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分工中的发展中国家——新的世界贸易中心的确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贸易中心论文,发展中国家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今,对经济进步应当以两个相互联系的计量指标予以评价,虽然这两个计量指标不一定是完全相吻合的。为了评价经济进步的各个组成部分,除了使用生产和消费的水平、结构与动态这些公认的标准指标之外,最好还应采用能够说明每个国家对国际分工的参与情况以及这种参与所依据的资源这样一些资料。后一类资料包括有关当地产品的竞争能力这种独一无二的信息,因为从世界标准的角度来看,产品的竞争能力是能够成为大体上说明有关的生产企业的效益的指标。国际分工实际上包含着众多的经济活动领域。本文所要集中研究的只限于构成世界贸易的物质基础的商品生产,因为世界贸易的物质基础保证了各国间所有经济资源中的绝大部分的调配。
如同所有的其他国家(也包括俄罗斯在内)一样,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于国家的实际进口需要和出口能力这二者的总和。鉴于这一关系的变化归根结底是以出口为转移的,所以下面则以出口贸易的演变作为进行分析研究的主题,但是,侧重点则是分析出口贸易结构参数的变化。这不仅仅是因为出口本身的动态与这种参数息息相关。之所以要采取这一侧重点,还因为出口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总和的质量有着明显的影响作用。此外,上述两项对说明发展中国家世界交往的经济潜力,因而对说明发展中国家互利合作的能力都是极端必要的。
(一)
由于发达市场经济的增长中的材料和能源消耗量的降低,天然原料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呈明显的下降趋势。当然,在1980年,由于石油价格急剧上涨,天然原料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增大了,达到了43.4%。但是,在石油价格回落、恢复原状之后,天然原料所占比重便猛跌了,到1991年,减低了24.9%,这差不多只有1970年水平的三分之二多一点(根据联合国1993年国际贸易与发展统计指南计算的)。当然,幅度如此之大的波动今后显然是不会发生的。但是,天然原料在国际贸易中相对受排斥的过程却远远没有结束。更不用说未来是属于节约资源型的发展了。
然而,实际上所有各种天然原料的特点都是需求的收入弹性较低。所以,以原料为出口基础的国家(除了很多南方国家之外,俄罗斯也是其中之一员)迫切需要寻求补充的出口资源,以便能够阻止和抑制其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受到削弱的过程并最终确保自己在国际分工中达到或高或低是可接受的参与水平。并且,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增加短缺的外汇收入,以平衡进口的需要。出口的多样化能够补偿国内市场的不发达性,增大经济增长的可能并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
可以使出口多样化并得以改善的潜力值得引起重视。这种潜力的基础是扩大出口原料的加工规模和提高其加工水平。但对这些潜力不应估计过高,因为利用这些潜力会牵涉到对已经在运行的生产企业必须进行痛苦的且费用很高的重新布局。然而,使原料综合体日臻完善也根本不会解决扩大工业品出口的能力问题。通过其他工业品打进世界市场来改善出口是极有前途的。在这一方面,与各种国际工业综合体接轨就可以达到出口的多样化。但是,解决这一问题如同提高原料出口的效益一样,是有很大难度的。其中的一大困难便是科技进步的水平和成果的差距,而科技进步可使边缘国家有美好的总的发展前景,但同时也在实现这些美好发展前景的道路上制造了不少极其复杂的难题(关于增强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工业品市场上的地位与科技进步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的一些困难详见笔者的《世界工业品市场中的发展中国家》一文——《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92年第5期)。
此外,问题在于信息化(根据一位有权威的专家J ·拉达的确切定义)乃是“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发展的源泉,虽然信息技术也可以用于发展的目的”。换句话说,只有在经济中,或者至少在一些生产部门中达到了某种极限水平之后,才有可能使用信息技术,虽然这并不排除利用某些个别的技术创新。但是,在以传统的技术为支柱的条件下,要想接近这一水平在目前是有严重困难的,因为在传统的技术基础上制造出来的产品与新技术所提供的产品相比,总的说来是没有竞争能力的,因而也就没有销售市场。
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增长之所以存在着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早先所形成的作为国际分工基础的一系列相对优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信息技术和其他现代技术的普及与推广对这些变化具有刺激和促进的作用。首先,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经济交流的参与实际上是以丰富的较为便宜的天然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为依托的。而这两个因素,虽然也并不是没有遇到困难,但却能够长期地维持着或大或小还是可取的出口规模。在使用新技术方面和更新生产、使生产多样化的能力上的落后以及在使用这些新技术的同时要改变国际贸易的商品结构所有这些明显地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传统的地位并使其中的多数国家面临着在世界市场上受到相对排斥并减少其在世界总出口额中所占份额这一极其严峻的现实。
工业发达国家的生产与消费中的有利于高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变革与在新技术的基础上提高一系列传统的生产部门的效益一道,相对地,而有时是绝对地降低了其对发展中国家的产品,首先是对资源消耗量大的产品的需求。这些国家所采取的办法有:第一,是降低这类产品在总消费(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中的比重;第二,是降低单位最终产品的能源和材料的耗量;第三,是提高附加值在以新技术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中的比重。新的结构材料生产的迅猛增长也促进了这一发展趋势的稳定。
发达的市场经济中现代技术的超前推广与普及破坏了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尤其是以廉价劳动力生产的产品的竞争能力。新技术在保证了劳动生产率的急剧增长的同时,却又在降低这一因素所起的作用,或者使这一因素的作用干脆化为乌有。并且,随着边缘国家发展水平的提高,——作为发展的结果,同时也作为发展的条件——当地劳动力的价值也增高了。
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最初所依托的那些传统的因素也因为竞争能力标准本身的改变而从根本上受到了破坏。竞争能力标准的改变与信息技术的推广和普及有着极其复杂的因果关系。诸如产品的精确度、可靠性、配套性、功能的更新、使用性能及其他的质量特性这样一些信息技术的组成部分具有愈来愈重大的意义,往往使价格的作用退居次要的位置了。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廉价本身,即使是廉价到了极限的程度,也远远不会自始至终都能发挥作用的。总的说来,工业发达国家用新技术即高技术制造出来的产品(和服务)的使用性能的改进,使落后国家即使在非价格竞争中的地位也受到了削弱,从而使后者在世界市场上的状况更加恶化了。
不管专家们对这些过程可能的发展后果作何种评价,但国际统计所提供的有关这些过程的总的结果无可争议地表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出口总额中所占的份额在1984—1986年引人注目的大缩减之后(紧随着人为暴涨的石油价格的下跌),逐渐地,但却是稳定地增高了。 例如, 1992年,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份额增长到了24.7 %, 而1987年为21.9%,1970年为18.8%(根据联合国1991年和1993年国际贸易与发展统计指南计算的),当时价格比例还没有因载能体价格暴涨而发生混乱。1993年,载能体出口的实物总量增长了10%,虽然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载能体的实物总量减低了1.2%(参见联合国1994 年的贸易与发展报告)。
看来,违背一般的发展逻辑的这一事实可以用边缘地区的总出口额发生了深度的结构改革来进行解释。例如,工业品(包括有色金属)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额中所占的份额在70年代期间没有因为石油价格暴涨而发生任何明显的波动,在石油价格正常化之后的后来的十年中增长了1.2倍,1991年达到了57.7%, 而若不计算矿物燃料(矿物燃料长期以来使这种增长着上了保护色)则为77.3%(根据联合国1993年国际贸易与发展统计指南计算的)。
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出口在加速扩大其出口的工业品组成部分的基础上所实行的改进和多样化有利于一下子解决如下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第一,事件的这种转折标志着一个重大的突破,实质上是打进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新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尚未经探索的,但却无疑是最有发展前途的国际贸易的领域。如果不去开发这一领域,那就显然不可能指望对国际分工的参与产生可取的变化,相应地,也不可能指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第二,这一转折为加强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创造了现实的前提条件。
根据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工业贸易额中所占份额的增加量就可以对这一重大突破的规模作出判断。1991年,发展中国家所占份额达到了19.5%,而1980年仅占11.1%,1970年则只占7.6%。在这种情况下, 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工业品市场上所占有的地位的价值大增了:如果说1970年对国际工业分工的参与低于其在各类商品的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60%(7.6%比18.8%)的话,那末,在1991年,前者则只低于后者25%, 为19.5%比24.4%(根据联合国1993年国际贸易和发展统计指南计算的)。由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出口额中的总的比重增高了,所以最近三年来上述这一比例关系十分明显的发生了向有利于工业品的变化。十分重要的是,出口中工业品组成部分的增大加强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而工业品组成部分的扩大靠的是加工水平高于先前的且技术上较为复杂和发展迅速的商品(参见表1)。
表1 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品出口结构(%)
1970年1980年 1991年
化工产品 8.0(5.6) 8.3(7.4) 7.8(12.9)
机器与设备12.2(2.1) 24.3(6.0) 34.9(13.9)
其他商品 54.6(10.8)58.2(17.0)54.4(29.2)
纺织品40.2(25.0)30.2(33.1)
25.4(49.2)
黑色金属 4.6(4.2) 4.1(6.8) 3.8(17.7)
有色金属* 25.2(31.5)9.2(23.3) 2.9(22.4)
合 计100.0 100.0 100.0
* 国际贸易标准分类将有色金属列归原料商品类(这与黑色金属不同)。所以,有色金属在表中作为又一个项目并与所有商品的出口额计算比例。
资料来源如计算依据:联合国1994年国际贸易与发展统计指南。
为了充分证实这一点,表1中在括号内列出了一些数字, 可以说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工业品出口的主要项目中所占比重的变化情况。从引用的数字中可以看出,边缘国家在工业品贸易中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加强。只是有色金属不属此列。
然而,问题在于:这些项目就其发展潜力而言是完全不同的。属于其他商品这一项目的工业品(发展中国家在这类商品市场上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所占比重增长得极端缓慢。例如,1970—1991年,其他项目中工业品所占份额总共增长了0.4%(从25%上升到25.4%), 而该项目中所包括的黑色金属和纺织品所占份额加在一起只增加了两个百分点(从12.2%上升到14.2%)。发展中国家在这两种商品的出口方面收效最为显著。顺便说一句,黑色金属的出口状况如同有色金属的出口状况一样,说明了资源消耗量和能源消耗量很大且对生态有危害的生产企业向边缘国家转移的过程(10—15年以前对此尚有不少争议)是相当缓慢的。看来,之所以会对此产生促进作用,主要不是因为工业发达国家力图“摆脱”这类企业,而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旨在为提高出口原料加工水平作出努力。结果,能够补偿原料出口潜力日渐收缩的实际资源的增长额实质上只是通过化工和机器制造业产品这两类工业品得以保证。
在这一方面机器和设备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1970—1991年,机器与设备的出口额增长了90多倍,占发展中国家该时期的工业品的总增长额的35.7%和商品总出口额的22.1%。并且,就这项最有发展前途的商品而言(在1970—1991年间,这类商品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增加了五分之一,达到了36.5%,而化工产品所占份额在同等增长水平的条件下仅占8.7%), 南方国家成功地开始打进了市场中以高技术和现代化材料为基础所形成的某些领域。因此,主要的是,开始跨入了这些商品生命周期的上升阶段,随之便是这些商品的扩张及其在总需求中所占比重的相应增大。
发展中国家在14种最有价值的机器技术商品(其所占比重在1 %以上)中的10种商品的世界贸易中所起的作用的增强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出口结构发生了这一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 在从1980—1981年到1990—1991年的时期内,在这些种类的商品所占的总的比重增大的情况下,边缘国家在这类商品的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从6.9 %上升到了12.3%,并且,电信设备所占份额达到了19.4%,数据自动处理机所占份额为22.1%,电子管和晶体管所占份额为32.9%。
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出口结构的变化趋向却是令人大为不快的。出口贸易不是利用和加强在苏维埃时代所创造的工业品的出口能力,并因此在部分补偿国内市场收缩的情况下来抵制加工工业的衰退,而实际上是听任命运的摆布。结果,虽然有一定的组织和技术的基础,但最近几年工业品出口中发生了真正的大倒退。从过去的历史沿袭下来的那种对外贸易统计的独特性不能确定工业品出口的规模。1994年,向远方国家出口的机器与设备的总额仅为1991年的四分之一和1990年的七分之一,在总出口额中所占的份额缩减到5.2%,而1991年为8.9%,1990年为17.6%(参见《1994年俄罗斯统计年鉴》和《俄罗斯联邦的社会经济状况与经济改革进程的主要指标》)。考虑到与邻近国家的商品交流的减少(同期这类国家有俄罗斯出口的机器技术产品的三分之二),这一大倒退实际上还会大些(参见世界银行1993年前苏联各国的统计汇编,对转轨阶段经济体系的研究)。十分清楚,如果如此的破坏性发展势头仍然持续下去的话,那俄罗斯就可能真正像非洲的充斥了现代化武器的上沃尔特了。与发展中国家发展广泛的、充满活力的经济合作,对于克服这种状况可能是一系列因素中具有最重要的优先作用了。
(二)
如果将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动态与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加以比较并考虑这些国家出口结构的变动的话,那末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其中的一些国家通过扩大原料出口,也包括通过增加原料的品种,已使本国对国际分工的参与有所增强。但这样的国家毕竟是为数不多的。1980—1992年间,八十八个国家中仅仅有八个国家的原料出口达到了这种增长。这八个国家是:布隆迪、伊朗、刚哥、马拉维、马里、老挝、阿曼和乍得。这些国家都拥有相应的信息资料。除了这八个国家之外,还有四个国家,即玻利维亚、象牙海岸、巴拉圭和智利。这些国家的商品出口与整个世界商品出口相比的较快的增长是在出口中工业品所占份额略有增长的情况下,即部分地通过同一类原料的出口而得到保证的(参见世界银行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在世界商品出口中所占份额有所增长的其余的边缘地区的国家只是靠积极打进加工工业产品的对外市场才取得了这一成果的。
然而,后一类国家的工业品出口的发展结果却是大不一样的。之所以如此,在颇大程度上是与出口产品的结构、新颖程度、技术的复杂性和对市场的远景发展趋势的衔接程度有关。可以说明这一领域变化特点的重要性的不仅仅是,甚至主要的不是出口增长本身,虽然每一个国家在可预见的将来的发展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受这种增长所左右。改善出口商品的规模和程度(这是以工业品部分的增长量来衡量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说在评价出口商品结构的改善规模时所依据的是工业品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而以机器与设备所占比重的增长率作为这一改善程度的标准指标的话,那末,我们就可以从表2 中了解到有关的情况了(参见表2)。
表2 某些发展中国家出口中工业品所占份额的增长情况
(1980—1992)
加工工业产品所占份额 其中按增长规模(%)计算的数量
有了增长的国家数量 1—5
6—10 11—3031 以上
整个工业品
57 19 9 1613
机器与设备
36 22 5 9*
*增长规模在11%以上者。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
如同世界贸易中靠增加原料出口而提高所占份额这一部分一样,在编制表2时,所利用的也是八十八个国家的有关资料。因而, 只有三分之二的国家能够在改善出口结构方面取得了成果,而只有五分之二多一点的国家在打进机器制造业产品的世界市场上见到了成效。如果考虑到原料贸易相对收缩的这一发展趋势,有这样一些国家就已经不少了,但也并不算多。然而,改善出口结构本身,甚至在其中包括了机器与设备的条件下,也根本不能保证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得到了必要的强化。顺便提一下,在一些国家中,出口的工业品的组成部分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在这一类国家中就有在非洲最大的一个国家尼日利亚。
对保持(更不用说增强)每一个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有无为此所必需的相对优势。然而,效益标准的变化以及由现代技术革命所创造的以效益为条件的优势的变化,从对边缘国家的影响作用的观点来看,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对于一些国家来说,这些变化变成了又增多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和困难,而在社会和经济结构的现代化及经济机制的完善中取得了成就的另一些国家则能够以不同的程度和形式使用新技术并适应世界市场已发生了变化的需求。
在发展的过程中自己所赢得的优势,如同可保证在世界市场上有竞争能力的传统的相对优势一样,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永恒的,而是转瞬即逝的。所以,力量的对比关系,如同各个公司和国家间的相互关系的形式一样,是在不间断地发生变化的。在边缘国家也不得不加入的已经开展起来的技术竞赛中,“拥有”不可避免地会被“丧失”所取代,“胜者”有时也会陷入“败者”一方。反之亦然。但是,从科技革命的现阶段获得利益的公司和国家圈毕竟是在逐渐地扩大。其中也包括在各种各样的,有时是极其奇特的生产因素的结合的基础上得到这种扩大的,而现在,一系列相对优势的形成都与利用这种生产因素的结合形式息息相关。
问题在于,技术进步在可预见的将来无论如何都显然不能使边缘国家的由自然资源和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所形成的传统优势变得完全一文不值。即使是能做到这一点,那也不可能同时和普遍皆都如此。而在使社会经济结构更新和开发现代技术的过程中,也会不断出现新的优势。传统的优势和新的优势的相互作用,这就是边缘国家很大一部分产品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保证。结果,其中一些发展中国家昨天对这种可能性甚至连想都不敢去想,现在却拥有了这种可能性。其实,处在技术、社会和经济较低的成熟阶段的一类国家正在支撑着顺利发展着的国家。
消费者的偏好的最初的对立性——力求得到优质的但又不是十分昂贵的商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事件的这一进程。这种对立性由于收入水平的不同而有各种不同的解决办法,偏重于这一或那一个方面。许许多多现代化产品的质量和价格上相当大的差距就与此有关。有了这种差距,就有可能使各种组织与技术水平的生产企业并存。而这些企业之所以有可能并行发展,也是有赖于部门的技术进步的不均衡性。
技术进步在时间上的差距往往使一些国家和地区发展的相对优越的条件得到了加强,而对另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起着间接的抑制作用。然而,由于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所特有的惯性,均衡性有时反倒有利于落后国家的超前发展。美国、德国和日本当时就是这样,后来远东的“四小龙”(香港、韩国、新加坡和台湾)也是如此。技术进步导致了世界的地图上又增添了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总的来说,各种不同经济水平的国家依次所走过的某些技术发展阶段的过程在最近几十年中在南方国家已经是明显可见的了,虽然每一批以工业品打进世界市场的国家都不得不同已加剧的竞争进行挑战,因为先前已在世界市场上站稳了脚跟的国家和地区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地盘的。
不管社会生活如何复杂和充满多少矛盾,它往往会使各个不同方面的因素正是在这一方面发挥作用。例如,两个彼此不相干的过程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即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价值的增大和工业发达国家中的所谓保护贸易主义政策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就是这样。工业发达国家力图保护自己不受那些顽强拼搏、初露锋芒的竞争对手的影响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却促进了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第二代和以后几代的形成,尽管初看起来这是一件怪事。
香港、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的劳动力价值的增高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同步进行,而劳动力价值的增高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一个传统的相对优势受到削弱的同时也使保持(更不用说扩大)其早先占领的世界市场的地盘变得愈来愈困难了。这(与资本所固有的扩张的属性一道)促进了对高技术含量的生产部门的投资,而这种生产部门又需要有新的市场地盘。然而,之所以有必要实行这种改变,也是因为一系列工业发达国家的各种各样的非关税壁垒在扩大,而工业发达国家的非关税壁垒囊括了在初期阶段构成首批四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出口基础的大部分产品。
诚然,这些措施虽然抑制了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但却没有阻止住进口的增长。例如,在1986年签订了新的更为硬性的纺织品协定后的两年之中,从发展中国家的供给量在美国服装总消费量中所占的比重增长了16%,而布料则增长了9%(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统计的资料)。由于纺织品出口品种的变化和出口中心的部分转移到了欠发达的国家,已达成的协议就被撕毁了。这些欠发达国家尚处在参与国际工业分工的早期阶段。毫无疑问,这种中心的部分转移反映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相对优势的变化,同时也为一些纺织品出口增长能力接近枯竭的国家的工业公司所利用,以避开在纺织品出口道路上所制造出来的新的限制。
另一点也十分重要。工业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品出口的政策是完全不同的,这种政策的制定受到各种不同的有时是正相对立的利益的影响。落后的、已经失去或正在失去竞争能力的生产企业的所有者以及这类企业所在的经济停滞不前地区的行政当局和实业界都千方百计力图保护当地市场。银行和公司则是主张这些国家的商品能够较为自由地进入当地市场的,因为银行所关注的是归还早先向这些生产企业提供的贷款,而公司则可以从贸易业务中获得收益。在廉价劳动力的国家从事投资活动并因此而关心从这些国家无阻进口的大公司则为了能够自由进入当地市场而进行强有力的院外活动。同时,西方的政府也不得不顾及到,进口货随着实行保护贸易主义政策而发生的涨价会对生产费用和生活水平产生不良影响。并且,这也使建立较为自由的不受限制的国际贸易体制的努力成为徒劳,抑制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从而恶化了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而最终也恶化政治关系。
所以,采取有利于贸易自由化的措施往往与非保护贸易主义措施是同步的,而非保护贸易主义措施使西方国家有可能暂时缓解其适应科技进步要求的困难,但却不可避免地给发展中国家,首先是在发展工业品出口方面走在前面的发展中国家造成了适应科技进步要求的困难。例如,从1989年1月起, 美国就将远东的“四小龙”列为不属于可根据早先设立的总优惠制而享受优惠的国家和地区。诚然,在这之前,这种优惠对于“四小龙”来说也纯粹是象征性的。但是,问题还不仅仅是到此为止。因此,韩国就成了根据所谓的相互原则进入美国市场条款的数量受到限制的仅次于日本的第二个国家。并且,韩国与台湾一起受到了被迫提高自己的货币与美元汇率的压力,以便降低其出口的竞争能力和减少与美国的贸易顺差。
因此,在边缘地区的国家的社会经济转轨所产生的力量以及世界经济中,首先是世界经济起主导作用部分中所发生的变化的影响下,对这些国家按发展水平进行了独特的分类排队。这种分类排队有助于这些国家去寻求参与国际分工的新的地盘和新的形式,而改换旧的地盘和旧的形式。这一过程就其性质而言绝不是直接发展的。由于发展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不均衡性,各个国家在世界经济地图上的位置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发展中冲到前面去的国家的技术成熟水平的提高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为追踪而来的国家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例如,远东“四小龙”的工业进步在使总的世界经济形势变得复杂化了之后,同时也使第二代新兴工业化国家(马来西亚、泰国等)的形成变得容易些了,虽然也引起了早先属于第一代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巴西和墨西哥的地位,以及印度的地位的削弱。第二代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同时,也就为下一代即第三代新兴工业化国家(塞浦路斯、突尼斯、土耳其等)“腾出了”他们原来所占领的部分的地盘。现在,可以说已是包括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在内的第四代新兴工业化国家正在形成了(虽然根据许多参数这两个国家可列为第三代新兴工业国家),也许可以说是第五代新兴工业化国家(看来越南就包括在其中)正在形成了。
此外,在较为发达的国家中已经不能执行自己的发动机职能的生产企业转移到欠发达的国家中也产生了这种效应。随着这类生产企业的转移,资本、技术和知识也流入努力追赶国家之中了。这些资本、技术和知识乃是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其中包括以早期几代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出现来体现其进步的国家)所创造出来和积累下来的。然而,新的工业品出口中心的形成完全没有排除已经冲到前面去的国家的倒退及其在世界经济排列中的地位相应下降的可能,如同80年代的巴西和墨西哥,以及较早时候的印度所发生的情况。在发展中早先冲到前面去的国家能否巩固所取得的成果并保证向更高的阶段迈进,对于是否可能出现这类的位移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要知道,资本、技术和知识的流入量不足都与未能创造有利于引进的条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当然,这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总的概略的情况,它说明正在失去发动机作用的工业生产企业向有其更大发展可能的欠发达国家的部分转移的一个过程。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转移过程完全不一定是按照严格的逻辑而有序发展的,往往会遇到早先在受援国家的市场上已扎下了根的公司的抵制以及保护贸易主义和其他一些障碍。换句话说,这一过程的动态,即具体的形式和执行机构是在竞争中确立下来的。然而,随着向现代经济增长过渡并使出口多样化的国家的数量的增多,这一过程会逐渐地得到强化。这一点对俄罗斯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俄罗斯在利用以积极参与国际工业分工来保证其所拥有的优势方面已经是过于晚了。
表3 所示的是边缘地区所出现的工业品的新的出口国家的力量对比及其变动的大致情况。所谓边缘地区,除了传统上所确认的世界经济这一组成部分的国家之外,还包括有中国在内。中国则是在共产党仍然执政的条件下开始进行深刻的经济改革的。
表3 某些类别国家和个别国家在发展中世界的商品出口所占的份额(%)
1970年1980年 1992年①
总出口额
远东"四小龙"②9.913.0
37.5
亚太经济组织的四国③ 7.68.011.7
拉美中的六国④ 18.5
12.2
11.7
中亚中的四国⑤ 1.61.02.1
非洲中的三国⑥ 2.41.31.2
印度3.41.32.0
中国2.9⑦ 3.19.4
工业品(不包有色金属)
远东"四小龙" 35.5
51.8
56.7
亚太经济组织的四国2.05.011.0
拉美中的六国10.0
10.8
8.0
中亚中的四国0.81.22.3
非洲中的三国2.51.51.2
印度9.03.82.4
中国10.8⑦ 7.512.4⑦
机器与设备
远东"四小龙" 37.7 57.065.1
亚太经济组织中的四国 1.8
6.8 11.3
拉美中的六国17.0 15.88.9
中亚中的四国0.7
0.5 0.7
非洲中的三国0.3
0.2 0.3
印度5.0
2.0 0.6
中国1.1⑦ 1.7 6.4
①有关工业品及机器与设备的数字是估计的。
②香港、韩国、新加坡和台湾。
③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
④阿根廷、巴亚、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墨西哥和智利。
⑤约旦、塞浦路斯、叙利亚和土耳其。
⑥埃及、摩洛哥和突尼斯。
⑦为1975年数字。
计算依据:联合国1984年、1988年和1993年国际贸易与发展统计指南。
在对表3进行分析时,必须考虑到如下的一个情况。 每一个国家在世界市场上所占的份额都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第一是该国对国际分工的参与程度;第二是由人口数量所决定的经济的总规模。在人口众多的国家中和在对世界联系较少参与的条件下(这在以往是常有的),出口总额往往超过了人口较少国家的相应指标,虽然在人口较少的国家的经济中对外贸易有较大的作用。很自然,这一因素影响到表3 中所包括的国家在边缘地区总出口额中所占的份额。然而,这一因素的主要组成部分毕竟是在于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的程度。
由于这一原因,对最近几十年来所出现的大小国家在国际分工的一体化水平上的差别正在消失的这一发展趋势是值得特别重视的。这一发展趋势表明,一些大的国家都在积极努力利用其与世界发展总的方向相一致的优势。现在,中等的和较大的国家在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方面都接近于小国家所达到的水平。看来,在边缘地区的这一发展趋势最为明显地表现在韩国(1991年的人口在4380万以上)、泰国(人口为5540万)、土耳其(人口为5720万)、印度尼西亚(人口为18770 万)和中国(人口在11亿以上)。上述这些国家1991年的出口限额分别达29%、35%、21%和17%,并且泰国的出口限额增长了1.3倍,土耳其增长了2.5培,中国增长了3.3倍。结果,按出口限额计算,韩国、泰国、 土耳和印度尼西亚都超过了发达市场经济的该项平均指标,因为发达市场经济的该项平均指标只有20.3%。而中国则明显地接近于这项指标。但是,最值得注意的也许是中国的出口限额实际上高于美国的出口限额60%,虽然美国的出口限额在1960—1991 年间也增长了1.1 倍(关于中国的人口为1990年的数字,出口限额为出口与物质净产值之比。必须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出口限额决定了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而国内生产总值则是根据官方的本国货币汇率计算的。在采取这种计算方法时,国内生产总值通常都略有压低, 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参见联合国1993年国际贸易与发展统计指南)。当然,这一发展过程并不是一条直线的发展过程。但是,发展趋势却是极其明显不过的。顺便说一下,最近几十年来,中等的和较大的国家对急剧增长的国际分工优势极为罕见的高度利用的程度证实了某些专家治国论者的抽象的狭隘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他们认为,国际分工优势的利用程度似乎主要是取决于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水平。
表3是根据四十四个国家中的二十三个国家的资料编制而成的。 这二十三个国家都是最重要的出口国,其中每一个国家在1990年边缘地区工业品出口总额中所占份额都不低于0.1%(按四舍五入计算)。 单单这一事实就表明了发展中国家对国际分工的参与是极其不均衡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在这一项指标上会发生分化,不仅仅是因为参与这一重大的现代化结构形成过程在时间上有差异(这一过程是在70年代初确立下来的),而且还因为在以后的二十年中每一个国家的工业品出口发展的成果不同。如果说拉美和非洲国家以及印度没有能保持其在世界市场上的原有地盘的话,那末,其余三大类国家和中国则恰恰相反,其地盘有了扩大。并且,扩大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致于补偿了自己竞争对手的所谓“损失”还绰绰有余。结果,表3中所列的所有国家在1991 年边缘地区的总出口额中所占的份额增长了1.1倍,达到了75.6%。
(三)
老实说,这些变化的总的方向及其规模也是通过增加出口中的工业品部分来改善出口的过程而得以确立下来的。而首先是有一些国家受到了排斥。在这些国家中,国内市场长期以来就一直是发展着的工业的实际上的唯一着眼点(如果所依据的是现实的目标以及这些目标所决定的刺激因素的话),而发展着的工业的主要任务就是千方百计地提高当地生产企业产品的自给能力,不管这种生产企业的经济效益是高还是低。当然,工业品出口的可能性和合理性也没有被否定。并且,在属于这一类的某些国家中,由于加工工业建立的特殊性,工业品的出口到70年代初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如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印度)。然而,这种出口作为工业增长的自然的副产品没有通过工业增长的深化过程和(或者)对这一过程采取一系列专门的支持措施而得以巩固。所以,这些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将早先占有的一部分世界市场让给了其他的有较为明确目的的和充满活力的出口国家。
如同多数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一样,这些发展中的国家的工业化由于实行不恰当的长期的和高度的保护贸易主义政策而是在温室的条件下实现的。结果,当地工业的竞争能力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与参与国际分工有关的其他利益也因此而丧失了。然而,曾经采取这一方针的一系列国家却能逃脱这一命运。土耳其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该国早在70年代就着手彻底修订对外贸易政策和工业政策。这样,土耳其这个国家便能够逐步地解决由于长期与世界市场隔绝而产生的一大堆问题了,在二十二年的时间中将本国在边缘地区的工业品出口额中所占的份额提高了三倍以上(从0.45%上升到了1.9%)。
东亚的“四小龙”是从世界市场的重新组合之中得到了好处的主要的赢家。这些国家和地区一开始就以千方百计利用国际工业分工的优势为其宗旨。获得好处的还有很快以“四小龙”为榜样的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成员国。确切些说,获得好处的总共是七个国家和地区,因为菲律宾虽然机器与设备的出口额略有增长,但在上述年份中在边缘地区工业品总出口额中所占份额实际上一直是没有变动的。并且,东南亚国家联盟市场是发展最快和变化最大的(与最初的情况相比)。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亚利用在地理上靠近“四小龙”的条件,尤其是与新加坡(也是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成员国)的特殊关系,显示了将互利合作和残酷竞争这两个似乎是不能并存的过程可以结合起来的示范作用。
从所有的角度来看,机器与设备的世界市场状况似乎是特别复杂的,因为机器与设备乃是国际贸易中最有份量和变化最大的一类商品。然而,恰恰是机器技术产品的出口才是加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发展中国家在这一方面的地位(参见表3)是由于出口生产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并在这一基础上而得到加强的。如果说远东“四小龙”和东南亚国家联盟在边缘地区的商品出口总额和工业品出口总额中所占份额分别增长了19.6和16.3个百分点的话,那末,在机器与设备出口额中所占份额则增长了24.9个百分点。
如此大幅度的经济增长,乃是对外贸易迅速扩张的结果。东亚“四小龙”和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在90年代初除了少数几个项目之外(首先是与菲律宾的落后有关)属于所有重要种类的机器技术产品头十个最大的出口国和地区,而就某些出口项目来说,其中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已进入世界出口领先者之列。例如,1990—1991年间,新加坡在数据自动处理机的世界出口额中所占的份额为10.4%,在通信设备方面占4.2 %,在电子管和晶体管方面占6.6%,在电视机方面占8%,在无线电收音机方面占14%,在录音机和录象机方面占7.3%, 总共占世界出口总额的7.6%。 韩国在上述年份中在这些项目中分别占同类产品世界市场出口额的2.9%,3.4%,9.6%,9.3%,11.1%和9.6%。此外, 韩国在船舶工业产品的世界出口额中所占的份额为13.1%(参见联合国1993年国际贸易与发展统计指南)。
不管在机器技术产品市场上的突破和以后的扩张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远东“四小龙”和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在边缘地区和整个世界的出口总额中所占的份额的迅猛增长是与他们千方百计地利用保持和扩大自己在其他国际贸易领域中的地盘的可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除了在利用新的工业产品,首先是高技术产品并使其打进世界市场的基础上实行出口商品的多样化之外,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其他种类的产品的出口也在继续多样化和扩大,而这些国家和地区正是借助于这一系列产品来发起对外贸易进军的。这一点在韩国和台湾就表现得十分清楚。他们在消除落后状态并使自己成为世界级的出口者中完成了令人震惊的突破。
由于我们所能获得的可比统计数字有限,所以无法阐明这些变化的全部情况。然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1992年,在韩国和台湾,虽然其出口的工业品部分达空前程度的增长,但原料和粮食(现在实际上完全是加工形式的)所占的份额分别为7.1%和7.0%。1990—1991年间,韩国的鞋类按出口的价值占第二位,台湾玩具和体育用品占第二位,韩国的合成纤维纺织品占第四位,台湾的鞋类占第七位。香港按出口总额名列世界出口的前十名,仅位于比利时之后。世界领头的八大出口国为德国、美国、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荷兰和加拿大。台湾和韩国在紧随上升到第十一位的中国之后分别居第十二位和第十三位(参见联合国1993年国际贸易与发展指南)。
市场空间由于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占据而相对收缩了,而在这样一个相对收缩的市场空间中,印度和拉美一些大国家的地位明显于受到了削弱。这些国家在边缘地区的机器技术产品出口总额中所占的份额比其在整个工业品出口额中所占的份额大大降低了。二者在机器技术产品出口中所占的份额分别降低了四分之一和近四分之三,而在整个工业品出口额中所占份额则分别降低了二分之一和八分之七。 结果, 如果说1970年拉美六个国家在边缘地区的机器与设备的出口总额中所占份额比其在整个工业品出口总额中所占的份额高出了70 %的话, 那末, 在1992年这项指标却只高出十分之一了。印度在机器技术产品出口中所占份额最初为其在整个工业品出口额中所占份额的二分之一多一点,而到1992年,这一比例关系变成了1:4。
远东“四小龙”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成员国在机器与设备的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与其在整个工业品中所占的份额相比的超前增长可以视作为对他们在技术不十分复杂产品市场上的地位的无可挽回的削弱的一种提前补偿(因为技术不太复杂产品的竞争能力首先是取决于劳动力的廉价的)。十分清楚,这为今后也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这一情况说明机器技术生产企业的竞争能力与整个的工业状况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互关系。表3 所列的多数其他国家在工业品市场上相对受排斥的情况就是对此的间接例证。在机器与设备市场上蒙受了最大损失的巴西、墨西哥、印度和埃及的情况尤为鲜明地表现出来这种相对的排斥。
因此,工业品的世界市场上已经发生了变化的情况使迟后参与国际工业分工的国家的工业品出口大大困难了,但无论如何没有能阻止住这种出口。在工业品出口大量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而就包括技术最复杂产品在内的几类商品来说这种集中甚至是加强了的情况下,与边缘地区在世界市场上所占份额增大有关的国家的总数却增加了。当然,这种国家的数目之所以会增加,是因为原来的一些领先国家早先所占有的地盘部分地丧失了。但是,在我们看来,如果不考虑这一暂时的现象(因为巴西、墨西哥和印度都拥有较大的和发达的工业潜力以及一定的科技基础),可以认为,可靠的出口国家圈也会扩大的。出口国家圈的扩大会是一个接一个的特殊形式的群体,领先者引导着在这一条起飞线上停留了很久的后来者。
虽然对工业品出口刚开始起步的国家在开头时所遇到的巨大困难须作清醒的估计,但毕竟不应对这种困难过分夸大,第一,因为世界经济是极其不均衡地在重新改组。一些部门和国家已处在科技进步的巅峰,而其他的许多部门和国家所依靠的仍然是(即使不完全是)传统的工业化时期的,甚至是工业化前的技术,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形成国际分工中的新的地盘,并有助于在发展中落后的国家去占据这些新的地盘,因为新的地盘在科技进步的过程中会继续增多。结果,发展突前的国家在竞争的压力下不得不逐渐转产,以生产科技更为密集的产品,使用新的和最新的技术工艺。第二,世界的科技进步不仅仅是上面所谈的那些形式。因而,科技进步对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产生的问题也是不同的,机会也是不同的。第三,根据统计的结果,但却不是根据数值的大小,对国际分工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积极参与绝不是只有通过工业品出口来保证。在这一方面,各种服务的作用也在迅速增强。
虽然如此,数十个最不发达的国家显然无力利用现有的可能来加强自己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这些国家做到这一点的能力无论如何在可预见的将来是不会在实践中见到的。十分清楚,在原料和粮食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降低了的条件下,这些产品生产的专业化已失去了发动机的作用。原料生产的专业化在维持经济增长中只能起着辅助的作用。只有占领诸如工业品和服务市场这样的国际经济交流的阵地才能使经济增长有所必需的动力。但是,恰恰这样一些市场地盘却是最不发达国家所显然无力打进的。实际上,最不发达国家现在似乎只能仰仗以下两个变化最小的部分。
在服务业中,这主要是发展旅游业和劳务出口。出口的劳动力就是在较发达国家从事最“肮脏的”和报酬最低的工作。而在工业中,这就是属于其他工业品一类的各种产品由此进入世界市场的部门。然而,这类工业品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的增长极端缓慢。此外,这一类产品的出口份额的增长完全是靠发展中国家目前实际上尚未参与其出口的商品。
然而,现在谈论打进机器与设备市场至少是为时尚早。剩下的只有化工产品市场了。分析的结果表明,即使在这种产品市场上,对于最不发达的国家来说,发展前景至多也只能说是极其有限的。第一,化学工业如同机器制造工业一样,它通常只有在达到了一定的经济成熟水平之后才能形成出口的能力。第二,化学工业中的国际分工要比机器制造工业中的分工差得多:1991年,化学工业所占在份额只是世界贸易的较小一部分,为四分之一。第三,对于发展国家来说,打进化工产品的市场要比占领机器制造业产品市场困难得多:发展中国家的机器制造业产品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从1970年到1991年截止增长了5.6倍,即从2.1%上升到13.9%,而化工产品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在同一时期内只增长了1.3倍,即从5.6%上升到12.9%。
鉴于过渡到当今的经济增长若不全力参与国际分工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所以,多数发展中国家缺乏这种能力就在世界共同体面前提出了极端复杂的问题。由于毫无希望的贫困和不能容忍的落后仍然持续下去包藏着危及全球的平民的、军事和政局的以及生态的安全,世界共同体因此而不能对此置之不顾、漠然视之。不管这一问题有多大的难度,都必须刻不容缓地予以解决。当然,如果发展中国家自身不是目标明确地下大力气,那事情也会毫无进展。但是,还有一点也是十分明显的,即光靠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努力也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广泛寻求给予发展中国家以大力援助的可能。并且不仅仅是在物质和智力资源上给予援助,而且还要采取改革世界经济关系及与其有关的经济结构和整个体系的有效措施。换句话说,需要有另一个发展模式,以便能够为落后国家的发展并将其纳入世界文明的轨道扫清道路。但是,这一问题已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
**** ********
综上所述,可以肯定地说,南方国家现在拥有巨大的,并且是不断增长的进行世界经济交往的潜力。当然,在世界经济交往的众多的、愈益多样化的和不断扩大的领域中也应有俄罗斯的适当位置。早在改革时期就是热火朝天的并且迄今尚未平息下来的关于俄罗斯是否需要南方国家的争论从一开始就是无的放矢的。问题完全不在于俄罗斯目前是否应当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而在于寻求这种合作的最有效的途径和选择适当的合作伙伴。并且,在这一问题上的成败与否,在颇大程度上取决俄罗斯自身,取决于俄罗斯所实行的市场改革的动态、发展深度和彻底性,取决于通货膨胀的遏制、法律和制度的恢复、社会经济和政局稳定的保证以及利用现有可能的诚意和能力。
莫皆 漪章译自《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95年第9期。
标签:工业品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贸易结构论文; 工业生产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过程能力论文; 国际分工论文; 世界市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