导向了负面，这为后来宋儒借人性论贬荀开了端倪。
三、唐代荀学的嬗变与特点
隋末战乱频仍，李氏父子定鼎中原，唐朝乃立。唐初，荀子之言广为君臣引用，以作为实践治道之借鉴。唐代中后期，柳宗元、刘禹锡等继承并阐扬了荀子的天人之分说，从天人观上发展了荀学。除此之外，唐代荀学中值得注意的尚有以下几点：
其一，由韩愈肇端的对孟荀地位的争议。一般认为韩愈尊孟而抑荀，这其实只是大略之说，其间仍有曲折须待辨明。贞元十四年(798)韩愈作《读荀》，该文指出：“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16]，将孟子与荀子、扬雄分为两个等级，但仍对荀子甚为称许。贞元十七年(801)韩愈作《送孟东野序》，文章云：“臧孙辰、孟轲、荀卿，以道鸣者也”[17]，则将孟荀并称，并认为孟荀皆体现“道”。作于贞元十九年(803)至贞元二十一年(805)之间的《原道》，首次提出了严格的道统论，认为儒家道统自孟子死后便“不得其传焉”，又言：“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18]。这就明确地将荀子从儒家道统中清除，标志着孟子与荀子的地位拉开了实质性的距离。但细察此后的韩愈作品，并没有一直贯彻这种贬低荀子的做法，这一点可在韩愈作于元和七年(812)的《进学解》中得到很好的说明，是文云：“昔者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辙环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论是弘，逃谗于楚，废死兰陵。是二儒者，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绝类离伦，优入圣域，其遇于世何如也？”[19]在这里，韩愈又称孟荀皆臻圣人之境，与《原道》中表现出的那种荀子不入道统的严苛有着极大的殊异。至韩愈晚年于元和十五年(820)作《与孟尚书书》，又直言孟子之后无人接续其事业，这就又重申了《原道》中的道统思想。由上分析可见，韩愈对荀子的评价，有着荀不及孟与荀孟同尊这两种态度，且两种态度交织在一起，此消彼长，纠结缠绕。通常，韩愈在论及自身与时人的现实境遇时，往往采取荀孟同尊的态度，这体现在其《送孟东野序》及《进学解》中；而在论及儒家应对佛老的挑战时，往往采取荀不及孟的态度，这体现在《原道》及《与孟尚书书》等文中。因而我们可以认为，韩愈在争取儒家文化正统的意义上更加推崇孟子，但在肯定其立身行事作为后世表率的意义上却荀孟同尊。后儒往往只看到韩愈对荀子的前一种态度，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其后一种态度，这至少是不全面的。
在韩愈作《原道》以表荀不及孟之意的同时，时人杨倞在荀学史上第一个为《荀子》作注。他将孟荀并称，皆许以“名世之士”、“王者之师”，且先荀后孟而言“荀、孟赞成之”[20]，这甚至有将荀子超拔于孟子之上的意图。依周炽成先生的高见，杨倞在写此序时“很可能看过韩愈的《原道》”，其文亦“很可能是针对韩愈的”[21]。若此说为真，那么杨倞分明是论证荀子与孟子一样地传续儒家之道，也分明是对韩愈在《原道》中将荀子清除于儒家道统之外的行为给予回应。
其二，对荀子人性论的评介，及对荀子与李斯、韩非之间关系的看法。唐代集中对孟子、荀子及扬雄之人性论进行比较评介的代表人物有韩愈和其弟子皇甫湜，以及杜牧。韩愈作《原性》，提出性三品说，认为孟、荀、扬三子言性都是不全面之论。其弟子皇甫湜作《孟荀言性论》，先以其师韩愈的性三品说评价孟荀之人性论皆为“一偏之说”，但最终又认为“轲之言，合经为多，益故为尤乎！”[22](《皇甫持正集》卷二)最终判定孟子言性优于荀子。杜牧作《三子言性辨》，在经过一番论述比较之后，他的结论是：“荀言人之性恶，比于二子，荀得多矣”[23]，则是判定荀子言性优于孟、扬。
自从晋代仲长敖将李斯、韩非与荀子人性学说串联起来论述之后，唐代有了将李斯所犯焚书坑儒等过错归罪于荀子的说法。陆龟蒙即云：“不知不仁，孰谓况贤？知而传之以道，是昧观听也。虽斯具五刑，而荀卿得称大儒乎？吾以为不如孟轲。”[24](《甫里集》卷十八)陆龟蒙认为如果荀子看不出李斯是不仁之人，还把儒道传给他，最终反而戕害儒道，这说明荀子并非贤人；如果荀子知道李斯是不仁之人而传之以道，这就更证明了荀子的过错。无论是哪一种可能，都可以断定荀子不是什么大儒，无法与孟子比肩。不过也有试图为荀子雪冤的，与陆龟蒙同时的林慎思即云：“韩非、李斯，昔师于荀卿也，后行其道则反于荀卿焉，是师其运动也，清浊岂由于荀卿乎？”[25](《伸蒙子》卷下)林慎思否定弟子之得失与其师有必然联系，他以孔子学于老子而后又超越老子为例来说明弟子之得与其师无必然关联，又以韩非、李斯学于荀子而后却悖于荀子为例来说明弟子之失亦与其师没有关涉。
其三，对荀子兵论、非相论的褒扬与继承。道教思想家李筌对荀子兵论甚为欣赏，他赞扬《荀子·议兵》中提倡的“仁人之兵”思想，指出：“兵非道德仁义者，虽伯有天下，君子不取”，“唯荀卿明于王道而非之”[26]，(《太白阴经》卷二)认为用兵应以仁义道德为其依归，在用兵论上继承了荀子。此外，杜牧则接受了荀子对相术的批评，他专作《论相》一文，论证相术之虚妄，其云：“余读荀卿《非相》”，“知卿为大儒矣”[27]，这在非相论方面继承了荀子。
由上可见，唐代荀学中仍然存在着尊荀与贬荀两种路向，尊荀派对荀子推崇，贬荀派则更尊奉孟子。唐初君臣与柳宗元、刘禹锡、李筌、杜牧、林慎思等人是尊荀一派的代表人物；韩愈则尊荀与贬荀交织并进，最终倾向于贬荀，其贬荀态度影响到皇甫湜、陆龟蒙等人。从这些可以知晓，尊荀派势力在唐代仍然十分巨大，他们在荀学的一些重要领域都与贬荀派有着交锋，双方各执其说，很难说有绝对优劣之分。但唐代却是荀学的重要转型期，因为在这一阶段中，韩愈建立的道统论将荀子清除于其外，这就将孟子与荀子之间的地位拉开了实质的距离，韩愈此举也成为了随后而起的宋代理学家们以道统为依据而掀起猛烈贬荀浪潮的滥觞。
收稿日期：2011－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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