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红岩》第二稿的失败和第三稿的“翻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岩论文,一尺论文,高一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9年2月，罗广斌和杨益言开始了《红岩》第二稿的写作，这个时候距离他们完成第一次踌躇满志的小说写作过了整整两年。那一次，他们集结了包括罗广斌的狱中难友刘德彬和杨益言的哥哥杨本泉在内的“写作班子”，从1956年10月写到1957年2月。但最后的结果却并不理想，只有其中的某些片段在当地和共青团系统的报纸上得以发表，但是送到出版社的书稿却如石沉大海。这样的结局虽然并不乐观，但写作毕竟不是他们分内的工作，向单位申请的创作假一结束，他们就又回到了日常的工作中。
1958年10月，在“文艺大跃进”和“迎接建国十周年向党献大礼”运动中，罗广斌他们并不成功的创作项目作为献礼计划被重庆市作家协会层层上报到四川省和全国作家协会，并引起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第二编辑室即文学编辑室主任江晓天的注意，因为在此之前，罗广斌他们创作的同一题材的“回忆录”《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在中青社著名的丛刊《红旗飘飘》上发表后，引起了人们尤其是中青社编辑们的关注。看到作者们在这个解放后广为人知的革命斗争“案例”上又有更大的写作计划，中青社决定抓住这条可能有所收获的“大鱼”。1958年年底，中青社社长朱语今到他曾经战斗过因而很熟悉的西南地区约稿，和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沙汀、重庆市委组织部部长肖泽宽以及作者们约好了《红岩》小说的写作事宜。
一 再一次“试写”和再一次失败
作为团中央领导和出版社社长朱语今的亲自约稿，让正在生产斗争第一线上埋头苦干的《红岩》作者们很是欣喜。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感到有巨大的压力，因为，第一次写作过程中的艰难和写作完成后的失望他们还没有忘记，所以，对这个似乎是从天而降的写作机会又表现出一丝的踌躇。但当时的情势又不容他们退却和犹豫，和他们正在进行的事情一样，创作小说是同样有意义的革命工作。1959年2月，罗广斌、杨益言又一次脱离工作岗位，开始文学创作。
同第一次写作一样，作者们这一次的写作同样是很艰难的。1959年4月，后来《红岩》的责任编辑、此时尚在中青社第五编辑室的张羽到重庆组织回忆录稿件，并看望两年来多次函件来往却未曾谋面的罗广斌和杨益言。这时候，由张羽任担任责任编辑的罗广斌他们的中篇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刚刚出版发行了两个月，张羽和罗广斌他们见面的主要目的就是和他们交流回忆录出版后广大读者的反馈意见，“同时，受二编室委托，顺便向他们了解一下小说《禁锢的世界》①的写作进度。”在罗广斌、杨益言的住处，张羽看到他们正在紧张地工作。罗广斌对来访的张羽说：“虽然我们不会写，但也要学着写。本来是想写点材料给专业作家写作时作参考，但没有人承担，只好由我们动笔了。看来，做报告还容易，一动笔才知道比我们早先设想的要复杂得多。新的困难又需要我们去解决。”②从2月份开始写作，到5月份，他们写出了30万字。5月5日，作者们给中青社写信说：“目前，初稿已写出近30万字。其中，有20万字已可作为初稿交出。现在看来，全部写出，可能在五十万字左右。大约在六月中旬可以写完。因此，就考虑到一个新的问题，这就是，如何把初稿拿出来，请组织审查，请一些有修养的同志看，以便修改、定稿。我们觉得，这个做法是必要的，不可少的。因为，书中反映的内容，比我们自己设想的要复杂的多，有必要严肃地对待，认真征求意见和修改后，再出版，更为合适。”③
从作者们在写作过程中表达的感慨里，我们可以看到，令这两个“不会写小说”的人困惑和“复杂”的倒并不主要是怎么写小说的技巧，而是所要写的“内容”。实际上，指导他们写小说和给他们提出建议的那些个众多的参与者也大多不是“写小说的”而是“党政干部”，也不一定“会写小说”，他们有能力指导这两个“不会写小说”的人写小说是因为他们比罗广斌和杨益言对历史更有“发言权”。他们之所以更有发言权，表面上看是因为这些人曾经是参加过地下斗争的人，所以他们有资格评判、审查所写内容的“历史真实性”，但实际上，罗广斌、杨益言尤其是罗广斌也是参加过地下斗争的人④。解放初期，作为从“杀人魔窟”里侥幸生还的人，他们对集中营的事情已经进行过各种形式的“很受群众欢迎”的讲述，他们也曾是很有发言权的人。之所以令这两个集中营斗争的当事者感到“复杂”，不只是因为历史本身的复杂性，还因为历史讲述活动的复杂性。给他们提建议的“党政干部”的“发言权”并不只是来自于他们参加地下斗争的丰富经历，而主要是他们对怎样“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来认识那段历史和讲述那段历史的政治感觉的敏锐和丰富。也即是说，他们对历史有发言权不是因为他们知道历史是怎样的，而是因为他们知道历史应该是怎样的。
到6月，50万字的稿子写完了，在写作的过程中他们即把写完的部分请宣传部的同志帮助审查，发现问题不少，所以决定在排印之前再改一次。1959年7月31日罗广斌、杨益言给中青社的信中说：“初稿在六月写成了，50余万字，原打算七月就印出来，征求意见。后来，为了慎重起见，请市委宣传部看了一部分初稿，看后提出了些意见，我们考虑和讨论了这些意见，决定重写一次，再行排印。题材范围，做了压缩(主要减少监狱外面的斗争)，另行起草了新的提纲，于七月初开始写二稿，全稿约三十万字，根据原先的安排，现已将写成的二稿，开排了十五万字，八月中旬可全部排完。印出后，即将二稿寄上。待你们看了以后，再决定如何修改，和在哪里修改。”⑤9月，由中青社出资在重庆将写完的稿子排印出来，小范围发放征求意见。因创作假期已满，罗广斌、杨益言又各自回到正常的工作岗位，罗广斌到长寿湖农场当场长，杨益言则离开团市委，调到重庆市委《支部生活》杂志做编辑。
发下去的“征求意见稿”过了许久才有了反馈信息，原因是“一来审稿的领导同志近来工作都紧，有的没看完，看完了的又找不到适当的时间讲”，但并不是说这个稿子没有问题，相反，是问题很多，杨益言在给中青社的信中说：“同志们提的意见，修改意见相当多”。⑥实际上老同志的意见不只是多，有的还很严厉。马识途回忆说：“《禁锢的世界》一送到有关同志，特别是地下党老同志及沙汀等同志手里后，又提出了一大堆修改意见。我也给他们不客气地提了意见。”[1]
对这个“第二稿”的失败，作者在《红岩》终于取得成功后的1963年总结道：“《红岩》的初稿写得很不好，既未掌握长篇小说的规律和技巧，基调又低沉压抑，满纸血腥，缺乏革命的时代精神，未能表现先烈们壮烈的斗争。”[2]这段《红岩》作者对创作过程的表述被许多《红岩》研究者反复引用，用来说明小说作者在“更掌握意识形态的含义的其他人”介入小说写作之前，“‘个人’的不适宜的体验”对写作的影响。[3]虽然不能排除当年经历过的实际情形和沉积在内心的个人记忆对罗广斌、刘德彬这些曾经身临其境的人在写作时有某种潜在的影响，但是，罗广斌他们写作中基调的“低沉压抑”、描写的“满纸血腥”，并不主要说明他们对个人经验的重视，而是按照他们对政治需要的理解，意在通过这种“自然主义”的描写来“揭露”国民党特务的“残暴”。其实他们的“自然主义”的描写并不“自然”，而是进行了有意识的夸张，因此同样是有倾向性的、意识形态的。解放初期他们参与编辑的《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副题就是充满“血腥”的“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由罗广斌、刘德彬他们编写的那一部分的题目是同样充满“血腥”的“中美合作所血债”。在他们的《圣洁的血花》和此后的口头报告以及《在烈火中得到永生》中，虽然开始给集中营“加入”斗争的内容，但也不乏“满纸血腥”的描写⑦，而这些文章在当时都曾得到了官方的许可和很好的社会效果。他们的问题在于不能“与时俱进”、精确掌握意识形态在不同时期的微观调整，不能把对一个过往“案例”的描写和当前的“时代精神”以及这种“时代精神”对文学写作的要求结合起来。因为，在民主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建国初期，揭露敌人的残暴行为能够起到激发阶级仇恨和鼓舞士气的作用；但在社会主义革命事业遭到重大挫折的“三年困难时期”，这种表现革命受到挫折的“只能流眼泪”的揭露暴行的角度就不再能够满足“组织劳动、鼓舞斗争”⑧的政治需要，这时候不能再满足于激发群众的愤怒，而是要教给他们战胜困难的“革命技能”和“革命智慧”，同时，要通过最后“必然的”胜利来鼓舞人民群众的革命信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即使纯意识形态写作也并不是单向的和平面的，而是有着不同的方向和复杂的层面。在不同的“革命时期”，由于所要面对的“革命任务”不同，也由于人们的“思想水平”不同，对写作者的要求也不同。总的来说，随着过去的革命斗争越来越成为历史，人们对当年革命斗争的想象越来越浪漫化，越来越要求回避革命斗争当中的“失误”和“挫折”。
二 沙汀的介入和沙汀的“意见”
而作者们所要记载的这个曾经震惊全国的大案，从某种意义上讲却正是革命斗争过程中的“失误”和“挫折”。事件本身固然反映了“敌人”的“残暴”和“野蛮”，但同时也表现了革命力量的“失败”和“无力”。作者们的全部困惑和困难正在这里。
在1958年10月中青社社长朱语今到达四川前夕，四川省文联主席沙汀也收到了重庆市文联报送上来的“献礼”作品《锢禁的世界》，1959年9月修改完铅印出来的“征求意见本”应该是也送给了沙汀。多年后沙汀就当年这部稿子的情况写道：
我记得《红岩》大约是1956年前后完成初稿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发的第一第二两次征求意见稿，都送过我。要我提意见，但我都没有挤出时间看(管)它，1958年，也可能是1959年，因为四川省文联组织建国十周年献礼的作品，有人提到这部作品，而大都持否定态度，仿佛连修改加工的基础都很单薄。这引起我很多疑问，接着就翻出第二次征求意见的版本，即最近的一次修改稿本，一气把它读了。当时不叫《红岩》，叫《禁锢的世界》。
看完之后，我觉得对这部作品(东西)抱悲观态度的同志(人)是有根据的。因为作者对敌人的刻画描写，相当生动，对于共产党人的刻画描写，则相当概念化，不怎么吸引人。但要点还在这里：把敌人写得很嚣张，几乎处处处于主动的地位，而共产党人，主要一些因为组织遭到破坏被捕入狱的领导干部，尽管作者也写了他们在敌人面前的坚贞不屈，却都显得被动，缺乏那种革命的进攻精神。几经考虑，我认为这种颠倒了的(极为错误的)安排刻画和描写，是完全可以扭转过来的，也就是说，这(本东西)部作品，具有修改的基础，(可以加工改好)，否则(为什么——作者加)中国青年出版社一再印制征求意见本。⑨
在沙汀的这段手稿中，括号中的字是沙汀写了又用杠子划去的，底下加线的字是沙汀补加的，用以代替括号中划去的字。那些用杠子划去的对《红岩》很是不屑的字眼可能恰恰是沙汀本真的想法。从这段手稿残稿可以看出，在沙汀的日程安排中，本来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去看这样一部经常会送到他手上的业余作者的习作。他之所以“挤出时间”来看这个《禁锢的世界》，只是由于疑惑和好奇：对一个文联的同志“大都持否定态度”、“仿佛连修改加工的基础都很单薄”的作品，为什么中国青年出版社却仿佛情有独钟呢？⑩
由此可见，当年沙汀看完《锢禁的世界》后得出的结论，并不是如多年后人们所说的，沙汀“独具慧眼”，认为这是一部大有可为的作品。实际上，沙汀基本上是支持否定该书的大多数人的观点的。只是在“几经考虑”之后，才认为书中“极为错误的”安排、刻画和描写是可以扭转过来的，而且能够得出这种认识也是和中青社对此书的重视有关的。沙汀“独具慧眼”的地方，主要不在于他看出了这部作品日后的潜力，而更在于他看出了其他人没有看出来的“严重错误”：把敌人写得很嚣张，几乎处处处于主动的地位，而共产党人，主要一些因为组织遭到破坏被捕入狱的领导干部，尽管作者也写了他们在敌人面前的坚贞不屈，却都显得被动，缺乏那种革命的进攻精神。这种“低沉压抑”、“满纸血腥”很多人都感觉到了，觉得罗广斌他们的一稿、二稿“太沉闷，太压抑，不能鼓舞斗志，只能流眼泪”。(11)但也只是把它当作是作品的“色彩”、“气氛”问题，但沙汀却认为这是“极为错误的”，甚至是“思想路线问题”。三年后，几经修改的《红岩》刚刚出版发行，沙汀在观看一部话剧的彩排时又遇到了同一个问题，沙汀在1962年1月18日的日记中记载说：
晚上看《悲壮的颂歌》。是人艺演的。这是第二次彩排，第一次彩排，杜书记、李书记都去看了。又说，大家的印象是气氛有点压抑，低沉，满台都是资产阶级在那里张牙舞爪……
一直演到十一点半才完结。气氛虽已有改变，资产阶级也没有那么猖狂了。但是这戏总觉并不怎么样好。我前年读剧本，兴致就并不怎么高，觉得在三部曲中，这本戏不大好。看完彩排，我的看法更明确了。在上台的几个共产党员中，一个成了贪污分子，一个退了党，一个发生动摇，好像列宁在孤军作战……
由于别人提出，这才恍然大悟。看来《颂歌》是在某种错误路线指引下的产物……(12)
即使是沙汀，一个几年前曾经搞清楚的问题，换了一个“案例”，就又变得有点模糊，还是由于“别人提出”，才“恍然大悟”，由此可见，在革命历史写作中，对“敌人”的表征是多么的重要而又微妙。
但当时，沙汀还是觉得自己想清了《锢禁的世界》的问题和错误。1960年4月，他专程从成都到重庆，指导年轻的作者们修改作品。在和市委宣传部文艺处负责人王觉谈了自己的设想和意见后，“沙老的意见立即引起了市委的重视，派文艺处的林彦、向晓等同志陪同沙老到长寿湖，……到达农场的当天晚上，沙老不顾旅途劳顿，立即把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找来，彻夜长谈，第二天又谈了大半天。”(13)当年沙汀和作者们谈话的内容，没有详细的记录公开发表，但从不同地方的不同说法也可看出一二。沙汀自己曾说：“我的看法得到王觉同志的赞同，他认为我把作品成败的关键一下子抓住了。作者们的注意力仿佛只看到那个‘禁锢的世界’，没有放眼于当年渣滓洞以外天翻地覆的大好形势。其实，蒋家王朝已经面临总崩溃了！而那些刽子手、狱吏才真是被‘禁锢’的囚徒！……”[4]70年代在成都和沙汀颇多来往的胡元(14)回忆说：“70年代，沙汀在成都新巷子住，我经常去看他，他告诉我说，《红岩》开始写的完全是监狱里边的事情，我说，怎么会不是监狱里边的事呢？那就是报告文学里边的东西，沙汀就说，他看了稿子后，就有一个意见，像一只装载不平衡的船，就难以航行，为什么不平衡，就因为狱内斗争和狱外斗争没有紧密联系起来，也有一点狱外的斗争，但不是描写的重点，这样，狱中的斗争就是孤立的，他提出这个意见后，稿子再写时才扳正过来。”(15)
沙汀的谈话，对于写完的稿子被“老同志们”提出了
一大堆意见”、正在不知所从的作者们来说就像是一场及时雨，让他们再次鼓起了把这个实在不易的工作继续下去的信心。但实际上“沙老的意见”是似是而非的。因为，作者们并不是没有描写监狱外斗争的尝试，第二稿在1959年6月写出了50万字，给市委宣传部审查之后，发现问题不少，于是作者们重新起草了提纲，又重写一遍，这次重写主要是“题材范围，做了压缩(主要减少监狱外面的斗争)”，重写后的稿子从原来的50万字变成了30万字，删掉的20万字大概就是使得船只不能平衡的沙汀所说的“狱外斗争”。可见，并不是作者们没有描写“狱外斗争”的“雄心大志”，而是因为这个“狱外斗争”实在是没法写。因为，解放前夕，“全国”的“形势”确实很好，但“重庆”的“斗争”确实很糟。
实际上，对全国“天翻地覆的大好形势”，解放前夕的重庆地下党也是了解的，而且，这种“大好形势”对重庆的地下斗争确实产生了影响，但这种影响的效果却是负面的，甚至正是在这种“大好形势”的“影响”下，重庆地下党产生了“左倾”盲动情绪，积极展开了“对敌攻心”战术，才发生了本不该发生的“挺进报案件”和随之而来的重庆大逮捕。对此，当年重庆地下党幸免于难的领导人肖泽宽和邓照明在事件发生后，曾对重庆发生的党受到的“如此惨重的损失”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其结论是：“首先，是我们的轻敌思想与对于‘攻心战术’的误解与误用。我们把全国的战略反攻的优势和重庆地区这个局部的敌强我弱的特点混淆了。重庆与川东地区这个局部的敌强我弱的特点必须认清和肯定。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实，离开了这一点，就会产生轻敌冒险的思想与做法，《挺进报》攻心与城市工作是这样，川东农村的公开的武装起义也是这样。”[5 ]对解放前夕由于对“全国大好形势”的误解和误用而产生的“过左”的错误在罗广斌交给重庆市委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中也有清楚的描述。
可以看到，正是由于“把全国的战略反攻的优势和重庆地区这个局部的敌强我弱的特点的混淆”和由此造成的轻敌冒险的思想，才造成了几百个革命者的被捕入狱和惨遭屠杀，所以，肖泽宽和邓照明在1948总结经验教训时才强调必须把“重庆和川东地区这个局部的敌强我弱的特点认清和肯定”。但是，在小说写作中，需要“肯定和认清”的不再是“重庆和川东这个局部的敌强我弱”，而是“全国范围的我强敌弱”。在修改小说的时候，“周围的同志”“反复说服、开导、启发”罗广斌和杨益言的就是要从这个曾经认真总结过的历史真实和血的经验教训当中“解脱”出来，认识到“真正被‘禁锢’的囚徒不是革命者，而是那些刽子手、狱吏。”[6]在完成小说《红岩》之后，罗广斌又用同样的道理来“启发”别人，如罗广斌就曾对话剧《红岩》的改编者席明真提过别人给他提过的几乎同样的意见，席明真说：“罗广斌对我改编《红岩》的剧本提的意见是：正确表现地下斗争。以全国形势说，我强敌弱；以重庆情况言，敌强我弱。大包围，小包围，我们反包围。”(16)表面上看，还是在这个“全国范围内我强敌弱和局部范围内敌强我弱”上做文章，但这时候不再像肖泽宽和邓照明他们那样强调“局部范围的敌强我弱”，而是要强调“全国范围的我强敌弱”，重新“混淆”那个曾经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的“全国的战略反攻的优势和重庆地区这个局部的敌强我弱的特点”。在真实的革命斗争过程中，这样的“混淆”曾给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而在作为政治神话的革命讲述中，这样的“混淆”却是必须的，只有这样，才是“正确表现地下斗争”。
其实，沙汀所感觉到的问题也是许多审读过一、二稿的审稿把关者同时感觉到的问题。如，马识途在《禁锢的世界》的讨论会上也曾经指出：“是战场，不是屠场，不是一群革命者在这亘古未见的集中营里吃苦受罪，遭受毒刑和屠杀的悲惨景象和壮烈牺牲的景象，而把它写成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革命和反革命进行的一场剧烈的斗争，是革命战场。”(17)如江晓天在1960年6月作者来京参观学习时的讨论会上也提出“应该像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季米特洛夫那样，把敌人的监狱和审讯‘法庭’当作战场，斗志昂扬”。[7]这些说法角度不同，但主要的目的是一致的，就是帮助罗广斌他们从“真实的经历、事件和真实的人物、场景”之中“解脱出来”，王维玲对此回顾说：“在罗、杨创作的过程中，周围的同志，花精力最大，花时间最多，反复说服、开导、启发罗、杨的问题，就是如何使他俩人从真人真事的束缚中，从狭小的个人经历的圈子中，从有限材料的了解中，跳出来，站在时代的最高点，……从整体上动员他们解放思想，打破框框，大胆虚构，大胆想象，大胆创作。”[8]30
问题一次次提出来了，而且几乎都是同一个问题。“监狱应该是革命战场”，“革命者应该斗志昂扬”，“真正的囚徒应该是那些狱吏”，这些个“应该”的道理通过不同的人一次次重复给罗广斌他们听，可是怎么解决问题呢？王维玲的办法就是鼓动作者的一连串的“大胆”。但是，胆量又从何而来呢？有了胆量又如何找到表现的手段呢？理解罗广斌的革命战友陈家俊曾对张羽说：“你们也曾提出修改意见，但意见好提，要通过设计人物、情节表现出来，解决了，就不容易了。”(18)
三 “纸老虎”理论的指导作用
为了帮助作者从渣滓洞“跳出来”，敢于“大胆虚构、大胆想象、大胆创作”，沙汀提出了一个实际的建议，就是让作者们到北京去开阔视野，参观刚刚建成的军事博物馆和革命历史博物馆。虽然沙汀提出的补充狱外斗争的建议并不一定发生了“把作品成败的关键一下子抓住了”的作用，但他让作者到北京开阔视野的建议却是作品产生转机的契机。1960年6月，罗广斌、杨益言来到北京，在中青社的安排下开始参观学习。张羽在一篇写于60年代的文章中把作者们这次在北京学习的收获概括为毛泽东思想对文学创作的指导作用。(19)
毛泽东思想首先“解决”了作者们书写历史的“胆量”问题。在还没有正式对外开放的两个博物馆，他们看到了还没有正式结集出版的毛主席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些文章，对解放前夕的历史局势有了进一步了解，这有助于他们做到王维玲所说的“站在了时代的制高点”上。
看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的军事形势起了变化》，明白了当时的局势。……全国范围是一片大好形势，对狱中斗争自然也会产生有利的影响。……读过毛主席的著作，认识了战争形势，认识到敌人是处在全民包围中这一真理时，思想解放了，笔下也就自由了。(20)
学习毛主席著作，不只是增加了“胆量”，同时也学到了怎样和敌人斗争的艺术：
通过学习，作者进一步领会了毛泽东同志最灵活最巧妙的斗争艺术。看了毛主席对济南战役的指示，对三大战役的指示，《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等，真是千变万化，巧妙无穷。……他们学习了毛主席灵活巧妙的斗争艺术，重新研究了狱中斗争的情况。(21)
对这次北京之行对创作的影响，作者们曾说：“这次学习，是小说翻身的契机。”(22)当年中青社陪同作者们参观的王维玲也说：“他们在了解了大时代、大背景之后，对自己的构思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罗、杨这时才真正从禁锢的小圈圈中走出来，这对他俩来说是一次革命，一次升华，一次心灵的震撼，一堂对他们俩今后的创作和修改十分有益的必修课。”[8]389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他们在革命历史博物馆看到的那些毛主席的手稿大多收入此卷。作者们又用了一个月的时间集中学习了一遍那些曾经令他们激动不已的文章。通过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作者们找到了之所以产生“基调低沉”、“满纸血腥”的“方法论”上的原因，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对集中营里的生活进行重新认识，就从事情的“表面”看到了“本质”，从敌人表面上的残暴看到了敌人“内心”的虚弱，对这种思想认识上的变化，责任编辑张羽总结说：
作者通过学习《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学会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认识生活和表现生活，认识人物和表现人物。原来，在《锢禁的世界》里，所以产生“基调低沉，满纸血腥”的原因，主要是对生活理解的深度问题。……监狱生活从表面上看，铁镣啷当，行刑毒打，敌人的残暴狠毒，被囚者的受难，可能是常见的现象。问题是必须通过生活的表面现象，深入到生活的底层去，到人们的精神世界里去，才能深刻地揭示这些斗争。敌人是残暴的，是有统治经验的敌人，是武装到牙齿的敌人，这只是一面。根据毛主席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点，敌人表面上是铁老虎、活老虎、真老虎，而本质上是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一切反动派的规律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到灭亡；而人民则是失败、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到胜利。徐鹏飞不管多么凶恶、狡猾，但无法挽救必然毁灭的命运，这是阶级本质决定的。有了这样的认识，才能恰如其分地塑造出这个特务头子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形象。反转过来，如何准确地描写革命者，也要从本质上去观察、去描写。魔高一尺，道高一丈(23)。我们的同志定要压倒敌人的威势，才能显示革命者的气概。(24)
10月，中青社为作者向市委请准了三个月的创作假，罗广斌他们立即开始了小说第三稿的修改工作。经过几个月的苦战，从1961年1月中旬到2月底，作者们把写好的小说共31章分成四次寄到中青社。1961年3月7日，罗广斌、杨益言带着重庆团市委的公函辗转来到北京，和编辑部一起讨论修改好的第三次稿。这次修改稿和前几次稿相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罗广斌在3月8日编辑部召开的讨论会上说：“怎么写？毛主席教导我们：美帝和各种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又教导我们：战略上，战术上怎样对待，我们只能按毛主席的教导办事。”(25)到这时，罗广斌终于摆脱了长期的困境，找到了感觉和自信。
1956年写初稿时，他们也意识到不能就事说事，想出第二个备用题目“红岩”意味着他们从一开始就试图跳出“渣滓洞”的那个小圈圈，但是如何克服“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红岩村”和“渣滓洞”的空间距离，把密闭的监狱生活和子虚乌有的狱外地下党的“坚强领导”产生钩连，对他们来说产生了困难。沙汀的“意见”看起来颇有道理，但实际操作起来却也颇为不易。实际上，在1959年改写第二稿之初，“同志们”就提出了很是“正确”的路径：“充分估计解放前夕敌溃我胜的形势，因此在描写监狱斗争时，色彩宜更加鲜明、有力”，而且，了解解放前夕全国形势的领导同志也给他们讲解过当时全国的“大好形势”。但是，直到1960年在北京的两个博物馆看了毛主席对当时形势的分析，他们才真正“充分”估计了当时全国的形势背景，并且由此得出推论，“全国范围是一片大好形势，对狱中斗争自然也会产生有利的影响。”这就为小说“精神状态的”“翻身”找到了依据，同时，也把狱外“势如破竹”的革命形势和狱内“斗志昂扬”的革命精神连为一体，这样，《红岩》作者们不用再像沙汀所说，通过补充那个意义模棱两可的监狱外的斗争来实现小说的翻身，而是巧妙地把具体的“狱外斗争”变为“必然”影响狱内革命者“斗争意志”和“斗争精神”的模糊的“大好形势”。这时，“红岩”一名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不再只是直接意指“嘉陵江边上红色的壁崖和中共南方局所在地红岩村”，而是含蓄意指在全国革命大好形势鼓舞下集中营中革命者像“红色的壁崖”一样的坚强意志。
四 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革命文学要建立革命的合法性，就需要在作品中出现敌人的形象，这正如16世纪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文学“故意产生颠覆，为的是将它包容其中。”因为，“权威之所以得以维持，有赖于某个恶魔式异己的存在——或产生。”[9]中国当代文学的生产不仅不排除在作品中出现革命的“颠覆”因素——敌人，反而高度依赖某个敌人的存在。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就把解放后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长盛不衰的原因归结为对作品中“反面人物”的“需要”：“由于新社会中缺乏符合创作要求的反面人物，导致小说家转向战争主题，尤其是转向了1949年前党领导的地下斗争。”作者认为“有两部重要的长篇小说以很不相同的结果来安排这种素材”。[10]其中之一是《青春之歌》，另外一部就是《红岩》。
需要敌人是一回事，但是怎么表现敌人却是另一回事。毛主席的“纸老虎”理论为所有革命文学表现敌人提供了原理。罗广斌在写作过程中曾说，他“不愿意把敌人写得都是一个脸谱，表面化的、横眉怒目的蠢东西。实际上，不是所有的敌人都是穷凶极恶的样，……他们也有他们那一套反革命的斗争经验来对付我们的，如果都写成那样，不仅正面人物出不来，相反的倒是把正面人物降低了”。但罗广斌同时也担心这样“会不会把敌人写得太高了”。(26)从罗广斌在《红岩》出版后的1963年说过的一段话也可以看出他在处理敌人上的想法：“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把敌人刻画得太愚蠢，刻画得太简单，对我们是不利的。不过也要注意，我们写徐鹏飞，写他狡猾阴险，但那只是一种外表，在同志们面前，他很虚，很害怕，唯恐对付不了。他在许云峰面前就很虚，对付不了，就不能显得很有办法。”(27)注意，在这里，罗广斌先是使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传统说法来说明不必要把敌人描写得很渺小，因为只有面临一个强大的敌人才能显示革命任务的艰巨和革命力量的强大，但是，和智慧、刚烈、坚强的革命力量相比，阴险、残暴、毒辣的敌人只具有“表面的”“强大”，是最终要被革命的力量压倒的。这样，按照一个似乎很矛盾的逻辑，罗广斌说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变成了张羽在前边所说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翻过来，改成“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是革命文学生产中“处理”“敌人”时具体的操作方法和常用“公式”，是对“纸老虎”“原理”的延伸。例如，在杨成武的《层层火阵烧野牛》中直接就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在粉碎日寇‘驻屯清剿’的斗争中，冀中人民的天才创造——地道战，大显神威。”在雪克的《战斗的青春》第八章中写道：“油灯的光线照着曹福祥严肃的面孔。这段时间，曹福祥活动得异常大胆，到哪村他就在维持会一坐，群众就围上去哭诉。他就为群众撑腰，打击汉奸封建势力。许凤劝他隐蔽一些，他反而说：‘我不能为自己安全叫区公所这杆大旗倒下去。党叫我代表政权，我就得矗住个儿。敌人魔高一尺，我就来个道高一丈！……”[11]当然，这个模棱两可的成语最著名的出处还是革命京剧《红灯记》。《红灯记》第六场“赴宴斗鸠山”中写道：
鸠山：呃……(尴尬一笑)老朋友，我是信佛教的人，佛经上有这样一句话，说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李玉和：(反击)我不信佛。可是我也听说有这么一句话，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1967年，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审查京剧《红灯记》的时候，对这个中国成语的使用有一段很有意味的讨论：
江青：“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不好，没有力量。
总理：这句话你们念倒了，应该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们念成“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江青：(对陈伯达同志)对吗？
陈伯达：(点头)对！
江青：这句话要改，可以从鸠山那句话改。“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两句话要改掉，不要这样的话。……
…… ……
康生：“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要改，“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句不好，我想了一句，工作一忙又忘了。(28)
罗广斌担心按照“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逻辑有可能把敌人写得太高，这是很有道理的：没有一个强大的敌人存在，不能显示正面人物的力量；但是，如果不能让正面力量压倒这个敌人，就会得到适得其反的效果，出现沙汀在观看《悲壮的颂歌》后感到的“满台都是资产阶级在那里张牙舞爪”和《禁锢的世界》中出现的“低沉压抑”、“满纸血腥”。对“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反用，解决了如何既把革命的异己因素“包容其中”同时又对它进行有效的遏制。但即使是这个人为建构的故事模式，在更为激进的“文革”文艺中也受到了怀疑，显然，用“魔”和“道”这种带有宗教意味的词汇来比附敌我之间的对立并不是很“恰当”，周总理无意识的“较真”，就更“解构”了这个成语的可用性，所以江青、康生才说“这句不好”。(29)
任白戈和沙汀所说的“翻身”，实际上就是把其潜在逻辑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对敌人的“揭露”改为以“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为逻辑的对革命先烈的“歌颂”(30)，这就需要大量的“增删”，增加能够长气的内容，删除容易泄气的东西，如给监狱斗争“配”上监狱外的斗争，使得监狱外的篇幅占到全书的三分之一，把局部的暂时的失败和整体的最终的胜利结合起来；如把被动的逃狱改写为主动的劫狱等情节上的重新“设计”；细节的刻画上删除大量对行刑和受难的“自然主义”的描写，而大量增加对正面人物革命精神和豪迈气概的审美化描写。总的来说，就是作品要重点描写能够引导、启发、激励、教育群众的正面人物、理想人物、英雄人物。当然，作品中肯定还会写到反面人物，这是革命斗争实践中不可或缺的对象，但他们是斗争的对象、批判的对象、挖苦的对象。马识途对这个问题严肃地指出，在这种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二元对立中，要“立场鲜明，用语大有区别，有所爱有所憎，不能有任何‘客观’描写的自然主义倾向。”(31)这样，在按照“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逻辑方法精心设计了整个情节和结构之后，不但作品的精神状态翻了身，《红岩》第三稿中所讲述的历史事件也“翻了身”：一场在革命胜利前夕发生的集体被捕和集体牺牲的悲剧事件变成了“破坏与反破坏”、“屠杀与反屠杀”、最后胜利突围的英雄故事，就连本应避免的江姐、许云峰的被捕也不再是革命的损失，而是革命的胜利。罗广斌曾说：“江、许被捕，从敌人看，是胜利；从我们看，也要清楚地指明是胜利，也就是许、江自我牺牲，保全了组织和同志。”(32)同时，“敌人”在“剿共”活动中的一次重大“成功”也变成了“失败”，因为他们本来可能破坏整个重庆地下党组织(实际上特务的活动确实破坏了整个重庆市地下组织)，但由于他们狗咬狗式的内部矛盾和争功邀宠，使得本来可以扩大的“战果”停止了。
对这个经过多年摸索终于得到的“巨大突破”，罗广斌在小说《红岩》完成后曾“慨而言之”：“我们有了生活，写了多少年，可是写来写去，只是坐在渣滓洞里写渣滓洞，跳不出生活，为生活所淹没，不能高于生活，也不能指导生活。那时即使写出作品，也只能是平庸的货色。我们是参观了博物馆，看到毛主席著作后，才豁然开朗的。毛泽东思想照亮了生活，使我们了解了生活的真谛，像大海中迷失方向的航船，看见了灯塔，明确了航向(33)，使所有的材料都焕发出生命，一切都活了起来。三稿以后出现的转机，就是毛泽东思想照亮的。”[12]
注释：
①《红岩》此时的暂用名还是《锢禁的世界》，但80年代以后，人们大多把当年的《红岩》初稿《锢禁的世界》称之为《禁锢的世界》，在责任编辑张羽以及沙汀、马识途等人的回忆文章中大多如此。可见，人们对这个当年作者们创造的词汇还是很不习惯。
②张羽《我与〈红岩〉》，《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4期。作者们在不同的地方一再说他们“不会写”、“本来是想写点材料给专业作家作参考”，但我们却没能看到任何这方面的确实信息，大概确如张羽所说：“这只是他们的谦虚说法，实际上他们是想写东西的。”
③1959年5月5日罗广斌、杨益言给中青社第二编辑室王维玲的信。
④杨益言不能说参加过什么地下斗争，他是被国民党特务误抓的进步青年，但他毕竟也在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和集中营里被囚禁过，并目睹了一些革命者在狱中的斗争情形。
⑤1959年7月31日罗广斌、杨益言致中青社王维玲的信。注意：在这里，作者把1959年6月写完的没有排印的稿子说是“初稿”，把修改排印后的稿子叫做“二稿”，这个稿件次序的编排是对1959年这次阶段性写作的一个稿件次序的编排，而不是对整个《红岩》写作、出版的稿件次序编排。王维玲在一篇文章中就是在这个“初稿”、“二稿”说法的基础上和后边的第三稿、第四稿、第五稿进行排列，给人留下他也承认有五次稿的印象，如在王维玲所说的《话说〈红岩〉》中就说：“从1959年1月到8月底，罗、杨完成了小说初稿、二稿的写作。”实际上，王维玲的“五次稿”中并不包括1956年的“油印稿”。从宏观上看，1956年的那个“油印稿”才是真正的“初稿”，而这次修改后排印的铅字稿才应是“二稿”，而1959年6月写完的那个“初稿”其实并没有正式排印，应该是“二稿”的未完成稿。
⑥1960年2月1日杨益言致王维玲的信。
⑦所以，在《红岩》出版之后的1964年，作者已经发现了1959年2月出版的《在烈火中永生》中的许多问题甚至错误，打算在修改时进行完善。
⑧1958年12月19日，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在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召集各级党委宣传部门负责同志和专业文艺工作者、群众业余文艺活动积极分子共3000多人召开的大会上做报告说：本市群众文艺创作活动的方向正确，正在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上前进，……主要标志是：一、每个政治运动和生产高潮中，文艺很活跃，亦步亦趋，……真正担负了组织劳动和鼓舞斗争的任务。(见林彦《历史没有空白》，香港新天出版社，2003年，第86页)
⑨沙汀《从<禁锢的世界>到<红岩>——有关<红岩>修改、加工琐记》的手稿残稿，原件存中国现代文学馆手稿室。
⑩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朱语今一行到达四川成都拜访沙汀的时候，沙汀还没有看过《锢禁的世界》这个稿子，王维玲在《话说〈红岩〉》中所说的：“沙汀怀着极大的热情，把重庆市文联刚刚寄给他的庆祝建国十周年的献礼计划拿出来，指着署名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名字的反映‘中美合作所’狱中斗争的长篇线索，兴致勃勃地对我们说：‘这可是个大题材！不仅在重庆、在四川、在全中国、就是在全世界，‘中美合作所’集中营也是出了名的！搞成了会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书！’他要语今亲自挂帅把这部书抓出来。语今深知这个题材的分量，他诚恳地要求沙汀出面来抓。沙汀高兴地说：‘好，你也抓，我也抓，我们一起抓！’”只能理解成沙汀对这个题材的兴趣，并非他极力推荐这本书给朱语今，相反，是中青社对这本书的兴趣使他感到好奇，促使他“管”这个事。
(11)1991年5月23日张羽对陈家俊、向洛新的访谈记录手稿，未公开发表。
(12)《沙汀日记选》，《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6期。
(13)见晓钟《沉默三十年，〈红岩〉作者署名起波澜》，《舞台与人生》，1993年第11期。沙汀到长寿湖辅导罗广斌他们写作的事情，在二十七年后由于沙汀纪念罗广斌逝世20周年的一篇小文章而引起了一点小波折，晓钟在他的文章中说：“罗广斌逝世20周年前夕，1987年2月7日，沙汀同志在《重庆日报》上发表文章《我的悼念》，……他在文章结尾时指出：‘兹值他逝世20周年前夕，因应他的写作伙伴刘德彬之约，特写此表示我的悼念之情。’就是这么千把字的一篇短文，不想杨益言颇为不满。他在文章中‘罗广斌和他的创作伙伴们’这句话下边画出黑线，将剪报和刘德彬84年那篇声明《我的几点更正》复印下来，连同他的信一并寄给沙汀。”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手稿室，笔者看见了沙老写给杨益言的一封信：
益言同志：来信及两个附件都收到了，万没料到一篇短文，竟会给您招来那么多麻烦！实在抱歉！随信附上给重庆日报副刊编辑鸣铿同志的声明，请予审阅并转给鸣铿同志。如果您感觉这个声明仍有不当之处，您可以或增或删，加以改正。是否得约同王觉、林彦和德彬商酌，由您裁决。
广斌逝世是否是二十周年了，也可更正，是林彦、向晓和您一道陪我去的长寿湖，是否也得声明？您们都可考虑，我没意见。
这里我只想声明一点，两年前，我的确请您写过我在长寿湖、在成都省文联宿舍向您和广斌提过些什么意见，可是您回信说，您所记录的材料，“文革”中散失了，没有写。从来信看，您的记忆力比我强，那就烦您挤时间写点，怎样？沙汀八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杨益言对沙汀这篇文章的不满主要是因为提到了刘德彬，而事实上当年沙汀确实是与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个人谈的他的意见；另外，就是沙汀在文中说到由市委宣传部林彦、向晓陪同到长寿湖，杨益言认为当时陪着去的还有他，所以，觉得冷落了他。对此，在重庆，林彦老人曾对笔者说：“真是奇怪，沙汀就是去找他们，他杨益言是主人，怎么能说是他陪着呢？”另外，可能沙老把罗广斌逝世20周年写成了19周年，也被杨益言作了更正。所以，沙老说：“看来您的记忆力比我好”，让杨益言写一点沙老辅导他们时说过的话，但杨益言似乎对此记忆力并不好，故一直没有写什么东西。
(14)胡元原名胡锡培，原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编剧，40年代重庆“突兀文艺社”社员并开始创作，和茅盾有几十年的来往历史。
(15)2005年7月24日下午05：10-6：30笔者在成都红照壁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胡元先生家中对胡元先生采访的口述实录。
(16)见吴秾：《文艺作品应刻划出活生生的人——<红岩>连环画编辑札记》，《连环画研究》，1980年第12期
(17)见《红岩》创作过程中马识途参加讨论会时发言要点记录稿，未发表。
(18)1991年5月23日张羽访问陈家俊、向洛新谈话实录，未公开发表。
(19)张羽在文章中说道：“走进这些高大的建筑，真像进了宝山一样，有文件，有档案，有图表，有实物，真是琳琅满目，光彩耀人。……有了这些具体生动的实物、文电稿、手稿……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了年轻革命者的心扉。久久苦思的问题，一下子豁然开朗，直感到耳聪目明。用中国一句老话叫做‘茅塞顿开’。”张羽《<红岩>的诞生》，未发表稿。
(20)张羽：《〈红岩〉的诞生》，未发表稿。
(21)张羽：《〈红岩〉的诞生》，未发表稿。
(22)张羽：《〈红岩〉出版大事记》，未发表。
(23)在张羽的手稿上，开始写的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后来又把“魔”和“道”字用带箭头的线条做了颠倒，改成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24)张羽：《〈红岩〉的诞生》，未发表稿。
(25)张羽：《〈红岩〉出版大事记》，未发表。
(26)见1991年5月23日上午张羽对陈家俊、向洛新夫妇的访谈记录，未发表。
(27)见吴秾：《文艺作品应刻划出活生生的人——〈红岩〉连环画编辑札记》，《连环画研究》，1980年第12期。
(28)《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对修改〈红灯记〉的指示》，新北大公社《文艺批判》编辑部编《江青同志关于文艺工作的指示汇编》，1967年，第61页。
(29)但不知道为什么江青和康生认为“要改”的“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和“不好”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在后来的《红灯记》里并没有改过来，大概是“工作一忙又忘了”。
(30)这和新闻报道中对“事件”、“灾害”的报道原则是一样的，就是对一个负面的事件做正面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重庆集中营逮捕、关押了那么多的革命者，是由于大量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堕落和叛变，而且，“11·27”大屠杀损失了那么多的革命力量，是革命的挫折和失败，因而并不是一个太适合宣扬的好题目，但是，如此恶劣的形势和生死未卜的情形，又是表现优秀的革命者的革命气节和革命意志的好题材，英雄往往就是在这种非正常的环境中出现的。
(31)马识途《罗广斌写第二条战线〈锢禁的世界〉小说的评论、修改要点》，未发表稿。
(32)见罗广斌1964年1月8日给北京电影厂水华、于兰的信，未发表。
(33)罗广斌的这个“灯塔”的说法大概是来源于林彪，《毛泽东》一书的作者说：“9月，毛的‘选集’第4卷出版了，这给林彪提供了恭维和吹捧毛的一个机会。他说：‘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思想(关于纸老虎)像灯塔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见[英国]迪克威尔逊《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