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和平战略中的新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试论论文,新观念论文,和平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胡锦涛在2004年4月24日博鳌亚洲论坛上指出：中国将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同亚洲各国共创亚洲振兴的新局面，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更大贡献。2004年4月26，曾庆红在上海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作了全面阐述：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条件下，决心走一条在维护世界和平中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的发展之路。中国已形成了一系列与和平发展新道路相适应的战略新观念。
新发展观与中国的和平战略
新发展观总结了25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反映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新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均衡发展，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我们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把“发展”归结为“经济发展”，又进一步简化为了“GDP增长率”。这种发展观在商品匮乏、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的阶段，有着客观必然性。但中国进入摆脱贫困、实现温饱、迈向小康的新阶段，单一的发展观就暴露出严重的局限性。一方面，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阶段，人均GDP在800美元的基础上再翻两番，达到3000多美元，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原油、钢铁、粮食及其他主要原材料消耗都要翻两番呢？如果片面地追求GDP的高速增长，维持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不变，恐怕原材料的消耗远不止翻两番；另一方面，从解决温饱需求进入全面小康的发展阶段时，人的紧迫需求就从一般的物质消费越来越多地转向文化消费和精神需求；人们的追求开始从生存、就业、受教育等权利越来越多地转向财产权、知情权、参与权和代表权；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也越来越多元化、多样化、多层次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国家制度建设、科技文化提升和价值观建构等软力量领域取得历史性的突破，要求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形成更具吸引力的新形象。这种软力量和新形象正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构成要素。中国的发展模式聚焦于“人的全面发展”，从提倡国内各地区、各行业的均衡发展到提倡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发展，从而摆脱以往传统大国依靠硬力量和军事扩张达到自我发展的老路。
经过二十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的经济总量和市场竞争力都达到了一个新高度。2003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能力明显提高。这种拉动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市场的潜力不断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拉动着各主要经济体特别是东亚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中国对能源和大宗商品的需求激增，也拉动着世界市场的主要原材料价格攀升。从发展阶段看，中国正处在工业化的重化工业阶段；居民的消费结构也正在从以衣、食为主升级为以住、行为主。这两个结构性变化，都对能源、资源、土地、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随着这种“溢出效应”的不断放大，中国发展模式和道路选择越来越成为世界性话题，并成为所谓“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的假设前提之一。
如果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向低能耗、高效益、内涵深化的集约型发展模式，就可能在资源消耗较少的前提下实现经济总量的成倍增长。而这种发展模式的转变，必须全面落实“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的战略指导思想。在大力引进国际先进科技的同时，加大国内科技研发的投入，在基础性和战略性的研究领域形成健全的体系和能力；在大力培养国内紧缺人才的同时，大规模引进国际一流人才，把国内人才储备提高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大力发挥自然科学等“硬学科”的同时，进一步发挥社会科学等“软学科”的作用。在发展过程中取得国际和国内两方面的科技和人才资源优势，我们才有可能确保和平的发展道路。
树立新发展观，是和平战略的必然要求，只有通过发展战略的调整树立新的发展观，从人类安全与世界和平的全局来思考中国的发展条件，才能充分认识“和平与发展”的深刻涵义，中国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结构才能逐渐发育完整，中国和平发展的新道路才能随之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在世界面前；才能突破资源、环境、资本与市场等发展的约束，从根本上消除西方的“中国威胁论”和对中国的“妖魔化”宣传；才能寻求与世界各国的和谐，确保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顺利推进，从而在世界各国人民面前树立“和平发展”的新形象。
新安全观与中国的和平战略
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世界上最担心的就是中国发展是否会重复德国、日本在二战前，苏联在冷战中走过的失败老路。坦率地说，这种担心并不是全无道理。然而，问题在于，多数国际舆论还不甚了解，中国的安全观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胡锦涛2003年5月28日出访俄罗斯时指出：“中国主张树立新型安全观，以互信求安全，以对话促合作。军事手段可以赢得一时的胜利，但不会带来持久的安全；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武力不能缔造和平，强权不能确保安全。只有增进互信，平等协商，广泛合作，才能实现普遍而持久的安全”。这种新安全观不是以势力范围和盟国集团为支撑的地缘政治目标，也不是建立在以军事扩张为基础的大国霸权体系之上，更不是以意识形态为出发点的革命输出。新安全观是以和平共处为前提、共同利益为基础、战略合作为纽带、共同发展为目标的整体战略观，由此形成“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核心观念。在这个观念的指导下，中国摒弃传统的大国发展模式，选择的是与20世纪大国争霸截然不同的道路。这是21世纪中国对世界和平的承诺，是开创和平发展新道路的保证。
新安全观的宗旨是超越差异和分歧，通过对话增进互信，通过谈判解决争端，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安全，强调多边安全、综合安全，谋求共同发展。综合安全是当前安全问题的基本特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安全问题的跨国性和综合性日益突出。一国安全利益同地区乃至全球安全形势之间的相互关联更加密切。安全的范畴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军事与政治安全，而是日益涉及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领域，需要综合应对。合作安全是维护国际安全的有效途径。各国应摒弃以实力抗衡谋求安全优势的传统思维，通过加强各领域合作扩大共同利益，共同安全是维护各国国家安全的重要途径。
新安全观来自新的战略机遇。国际关系与国际秩序的深刻变化，为中国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其中突出的变化，一是全球的安全威胁来源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二是全球市场资源配置的结构也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美国的主要安全威胁是国际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美国不得不将其战略资源集中用于长期而复杂的反恐和反扩散问题。冷战时期的盟国体系已经无法应对美国新的战略需要。在主要威胁和盟国体系都出现重大变化的条件下，美国一时难以按照强硬派的思维对中国实行“遏制和围堵”。美国需要一个稳定的亚太地区秩序和安全环境，而中国的合作对于亚太地区安全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世界经济的周期变化和市场要素的重新配置，使得中国经济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市场的拉动能力明显上升。美、日、欧和亚洲国家均程度不同地从中国经济增长和中国市场需求中获益。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依存，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安全领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因此，新的战略机遇来自中国与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共同利益和相互合作机制，这种利益合作机制正在成为各国建立伙伴关系的基础，进而成为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平台。
中国的新安全观已经转化为政策实践，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朝鲜核问题上，中国的积极斡旋，先后促成了三方会谈和六方会谈，使事态得到有效控制，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和积极评价。中国近年来基于新安全观在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亚太会议、欧亚首脑会议等框架内提出的许多政策倡议，增进了地区及国际之间的沟通、信任与合作。可以说，作为一贯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时期的一种发展，中国的新安全观反映了世界和平、发展潮流的客观要求，符合各国的根本利益，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和支持。
新开放观与中国的和平战略
中国的和平发展离不开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背景。25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不断加深与经济全球化相联系的历史进程。中国的经济体制从传统计划经济到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历史性飞跃。中国的增长影响到世界市场资源和要素的重新配置，这是正在出现的新的历史性飞跃。
伴随着这个新的飞跃，中国需要一个新的开放观，使我们能够从外向型经济走向开放型经济，再进一步上升为开放型社会。新的开放观需要重新认识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的关系，中国经济体制和世界市场体系的关系，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多样化的关系。
目前，中国的和平发展主要体现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极，并可能引起世界经济结构的深刻变革。然而，这个阶段和平发展的主要障碍也在于：中国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展与中国经济竞争力的提升不同步，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在结构和体制上存在差异。因此，我们不能局限在以引进外资、增加出口为主的传统开放观的框架里，而是要把全面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尽可能消除体制性障碍、发掘国内市场的巨大潜能，作为新开放观的主要支撑点。
在与经济全球化相联系的和平发展中，我们获得了极其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又面临着一系列巨大挑战。例如，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产业转移使中国有可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但是，巨大的生产能力并不等于中国拥有同样强大的资源和能源控制能力，也不等于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拥有同样巨大的容量。因此，在一段时期内，我们的资源短缺加剧及与他国的贸易摩擦频繁将不可避免。又如，中国的巨大出口能力和外汇储备使中国的国力得到有力支撑，同时也使人民币承受着升值的压力。人民币升值可能对出口竞争力造成一定的伤害，但是这将迫使我们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理顺内外价格机制，同时增强中国的国际购买力，并促使中国从商品出口大国向对外投资大国转变。再如，中国价廉的商品遇到国际反倾销的不公正打击，迫使我们改变出口退税政策和内部价格恶性竞争，转向形成企业集团的市场战略、高附加值产品战略和“走出去”战略。换言之，以和平发展作为参照坐标，我们的开放战略从内涵到外延都将发生深刻的变化。以外资和外贸为主战场的开放战略将让位于以内资和内贸为主动力的新开放战略。外资外贸与内资内贸结合，并在内资内贸的带动下融入中国市场；内资内贸在外资外贸的促进下加快进入世界市场，并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增长极。
总之，当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时候，国际社会和中国本身都需要经历一个调整和适应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开放观可以加速双向的调整和适应过程，减少乃至避免出现严重的结构性震荡。传统开放观可能延迟内部和外部的适应过程，并造成大量市场摩擦甚至国家关系的恶化。显然，坚持新开放观，与经济全球化相联系的和平发展道路才能走得通。
“和而不同”外交新理念与中国的和平战略
2003年12月温家宝访美时在哈佛大学演讲中说：“和而不同”，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一个伟大思想。和谐而不千篇一律，不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用“和而不同”的观点观察处理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善待友邦，也有利于国际社会化解矛盾。在演讲中，温总理历数古代长城、丝绸之路和郑和下南洋，说明中国人酷爱和平的文化性格；“和而不同”主张用平等和包容的精神，开展广泛的文明对话和深入的文化交流。温总理深刻地指出：人类因无知或偏见引起的冲突，有时比利益引起的冲突更可怕；“和而不同”强调各国各民族共生共长、共同发展。用“和而不同”的眼光看世界就是要维护和平，反对战争，允许多种声音而不只是强调一种声音，国家和民族无论穷富、大小、强弱、先进还是落后，都要相互尊重，共同发展。中国的这些观点和主张不但符合世界人民要和平要发展的大潮流，也有力地驳斥了“中国威胁论”。
坚守“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中国一直积极地致力于睦邻友好和与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对遭受危机的国家恢复经济作出了很大的贡献。2002年11月4日，中国和东盟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与东盟一道互相开放市场，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的繁荣和发展不仅对自己有利，而且还能促进本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形成中国与亚洲同步发展的局面。中国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重蹈历史上某些大国发展引发本地区国际关系紧张甚至酿成战争的覆辙，使中国发展可以为各国接受、并使他们得到较大回报。中国的善意举措，使那种“中国实力强大了，必然会对周边国家提出领土要求”的说法不攻自破。与此同时，在处理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中，中国始终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主张用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和而不同”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和平的强烈愿望和热切追求，提供了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取向，提供了体现人类共同智慧的思维方式，同样也提供了人类共同向往的世界和平图景。因此，“和而不同”的思想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和而不同”新理念是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作斗争的有力武器，是建立公正、合理国际新秩序和正常国际关系的有力思想武器。
总之，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是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与坚持和平的国际战略的完整体现，是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和战略机遇期的正确把握和充分利用。坚持和深化上述这些战略新观念，是中国在21世纪有效实施和平战略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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