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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解
事实证明，对中国增长的力量做出错误的评估往往是很危险的。自1949年中国成立至今，美国的政策决策者至少两次低估了中国的力量。其中一次误解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另一次误解则给美国的可信度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1950年秋，一位美国官员坚信：百废待兴的中国政府不会阻止美国实施统一朝鲜的政策。他对此的解释是：“我认为中国不会选择自杀式的政策。”但是他错了，这种错误的理念以及其他错误判断导致中国介入了朝鲜战争，为此中国、美国和韩国在三八线两侧付出了巨大的人员伤亡代价。
克林顿总统也误解过中国。1993年，克林顿政府对中国发出警告：如果中国不能在1年内改善其人权记录，美国就要暂停给中国的一般关税待遇。但是事实证明中国比美国预想的还要顽强，因此克林顿政府不得不在政策方向上做出了令人尴尬的转变，就连最后通牒也无果而终了。这段插曲令中国确信：美国在人权方面的强硬言论和竞选时的花言巧语没有什么分别。在美国眼里，人权方面的利益并没有战战略和贸易利益来得重要。
目前，特别是在朝鲜半岛紧张局势重现和台湾海峡局势持续波动的情形之下，准确地评估中国的力量依然是一项具有决定意义的任务。过高估计中国对朝鲜的影响会造成麻烦。2002至2003年，小布什政府错误地认为中国有力量和意愿阻止朝鲜，因此将遏止朝鲜核计划的大部分责任转交给了中国。中国政府的确不希望朝鲜半岛出现核武器，也有足够的能力左右金正日。但是中国一旦依照美国的意愿对朝鲜施加影响，就会为此付出可观的代价。此外，如果美国不能在中国施加影响的同时对朝鲜表示积极的鼓励，那么中国付出的努力也难以奏效。自朝鲜于2006年10月进行核试验之后，美中之间的合作便更富成效了。中国究竟能否迫使朝鲜接受一项看似与朝鲜的核心利益相悖的协议？对此仍然没有明确的答案。
从经济力量来看，美国人一方面倾向于夸大中国在出口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又低估了中国在进口和投资方面的作用。他们低估了中国在知识、领导能力、外交、文化及其他象征性方面的力量。如果美国的政策决策者无视中国力量的实际增长，特别是在经济和知识领域的快速发展，仍然继续教条式地评估中国的力量，那么他们必将在错误的场合与错误的对手进行一场错误的游戏。
力量的平衡
力量指国家诠释并实现其目标的能力，特别是一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诠释并实现目标的能力。40多年前，社会学家阿米泰·伊兹欧尼（Amitai Etzioni）依据力量的内涵，颠覆了力量的理念，他认为力量包括强制、物质吸引力，或者知识吸引力。力量具有约束力，是一种有利可图的能力。力量可以通过规范的形式来进行表达，也可以通过自然的方式显现出来：武力、金钱或者理念。
中国的领导人正致力于通过以上三种方式拓展中国的力量，为此他们与中国的资深政策制定者、中层官员、学者和政策分析家，以及周边国家的政府官员进行了多次面谈和会晤。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使中国现代化，从而推动其军事、经济和知识力量的增长。中国的战略旨在通过市场化和城市化实现开放（或称之为全球化）和改革，同时不再强调和限制政治自由化。中国领导人的目标与前苏联和日本截然不同：前苏联虽然是一个军事大国，却是一个经济小国；日本目前虽是经济大国，但是在军事和外交方面仍旧扮演着旁观者的角色。
中国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对经济增长的诉求搅乱了全球的平衡，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历史上多次推动全球经济恢复了平衡。正如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的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所说，从公元1世纪至19世纪初期，中国经济分别占全球的GDP总量的22％和133％，并于1820年达到了巅峰。
随着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工业化，以及中国与西方和日本之间产生的冲突，中国在全球GDP中的比重下降了，逐步降至1950年的4.5％。直到20世纪70年代，邓小平代替毛泽东成为中国领导人之后，这一比重才得以回升。中国经济在全球GDP中所占比重的长期下滑，以及由此引发的灾难性事件，对每个中国学童而言无异于持续了百多年的“国耻”。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的经济重新赢得了在全球GDP中的比重；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该比重于2005年达到了15.4％。有关这一比重的计算并不精确，这些数据一方面表明了中国已经取得的进展，同时也预示着中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为了推动全球化及其经济政策，中国已经成为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热情支持者，这种态势与20世纪50年代和160年代毛泽东的立场几乎是截然相反的。在国际关系方面，占据优势的国家通常需要维护现状，而新兴的国家则试图改变现状。但是目前，中国却力求维护当前世界秩序的关键特征。
然而，美国这个孤独的超级大国却致力于重新构建世界秩序，构建国际组织和推动“自愿联盟”。中国的国家战略旨在推动使其国内经济快速增长，使政权合法化的最重要的因素（除了民族主义），以及最大限度地从国际体系获取资源（技术、投资和战略物资），同时减少有可能消耗其资源的外部威胁。
中国的国家战略并未强调快速的军事增长，其理由是很合理的：军事力量的快速扩张会令外部世界感到恐慌，有可能抵消合作带来的效益；高额的军事开支还会使中国严重缺乏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对此，胡锦涛主席强调将中国变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针对中国快速发展中处于落后状态的地区，应扩大在人力资源、环境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过去毛泽东主张依靠强权，邓小平依赖于经济力量，而现在的中国则找到了一种更为均衡的方式：运用“理念力量”。
外柔内刚
强权通常拥有以下4方面的作用：卫国、威慑、力量投射和消除顾虑。中国正在这4个方面增强自身的力量，尤其关注于通过运用军事、经济和外交手段来消除邻国的疑虑。
中国的军事预算在过去15年中的增长率已经达到了两位数。中国并不担心其领土面临入侵威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便持续地削减地面部队，同时不断升级部队军事通信和联合作战的能力。尽管如此，中国依然担心其小规模的核力量无法抵挡核战争中的第一次核打击。因此，中国致力于武器的现代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其武库规模。（据美国国防部预计，中国在2010年将拥有60枚洲际弹道导弹。）此外，中国非常关注中国台湾脱离大陆的可能性：中国已经在台湾岛的攻击距离之内部署了700至800枚导弹，增强部队的两栖作战能力，并继续对海军和空军进行大幅度的升级；同时，中国还试图阻止美国在台湾海峡爆发冲突时参与干涉。不过，中国向国界外有效地投放常规军事力量的能力仍然是有限的，而且这种状态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近来一位中国军事官员曾做出过这样的解释：“2007年初，我们不得不在所罗门群岛疏散国民。我们缺乏空中力量，只好租赁外国的飞机，澳大利亚帮了不少忙。至于2006年夏天的巴以战争，我们不得不租赁飞机来救援国民。”
对于中国的大战略而言，一个关键性的挑战是如何在国内预算超支的情况下继续建设军事现代化。依据中国的官方资料，2004年中国的军事开支占其总开支的12.7％。中国军事预算的增长率是相同的，但是却低于总预算中的其他预算（例如扶持农村、健康、教育和福利）。依据中共中央2006年10月决定的“以人为本”的决议，军事预算和国内开支之间的紧张关系势必会变得更加棘手。
中国面临的另一个中期挑战是：如何应对其他国家的忧虑，特别是美国需要顾及对中国台湾承担的义务。中国的发展以及台湾与大陆之间经济独立性的增强是否会导致台湾在军事上丧失防卫性？假设美国的政策遭受打击，又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依据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近期进行的一项民意测验，在接受测验的美国人中有61％反对美国在“中国内地打击中国台湾”时动用部队。因此，目前对中国而言，消除其他国家疑虑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一位中国学者曾说：“我们习惯于隐藏和否认自己的力量。但是，随着我们力量的增长，目前已经难以再做掩饰了。我们必须想办法消除人们的疑虑，建设性地运用力量，毕竟我们力量的增长已成为无可否认的事实。”
2002年底，中国评估了与其他国家在军事、执法和航天方面的互动合作。中国之所以鼓励进行这些交流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增加外国人对中国军力的满意程度。在2004年印度洋的海啸袭击发生之后，中国保持低调，派遣了一支由军事人员组成的小规模分遣队参与人道主义行动。
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所有常任理事国中，中国在联合国全球维和行动中派出的军事观察员、维和部队和警察是最多的，而这些行动大多数是以秘密方式进行的。例如，在2006年夏天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的战争过后，中国承诺向海地和黎巴嫩南部派遣1000名维和人员。中国已经与中亚国家、澳大利亚、法国、德国、印度、墨西哥、巴基斯坦、俄罗斯和英国等国军队进行了观摩和联合演习。2006年9月，美中海军在加州海岸进行了首次海上联合搜救演习。中国的执法机构与美国集装箱安全计划合作保护从中国三大港口出航的货船。中国与拉丁美洲和欧洲国家在空间项目（例如卫星）展开合作，同时希望也能与美国在该领域进行合作。
尽管中国采取外柔内刚的策略，但是其邻国依然很机警，留心中国力量的增长及其意图的转变。正因为如此，中国周边国家在实质上更欢迎强大的美国，而中国甚至已经默许了美国的战略存在。2006年10月，美国政府宣布将继续为日本和韩国提供核保护伞，此举无疑缓解了日韩两国的压力，使其不必急于发展核武器以威慑朝鲜。
成功的对外贸易
对中国的大战略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增强自身的经济力量并在国内构建稳定的中产阶级。迄今为止，中国的收效不菲，这要归功于许多方面的因素，例如较高的国家储蓄率、快速的经济增长、改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增加研发开支、相当比例的人口依然处于工作年龄、日益扩大的中产阶级、企业在国外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外国投资者在寻找高增长的机遇、中国的经济政策蕴含着提升生产力的内容和持续性，以及不断增长的私人企业。正是经济力量这种最富于变化的力量，使中国凭借物质上的成功吸引了全球的关注。
难以想像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会在很短的时间内突然下降。但是有必要考量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质。大多数外国观察家一方面夸大了中国的出口能力，另一方面则低估了中国在进口、投资和提供援助方面的作用。
这部分是由于中国在全球贸易中获得的盈余出现了显著的增长。中国持有的1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美国政府的债务票据中占了相当比重，并于2006年2月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持有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中国在全球工业产出中的比重（以实际增值计算）由1990年的2.2％增至2002年的6.6％。在纺织业、鞋业、体育产品和电子产品等领域，中国已经跃升为一个超级大国。中国的出口已经对其他国家（例如墨西哥）制造业的就业造成了负面影响。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即使产品贴上“中国制造”的标签，也并不意味着它实际是在中国制造的。中国虽然控制了最终的组装环节，但是该环节的价值增值并不多，生产链的获利部分仍留在其他国家。2002年，美国制造业的单位资本的增值是中国的15倍以上。换言之，中国虽然是全球化生产链中承受最多非议的得益方，但是作为全球化生产链的末端环节，中国从产品价值中获得的收益并不多。
与中国现存的生产能力相比，其潜在的生产能力更为强大。虽然2005年中国的出口在其GDP的比重超过了30％，但是接受外国投资企业的出口占到总出口的57.3％，占高科技产品出口的85％左右。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如果美国对名义上的中国出口进行限制，就无异于对美国的朋友、盟国和美国自身进行制裁。
与此同时，中国在进口方面的作用被低估了。中国的中产阶级在继续扩大，2006年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三大奢侈品消费者和劳斯莱斯汽车的第三大市场。为了支持出口产业，中国进口了大量的初级产品和中间产品。中国已经采取措施令全球的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分享到了中国成功带来的利益。从1979年始，中国进口的年平均增长率接近15％。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的第三大进口商，仅次于美国和德国。2003年，中国占台湾地区出口增长的68％、韩国的36％、日本的32％、德国的28％和美国的21％。
据中国政府的一份报告预计：在韩国有300万到400万个工作机会与中韩贸易有关。亚洲的经济体（例如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过去主要向美国出口产品，现在它们转向了中国。一位官员曾在堪培拉风趣地说，目前澳大利亚人提起中国给他们带来的利益，便将其等同于向中国出口“羊毛、 矾土、铁矿石和教育服务”。亚洲的许多国家对中国的认识已经从威胁转向了经济机遇。
中国的“走出去”战略不但获得了成功，而且正在加强海外投资的力度。与许多国家相比，中国在协调公司投资、关税和其他贸易政策、开发援助和军事援助等方面的确具有潜在的竞争资本。2005年底，中国国际商会进行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2006年，在接受测验的企业中，23％的企业打算增加其海外投资。2005年底，中国宣称其累积的外国投资合计为572亿美元，而2000年中国累积的外国投资为76亿美元。中国为数可观的社保基金也正在海外寻找投资机遇。
许多发展中国家愿意和中国做交易：只要承认“一个中国”的政策，中国就会无条件地对它们进行投资。2003年底，中国向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承诺提供5亿美元的贷款，增加与巴基斯坦的贸易并减少中国的关税，由此穆沙拉夫才滔滔不绝地宣称：“世界的过去属于欧洲，现在属于美国，而未来则属于亚洲。”拉丁美洲，俄罗斯，东南亚和非洲乃至美国的跨国公司也热衷于搜寻中国的投资。中国的电冰箱厂于2000年3月在南卡罗莱纳州的康顿开业；一家中国合资企业计划在俄克拉荷马州的阿得摩尔成立一家汽车厂，大约雇佣550人。
中国的策略与日本不同：中国帮助那些制造业面临失业问题的国家构建生产能力，以便抢在保护主义者采取对策之前，从情感上接近这些国家的消费者。2006年8月，中国《财经》杂志刊载了一篇有关美国院外游说的文章，这篇文章建议：“针对中国在美国的形象问题，一种长期有效的解决方案是在美国设立工厂或者公司。换言之，中国企业要雇佣美国雇员。作为选区的选民，这些雇员对于国会议员的影响力要远大于任何外国机构或企业。”
信守承诺
除了压制和物质奖励之外，中国正在运用象征性、知识、意识形态、外交和文化等资源来增加其影响力，而美国人总是倾向于低估中国在这些领域上的能力。事实上，中国在部分领域的确显得比较脆弱，但是在其他领域仍颇具实力。
腐败依然是中国领导层面临的严峻问题。尽管如此，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却认为：“中国领导人的变化令人印象深刻。他们不但具有宽容的理念、善于分析，而且理解吸收能力也很强。”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正在成长并吸收了许多富有活力的新成员。据汉密尔顿学院的教授李成2004年提交的一份报告显示：34％的私人企业家是中共党员。中国的领导人勤于政务，并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与外国要人进行商谈；中国的外交官不但精明强干、经验丰富、精通语言，而且也越来越了解自己的祖国。
近年来，虽然中国在探索和开发新技术方面明显落后，但是中国在生产程序创新以及在本土市场运用现有技术方面的能力却在增长。中国正在增加研发方面的投入。截至2006年，中国有750家由外国资本支持的研发中心。中国也在利用越发多样化的节目来构建自己的全球通讯系统和广播系统，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大力投资并推广汉语教学。
本着这样的精神，中国致力于推进各个领域的交流。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和大学面向全球招收人才，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回国的比率正在上升，他们不但拥有熟练的技术，而且精通业务。2003年，中国超过了日本，开始引领亚洲的旅游者。预计到2020年，中国每年的出境旅游将达到1亿人次。
虽然中国在美国的声誉依然不容乐观，但中国的付出对其形象构建毕竟是有利的。据国际舆论进行的民意测验显示：美国人对中国的负面评价要多于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负面评价，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倾向也比其他国家政府更为强硬。事实上，皮尤研究中心、英国广播公司、《金融时报》和哈里斯互动在全球的许多地区和国家（其中包括大多数欧洲国家）进行的民意测验显示：中国在许多方面比美国更能获得其他国家的认同。虽然其他国家普遍不愿效法中国的政治体系，但是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和明显的稳定态势的确向许多国家展示出了一条有吸引力的发展道路。
虽然中国“理念力量”在这些层面上迅速发展，但是这并不能掩盖两个重要的问题。首先，中国的政治体系并未适宜地反映出市场化、城市化和全球化条件下多元化社会的各种利益。因此，政府则试图在关键时刻打出民族主义这张王牌。其次是中国体制的诉求。无论从国内角度还是国外角度，中国的体制主要依赖于经济成功。如果中国的经济状况出现问题，那么体制存在的问题便会变得趋于表面化。
面临的挑战
中国的优势在于持久、快速的经济增长，因为经济增长对于政权的权威性是至关重要的，甚至是高于一切的。中国在制定外交政策时，甚至不容政策影响到经济的增长和内部的稳定。此外，中国当局非常关注社会失调所导致的国内问题：一方面抑制不同政见，继续改革，另一方面把资源重新分配到被忽略的地区和社会领域，并坚持打击腐败。
中国的领导人计划用数十年的时间全力进行国内建设。他们力求在需求增长与国家能力之间实现一种不确定的平衡。2007年—2020年，约有3亿农村人口将迁入城市，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对基础设施的巨大需求。照此推论，政府将在接下来的14年里，平均每4个月建设一个相当于纽约那么大的城市。虽然中国已经拥有了1.11亿名因特网用户，以及人数与之相当的中产阶级，但是贫富差距仍在拉大。依据中国学者胡鞍钢的观点：尽管10％的中国人的收入比中等发达国家的居民要高，但是超过50％的中国人的生活收入仍处于全球最贫困国家的水平。
在中国，许多县和镇的政府十分缺乏税收。中国的人口也在老化：预计劳动者与老人的比率将从2000年的6.4∶1降至2040年的2∶1。如果中国没有意识到人口统计学的挑战，那么国内就不会设立一个有效的社会安全体系。其他主要的问题还包括：卫生保健体系存在的严重问题、传染病和教育失衡。
中国的力量还受到了国际体系的限制。国家总是通过平衡力量来抵制威胁。中国逐步意识到，正如美国和日本经历过的那样，中国采取的每一项国际性举措都会引发与之相当的逆向回应。随着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盈余的增长，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越来越大；长期以来，虽然中国顶住了压力，但压力却迟迟没有消减。如果中国从贫困国家获取资源，向已经背负失业人口的低收入国家输入劳工，或者对那些疏远民众的上层人士表示友好，那么中国便会因利益而招致怨恨（或者引发骚乱，例如最近在赞比亚发生的骚乱）。
如果中国未能在2014年前兑现其向拉美投资1000亿美元的承诺，那么拉美国家对中国的信任度就会下降。如果中国在台湾海峡部署了更多的导弹以便应付台海危机，那么日本为了做出回应，必将部署反弹道导弹并增强其自卫能力。中国似乎已经被怀疑主义包围了，依据2006年年中皮尤研究中心进行的一项民意测验：在接受调查的人群中，93％的日本人、76％的俄罗斯人和63％的印度人认为，中国加强军事力量是一个“坏消息” （而95％的中国人则认为这是一个“好消息”）。简而言之，全球对中国崛起做出的反应超出了中国的控制范围，而这种情形并不是中国愿意看到的。
对美国而言，要应对中国的崛起便只有一个选择：接触，此外别无选择。因为中国实在是太庞大了，中国的作用太重要了。对于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其他国家都有兴趣与之合作。美国人不能强迫中国与美国合作，而是凭借理念以及两国的双边利益赢得合作。一方面，美国不必将中国的力量笼统地视为一种军事挑战；否则，美国不但会浪费稀缺的资源，还会迫使中国采取强硬的姿态，而这些都是美国政府不愿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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