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蹈教育的回顾与前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舞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早在100年前就预言，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将是一门科学”。现在，他的预言正在实现中。一个文理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问题已经正式提到人们的面前。不少科学家和政治家认为，21世纪将是高度综合的时代，也是文理合为一家的时代。
中国的情况与西方无本质区别。只是有一个时间差。西方艺术正走向分离时，我们中国是在向综合化发展，中国戏曲就是在这一时代逐步发展成熟的。到20世纪中期，中国的综合性传统终于在世界艺术特别是苏联艺术影响下开始解体，中国艺术也出现了大分离。这种艺术分工对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极大地满足了国家对艺术专门家的急需。这种情况持续了近半个世纪，近年的改革开放又使中国也出现了新综合的新局面。可以说我国目前基本上已经与西方同处一个新的起跑线上。当我们经历类似的历史过程，也用世界科学界与艺术界的同一认识来看待舞蹈现象时，我们发现对于号称一切艺术之母的舞蹈来说，虽说资格异常古老，但由于种种原因，使它似乎注定应当是狄奥尼修斯酒神状态的艺术，永处不清醒的“醉态”，而离理性越来越遥远。然而在20世纪初在舞蹈新人当中，竟然出现了一位被称为舞蹈科学家的人物，他就是拉班。中国舞者多半知道他是拉班舞谱的发明者，对于他的理论及其对科学的贡献总是弄不大清楚。其实他的根本的贡献在于他创建了人体动律学。由于它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它出现后不仅应用在一切动作领域，如体育、军事、杂技、舞蹈等，还被应用到现代企业管理科学中，指导了为减轻工人劳作强度所做的实验，因此当然地受到科学界的重视。科学界认为，拉班“发现了人体小宇宙的运动规律，可与爱因斯坦发现天体大宇宙运动规律的相对论相提并论。”科学界甚至为此同时纪念了这两位世界名人。
拉班的成果给我们以极大启示。他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他对数学、物理学、动力学、化学、生理学以及心理学都有一定的研究，再加上他的舞蹈实践促使他在人体文化和人体运动规律上获得重大成果。他的理论不是简单的教学方法，而是一种带有基础性的方法论，因此对其它各种艺术甚至企业都可获益。
中国舞蹈不大容易理解拉班理论中自然科学属性的部分，他们比较担心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的舞蹈创作会缺少思想性，因而对其社会性方面产生怀疑。事实上，拉班并没有忽视人体运动所具有的自然与社会两个属性问题，他的人体运动的四大元素及动作的八大动律，既具生物性质，它构成其形式的一面，也因其文化背景、阶级、性别等社会性质，而构成情感与内容的一面。他的元素与动律理论是紧紧与情感联系在一起的。
拉班以及新一代舞者的产生恰与阿波利奈尔型的舞蹈家形成鲜明对比，如果后者是尼采提出的“酒神精神”化身，是直觉型艺术家的话，那么拉班们则代表了另一种类型，是既具“日神精神”又具“酒神精神”的舞蹈家，是理性型的舞蹈家及舞蹈学者。
拉班是中欧现代舞创始人，在他之后出现了相当一大批理性舞者，象他的弟子魏格曼一问世就不仅以身体说话，还同时发表了她著名的“舞蹈宣言”，它一直是本世纪美学家（如苏珊·朗格）和舞蹈家们广泛沿用的理论。可喜的是本世纪产生的舞蹈家很多都具有这种理性精神。几乎与拉班同时，美国的邓肯也揭竿而起，她将人体的解放与人生解放化为一体。开出一条新舞蹈之路，并带出一大批人。她之后的圣·丹妮斯和肖恩、韩芙丽、葛蕾姆以及葛蕾姆的学生们，这些遍于欧美的新一代舞者，已不再是“身体的巨人，精神的矮子”，他们是身心并用的新人。这一事实证明舞者可以有“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者，也能产生理性化的舞者甚至科学家，随着新的综合艺术的出现，文化基础、思维构成与走向，也在发生着新的转化。中国舞界正经受这个历史性转折。
中国舞蹈教育的艰难里程
我们面临一个严酷的事实：拉班及理性化舞者们大多是自学成才而非学校正式舞蹈教育培养的，有，也是学校舞蹈教育的叛逆；而阿波利奈尔式的舞者们却多出自学校式舞蹈教育。这是为什么？
15世纪当西方产生学校式舞蹈教育时，我们也可以把它视为文艺复兴的产物。然而不能忘记它是在皇家宫廷中形成。那时的舞蹈虽开始还与礼化教育有关，但很快便演化为王宫贵族消遣与娱乐的一种方式。学舞者的一切全由宫廷包下来，他们只要专攻技术，无须有更高更多的其他文化修养，因为他们不必有任何其他谋生手段。这与中国开始有宫廷艺人和家庭艺伎的情况完全一样。这个体制的结果当然极大促进了技艺的进步，促使了舞蹈艺术的发展。但在这一进步中却付出惨重的代价。
20世纪中期，当我们通过苏联接受西方皇家舞蹈学校传统并结合中国实际建立舞蹈学校时，我们的“社会主义大锅饭”也使我们丧失了对原弊端的警惕性。加上国家正急需人才，谁还有时间考虑得那么多，那么远呢？
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老一辈舞蹈家吴晓邦先生倒是较早看破其迷津。他因为开始就没受过皇家体制与传统“大锅饭”的影响，而一接触舞蹈便从日本人那里学习了魏格曼那一套，这使他能在两者中间做出比较。直到今天我们才理解了他在北京建舞校时，为什么拒绝出任校长一职的原因，他不赞成苏联专家——实际上是原皇家舞蹈教育的观念与做法，他不赞成把舞蹈演员培养成没有头脑的“动作机器”。我们今天能够有所理解，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西方皇家舞蹈教育虽有很严谨的规范，但也极容易培养“半脑人”和“单维人”。如果不是他们坚持他们的舞蹈学校的长学制，如果不是他们坚持舞蹈学生也必须学足普通学生一样的文理知识（他们从没减掉数理化课程），那他们的世界极大师也很难培养出来。
老实说，我们在接受西方舞蹈教育时，并未把他们坚持高水准文化教育与西方所具有的原始开放性学到手，却在牺牲文化基础教育的情况下使专门化越走越远。专门化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它若不具宽厚的文化底蕴和基础，不仅没有后劲，就是当时也颇具局限性。这是我们惨重的历史性教训。
原体制和传统观念的舞蹈教育与20世纪产生的新教育观念确有本质区别。我们曾长期认为，我们要学好舞蹈，便要一门心思去舞蹈，全部精力都要集中在舞蹈学习上。我们的课塞得满满的，但是学生永远感到吃不饱。当他们知道吃不饱是正常状况，并且学过多别的东西是“不务正业”后，他们便无他所求，久而久之，不求新，不求变，无所创造，这种不费脑于轻易便可获安逸的事，一旦养成习惯便自然走向“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当我们戴上了这顶帽子不以为不光彩反以为荣时，说明我们已经产生了最可怕的后果。
拉班的成长道路确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他虽也有少年产生对舞蹈的特殊灵感，但他并未进过舞蹈学校，而是按父命进了军校。然而与此同时，他开始学绘画、音乐，也学舞蹈。他还参加了歌舞活报剧团，并在这一综合戏剧团体里四处巡回演出。经过这样的经历后他才选择舞蹈艺术做为终生事业，建立了自己的舞蹈学校。可以说他是在世界观、艺术观基本形成后才从事舞蹈专业的，因此他的舞蹈教育独具个性。他的学校里并不象一般现代舞者那样排斥芭蕾舞。他除开设自己的课外，也开设芭蕾舞、民间舞和许多凡当时他的视野所及和当时能够见到的舞蹈种类，不分派别不分文野，一律被他请进课堂。宽广的学识使他失去了常人的偏见。所以他培养出了魏格曼与尤斯这样有才华的舞蹈家。
为什么同样是瓦冈诺训练体系，人家能出那么多世界级大师，差别不在课程内容，也不在教师和学生，差别只在文化基础上。我们由于国家急需人才开始将中专学制暂定在六年，准备逐步过渡到九年制。1957年我们也开始招收七年制学生，但在“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的年代，这个问题一搁置就是半个世纪。而人家从来都是九年，据说中间也曾改制为八年，后又改回去。
今天，普通教育正围绕全面开发人的智能，努力启动被长期闲置的左脑或右脑进行着革命性变革，便使我们面临巨大的挑战。美国已确定要在下个世纪把音乐、舞蹈等艺术教育提到普通教育的基础教育中，中国普通教育也在大力推进艺术教育，都是从全面开发人的智能着眼。这一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舞蹈教育的极大关注。
发展到20世纪末的舞蹈艺术，它的职业化注定使它逐渐从纯直觉层次上升到理性层面，今天与未来的舞者，如果仅有酒神的迷狂精神，那是不可能适应时代要求的。更何况未来的舞蹈家要会自己闯天下，而不是等待学校或国家为自己安排职业，他们还需要适应社会需要的其他本领。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文化艺术快速向多元性和广泛性发展。大量的边缘性艺术与高度综合性艺术每天都在发展。在传统舞台专业表演日趋萎缩的情况下，一些新型的表演艺术正方兴未艾。它发生在各种新的文化设施中，在旅游景点中，在电视台大型演播室，在非音乐厅的音乐活动中。传统艺术教育培养出来的专家们还没能对这种新情况有所领悟时，新环境已经造就出一批新型人才。他们一时不被人事部门承认，其经验也没有被壁垒森严的艺术院校纳进课堂，但他们却鲜活地存在着，并争夺着大批艺术消费者，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毕业生不少已经卷进这一新的艺术大潮之中，他们的艺术能大大接受各类观众检验，能在高投入中进行着种种实验，因此他们的进步是惊人的，他们在这一新的文化环境中证实了自己的价值。然而，校友们也经历了艰苦的探索过程，他们的最大的缺憾就在于原课堂上学的东西与实践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他们尤其感到他们的文化底蕴与知识的不足。这一点，尤其是他们与外国人合作时感触最深，事实上外国人可以一人上多种大学而不受年龄限制，他们可以既是数学博士又是音乐家，还可身兼音响师甚至机械工程师。他们已出现文理渗透的实际人才。这就是说，中国舞蹈教育改革面临的挑战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原有教育模式中我们没有解决或没有达到的问题，一方面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和未来向我们提出的新课题。看来我们的任务是极为艰难的。
中国舞蹈教育改革的关键问题
一谈舞蹈教育改革，有人总是不以为然。一是觉得没什么可改，一切不都是挺好吗？一是觉得问题多得不得了，一时不知如何下手。前者不提了，改什么，我们的问题的核心和关键是什么，倒是值得认真思考。其实，我的看法已在前面的分析中说清楚了，我们眼前或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要解决的问题主要就是加宽加厚我们的文化底蕴。这应当是我们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也是保证未来立于不败之地，走向世界并在国际舞坛发挥更大作用的根本关节点。
不错，我们可在短时间内拿到世界金牌，国际同行也承认我们培养的演员技能与基础不差。但国际上普遍认为我们缺少创造性，我们创作（不仅是编导的创作也包含表演等各方面的创作）仍是落后的。在比较中我们得知，我们在培养演员技能上虽也存在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但这不是要害问题，也非关键问题。这其中的问题改起来也并不那么艰难。
解决这些问题，当然最根本的办法是解决学制问题。但它涉及的问题较多，这里仅从现有学制基础上谈几点个人意见：
1、办舞蹈小学，以保证附中的生源， 同时解决目前中专不断压低招生年龄的趋向。目前我国中专大多招收12岁左右的小学五、六年级学生。这势必加重了中专期文化课的压力，用五或六年的时间学完普通学校七年课，不要说完成全部文理课程，只学文科都无法完成。如果自办附属小学，或与普通学校联办或合办舞蹈小学，既打专业基础课，更全面完成小学文化课。这样中专就可适当提高招生年龄，入学后保证共同进入中学课程。
2、中专文化课不能只开文科课，要提倡文理兼优。 我院心理学教授赵国纬老师早就在智商调研中得出结论，普通中学生只因知识丰富在智商上要比舞蹈中专高一筹。在全社会提倡文理渗透的新时期，不要错过这一机遇，要借机彻底改变这一老大难问题。
3、专业课的改革要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 要彻底改变“别人练一小时，我练三小时”的传统观念，运用科学效益观和价值创造原理，来提高教学质量。用最少的劳动时间，创造同样质量的产品，也是我们专业改革应当追求的目标。它的直接结果，就是减少课时，提倡少而精。大学也存在这一问题。要剔出那些费时而无训练价值的内容。
4、中专增加理科课的同时，大学应再加文化理论课， 尤其要大力引进最先进的科学成果，要敢于让舞蹈学生接触一些自然科学，特别是心理学、生理学、动力学和物理学。
5、要下功夫改革文化理论课内容的形式。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课有一些费时而无训练价值的内容，那么在文化理论课中这类内容更多。这方面除中专有个与普通学校衔接的问题，大学不必等普通大学替我们做，我们也应能主动做一些。
6、舞蹈是一种人体文化， 对人体的认识成为我们学科的主要内容。我们应当结合这一专业特点，并结合普通教育中的成果创造我们自己的新学科，要敢于从自然与社会两大属性及跨越两大科学中创新课。这样才能走出自己的路，促使舞蹈自律理论的诞生。“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这句刻在德菲尔神庙门上的话，也应成为舞蹈家的治学铭言，它应当刻在我们的心中，成为舞蹈学者们追逐的目标。
主持：许薇（特邀）
注释：
（1）黎先耀主编：《科学随笔经典：现代人的智慧》， 科学普及出版社1999年版。
（2）瓦尔特·索雷尔著、欧建平译：《西方舞蹈文化史》
（3）《舞蹈家的遗产——芭蕾史话》， 中国舞蹈家协会广东分会编辑发行。
（4）彭松、于平等著：《中国古代舞蹈史纲》，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
（5）赵乐生等著：《西方现代派文学与艺术》， 朝代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