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当代语文教育的现状及其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对策论文,语文教育论文,当代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年前的冬天，经媒体一番狂轰滥炸，中小学语文教学中令人尴尬和汗颜的现象遂被置于众目睽睽之下。《北京文学》1997年第11期在“世纪观察”栏目中，分别发表了学生家长、中学语文教师和研究学者撰写的三篇文章，对当今语文教学中的种种弊端发出了痛心疾首的扼腕之叹。《文艺报》在综述《北京文学》这三篇文章时，加上了“学生的桎梏、语文的扭曲、文学的悲哀”的赫然标题。之后，《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不仅仅是语文》《误尽苍生》等文章，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也制作了专题节目，《人民教育》《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也发表了不少文章，对中小学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展开讨论。至此，中小学语文教学从教育的幕后走到了社会的前台，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一大热点。各阶层人士都以巨大的热情和深切的忧思参与或关注着这场关于新世纪中学语文教育改革和发展前景的大讨论，可以说，这是深刻反省语文教育积弊、拓展语文教育改革新思路的历史契机。
一、关于语文教学的现状
（一）教师越来越难教。“语文教师太难当”，这是不少教师的呼声。难在哪里？一是难在无“抓手”。低年级还好些，因为有识字教学、写字教学，到高年级尤其是现代文阅读和作文，就大多数教师而言，除作者介绍、写作背景、字词解释、段落划分、归纳大意、写作方法之外，几乎无从下手，抱着一本《教参》打天下。二是难在无定标。从整体上来说，语文教学的整体目标是不够明确的，至少没有数理化等学科的目标明确。分解到各年段、年级、学期、单元以至每一节课，教学目标都似乎更加扑朔迷离，难以捉摸，早在婴幼儿时期学生就开始了语文中听和说的学习，等到上了中小学又开始了读和写，在这种情况下确定一些具体的目标，特别是每一节课的目标就显得比较含糊。三是难在无章法。任何事物都有其自身的规律，语文教学也有它的规律性，但这个规律性似乎至今还未找到。许多语文教育家在苦苦地摸索中取得一些成效，但是始终没有哪一种办法能够在较大的范围内得到普遍推广，改革也是零碎的、局部的、微观的小敲小打，尚未形成高屋建瓴的大家气派，多少年来不变的旧有模式基本上还一统着语文教坛。
（二）学生越来越难学。调查表明，一般学生都以学语文为畏途，无兴趣，见效慢，劳而少功。即便是语文成绩较好的学生，也基本上说不出学习语文的成功之道，成绩较差者就更不用说了。学生普遍反映，语文课上收获甚微，老师讲得好，饱饱耳福而已，教师教学水平平庸的，等于未听，上语文课不负责任的，则几乎是浪费时间，对语文可说是索然无味，毫无兴趣。少上两节、一个星期乃至一两个月的课，也不见得就能拉下多远的距离，下再大的功夫，成绩也未必理想。总之，学生反映把语文学好太难，学语文难理出头绪，学语文难有大的进展。
（三）考试越来越难考。一是考卷越来越难出，二是考题越来越难答。如今的语文考题，一是太碎，二是太玄。语文向来强调整体阅读理解，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段，段不离篇，而现在的考试，却往往出现一些生冷的题目，连教授见了也“头脑一片空白”①。作文本是语文中的重中之重，但作文的比重太小（仅占40%，共60分），而且又被肢解得很零碎。有些题目似是而非，模糊性很大，就是语文教师恐怕也不一定答得尽合命题者的本意。著名作家王蒙做高考题， 最好时得60分②。语文考试的信度差，已经引起了高校和中学教师的反感。 据1995年8月8日《文汇报》报道，高校教师反映，考生入学分数虽高，但真正语文水平不行，读写听说能力低，写作能力尤其低。
（四）成绩越来越滑坡。现在的青少年往往是听话不得要领，说话辞不达意，阅读障碍重重甚至读而不知其味；写作中不讲究义理、考据和辞章，甚至错别字叠出；观察事物走马观花甚至仅仅是看热闹，言之无物、题材贫乏的作文几乎触目皆是。著名特级教师于漪示例说， 1994年高考，写作占50分，考生在写《尝试》这篇作文时，写了学骑车、 学走路、学煮饭烧菜、学洗衣服，甚至学谈恋爱、学做小偷等等。很明显，文中所反映的生活与高中生的实际生活很不相称，所表现出来的肤浅甚至丑陋的思想是不可等闲视之的。
总之，从根本上说，语文教学的整体状况虽不能说完全是多少年一个样，但基本上没有什么新的重大的突破，难教、难学、难考、难提高是目前语文教学中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可见，语文教学难以适应时代的要求，前景令人堪忧，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革。
二、关于语文教学改革的回顾
以上所谈，并非说语文教学这么多年来就没有改革，没有成就。相反，在所有中小学学科教学改革中，语文教学改革是最活跃最有生气的。老一辈语文教育家如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等语文教育家论著等身；新时期于漪、斯霞、钱梦龙、魏书生、李吉林、欧阳代娜、宁鸿彬等人才辈出。更为重要的是，建国伊始，语文教学就受到了国家以及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同志把语文教学改革问题提到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国家成立了中学语文教学问题委员会，教育部多次专门就语文教学问题向中央请示、报告，不少省、市教育部门多次召开语文教学改革会议，以行政的手段加强和改进语文教学。多年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多次发表关于语文教学的社论、评论，组织语文教改的讨论。语文教学专业刊物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研究语文教学改革的论著连篇累牍。可以说，语文教学改革的外部环境十分有利，是其它学科难以企及的，但就整体状况而言，语文教学与党和政府的投入相比，与社会各界的期望值相比，尚有较大的差距，这与语文学科自身的特点有很大关系。因此，要想加快语文教学改革的步伐，必须重新认识语文学科的特殊性。
三、关于语文学科特点的思考
首先，语文学科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仅“语文”这一概念，就争论了几十年。究竟是“语言文字”“语言文学”“语言文化”，或是“说出来的是语言，写出来的是文字”，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难成定论。由于这个概念本身的不确定性，也就给语文学科的内容和范围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学科的对象不确定，学科的学习、教学乃至考核当然也就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实际情形也确实如此，语文实在是包罗万象的，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鸡毛蒜皮，大至治国安邦，小至一颦一笑，古今中外，万事万物，几乎都可以是语文科的学习、研究乃至考试的对象。一首唐诗，小学生可以学，中学生可以学，大学生仍然可以学。这样，语文当然也就难教难学难考了。若干年来，还没有听说有考生在语文高考中得满分的，人均分常常不及格。这就是语文学科难教难学的明证。鲁迅、郭沫若等文坛巨星的文章尚且有败笔，中小学语文课本中的范文尚且有毛病，报刊中的病句、错别字更是俯拾即是，也可说明语文学习的不易，所以毛泽东同志说得好：“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但是我们认为对处于基础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而言，语文学习说简单也简单，常用字词能认、能写，能读和听得懂一般的文章、广播、报告，说得出和写得出心中要表达的意思即可。现实问题不在于对中小学语文教学要求的界定，而在于语文教学必须瞄准高考、中考，因为招生考试带有选拔性，容不得你仅仅停留在水平合格的基点上，在这种情况下，教与学可以说是无止境的。师生一门心思都用在应付考试上，欲速不达，煮夹生饭的情况就势所难免，语文的学和教就愈显得难乎其难。
其次，语文学习有很长的周期性，因而语文教学难有短期效应。数理化等学科体系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具有纵向性，即它们总是具有一个由浅入深、由下而上的连贯性、逆进性，好像链条似的一环套一环地向高深发展，缺少其中的一环，往往就不能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因此，学习这些学科基本上是采取纵向切割的步骤进行的。语文学科的体系则是属于交叉并列形的，具有密切难分的横向性、平面性，它没有明显的一环套一环的链条（尤其是阅读和写作），因而语文学习很难采取纵向切割的办法，而只能采取螺旋式，需要一个相对循环、“潜滋暗长”的进程。再打一个比方，语文知识和能力的全部就像一泓水，你舀了几勺之后，水面仍然一平如镜，看不出少了多少，只有当你花费了很大功夫舀走了很多之后，回过头来才觉得比原来浅了许多，这少掉的部分正是你所学到和掌握的部分。由此可以得出，语文学习必须靠勤奋、靠积累、靠多读多写，靠“磨杵成针”的功夫，而不能指望一口吃成胖子，一夜成为作家。
第三，语文学习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因而很难就语文学语文。学语文不可能不问“语”和“文”所涉及到的内容，即使是字词学习，也要弄清形、音、义，三者缺一不可。文以载道，文道结合，都在说明形式离不开内容，形式必须与内容结合。普通话再标准，读不出文章的要领，把握不住文章的主旨，还不能叫会读；写作技巧再多、艺术性再强，没有新鲜的思想（或真挚的感情），不能让人读后有所得益，也不能叫会写。所以曹丕才讲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所以陶行知才说：“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所以毛泽东才号召我们反对党八股。因此，语文学习必须首先强调学习生活、学习社会，读书、写文章必须首先强调读者和作者要与沸腾的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生活）相结合。著名学者王朝闻也曾指出：“写文章要像写情书一样，只有在注视着‘情人’的时候，你才能从那稍纵即逝的生活中捕捉到最丰富的内容，也只有在给情人写信的时候，那些话才是从心里流出来的，而不是硬挤出来的。”所有这些都表明了语文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而我们不少的语文教学往往把语文同生活割裂开来，同其它学科割裂开来，把语文课上成了纯粹的“之乎者也”课，不引导学生去做人、求真，不引导学生去观察、分析社会生活，不引导学生关心国际国内大事，不引导学生从数理化政史地等学科中学习语文，其结果当然是师生双方都把语文课当成了负担，不学不行，学又激不起兴趣，教学效率的提高自然难以提上日程。可以说，这样的语文教学没有把握住语文学科和语文教学综合性的特点，是语文教学步入死胡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关于语文教育的主要弊端
（一）语文教育的泛政治化。建国后半个世纪的语文教育一直遭致人们的尖锐批评。“文革”时期，语文教育的意识形态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以致语文课与政治课之间界线模糊，难分彼此。新时期，语文教育界基于对这段历史的痛切反省，深刻认识到坚守学科个性和特点是长葆语文教育蓬勃生机和生命力的关键所在，否则就是对语文学科教育的实质性取消和扼杀，因此纷纷强烈呼唤语文教育回归本位，恢复其工具功能，这无疑是历史的一大进步。然而，笼罩在一统、刻板、僵化的应试教育阴影下的语文学科，泛政治化的倾向依然很难得到根本的克服，甚至这种渗入骨髓的病症还有继续恶化的迹象。一是教材编写上，潜意识深处还是受“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惯性操纵。这在人教版初高中教材里都有典型反映，尤以议论文为甚。有些政治色彩鲜明而缺乏缜密逻辑性和浓郁文学韵味的讲话、报告、评论及杂感均作为范文入选，这恐怕有失周全。或许政治人物的这些政论或作家的这些褒贬分明的社会评论在一定时代条件下作为历史文献确有其独特的史料价值，与其将它们列为语文教学的基本篇目，还不如列入政治课或历史课的课本更为恰当。即使具有一定文学色彩的作品，因其承担了过于偏颇的政治教化之使命，也不宜过多地编入语文教材中。我们赞同如是尖锐的批评：“现在我们在一个人的少年阶段就开始给他灌输某种政治观念，让他们在不理解的状态下被动地接受，这实质上是对教育权利的滥用。”③二是对教学内容的阐释和评价体系，完全受机械、保守的《教学参考书》的制约。教师往往奉此为最高权威，一成不变、周而复始地进行刻板的宣化。无论是概念、术语或公式化的表述，都充满了说教意味，诸如用“通过……揭露和批判了……”，或者“通过……表现和歌颂了……”一类的固定模式，从外围去包装课文甚至异化其深沉丰富的内涵。其实，凡是众口皆碑的优秀文学作品，之所以具有穿越时空的悠久生命力，都是因作者以深邃的目光展示了纷纭世相，尤其是凸现了人的精神世界的广阔性、丰厚性和深刻性，从而成为人类精神生态的忠实记录，其内涵绝对不是若干个指向单一的意识形态语符所能完全涵盖的。如：我们总爱说：“《项链》是批判资产阶级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雷雨》是揭示封建大家庭的罪恶和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甚至“《绿》是对祖国山水和大自然的热爱”。教师在课上也是照本宣科，只为应付考试背一串《教参》上抄来的话，说一通不得不说的话。其实语文课应是最具人文性的课，《项链》的题旨是否只能惟一地解释为批判资产阶级虚荣心与追求享乐的思想？能否像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所解读的：“作者正是为人的命运的‘变化莫测’，人太容易为生命中的‘偶然’所左右，而感到不可理解。”《项链》作者自己也说：“人生是多么变幻无常啊，极细小的一件事可以败坏你，也可以成全你！”对统编教材中的每一篇文章，为什么只能有全国绝对一致的或大体一致的解读？对有些文章，应允许教师和学生根据自己的人生体验、生命体验，进行稍许独到的自我阐释、自我解读。《变色龙》中的奥楚蔑罗夫形象，除了对媚上欺下、见风使舵这种奴才特征的揭示和嘲弄外，难道没有对被沙皇专制制度扭曲了人性的小公务员的悲悯情怀以及由此对异化人性的沙皇专制制度的批判和否定吗？《我的叔叔于勒》其实也不仅仅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的揭示，更有对人性深处趋吉避凶等普遍性弱点的深度呈示和痛切思索。如果我们能突破思维惯性，极大地拓展思维空间和指向，就能获得一些新的独特的感悟。三是作文教学以眩目的政治道德泡沫掩饰社会现实与精神现实的真相。由于一味宣扬“崇高+光明”的主题，作文情调普遍轻浅甜腻，又以主流与支流的堂皇托词反对呈示生活的全貌（包括对阴暗面和人性缺陷的展现），导致学生作文与做人的两极对立，即作文中所描述的生活形态与作者所经历的生活原生态之间的完全背离，作文中所发掘的思想情感与作者内心深处所体验和积淀的思想情感之间的完全背离。比如：写青松，必须联想先烈；写石子，必须联想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写太阳、写春雨，必须联想党的温暖、党的培养、党的政策；写长城，必须联想解放军。我们年纪稍大一点的人，都是被上千堂语文课“培养”“训练”出来的。通过上千堂语文课的“训导”，在我们每个人的潜意识当中，甚至连一些基本语汇，都成为“公共”的了，都是两两相合的。臂如白衣天使与护士、医生，蜡烛的孜孜不倦、兢兢业业与教师，残酷、黑暗、吃人与资本主义、旧社会，光明、温暖与社会主义、新中国等等。在说话、写作中，只有如此这般相联，方才合格，主题才积极，才是有意义的，否则，语文教师那里通不过，考试不能得高分。比如，你绝对不能写一个教师的懒惰，不敬业，绝对不能写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丝愚昧与丑恶，绝对不能写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与友爱，甚至绝对不能写见了落叶之后所引发的一些愁思，绝对不能写你对富足的物质生活的向往和期盼。我们的孩子们就是这样被纳入了一个个早已准备好的套子之中，孩子们的精神、个性就是如此被泯灭的。我们翻阅天南海北、城市乡村的学生作文，就会发现，相当数量的作文，从谋篇布局以致词语的选用，甚至开头结尾，都如出一辙，你很难见到有个性的文章。千万个不同的大脑，却有着大体一样的精神套路、言语方式，悲夫！中央党校一位34岁的博士李书磊教授，他当年在北大读书时，亲身经历了一件难以忘怀的事。上英语课，外籍教师让全班学生用英语写一篇作文《我的母亲》，大家都写得相当流畅，因为从小学到中学写了不知多少遍了。然而英语教师在阅读了全部作文后，脸色非常难看地走进教室，用一种陌生的、带着几分怜悯的眼神扫了我们一眼，就像是看一群猴子一样，这一眼看得我们自惭形秽。原来我们每个人无一例外地都写了我们的母亲多么慈祥，多么勤劳，我们多么爱我们的母亲，连用的形容词都大致相近。她用手指点着这些目瞪口呆的学生：“你，王！你，李！难道你们大家都长着同一个脑袋？难道你们的母亲没有虐待过你们？难道你们的母亲就没有好吃懒做的吗？难道你们对母亲就没有一点遗憾吗？”遗憾当然有，但一写成文章我们却只会这么写。我们早已学会在表达中排除个人经验而服从公共套路。
李书磊痛愤地说：“现在我是一个‘吃写作饭’的人，而我写作的最大困难也是最大的痛苦，就是总得费力地排除来自学生作文时代的陈词滥调。倒不是说那些词调没有意义，但从文章学的角度看，它们因变为公共语言而毫无意义……人就是这么给弄呆的。我至今也没有怨恨过我的语文老师，我知道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但我却无法原谅这种写作培养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我们有的语文教师不但没有成为语文学习的导航人，反而成了扼杀“天才”的刀斧手。更深入地说，这不是广大语文教师的过错，语文教师也是社会培养的结果。④如果作文教学不能通过写作训练来升华人格而是导致人格分离和畸形化，那显然是作文教学的失败。
（二）语文教育的标准化。四川师大文学院刘永康教授说：“语文标准化考试有三个弊病，一是忽视了语文的人文性、模糊性的特点和语言的隐悔性；二是选择题把字词句段从文章中抽出来，破坏了文章的整体性；三是这种考试无法真实衡量学生的语文水平。”⑤语文考试中的标准化试题，只需在微机阅读卡上将方框涂黑，就算完成考题，学生的想象、语言表达、情感在这里已经消失殆尽，只有进行“肢解式”的选择。国家教育部部长陈至立同志毫不留情地批评道：“语文本来是最富于浪漫和创造的，现在也标准化了。‘草坪’变成‘草地’不行，‘同心协力’变成‘齐心协力’不成，搞成新八股，形而上学、谨小慎微，专会挑毛病。”⑥正如任何一门学科拥有自身的个性那样，作为母语的汉语文也拥有诸如审美、情感和想象等独特的品格，从而赋予该学科教育以特殊性。遗憾的是，禁锢重重的应试教育体制有意识地以规范化和科学化的标准衡量语文教育，迫使它向处处可以量化的数量化学科方向靠拢，这就抽去了语文教育的人文主义内核和艺术韵味，从而在本质上戕害了语文教育的个性。这表现在多方面：第一，在课堂教学方面，注重知识点，肢解和割裂美文，破坏了审美意境的浑然统一。正如田本娜先生所指出：“目前语文教学过于支离破碎，太机械……”⑦教师仿佛高明的外科医生，娴熟地给学生解剖标本，告之此之谓心，彼之谓肺，此之谓肝，彼之谓肾，然而心、肺、肝、肾等器官之机械之和等于拥有激情、思想和个性的生命活体吗？课堂教学亦复如是，主题思想、段落大意、写作特点、语法、修辞、逻辑，此知识点如何，彼知识点如何，如此等等，难道它们机械之和等于和谐浑然的美文本身吗？等于充满了内在韵律、滋味和气势的审美境界吗？第二，从考试的题型设计到评估标准，完全摒弃了审美内核和育心原则。标准化数字选择答案，使语言表达的许多形式差异简单地异化为正误和是非的不同，从而斫损了语言的丰富性和灵活性，导致青少年学生片面发展理性思维而妨碍审美情感和想象力的健全发育。少数的文字表述题，不是要求“意到”而是“字”到，从而将文字表达略有“偏离”和“越轨”的创新性思维扼杀在萌芽状态中，这是多大的智力资产的流失啊！而作文的评分尺度也往往是只见枝叶不问全树，即把文章肢解成内容、结构、语言、书写等若干项来分别计分，却使作文的最高境界即浑然天成感反被忽略了。如果说语文教育的泛政治化是在异化课文的灵魂，那么过度量化的标准化则是抽去了语言之间的血脉、情韵和气势，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在共同窒息语文教育的个性活力。面对如此语文教育弊端，难怪老教育家刘国正先生说：“我要大声疾呼救救孩子！”⑧
五、关于语文教育改革的对策
纵观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发展历史，改革一直在力克漠视汉语个性特色、背弃学科本体的不良倾向中进展着。展望未来世界，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流将是东方人文精神与西方科学理性的大融合，在此背景下，继续推进语文教育改革向纵深发展，葆有汉语文教育富于活力的传统基因，汲取西方语言的科学理性精神，以最终突破应试教育的桎梏，将成为必然选择。
第一，关于语文学科性质的再认识。这是实施语文教育改革的起点。经过近20年来对语文学科性质的反复争鸣、讨论和研究，可以比较清晰地达成如下共识：语文教育是工具性、人文性和审美性诸特征的和谐统一。首先是工具性。无论是拼音文字还是象形文字，语言首先是思维的载体，是人类接受和输出生命信息的基本工具。不同语种的语文教育，其目的都在于通过优秀文本的阅读、欣赏和学习，培养学生对该语种的感悟、内化和外化、运用的综合能力，即包括听说读写的语言能力。汉语文教育亦当如此。再者是人文性。我们必须高度强调，汉语文是中华民族的母语，作为母语教育，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和更高级的目标。正如日本教育家小原固芳所说：“国语教学不只是简单的文字或字母用法和段落句读的问题，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内容问题。国语不是训诂之学，而是活思想问题，是川流不息的生命。”新的历史时期，力主“工具论”，呼唤回归语文本体，这是语文教育史上的纠偏和进步，但面对如今语文应试教育深深陷入机械化、技术化泥潭时，继续持“纯工具论”者，无疑有保守之嫌了。从1955年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到1996年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语文学科性质观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工具——基本工具——负载文化的交际工具。”⑨个中人文性指向不言而喻。而“人文性”较之于传统的“思想性”，内容更丰富，外延更宽广，突破了狭隘的政治思想品德的局限性。它以人为世界价值的核心，以对个体生命的生存形态和意义之尊重为最高价值关怀，超越了疆域、时代和种族诸多隔阂。由于语文课的基本教学内容是文学作品及准文学作品，而文学即是人学，即反映了人的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广阔性、丰富性和深刻性，直接影响到人格的形成和包括情感、个性、气质、心理品质等在内的精神世界，故语文教育由此内容所决定，天然地要以人文精神为内核。再次是审美性。在对辐射着美感光辉的优秀作品的涵咏、品味和全身心融合中，语文课自然而然地进行着审美教育，培养学生对语言美、艺术美、自然风光美和人性人情美的欣赏能力，唤醒审美自觉，使之趋向自觉化。凝眸《背影》，感亲情之美，《听潮》之后，感自然之美，登“岳阳楼”，感思想之美……久之，学生的心灵深处便积淀起高尚的审美情愫，收到怡美性灵、健全人格、优化生命质量的特殊功效，所谓“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是也。总之，作为天人合一、境界宏深的语文教育，融工具性、人文性、审美性于一身，集真、善、美于一体，正所谓尺牍之内大世界，华章之外无穷际。
第二，关于语文教学方法的改革取向。改革开放20年来，许多教法改革的成果有力地推动了语文教育的改革进程。但教学改革中确也存在着被语文教育界讥为“花拳绣腿”的形式主义倾向。我们认为，语文教学方法要返璞归真，光大传统。对“精讲多练”之“练”不宜狭隘地理解为应试技巧和应试技术之练，而串讲法、评注法也不宜滥用。首先，在阅读教学方面，要辩证处理“读”与“讲”“背”与“练”的关系，针对应试教育的种种弊端，我们倡导多读少讲，多背精练。先说读与讲。汉语具有整体性、模糊性和流动性特点，这就决定了汉语偏重心理，疏于形式，许多深沉的内涵对阅读者往往是可以意会而难言传的，尤其是高度主体化的文学作品，其言语进程属于价值领域，更多地包含着创作主体的个性气质和独特情怀，而不断派生的新语境，又赋予词语特定的个性、指向和韵味。为此，教师肢解式的宣讲，很大程度上碎化了课文和谐浑然的意境，极其异化其滋味，浅化其内涵，可谓是煞语言文学之风景，而且，教师布道式、注入式的宣讲，剥夺了作为学习主体的学生进行语感训练的宝贵时间，因而不能体验和内化作者所反映的精神历程。基于上述原因，我们主张继承汉语文教育传统的宝贵精神，以熟读精思获得感悟，以反复吟诵获得积淀。尤其要充分运用教育界老前辈叶圣陶先生倡导的以投入感情、进入角色为特征的“美读”，当歌处歌，当泣处泣，如醉如痴，物我相忘，升华到个体生命高级的审美境界，这在诗歌等抒情类文学的教学中应成为主要和常用的方法。至于教师适度的点拨（“讲”），作为辅助性方法可以发挥“开启心智”的功能，但绝不可代替学习主体的语感“习得”。再谈背与练。语文技巧与技术之“练”，作为应试教育的必然产物，严重抑制了课堂上生动活泼的气氛，变相禁锢了思想的交流和智慧的碰撞，这种对升学“敲门砖”的锤炼只管一时之用，其功效远不及能促进学生一生语言思维发展的大量背诵。在学生时代，如能在理性认知基础上行云流水一般背熟几百篇甚至更多文质兼美的诗文，乃是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久之，在心灵深处形成优质的言语积淀，伴随经常的操练和生命的成长而转化为奇妙高超的言语能力，最终趋向“表达”的大化之境，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其次，在写作教学方面，我们认为要革除旧观念，拓展新思维。目前我国作文教学因迫于应试的压力而全面陷入了“新八股”，从根本上背离了作文教学的宗旨，远离生活的真实和心灵的真实，长此以往，真让人担心中国作家的后备力量和中国文学的未来命运。给学生以心灵的自由，就应允许学生写他们自己的文章。文章应该是思想感情的自然体现，写文章应该是心灵泉水的自然流淌，如果学生不敢在文章里说真话、写真事、抒真情，其文章必然充满新八股的气息，而八股文绝无任何创造性可言！对作文要求应该是“真情实感，随心所欲”。只要真实、健康，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而且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可以写现实的眼前景物，也可以写幻想的未来世界，可以与老师商榷，也可以与大师对话，可以评论经典，也可以改写名篇，可以“大江东去”，也可以“小桥流水”，可以鄙薄蜜蜂，也可以赞美老鼠……总之，学生的文字应该是掠过晴空的云彩，它美丽多姿而又呈现出个性的色彩。由北京大学等七所著名高校与上海《萌芽》杂志社联合举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提倡新思维、新表达和真体验，可谓重开作文教学新风气。所谓新思维，就是倡导发散型和创新性思维，彻底破除岁岁沿袭的旧观念和旧规范的层层禁锢，完全顺应知识经济和创新教育的时代趋势，对发展个体语言思维能力具有战略意义；所谓新表达，就是突破写作题材和体裁的固定性限制，免除命题和半命题作文在这方面的程式化要求，并一任才情，挥洒发自生命深处的个性化语言，反对千人一面和众口一辞；所谓真体验，就是从自己的心灵而不是某种外加的理念出发，真实地再现生活的原生态，真诚地体验沉淀在生活底层的情愫。它们与中国写作传统中独抒性灵、务去陈言、摒弃矫揉等一脉相承，为学生生命内部潜蕴的创造精神和创作才情之自由翱翔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可以说，这是建国50年来作文教学观念的一次大解放和大革命。
第三，关于语文教材及课程的改革。近几年来，在“一纲多本”政策的催生下，各地编写出了较切合实际并有一定创意的新教材。但从当代人类文明的进程和培养创新人才的时代要求来看，还未能作出根本性的改革，即未能突破知识型教学模式的基本框架，编排体系依然存在着主线不清、枝蔓过多的问题，在选材之新、之精、之真诸方面还有待于作出更严格的筛滤。首先应追求语文教材内在序列的科学化。从学生学习语文的认知心理特征和情感特征出发，以充分发展其语文思维品质为鲜明主线。因为语文教育的本质在于培养学生运用母语进行思维和表达的能力，即培养他们语言思维的品质和才能，故教材的序列要求注重学生语言思维发展的科学性这个基本原则，即既要尊重学生的语言思维的自由发展，又要注意将自发性伸展导入规范化发展方向；既要尊重学生语言思维的个性化发展，促成其创造能力的充分发展，又要注意将自发性伸展导入自觉性发展的方向。这就要求在教材中安排好语文知识线、语文能力线和智力开发线，使其有理有序，螺旋上升，并将思维方式（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和思维形态（发散思维和聚合思维）的训练有机穿插于母语的运用过程。其次应追求语文教材内容的全优化。长期以来，语文教材的陈旧静止问题未能得到根本解决，故要从新、真、精的三字原则出发，重新选材。所谓新，就是力求语文教材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能有60%以上的现代文，以反映当代人类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体现人类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技、教育等领域内文明演化的进程；所谓真，即力求语文教材贴近生活的原生态，充满不加掩饰的原真气息，对学生身心健康发展而言，少一点狭隘的功利，多一点生动活泼的趣味，确乎是功德无量的美事；所谓精，即力求语文教材人文价值与审美价值的和谐统一，既有人文关怀的自觉意识，富于饱满深邃的人文内涵，又有颇耐咀嚼、经久弥醇的审美意蕴，切忌入选单纯的政治报告或名家的应景应时之作。另外，为了保证“求新、求真、求精”三原则的切实贯彻，应调整语文教材编写组成员的基本结构，即除了掌握循序渐进原则的语文教学专家和心理学家、熟悉教学第一线实际的特级教师外，还应吸收深谙当代文学动态、把握审美新潮趋势的评论家和作家等参与其中。当然，语文课程也要进行新的建构。为了改革长期以来语文课程设置上的单一性，我们主张建构由必修课、选修课和活动课组成的多元开放的语文课程新结构，保证语文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必修课旨在通过文质俱佳、人文价值与审美价值兼具的基本篇目的赏读和内化，整体提高学生的语文知识水平和阅读写作能力；选修课旨在满足学生爱好，光扬其个性特长，如“诗歌赏读”“美学ABC”等； 活动课侧重发展学生的各种语文能力，如朗诵、访谈、戏剧、辩论对抗赛等，语文课要走向鲜活的生活，因为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这样，兼顾知识、能力和思维品质，能够全方位地优化学生的语文综合素质。
第四，关于语文考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首先是考试，包括考试内容和评价形式。现行语文考试大有舍本逐末之趋势，千方百计从形式上翻新，以所谓标准化形式繁琐地测试各种单项知识，对语文教学产生了较多的负面影响。我们认为，考试内容重点在于测试学生掌握和运用母语的能力及其熟练程度，即语言思维能力的发展水平，其中包括识记、阅读、写作三大板块。识记的重点是检测学生词汇、诗文、文学和文化常识的贮量，注意梯度，减小比例，兼顾课内外；阅读的考查重点是检测学生的认知理解、分析综合、评价鉴赏等能力，融单项知识点于整体之中，突出鉴赏水准，如1999年高考鉴赏能力测试题由原来一二题增至三题（既有古诗鉴赏，又有现代诗鉴赏），这是很有道理的；作文作为语文教学的目标和学科测试的重点，理当提高比分，加大比重，扩大开放度，提倡新思维和个性化。1999年高考作文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可以说在作文考试改革方面迈出了崭新的一步，受到学生、教师及社会的广泛好评。2000年的高考作文更是在此基础上上了一个台阶，对学生作文无论从体裁、内容还是语言的表达方式上都加大了自由度，能较好地考查学生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至于考试的评估形式、题型的设计、评分的尺度，还有待于向如何最大限度地发展学生的创新思维方向迈进，其基本精神应如毛泽东同志所主张的那样：对尽管题题答对、但照抄书本、无甚新意者，充其量只能给予及格，而富有创意、自出心裁者，即使尚有不完善处也应给予高分，以示鼓励。因此，应多设计富有思维能力的主观型题目，文字表达只求意到，摒弃纯粹的文字的复制，因为文字的复制必然导致思维的复制，而思维的复制正是民族生命力衰退的可悲标志。所以我们要大量减少标准化试题，因这种题型只能测试思维的结果，不能测试思维的过程，它只能求同，不能求异，无法测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教学手段也要不断更新。教学媒体日益现代化，人类在教学中用于呈现教材的设备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更新的。语文教学改革中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广泛运用，是语文教学改革发展的趋势之一。现代教学手段作为语文教学过程中承担教学信息的媒体，在传递处理和贮存教学信息、控制和掌握知识的过程等方面越来越起到重要的作用，它必将引起中学语文教学内容、形式和方法的重大变革，促进语文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新时期以来，电化教学的引进，打破了长期沿袭的“一支粉笔一块黑板”的单一格局。伴随着电脑多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开发语文教学软件已提到议事日程。多媒体技术进入语文课堂，化静为动，直观形象，将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推进语文课在观念、方法、内容、结构和评价等方面的变革。
第五，关于语文教师的素质结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语文教育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关键也是教师。才情横溢的语文教师，就是打开在学生面前的活的教科书，其灼灼逼人的思想光辉、新颖独特的教学艺术、富有魅力的教学个性和搏动着律动感的教学语言，足以吸引学生的审美目光。从这层意义上说，包括高尚品德、渊博学识、人生涵养、人格力量和精湛的教学技艺在内的教师素质，是超越于教材之上的教学之本，对学生的人格成长和精神发展产生着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着某些外在教学条件的欠缺。针对目前语文教师素质参差不齐的严峻现状，如何进一步更新其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全方位优化其素质，是关系语文教育发展远景的战略任务。我们需要的是作家型、专家型的教学能手。所谓作家型，就是具备游刃有余地解剖文本，得心应手地引领赏读，潇洒自如地驾驭母语的能力，以其剔净匠气的文学才情，富于灵性地“示范”于莘莘学子；所谓专家型，就是具有坚实的专业理论基础，善于在艰苦的实践中自觉探索语文教育的规律，并能升华到理论高度，再加上教师独特的教育教学实践能力，包括编写教案、设计板书、透视并驾驭课堂心理流向等诸多能力，尤其是具有节目主持人一般的口才，即音色清亮、语势流畅、表意精确、节奏和谐、应变敏捷并极富感染力的教学语言，这一切能给学生带来思想的启迪和美的享受。只有有一批这样的语文教师，中国的语文教育才能铸造新的辉煌。
综上所述，教学改革作为教育实践的运动形式，是一个永不停息的动态过程，语文教育的根本出路在于教学改革。无论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来说，还是从人的发展要求来看，作为实现基础教育目的的重要途径之一的中学语文教育，必须适应21世纪发展的要求，为培养合格的建设者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面对新的世纪，我们应有坚定的信念，并通过不懈的努力来达到中国语文教育改革的崇高目标，以语文教育的现代化带动整个教育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