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人类学中的文化进化———种意义的选择模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中论文,模型论文,意义论文,人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从进化论到新进化论
进化论（evolutionism）作为人类学最早的理论派别之一，对人类学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19世纪，受当时生物学进化论影响的泰勒（Tylor）、摩尔根（Morgan）等学者创立了文化人类学的古典进化论学派，他们认为人类文化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不断的向前发展的，而那些非西方的土著社会和部落正是西方的社会蒙昧时代的复原和写照。人类社会就是一个连续体，一头是代表现代文明的西方，而另一头则是代表野蛮无知的众多未开化民族，而处于中间的则是中国、印度这样曾经辉煌但已经早就开始衰落的文化①。
与古典进化论不同，人类学中的文化传播论学派则认为，古代人类的创造力是相当有限的，更多的是从其他民族那里学习和借用现成的文化特质（culture traits），他们提出了“文化圈”这一概念，认为全世界只有几个地方或只有一个地方曾独立发明事物，成为文化中心，各项特质均由这些中心向四面扩散、传播的，甚至有的传播论者认为所有的人类文化都起源于埃及或者巴比伦。在人类学发展的早期，古典进化论和传播论之间的争论始终是一项重要话题，但是双方大致处于均衡状态。
进入20世纪，以博厄斯（Boas）为代表的美国历史学派对进化论发起了前所未有的攻击，使得进化论在人类学内部衰落下来。博厄斯从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出发，对古典进化论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认为，古典进化论者以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和发展状态作为标准，来进行人类社会由低到高的排序是无意义的。因为如果将衡量的标准改为以亲属关系的复杂程度，那么，许多所谓的原始民族将处于很高的位置，而具有高度技术文明的西方社会，则会处于较低的位置。因此所谓文化进化水平的高低，野蛮与文明、先进和落后，完全是受研究者的主观偏见影响所致的，而非真正如此。在这以后，进化论成为了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替罪羊，从此受到冷落。
20世纪50年代，以怀特、斯图尔德、萨林斯等为代表的人类学家在坚持古典进化论的思想精髓基础上又提出了一系列与古典进化论不同的观点，重新确立了进化论思想在人类学中的地位，又被称为“新进化论学派”（New Evolutionary School）②。
新进化论的主将怀特（White）提出了所谓的一般进化（general evolution）观点。他认为，“文化才是唯独人具有的生活方式。……即使用符号的能力，所以，人的行为与所有其他生物之间的区别，不仅是巨大的，而且是基本的、本质的区别。”③ 人类文化是不断进步的，关键在于确立一个衡量文化发展的普遍标准，即用某种客观的、科学的尺度来比较文化发展程度。他将人类控制和使用能量的水平看成是衡量文化进化高低的核心指标。怀特提出，文化发展程度，是由每人消耗能量数以及使能量产生作用的技术工具的效能决定的。用公式表示为：
E×T→C
E代表每人每年消耗的能量数，T代表能量消耗过程中所使用工具的质量或效能，C代表文化发展的程度④。即人类社会随着人们所使用的能量总量的增加而演进，以及随着能量的利用效能的提高而演进。
他进而将人类利用能量的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人类主要依靠本身的体能而获取食物的阶段，即狩猎-采集时代。第二阶段是人类能够通过利用自然界中能源而获取食物的阶段，即农业和畜牧业时代。第三阶段是通过工业革命，他称之为燃料革命，即对新能源如煤、油和水力资源能够充分利用的阶段，也就是近代工业化时代。第四阶段是人类能够利用核能的时代，也就是当今世界。怀特认为每一次新能源技术的掌握和利用，都促成文化的三个子系统技术、社会、意识形态的进化⑤。
斯图尔德（Steward）在怀特的一般进化论理论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多线进化论（multilineal evolution），通过对世界各地不同人类文化的比较研究，他认为人类的各个文化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它们按照自己的路线发展，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人类社会统一的进化发展路线。他进而从生态环境的角度研究文化进化，认为文化是适应生态环境的工具，强调生态环境对文化进化的巨大影响⑥。
后来，萨林斯（Sahlins）和塞维斯（Service）二人把怀特和斯图尔德理论加以综合，认为怀特的一般进化论与斯图尔德的多线进化论其实并不矛盾，只不过是文化进化中两个不同的方面。特殊进化（specific evolution）和一般进化（general evolution）的概念就是萨林斯首先提出的。即“一方面通过适应性变异导致多元发展：即从旧种类分化出新的种类。另一方面，进化产生进步：高一等的种类生成并超过低等种类⑦。”他认为，进化似乎是创造文化组织并使之永恒的能量总转换。“以自然状态转入文化状态的总能量，一旦同转换过程中（熵减少）提高了的等级结合起来，便可以代表一种衡量文化一般水平，亦即衡量文化成就的尺度⑧”。
新进化论将技术，以及体现在技术中的能量和生态因素视为文化进化的决定性力量。然而，能量水平和技术进步固然可以用来衡量文化进化程度，但是却难以从微观和动态的角度对文化变迁和进化的具体过程进行分析，因为各种能量形式一旦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无差异的。其实，各种人类社会中的文化实际上也可以看成是一种信息（information）⑨ 的存在方式，即由人类继承和传播的信息形式。由于文化体现在各种物质和非物质形态上，而这些文化形态的产生，复制和传播以及维持都需要消耗能量，一种文化包含的信息量越大，则需要的能量就越大。有学者曾经指出以信息熵为基础的文化对于社会的致序作用。依据信息形态建立的文化是保持一个社会有序的编码体系⑩。
因此能量利用的水平也是衡量信息密集程度的水平，更高的能量水平意味着更高的信息密度。因此新进化论中的核心概念能量可以转化为信息，而文化模式即信息模式。在这里，可以仿照怀特的能量公式，将能量改成信息，那么文化进化水平就可以表示为(11)：
I×S→C
这里的I可以理解为人均占有信息的容量，S可以看成信息传播的速度，当然C就是文化的发展程度。这样新进化论的能量概念就可以转化为本文中的信息概念，进而用来衡量文化的进化。
二、文化的基因：进化一传播
通过将文化发展的能量转化为信息后，就可以进一步的对于文化的发展的具体过程进行分析了。以往对于文化进化的人类学讨论大多从某个社会整体特征的进化入手，通过描述性质的民族志来展现其过程。如何更进一步的描述文化的进化，而非仅仅停留在所谓的客观的超有机体（Super organic）、系统、生态等宏观概念层面上。即我们可否为宏观社会文化的变迁建立一种微观进化基础？或者说，如果基因（gene）是生物进化的微观基础，那么与此类似，是否存在文化进化的基因——即文化基因呢？
20世纪70年代，道金斯（Dawkins）仿效“gene”创造了“meme”一词作为用来表达文化传播和复制的基本单位(12)。meme通过人类相互之间的模仿过程，由一个头脑传到另一个头脑，比如一个人提出了某个概念和理论，如果这个概念和理论被其他人广泛的接受和讨论，那么这个概念代表的meme就是在不断的传播自己(13)。如果一个人的大脑产生了一个有繁殖力的meme，这个meme就把他的大脑变成散播的工具，通过他的言语和行为向其他人的大脑传播，这和生物病毒（virus）寄生在宿主（Host）里进行传播并无本质上的不同(14)，因此meme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文化的基因(15)。时髦用语、流行技术、服装和热门歌曲、建筑风格、习俗和规范这些不同是信息形态都可以看成是meme。道金斯认为，meme不仅是在比喻上，在实质上也应该被看成是一种有“生命”的信息结构(16)。人类的科学知识的发展同样体现了文化基因进化的规律，各种科学假设就是各种不同的思想基因，科学的发展可以被看成是不同的理论假设之间相互竞争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某些假设得以生存下来，而另一些假设则被淘汰(17)。就微积分这项知识的进化为例来说，我们可以认为标记有牛顿的文化基因偶然在传播中占据了优势，从而抑制了莱布尼兹标记基因的复制，最后导致知道牛顿发明微积分的人数远远超过了知道莱布尼兹的人数，与此类似的例子在科学史上还有很多，如关于达尔文与华莱士进化论创始人的争论。
文化基因的观念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理解人类文化的本质。当代西方哲学思想中的精神分析与结构主义都强调人类文化中的无意识方面，目的是排除近代以来“主体”（subject）在认识论领域的中心地位，消解主客观的二元对立。然而如果我们以文化基因角度看来，文化本身就是一种自主的主体，而以往被视为文化主体的人类自身，反倒是文化基因的客体（object）了！(18)
那么，文化基因究竟是如何进化的呢？生物基因适应的传递性通过遗传，即基因结构的复制进行，生物所具有的本能行为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而在代际间传递。而人类的行为除了部分生物行为通过遗传获得以外，其他的非先天行为以及习俗信仰道德等，则是通过模仿、学习与社会教化而代代相传。因此可以认为，文化基因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和传播的。
文化基因的产生是人类在实践过程中认识和理解世界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大脑形成了对世界的信息分类体系——概念，当然这里的概念是广义上来说的，包括各种感觉器官在大脑中形成的记忆，而主要的是语言，认知人类学认为，每一种文化的人其思维使用的概念和范畴都反映在该文化语言的语义范畴里(19)，因此，要想了解人类的认识过程，最好的捷径就是通过语言(20)。一种语言中的词汇越丰富就越能够表达丰富和精致的思想过程，但是词汇的丰富并不是现代文明社会中语言的特权，它在原始语言中同样存在，只不过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出现，例如某些部落的印第安人能清点出数百种不同的当地植物类型，而生活在城市中的大多数人对于植物分类仅仅能区分几十种，除了极少数专业的研究者以外。因此语言词汇的丰富性并非文化基因大量产生的充分条件，而仅仅是一种条件而已。更重要的是思维的创造性和选择效率。
如同生物新基因的进化是其在复制过程中随机（scholastic）变异的结果，同样，一个新文化基因的形成是由于人类思维中的将不同概念随机组合的结果，一个新思想的原型有可能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已经存在的概念的组合，这些概念当然不是凭空产生的，当然组合既可能是随机的，也可能是系统的，因为要受到大脑生理结构和已有的认知影响，比如学习经历和态度，但因为世界上人口众多，每个人思维过程的差别，思维中的基本概念数目庞大，组合方式又是多种多样，所以这种组合结果的潜在可能性是一个无穷大的数字，这就保证了人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无穷无尽(21)。
人类通过将各种事物组合在一起，就有可能出现新的文化特征，森林大火过后被烤熟的动物尸体可能正是刺激人类使用火来烹饪的原因，动物站在顺水漂流的树木上则可能是土著人制造独木舟的最初印象。在偶然的组合过程中，新的概念或者基因出现了，由于新基因的产生是基于旧基因的基础上的，因此在较为复杂的文化和社会里，这种过程的速度和范围就更快和更大，大量新的文化特征不断出现。
当新的文化基因出现后，就可以通过言语，书写等多种方式从一个人的大脑传播出去，这种传播在小规模的人类社会大多是人际间的，个体的，手把手的。而在大规模的复杂社会结构中，则往往通过公共媒介，如网络、出版物、建筑物、艺术品等方式，速度也更快。文化基因在传播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进行重新组合，或者增加减少某些成分，或者替换某些成分，因此文化的特征随着传播会有巨大的变化。这样一个文化基因就进化为了另外一个基因，旧的文化特征消失了，新的文化特征形成了。可以说文化就是在进化-传播的共同过程中存在的，人类学的进化论和传播论用文化基因的概念来解释的话其实是同一个过程。
然而，为什么文化能够在不同的个人与群体之间传播，而同时为什么有的文化特征能够长期存在，而有些却迅速消失，下面我将尝试提出一种基于意义的选择模式来进行解释。
三、文化适应：基于意义的选择
人类的行为、人类文化创造出的文化对象，对人类来说都是有“意义”（meaning）的东西。“意义的创造乃是人类独有的、根本的性能，——拿一句老话来说，是人类的本质。(22)”人类的社会活动就是不断创造意义、利用意义、规定意义又被意义所规约的过程，而文化人类学作为一门将人类自身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其发展过程也逐渐从研究外在的风俗习惯，生活和生产实践转变为寻求理解人类生存意义的科学(23)。世界上任何可被感知的东西，都可以被社会赋予象征意义而成为符号（symbol）(24)。符号的创造过程，就是特定社会中的人们选择符号形式并赋予和交流其意义的过程。(25)。
以语言为例，语言符号的使用者包括“说话人”和“听话人”两个方面。说话人以语言的符号为媒介，将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表达出来，这就是语言符号的“表现”过程。在听话人一方，存在着“接收”说话人的符号信息并在头脑中“解释”这个信息的过程。整个过程按照“表现——传达——接收——解释”的顺序进行。由于符号的意义取决于代码（code）的规定，因此说话人的“表现”和听话人的“解释”只有在共同的代码规约范围才能有效进行，即他们应该至少共同使用一种语言，或者说有关某种语言的知识体系。一种共同的语言代码体系形成了他们理解对方言语包含的意义基础。然而无论对于该语言代码体系的掌握程度如何，他们之间仍然还有许多的意义不能共享，只能作为个人独特的意义而存在。
图1 意义与人类的相互理解
在图1中，A和B分别表示着来自不同文化的个人或者群体所拥有的意义集合(26)，而C是他们所能够共同理解的意义（common meaning）。他们各自意义集合的形成维度由知识－经验（knowledge- experience）和时间－历程（time- history）两个部分组成，其中纵轴的知识对应与横轴的时间，而经验则对应于历程。为什么我要用两对概念作为意义维度，因为知识可以看成时间的函数，知识是在时间中积累起来的，是学习的结果。而经验作为个人独特的生存体验，则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些历程经验是无法用符号表达的，也是不能被复制和学习的，因此是一种无法交流的意义，语言在这种情况下失效(27)。可以说一种文化的独特性却恰恰体现在这种不可通约性里面，难以理解正是展现其独特的来源。
人类学强调要持主位的观点来研究各民族的文化。认为每个民族都有独特的观察和组织物质现象的方法，强调用本族人的语言来研究和描写本族人的概念类别。但任何外来的人类学家无论经过多长时间的学习，能够掌握的仅仅是词汇和语法结构，而且其理解仍然很大程度上依靠母语思维，由于不同语言的差异性结构包含着不同语言的独特意义，语词在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过程中虽然大多数可以相互对应，但一定以失去在原来语言中的某些特殊含义为代价(28)。而更重要的是，形成意义的不仅包括可以学习的知识，还包括体验过程，这种经验是难以通过短期学习获得的，因此可以说任何一种文化的意义都只能被部分理解，包括生长在这个文化内的人自己。在同样文化里面生活和实践的不同个人之间，这种相互理解也是不完整的，个体化的。每个人所体验到的文化意义都是独特的，因此我在这里尝试将意义定义为：由个人知识和经验共同组成的认知和记忆结构。说一项行为，一个场景或者一件物品对于某个人或者某些人有意义，就是指这些文化符号可以被他的认知所理解，或者能够唤起其记忆中相似的体验，往往这个过程中还伴随情感波动。
那么这种意义的独特性和文化进化的联系在那里？我们可以将认知记忆结构看成人类的生命历程中先后被整合进入思维的文化基因，正是这些基因的不同组合构造了个人的独特意义，这些基因在大脑里共同生存，先入为主，形成一个进化稳定策略（ESS: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29) 的集合，即大脑内的文化基因生态环境，如同生物生活的自然环境。任何新的文化基因在进入大脑后都会被这些基因形成的认知结构检验和选择，从而决定是容纳、改造还是淘汰。一种文化符号是否被理解和保留，在于它能否通过既存文化基因组成的意义体系的选择。
生物基因进化的适应性来源于自然选择，基因复制和表达过程中，偶然性以突变的形式提供了基因变异，是自然选择运作所必需的原料。这样，自然选择挑选出特定的变异。这些能够给他们的拥有者带来更大繁殖成功的变异被保留了下来（大量的偶然性保证这样的有益突变是不可避免会产生的），而不太成功的变异将被淘汰出局。因此，生物进化是功能主义上的，决定的是基因变异对于生物体更好的适应环境具有那些功能。
而人类文化的选择在于人类的意义，在这里以往进化论中强调的客观功能转换成为主观的意义，文化的在不同人群中的传播过程，就是意义选择的过程，具有相近的认知和记忆结构的人对于某种文化的选择往往是相似的(30)，因此某种新的文化符号在一些族群那里容易被接受而在另外的族群那里则难以理解，当然这种解释并不排除文化中个人选择的差异性。纳入人类思维结构的文化基因群落共同形成个人的稳定意义体系，进而同一区域和民族的人群如果都具有某种相似性较高的意义体系，那么就出现了整体的文化模式（cultural pattern）。
在意义选择的条件下，文化在进化过程中的变异正是适应了某个群体共同意义结构的特殊进化。然而，在一个开放和多元化的环境中，相对非特殊化的文化，进化优势可能更大。因为当自然环境因素发生变化的时或者大量新型文化基因侵入时，人类的主观意义体系不得不进行调整，而特殊文化因为其精致和难以适应变化，消失或被取代就在所难免(31)。
以往文化的传播和选择过程都局限在一个地区和一个民族内部，然而，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文化的全球化也在隐秘的进行，可以说人类共同意义的扩展就是文化的全球化，每个社会群体的绝大部分文化都来自于其他群体，如同海纳百川。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古老文化特征（文化基因）消失了，但是从人类整体的文化来看，这正是一般进化过程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体现，同时特殊进化也并没有消失，而只不过在隐秘的进行(32)。“最终，世界上所有文化系统都将归结为某一种文化类型的不同演化形式（依据这些系统的特殊历史经验）”(33)。
四、结论
文化是进化的吗？这个困扰了许多人类学家很久的议题可能仍将持续下去，如果我们将进化这个概念中的道德偏见和种族优越感排除在外，从信息——文化基因的产生、传播和利用的角度来看，那么我认为是可以成立的，文化基因的数量、规模和传播速度是一个长期增长的进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的文化形式不断形成而旧的文化形式逐渐消失(34)。以前的研究多认为人类文化的变迁应该归结于社会经济变化或者自然环境的变化，但是不要忘记，文化本身作为一个复杂的类生态系统，也应当服从内在的自组织规律，如突变、混沌等。
将人类的种种文化特征看成基因来理解，也许仅仅是换了一种角度来理解文化，它可能并不能比现存研究理论提供更多的深刻解释，但是通过将文化特征看成各种文化的基因，我们就有可能将各种对于文化概念的纷争纳入一个统一的动态框架下，而非将各种文化视为孤立的互为异类的现象(35)。然而，文化的基因能够像生物基因那样被分离和分析吗(36)？作为文化的基因与组成我们生物学身体的基因是一种什么关系，二者是共同进化（co- evolution）的吗？自然环境对文化基因有什么影响？到目前为止，这些仍然缺乏足够的经验研究和实证材料(37)。但是，文化基因概念本身的传播和进化就在用活生生的例子在不断证实自己的存在。
文化作为人类实践的意义系统，并非是完完全全的异己的客观存在，也不纯粹是我们主观的创造物，所谓主客观的二元对立在这里已经变成了一种不必要的虚设(38)。文化，正是我们与世界共同具有的意义桥梁。
注释：
① 古典进化论又被称为“单线进化论”（Lineal evolutionism），包括了一系列的理论假设：“心理一致”假设（psychic unity）认为人类心理上的一致性使得人类社会和文化均要经历一个从非理性向理性、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线性发展”假设（linear development）认为各民族均沿着一条完全相同或相似的路线自动演进。发展和进化是必然的，不可能跨越或跳跃其中某一个阶段。“独立发明”假设（independent invention）则认为各民族、各地相似或相同的文化现象是“独立发明”的。
② 二者的区别在于，古典进化论者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是由非理性向理性的进化；而新进化论者则把“技术—经济”因素当成是文化或社会进化的决定力量。其次，古典进化论者大多都认为，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都是循着同一条路线逐步发展的，而新进化论则承认文化进化的多线性与特殊性。不过在人类社会和文化是不断进化和发展的，而且可以比较发展水平的高低这一核心观点上他们是一致的。不过奇怪的是，怀特等人自己反而认为所持的观点完全是旧进化论的。参见托马斯·哈定等：《文化与进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页。
③ 怀特：《文化科学——人和文明的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3页。
④ 怀特：《文化科学——人和文明的研究》，第352－353页。
⑤ 怀特：《文化科学——人和文明的研究》，第354－373页。
⑥ 由于他特别强调文化对生态环境的适应性问题，斯图尔德的学说又被称之为文化生态学（culture ecology）。相关研究中最著名的是魏特夫水利国家与专制主义形成理论。参见卡尔·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对比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⑦ 托马斯·哈定等：《文化与进化》，第10－11页。
⑧ 托马斯·哈定等：《文化与进化》，第28页。
⑨ 在这里，我使用了信息一词来描述文化的可复制和可传播性，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信息概念的使用普及程度较高，更容易理解，而我真正想表示的是世界构成的有序性（order）和复杂性（complexity），我们区分事物的根本就在于这种性质，例如亿万种不同的蛋白质折叠结构发挥着不同的生物化学功能，但是作为蛋白质的物质组成仅仅为20种氨基酸而已。
⑩ 张小军：《社会场论》，北京：团结出版社，1991年。
(11) 在现代信息论中，信息被视为负熵，即物质和能量的有序化状态。因此能量指标可以转化为信息指标，二者具有很高的相关性，怀特和萨林斯等人已经将能量作为文化水平指标，但是却没有能够进一步的阐明信息的观念，怀特将符号作为全部人类行为的起源，可能他已经初步考虑将信息作为文化的基础了，参见怀特：《文化科学——人和文明的研究》，第21－37页。公式仅仅是对这几个指标相互关系的一种定性描述，而非一种可以计算的定量表达式，因此忽略了其量纲。
(12) 道金斯提出生物进化的过程最好从基因之间的互相竞争的角度来理解。而在过去，生物学家总是从某个“物种”的角度来谈论进化的机制，即基因是进化的基本单位，而各种生物体（包括人类自己）只不过是“基因传承和繁衍自身的工具”，所有在生物个体角度看来明显是利他的行为，均是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对生物体产生的影响，目的是有利于具有亲源遗传关系的其他基因的生存和传播。参见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
(13) 有趣的是，meme概念本身就是对其理论的最佳体现，由于meme概念的广泛传播，目前对于meme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memetics）。
(14) Lynch认为Meme是一个大脑的记忆项（Memory Item）或着可以看成是脑神经内信息储存的一个组成部分。参见Lynch,A.:“Units,Events and Dynamics in Memetic Evolution”,Journal of Memetics,vol.12,1998.
(15) 在本文中，通常使用文化基因的概念用来表示文化的进化特征，因为这样更适合日常使用习惯，更重要的原因在于meme还没有一个大家共同接受的精确的可操作化定义。
(16) 生物学意义上的基因和蛋白质一样仅仅由简单的几种化学成分构成，但却可以表达为千万种不同的生命形式，可见信息也是基因的根本特征，文化基因用信息的角度来看，同样是一种可以自身复制和传播的信息结构，只不过是由数千种符号的随机组合，当然从广义来讲，也应该包括声音，图像等其他感觉成分。不过生命的定义可能需要重新界定了。
(17) 参见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
(18)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神话是集体无意识的产物，不同民族神话的句法结构是可以相互移植的，因为都是同样一些神话要素（mytheroes）的变形。同样的，他在研究亲属关系时也采取了这种思路，我认为其中已经体现了文化基因的思想了。参见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第2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
(19) 萨皮尔—沃尔夫假说指出，语言是我们头脑中的“世界图景”的积极创造者，人们所使用的语言体系不同，头脑中的“世界图景”也就有所不同，甚至思维也是被语言所制约的。
(20) 人类语言的进化本质上就是一个信息与符号（signal）的传递过程，并伴随着对意义的解释过程。参见J.B.Plotkinand M.A.Nowak“Language Evolution and Information.”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dogy.205:2000.与此类似，文化与世界观的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也是通过语言进行的，参见M.Silverstein.“Cultural Concepts and the Language- Culture Nexus”.Current Anthropology Volume 45,Number 5.2004.
(21) 唯一的制约力量就是时间，就像一个著名的推论，如果给一只猩猩足够多的时间使用打字机，甚至可能打出一部莎士比亚全集来，不过这个过程有可能比宇宙本身的年龄还长。
(22) 马歇尔·萨林斯：《文化与实践理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4页。
(23) 格尔茨将人类学看成一种探究意义的解释科学，而不是寻求规律性的实验科学。他认为文化是“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参见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5页。
(24) 这里有必要将符号与信息进行比较，符号传达的是信息，但是传递同样信息的符号在不同文化中可能完全不同。
(25) 认知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只有在心理进化的基础上文化的进化才可能进行，而心理的进化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复制过程，而是人类自己参与概念构建，选择和转换的过程。参见D,Jones.“Evolutionary Psychology.”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1999,Vol.28.
(26) 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两个来自同样文化中的不同个人或群体的意义集合，在这种情况下，共同意义C的面积一般来说应该更大些，当然任何情况下，C也不会为零，人类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就是如何扩展对于共有意义C的理解，甚至试图理解他们不能理解的那些部分。
(27) 知识对应于人类记忆中的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y），而经验则对应于场景记忆（episodic memory）。场景记忆对于道德和价值观念的形成具有更加重大的影响。
(28) 当我们理解其他人行为的意义时，我们通常利用自己在同样条件下的心理来类比，即把他人的行为纳入自己建构的分类体系，通过理解自己来理解他人。
(29) 生态学中指种群的大部分成员所采取的占优策略。一旦形成，任何举止异常个体的策略都不能与之比拟。在生态环境的每次大变动之后，生物种群内可能出现一个短暂的不稳定期，但是一种ESS一旦确立，就会稳定下来，偏离ESS的个体就会被自然选择所淘汰。
(30) 以宗教为例，我猜想，在某些条件下，本来就保有某种宗教信仰的人可能比完全不信仰任何宗教的人更容易接受新的宗教，因为以往的宗教基因已经在其大脑内形成了某种认知结构。
(31) 新的“入侵者”文化基因和原来的文化基因往往并非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二者也可以共存，只不过后者的主流地位被取代，沦为边缘文化了。
(32) 可以认为，当前的特殊进化已经不局限在某种具体的生态环境下，而是和一般进化一样扩展到广大的范围了，由于信息传播途径的扩展，地域已经不是特殊进化的边界了。
(33) 托马斯·哈定等：《文化与进化》，第73页。
(34) 作为人类文化传递工具的语言本身也经历着不断的选择和淘汰，参见S.Mufwene.“Language Birth And Death.”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2004.vol.33.
(35) 怀特敏锐的预测，“当人们能够像看待自然界众多事件那样去看待心理过程的时候，……对科学来说，真是个伟大的时刻。”参见怀特：《文化科学——人和文明的研究》，第65页。
(36) J.Marks.“Darwinizing Culture:The Status of Memetics as a Science.”American Anthropologist; 2002; vol.104.
(37) Dan Sperber将文化基因的观念称为流行病学模型（epidemiological models），并认为是对文化传播的肤浅（superficial）类比，忽略了变形（transformation）过程，不过他仍然承认这种类比具有重要的含义，应当利用认知心理学和生态学为建立对文化表征（cultural representation）的解释。参见Dan Sperber,“Interpreting and explaining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in Palsson,G.(ed),Beyond Boundaries:Understanding,Translation and Anthropological Discourse,Oxford:Berg.1993.pp162－183.
(38) 从极端的角度来讲，可以说文化基因进入和生存在我们的头脑之中，也可以说“它”正是我们自己！我们占据了“人类”这种生物性存在的身体，这或许导致了“灵魂－身体”这种世界各地人类的普遍观念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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