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韶靖[1]2003年在《上海中心城区发展社区经济的初步思考》文中研究表明社区经济是一种特殊的经济现象，对其进行系统深入地研究在国内外并不多见。我国社区经济的发展起步较迟，尤其是城市社区经济在艰难曲折的成长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独特的发展潜力，已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关注。近年来，社区经济在促进城市发展和加强社区建设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进入21世纪，上海中心城区的经济建设和社区管理的任务日益繁重，开展对社区经济的分析、探讨和思考，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本论文共分5章。第1章对社区概念的由来、社区经济的涵义及基本特征进行研究阐述，并在介绍国内外社区经济情况的基础上，比较分析我国和国外在社区经济发展上存在的差异。第2章着重分析阐明处于上海中心城区社区经济的特点、功能作用和发展历程，突出对发展社区经济进行思考的意义。第3章首先介绍目前社区经济呈现的两种经济模式，并运用战略管理的分析工具——SWOT分析法，分析当前上海中心城区发展社区经济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为思考如何发展社区经济提供依据。第4章通过剖析上海叁个中心城区发展社区经济的成功实例，从不同角度为稳步发展社区经济提出参考和建议。第5章重点提出现阶段上海中心城区发展社区经济的目标定位、任务和主要实施途径，并对发展社区经济中政府履行的职能进行初步思考。 笔者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试图以比较完整的体系来凸现上海中心城区社区经济发展的全貌，剖析上海中心城区发展社区经济的历程、特点、问题和成效，最后联系上海实际情况，探讨上海中心城区发展社区经济的途径和对策。
刘勇[2]2005年在《旧住宅区更新改造中居民意愿研究》文中指出旧住宅区的更新改造一直是城市规划领域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并且关于旧住宅区更新改造的研究与所处的社会发展背景紧密相关。进入21世纪,一方面我国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发展背景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上提出“创建和谐社会”、经济上提出“实现全面小康”、法律上提出“完善土地征用制度、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措施,这些变化体现了对人、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关怀以及注重社会均衡发展的未来趋势;另一方面,在旧住宅区的更新改造方面,出现了以上海市旧小区“平改坡”综合改造为代表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旧住宅区更新改造活动。可以说,这种更新改造活动是社会发展背景以及政策方向变化在方式、手段上的一种体现,也体现了对城市中居住在旧住宅区当中广大居民的一种关怀。 既然是对人的关怀,那么居民对改造的评价就显得特别重要,因为居民是旧住宅区的使用者,是旧住宅区更新改造的受益者,他们最有发言权。因此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着眼于叁点:首先检验上海市正在进行的旧小区“平改坡”综合改造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居民的意愿;其次找出影响旧住宅区更新改造当中影响居民意愿实现的因素;最后探讨如何改进当前的综合改造方式使得居民的意愿得到更加充分有效的表达。 论文首先对上海市旧住宅区更新改造的历史进行了简要的总结,指出上海市旧住宅区的改造规模在逐年加大、改造的内容已经开始从粗放型向细致型转变、改造方式从主要以大拆大建模式向综合的改造方式发展、政府的角色因为社会发展背景的变化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居民的角色向着受益者的角色回归。当前正在进行的上海市旧小区“平改坡”综合改造是上海市旧住宅区更新改造的转型的标志。 其次,论文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初步检验了居民对旧小区“平改坡”综合改造的评价。论文在上海市2004年完成的38个旧小区“平改坡”综合改造试点小区当中选取6个作为研究对象,委托上海社科院社会调查队按照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直接入户调查,共发放问卷600份。经过初步的统计分析发现旧住区居民的想法和需求与改造规划解决的问题产生一定偏差。 再次,论文通过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找出影响居民意愿的因素。一方面论文通过进一步的数据分析和实证研究发现有叁方面因素影响居民意愿。第一,更新改造的过程影响居民意愿的实现,居民对综合改造的有限了解、无法介入到过程中去、缺乏实质性的参与影响了居民对改造方式的认同、居住满意度的提高并影响居民的出资积极性,概括的说而当前更新改造活动还不能够有效的将居民融入到过程当中,在客观上影响了居民意愿的实现。第二,当前制度、政策的缺位影响居民意愿的实现。规范的缺失、标准的模糊以及相关配套政策的缺失在客观上阻碍了更新改造的进一步拓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技术手段的发挥,而且技术手段方面本身出现的不够细致的问题以及体现出的偏向美观的倾向同样阻碍了居民意愿的实现。第叁,基层管理机构不够完善影响居民意愿的实现。传统的基层管理组织(如居委会)所处的困境、新兴的居民自治组织(如业主委员会)所表现出的萌芽状态使得它们无法有效的组织居民进行参与、代表居民进行意愿表达,使得居民意愿传达的途径
金勇[3]2006年在《增进建设环境公共价值的城市设计实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和快速城市化进程推动了城市空间形态的急遽演变。在此背景下,国内城市设计实践近十几年的繁荣在获得大量命题机会同时,城市设计运作机制与可操作性成为当前理论研究的主流,而对城市设计实践的实效究竟如何理论界却未予以深究。本文的研究主题是“当代中国城市设计实践的实效作用”。 对于“城市设计实践的实效性”发问,包涵叁个基本问题:其一,“城市设计实践的实效作用应当为何?”或者说,“理想的城市设计实践应当怎样?”这是一个“应然”的价值判断命题。论文从社会哲学视角探讨城市设计作为特定社会实践的价值理论,并对城市设计实践的对象系统——“建设环境公共价值领域”予以探讨,从而将“应然的城市设计”诠释为“促进建设环境公共价值领域健康发展”的社会实践。论文进一步系统讨论了城市设计实践的伦理向度,以此来厘清应然的城市设计实践存在发展之正当、有益或公正,也为实践者的角色认知与行为模式提供一个伦理规范的参照。经由规范层面的研究,论文初步形成对“理想的城市设计实践应当怎样”的理论认识,为当代中国城市设计实践的实效评判预设了规范性价值准则。 其二,“真实运作的城市设计实践究竟发挥了何种实际作用?”这一命题既需要来自本土经验研究的事实认知,又需以规范价值准则对其进行价值评判(即实效评价);其叁,“城市设计实践的实际作用是如何在外部社会环境制约与各方社会行动者影响下产生的?”这是对城市设计实效的成因解释。这两个问题也实际构成对城市设计实践“实然如何”的研究。论文研拟一个城市设计实效分析与解释的理论框架,在此理论框架基础上,论文以“上海卢湾区太平桥地区城市再开发”和“深圳中心区CBD两街坊开发”为例,展开城市设计实效的经验研究。我们不仅关注案例中的建设环境公共价值领域质量是否提高,而且尤为关注城市设计者在城市设计实践社会过程中的角色认知与行为模式,以及最终实效产生的内外成因机制,由此获得对当代中国(市场经济发达城市)城市设计实践现状认识之经验基础。 透过个案的经验比较研究,论文初步厘清本土城市设计实践在当前社会系统环境中运作的真实逻辑。在此种实践逻辑下,城市设计在建设环境形塑中不可避免的扮演了“工具化”重要角色同时,实践主体基于职业合法权威和主体能动性,在“外部环境”条件允许情况下会尽可能维护城市设计的专业核心价值。当代中国社会系统的结构性因素,特别是政经制度的变迁决定了城市设计实践主要目标和发展轨迹;而城市开发中的关键行动者——地方政府与经济组织主导了建设环境的形塑过程,实质影响了城市设计实践过程与结果。这些因素共同致使“实然”的城市设计与“维护与增进建设环境公共价值”规范性目标之间存在差距。对这一城市设计实践的实效困境,论文从“价值”、“实践环境”与“实践主体”叁个面向进行批判的“总体性反思”,在反思基础上尝试寻求城市设计实践在“理念范式”或“思维模式”上的转向可能。这是实践者共同体的自我意识调整与社会角色的适应性重构,是行动方向的再定位,更是实践主体对实践环境与自身“生存状态”的某种理性平衡,从而为缓解本土城市设计当前面临的实效困境提供一个可能的路向。
官远发[4]2007年在《美国大学与社区合作伙伴关系研究及启示》文中提出在全球城市化化和经济知识化的趋势下,大学作为知识保存、生产、应用和传播的机构成为了社会的中枢机构和经济发展的引擎。世界各国城市都普遍地将大学视作城市发展的重要资产和政策工具。中国在科教兴国(市)战略的背景下,全国各个城市兴起了建设大学城、科技园区的热潮,希望依托大学的技术创新优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知识型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上海的杨浦区也不例外。然而,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实践和理论都证实了硅谷成功经验是难以复制的,大学技术创新的地方效应成效是局限的、模糊的。因此,城市既要审视大学作用的局限又要充分发挥大学的潜在资源,以城市现实情况为基础,结合不同类型大学的综合优势,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大学与城市互动模式,这才是大学“能够”发挥自身技术优势的关键所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不仅被证实是技术产业集群的创新源泉,而且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各种类型的大学还在衰败的城市社区复兴中发挥了更为广泛的、独特的作用,大学成为了城市问题解决和发展的思想和技术源泉,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地方的投资者、雇主、采购者和劳动力开发者以及社会网络的构建者。这种独特的作用是建立大学与社区合作伙伴关系(University and Community Partnership)的互动关系模式基础之上的,大学与社区合作伙伴关系是大学与社区为基础组织、政府和企业以及居民等行为主体之间为了社区复兴的共同目标而形成的互惠互利的互动关系,其思想根源是大学的民主和服务社会的使命,这一使命在当时创新成为了具有共同和互惠互利性质的社会“融入”(Engagement),因此,其内涵是是共同共生和民主平等。大学与社区合伙的行为是建立在大学的各类活动基础上,不同类型的大学根据自身的优势和社区的实际需求,结合大学的活动而开展了多种方式的复兴社区行为。同时,大学与社区合作伙伴关系是一种新的价值观,将其在大学中根植并自我持续是一个制度变革的过程,面临着巨大挑战,需要采用行政的、学术的和组织的策略来促进这种价值观的制度化。美国大学与社区合伙关系互动模式对中国城市依托大学发展的战略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本研究从大学与社区合伙关系的理论基础入手,通过对于国外案例的历史解析,分析了大学与社区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机制、内在基础与具体成效,及其对于制度的反馈。随后通过对于中国现实的思考,演绎出相应的策略来指导中国类似地区的开发建设。随后以杨浦区为例,通过借鉴美国大学与社区合伙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对杨浦区“叁区联动”战略进行了重新审视,提出了深化杨浦区发展战略的策略建议,为中国城市与大学的良性互动模式拓展了视野,提供了具有现实操作意义的理论和实践的指导依据。
张大维[5]2010年在《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城市社区建设”为研究对象,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为研究视角,试图主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是否形成,主要内容和理论价值如何?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指导下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成效怎样,主要经验和实践意义何在?论文通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调查研究和实地研究等研究方法,遵循“发生逻辑(为什么)——理论体系是什么——实践成效怎么样”的分析思路,采用“新情况——新问题——新理论——新实践”的研究框架。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第一,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已经形成且已整合成架构合理、指导实践取得巨大成功的科学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第二,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指导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取得了显着成效,积累了丰富经验,为统筹城乡社区发展奠定了基础。社区是社会的细胞,建设和谐社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由此可见,社区建设和党的建设是新时期和谐社会建设必须关注的两大主题。新中国建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20年、全面推进城市社区建设10年、积极推进和谐社区创建5年,农村社区建设从试点走向铺开,城乡社区统筹发展的趋势正在形成,我国社区建设的成就巨大,对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社区建设中形成的新理论与新实践进行系统研究显得十分必要。然而,当前学术界在取得大量研究成果的同时却也出现了一些明显不足：从西方研究范式出发,来阐释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实践的较多,从我们党执政的角度去研究中国化道路,并从学理上分析总结我们党城市社区建设新理论和新实践的较少；等等。本文关注实践中的问题,转换研究范式,从实际问题出发梳理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城市社区建设的四个主题,也即党的理论和实践体现的四条主线：居民自治、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社区文明。本论文阐释围绕着这四条主线展开,使其贯穿于党的理论和实践的始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具有独特的发生逻辑。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最初目的,是要解决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所引发的新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和实践就是围绕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展开的。总体来看,我国巨大社会转型出现的新情况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社会组织和社会分工。新情况引发新问题,与之相关联,我国的社会建设面临的新问题也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民稳问题,即单位制解体与基层社会管理主体缺失及管理真空问题；民生问题,即公共需求增长与公共服务或产品供给短缺问题；民主问题,即公民的选择权、自由权、差异性增强与自治渠道、自治制度、自治机制不完善问题；文化问题,即精神文明建设与核心价值体系统领问题。面对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党和国家逐步形成了通过社区来整合社会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道路,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独特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并指导着城市社区建设实践不断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形成了科学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选择走城市社区建设道路以后,逐步展开了理论探索并通过实践试错来完善理论。在这一过程中,党的各次全会的精神、中央领导同志的论述、中央政府报告的概括、中央政策法规的阐述,政界学界理论的成果,等等,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总体来讲,业已形成的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体系,是关于建设社区(社会)生活共同体及其内含的居民自治、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等各要素的意义价值、宗旨目标、内涵外延、组织架构、体制机制、方式方法、手段途径、网络体系等的整体性理论体系。其包括叁个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一是逻辑起点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理论；二是中轴核心理论,即社区(社会)生活共同体理论；叁是外围结构理论,包括社区居民自治理论、社区管理有序理论、社区服务完善理论、社区文明祥和理论等四大支柱理论。这叁部分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的轴心体系。其中,逻辑起点理论是方法论,中轴核心理论是价值观,外围结构理论是保护带。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的科学性是由其指导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成效决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取得了巨大实践成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道路大致经历了传统旧式社区建设阶段、过渡转型社区建设阶段、现代新型社区建设阶段、和谐社区建设与城乡社区统筹发展阶段四个阶段。本文侧重于呈现过渡转型社区建设及其以后阶段的实践发展。在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指导下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成效概括起来便是“五个建立、五个格局”：一是社区组织体系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基层社会有序管理格局；二是社区民主制度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广泛参与居民自治格局：叁是社区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小社区大服务格局；四是社区建设保障机制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齐抓共建格局；五是社区文明氛围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文明祥和格局。实践的巨大成效实际上也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创造了理论实践价值。其理论价值体现在：一方面,从时间和内容范畴上看,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和最核心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其实践意义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及其内含的“一个正确分析、五个紧紧抓住”等具体实践经验,既为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拓宽了发展空间,也为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参考借鉴,为最终实现城乡社区一体化发展格局奠定了基础。
熊国平[6]2005年在《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形态演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90年代以来我国有着新的经济社会背景,城市形态演变呈现新的特征,有着新的动力和机制,及时总结,对城市理论是有益的补充和完善。城市形态演变研究的实践性强,直接关系到城市发展规模、城市发展方向、城市功能组织、城市交通组织、城市绿地系统等方方面面,在目前我国城市扩展迅速、规划实践空前发展的情况下,开展此项研究对规划管理和编制实践均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城市形态研究的综述,指出由表及里,层层深入是本研究观察问题的基本途径;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不断循环反复,逐步提高是本研究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以人为本是本研究判断问题的基本标准。首先从城市内部结构的急剧变化和外部轮廓的迅速扩展两个方面归纳了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形态演变的总体特征,指出两者互相关联、互为因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次从90年代以来新的社会经济背景出发,建立了信息化、全球化、知识经济和快速城市化与城市形态演变的基本联系,在新的时代背景中考察城市形态的动态演变。分析了推动城市形态演变的内在动力,分别为经济增长、功能调整、新的消费需求等,外在动力分别为快速交通、行政区划的调整等,指出城市形态演变是内外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出了城市形态演变的复杂性。揭示了推动城市形态演变的机制,分别为市场机制、产业进化机制、投资机制和调控机制,认为无形的机制的综合作用引起了城市形态有形的变化。城市形态演变的机制并不是一个线性的具有明显因果关系的过程,而是一个非线性的多因素多层面的交织耦合过程。同时,各机制之间存在着相互反馈,机制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体现出了城市形态演变的综合性。基本总结了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形态的演变,指出外延跳跃是城市形态演变的主要形式,以产业空间为中心的新空间主导城市形态的演变,人文关怀和人地和谐将是城市形态演变的主要方向,认为这既是中国转型期的特色,也适应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发展。还从形态的协调性,形态的成长性,形态的生态性,形态的经济性等方面初步提出合理形态的评价标准,为规划编制和管理提供有益的参考,最后指出了本研究的不足和今后研究的方向。
陈芳[7]2007年在《区域经济特色与职业教育发展策略选择》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时代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地大而东西发展不均、物博却资源开发失衡、人众而文化素质有异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时刻都面临严峻的考验。在经济发展中区域发展的不均衡造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区域职业教育所培养的对象与区域经济发展更是存在着直接和密切的关系。对长宁区来说，将现代服务业作为今后第叁产业发展的重点，那么职业教育也应该注重这方面人才的教育和培养，不管职前教育还是职后教育，都应该紧密联系长宁区区域经济发展状况，明确区域经济对职业教育的要求，充分利用长宁区职业教育的资源，选择正确的策略，进一步推动长宁区职业教育的发展。本文主要分六个部分进行阐述：第一章：导论：说明本文的研究背景，提出问题的原因和研究的意义，对概念进行界定，介绍研究内容和方法。第二章：职业教育与区域性发展互动关系概述：叙述区域经济与职业教育相互促进、影响的作用。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好职业教育的功能，职业教育要适应区域经济的发展，要充分利用区域经济中可利用的资源，为区域经济提供人力资源保障，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第叁章：长宁区域经济发展及其趋势：介绍长宁区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概况，以及重点发展的现代服务业的现状和所呈现的特点。第四章：长宁区域经济对职业教育提出的需求：分析长宁区域内职业教育的基本情况并围绕长宁区在打造“数字长宁”“国际城区”品牌过程中，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对职业教育在数量、质量、专业模式和结构、师资队伍、资源整合等方面提出的要求进行阐述。第五章：职业教育服务长宁区域经济现代服务业特色的策略：围绕长宁区域经济对职业教育提出的需求，结合长宁职业教育现状，提出如何应对需求的策略选择。结语：古今中外，教育是经济发展、科技发达的基础，这已经是公认的事实。职业教育对区域经济乃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影响和作用，在经济发达的欧美、日本等国家早已得到验证。长宁区区域经济的定位是现代服务业，职业前教育和职后教育作为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部分，都应当与区域经济的要求联系起来，选择最需要的专业，选择最恰当的模式，整和已有的职教资源，扩大办学规模，提升学校利用率，提高培训质量，打造培训机构的品质，提高职业教育在社会的地位。
徐毅松[8]2006年在《迈向全球城市的规划思考》文中研究指明毋庸置疑，当前，全球化浪潮席卷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而上海也正以中国城市“领头羊”的姿态卷入这一浪潮中。上海未来的发展定位如何?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哪里?是被动承受，在全球化浪潮中任由沉浮?还是主动出击，把握时机，确定自身在全球城市体系中不可取代的地位?答案不言而喻。 时至今日，全球化不再是一个陌生的课题。“跨国公司”，“全球金融体系”等等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关于全球化的名词。越来越多的专家与学者参与这场关于全球化的大讨论。其研究关乎全球城市的定义，全球城市成因，全球城市发展规律，全球城市发展方向，全球城市规划与管理，全球城市个案研究等诸多方面。这些研究成果为今后城市的全球化发展道路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与警示。 然而，没有一个城市的发展经验能够成为放诸四海皆准的标准。对上海而言，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与改革开放历程决定了上海必将面临一条世界独一无二的全球化道路，发达国家全球城市的发展经验可以借鉴，却难以抄袭。回顾上海过去几十年起起落落的发展历程，综观上海当前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发展环境，审视上海自身的发展条件，可以认为，上海城市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建设全球城市，核心目标是提升国际竞争力，也就是说，上海面临同步实现城市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跨越式发展。 全球城市的内涵极为丰富，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所架构的上海城市发展战略规划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包括产业发展战略、区域发展战略、生态发展战略、社会发展战略以及空间发展战略等五个子系统。简言之，当前，上海应该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促成产业集群的发育和壮大以有效参与国际竞争；建设上海为核心的全球城市区域，促进区域内的良性竞争与合作关系；建设生态城市，构筑上海城市发展所依赖的自然生态网络，切实改善环境质量及资源化利用水平，形成城乡一体化的生态建设布局以及与自然共生的城市形态；构建具有“亲和力”的城市与和谐社会，提高城市生活质量，提高对人口和经济活动的吸引力。而当所有这些落实到物质形态层面上时，就需要一个合理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空间布局结构、形态与发展规划。这也正是本研究的重中之重。 根据以上理论与实证研究，结合十年来上海建设的基本经验，可以认为，上海城市空间发展规划应该从长江叁角洲、上海市域、上海中心城等叁个层次；从产业布局、人口规模、历史保护、生态环境、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等多个角度统筹考虑，协调发展。尤其要发挥浦东新区的示范带动作用。同时，抓住2010年承办世博会的契机，迈入国际化大都市行列，顺利完成建设全球城市的第一步。 世界格局瞬息万变，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城市发展规划是个动态的过程，同时，全球化课题包含众多内容，无法一一阐述。本研究意在从其中一个侧面为上海的城市发展提供一些建议，不足之处，还望指正。论文结束时，作者也提出了一些继续研究的方向和建议。
范今朝[9]2004年在《权力的空间配置与组织的制度创新》文中提出围绕“推进城市化”与“行政区划改革”这两大命题，中国近20余年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既是为理论界所关注的热点和焦点论题，也是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而又难以有效解决的难点和重点所在。尽管这两个方面已有大量研究成果，但仍有一些理论问题值得加以探讨。事实上，这两个方面的论题恰恰存有密切的关系，联系起来考察，则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因此，笔者选择城市化与行政区划的一些基本问题，以二者的互动关系为切入点，从历史发展和中外对比等角度，对此重新加以诠释和辨析，以澄清一些模糊和错误的看法，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城市化进程中的行政区划发展、变革的过程作一分析，进而在宏观上提出本人对未来改革方案的设计和思考，同时在微观方面以浙江省行政区划调整规划为例，进行具体的案例分析。 首先，笔者在广泛分析各种有关论述后，从城市发展与政区演变的相互关系出发，提出城市最本质的特性，在于它是一定区域内某种(或某些)权力(主要是公共权力)的空间集聚，由此，引起区域内其他各种要素向该处的集聚。城市是一定区域内，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其中的人口出现分化，即职业上的分工以及随之社会中的分层，为了有效地进行组织和管理，而发生组织管理权力(即公共权力)在该区域内某一特定地点的集中并建立起正式的组织和机构(即国家机构)，进而引起人口及其相关设施、活动和信息等人工创造物在该地点的较大规模的持续的集聚：由此又导致该地点的景观也产生集聚和分化现象而与该区域内其他地方有显着差别的聚落。城市就是公共权力集聚的空间，由于权力的集聚，引起其他要素的集聚，也由于权力的消失，引起其他要素的离散，从而导致城市出现、生长、繁盛、衰败以至消亡。 与此相应，城市化即“化为城市的过程”，就是一个与城市产生而同时展开、并与城市发展相依相伴的永恒的过程。城市化在其内在含义上，与城市一样，也应该包括两个层面：即形而上的制度层面的城市化过程和形而下的实体(地域、景观)层面的城市化过程；前者是核心、关键，决定着城市化的发展方向和实体城市化的过程。在不同的权力配置状态之下，城市化的道路也是根本不同的，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解析。抽象地、从其形而上的制度层面，即权力集聚、配置的方式来看，笔者将之概括为两种城市化道路——以中国古代和西欧国家中古以来为代表的两条“未能归一的路”：一条是“国家权力消解城市(市民)权力”的城市化之路，一条是“城市(市民)权力与国家权力形成明确分野”的城市化之路。其后，笔者对城市发展史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法和界定，提出“叁次城市革命说”及“叁波城市化论”：即“第一次城市革命”——聚落分化为城市和乡村(即城市产生)的“城市革命”，及其引发的“第一波城市化”；“第二次城市革命”——“中世纪城市革命”(即自治城市出现)，及其引发的“第二波城市化”；和目前刚刚可见端倪的“第叁次城市革命”——从“国家城市”到“世界城市”，及其引发的“第叁波城市化”。“第一波城市化”以君主专制国家为范围，“第二波城市化”以近代民族国家为范围，但都是与一个国家的国家权力为配置主体和对象，“第叁波城市化”则是在超国家范围，以超国家的公共权力的介入而影响传统的国家公共权力的配置，从而对城市及城市化道路发生影响和作用。中国，将面临“第二波城市化”和“第叁波城市化”两个阶段前后相继、“制度层面”和“实体层面”的城市发展两大任务同时完成的艰难处境，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只有关注制度层面(即权力配置层面)的城市化，才范今朝:权力的空间配置与组织的制度创新能摆脱目前城市化的“暖昧”局面。 与城市发展直接相关的，随着公共权力在城市的集聚，国家出现并逐渐扩张。为了达成国家的治理目标，随着国家空间范围的扩大、人口和聚落的增多，又必然会发生国家公共权力的空间划分和配置。行政区划就是“权力的空间配置”，是“国家(公共)权力在其主权范围内(国土范围内)不同地域空间的划分和配置的过程和状况”，它是国家结构在地理(空间)上的反映。文中着重讨论了行政区划的概念、类型、层次以及起源、发展等问题，并归纳出当代世界各国行政区划的主要模式，即英美模式、法德模式和(前)苏联模式。在此基础上，论证了城市发展与政区演变的互动关系。 文章认为，由于公共权力的空间配置以城市体系为载体，进而形成一个国家的政区体系，因此，国家的政区体系就是其城市体系的客观反映，城市与政区具有同源关系。不仅如此，在二者各自的发展过程中，城市发展与政区演变还具有强烈的互动关系，表现为二者的同构与异构。 所谓政区体系与城市体系的同构，是指国家内部的城市发展及其相应城市体系状况直接与国家公共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力)的空间配置方式有关;在高度集中的权力配置机制下，一方面，城市发展的动因受到国家权力的强烈干预和影响，由于城市自身权力匾乏，只能依赖由国家配置的公共权力作为城市集聚的引力源，使得城市发展严重依赖于国家权力，一旦缺乏国家权力(未作为政区治所或高等级治所)，则
尹浩[10]2015年在《整体性社区构建：来自公益创投机制的启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恩经典理论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不仅在于认识世界,探索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更重要的是为了改造世界。未来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也总激发理论探索者在指导改造世界的同时,充满着对未来理想图景的思考。遵循此理念,笔者分为以下五部分展开全文：一是问题意识。主要围绕“国家权力介入基层社会共同体建构的可能”问题意识为核心,展开实证分析和学术对话。具体而言：为什么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经过近30年的发展,社区居民自治水平和居民自治能力依然低下?导致社区居民自治空转的机制及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如何破解中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空转现状,建构理想型的现代化基层社会生活共同体?换句话说,整体性治理理论预设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下,通过整体性政府建立实现善治的可能。放置于中国时空下,笔者认为社会组织化水平与政府功能整合程度相互影响,两者存在同步进行趋势,并且社会组织化水平的第一推动力为公共行政部门。这项研究让我们可以解释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社区结构与公共行政体制是如何影响了治理理论在中国不同的表现形式,有利于在理论上反思治理理论应用本士的适用和限度。二是纵向历史维度分析。放置于中国城市社区历史的变迁角度来看,主要划分为总体性社会下的社区建设和分化性社会下社区建设两个阶段。在前一个阶段,高度行政整合的社会几乎不存在社区居民自治体系发育的土壤。在后一个阶段,随着公域、私域、日常生活领域的分化,社区居民自治在政策制度体系初步确立。其背后转型的动力源宏观上主要有社会组织发展环境改善与社会职业群体分层、社会群体利益分化叁个方面,微观上体现为以社区类型空问演变、流动人口社区分布以及特殊人群需求多元化等特征的社区分化。在此背景下,以政府为主导推动的社区建设,短时间内使社区硬件设施以及人员组织体系迅速得以完善,然而社区居民自治能力和自治水平依然较为低下。叁是共时性比较分析。造成当下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困境的主因归结为社区结构的碎片化和政府功能的分散化。社区碎片化是工业化推进过程中传统共同体瓦解的自然反应,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公共理性精神的发育不良是社区碎片化难以进行自我疗伤的深层次逻辑。政府功能分散化是以功能性分工为原则的官僚科层体制自身的弊端造成,也是中国传统官僚政治文化触手在当下社会的延伸。其中,社区碎片化与政府功能碎片化(分散化)的关系并非单向度的因果关系,而是互为因果,相互影响。一方面碎片化的社区无力组织自我服务,只能依靠行政力量、行政资源与行政方式填补,另一方面功能分散化的政府分割了社区事务和公共服务,造成社区行政化与负担不断加重。四是社区整合实践反思。依据西方社区建设经验来看,组织整合是未来中国碎片化社区修补的方向,也是建设现代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关键。在中国当下强国家-弱社会格局下,现代社会组织共同体的建构,需要以政府为主导力量的介入。源于欧美国家的公益创投活动,因能够迅速有效培育社会组织,促进社会管理创新,而备受我国地方政府推崇。公益创投有孵化器与项目孵化两种主要模式,前者依托实体孵化机构和场所,进行系统培育,后者依靠项目与技术支持,化居民需求创意为微型社团,实施微型自治。他们的共同点都在于能够通过组织培育,整合破碎化的社区,优化政府部门资源和权力输出方式,并有使政府及其执行机构、社会组织、社区组织等利益相关方在公共资源分配及享用过程中,形成良性互动、权责对等的关系。五是未来发展图景与理论提升。整体性社区与碎片化社区相对,是对未来城市社区发展的畅想,是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彼此依托、相辅相成,共同构筑起社区公共生活的完整空间,是政府部门、社区和社会组织叁个治理主体间合作过程中,满足居民公共服务需求,实现自治能力提升的理想型社会生活共同体状态。通过对公益创投反思,结合整体性治理理论,笔者建构了社区治理“陀螺模型图”,它被赋予实现整体性社区的重任,主要内容包括公益服务项目整合机制、以平台发育与社会组织络整合机制、以社区自组织网络整合机制,以及叁者之间相互支持与协助的整合网络机制。六是结论,即社区居民自治空转是社区碎片化和政府功能分散化相互迭加的结果,整体性社区是社区居民自治的理想图景,他的实现是政府主动介入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组织网络体系建构,同步推动政府部门功能整合的过程。
参考文献：
[1]. 上海中心城区发展社区经济的初步思考[D]. 金韶靖. 华东师范大学. 2003
[2]. 旧住宅区更新改造中居民意愿研究[D]. 刘勇. 同济大学. 2005
[3]. 增进建设环境公共价值的城市设计实效研究[D]. 金勇. 同济大学. 2006
[4]. 美国大学与社区合作伙伴关系研究及启示[D]. 官远发. 同济大学. 2007
[5]. 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 张大维. 华中师范大学. 2010
[6]. 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形态演变研究[D]. 熊国平. 南京大学. 2005
[7]. 区域经济特色与职业教育发展策略选择[D]. 陈芳. 华东师范大学. 2007
[8]. 迈向全球城市的规划思考[D]. 徐毅松. 同济大学. 2006
[9]. 权力的空间配置与组织的制度创新[D]. 范今朝.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10]. 整体性社区构建：来自公益创投机制的启示[D]. 尹浩.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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